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汕头大学医学院学报》2002年第15卷第1～4期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张炳旭[1]（2021）在《民国时期新闻人任白涛研究》文中指出任白涛幼名洪涛,曾用笔名冷公、一碧,河南南阳人士,辛亥时期开始投身新闻事业,随后致力于新闻学术研究,是我国第一部实用新闻学（《应用新闻学》）的着述者,也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论文以“新闻人”任白涛为中心,系统探讨了任白涛的新闻实践活动、新闻学术活动、新闻思想以及抗日新闻宣传等内容,力求客观、全面地将民国时期“新闻人”任白涛的人物形象呈现出来。同时,希冀这番探索能够对民国新闻史尤其是新闻人物史研究有所补益。论文按照总-分-总的逻辑顺序,内容主要涵盖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论文第一章,主要探讨任白涛的人生历程与社会环境。本章结合特定时代背景,以时间为轴线对“新闻人”任白涛的人生历程进行了总体概括。呈现了任白涛在南阳、开封、上海、东京、重庆、恩施等地的人生经历,着重揭示了任白涛在特定历史时期下的人生追求、理想信念以及促使他选择不同道路的内在动因。认为是在时代环境、家世背景、教育经历和个人性格特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任白涛才始终坚守着他的新闻人之路。第二部分包括论文第二、三、四、五章,是从横向上对新闻人任白涛展开的研究,分别对任白涛的新闻实践、新闻学术活动、新闻思想观念以及抗日新闻宣传四个方面作出考察。其中第二章系统梳理了任白涛的新闻实践历程。本章将任白涛的新闻实践活动划分为“在《民立报》时期”和“在《新湖北日报》时期”两个阶段。认为在辛亥革命前后,任白涛受到个人兴趣的驱使、民主自由社会风气的熏染及对军阀政府统治的不满,毅然投身新闻事业,期望通过“新闻”这一媒介来施展个人抱负并对社会进步有所助益。抗日战争期间,任白涛作为《新湖北日报》总编辑,在民族危亡时刻再次走上新闻职业工作,把担任《新湖北日报》总编辑作为践履其“新闻救国”理想的一种途径,这解释了他为何会以短暂的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姿态出现在新闻界。第三章着重研究任白涛的新闻学术活动。本章从任白涛“在日本”和“在国内”两个层面对他的新闻学术活动进行展开,重点探究了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参加大日本新闻学会、创办中国新闻学社等重要活动,认为任白涛在力图构建一种体系化的新闻学,任白涛的新闻学术研究活动对中国早期新闻学科的建构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第四章主要研究任白涛的新闻思想。本章主要从新闻业务思想、新闻教育思想、新闻伦理思想、新闻舆论思想四个方面对任白涛新闻思想展开重点考察,认为任白涛的新闻思想体现出了如下特征:一、中外结合,以本土化为追求;二、吸纳为起点,以立足体系创建为目标;三、强调记者责任,以服务公众为宗旨。任白涛的新闻思想既受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精神的熏染,又对西方新闻学理论和思想进行了借鉴和吸收,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中体西用”色彩。第五章是对任白涛抗日新闻宣传的研究。任白涛的抗日新闻宣传研究是作为“新闻人任白涛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本章首先考察了任白涛从事抗日新闻宣传研究的历史背景。其次,对任白涛进行抗日新闻宣传研究的内在动因作出探析,认为根本动因是为挽救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局面,直接动因是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新闻侵略。再次,重点研究了任白涛关于抗日新闻宣传研究的主要成果。在抗战期间,任白涛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新闻宣传政策及行为尤为关注,并进行了细致研究,在日本对华施加的新闻宣传政策、战时国际通讯社的机构及其作用、抗战期间的对日新闻宣传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与见解,并以此作为他在抗战期间从事新闻活动的基本准绳。第三部分即论文第六章,在前五章研究和阐述的基础上对任白涛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及其评价展开探讨,是对全文内容的总结和升华。任白涛一生钟情于新闻事业,既从事新闻学术研究,又投身于新闻实践活动。其中,从事新闻学术研究是任白涛人生当中的主要工作,在中国新闻学的一些领域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是民国时期追求新闻理想的典型新闻人之一。本章从政治与学术的视角出发对任白涛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历史贡献与地位作出阐述。与此同时,指出由于时代条件和个人因素的影响与限制,任白涛的新闻实践、新闻学术以及新闻思想等也暴露出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以新闻人任白涛为镜,将历史经验与现实需要结合起来,可为当前中国新闻理论建设与新闻学科发展提供镜鉴。
浦晗[2]（2018）在《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戏作为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以高度综合的艺术形式,结束了中国戏剧漫长的酝酿期,揭开了中国戏剧成熟期的篇章。它上承歌舞百戏,下启昆腔乱弹,是中国戏曲发展历程中一个的重要节点。但由于古代文人的偏见与“重北轻南”曲学思维的影响,南戏在古时却罕有学者关注,有关南戏的记载和研究也呈现出片面、破碎而单一的特征,人为地造成了巨大的学术空白。晚近以降,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引发了学术语境的新旧转向,传统学术在对西学的调试与顺化中走向裂变,正统诗文的地位趋于式微,民间通俗文艺的社会价值在各类文体的“文学革命”中得以重估,并被提振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蕴含的学理价值也被学者逐渐发掘,中国民俗学的大幕缓缓揭开。在这一背景下,第一批在近代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开始以现代学术的理念对南戏进行观照,初步建构了近代南戏研究的范式。随着一批重要文献的陆续发现,众多国内外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利用这些文献展开了对南戏剧目与曲文的辑佚,以此还原南戏真实的历史面貌,搭建南戏研究的文献基础;与此同时,晚近佛学的复兴与“文化移动论”学说的引介,为“印度戏剧输入说”的酝酿提供了理论温床及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诱发了学界对南戏产生问题的集体性探讨,客观地形塑了现代南戏史述的完整模式。南戏研究也在这一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中走向了的专门化。南戏学术伴随着百年学术的整体进路而升降沉浮,在形成专题思想史的同时在其间清晰地呈现出了学术之“势”。二十世纪下半叶,起步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功利性诉求,以及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要,最终在1956年引发了文艺界对《琵琶记》的大讨论。在这场盛况空前的讨论中,这一批由“旧”入“新”的学者开始尝试以文艺社会学的理念去阐释古代经典文本,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中坚守着学术的主体性,平衡着学术与政治的天平,并在“大讨论”之后将南戏研究带入了第二个历史高峰。但随着意识形态的强化步入极端,南戏研究也无力抗争地迅速陷入了政治的泥沼,成为了庸俗社会学的注脚。文革结束以后,学界通过深刻的学术反思重塑了学术的传统与谱系,在方法论的自觉与燥热中,西方文艺研究的理论体系渗入了传统戏曲研究的畛域,南戏研究也顺着新时期文艺研究解构式的后现代逻辑而逐步走向了多元化。深入到具体的研究事项,作为研究核心内容的南戏史述最终要通过“释名”而达到了意义的完成,而“释名”的过程则具象地勾勒出了史述之“度”。史着中的南戏书写直观地展现了现代南戏研究的“格局”与“视角”。南戏的历史研究则是南戏研究中最为核心也是争议最多的研究领域。但在这诉讼纠纷与公案频出的南戏史述中,南戏本身的名称亦得到了学界最大程度地辨析,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戏曲史的视阈下串联历史中的南戏文献,各种称谓被历时性地从文献记载中析出,并与南戏发展的历史相连接,南戏的概念从长时期割裂式的平面变成了立体而关联的图示。在“正名”的过程中,南戏所指称的对象逐渐“僭越”了短时段与单一化剧种的矩矱,而具备了整体性的戏曲史与戏曲学意义,逐步生成了完整而立体的学科概念。南戏研究百年的历史进程生发了南戏作为学科的意义,也同时建构了多元的研究维度与学术空间。这些多元的研究层次构成了南戏作为现代学科的内部结构,生动地描摹了研究者的审视之“维”。文献是研究的基本面,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贯穿了现代南戏研究从始至今的整个流程,也塑造了南戏研究“言而有据、论从史出”的学科品格。舞台艺术的研究则以文献为基架,又同时最大程度地延展了文献研究的意义,补充了文献视角的单一性,构成了南戏学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而在文献与舞台艺术的研究维度之外,南戏学术还有一个“日常”与“非日常”的社会学空间。前者在向上的立场中强调南戏作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具备的社会功能,后者则在向下的方向里呈现了其作为民间微观社会行为的社会观念。这一社会学的批评空间最大程度地延展了南戏学科的边界,为南戏形成发展等问题的戏曲史研究、舞台艺术研究,以及版本、剧情、思想等方面的文本研究,提供了从社会外围因素出发的观察视角。总体而言,南戏研究从近代的起步至今,在百年时光的洗礼与沾溉中,在一代又一代戏曲学人的开拓与耕耘下,取得了丰硕而瞩目的成就。它整体性地融入了中外思想文化的百年历史进程,其本身即构成了一部完整了现代思想史。在南戏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南戏的学术共同体随之聚合并分衍,一个个南戏学术重镇陆续建设,最终形成了富有层次感的当代南戏研究格局。随着学界对南戏的剧目、曲文辑佚工作的进展,对南戏发生、发展历史梳理的深入,南戏的历史面貌被逐步还原,文献中关于南戏的概念也得以重构、拼接,多维的研究层次也随之生成,从外到内地形构了“南戏学”的内涵与意义。
