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同意能力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未成年人,知情同意能力,MacCAT
同意能力论文文献综述
张珉,王洪奇[1]（2018）在《评估未成年人的知情同意能力》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信息在人群之间迅速的传播和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与完善,使得未成年人群的心智相较于以往年代的同龄人更趋于成熟。关于未成年人在医疗系统中的知情同意能力问题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伦理和法律方面。不同国家的法律对未成年人知情同意能力作出了不同的年龄限定和判断标准,我们迫切地希望寻求一个更加统一、客观、有效的标准来规范这一领域的实践。近年来,麦克阿森知情同意能力评估工具(MacCAT)被不断地应用于临床研究,越来越多的数据验证了MacCAT的信效度,Appelbaum等编制的系列评估工具因其评定内容全面而被研究者广泛使用。(本文来源于《中国医学伦理学》期刊2018年11期）
李玉波,刘畅[2]（2017）在《卡被“盗刷”？是“熊孩子”买了游戏装备》一文中研究指出近日，内蒙古包头市的王先生收到电子信用卡账单，发现他8月份需要还款的数额有3.6万多元。王先生最开始以为遇到了电信诈骗，“信用卡平时都是用来交电费、话费等小额交易，最多消费几千元，不可能产生几万元的费用”。随后，他给银行打电话询问。交易记录显示(本文来源于《工人日报》期刊2017-10-14）
王雪芹,于欣,唐宏宇,姚贵忠,黄悦勤[3]（2017）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知情同意能力的相关因素》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分析精神分裂症患者知情同意能力的相关因素。方法:选取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诊断标准的100例社区康复、门诊/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分裂症组)和28例健康对照(对照组),使用简体中文版麦克阿瑟临床研究知情同意能力评估工具(Mac CAT-CR)、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韦氏智力量表简式、临床总体印象-严重程度量表(CGI-S)分别评估受试者知情同意能力、精神症状、智商和疾病严重程度。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拟合分析精神分裂症患者知情同意能力的危险因素。结果:精神分裂症组知情同意能力缺失、受损、完整的比率分别为26.0%、47.0%和27.0%,对照组分别为3.6%,57.1%和39.3%,精神分裂症组知情同意能力缺失的比率高于对照组(26.0%vs.3.6%,P<0.01),受损与完整的比率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高PANSS阳性症状分量表总分(OR=1.15)、高PANSS阴性症状分量表总分(OR=1.23)和高CGI-S评分(OR=1.57)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知情同意能力受损的风险增加;高受教育年限(OR=0.73)和高智商(OR=0.92)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知情同意能力不容易受损。结论:精神分裂症患者知情同意能力比对照差,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阳性、阴性症状重、疾病严重程度高可能增加精神分裂症患者知情同意能力受损的风险;高受教育年限与高智商可能降低精神分裂症患者知情同意能力受损的风险。(本文来源于《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第十九届学术年会暨医学伦理学国际论坛论文集》期刊2017-07-20）
雷志华[4]（2016）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冲突和融合——精神病人同意能力评估模式的伦理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精神病人同意能力评估模式包括经验评估和技术评估两大类,经验评估模式的伦理基础依遇于实体正义,技术评估模式的伦理意蕴依遇于程序正义。根据近现代伦理理论,技术评估模式比经验评估模式更具道德优先性。在当前我国精神病人同意能力评估实践中,大力推广技术评估模式有利于防范"被精神病"现象。(本文来源于《文史博览(理论)》期刊2016年08期）
黄晶晶[5]（2016）在《精神障碍患者知情同意能力评估及其相关因素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背景和目的】知情同意原则发展至今已经成为医务专业人员必须遵守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医患关系中患者的一项基本人权,也是医疗行为和科学研究中伦理实践的基石。知情同意有效的前提是个体具有知情同意能力,而精神障碍患者往往因为疾病的原因而导致知情同意能力受损,但是并非必然存在知情同意能力的丧失,评估患者是否具有知情同意能力成为保障精神障碍患者基本权益的重要基础。知情同意能力评估日益受到重视,其相关研究目前却相对匮乏。基于此,本论文探索精神障碍患者知情同意能力评估的内部因素(被评估者的个体因素)和外部因素(评估工具、评估程序和评估者因素)对其的影响,为保障精神障碍患者权益提供研究基础,为临床执行过程提供适用的评定工具,为相关政策制定和规划提供学术参考依据。【方法】1.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以自编自填式态度问卷为主要研究工具,于2015年4月至8月对上海市14家精神卫生机构的844名精神科医师进行针对临床知情同意过程的态度调查,以探索评估者因素对知情同意评估的影响;2.