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元文》整理质疑（论文文献综述）
鞠芳凝[1]（2021）在《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的交游及其影响》文中认为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的交游可谓极为热络,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在金元士人的文集中有着大量为医者书籍写序作跋、立传撰铭的文字。本研究即以医者与士人的交游为切入点,将其纳入金元时期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量,通过梳理相关医学着作、史部典籍、文学作品、碑刻墓志等方面的文献资料,展现一些典型医者与士人交往的活动,进而探寻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交游为中医学带来的影响。首先,选取张子和、李杲、罗天益、窦默、朱震亨等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医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与相关士人交游活动进行详尽爬梳和深度解析,力图梳理出前人未曾涉及的医士关系,并理清和更正之前或模糊、混乱甚至错误的认知。其次,通过对部分个案的深入研究,结合其他医者与士人的交往记录,全面分析金元时期医士交游过从密切的时代背景、思想基础以及现实因素,从而为本时期中医学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鲜明时代特点寻找较为合理的答案。最后,探讨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广泛而深入的交游背后所透射出的试图建立医学统绪的政治诉求,以及对医者地位与中医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往来密切,一些具有儒学背景的医者开始积极向儒士阶层靠拢,医者的素质有了显着提高,并越来越迎合士人为之打造的标准,“儒医”逐渐成为主流;医者与士人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为医者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的进一步提高提供了可能性,甚至在掌握一定话语权的医官的操作下,影响了一个朝代的医疗祭祀。三皇庙祭祀医者,或是元代涉政医官与儒臣试图为新王朝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寻找依据,客观上也为医者奢望攀附儒学以抬高自己声誉和社会地位提供了契机与可能,并最终为明清时期医学统绪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彭滢燕[2]（2021）在《径山的法脉传承与历史叙述》文中指出径山,今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唐以来皆属余杭县辖。唐代宗时期,国一禅师法钦开山,此后径山名声逐渐显赫一方。唐僖宗乾符六年（879）改为“乾符镇国院”,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改为“承天禅院”,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改为“能仁禅院”,宋孝宗时期改为“兴圣万寿禅寺”并沿用至明清。径山在宋代便居佛教禅宗“五山十刹”之首,到明代则又为嘉兴藏的刊刻地之一,在佛教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在佛教势力进入之前,径山是处于一个以龙神信仰为核心的地方社会之中。南北朝时期,道教茅山派率先进入该地区,将天目山纳入其“洞天福地”的系统之中。佛教势力的进入则相对较晚,唐大历年间,国一禅师来此开山后,佛教才在径山长期经营。南宋时期,得益于宋代皇帝的庇护,径山僧人利用其与皇权的关系,积极参与到了政治之中,在佛教内外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进入元代之后,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径山的政治地位以及影响力逐渐下降。到了明中期,径山呈现“衰败”之相。晚明,随着嘉兴藏的刊刻以及刻藏士绅的参与,径山得以复兴。与此同时,刻藏士绅也积极参与到径山历史的书写之中,不同版本的《径山志》也应运而生。径山早期的法脉传承,经历了两次变化。一是佛教牛头宗活动重心的南移;二是从牛头宗到洪州禅的转变。径山在法脉的两次转变中,也逐渐建立起其寺院的传承制度。洪州禅系僧人在径山长期经营时,建立了“甲乙制”的寺院,但宋代因官方权力的介入,径山又于元佑五年（1090）改为“十方制”寺院。然而,径山“十方制”寺院的表象之下,其法脉多为临济宗杨岐派圆悟克勤一系。径山的各个大德高僧,借助其平台,发展自身的势力。南宋以后,径山住持多出自大慧宗杲与虎丘绍隆两支系。在这一时期,径山还建立了一个多层次、亲疏不同的寺院网络。以径山为核心,层层扩展,扩大了径山的影响力。元至明初,在政治中心转移的背景下,一方面,虽然不少住持与朝廷保持往来,在朝廷之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这些僧人个人的影响力并未给径山带来政治权势。另一方面,径山转向了地方。高峰原妙一系僧人向天目山地区更进一步的发展,扩大径山的弘法范围。在此过程中,地方大族积极参与其中,提供资金为僧人建立新的寺院。到了明初,径山复兴的最大经济支持是吴江葛氏一族的葛德润。地方官员、地方大族、士人逐渐取代了皇权与朝廷显贵,成为了径山的主要支持者。从元至明,是径山的发展历程中其重心向地方社会转变的一个过程。从宋至明末,径山历史的演进和其历史叙述的生成互为表里。总体而言,径山的历史叙述,呈现出一个“多元”且“不间断”的历史特征。所谓“多元”是指径山历史叙述的主体来自不同的身份,即僧人、地方官员、士绅都参与其中。而“不间断”是指,径山的历史叙述从北宋李照开始,一直持续到晚明。晚明是径山历史叙述的一个繁荣期。僧人正璠重刻僧人宗净《径山集》,构建并强调了径山单一的法脉体系;地方官员高则巽编《径山志》,影响到万历《余杭县志》中单列一卷《径山志》的出现;士绅宋奎光编《径山志》是嘉兴藏刊刻成果的一部分;章之采《径山志》则强调了“山”,而弱化了径山佛教的色彩。每一次径山历史叙述的背后,是僧人、地方官、士绅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不同愿求的一个反映。这些径山历史的叙述也呈现出佛教方志、地方志、山水志等不同的历史风貌。
