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绅关系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士绅,官绅关系,新乡贤,刘如玉
绅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邹心平[1]（2017）在《咸同间的官绅关系及其当代启示——源自刘如玉《勤慎堂自治官书》的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咸丰、同治年间的州县令刘如玉与士绅的关系展示了官、绅之间既有协作又有制衡的良性互动。在大敌当前、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官、绅合力组织并动员民众,众志成城,守护家园,屡战屡胜;在钱粮之类的赋税征收上,作为地方利益代表的士绅们,则明显地展示了"保护型经纪"的一面,表现出不愿在战火摧残之余苛敛扰民的乡土情怀,对钱粮征收消极应付,而作为官的县令也有与民休养生息的矛盾心态,因而迁就士绅,避免了苛政病民、激化事端的现象,呈现了士绅"匡官长之不逮"的局面;在文化教育领域,官、绅之间如鱼得水,官捐款办教育,绅赋诗着文颂官之政绩,颇具相知相得相助的融洽。这种官绅关系,对当前的新乡贤培育及乡村治理有着多方面的启示。(本文来源于《上饶师范学院学报》期刊2017年04期）
潘春辉[2]（2017）在《清代河西走廊水案中的官绅关系》一文中研究指出在清代河西走廊水案调处中,官绅之间存在着依附与对抗的双重关系。一方面,官府依靠士绅等调处民户之间的小型日常水利纠纷;另一方面,士绅也要依赖官府权威,维护自身的社会地位与权益,尤其在面对一些长期无法有效解决的顽固性水利纠纷中,士绅尤其需仰赖官府的支持。二者之间的对抗同样明显。在既得利益面前,士绅有时会成为官府实现地区水利公平的障碍,为此河西官府会采取相应措施管控士绅。而士绅亦会利用其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反制官府。以水案为切入点,可揭示官绅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清代西北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本文来源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期刊2017年05期）
王一娜[3]（2016）在《方志中的历史记忆与官绅关系——以晚清知县邱才颖在方志中的不同记载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晚清福建举人邱才颖,在粤任州县官二十余载。他在《东莞县志》和《香山县志》的记载中,呈现出两个截然相反的形象。在前者他是"遇事诈噬,邑人侧目"的贪官,在后者他却是勤奋、清廉、深得绅民爱戴的好官。不同评价的背后,实际上是邱才颖与东莞、香山两地士绅关系的差异,这种差异又是由不同的历史大背景所导致的。本文通过对地方志、档案、族谱、士绅着作等有关史料的爬梳,试图对有关邱才颖的不同文本书写进行对比分析,尽量寻找历史真相。对出现截然相反"方志书写"的情况,解释其原因,为深入研究晚清广东官绅关系提供一个有价值的个案。(本文来源于《社会科学研究》期刊2016年06期）
陈佳春[4]（2014）在《清末广东潮嘉地区官绅关系与地方社会(1901-1911年)——基于匪患问题的探讨》一文中研究指出清末广东潮嘉地区匪患问题十分猖獗,官绅对此问题上既有合作的理由,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总的来说,官绅关系因匪患因素而变得不和谐,双方的矛盾也因找不到妥善的解决方法而变得不可调和,彼此之间存在一种博弈的状态,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在地方社会运作机制上获得更多的利益。加之大量新式武器在城市和乡村泛滥,使整个潮嘉地区陷入了武力化的境地。匪患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有利环境得到滋生和发展。(本文来源于《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期刊2014年01期）
胡忆红[5]（2012）在《晚清湘潭县的官绅关系与义仓建设》一文中研究指出晚清社会的权力格局与之前大不相同,突出表现为绅士阶层的壮大以及其通过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对于地方社会产生直接影响。道光末年,湘潭长期以来的"官办"仓储建设模式被打破,官绅开始合作建设地方义仓,并创办半官方性质的常设性机构积谷局,直接控制乡村义仓,官府无力削弱地方绅士的权力,义仓管理出现"绅办官督"的局面。清末新政后,湘潭官府推行地方自治,传统绅士的权力受到官府与新绅士的挑战,二者关系恶化。官绅的疏离不但影响义仓建设,也促使绅士走向了清政府的对立面。(本文来源于《学海》期刊2012年06期）