王灿平[3]（2016）在《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法治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主义法治是实现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客观要求。依法治招是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依法治教,确保教育公平公正的必然要求。普通高校招生承载着广大考生实现大学的梦想,充满着家长和社会对未来的希冀,寄托着人们对于招生公平公正的追求,如何推进招生法治化的进程,构建规则公平、过程公开、结果公正的高校招生制度,维护招生主体的合法权益,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急迫要求,是实现人才强国战略的有力保障。本文从五个方面研究了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法治化问题。第一个方面绪论。研究普通高校招生法治化的背景,包括战略背景、法律背景、改革背景、政策背景、现实背景和防控背景,同时研究了普通高校招生法治化的意义。从普通高校招生法治化内涵、原则和意义,高校招生计划管理和分配等七个方面进行了国内研究综述；并从高校招生组织体系、招生考试科目和内容、招生考试形式、招生录取标准等方面进行了国外高校招生制度及法治化的研究综述。第二个方面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法治化的理论基础与历史沿革。论述了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法治化的概念,并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平等理论、权利理论和依法治国理论等理论基础。回顾分析了我国普通高校招生制度及法治化的历史沿革。第三个方面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法治化的现状。从普通高校招生法治理念、法治文化、法治化实施过程方面分析了我国普通高校招生法治化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和原因。第四个方面国外高校招生制度及法治化的特征与启示。选择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进行普通高校招生制度及法治化的特征分析和与我国的对比研究,思考和提出对我国普通高校招生法治化的启示。第五个方面完善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法治化的思路。提出确立普通高校招生法治理念,构建普通高校招生法治文化,明晰普通高校招生法律关系,完善普通高校招生法治化的路径。就完善路径提出普通高校招生计划编制的法治化、考试科目及内容设置的法治化、考试方式的法治化、录取方式的法治化、管理程序制度的法治化、权利救济的法治化等六个对策。
李楠[4]（2014）在《民国时期（1912-1949）中药文献及其学术考察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1912-1949）是传统本草向现代中药学过渡的关键时期,在中药学术发展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民国学者“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在继承传统本草学术基础上,融汇吸纳现代科学知识、技术与方法,并开展中药科学研究,推动中药学术发展,更为现代中药学奠定基础。民国时期留下了大量中药文献,为我们研究该阶段中药学术发展提供宝贵资料,目前民国中药文献的价值越来越为学术界所关注,并已在文献保护与整理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但相关研究尚显不足,一方面,还未发现以民国期刊内刊载的中药论文为对象的研究；另一方面,亦未发现民国中药着作与中药论文相结合,从整体角度探索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研究。本研究基于民国时期中药文献展开,以民国时期中药着作与期刊中药论文为基础,通过对相关文献内容的梳理,结合民国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分析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特色与影响,为当前中药学发展提供借鉴。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目录学、版本学、计量文献学、口述与实地调研等研究方法,同时参考历史学研究方法,通过搜集整理这些文献,分析其具体内容中表现出的学术思想与特点,探讨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脉络及其规律。研究对象以民国时期中药着作、期刊中药论文为主,具体选择标准如下：着作选择标准：①成书时间为1912-1949年之间；②内容或部分内容与中药相关；③铅印本、石印本、油印本、稿本、抄本等各种版本,不论是否正式出版均纳入研究之列；④出版地区为中国大陆；⑤中文着作。期刊中药论文选择标准：①论文发表时间为1912-1949年之间；②内容或部分内容与中药相关；③期刊检索范围包括中医药期刊与其他期刊两部分,其他期刊主要包括药学期刊、西医相关期刊及各科研机构连续发行的研究报告等；④期刊发行地区为中国大陆；⑤中文论文。文献搜集方法：首先利用《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民国时期总书目》、《中文期刊大词典》、《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以及中药史、中药文献方面着作,等获取民国时期中药着作与刊载中药论文的期刊线索；其次以民国、中药、国药、汉药、本草为关键词,在万方数据、中国知网等网络数据库查阅相关论文,获取资料及相关线索；第三,以民国、中药、本草、汉药为关键词,在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等主要图书馆网站查询馆藏图书与期刊目录；第四,根据搜集的线索展开实地调研工作,查阅原始资料,对于重要内容通过抄录、复印、拍照等方式加以保存。文献分析方法：对获得的资料,根据文献自身特点,制定不同的整理与分析方案。中药着作整理与分析：①对搜集的中药着作进行编目,核实着作名称、作者、出版者、成书年代、出版时间、版本情况、馆藏信息等内容；②阅读着作内容,撰写图书简介；③根据着作内容的学术特点进行分类；④横向比较不同类别图书间的差异,归纳民国时期中药图书的共性,分析不同类别图书的个性特征；纵向比较该类着作在不同历史时期间的差异,结合时代背景,探讨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分析其对现代中药学术产生的影响。期刊中药论文整理与分析：①阅读论文内容,提炼作者主要学术观点；②根据内容与学术观点,对搜集到的中药论文进行分类；③总结民国时期中药论文的主要学术观点与特色。结合中药着作与期刊中药论文,从整体角度分析两者在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全面研究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民国以前本草学术发展的特点及民国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探索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影响因素、整体脉络、学术特点及其对现代中药学术的影响。在本研究调研过程中,共阅览民国时期中药着作182种,其中各图书馆藏原本161种,《中国本草全书》收录的民国中药着作影印本21种；调研过程中发现《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未着录着作26种,着录信息有误的着作31种。阅览期刊50种,其中中医药期刊45种,研究报告2种,西医药期刊3种,全文阅览中药论文400余篇,浏览并纳入统计分析论文1000余篇。论文正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前言”,对民国以前的“本草”,民国时期的“本草”、“中药”、“国药”、“汉药”,以及现代“中药”等概念加以辨析,同时介绍本研究的目的、意义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民国以前本草学术发展”,从“本草学术主流”与“本草学术分支”对民国以前本草学术发展的脉络进行简要梳理,总结本草学术发展特点。第三部分为“民国时期中药文献概述”,分为“民国时期的中药着作”、“民国时期的期刊中药论文”、“民国时期中药文献的计量分析”三节。“民国时期的中药着作”按文献的内容特点分为“综合类中药着作”、“临床应用类中药着作”、“专题研究类中药着作”、“辞典类中药着作”、“教材类中药着作”、“科普类中药着作”、“生药研究类中药着作”等七类,简要介绍每类着作的总体特点及代表性着作的学术特色。“民国时期的期刊中药论文”则首先介绍收录中药论文的相关期刊简要情况,重点分析民国时期中药论文的内容特点,并将其分为“中药学术发展”、“中药临床应用”、“中药知识整理”、“中药科学研究”、“中药专题研究”等五类。“民国时期中药文献的计量分析”则以调研资料为基础,对纳入研究的中药着作数量、馆藏情况、类别、成书年代以及十种主要中医药期刊内中药论文的发表比例、中药论文的分类构成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以求反映民国时期中药着作与期刊中药论文的大致情况。第四部分为“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影响因素”,重点分析民国时期社会环境、经济效益、文化思想以及科学引进等因素对中药学术发展的影响。第五部分为“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探析”,分析民国时期中药着作与期刊中药论文在学术发展中的作用及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主要特点。