导读:本文包含了中晚唐五代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开封,气候变化,生态,漕运
中晚唐五代论文文献综述
张梦[1]（2019）在《中晚唐五代开封崛起及宋初定都原因探析》一文中研究指出关于北宋定都开封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中晚唐五代以来气候生态的变迁和运河漕运的兴起对这一时期开封的崛起起了重要作用。根据现代研究,以8世纪中叶为界,中国气候发生了显着变化,由唐前期的温暖多雨转变为后期的干冷少雨,是为中唐冷期及晚唐弱季风期。这一时期气候转寒、降水减少、干旱加剧,北方内陆地区环境逐渐恶化。长安、洛阳由于偏处大陆腹地,逐渐偏离经济重心,同时由于人口数量庞大,环境条件和资源有限,作为都城已暴露出不少问题,而开封处于中国东部的平原地带,自然生态条件良好,交通便利,气候温和,较之长安、洛阳更接近海洋,受气候变化影响相对较小,在发展过程中后来居上,成为适宜建都之地。安史之乱的爆发严重损害了北方经济的发展,促使中晚唐时期中国经济重心不断南移,唐朝由于失去对河北、山东藩镇的控制,财政重心也出现南移,对东南江淮地区产生严重依赖,这就使沟通南北的运河漕运日益重要起来。开封处于漕路要冲,同时又是唐朝对抗河北、山东藩镇的桥头堡,战略重要性日益凸显,逐渐发展为中晚唐五代北方最重要的交通和军事枢纽,并最终取代洛阳成为北方经济和政治中心,到五代北宋时期,确立了首都地位。运河漕运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开封作为都城,促进和保障了运河漕运,运河则给开封的繁荣带来了各种利好的条件。(本文来源于《郑州大学》期刊2019-05-01）
邱美玲[2]（2018）在《中晚唐五代白居易研究述略》一文中研究指出作为中唐时期影响较大的诗人,白居易的诗歌创作振起了一代新的诗风。不仅在白居易去世后,他在世时便引起了众多文人的注意,或是与其诗文唱和,或是选其诗作,抑或是演化成笔记小说,无不昭示着白居易的影响。(本文来源于《泰州学术》期刊2018年00期）
孟若愚[3]（2018）在《论中晚唐文学功能观的转变对晚唐五代词体成熟的推进》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从中晚唐元白、韩孟两个诗派的创作和文学理论中,发掘其对晚唐五代词创作的繁荣和词体成熟产生的推进作用。元白诗派的诗歌分类意识、娱乐功能观和韩孟诗派"不平则鸣"、"笔补造化"的创作观,作为词体文体特征的形成背景,是本文论析的主要对象。(本文来源于《中国文化研究》期刊2018年03期）
陈宇超[4]（2018）在《中晚唐五代军人主狱论析》一文中研究指出中晚唐五代时期司法制度中最为突出的特点便是军人主狱,由军人组成的军事司法机构控制和主导了司法权,对这一时期的法制状况产生了巨大和直接的影响。通过研究军人主狱可以更好地揭开中晚唐五代法制的面貌。中晚唐五代的法制状况与唐初相去甚远,其中突出表现即为中央和地方建立的军事司法机构攫取了由文官主导的正常司法机关的权力。无论是中央的隶属于禁军或亲军的军事司法机关还是隶属地方的藩镇或衙兵的军事司法机关,其司法权力都是通过剥夺和削弱正常国家司法机关原有的权力而获得的。它们的司法权力在实际运转中十分广泛,既包括审理和管辖与军人有关的案件,也有谋反、谋逆等重大刑事犯罪,甚至是民事纠纷也属于它们的实际管辖之内。这样的司法权力分配事实上彻底肢解了唐代前期完备的法制体系和秩序井然的司法体制。形成军人主狱的原因有许多,究其根本是安史之乱后国家经济基础和社会格局的巨大变化。统治者为了应对时局,抛弃了唐初崇尚恤刑,力求宽简的立法思想,转而以严刑峻法来加强最高统治。军人集团势力在天宝军兴以后的恶性膨胀,也成为军人得以执掌刑狱的主观原因。而就法律本身来说,中华法系刑起于兵的渊源,成为了重要的历史依据。中华法系的律家没有发展出古代西方以古希腊和罗马为代表的发达的法学思想,不注重将法学作为一门关于正义和自由的科学研究,而仅仅是作为统治者维持秩序的统治工具也是重要原因。律学家仅仅注重对法律条文的注释和运用,没有深究法律的本质。