焦丹荷[3]（2021）在《金履祥《尚书注》刊布真伪再考论》文中提出金履祥是宋元之际《尚书》学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着名学者,治《尚书》之学贯穿于金履祥的一生,形成了独特的注、论、用、表《尚书》治学系统。金履祥天生聪慧,幼而敏睿,在承继家学基础上,早岁先后拜师王柏、何基门下,以“章释句解”为体式完成了十二卷的《尚书注》（此为“注”）,奠定了其终身治《尚书》之学的根基。正是在其早岁所成《尚书注》的基础上,金履祥提出了在《尚书》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系列论说（此为“论”）,以及十八卷以《尚书》为架构的史学巨着《资治通鉴前编》（此为“用”）。金履祥通过其独创的“表注体”,将其注《尚书》、论《尚书》、用《尚书》之成果融为一炉,收入其晚年完成的《尚书表注》之中（此为“表”）。现存得以刊布并署名金履祥早岁所成的《尚书注》有两种,即《碧琳琅馆丛书》本（下文简称《碧琳》本）《金氏尚书注》十二卷、《十万卷楼丛书初编》本（下文简称《万卷楼》本》）《书经注》十二卷,这两种《尚书注》均存在真伪之争。台湾许育龙、蔡根祥两位学者考证认为《碧琳》本十二卷《金氏尚书注》为清人依傍陈师凯《书蔡传旁通》而成的伪作。蔡根祥考证认为《万卷楼》本的金履祥十二卷《书经注》为后人依托金履祥《资治通鉴前编》拼凑掇辑而成的伪作,四川大学王小红教授考证认为《万卷楼》本金履祥《书经注》十二卷不伪。在对《碧琳》本的十二卷《金氏尚书注》进行系统整理基础上,通过剖析相关历史文献资料,详考该书的署名及文本,并结合许育龙、蔡根祥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基本可以判定:《碧琳》本的《金氏尚书注》十二卷确系伪作。在对《万卷楼》本的金履祥《书经注》十二卷进行系统整理基础上,通过剖析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并结合程元敏、王小红等已有相关研究成果,逐条对蔡根祥所提出的“作伪”理据进行了考论,基本可以判断《万卷楼》本金履祥《书经注》十二卷不伪,应该是金履祥早岁所成之书。《万卷楼》本金履祥《书经注》十二卷不仅为其注、论、用、表《尚书》学体系奠基,而且在方法论、思想观念、重要《尚书》学纠纷等层面亦体现出诸多创新,深度影响了元、明、清及近现代《尚书》学的发展。该书以“章释句解”的注《书》体式,首开宋人由义理转而偏向考据的先河。
伍守卿[4]（2020）在《吴澄交游与其诗学思想》文中研究指明
姜维枫[5]（2020）在《泰山辞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泰山文化源出上古,泰山辞赋滥觞于两汉,绵延至今,不绝如缕。战国时期,中国文化的中心自西东迁,阴阳五行说兴起,泰山被齐人纳入五行系统,从而具有了“一岁之首、万物之始”①的新含义。秦汉王朝,前后相续,实现一统。秦皇汉武求仙奉道,报天之功,先后东巡封禅。自此,泰山地位超拔五岳,其政治文化的象征意味逐渐凸显。辞赋“体国经野、义尚光大”②“苞括宇宙、总揽人物”③的体制特征与上升期的秦汉王朝敷陈万物、宣扬美德、报天成功的家国心态绾合。在历代赋家不断的发展和丰富下,泰山辞赋含藏了帝王与国家的封禅文化、大一统文化、礼乐文化、天人思想、华夷思想等。赋家借泰山持世、持己,在主流文化之外,抒写自家隐逸情怀,充分发挥辞赋的颂美讽喻与感物体道功用,表达人格理想与审美追求。本论文由泰山辞赋文本阅读出发,呼应历史,力求深研历代泰山辞赋的创作特征、发展演变规律、包蕴万端的文化内涵,揭析泰山辞赋作家独特的情怀与人格理想,体察泰山辞赋文体功用与审美特征。论文共分三部分八章。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从整体上揭析泰山辞赋之概貌和泰山形象的生成流衍特征;第二部分为第三章至第七章,集中阐释泰山辞赋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包括封禅文化、华夷之辨、正统观、大一统文化、礼乐文化、天人思想、隐逸文化;第三部分为第八章,主要研析泰山辞赋的文体功用与审美特征。第一章,泰山辞赋概貌纵览。主要从创作内容、情感、审美等方面,综括历代泰山辞赋的创作特征。两汉泰山辞赋以敦请封禅、颂美国家为主调。魏晋南北朝时期,泰山辞赋出现讽喻、批判现实之作。唐代泰山辞赋创作以安史之乱为界,前期国势上升,泰山辞赋充满高歌进取的精神,赋文多书写封禅、论证政权的合法性,笔涉华夷之辨、大一统思想;后期藩镇割据、国势衰颓,泰山辞赋开始反思封禅,内容富于哲思与理性精神,风格沉静内敛。宋代泰山辞赋以真宗封禅泰山为界,前期风格华丽虚妄,后期质实尚朴。宋代真宗朝之后,封禅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元明清三代的泰山辞赋开始集中反思封禅,同时泰山作为自然山的地理特征受到关注。元代郝经《泰山赋》传达“大一统”“华夷一家”的治国理路和礼乐文化、王道仁政理想。明代泰山辞赋散体大赋与抒情小赋并行,在颂美主题之外,出现表达隐逸情怀的赋作。清代泰山辞赋创作数量为历代之冠,文体与题材更趋多元,较同期长白山赋、东巡赋,泰山辞赋更注重形塑清帝省方展义、成民是念之特征;乾嘉以降,出现以人文泰山为主题的辞赋,特点是颂美功能尾大不掉。第二章,泰山形象的流衍。以泰山辞赋为中心,纵向梳理历代泰山形象的流衍变化特征。自汉代开始,泰山崇高巍峨的庄严形象,封禅大典恢弘威仪的皇家气魄与赋体文学恢弘俯仰、铺张扬厉的文体特征完美结合,泰山成为族群、国家、政权、文化认同的象征。元代之前,泰山形象处在神本位与政本位的流衍交融与离合之中;唐宋元明清几代,泰山形象表现出由国家正统向正统消解转移;明清两代的泰山形象出现另一流脉——于胶着板滞、踵事增华的神圣化描写中增添了灵活生动的平民气质。