通过上述五部分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三点结论：一、民国时期中药着作与期刊中药论文,作为文献载体,忠实地记录下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历程,同时作为当时信息传播的重要途径,也为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互动平台。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取得新的发展,通过着作编排体例、形式等变化得到体现,并最终以中药着作的形式系统地展现出民国时期中药学术的总体框架；着作与期刊的流通,促进了中药学术的交流,期刊中药论文的出现,则使学术交流与争鸣更为活跃；科普着作与论文则很好地促进了中药知识普及,使更多的社会民众了解并认可中药。二、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经济、科技等众多因素影响,其中“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影响甚为深远。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总体特征为,在继承传统本草学术的基础上,通过融汇吸纳现代科学知识、技术、方法,发展中药学术。具体表现为“发扬传统”、“复古求新”、“中药科学化”三种倾向,其中“发扬传统”在民国中药学术发展中处于主体地位；“复古求新”则通过回溯中药学术源流,正本清源,提供新的探索思路；“中药科学化”是民国中药学术发展的新风向。三、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对今天中药学术体系建设产生深远影响,中药辞典、中药科普着作等,在今天仍是中药着作的重要形式,在中药学术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药教材的编写与中药学校教育的开展,更与当前的中药教育模式密切相关；中药临床应用的深入探索,为现代“临床中药学”奠定基础；科学研究的开展则为中药学术发展提供新思路,并从民国时期的萌芽,逐渐发展为中药资源学、中药药理学、中药化学等众多研究领域及其分支学科。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如何促进中药学术发展仍是摆在每一位中医药工作者面前的重要问题,民国时期的许多学术思想颇具启发意义,因而有必要深入研究,为当前的中药学术发展提供更有力的借鉴。
叶民[5]（2014）在《工程教育CDIO模式适应性转换平台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工程教育的环境正在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工程教育的模式正处在从“科学范式”向“工程范式”转换的当口,涌现了以CDIO为代表的一系列新模式。实现工程教育范式转换需要一个集成相关政策的范式转换平台,因此,研究、构建面向中国国情的适应性转换平台具有重要意义和现实紧迫性。本研究就是在这样的逻辑背景下,借助历史文献法和基于扎根理论的NVivo软件工具,挖掘出转换平台的构成要素和环境支撑要素,成功构造出一个CDIO适应性转换平台,并为该平台运作提出应予把握的策略和政策建议。本文工作与其说是为CDIO模式量身打造的,不如说是为整体工程教育范式建构的,CDIO模式只是选出的引子。如何选择若干影响因子作为工程教育模式转换平台的支撑要素是构筑转换平台的关键。本文首先进行理论研究和探索实践的历史和现实回顾,运用工程问题求解思路寻找要素挖掘和政策调整的方向。本文从工程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探讨了工程教育从“技术范式”到“科学范式”、从“科学范式”到“工程范式”的两次范式转移或两次革命；尤其是探讨分析当代工程教育转型（第二次工程教育革命）的社会背景与改革实践,认识工程教育发展的现实环境和变革驱动力,揭示工程教育范式转换深刻的历史动因和社会必然性。通过大量的文献分析,阐述了“工程范式”转型过程中的若干模式创新——如整体的工程教育、大E的工程等,介绍了多个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最佳实践；详细讨论了CDIO模式的产生、发展背景和丰富内涵,介绍了CDIO模式在中国的试点实践,展示了CDIO作为当前工程教育“二次革命”中崛起的一种典型创新模式应运而生的理论营养、实践土壤,揭示了CDIO模式丰富的创新内涵与时代价值。在转型的理论准备和实践回顾中,为CDIO范式转换平台研究奠定了基础、明确了方向。为对CDIO转换平台要素的科学挖掘和平台合理构建,本研究采用国际上社会科学研究比较流行的质性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和建立在其理论基础上的NVivo软件。本研究通过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共三级编码,对能体现工程教育范式转型研究主题的权威性、代表着国际社会主流意见的21篇典型文献（其中英文18份,中文译本3份）进行了深入挖掘；根据研究主题的故事线抽象出的8个选择性编码,进而根据扎根理论,从编码的理论结果中揭示了CDIO转换平台的5大构成要素和3大环境支撑要素。它们分别是重构本科课程计划、工程师资的认可与激励、教育教学方法、学生的评价与激励、大学文化变革,以及国家战略、财政支持、变革的社会共同参与。结合中国国情,我们对5大要素在平台构成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内容、实现方式与侧重,以及构建过程中的理论准备和具体操作提出了政策性建设意见,并给出了CDIO转换平台的构成框架,其中课程设置是实现转换平台的核心内容,师资政策是实现转换平台的关键与瓶颈,教学方法是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的难点,学业评价是激励学生主动参与变革的重点,大学文化环境的变革在平台重构中起到基础和保障作用。本文阐述了转换平台的政策蕴含,即平台目标的明确性、平台架构的系统性、平台要素的关联性。通过对转换平台的运行与政策环境的梳理分析,揭示了有效运行CDIO转换平台必须把握好的三个应用策略,即：1)变革要选择“先自上,再上下互动”；2)高校要综合判断、自主选择——根据自己的不同定位、不同的行业需求、不同的学科专业特征,可选择选择C、D、I、O不同侧重的模式；3)高校要拿出变革勇气,但结合自身实际把握好变革力度和进度节奏。最后,分别向教育主管部门、大学管理部门提出宏微观政策调整的意见和建议,包括资源分配政策、评价与考核、激励政策、日常管理政策等。本文工作为工程教育的范式转换提供了新的认知,为成功借鉴CDIO模式的政策设计提供新的方法论运用；由此建构的中国CDIO适应性转换平台对相关教育管理实践提供了可作参考的分析与解题框架,为中国高校有效组织和实施工程教育范式转换,提高中国工程师培养质量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政策依据。
高欣[6]（2013）在《美国与全球艾滋病治理》文中认为经济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福祉,也带来了诸多全球性问题,在全球卫生领域,诸如艾滋病、疯牛病、非典、禽流感、甲流等跨国传染病越来越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在全球卫生治理中,艾滋病治理是最典型的难题。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积极参与并领导全球艾滋病治理;实际上,全球艾滋病治理是美国参与全球治理,包括全球安全治理、全球卫生治理在内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都服从于美国对外战略。美国的全球艾滋病治理政策反映了美国试图在国际道义和国家利益两方面取得平衡。美国对全球艾滋病治理的认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冷战结束的关键时期和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前夜,美国的外交政策的重点不在艾滋病问题上。“9 · 11”事件之后,美国在全球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逐渐认识到美国不可能置身于全球传染病之外。美国主流舆论促使美国政府认识到全球艾滋病治理的艰巨性和重要性,愿意聚合各种力量共同对全球艾滋病进行治理。美国国会的推动为美国治理全球艾滋病的提供了经济和法律基础。现阶段,全球艾滋病治理存在正式、非正式和公私合作治理三种机制。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国际非政府组织、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抗击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等角色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存在重叠、效率不高、资金缺乏等各种问题。美国扮演着“舵手”的角色,促进全球多层治理体系的发展,不断完善全球艾滋病治理网络,力图把美国主导下的全球艾滋病治理网络与全球多层治理网络对接起来。与此同时,美国构建的全球艾滋病超级治理网络也具有稳固性,即使网络链上的某种行为角色出现问题,也不会影响美国治理全球艾滋病的大局。美国全球艾滋病治理经历了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三个时期的发展。克林顿政府时期“抗击疫情的领导和投资倡议”是美国全球艾滋病治理的开端。布什政府“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是美国全球艾滋病治理的“马歇尔计划”,标志着美国全球艾滋病治理的高峰。2009年至2014年,奥巴马政府的实施“全球卫生行动计划”是美国全球艾滋病治理的延续和扩大。美国是一个具有务实精神的国家,具有长远目标的决策和行为能力。美国外交思想中两个最为核心的主体是“利益”和“责任”。美国积极参与全球艾滋病治理,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抗艾滋病药物生产公司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世界贸易组织的专利体制造成了防治艾滋病药品价格过高使贫穷国家无法负担。美国指责发展中国家为了应对艾滋病危机而对艾滋病治疗药品实行的“强制许可措施”,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关于“病者有其药”的斗争,在维护全球公共卫生秩序的压力下,美国最终放弃了诉讼,默认了发展中国药品强制许可的存在。这一方面是美国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另一方面也见证了美国作为最强大的主权国家,在全球卫生治理问题上与各种行为体所达成的妥协。美国积极参与全球艾滋病治理有助于全球卫生治理走向“良治”,同时有助于扩大美国在受援国的影响和势力,是其树立仁慈大国形象的舞台。美国全球艾滋病治理启示中国应进一步重视并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加强卫生外交,发挥新兴媒体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作用。