以知情同意能力的理论模型为依据,参考相关文献及既往量表中的条目,由专家组对条目进行评价,筛选高效价的条目,形成初步编制的针对临床研究的知情同意能力评估量表(SACC-CR)和针对临床治疗的知情同意能力评估量表(SACC-CT)。简单随机抽取2015年7月至2015年12月在上海市3家精神卫生机构住院的符合ICD-10精神分裂症诊断18~60周岁的患者109例,收集人口学特征并进行自编知情同意能力评估量表(SACC-CR和SACC-CT)的测评以及简体中文版麦氏知情同意评估量表(MacCAT-CR和MacCAT-T)的评定,并采用等距抽样选取20%于第一次评估后1周进行SACC-CR和SACC-CT的重测;采用MacCAT-CR和MacCAT-T检验平行效度;用ROC曲线进行实证效度检验和分界值划定;3.采用认知功能成套测验(MCCB)对入组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认知功能测评,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估症状,以临床总体印象严重度(CGI-S)测评症状严重程度,以SACC-CT评估患者对临床治疗的知情同意能力,通过相关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患者的人口学特征、症状、自知力、认知功能对知情同意能力的影响。对入组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患者家属及其主治医师进行自编态度问卷调查,探讨知情同意能力评估的外部影响因素。【结果】1.发放问卷844份,回收问卷425份,有效问卷398份,有效应答率为47.2%,有效数据中工作年资中位数为10年,据此将参与者分为高年资组(工作年资大于10年)和低年资组(工作年资小于等于10年)。部分精神科医师(36.7%~58.4%)认为知情同意标准程序(《精神卫生法》中的相关规定)对临床知情同意过程产生正性的影响;仅有9.6%的精神科医师完全支持精神障碍患者的被告知权,50.5%的医师支持患者的拒绝治疗权,高年资医师更支持患者的拒绝治疗权(χ2=6.010,p<0.05);参与本研究的精神科医生均认为需要综合两个以上的因素来判断患者的知情同意能力,332名精神科医师(80.9%)选择需要根据患者的自知力判断其知情同意能力。2.SACC-CR和SACC-CT的克朗巴哈系数分别为0.849和0.850,重测组内相关系数分别为0.985和0.907(p<0.001),不同评定者之间的组内相关系数分别为0.998和0.972(p<0.001),MacCAT-CR与SACC-CR各维度及总分的Pearson相关系数在0.816~0.974之间(p<0.001),MacCAT-T与SACC-CT各维度及总分的Pearson相关系数在0.695~1.0之间(p<0.001),SACC-CR和SACC-CT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84±0.038和0.865±0.035,SACC-CR界值取9分,所对应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819和0.763,SACC-CT界值取10分,所对应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806和0.730。3.患者家属对患者的诊疗了解程度高于患者自身(p<0.01),66.1%的患者和70.6%的家属认为不能拒绝医师的治疗,比例高于医师组(p<0.01),被医师判定为有知情同意能力的患者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了解的程度均高于被判定为无知情同意能力者(χ2=5.002,p<0.05和χ2=11.196,p<0.001);相关分析显示SACC-CT总分与受教育年限(t=3.889,p<0.001)、入院方式(t=-0.231,p<0.05)、症状严重程度(r=-4.447,p<0.001)、阳性症状(r=-0.354,p<0.001)、阴性症状(r=-0.552,p<0.001)、一般病理症状(r=-0.349,p<0.001)相关,与认知功能的7个领域均相关,相关系数r=0.255~0.633(p<0.01),Logistic回归提示阴性症状为知情同意能力的危险因素(OR=1.152,p<0.01),认知功能中的处理速度为知情同意能力的保护因素(OR=0.927,p<0.01)。【结论】1.《精神卫生法》作为标准程序对知情同意的过程产生了一定的正性影响,精神科医师对知情同意的基本程序相对了解,但是在非自愿入院等方面仍有相当的困惑,亟需出台《精神卫生法》相关的具体操作细则;精神科医师对精神障碍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支持率低,具体体现在对被告知权和拒绝治疗权的忽视上,提示临床工作中需进一步提高医师的伦理意识;2.针对临床研究的知情同意能力筛查量表(SACC-CR)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以“9”分为分界值可达到中等程度的筛选效能;针对临床治疗的知情同意能力筛查量表(SACC-CT)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以“10”分为分界值可达到中等程度的筛选效能;3.精神障碍患者的知情同意能力与受教育程度、入院方式、自知力、症状严重程度以及认知功能有关,多因素存在交互作用,阴性症状和认知功能的处理速度是其在控制交互影响后的独立影响因素。精神障碍患者对自身疾病的诊疗知晓率低,医师和家属的负性态度对知情同意过程有一定影响。(本文来源于《上海交通大学》期刊2016-04-01）