第三章,泰山辞赋与封禅文化。封禅是历代泰山辞赋创作的主题,本章采用文史互证法,尝试厘清封禅之初衷与本质,梳理历代封禅观念的嬗变。古帝封禅本皆为民,至秦汉时期发展为求仙报功,唐朝帝王拨乱反正,封禅回溯为苍生祈福,至宋真宗封禅沦为帝王之术的手段,封禅大典的神圣性与崇高性被消解。从国家族群、帝王治道层面看,封禅有其积极的功用:帝王借“一统”“天命”“正统”观以巩固统治,借封禅以沿袭礼乐文化制度、建构理想的政治秩序、树立帝王典范、构建国家情感。泰山辞赋所承载的封禅文化,经过“秦仙汉纬,唐骄宋惑”的曲折发展,其主导是将“仁政”“德治”作为治道之本,以实现天下一统、安息苍生黔黎的理想。第四章,泰山辞赋与华夷之辨。华夷之辨思想贯通中国文化思想之始终,泰山辞赋中的族群意识与华夷观,与世推移,流衍轨迹清晰。就泰山辞赋创作而言,汉代的华夷观,主要集中于西汉时期,呈现为以大汉为中心的百蛮向风特征。唐代泰山辞赋之华夷观可以概括为,基于华夏中心主义的华夷一家论、正朔论。宋代泰山辞赋的华夷观演化为想象中的“华夷会同”“华夷同志”。元明清三代,泰山辞赋不言华夷、不辨华夷,实质上“华夷一家”、“天下一统”已成为此期思想的底色。第五章,泰山辞赋与国家认同。泰山辞赋传达出强烈的国家族群认同意识,泰山辞赋含藏大一统思想与礼乐文化。大一统思想不仅体现为疆域一统、族群一统,还包括政治清明、国家太平、社稷稳定、经济繁荣、黎庶安宁等思想内容。泰山辞赋承载的礼乐文化具体呈现为“德化”“和序”“颂美”等形式特征。唐宋时期的泰山辞赋将礼乐文化的阐释推至顶峰,宋之后,封禅辞赋创作式微,泰山辞赋关于礼乐的阐释逐渐消解。泰山辞赋中的礼乐文化呈现向由礼乐本义到祭祀艺术的回归。第六章,泰山辞赋与天人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天人信仰中,泰山是庙堂文化中沟通天人之津梁。汉代泰山辞赋的天人思想主要表达了基于“天人感应”的“以德配天”;魏晋南北朝时期,泰山辞赋的天人思想传达出基于“道法自然”的天人和谐;唐代泰山辞赋的天人思想出现了关于“先天”“奉天”“革天”的命题,这不仅是赋家个体的天人认知,也代表了唐代的盛世气象。宋代儒学与科学相对发达,宋人对天人关系的认知出现新变,然而当赋家描绘帝王封禅的蓝图时,往往又会重启天人感应的传统模式。泰山辞赋借助天人关系服务皇权,“天命至上”“天人感应”“以德配天”是帝王文化的典型表征,当国家政权与意识形态出现离散之势,君臣无法从现实政治文化中获得自信与出路,便借助天人思想来稳固政权,凝聚国家意识,有时甚至不惜伪造天命来凝聚民心和主流意识形态。宋代真宗朝的泰山辞赋强调天命主导,其后则强化人事、弱化天命。元明清时期,泰山辞赋的“天命”观不断弱化消解,然天命观的集体无意识仍若隐若现。第七章,泰山辞赋与隐逸文化。通观历代泰山辞赋,赋家所抒发的隐逸心态与情怀,主要表现为面对出处浮藏的矛盾,对无德、无智、无功、无名之境的思考,对自然与自我合一的追求等。“隐逸”不仅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主题之一,也是此期赋家津津乐道之题。唐宋隐逸绍承前代遗风,泰山辞赋一面表现怀才不遇、一面传达隐逸情怀,盛唐之后出现仕隐兼通之风。宋代泰山辞赋写出文人无可逃逸的矛盾。元代排斥文士,泰山辞赋否定以归隐为行欲之阶、怀揣逞志之辈。明代强求集权,泰山辞赋表达赋家由仕而隐的心路历程。清代对文人高压与怀柔政策并用,泰山辞赋的隐逸情怀,倾向于自然与自我的合一,呈现为一种追求自由与人格的意识。总之,隐士、隐逸文化一直与封建王朝相伴相生,通观泰山辞赋,士人命运始终随不同的政治与社会境遇而变迁。泰山隐逸辞赋借助象喻比德,书写出贞固不渝、气清不淫、宏远逍遥等不同于主流文化的审美特征。第八章,泰山辞赋的功用与审美。历代泰山辞赋多借封禅与反封禅来实现颂美方今帝王之功用,泰山辞赋创作至清代,颂美内容出现新变,陈梦雷与周藩的同题《泰山赋》均能基于赋家的现实经历来表达辞赋主题。清代泰山辞赋多借意象颂美国家帝王,其一为自然意象,如泰山、白云、观日等;其一为文化意象,如“一览众山小”“登泰山小天下”“泰山不让土壤”“挟山超海”等。赋家沿着咏物——抒情——颂美的创作路向,描摹泰山自然、体悟泰山人文,传递儒家修齐治道。相较于早期以封禅为主调的颂美辞赋,在泰山辞赋创作的后期,更多的自然与文人化物象融入辞赋作品,审美风格趋于自然、典雅、优美,美中不足的是,“颂美”之声尾大不掉。部分泰山辞赋创作改变了传统辞赋结构,加强了讽喻批判社会的内容,增加了匡救时弊的成分。泰山辞赋的感物体道功能,或借“体物写志”来表达人格理想,或借主客问对来完成由事悟道。论文最后有附录两则,其一为历代泰山辞赋目录,其二为泰山辞赋勘误。
林乾浩[6]（2020）在《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元朝名臣事略》是元人苏天爵编撰的一部重要传记体着作,收录了元朝肇定之初47位重要的名臣的传记,其极大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至今为学界公认。本文立足于编撰者苏天爵特殊的人生经历、重要的官员、学者身份,以及其深邃的史学、经学、文学思想,结合13世纪蒙古逐步入主中原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历史背景,和元中期朝政逐渐由对外作战转向国家内政的新时代背景,理解苏天爵带有明确主体意识的编撰行为和动因,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元朝名臣事略》一书的性质和价值,体认它所蕴藉的思想情感内涵。论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论述苏天爵编撰《元朝名臣事略》的动机。苏天爵弱冠之年于国子学学习期间萌生编撰《元朝名臣事略》的意图,他特殊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使他早年就具备根深蒂固的汉民族文化与儒家思想认同。重史的同时,又具备一定的治史能力。结合当时特定时代背景和个体生存境遇看,苏天爵编撰此书可能还有入仕治史、师法名臣,负斯文为己任、显国家文章之盛,宣扬以儒出仕之道、助力地方教育,以史言志、寄寓汉法治国理想等诸多动机。第二章论述苏天爵选择《元朝名臣事略》传主的相关问题。苏天爵重点选取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的名臣,元朝一统华夏的历史进程也是蒙古统治者与汉文化逐步建立高度联系的过程,苏天爵以“汉法”为核心选取名臣,绝大多数名臣形象直接符合传统汉儒理想,少数民族名臣也能直接或间接与汉法有所联系。传主选择反映出少数民族统治、多元文明冲击下苏天爵对汉民族文化本位传统立场的坚守。在选择汉人传主时,苏天爵或出于统一全书形式考虑,选择各方面相近的金元之际北方士人群体入传。第三章论述苏天爵编撰《元朝名臣事略》所采用的方法。苏天爵期望将《元朝名臣事略》全书构成体系,达到“以史证经”的效果,故广泛搜集和采用各种文献材料,重视材料的真实性和写作风格的统一,尤其以北方馆阁文人传记为重。编撰全书时仿照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的体例,对文献材料进行应用编排。在处理具体的原始材料文本时,根据自身传记文体“简而有法”的审美取向等需要进行精简化删改,缩短传记篇幅体量,最终形成“事略”。