中国古代社会不仅未能把法律作为至高无上的规则予以应用,反而认为法律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士大夫们精于儒学而颇为不屑学习法令,认为这是刀笔吏所从事的工作,这也为社会地位并不高的军人得以把持司法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军人主狱使中晚唐五代成为我国法制史上非常黑暗的时期,军人主狱下出现了以军法代替常法,以酷刑代替五刑的现象。而其草率断案,草菅人命,司法腐败等问题更是给人民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军人主狱虽然在宋初的司法改革中被消灭,但是在此后的中国法制史上,每逢战乱依旧是固态重发,因而研究军人主狱对我们颇有警示价值。(本文来源于《苏州大学》期刊2018-04-01）
李伟[5]（2017）在《中晚唐五代江西古文的地域特征及其成因》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唐时期以苻载和李渤为代表,在江西地域引领古文创作的风气,他们文章中体现的"通时利物""致君惠人"的实用品格,便成为此时江西古文文风的鲜明特征,并与中唐韩、柳倡导的古文革新有着紧密的时代呼应。至晚唐五代,讽刺现实、褒贬善恶的小品文逐渐成为古文创作的代表性文体,江西地区又出现了来鹄、袁皓和陈象等小品文作家。江西古文这种随时代演进而推陈出新的发展,成为中晚唐五代时期古文创作整体态势的缩影。江西古文在此时能取得如此成就,与当地历代官员支持文教、崇古重儒的一贯政策密不可分,尤其像韩愈等古文大家在当地的积极推动更是功不可没,这也为北宋时期江西古文的繁荣局面创造了历史条件。(本文来源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7年05期）
于佳彬[6]（2017）在《中晚唐五代禅思想与社会变革》一文中研究指出中晚唐五代时期(756——907)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期,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乃至于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禅思想作为中晚唐五代时期最为活跃的思想因素之一,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本文以个案研究的切入点和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对中晚唐五代时期禅思想与社会变革的关系进行研究;在归纳禅思想的本质特征的基础上,探寻禅思想对于中国佛教诸多传统因素改变,以及禅思想与世俗社会思想、行为的因果联系。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明晰佛教中国化的历程,解决“唐宋变革”的历史疑难,进而更为准确地把握中国历史走向与中华文明特质。秦汉至唐中期中国历史的社会、思想构成,及其在中晚唐五代时期的发展趋势,是禅思想得以生成、存在的社会基础。社会领域,从以血缘为基础的贵族社会向以皇权为顶点,其他阶层围绕周围,且各阶层相对平等的主从社会过渡;思想领域,从等级性思想结构向价值性思想结构发展。中国佛教作为思想领域的一部分,也面临着旧有的“道术型”存在着失去社会基础的问题。正是由于这种社会背景,决定禅思想的若干特质。禅作为一种源自古印度的修行方法,其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但丰富了自身的哲学体系,有了独特的宗派组织,而且与世俗社会也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具有学术性、宗教性、社会性等多重维度。禅思想在发展过程中,虽然由于侧重点不同,形成了注重个体解脱的习禅者、注重解释事理的天台禅、注重个体能动性的北宗禅、注重主客关系的南宗禅等多个宗派,但是“个体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却是其思想最为本质的特征,且由此形成了禅思想注重个体意志的宗教观念与注重价值理性的社会观念。