唐田恬[7]（2013）在《阮元《周礼注疏校勘记》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是清代经学研究的重要文献。《周礼注疏校勘记》是其中一种,由臧庸担任分校,并存有大量段玉裁的校勘意见。本文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的文选楼本《周礼注疏校勘记》为基本依据,主要分析《校勘记》的体例、内容、使用校本、引用文献（含经说）、校勘理念等方面内容,并与南昌府学本进行对校,辅以阮元《校勘记》前后重要的《十三经注疏》校勘文献,讨论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影响。本文由绪论和四部分正文以及结语组成。绪论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方面阐明笔者的研究动机,总述阮刻《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时代背景。第二方面综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研究状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交代本文的阅读地图和文献线索。第三方面明确论文的研究意义和方法论上的创新。正文第一部分结合史料与前人研究成果,叙述阮刻《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编修过程以及其中存在的语焉不详之处。主要包括《校勘记》编纂的前期准备,《校勘记》的编纂流程与参校学者,《校勘记》的卷数,《校勘记》依据的版本以及《校勘记》的编纂目的和学术定位。第二部分包括五个方面。第一方面讨论《周礼注疏校勘记》的体例特点,主要围绕符号标记“○”和文字标记“按”、“案”展开,并将其作为分析《校勘记》其他方面内容的重要参照坐标。第二方面讨论《周礼注疏校勘记》的内容,讨论《校勘记》在校订文字、记录异文、辨析版式与句读、考察音韵等方面的内容。第三方面讨论《周礼注疏校勘记》的使用诸本,归纳《周礼注疏》的版本系统,考察《周礼注疏校勘记》对各本的使用情况,并指出其在版本学上的成就和不足,第四方面讨论《周礼注疏校勘记》引用的文献,由此观察阮元与参校学者们对宋代学者和清代学者的态度,为重新建构学术史提供参考资料。第五方面根据《周礼注疏校勘记》的校语和特点,归纳校勘学者们的校勘理念,指出其在校勘方法论上的进步之处。第三部分是文选楼本与南昌府学本的对校情况与分析。通过对校可以发现,南昌府学本并非如前人所批评的那样一无是处。实际上,南昌府学本对文选楼本的删改并不是毫无学识,错误百出的；而是在阮元的学术理念指导下完成的。第四部分讨论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影响。主要通过搜集前人重要的评论文献,并结合《校勘记》的实际特点,尽可能对《周礼注疏校勘记》作出客观、全面的评价。结语部分,笔者总结前文讨论的主要问题,以《周礼注疏校勘记》的文本特点为依据,试图给予《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一个客观的定位和评价,并提示文章遗留下来的问题,以期在未来的学习与研究中进一步考察。本文的附录包括两方面内容,提供经书文献研究着作与论文的汇总目录,以及《十三经注疏》及重要校勘着作的主要版本及馆藏分布信息,以为同好研究之便。
马光霞[8]（2012）在《监理会在华事业研究（1848-1939）》文中研究表明美国监理会自1848年派传教士来华传教,至1939年并入卫理公会,在长达九十余年的时间里,在中国逐步建立起庞大的教会事业和具有多重功能的基督教社区,通过与当地社会复杂的互动交往,形成了兼具近代性和地方性的鲜明特点。早期来华监理会教士之间的传教理念存在着显着的差异,其中尤以蓝柏和林乐知为代表,不过他们之间并没有因此发生激烈的冲突,而是各自践行自己的主张。蓝柏的活动为日后监理会布道事业的发展培养并储备了一大批神职人员,奠定了苏州作为传教大本营地位的基础；而林乐知从“直接布道”转向“间接布道”,“走上层路线”,为监理会在华事业勾勒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中华年议会成立后,监理会各项事业走上统一发展的轨道,林乐知的传教方略得以逐步实施。文教方面,《万国公报》成为晚清最具影响力的中文报刊,也成为了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启蒙读本。东吴大学等一系列学校的开办表明监理会已建立起独立完善的教育体系。从华美书坊到华美书馆进而到协和书局,监理会文字事业也逐步走向正轨。医疗卫生方面,监理会先后建成博习医院、湖州福音医院和常州武进医院等现代医院,同时开展医学教育、卫生防疫等工作。专业化的内在诉求使监理会医疗事业的社会服务功能充分彰显出来,进而使教会与地方社会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妇女事业是在美国监理会海外女差会部直接管理下发展起来的,自1878年首位女传教士来华至1939年为止,监理会的妇女事业逐步在布道、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等领域内开展。当地妇女在女传教士的影响下,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由家庭妇女变为职业妇女。在中西女塾等女子学校中,妇女的性别（gender）意识和时代特质开始凸显出来。无论从派遣传教士的人数还是从差会本部的财政拨款来看,监理会都远远算不上是一个实力超群的传教组织,但它却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在近代中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究其原因,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固然是影响监理会在华事业发展的直接因素,但江南传统社会和新上海两大地方性元素实际为监理会在华事业提供了坚实的人力和物力支撑,而“上海财源”对监理会各项事业的开办和维系尤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宋青红[9]（2012）在《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研究（1938-1946年）》文中认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新运妇指会）作为战时妇女运动的总机构,组织和领导了战时的妇女工作。宋美龄以蒋夫人的身份,团结各派各派各界妇女参与战时妇女新运工作,各妇女工作组织者更是积极推行其妇运理念和主张。在新运妇指会的组织和领导下,妇女慰劳、儿童保育、战地服务、乡村服务、妇女文化事业、妇女生产事业和妇女生活指导等各项事业得以展开。新运妇指会各分会的设置则与国民政府行政机构密切相关,各机关新生活妇女工作队依国民政府中央各机关而设立,各省新运妇委会依托各省机构而设立。新运妇指会领导下的妇女动员具有明显的性别色彩。新运妇指会组织者群体或者由于其丈夫的党派属性或行政职务直接参与新运妇指会的组织工作,或者由于其对某一妇女工作的热情,响应战时妇女工作的需要参与战时妇女工作；或者由于服务某一政党的组织需要,被安插新运妇指会中。新运妇女干部训练班学员,约有三分之二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或各省党部保送,自由考取仅占三分之一左右。新运妇指会的经费来源,既有政府专款补助和其它补助,也有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捐款,政府拨款占据很大比例,当拨款余额不足时,由中央银行代为发放职员薪津。新运妇指会的成员,有国民党妇女干部、共产党员、左派进步人士和督教人士等人,也妇女名流,专家学者俞庆棠等人,还有宋美龄的私人秘书钱用和等人,各方各面的妇女参与新运妇指会。其中又以国民党政要夫人和女国民党员占相对多数,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更占据新运妇指会的主导地位。与其它妇女组织相比,在抗战前期,新运妇指会起着统一领导全国各界妇女,并指导其开展妇女工作的任务。到抗战后期,随着国民政府其它妇女行政机构和官方妇女组织的设立,新运妇指会的“妇女团体的总机构”的地位受到一定的挑战。抗战胜利后,新运妇指会由战时陪都重庆迁往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由动员妇女从事战时妇女工作的妇女组织,转变成战后单纯从事妇女生产、儿童福利的妇女组织,组织机构和工作规模大为缩减。新运妇指会动员了大量的妇女从事战时生产、慰劳、保育、乡村服务、战地服务等事业,为战时妇女工作乃至抗战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新运妇指会努力动员妇女为国家民族事业服务,但对于妇女自身的利益所做的贡献极为有限。新运妇指会组织和动员妇女的同时,实际上鼓舞了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各项活动,有利于妇女摆脱家庭的束缚,提高其经济地位,从而松动传统的性别关系,其组织形式对以后的妇女团体和妇女运动都有着一定的影响。