卜喜伟[7]（2020）在《陈普诗歌研究》文中认为陈普作为宋元之际的理学诗人,集遗民、理学家、诗人等多重身份于一身。陈普一生着述丰富,存有《石堂先生遗集》二十二卷,其中载有诗歌七百余首,陈普的诗歌带有鲜明的理学特色,艺术水平不高,研究者多关注他的理学思想,对其诗歌的关注较少。对陈普诗歌的研究,重在结合他的理学身份和宋元之际的时代背景,以陈普的人生经历为线索,考察其诗歌的内容与特点,并透过诗歌再来体察陈普的精神世界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又因为陈普诗中理学诗数量众多,所以要尽量客观的对这些诗歌进行评价,不仅要发现其诗歌的闪光点,同时也要看到陈普诗中的不足之处,综合考量其诗歌的价值。第一章是对陈普本人的考察,陈普的人生经历与思想是影响他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所以对陈普生平、思想的考察是深入了解他诗歌的基础。陈普生平资料不多,且有文献中称其为陈尚德,故有学者将陈普与陈尚德视为二人,本文首先论争的就是这一问题,以便更好地考察陈普的里籍、字号和着述等问题。其次,考察陈普的人生经历,重点把握他学习和讲授理学的历程以及宋朝的灭亡给他的人生带来的变化。本章的最后是对陈普思想的探究,先梳理他对理学一些问题的看法和主张,重点研究在理学视域之下的诗学思想,分析陈普的诗歌创作主张。第二章分题材来研究陈普的诗歌内容,将其诗歌分为解经诗、咏史诗、咏物诗等题材。解经诗是理学诗人常用的诗歌题材,理学家常用来表现理学道义,陈普的解经诗以解释四书内容、表现理学思想为主。咏史诗是陈普诗中数量最多、价值最大的一部分,歌咏了从上古到宋代数百名历史人物,并在其中渗透理学的价值判断。咏物诗也是陈普诗中较有特点的一部分,常以“以理观物”的视角来审视外物。此外,陈普还有一些山水诗、节序诗等其他题材的诗歌。在不同的诗歌题材中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理学因素的渗透。第三章分析陈普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世界。首先考察诗歌对他个人精神世界的影响,结合他的遗民经历和理学家的身份,分析他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归隐之情、研理授徒的生活经历以及离乱之际的个人情怀等内容。其次,再由个人情感扩大到友情层面,考察陈普的交游生活,分析与友人之间的诗歌往来,探究这些交游唱和之作表达的内容和情感。最后,再将陈普诗歌的精神世界扩大到家国情感的层面上,历经了国破家亡的家国巨变,陈普常常在诗中抒发亡国的悲慨,总结宋朝灭亡的原因,表达对奸臣贼子的痛恨。另一方面,经历了社会的底层生活后,也看到了人民生活的艰苦,这些在他的诗中也有表现。第四章是对陈普诗歌风格特质的考察,分析陈普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浓厚的理学精神、鲜明的地域特色、平淡质朴的艺术表现、“宗唐得古”的创作追求以及诗中自注的使用等特点。陈普的诗歌在成就上并不突出,多为言理之作,虽然艺术性不高,但其中散发着理学精神的光辉。除言理之作外,陈普其他的诗歌,也有一些的特色,风格多样,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而对陈普诗歌的研究对丰富宋元之际诗歌和理学诗的研究也都有一定的意义。
周郁文[8]（2020）在《宋元时期的山水画题跋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宋元山水画题跋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围绕着绘画题跋本身的写作特点、宋元山水画与题跋的图文关系、宋元文人写作和自我身份认知等关系展开,主要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对宋元山水画发展情况进行简要介绍,并梳理山水画题跋写作的历史背景,展示山水画题跋的写作场景和缘由。第二章以山水画题跋的文本作为重点,分别从与画作相关、与画家相关、以及与题跋者相关者三个方面对题跋的内容进行分类。第三章是对山水画题跋的写作形式进行分析,通过对不同题跋者对画作的不同关注焦点和视角的分析,以探求绘画题跋写作的文本构成和写作形式。第四章以题跋的写作者为关注对象,提出绘画题跋的书写是士大夫文人的文化交流活动,题跋的读者和作者具有类似的文化认同,共同通过题跋写作构建出了士大夫文人阶级的审美趣味。