禅思想的这些特质直接地作用在中晚唐五代时期的佛教社会与世俗社会之中。具体而言,对佛教社会中产生的影响的主要是南宗禅的思想。在组织形式上,以百丈怀海禅师所制的《禅门规式》为代表,对佛教教团的组织结构和日常生活进行规制,使其从世俗权力庇护下的文化部门变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卡理斯玛支配的宗教组织;在核心宗旨上,以禅语录为代表,对佛教的问题域与秉持的原则进行阐释,形成了运用自性在现实生活中坚持般若思想、对外在规范与价值进行“祛魅”的思想特征;在世俗关系上,以圭峰宗密与永明延寿禅师为代表,分别以理论构造与实践效用两种方式,对叁教的思想特征与相互关系进行判释,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儒、释、道叁教的融合。相比之下,对于世俗社会产生影响的禅门则更多一些,主要有北宗禅、天台禅与南宗禅叁家。其中北宗禅僧通过与世俗人士进行宗教性交往,使其产生了对统一价值的要求与对主观能动性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意志性”的倾向;天台禅僧通过与世俗人士进行学术性的交往,使其在对中古秩序予以否定的同时,运用理性积极参与现实生活,将“实践性”的原则贯穿于哲学思想与社会行为中;南宗禅僧通过与世俗人士进行文化性交往,使其产生个体意识的自觉并制订道德性的社会评价标准,社会实践中方法表现出“心性化”的思想方法。禅思想对于中晚唐五代社会最根本影响,在于以佛教思维方式重振了中华文明的人文理性精神。佛教以文化存在的形式适应了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世俗社会也建立起与社会结构变化相适应的思维模式。与秦汉至唐前期时期的思想相比,中晚唐至清中期的思想改变了对社会维持的方式,不变的是其所维持的目标;在对秩序的神圣性进行“祛魅”的同时,又对价值的神圣性进行“返魅”,客观上延长了中国中古社会的历程。在思想、社会、个人问题上,具有“走出中古,未入近世”的特征。(本文来源于《西北大学》期刊2017-06-01）
谢智飞[7]（2017）在《北宋笔记中晚唐五代年间的茶事》一文中研究指出宋人笔记小说中有零碎的茶记录。笔者寻找北宋笔记中,如《北梦琐言》、《南部新书》、《玉壶清话》等文本里的茶事,给晚唐五代年间的茶叶发展史增添资料,阐述宋朝文人看待前朝茶文化的角度。本文从饮茶文化与茶叶贸易分析,指出当时茶叶已与寿命联系在一起;茶肆是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它与人们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发生着联系。茶叶贸易在动荡的时局下艰难地发展,朝贡、官方贸易与民间贸易都在茶叶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来源于《农业考古》期刊2017年02期）
陈志平[8]（2016）在《静水流深——中晚唐五代宋初书法史之绵延与嬗变》一文中研究指出中晚唐五代宋初书坛因为经典失坠、取法浅近、层层相因的缘故,整体上表现为衰颓之势,然而字学在沉寂中有演进,笔法在衰颓中有绵延。特别是中唐以后,由于禅宗思想的渗透,传统儒学开始转型,整个文化思潮由雄阔开放而变为精致内敛,书法也随之出现了体格和性分的巨大嬗变,主要表现为书法"人格化"和"文学化"的加深。中国书法一改唐代以前向外驰求的倾向,成为归本于人、先文后墨的高度心灵化的艺术。(本文来源于《文艺研究》期刊2016年04期）
李正宇[9]（2015）在《孝顺相承 戒行俱高——论中晚唐五代宋敦煌佛教高扬孝道》一文中研究指出佛教本不讲孝道,传入中国后,叁国时期开始吸收中国的孝道观念,此后,中国佛教才有了孝道观念。吐蕃占领敦煌后,敦煌人民不忘家国宗祖,将家国之思、宗祖之念融入佛教信行,建家窟以代宗祠家庙,将唐宗及父祖同祀于佛窟。晚唐至北宋,敦煌佛教进一步倡扬孝道,事佛与孝亲共容,进一步入世合俗,实际上突破了释迦牟尼弃世脱俗的教义,实现了佛教与儒家孝道兼容共生的局面。(本文来源于《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5年05期）
