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300387）
摘要：1936年12月，在林庚先后出版了《北平情歌》与《冬眠曲及其他》两本新格律诗集之后，戴望舒在自己主持的《新诗》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谈林庚的诗见和‘四行诗’》一文。文中批评林庚的四行诗“所放射出来的，是一种古诗的氛围气”“只是拿白话写着古诗而已。”很明显，戴望舒的这一评价过于武断，原因在于二人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方式有所不同。本文以论争中戴望舒对林庚的相关评价为切入点，通过对二人作品内容的比较分析，探讨其对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
关键词：戴望舒；林庚；现代派诗；古典诗歌传统
关于诗的内容，戴望舒曾经这样批判林庚的四行诗：
“约半世纪以前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诗人们夏曾佑、谭嗣同、黄公度等辈，仍然是旧诗人；林庚先生是比他们更进一步，他并不只挦扯一些现代的字眼，却挦扯一些古已有之的境界，衣之以有韵律的现代语。”[1]
《北平情歌》是林庚在在南方游玩三四个月后又回到北平之后的一年所作，大部分内容都是对当时北平的描写。诗人在对身边日月风雨、草木人情的细腻体验中抒发着自己对北平的“一点痴情”[2]。其实，戴望舒针对《北平情歌》中题材内容的陈旧和思想情感的老生常谈做出的批评是很正常的事情。在“沪上的雨夜里/听街上汽车逝过”的林庚，依然“打着柄杭州的油伞出去”，听“巷中楼上有人拉南胡/是一曲似不关心的幽怨/孟姜女寻夫到长城。”[3]所以在古城北平里，“挦扯一些古已有之的境界”，抒一些古已有之的情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一、戴望舒：在古典中注入现代人的血液
相比于早期象征主义，现代派诗人更注重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亲切’与‘含蓄’是中国古诗与西方象征诗完全想通的特点”[4]，所以他们试图沟通中西诗学，站在西方现代主义的立场重新审视中国古典诗歌。戴望舒的《诗论零札》的第十条、第十一条就是关于新旧诗歌题材的主张,“十、不必一定拿新的事物来做题材(我不反对拿新的事物来做题材),旧的事物中也能找到新的诗情。十一、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它给予我们一个新情绪的时候。”基于这样的主张，戴望舒的诗歌中尽管有很多现代人的忧郁，却并不回避古典题材，并在古已有之的境界中注入新鲜的血液。《少年行》《雨巷》《山行》《妾薄命》《古神祠前》等作品都有着古典诗词中最常见的意象，却在戴望舒的笔下穿越时空，虽仍着旧时衣，却诉着今日怨。以《少年行》为例：
是簪花的老人呢，
灰暗的篱笆披着茑萝；
旧曲在颤动的枝叶间死了，
新蜕的蝉用单调的生命赓续。
结客寻欢都成了后悔，
还要学少年的行蹊吗？
平静的天，平静的阳光下，
烂熟的果子平静地落下来了。[6]
杜衡曾经评论戴望舒的诗兼有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但这首诗不仅有现代诗的形式，更在内容上实现了古典与现代的巧妙融合。“簪花”、“旧曲”、“结客寻欢”等词汇都带着浓厚的古典气息，昔日纵情寻欢如今后悔的少年也似曾相识，仿佛是蒋捷笔下的“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但是我们早就熟识这样的故事，戴望舒也没有让少年后来去“听雨僧庐下”，而是以一颗“烂熟的果子平静地落下来了”，象征着少年的命运，这也是这首诗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从“茑萝”和“新蜕的蝉”可以看出是初夏季节，但这不知名的果子却在这个时候已经“烂熟”，未免太早，象征着这个早熟的少年，过早地在“结客寻欢”中成熟，甚至衰老。最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少年没有泪水，没有呼号，而是在“平静的天，平静的阳光下，”“平静地落下来了”，三个“平静”之下，是一个早熟的少年麻木苍老的心。这样的形象与情感在现代派诗人的作品中比比皆是，是现代人在现代社会里敏感脆弱的神经集合体。戴望舒以古典诗词中鲜衣怒马的少年形象为依托，赋予其现代人的精神特质，含蓄内敛中包含着一个忧郁灵魂无声的诉说。
二、林庚：在现代生活中追寻古意
如果说戴望舒是借古人的旧题材抒发现代人情感，那么林庚则是在现代人当下的生活中追寻古意。以《北平情歌》中的《北平二》为例：
东风吹来时天蓝如海上
北平的居民在边城古巷
昨天的朋友从此去远方
请勿告我以江南的惆怅
上面提到过的《沪之雨夜》中有较为明显的古典与现代的对比，在这首诗中也在现代生活里隐含着古典的情思。表面上看诗人像聊着家长里短一样讲述着自己的友人，细细读来，会看到诗的内部是一幅古人似的送别图景。北平与江南，是“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遥远距离；东风来时海边的送别，是“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静静凝望；猜想着远方的惆怅，是“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深切惦念。我们看到在林庚的诗里处处暗含着古诗词中的意境，这些熟悉的诗意早已在我们的心中，于是读来不觉刻意，水到渠成，自然而然。这其实是林庚自然诗追求中的一部分，在他看来，“自由诗有些不大自然，不是说它扭捏作态，而是不能把它自然地放进生活中去。”相比于戴望舒诗作中那些幽微细腻的情感体验，林庚的确更贴近生活一些，更自然一些。[8]关于这一点，林庚还做出过更具体深入的阐释：
“自由诗好比冲锋陷阵的战士，一面冲开了旧诗的约束，一面则抓到一些新的进展；然而在这新进展中一切是尖锐的，一切是深入但是偏激的；故自由诗所代表的永远是这警绝的一方面。然而人则永远不能满足于只得到一面的……而且尖锐的，深入的，偏激的方式，若一直走下去必有陷于“狭”的趋势。于是人们乃需要把许多深入的进展连贯起来，使它全面发展，成为一种广漠的自然的诗体。”[9]
纵观现代派的创作，林庚的考虑相对客观一些，也看到了现代派很多潜在的危机，戴望舒所说的“林庚先生并没有带了什么东西给现代的新诗”[10]确实有失公允。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在诗歌的内容方面，林庚与戴望舒的追求十分迥异，这正是现代派创作实践的复杂之处。一个致力于广和自然，一个致力于窄和深刻，分歧显而易见，但对于新诗来说，不同路径的探索与追求正是走向现代性的必由之路。戴望舒的敏感多情成就了“新诗坛的尤物”，林庚的含蓄理性也为现代诗平添了一份悠然的气质，正因为这些，现代派才有了自己丰富的内涵和独立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戴望舒：《谈林庚的诗见和“四行诗”》，《新诗》，1936年第一卷第二期.
[2]戴望舒：《望舒诗稿》，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125、126页.
[3]林庚，《质与文：答戴望舒先生》，《新诗》，1937年第二卷第四期.
[4]林庚：《诗的韵律》，《文饭小品》，1935年第3期.
[5]林庚，《北平情歌》，风雨诗社丛书，1936年2月22日.
[6]林庚，《春野与窗：沪之雨夜》，文学评论出版社，1934年.第54页
[7]林庚，《北平情歌：北平二》，风雨诗社丛书，1936年2月22日，第25页
[7]卞之琳，《魏尔伦与象征主义译序》，《新月》，1932年11月第四卷第四期.
[8]林庚：《诗的韵律》，《文饭小品》，1935年第3期
[9]林庚，《北平情歌：自跋》，风雨诗社丛书，1936年2月22日，第70页
[10]戴望舒：《望舒诗稿：附录一，诗论零札》，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149、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