文理[10]（2011）在《《黄帝内经》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文中认为在2008年3月第1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郭重庆院士提出：中国管理学的创建要从对西方管理经典的“照着说”，到向中国管理“接着讲”的转变，以及“接着讲”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上世纪已故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提出：21世纪发展人文社会学科，中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必须要有新东西。同时还指出：中国语言学在世界上是最为古老，但用研究英文、法文、拉丁文等有曲折变化的语言的方法，来研究没有曲折变化的汉语是不行的，必须根据汉语的具体情况来研究，不能用外国那一套来进行研究。从科学历史的视角审视中国各个学科的发展，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思想在实践中得到检验，而延续到今天，应该是数中医学最为成熟和完整：既有整体、动态、和谐的思想观念的认识论，又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并且将认识论与方法论进行了成熟地交融。中国的医学和管理学均为本土传统文化下的的产物，二个学科都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二重属性的相同共性：在哲学层面上，共具备动态观念、整体观念、和谐观念特征；在系统观念上，同属于复杂性学科的开放巨系统，在实践应用上，同属于综合性的交叉和应用性学科；在整体决策上，共同包含着科学性、艺术性、道德性的多元化。古代医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指出：“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诊候）。自古以来的中医学界都认为，《黄帝内经》是医学名着的群经之首。由于其内容充满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所以“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素问着至教论）。《黄帝内经》中的特征之一为取象比类思维，在关于治疗疾病和治理国家的内容中，书中多次出现：取治人之象，比治国之类；取医学之象，比宰相之类。由此，文章取中医之象，比管理之类展开论述，主要内容如下：在阐述了选题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基础上，其一，解读了《黄帝内经》中“取象比类”中的取象要符合对象、合象和应象条件，以及其思维的模式，综述了近20年学者们对阴阳五行理论的研究发展；其二，以中医的阴阳哲理为背景，阐述了国内外相关的激励理论，指出正激励与负激励在概念上的欠缺，从而遵循《黄帝内经》中取象比类思维，提出阳激励与阴激励的概念，及阳激励与阴激励存在着此长彼消，此消彼长，此长彼长，此消彼消的变化规律，依照阳主阴从等原则，以及中医对阴阳失调调理模式的归纳，推出阳激励与阴激励失调的和谐调整模式；其三，以中医五行理论为背景，阐述了国内外相关的企业高层管理团队组建研究状况，以及五行理论的基本内容和五形人的由来，提出以《黄帝内经》五形人来组建企业的高层管理团队，同时提出高层管理团队五职能出现异常的乘侮现象的和谐调整思路，另外，通过以五行理论设计了心理特征调查表，通过对合肥工业大学学生参加中国赛区的国际企业管理挑战赛和全国MBA培养院校企业竞争模拟上取得全国总决赛资格队伍的成员心理特征进行分析后，发现存在这样的一个规律：团队成员心理特征差异性高，团队的决策质量也高，但决策效率则低，即决策质量与决策效率是成反比关系；其四，以中医阴阳五行理论为背景，阐述了国内外有关阴阳五行在兵法中和战争的应用，对西方着名战略学家迈克尔波特等提出的基本竞争战略进行了细致分析，依照《黄帝内经》中的定义，建立了应用阴阳五行系统思想来选择竞争战略的系统关系模型，并分析了TCL企业的战略选择实例，然后，依据产品的价格与销售比例关系，建立了一个可量化的数学模型，通过对2010年全国MBA培养院校的“企业竞争模拟”大赛实例的量化分析，得出5种基本竞争战略在选择时，必须注意的三个基本原则：企业应该首先坚持原先好的竞争战略；而在改变战略时，应该遵循中医阴阳五行系统的变化规律，先选择相邻相生的战略，再考虑选择相隔相克的战略；其五，在分别介绍了中医与西医视角下的企业诊断内容后，基于《黄帝内经》对五藏的定义，对人类五藏的主藏功能系统与企业五大管理的阴阳功能系统进行了比类，根据钱学森等院士提出“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来解决复杂巨系统的问题”，在基于孟凯韬提出在中医上应用的阴阳五行数学理论上，建立了企业五大管理功能系统的若干数学表达方式，并且以中医的“四诊合参”设计了诊断体系及诊断指标量表，尝试性对企业进行模糊综合的诊断；最后，以《黄帝内经》中万物都遵循的“生长化收藏”规律，审视“管理学在中国”学术发展背景下，本土企业管理学的学术发展，需要学术界领导在科学研究、教育培训、管理实践、学术组织和应用领域上，把握“生而勿杀，长而勿罚，化而勿制，收而勿害，藏而勿抑”（素问·五常致大论）和动态的五行系统的生克和谐原则。总之，文章以“继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为宗旨，以《黄帝内经》中动态辨证论治思想的“调”字为主要线条，依次以阴阳、五行、阴阳五行、诊断理论对企业管理中存在的员工激励问题、高层管理团队的组建问题、竞争战略的选择问题、管理系统的运作问题进行了思考。
二、《汕头大学医学院学报》2002年第15卷第1～4期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汕头大学医学院学报》2002年第15卷第1～4期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新闻人任白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研究的理由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现有研究述评 |
| (一)文献综述 |
| (二)文献评析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创新点及困难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四)研究的困难 |
| 第一章 任白涛的人生历程与社会环境 |
| 第一节 家世与早年求学生涯 |
| 一、家庭与家学 |
| 二、从私塾到学堂 |
| 三、上海问医兼求学 |
| 第二节 涉足报界到东渡日本 |
| 一、初入新闻界 |
| 二、东渡日本留学 |
| 三、与周恩来成为莫逆之交 |
| 四、参与留日学生运动 |
| 第三节 在杭州与上海间辗转 |
| 一、置身版权纠纷 |
| 二、投身左翼文化运动 |
| 第四节 因抗战而逐流的年代 |
| 一、赴重庆寻找党组织 |
| 二、从事战时宣传工作 |
| 三、抗战后的清贫生活 |
| 第二章 任白涛的新闻实践研究 |
| 第一节 在《民立报》时期的新闻实践 |
| 一、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新闻界 |
| 二、任白涛《民立报》记者经历考证 |
| 三、《民立报》上的“河南通信” |
| 四、任白涛新闻通信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在《新湖北日报》时期的新闻实践 |
| 一、《新湖北日报》的创刊背景及过程 |
| 二、《新湖北日报》的编务人员与栏目设置 |
| 三、任白涛主编期间的《新湖北日报》言论分析 |
| 四、毅然离开《新湖北日报》 |
| 第三节 任白涛新闻实践的主要特征 |
| 一、以兴趣支持事业 |
| 二、将新闻用作武器 |
| 三、为言论自由大声疾呼 |
| 四、为民族解放坚守阵地 |
| 第三章 任白涛的新闻学研究 |
| 第一节 任白涛从事新闻学研究的背景 |
| 一、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环境 |
| 二、20 世纪20 年代前后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快速发展 |
| 第二节 任白涛在日本的新闻学研究 |
| 一、参加“大日本新闻学会” |
| 二、着述《应用新闻学》 |
| 三、《应用新闻学》的出版经历 |
| 第三节 任白涛在国内的新闻学研究 |
| 一、创办中国新闻学社 |
| 二、《综合新闻学》的诞生 |
| 三、与学术界同仁的交往 |
| 四、进行体系化的新闻学研究与构建 |
| 第四节 任白涛新闻学研究的主要特征 |
| 一、以改善我国新闻事业为目标 |
| 二、以指导实践为主要目的 |
| 三、以构建体系化新闻学为追求 |
| 四、以引领学术为意识 |
| 第四章 任白涛的新闻思想研究 |
| 第一节 任白涛新闻思想的主要渊源 |
| 一、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熏染 |
| 二、西方新闻学理论的影响 |
| 三、自我新闻实践活动的提炼 |
| 第二节 任白涛新闻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任白涛的新闻业务思想 |
| 二、任白涛的新闻教育思想 |
| 三、任白涛的新闻伦理思想 |
| 四、任白涛的新闻舆论思想 |
| 第三节 任白涛新闻思想的主要特征 |
| 一、中外结合,以本土化为追求 |
| 二、吸纳为起点,以立足体系创建为目标 |
| 三、强调记者责任,以服务公众为宗旨 |
| 第五章 任白涛的抗日新闻宣传研究 |
| 第一节 任白涛从事抗日新闻宣传研究的历史背景 |
| 一、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
| 二、中国新闻界的抗日新闻宣传热潮 |
| 三、任白涛对日本新闻界的早期关注与研究 |
| 第二节 任白涛从事抗日新闻宣传研究的主要动因 |
| 一、为挽救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局面 |
| 二、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新闻侵略 |
| 第三节 任白涛对抗日新闻宣传研究的主要成果 |
| 一、关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宣传政策的认识 |
| 二、关于日本对华新闻宣传工具侵略本质的揭示 |
| 三、关于中国反对日本新闻侵略的主要原则 |
| 四、关于中国对日新闻宣传的具体措施 |
| 第四节 任白涛抗日新闻宣传研究的主要特征 |
| 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 |
| 二、注重新闻的宣传功用 |
| 三、适应时代环境的需要 |
| 四、将学术研究融入抗战实践 |
| 第六章 任白涛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及评价 |
| 第一节 新闻人任白涛的历史定位 |
| 一、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始终怀揣强烈责任感的新闻人 |