杨家伟[9]（2020）在《宗唐溯晋 ——复古视角下的元代士人法书鉴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有元一代,是中国书法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转折期。元代以“宗唐溯晋”为旨归的复古运动,使得元代法书鉴藏活动更加彰显出其时代属性与特点。因此,无论是从书法史亦或鉴藏史的角度,元代士人法书鉴藏都是不可回避的研究课题。本文立足于元代书法复古的史学视角,以元代士人阶层为考察对象,借助元代正史、别史、元人诗文集、文人笔记,以及明、清书画着录文献、历代刻帖等,重点论述该群体法书鉴藏活动的特点以及与元代书法复古间的关系,主要包括对以杭州、大都为中心的鉴藏圈鉴藏风气及相关鉴藏人物的考察,书法史上影响深远的晋唐法帖在元代引起的鉴藏热潮,元人晋唐法书题跋中所反映出的复古观念及其演进特点等。宋末元初的杭州是当时江南乃至全国的法书鉴藏重镇,大批喜好鉴藏的南北方官吏和宋金遗民聚集于此,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赵孟頫、鲜于枢为核心的庞大鉴藏群体。他们通过雅集、互访、交游、买卖等活动方式,促进了晋唐法书的流通与鉴藏风气的兴起,开启了宗唐溯晋复古思潮的先声。元代中后期,北方大都法书鉴藏中心的地位愈发凸显。精书擅鉴的馆阁文人成为大都鉴藏圈的主体,法书鉴藏成为君臣之间、不同民族、阶层的文士间交流互动的重要媒介。崇慕晋唐的鉴藏风气体现了复古思想的现实意义与影响。文宗、顺帝对于法书鉴藏的热衷以及奎章阁学士院、鉴书博士的设立,极大促进了法书鉴藏风气的兴盛。元末明初江南苏杭等地为喜好鉴藏的隐逸之士提供了一方沃土,鉴藏品味在复古的主基调下趋向多元。元代士人对王羲之《兰亭序》、王献之《保母志》等珍贵晋唐法书的鉴藏热潮,既是元代法书鉴藏蓬勃发展及鉴藏观念的真实写照,也是复古思想的生动体现。真实反映出不同时期、身份、阶层、地域、种族的元代士人的鉴赏态度与观念,及其背后所寓含的政治、文化、伦理等因素。法书题跋是元代士人法书鉴藏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蔚为大观。具有察本体、明流变、辨真伪等重要的书史价值,同时生动客观地反映出元人的临古学古观念,体现出元人对晋韵唐风从理解、接受到认同、推崇的渐变过程。元代士人的书法复古与法书鉴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密不可分。法书鉴藏为书法复古提供了可靠的现实保障,激发了复古思想的萌生与发展;复古运动则极大地促进鉴藏风气的兴起、繁盛和鉴藏品味的趋同。
王建军[10]（2020）在《“心理之发见”——试论元代着名教育家吴澄的童蒙教育追求》文中提出吴澄是元代着名的教育家,在教育实践中,他提出了"心理之发见,犹原泉之初出"的观点,这对发展童蒙教育有着特别的意义。"心理之发见"促使儿童发现、存养、扩充人的本心,切合儿童的生理及心理特点,符合童蒙教育的规律,凸显人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吴澄认为,童蒙教育如果不能激活儿童的心灵,将会给儿童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要实施"心理之发见"的教育,关键是要在儿童的日常生活中培养"尊德性"的良好品质。吴澄的这些教育主张成为开启明代王守仁童蒙教育思想的重要过渡。
二、《全元文》整理质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元文》整理质疑（论文提纲范文）
（1）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的交游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提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概述 |
| 一、相关概念概说 |
| (一)金元时期 |
| (二)医者 |
| (三)士人 |
| (四)交游 |
| 二、动态评述 |
| (一)金元时期医学史研究 |
| (二)医者与士人交游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史料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史料与方法 |
| 四、突破与创新 |
| 第二章 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交游的个案研究 |
| 一、张子和与金代文人 |
| 二、李杲与元好问 |
| 三、罗天益与侍其轴、砚坚、刘因 |
| 四、郑景贤、高善长与耶律楚材 |
| 五、韩公麟与焦养直 |
| 六、窦默与姚枢、许衡 |
| 七、朱震亨与婺州士人 |
| (一)朱震亨与婺州士人 |
| (二)朱震亨与浦江郑氏 |
| 第三章 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交游原因探析 |
| 一、时代背景 |
| (一)社会动荡,瘟疫频发 |
| (二)统治者对医学的重视 |
| (三)外族对儒士的打压 |
| 二、交游基础 |
| (一)士人对医学的崇尚 |
| (二)共同的儒学背景 |
| (三)共同的兴趣爱好 |
| 三、现实因素 |
| (一)医者借与士人交游提高声望 |
| (二)士人借与医者交游获得医疗保障 |
| (三)士人主动向医者靠拢——以朱震亨与婺州士人为例 |
| 第四章 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交游对中医学的影响 |
| 一、儒医成为主流 |
| (一)金代医官的医学背景 |
| (二)张子和及元代医官的转变 |
| 二、医学知识传授途径的转变 |
| 三、医者地位的提升 |
| (一)医者社会地位的提升 |
| (二)医者政治地位的提升 |
| 四、对元代医药神祭祀的影响 |
| (一)蒙元初期内丘扁鹊祭祀 |
| (二)元代的三皇祭祀 |
| 五、对构建医学统绪的影响 |
| (一)关于“道统”与“治统” |
| (二)儒臣与涉政医官对构建医学统绪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查新报告 |
| 发表论文 |
（2）径山的法脉传承与历史叙述（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径山研究 |
| (二)径山的历史文献学的研究 |
| (三)社会史视角下的佛教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传统佛教史中径山的历史分期 |
| 第一节 龙神崇拜:唐代以前的径山历史 |
| 第二节 皇权与政治:国一开山与南宋时期的径山 |
| (一)国一禅师的开山 |
| (二)吴越到南宋:径山与皇权的结合 |
| 第三节 径山的衰弱与复兴:明以后径山的发展 |
| (一)明初归并寺院 |
| (二)志书的编撰与藏经的刊刻:晚明径山的复兴 |
| 小结 |
| 第二章 径山早期法脉与寺制变化 |
| 第一节 从牛头宗到洪州禅 |