林艳[6]（2008）在《博弈与离合》一文中研究指出20世纪初,民族主义被唤醒于中华大地。一系列的收回路权、矿权运动在在中国各省轰然兴起。1905年-1911年江浙两省人民反对借用英款修筑苏杭甬铁路的斗争,因其持续时间之长、斗争规模之大、参与范围之广而成为其中悲壮的一幕。铁路风潮好比一个大舞台,不同的社会阶层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士绅阶层因其社会功能的特殊性居于舞台的中心,故考察风潮颇有助于认识士绅群体。铁路风潮的发生以新政和预备立宪为大背景,风潮中官、绅关系的变化,实是晚清社会官、绅关系的一个折射。鉴此,本论文以苏杭甬铁路风潮作为研究个案,主要考察风潮中官、绅关系的变化,以期加深对发生在一个世纪以前的这场铁路风潮的认识,明晰士绅在此次风潮中的角色,认识晚清的士绅群体。同时,也希望对认识辛亥革命后东南士绅迅速转向革命的历史事实,提供些许思考。除绪论、结语外,论文正文共四章。绪论部分,回顾了本专题的研究现状,总结已有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并说明尚存的拓展空间,在此基础上明确本文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思路。第一章为苏杭甬铁路风潮概说。重点从苏杭甬铁路之缘起、英商承办苏杭甬路之由来、苏杭甬路自办之缘起叁个方面来介绍苏杭甬铁路风潮的起因。得出风潮直接起因于浙赣铁路风波的结论。该章对于风潮的两个阶段及尾声只是简要概述,以便于后面各章展开论述。第二章探讨了废草约初期的官、绅关系。其时,清政府实行鼓励商办的铁路政策,士绅阶层对借外款修路颇为抵制,基于此,官、绅双方在废约运动初期呈现出良好的合作态势,但是这种合作只是暂时的和表面的。第叁章分析了勘路、订正约及拒借外款时期的官、绅关系。在这一阶段,英方不断要求勘路、订正约乃至借款,江浙地方则始终坚拒英人之请,坚持铁路自办,这使得清政府一度处于两难的困境,其政策也一度游移不定。形势在清政府的两难与游移中日益复杂。第四章阐述了废除存款章程及革职保汤阶段的官、绅关系。这一时期,“借债筑路”成为清廷邮传部的铁路政策,基于此,清廷对商办沪杭甬路百般打击,江浙士绅则毫不屈服,针锋相对地与其进行了斗争,甚至最后未经清政府允准,废除了存款章程,撤消了设在两公司之上的沪杭甬路局,辞退了英工程师。结语部分,对通篇论文进行总结。一则对风潮本身进行认识,二则分析风潮中官、绅关系的变化,叁则明晰士绅在风潮中的角色定位及功能变化。研究表明,晚清十一年,士绅与清政府之间渐行渐远,辛亥革命后士绅迅速转向革命实渊源有自。(本文来源于《华东师范大学》期刊2008-05-01）
何文平[7]（2006）在《清末广东巡警的创建与官绅关系》一文中研究指出近代警察制度的引进自始即有地方绅权伸张的背景,1900年广州绅商最早设立巡警局。针对地方绅权的扩展,广东官方一面积极参与巡警的创建,力图控制新兴的警察力量,同时又设法利用新的警察制度收归原有的地方团练。而官方的过多干预,却挫伤了地方士绅的积极性。因为经费等问题,广东巡警之创建并不顺利,成效不彰;又因为盗匪问题,地方团练反而得以发展。1907年“警保局”在省城出现,官权不得不向绅权让步。(本文来源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06年05期）
绅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在清代河西走廊水案调处中,官绅之间存在着依附与对抗的双重关系。一方面,官府依靠士绅等调处民户之间的小型日常水利纠纷;另一方面,士绅也要依赖官府权威,维护自身的社会地位与权益,尤其在面对一些长期无法有效解决的顽固性水利纠纷中,士绅尤其需仰赖官府的支持。二者之间的对抗同样明显。在既得利益面前,士绅有时会成为官府实现地区水利公平的障碍,为此河西官府会采取相应措施管控士绅。而士绅亦会利用其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反制官府。以水案为切入点,可揭示官绅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清代西北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绅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1].邹心平.咸同间的官绅关系及其当代启示——源自刘如玉《勤慎堂自治官书》的分析[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7
[2].潘春辉.清代河西走廊水案中的官绅关系[J].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7
[3].王一娜.方志中的历史记忆与官绅关系——以晚清知县邱才颖在方志中的不同记载为例[J].社会科学研究.2016
[4].陈佳春.清末广东潮嘉地区官绅关系与地方社会(1901-1911年)——基于匪患问题的探讨[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
[5].胡忆红.晚清湘潭县的官绅关系与义仓建设[J].学海.2012
[6].林艳.博弈与离合[D].华东师范大学.2008
[7].何文平.清末广东巡警的创建与官绅关系[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