| 二、对中国早期新闻学建构有开创性贡献的新闻学者 |
| 三、对抗日宣传做出一定贡献的新闻斗士 |
| 第二节 新闻人任白涛的历史局限性 |
| 一、过分地看重新闻事业的力量和作用 |
| 二、未能充分地将自己的新闻主张贯彻于实践 |
| 第三节 新闻人任白涛的现实启示 |
| 一、新闻人应当具有为国为民的社会责任意识 |
| 二、新闻学术研究应与当下时代需要相结合 |
| 三、应当理性看待西方新闻学理论和思想 |
| 结语 |
| 附录:新闻人任白涛生平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2）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南戏学术史的存在事实与研究的学理依据 |
| 二 南戏学术史的研究现状与治史范式 |
| 三 南戏学术史的叙史范畴 |
| 第一编 学术之“势”：南戏在现代学术整体中的进路与呈现 |
| 第一章 传统至现代的滥觞：从“一个失去的环节”到近代研究范式的初建 |
| 第一节 蓄意的空白：古代南戏研究巡礼 |
| 一 双重的枷锁：视为“小道”的戏曲与“重北轻南”的曲学思维 |
| 二 空白的生成：片面、破碎而单一的古代南戏学术史 |
| 第二节 剧变与契机：学术语境的现代转型与南戏研究的近代化转向 |
| 一 调试与顺化：经学的退席与晚近的学术转关 |
| 二 价值的重估：“小说界革命”与民间通史文艺社会价值的凸显 |
| 三 社会到学术：近代教育体制的建立与民间文艺学理价值的发掘 |
| 四 底色与分化：民俗学背景中生成的近代南戏研究 |
| 第三节 学人与学科：第一代戏曲学人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初建 |
| 一 大家之师：吴梅的曲体研究与现代南戏学谱的编织 |
| 二 以治经法以治曲：姚华的曲本考订与南戏辑佚之风的肇始 |
| 三 史述与“现代性”：王国维的戏曲史书写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生成 |
| 第二章 剧学中的意义凸显：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与研究的专门化 |
| 第一节 双向的体认：戏曲艺术成就的世界认同与学术价值的专学化 |
| 一 “整理国故”运动的发起与通俗文艺研究的深入 |
| 二 海外演出的热潮与传统戏曲的世界性认同 |
| 三 现代戏曲教育研究机构的建立与专业学术期刊的创办 |
| 第二节 内向的搜求：剧目曲文的辑佚与的南戏学科肌理的构建 |
| 一 从青木正儿到郑振铎：姚华之后的践行者 |
| 二 钱南扬、赵景深与冯沅君：南戏辑佚三大家 |
| 三 宗志黄与“休休”：学案中遗落的重要缺页 |
| 第三节 外向的理路：“印度戏剧输入说”的生发与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 一 默转潜移的学术语境：晚近佛学的复兴到中印比较文艺研究的兴起 |
| 二 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文化移动论”的建构至“印度水路”的描绘 |
| 三 专门化的另一条路径：“输入说”的衍化与现代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 第三章 “一元”与“多元”：二十世纪下半叶研究的转型与重构 |
| 第一节 政治与文艺：戏剧及其研究发展进程中的二次蜕变 |
| 一 政治主体性的逐渐渗透：从“革命文学”的论争到左联的文艺理论实践 |
| 二 被立定的方向：《讲话》的发表与文艺对政治范畴的体认 |
| 三 转变的酝酿：戏曲创作与批评方式的变革与第二次的研究转向 |
| 第二节 “坚守”与“失落”的临界：《琵琶记》大讨论的因果及学史意义 |
| 一 “讨论”的起因：遗产价值的阐述与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求 |
| 二 对学术主体性的坚守：“大讨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 |
| 三 无力抗争的学术失落：从短暂的高峰向政治一元化的滑落 |
| 第三节 对传统的追忆与解构：新时期的学科发展与理念更迭 |
| 一 历史的回溯：传统、系谱与学术共同体 |
| 二 后现代的逻辑：交叉、解构与多元化 |
| 第二编 史述之“度”：南戏学术概念及范畴的历史言说 |
| 第四章 “格局”与“视角”：史着中的南戏书写 |
| 第一节 “格局”的映现：文学史中的南戏 |
| 一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确立的过程与最初的标尺 |
| 二 政治修辞与模式固化：“十七年”及之后文学史中的南戏 |
| 第二节 “视野”的表达：戏曲史中的南戏 |
| 一 从青木正儿到周贻白：“文”史与“剧”史的胶着与渐进 |
| 二 专题与视角：通史的分野与多元化的视阈 |
| 第五章 自我范畴的确认：关于南戏史的研究 |
| 第一节 南戏形成之时间：史料解读方式变化而导致的差异与“前移” |
| 一 “古于北曲”的模糊推定 |
| 二 “徐说”与“祝说”的择取 |
| 三 “酝酿期”的折衷与兼容 |
| 四 “宣和、淳熙之前”的推移与假设 |
| 第二节 南戏源起之地点：“一点”与“多点”的争执 |
| 一 “温州源起说”的渊源及确立 |
| 二 “多点起源说”的提出与争议 |
| 第三节 南戏艺术之源头：众说纷纭的迷雾 |
| 一 宋杂剧说 |
| 二 诸宫调说 |
| 三 傀儡戏说 |
| 四 民间剧曲说 |
| 五 宗教仪式说 |
| 第四节 南戏的发展与流变：一度失去的“中间” |
| 一 元代南戏研究的误区与纠正 |
| 二 南戏声腔流变研究的停滞与发展 |
| 第五节 南戏历史的下限：界断的难明与合法性的质疑 |
| 一 以元明代季更迭为界限 |
| 二 以创作主体的身份为依据 |
| 三 以昆剧的兴起为标志 |
| 四 “演进期”的界限代替 |
| 第六章 “史述”与“名定”：“史述”中的称谓释读与南戏学科概念的嬗递 |
| 第一节 碎片下的逻辑：古人对南戏名称的记载及其背后的概念认知 |
| 第二节 分蘖式的关联：南戏名称的近代审视与南戏概念的立体化重构 |
| 第三节 整合中的正名：辨证中的概念群集与南戏学科意义的完全形成 |
| 第三编 审视之“维”：现代南戏研究的空间与层次 |
| 第七章 研究的“基本面”：作为文献的南戏 |
| 第一节 剧本文献的发现与南戏史研究的深入 |
| 一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流回及其文献价值 |
| 二 南戏地方戏文本的发掘与新的研究视点 |
| 第二节 曲谱、曲选的发掘与南戏辑佚的进展 |
| 一 《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的发现与戏文辑佚的阶段性完成 |
| 二 明曲选的整理、刊行与新时期的南戏辑佚 |
| 第三节 文物形态的泛起与研究领域的再延伸 |
| 一 现代文史研究中的文物传统与戏曲文物学的先声 |
| 二 刘念兹等人的田野工作与南戏文物概念的成型 |
| 三 文物视阈下南戏研究领域的延展及分化 |
| 第八章 表演的形态与场域：作为舞台艺术的南戏 |
| 第一节 传统曲学的末梢：以“曲唱”为主体的音乐研究 |
| 一 吴梅的曲律研究与古典曲学“音乐性”的传承 |
| 二 从“曲律”到《曲体研究》：吴梅的学脉与南戏曲体研究的系统化 |
| 第二节 从“场上”到“舞台”：现代剧场理论的介入与“舞台艺术”概念的成型 |
| 一 学人的剧场实践与现代南戏“演剧”研究的萌生 |
| 二 “排场”与“作场”：传统知识体系中南戏演出形制的解读 |
| 三 西方剧场艺术视阈下“舞台艺术”概念的确立及研究的发展 |
| 第九章 “日常”与“非日常”的空间：作为社会结构与行为的南戏 |
| 第一节 向上的路标：上层建筑“机能”的解读与社会结构中的南戏 |
| 第二节 向下的指针：南戏研究向“民间立场”的回归与内化 |
| 一 溯源与回归：“民间性”话语的内置与研究理念的民俗学回摆 |
| 二 田仲一成笔下的祭祀与演剧：南戏与乡村组织及民俗行为的同质化 |
| 余论：南戏学术史的形态与研究的“走出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文及参与课题 |
| 附录一 ：南戏研究发展年谱(1913-2012) |
| 附录二 ：百年南戏研究文献索引(1913-2012) |
| 后记 |
（3）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摘要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法治化的理论基础与历史沿革 |
| 2.1 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法治化的概念 |
| 2.1.1 中国普通高校招生 |
| 2.1.2 法治化 |
| 2.1.3 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法治化 |
| 2.2 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法治化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的法治观 |
| 2.2.2 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 |
| 2.2.3 马克思主义的权利观 |
| 2.2.4 依法治国理论 |
| 2.3 中国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制度及法治化的历史沿革 |
| 2.3.1 民国时期 |
| 2.3.2 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 |
| 2.3.3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末 |
| 2.3.4 21世纪以来 |
| 第3章 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法治化的现状 |
| 3.1 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法治理念 |
| 3.1.1 普通高校招生法治理念的含义 |
| 3.1.2 普通高校招生法治理念的确立及存在的问题 |
| 3.1.3 普通高校招生法治理念存在问题的原因 |
| 3.2 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法治文化 |
| 3.2.1 普通高校招生法治文化的含义 |
| 3.2.2 普通高校招生法治文化的成就和问题 |
| 3.2.3 普通高校招生法治文化存在问题的原因 |