| (一)牛头宗南移与径山开山 |
| (二)国一禅师的法脉传承 |
| (三)洪州禅系僧人的到来 |
| 第二节 径山的甲乙制 |
| (一)关于甲乙制的讨论 |
| (二)径山甲乙制的兴起 |
| 第三节 径山的十方制 |
| (一)关于十方制的讨论 |
| (二)苏轼与径山的十方制 |
| 小结 |
| 第三章 南宋的法脉传承与寺院网络 |
| 第一节 大慧宗杲与径山 |
| (一)大慧宗杲的生平 |
| (二)大慧宗杲在径山的经营 |
| (三)大慧宗杲一系僧人在径山的发展 |
| 第二节 青原系在径山的传承 |
| (一)青原系在径山的发展 |
| (二)佛海智讷的庆恩院与径山 |
| 第三节 无准师范与径山影响力的扩大 |
| (一)天童咸杰在径山的经营 |
| (二)无准师范生平及其入主径山之始末 |
| (三)径山的两次大火与复兴:万年正续院的新建 |
| 小结 |
| 第四章 走向地方:南宋以后径山的转变 |
| 第一节 元代径山僧人在天目山区的经营 |
| (一)驻守径山的“山林禅”:虚谷希陵支系 |
| (二)皇权加持的绝响:昙芳守忠禅师 |
| (三)西峰的开拓:高峰原妙支系 |
| 第二节 元代的径山与地方社会 |
| (一)元初“崇教抑禅”下的径山 |
| (二)元叟行端禅师在径山的经营 |
| 第三节 明初期径山的兴复 |
| (一)洪武年间的征召及其对径山的影响 |
| (二)径山寺的重建与地方大族的支持 |
| (三)明前期的佛教政策与径山的发展 |
| 小结 |
| 第五章 多元叙述:明中后期径山史志的编撰 |
| 第一节 径山早期的历史叙述 |
| (一)宋李照撰《径山集》考辩 |
| (二)《径山山门事状》与宋《径山集》 |
| (三)语录:南宋至明初期径山的历史叙述 |
| 第二节 明中期《径山集》的编撰、重刻与径山的分房 |
| (一)月江宗净与明《径山集》的编撰 |
| (二)正德六年径山的分房 |
| (三)正璠重刻《径山集》 |
| 第三节 径山藏与士人主导的历史叙述 |
| (一)从僧人的《径山集》到地方的《径山志》 |
| (二)刊刻藏经:晚明径山历史叙述生成的背景 |
| (三)士人主导的叙述:宋奎光《径山志》与章之采《径山志》 |
| 小结 |
| 结语 |
| 一、传统佛教史视野下径山的兴衰 |
| 二、建构的法脉:历史叙述中的法脉传承 |
| 三、径山寺院网络的形成与转变 |
| 四、径山历史叙述的生成 |
| 附录:径山史事编年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3）金履祥《尚书注》刊布真伪再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金履祥研究《尚书》的体系 |
| 二、研究金履祥《尚书》学及其着述概况 |
| 三、研究金履祥及其着述的概况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金履祥及其《尚书》学的渊源与影响 |
| 第一节 金履祥及其《尚书》学渊源 |
| 一、金履祥生平简介 |
| 二、金履祥《尚书》学的三个来源 |
| 三、金履祥《尚书》学与朱子学派之关系 |
| 第二节 金履祥的《尚书》研究及其影响 |
| 一、金履祥《尚书》着述种类 |
| 二、金履祥《尚书注》刊布概况 |
| 三、金履祥《尚书表注》刊布概况 |
| 四、金履祥《资治通鉴前编》刊布概况 |
| 五、金履祥《尚书》学的影响 |
| 第二章 《碧琳》本《金氏尚书注》伪作补考 |
| 第一节 《碧琳》本正文之外作伪再考辩 |
| 三、《碧琳》本所列书目真伪再考辩 |
| 四、《金仁山先生事略》真伪再考辩 |
| 五、“元门人东阳许谦校正”说真伪考辩 |
| 六、金履祥《跋》文及牌记真伪再考辩 |
| 七、书末附朱彝尊《经义考》内容真伪再考辩 |
| 九、书末所附三篇旧跋真伪再考辩 |
| 第二节 《碧琳》本正文作伪再考辩 |
| 一、《碧琳》本与陈师凯《书蔡传旁通》内容异同考辩 |
| 二、《碧琳》本对蔡《传》态度问题考辩 |
| 三、《碧琳》本地名注解问题考辩 |
| 四、《碧琳》本注解历数问题考辩 |
| 五、《碧琳》本伪作定谳 |
| 第三节 《碧琳》本作伪者考论 |
| 一、《碧琳》本作伪者娴熟于古籍版本典藏 |
| 二、《碧琳》本作伪者娴熟于朱彝尊《经义考》 |
| 三、《碧琳》本作伪者藏有《金华丛书》 |
| 四、《碧琳》本作伪者熟悉《唐史论断》 |
| 五、方功惠是作伪者的嫌疑最大 |
| 第三章 《万卷楼》本金氏《书经注》真伪再考论 |
| 第一节 《万卷楼》本《书经注》见载文献考 |
| 一、《书经注》不见载元、明书目的思考 |
| 二、《书经注》十二卷全本见载清代书目文献考 |
| 三、《书经注》残本见载清代书目文献考 |
| 四、陆心源与《万卷楼》本《书经注》的刊布 |
| 第二节 《书经注》与《前编》相同互见问题考论 |
| 一、《书经注》与《前编》注文互见问题考论 |
| 二、《书经注》与《前编》注释文字相同问题考论 |
| 三、《书经注》与《前编》无注解之处相同问题考论 |
| 四、《书经注》与《前编》改动经文之处相同问题考论 |
| 五、《书经注》与《前编》形式体格相同问题考论 |
| 第三节 《书经注》与他书《尚书》篇次异同问题考论 |
| 二、《梓材》篇次异同问题考论 |
| 三、《无逸》篇次异同问题考论 |
| 四、《君奭》篇次异同问题考论 |
| 五、《立政》篇次异同问题考论 |
| 第四节 《书经注》其他问题考论 |
| 一、《书经注》《书表注》内容相似与《行状》记载不合考论 |
| 二、《书经注》内容前后一致与《行状》记载不合考论 |
| 三、《书经注》引用王柏《书疑》说问题考论 |
| 四、《书经注》“章释句解”问题考论 |
| 五、《书经注》与金履祥为“早熟”型学者问题考论 |
| 六、《书经注》不注《书序》问题考论 |
| 七、蔡根祥辨伪《书经注》理据仍有待商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研究成果发表情况 |
（5）泰山辞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意义 |
| 四 创新与方法 |
| 第一章 泰山辞赋概貌纵览 |
| 第一节 两汉魏晋南北朝:颂美封禅与批判现实 |
| 第二节 唐代: 高歌进取与沉静内敛 |
| 第三节 宋代: 华丽虚妄与质实尚朴 |
| 第四节 元代: 封禅告退与山水方滋 |
| 第五节 明代: 敷陈家国与触兴致情 |