易嘉龙,唐宏宇,陈经纬,于欣[6]（2015）在《新入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知情同意能力的相关因素》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初步调查新入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知情同意能力状况以及相关因素。方法:对53名连续入院的符合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10版精神分裂症诊断的患者在住院72 h内完成评估。采用麦克阿瑟知情同意能力评估工具临床用版本(Mac CAT-T)评估知情同意能力,同时记录一般情况、用自知力与治疗态度问卷(ITAQ)评估自知力,用简明精神病量表(BPRS)评估病情严重程度,以及分析其与知情同意能力的关系。结果:45人(84.9%)知情同意能力不同程度受损,以理解(1.58±1.85)和鉴别维度(2.40±1.47)受损明显。相关性分析显示Mac CAT-T总分与自知力水平呈正相关(r=0.73,P<0.01),与年龄、受教育程度、病程、BPRS总分相关无统计学意义。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自知力(OR=0.69)为知情同意能力的保护因素而思维障碍(OR=1.39)为危险因素。对非自愿入院的患者进行分析发现34.1%的患者保留知情同意能力。结论:新入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知情同意能力受损可能是常见的,以理解和鉴别能力最为明显。知情同意能力与自知力和思维障碍相关,是否自愿入院并不能完全代表知情同意能力水平。(本文来源于《中国心理卫生杂志》期刊2015年09期）
张华[7]（2015）在《幼女不具备同意发生性行为的能力》一文中研究指出知情同意是一项高度复杂的人的认知行为，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而言，常认为一个年满十四岁的青少年有较为成熟的认知能力，能够理解某个提议，分析该提议的益处、风险以及其他选择，并且有能力做出自愿的、合理的选择。 事实上，许多国家都规定，一旦达到一定年龄(本文来源于《中国妇女报》期刊2015-07-15）
黄晶晶,李华芳[8]（2015）在《精神障碍患者知情同意能力的评定方法》一文中研究指出对精神障碍患者进行治疗或者将其纳入临床研究前应当评定其知情同意能力,以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基本权益。临床医师对精神障碍患者知情同意能力的判定一般从医学能力角度出发,且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临床实践中需要有客观可行的测评工具来帮助临床医生对患者的知情同意能力进行判断。对知情同意能力的评定应全面测评理解能力、评判能力、推理能力和表达能力4个方面,目前国外研制的评定工具在国内尚未得到很好的验证和应用,国内研究者也暂时未能研发出公认的工具。结合国内的临床实际和文化背景,研发出具有良好信效度并能在临床上推广应用的评定工具是知情同意能力在方法学上的突破点。(本文来源于《中国心理卫生杂志》期刊2015年06期）
龚翠艳,杨春红[9]（2015）在《以不同意礼貌表达为例浅析语用能力的培养》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以不同意言语行为的表达为例,通过对不同英语水平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探究是否越间接的表达方式就越是礼貌,语用能力的培养是否能独立于语言能力的培养。经过问卷和SPSS软件分析后,得出结论如下:(1)语言的得体和礼貌并不完全和言语的间接程度划等号;(2)不同语言能力的说话人显示出不通的语言能力;(3)总体上来说,语言能力越高的二外学习者,其语用能力越强,其语言表达越接近母语说话者。该分析为培养二外学习者的语用能力提供了方法和思路。(本文来源于《品牌》期刊2015年02期）
王服清[10]（2014）在《论病患同意能力之问题与刍议》一文中研究指出告知后同意原则,是以病患同意为中心。然而,即使让病患完全知晓,却是病患须具医疗行为的同意能力始有法效力的重要前提,且是医疗行为的合法基础。在台湾,传统社会是以家族为中心,病患之同意权往往由家属介入。就谁有医疗行为的同意能力而言,未成年人不是由家属代为决定就是应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如此是否有严重侵害病人医疗自主权之虞,值得本文深论。因此医疗行为之告知对象范围以及谁有其同意能力之问题,涉及病患同意自主性,本文将作深入分析和阐述,并对台湾现行规定之缺失予以检讨,提出建议。(本文来源于《私法》期刊2014年01期）
同意能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近日，内蒙古包头市的王先生收到电子信用卡账单，发现他8月份需要还款的数额有3.6万多元。王先生最开始以为遇到了电信诈骗，“信用卡平时都是用来交电费、话费等小额交易，最多消费几千元，不可能产生几万元的费用”。随后，他给银行打电话询问。交易记录显示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同意能力论文参考文献
[1].张珉,王洪奇.评估未成年人的知情同意能力[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8
[2].李玉波,刘畅.卡被“盗刷”？是“熊孩子”买了游戏装备[N].工人日报.2017
[3].王雪芹,于欣,唐宏宇,姚贵忠,黄悦勤.精神分裂症患者知情同意能力的相关因素[C].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第十九届学术年会暨医学伦理学国际论坛论文集.2017
[4].雷志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冲突和融合——精神病人同意能力评估模式的伦理研究[J].文史博览(理论).2016
[5].黄晶晶.精神障碍患者知情同意能力评估及其相关因素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16
[6].易嘉龙,唐宏宇,陈经纬,于欣.新入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知情同意能力的相关因素[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5
[7].张华.幼女不具备同意发生性行为的能力[N].中国妇女报.2015
[8].黄晶晶,李华芳.精神障碍患者知情同意能力的评定方法[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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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服清.论病患同意能力之问题与刍议[J].私法.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