李翔[10]（2014）在《中晚唐五代藩镇文职幕僚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聚焦于中晚唐五代藩镇文职幕僚,对副使、行军司马、判官、掌书记、推官及巡官这六类藩镇主要文职幕僚做了系统的论述。提出以唐末农民起义为分界点,藩镇文职幕僚在此前、后两历史阶段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对藩镇幕僚体系之形成,辟署制与科举制、铨选制的关系,士人之转型,文武幕僚关系等方面均有较深入的探讨。内容涵盖唐五代政治制度、社会文化诸多问题,不啻为理解唐宋变革的良好视角。藩镇文职幕僚是在中唐政治层面变革的影响下自唐前期行军幕府僚佐脱胎而来。其形成过程,大致是与藩镇体制的确立同步。藩镇辟署制,是唐藩镇体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藩镇文职幕僚选用的主要方式。同时,它与中央铨选制、科举制间的交错互动又构成了中晚唐五代文士仕进的综合机制。检校官则成为了辟署制与中央铨选之“桥梁”,共同维护了中央与地方权力捭阖中的平衡。影响文职幕僚政治前途的重要因素不仅与藩镇的强弱、大小关系密切,党争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环。掌书记,作为“典型”文职幕僚,因掌文事之特征而备受瞩目。故而逐一考订掌书记的由来演变,掌书记的科举出身、士庶背景、政治迁转等问题。还阐明掌书记与时代文风的互动,并对掌书记“一人说”提出商榷。掌书记在中晚唐和五代两个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较明显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文士命运随时代变迁而沉浮的写照。基于严耕望研究,全面考述行军司马和副使的执掌变迁和地位消长,判官的多类型及执掌和地位的不同,还对推官和巡官的执掌特征做了阐述。专论文职幕僚与中晚唐五代社会变迁。综合探索文职幕僚出身背景变迁下所体现的士、庶消长合流及历史寓意,文职幕僚在府内地位及心态变化,士人转型在社会“去贵族化”的历程中渐次完成。还重点探讨中晚唐时期文职幕僚凌驾于武职幕僚之上,唐末起义后武职幕僚地位得以上升,两者渐呈分庭抗礼之势,五代后期文士又逐步“收回”这种优势。结语对全文进一步做提炼和申论。概括中晚唐五代藩镇文职幕僚的阶段发展、若干特征及所折射的的系列变革,还引出宋“文官政治”溯源的几点思考。(本文来源于《南开大学》期刊2014-05-01）
中晚唐五代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作为中唐时期影响较大的诗人,白居易的诗歌创作振起了一代新的诗风。不仅在白居易去世后,他在世时便引起了众多文人的注意,或是与其诗文唱和,或是选其诗作,抑或是演化成笔记小说,无不昭示着白居易的影响。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中晚唐五代论文参考文献
[1].张梦.中晚唐五代开封崛起及宋初定都原因探析[D].郑州大学.2019
[2].邱美玲.中晚唐五代白居易研究述略[J].泰州学术.2018
[3].孟若愚.论中晚唐文学功能观的转变对晚唐五代词体成熟的推进[J].中国文化研究.2018
[4].陈宇超.中晚唐五代军人主狱论析[D].苏州大学.2018
[5].李伟.中晚唐五代江西古文的地域特征及其成因[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6].于佳彬.中晚唐五代禅思想与社会变革[D].西北大学.2017
[7].谢智飞.北宋笔记中晚唐五代年间的茶事[J].农业考古.2017
[8].陈志平.静水流深——中晚唐五代宋初书法史之绵延与嬗变[J].文艺研究.2016
[9].李正宇.孝顺相承戒行俱高——论中晚唐五代宋敦煌佛教高扬孝道[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10].李翔.中晚唐五代藩镇文职幕僚研究[D].南开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