| 第六节 清代: 自然人文与颂美讽喻 |
| 第二章 泰山形象的流衍 |
| 第一节 神本位与政本位的流衍与交融 |
| 第二节 居正统与正统地位的转移 |
| 第三节 由神圣化到平民化的转向 |
| 第三章 泰山辞赋与封禅文化 |
| 第一节 巡狩与封禅概说 |
| 第二节 封禅之初衷与嬗变 |
| 第三节 封禅文化之再认识 |
| 第四章 泰山辞赋与华夷之辨 |
| 第一节 古代历史上的中国、华夷、天下 |
| 第二节 华夷之辨的形成与基本取向 |
| 第三节 华夷之辨的流衍 |
| 第五章 泰山辞赋与国家认同 |
| 第一节 疆域、政治与社稷: 泰山辞赋与大一统 |
| 第二节 同民心与出治道: 泰山辞赋与礼乐文化 |
| 第六章 泰山辞赋与天人思想 |
| 第一节 天人思想与泰山崇拜 |
| 第二节 天人思想之嬗变 |
| 第七章 泰山辞赋与隐逸文化 |
| 第一节 泰山隐逸与隐逸品格 |
| 第二节 泰山辞赋的隐逸情怀与审美特征 |
| 第八章 泰山辞赋的功用与审美 |
| 第一节 泰山颂美讽喻赋 |
| 第二节 泰山感物体道赋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历代泰山辞赋目录 |
| 附录二 泰山辞赋勘误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元朝名臣事略》编撰动机述论 |
| 第一节 苏天爵的成长经历及教育背景 |
| 一、家庭教育:藏书之家“以儒出仕”之愿景 |
| 二、真定乡学:静修学派“经史一体”之观念 |
| 三、国子求学:“清修笃志”“博闻深识”品性之历练 |
| 第二节 《元朝名臣事略》编撰动机之形成 |
| 一、入仕治史师法名臣 |
| 二、负斯文为己任显国家文章之盛 |
| 三、宣扬以儒出仕之道助力地方教育 |
| 四、以史言志寄寓汉法治国理想 |
| 第二章 《元朝名臣事略》的传主选择 |
| 第一节 传主皆北人:金元之际北方士人群体特征 |
| 一、金末北方文人的仕元心态 |
| 二、南北对峙下的思想隔阂 |
| 第二节 少数民族名臣的入传标准 |
| 一、拥护汉法维护汉人利益 |
| 二、开疆拓土促一统维护国家统治秩序 |
| 第三节 汉族名臣的入传标准 |
| 一、异域文化冲击下对汉文化的挽救 |
| 二、以汉法指导政治实践建立重要事功 |
| 第三章 《元朝名臣事略》的编撰方法 |
| 第一节 材料遴选 |
| 一、史固欲其核实事尤贵乎网罗 |
| 二、博取北方馆阁文人传记 |
| 第二节 编撰体例 |
| 一、传记的分类与排序 |
| 二、传主小传的撰写 |
| 三、各类文献材料的引用与编排 |
| 四、夹注的设置及其作用 |
| 第三节 “事略”与传记简洁风格建构 |
| 一、伯修之文简洁严重 |
| 二、以“事略”显“简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陈普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 相关研究成果概述 |
| （一） 生平与思想研究 |
| （二） 文集及版本研究 |
| （三） 诗歌和着述研究 |
| 第一章 陈普的生平与思想 |
| 第一节 陈尚德与陈普是否为同一人考辨 |
| 一、 文献记载的重合之处 |
| 二、 陈普“惧斋”之号考辨 |
| 三、 陈普与“陈尚德”着述辨析 |
| 四、 韩信同相关问题 |
| 第二节 陈普生平考述 |
| 一、 刻志好学的研理之路 |
| 二、 传道授业的隐逸生活 |
| 第三节 陈普思想概说 |
| 一、 理学思想 |
| （一） 对理学义理的理解 |
| （二）对“程朱理学”的弘扬 |
| 二、 诗学思想 |
| （一） 陈普与理学诗派 |
| （二） 理学视域下的诗学思想 |
| 第二章 言理述志的诗歌内容 |
| 第一节 阐经说理的解经诗 |
| 一、 解经言理的内容 |
| 二、 以经入诗的原因 |
| 第二节 品评人物的咏史诗 |
| 一、 历史人物的描摹 |
| （一） 历代帝王 |
| （二） 名臣将相 |
| （三） 名士高人 |
| 二、 理学观念的渗透 |
| 第三节 寓理寄情的咏物诗 |
| 一、 常见物象的描摹 |
| 二、 “寓理于物”的特征 |
| 第四节 陈普其他题材的诗歌 |
| 一、 吟咏山水的山水诗 |
| 二、 描写佳节的节序诗 |
| 第三章 陈普诗歌的精神世界 |
| 第一节 道心为主自安贫：离乱之世的自我情怀 |
| 一、 不仕新朝的归隐 |
| 二、 潜心研理的生活 |
| 三、 育人传道的使命 |
| 四、 颜乐处的向往 |
| 五、 人生境遇的感慨 |
| 第二节 朋友之伦在天地：志同道合的友情往来 |
| 一、 与理学家之交 |
| 二、 与名士之交 |
| 第三节 爱君忧国虑民深：爱国忧民的济世之心 |
| 一、 亡国悲慨 |
| 二、 关心民情 |
| 第四章 陈普诗歌的风格特质 |
| 第一节 浓厚的理学气息 |
| 一、 “以理入诗”的表现 |
| 二、 理学精神的彰显 |
| 第二节 鲜明的区域印记 |
| 一、 闽地的自然风光 |
| 二、 闽地的人文风情 |
| 第三节 质朴的艺术表现 |
| 一、 直如白话的语言 |
| 二、 简单朴素的意象 |
| 第四节 “宗唐得古”的追求 |
| 一、“宗唐得古”的理论来源 |
| 二、 “宗唐得古”的创作实践 |
| 第五节 诗中自注的使用 |
| 余论：陈普与熊禾、丘葵诗歌比较 |
| 一、 人生经历的比较 |
| 二、 诗歌内容的比较 |
| （一） 表现言理传道的诗歌比较 |
| （二） 抒发亡国情感的诗歌比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一：陈普咏史组诗所咏历史人物一览表 |
| 附录 二：古今诗集收录陈普诗歌统计 |
| 一、 古代诗集收录陈普诗歌情况 |
| 二、 今人诗集收录陈普诗歌情况 |
| 三、 选本视域下的陈普诗歌接受 |
| 后记 |
（8）宋元时期的山水画题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范围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分析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意义 |
| 第一章 宋元山水画和题跋概览 |
| 第一节 宋元山水画的发展历史 |