| 3.3 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法治化实施 |
| 3.3.1 普通高校招生计划编制管理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
| 3.3.2 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公平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
| 3.3.3 普通高校招生考生申诉制度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
| 3.3.4 普通高校自主招生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
| 第4章 国外高校招生制度及法治化的特征与启示 |
| 4.1 美国高校招生制度及法治化的特征与启示 |
| 4.1.1 美国高校招生制度及法治化的特征 |
| 4.1.2 中美高校招生制度及法治化的对比分析 |
| 4.1.3 美国高校招生制度及法治化的启示 |
| 4.2 英国高校招生制度及法治化的特征与启示 |
| 4.2.1 英国高校招生制度及法治化的特征 |
| 4.2.2 中英高校招生制度及法治化的对比分析 |
| 4.2.3 英国高校招生制度及法治化的启示 |
| 4.3 日本高校招生制度及法治化的特征与启示 |
| 4.3.1 日本高校招生制度及法治化的特征 |
| 4.3.2 中日高校招生制度及法治化的对比分析 |
| 4.3.3 日本高校招生制度及法治化的启示 |
| 4.4 俄罗斯高校招生制度及法治化的特征与启示 |
| 4.4.1 俄罗斯高校招生制度及法治化的特征 |
| 4.4.2 中俄高校招生制度及法治化的对比分析 |
| 4.4.3 俄罗斯高校招生制度及法治化的启示 |
| 第5章 完善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法治化的思路 |
| 5.1 确立中国普通高校招生的法治理念 |
| 5.1.1 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法治的基本理念 |
| 5.1.2 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法治理念的特征 |
| 5.2 构建中国普通高校招生的法治文化 |
| 5.2.1 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法治文化的内容 |
| 5.2.2 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法治文化的特征 |
| 5.3 明晰中国普通高校招生的法律关系 |
| 5.3.1 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法律关系概述 |
| 5.3.2 中国普通高校招生高校与考生的法律关系 |
| 5.3.3 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 |
| 5.4 完善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法治化的路径 |
| 5.4.1 中国普通高校招生计划编制的法治化 |
| 5.4.2 中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科目及内容设置的法治化 |
| 5.4.3 中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方式的法治化 |
| 5.4.4 中国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方式的法治化 |
| 5.4.5 中国普通高校招生管理程序制度的法治化 |
| 5.4.6 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权利救济的法治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论文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4）民国时期（1912-1949）中药文献及其学术考察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综述 民国中药文献研宄概况 |
| 参考文献 |
| 1 前言 |
| 1.1 相关概念界定 |
| 1.1.1 民国时期以前“本草”的概念 |
| 1.1.2 民国时期“本草”、“汉药”、“国药”、“中药”的概念 |
| 1.1.3 小结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资料搜集方法 |
| 1.3.3 资料整理与分析方法 |
| 2 民国以前本草学术发展 |
| 2.1 本草学术主流 |
| 2.2 本草学术分支 |
| 2.3 小结 |
| 3 民国时期中药文献概述 |
| 3.1 民国时期的中药着作 |
| 3.1.1 综合类中药着作 |
| 3.1.2 临床应用类中药着作 |
| 3.1.3 专题研究类中药着作 |
| 3.1.4 辞典类中药着作 |
| 3.1.5 教材类中药着作 |
| 3.1.6 科普类中药着作 |
| 3.1.7 生药研究类中药着作 |
| 3.2 民国时期的期刊中药论文 |
| 3.2.1 收录中药论文的期刊简介 |
| 3.2.2 民国时期期刊中药论文的内容 |
| 3.3 民国时期中药文献的计量分析 |
| 3.3.1 民国时期中药着作的计量分析 |
| 3.3.2 民国时期期刊中药论文的计量分析 |
| 4 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影响因素 |
| 4.1 社会环境对中药学术之影响 |
| 4.2 文化思想对中药学术之影响 |
| 4.3 科技引进对中药学术之影响 |
| 4.4 经济因素对中药学术之影响 |
| 5 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探析 |
| 5.1 民国时期中药着作与期刊中药论文在学术发展中的作用 |
| 5.1.1 民国时期中药着作在学术发展中的作用 |
| 5.1.2 民国时期期刊中药论文在学术发展中的作用 |
| 5.1.3 民国时期中药着作与期刊中药论文在形式上的结合 |
| 5.2 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主要特点 |
| 5.3 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新进展 |
| 5.3.1 中药基原考订 |
| 5.3.2 中药实验研究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附件 |
（5）工程教育CDIO模式适应性转换平台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工程教育：强国富民的人力资源基础 |
| 1.1.2 模式创新：21世纪工程教育的必然选择 |
| 1.1.3 适应性平台：创新模式确保成功的保障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目标与可能的创新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3 可能的创新点 |
| 2 相关概念与理论综述 |
| 2.1 工程和工程教育 |
| 2.1.1 工程 |
| 2.1.2 工程教育 |
| 2.2 范式及其转换理论 |
| 2.2.1 概念辨析 |
| 2.2.2 范式转型理论(Paradigm Shift) |
| 2.3 质性研究与扎根理论 |
| 2.3.1 质性研究 |
| 2.3.2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 |
| 2.4 本章小结 |
| 3 工程教育的两次范式迁移 |
| 3.1 工程教育的历史沿革 |
| 3.1.1 欧洲工程教育的历史贡献 |
| 3.1.2 美国工程教育创生与发展 |
| 3.1.3 中国和日本工程教育的开端 |
| 3.2 工程教育第一次革命：科学化 |
| 3.2.1 《科学：无止境的前沿》 |
| 3.2.2 卫星危机和《国防教育法》 |
| 3.2.3 格林特报告的正解与误读 |
| 3.3 工程教育第二次革命：回归工程 |
| 3.3.1 工程教育改革的先声 |
| 3.3.2 MIT：《我们的革命》 |
| 3.3.3 “召回工程的灵魂” |
| 3.4 本章小结 |
| 4 转型中的模式创新与CDIO兴起 |
| 4.1 工程教育创新模式概述 |
| 4.1.1 模式创新的焦点 |
| 4.1.2 整体的工程教育 |
| 4.1.3 多样化的创新实践 |
| 4.2 CDIO模式的兴起与发展 |
| 4.2.1 CDIO模式的目标与架构 |
| 4.2.2 CDIO模式的演进 |
| 4.2.3 CDIO模式在中国 |
| 4.3 CDIO模式的价值与意义 |
| 4.3.1 CDIO模式的价值 |
| 4.3.2 CDIO模式的意义 |
| 4.3.3 大E的工程 |
| 4.4 本章小结 |
| 5 CDIO转换平台的宏观背景与分析 |
| 5.1 工程教育转型的理论准备 |
| 5.1.1 《绿色报告》(ASEE) |
| 5.1.2 《重构工程教育报告》(NSF) |
| 5.1.3 工程教育《自适应系统报告》(NRC) |
| 5.1.4 《塑造未来报告》和《尼尔报告》(NSF) |
| 5.2 工程教育转型的实践预演 |
| 5.2.1 NSF助力工程教育的改革 |
| 5.2.2 工程教育联合体计划(EEC)与实践 |
| 5.2.3 工科院校学系改革计划(DLR)与实践 |
| 5.2.4 NAE的“大挑战学者计划”(GCSP)与实践 |
| 5.3 本章小结 |
| 6 CDIO转换平台的构成：基于质性分析 |
| 6.1 转换平台问题的提出 |
| 6.1.1 教学计划实证分析的基本内容与程序 |
| 6.1.2 数据的统计分析 |
| 6.1.3 教学计划实证分析的基本内容与程序 |
| 6.2 平台总体框架的要素选择 |
| 6.2.1 研究工具：NVivo软件 |
| 6.2.2 数据采集 |
| 6.2.3 编码、节点与数据分析 |
| 6.2.4 研究结论：转换平台和环境支撑的要素 |
| 6.3 转换平台架构与政策诉求 |
| 6.3.1 课程设置 |
| 6.3.2 教师政策 |
| 6.3.3 教学方法 |
| 6.3.4 学业评价 |
| 6.3.5 大学文化 |
| 6.4 本章小结 |
| 7 CDIO转换平台政策环境与运行 |
| 7.1 政策环境的蕴涵特性 |
| 7.1.1 平台目标的明确性 |
| 7.1.2 平台架构的系统性 |
| 7.1.3 平台要素的关联性 |