| 一、山水画功能的转变 |
| 二、山水画风格的转变 |
| 三、画家身份的转变 |
| 第二节 宋元山水画的意涵——山水画的山水空间 |
| 一、山水意涵 |
| 二、作为山水的自然景观 |
| 三、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双重空间 |
| 第三节 宋元山水画题跋概览 |
| 一、山水画题跋 |
| 二、山水画题跋写作的历史背景 |
| 三、山水画题跋的写作情景 |
| 第二章 宋元山水画题跋的写作内容 |
| 第一节 画中沟壑——对画作的藻鉴 |
| 一、画作题材所引发的议论 |
| 二、对画作的考订 |
| 三、对画作意境的赏析 |
| 四、画作递传与收藏 |
| 五、对画史的勾勒 |
| 第二节 画家千秋——对画家的评述 |
| 一、对画家的介绍 |
| 二、绘画技法的评价 |
| 三、对其人的评价议论 |
| 第三节 抒写己怀——题跋写作者的自述 |
| 一、题跋写作者对自我人生境遇、仕途经历的描述 |
| 二、题跋作者的自我抒情 |
| 三、画家自评与自我定位 |
| 第三章 山水画题跋互动 |
| 第一节 关注焦点与文本组织 |
| 一、潇湘图 |
| 二、山居图 |
| 第二节 书写载体的特征对写作形式的影响 |
| 一、长卷开放性 |
| 二、观众的预设 |
| 第四章 山水画题跋的创作者 |
| 第一节 读者和作者的文化认同 |
| 一、题跋中的隐喻 |
| 二、三种身份的重合 |
| 第二节 士大夫的自我身份与审美意识 |
| 一、画工与士大夫之别——自我身份的认知 |
| 二、文人画的意涵——审美话语权的确立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宗唐溯晋 ——复古视角下的元代士人法书鉴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与解题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元初杭州法书鉴藏群体与复古观念的发微 |
| 第一节 南宋内府法书的流出与杭州鉴藏风气的兴盛 |
| 一、南宋内府法书收藏概况 |
| 二、南宋内府法书的流向 |
| 三、杭州鉴藏风气的兴盛 |
| 第二节 元初杭州鉴藏家丛考 |
| 一、由蒙、金入元的鉴藏家 |
| 二、由南宋入元的鉴藏家 |
| 三、遗民与隐士 |
| 四、其他 |
| 第三节 藏家互动与鉴赏观念认同 |
| 一、拜访 |
| 二、购买 |
| 三、交换 |
| 四、赠送 |
| 五、借观 |
| 六、雅集 |
| 七、其他方式 |
| 第四节 赵孟頫、鲜于枢的鉴藏与复古观念 |
| 一、从《赵鲜合册》《兰亭十三跋》看赵孟頫“复古”本质 |
| 二、鲜于枢的复古之“理” |
| 三、赵孟頫与鲜于枢法书鉴藏的异同 |
| 第二章 元中后期大都、江南鉴藏活动与复古思想 |
| 第一节 大都馆阁文人鉴藏风气 |
| 一、奎章阁与鉴书博士的设立 |
| 二、进献、赐赏、敕题晋唐法书 |
| 三、天庆寺雅集 |
| 四、晋韵唐风盛行京师 |
| 第二节 元末江南文人雅集与隐士鉴藏群体 |
| 一、元末文人雅集与法书鉴赏活动 |
| 二、元末隐士鉴藏群体 |
| 第三章 元人对晋唐法书的鉴藏与复古追求 |
| 第一节 冠绝古今典型在——《兰亭序》的鉴藏与研究 |
| 一、元人对于《兰亭》的鉴藏 |
| 二、元人对《兰亭序》的学习与摹刻 |
| 三、从赵孟頫临写《兰亭》看《兰亭》对元代复古的意义 |
| 第二节 《保母帖》在元代的流传与接受 |
| 一、现存《保母帖》概况及相关着录 |
| 二、从《保母帖》题跋看元代士人的鉴赏视角 |
| 第三节 陆柬之《文赋》考辨 |
| 一、墨迹本《文赋》的概况、流传及相关研究 |
| 二、文献着录中的写本《文赋》与赵孟頫所书《文赋》 |
| 三、墨迹本《文赋》对元代及后世的影响 |
| 第四章 晋唐法书元代士人题跋中的复古观念 |
| 第一节 法书题跋在元代的发展与书史价值 |
| 一、元代法书题跋的发展与兴盛 |
| 二、书史价值 |
| 第二节 出规入矩遗形取意——题跋与临古的认识 |
| 一、技法观 |
| 二、美学观 |
| 三、版本观 |
| 第三节 和而不同违而不犯——题跋中的复古观念与演进 |
| 一、南宋、金朝书法概况 |
| 二、宋金书风遗绪与元人的反思与探索 |
| 三、时流易趋,古意难复 |
| 四、古今书家宗祖——二王地位在元代的确立 |
| 五、从“宗唐溯晋”到“宗赵溯晋”——赵孟頫在元代复古中的影响 |
| 结论 |
| 附录 元代士人鉴藏晋唐法书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四、《全元文》整理质疑（论文参考文献）
- [1]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的交游及其影响[D]. 鞠芳凝.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21
- [2]径山的法脉传承与历史叙述[D]. 彭滢燕. 浙江大学, 2021(02)
- [3]金履祥《尚书注》刊布真伪再考论[D]. 焦丹荷.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4]吴澄交游与其诗学思想[D]. 伍守卿. 湖北大学, 2020
- [5]泰山辞赋研究[D]. 姜维枫. 山东大学, 2020(12)
- [6]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研究[D]. 林乾浩.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1)
- [7]陈普诗歌研究[D]. 卜喜伟. 吉林大学, 2020(08)
- [8]宋元时期的山水画题跋研究[D]. 周郁文.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9]宗唐溯晋 ——复古视角下的元代士人法书鉴藏研究[D]. 杨家伟.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
- [10]“心理之发见”——试论元代着名教育家吴澄的童蒙教育追求[J]. 王建军. 教育史研究,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