| 7.2 环境支撑要素的确立 |
| 7.2.1 国家战略 |
| 7.2.2 财政支持 |
| 7.2.3 业界参与 |
| 7.3 CDIO转换平台的运行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按材料来源列出的编码汇总 |
| 附录二 八个选择性编码节点及其子节点展开情况 |
（6）美国与全球艾滋病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状况 |
| (一) 国外相关研究机构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论文思路和方法 |
| (一) 论文的思路与内容 |
| (二)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三) 拟创新点 |
| (四) 研究难点 |
| 四、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全球卫生治理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全球卫生与全球治理 |
| 一、全球卫生的概念及内容 |
| 二、全球治理的研究现状 |
| 三、全球卫生治理 |
| 第二节 全球卫生治理中的安全问题 |
| 一、人的安全 |
| 二、国家安全 |
| 三、全球安全 |
| 第三节 全球卫生治理与美国对外战略 |
| 一、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全球卫生治理 |
| 二、人道主义与美国对外战略 |
| 三、美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作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全球艾滋病:美国的认知 |
| 第一节 美国政府对艾滋病的认知:历史的鸟瞰 |
| 一、观念的转变:从早期偏见到引起重视 |
| 二、观念的转折:解禁与解禁之后 |
| 三、成就一个没有艾滋的时代 |
| 第二节 美国主流舆论与全球艾滋病 |
| 一、主流媒体对艾滋病问题的关注 |
| 二、进入学术视野的全球艾滋病问题 |
| 第三节 美国国会与全球艾滋病治理 |
| 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与全球艾滋病治理的网络建构 |
| 第一节 美国与全球艾滋病治理的正式机制 |
| 一、政府间国际组织:以联合国系统为例 |
| 二、国际非政府组织 |
| 第二节 全球艾滋病治理非正式机制:美国艾滋病外交与高峰会议机制 |
| 一、全球艾滋病治理非正式机制 |
| 二、高峰会议机制:全球艾滋病治理的公共产品 |
| 三、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与美国艾滋病外交 |
| 第三节 全球公私合作治理机制:全球基金的案例 |
| 一、全球基金治理艾滋病的机制 |
| 二、美国与全球基金的困境与未来 |
| 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全球艾滋病治理的计划和实践 |
| 第一节 克林顿与“抗击疫情的领导和投资倡议” |
| 一、克林顿与全球艾滋病治理 |
| 二、“抗击疫情的领导和投资倡议” |
| 第二节 布什与“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 |
| 一、布什的“拉撒路效应” |
| 二、“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的体系 |
| 三、布什与“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评价与未来 |
| 四、案例:“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对南非的支持 |
| 第三节 奥巴马与全球卫生行动计划 |
| 一、奥巴马的调整 |
| 二、全球卫生行动计划:治理内容和评价 |
| 小结 |
| 第五章 利益与责任:制药公司、美国政府与全球艾滋病治理 |
| 第一节 经济利益与治理责任 |
| 一、美国跨国制药公司 |
| 二、经济利益与治理责任 |
| 第二节 美国与泰国的药品强制许可争议事件 |
| 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评价与启示 |
| 一、形象、权力和利益与美国的全球艾滋病治理 |
| 二、美国全球艾滋病治理对中国的启示 |
| (一) 发展软实力,参与全球卫生治理 |
| (二) 加强中国卫生外交 |
| (三) 发挥新媒体在全球艾滋病治理中的作用 |
| 参考文献 |
| 一、英文文献 |
| 二、中文文献 |
| 致谢 |
（7）阮元《周礼注疏校勘记》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论文的写作背景与研究动机 |
| (二) 前人的研究状况与论文的文献范围 |
| (三) 论文的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
| 一、《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总述 |
| (一) 《校勘记》的前期准备与学界动态 |
| (二) 《校勘记》的编纂流程与参与人员 |
| (三) 《校勘记》的卷数 |
| (四) 《校勘记》依据的版本 |
| 二、阮元《周礼注疏校勘记》 |
| (一) 《周礼注疏校勘记》的形式特点 |
| 1. 符号标记“○” |
| 2. 文字标记“按”、“案” |
| 3. 各标记按语作者 |
| (二) 《周礼注疏校勘记》的主要内容 |
| 1. 校正错讹(误、衍、脱、倒) |
| 2. 保留异文 |
| 3. 版式与句读 |
| 4. 音韵学 |
| (三) 《周礼注疏校勘记》参校各本的情况 |
| 1. 《周礼》诸本简述 |
| 2. 《周礼注疏校勘记》使用的版本特点 |
| 3. 《周礼注疏校勘记》在版本学上的可取之处 |
| (四) 《周礼注疏校勘记》引用文献的情况 |
| 1. 《校勘记》引用的前代文献 |
| 2. 《校勘记》引用前代文献的特点 |
| 3. 清人经说的引用情况 |
| (五) 由《周礼注疏校勘记》看参与学者的校勘理念 |
| 1. 区分古今字、正俗字 |
| 2. 区别经注疏的用字 |
| 3. 还原隐藏版本 |
| 4. 反对全据他书轻改本经 |
| 5. 慎改本书 |
| 三、文选楼本与南昌府学本的比较 |
| (一) 《周礼注疏校勘记》两大主要版本的差异 |
| 1. 删削 |
| 2. 增补 |
| 3. 改易 |
| 4. 体例变动 |
| (二) 江西南昌府学本《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得失 |
| 四、《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影响 |
| (一) 积极评价 |
| (二) 批评 |
| 五、结论 |
| 附录 |
| (一) 十三经版本及校勘研究着作与论文目录简编 |
| (二) 《十三经注疏》及重要校勘着作的主要版本及馆藏位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监理会在华事业研究（1848-193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背景 |
| 第一节 国际背景及国内背景 |
| 第二节 “监理会的世界” |
| 第二章 以传教士为主体的早期宣教(1848-1885) |
| 第一节 林乐知来华前的早期教会 |
| 第二节 林乐知传教思路的变化(1861-1885) |
| 第三节 地方社会与教会 |
| 小结 |
| 第三章 本土教会的建立和发展(1886-1939) |
| 第一节 “三自”理论与本色神学 |
| 第二节 监理会与“本色化运动” |
| 第三节 监理会在华布道事业及其经济来源的变化 |
| 第四节 慕尔堂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监理会在华文教事业 |
| 第一节 晚清时期的监理会文教事业(1886-1911) |
| 第二节 义和团运动前后的林乐知与《万国公报》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的监理会文教事业(1912-1939)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监理会在华医疗卫生事业 |
| 第一节 医学传教的范例及条件 |
| 第二节 监理会在华医疗卫生事业的拓展 |
| 第三节 博习医院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监理会在华妇女事业 |
| 第一节 背景 |
| 第二节 “基督教家庭”的营造 |
| 第三节 “妇女的工作为妇女” |
| 第四节 由配角转为主力的中国女信徒 |
| 第五节 中西女塾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研究（1938-1946年）（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图表目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对象与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资料综述 |
| 五、本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新运妇指会的组织沿革及经费概况 |
| 第一节 战前及战时新运妇指会概况 |
| 一、战前新运妇指会概况 |
| 二、妇女界庐山谈话会与新运妇指会的扩大改组 |
| 第二节 战时新运妇指会经费概况 |
| 一、新运妇指会总会经费收支情况 |
| 二、新运妇指会总会职员薪津 |
| 第三节 战后新运妇指会的组织变迁 |
| 一、战后新运妇指会的总会组织 |
| 二、战后新运妇指会的各分会组织 |
| 三、1949年接管前后的新运妇指会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新运妇指会的人事关系网络 |
| 第一节 宋美龄与新运妇指会 |
| 一、号召宣传——动员妇女抗战 |
| 二、亲历亲为——指导妇女新运工作 |
| 三、各界称赞——妇女新运工作成绩显着 |
| 四、选贤举能——领导妇女工作的特点 |
| 五、领导妇女工作的身份 |
| 第二节 战时新运妇指会的组织者群体 |
| 一、新运妇指会委员 |
| 二、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各组组长 |
| 三、各省新运妇委会主任委员 |
| 四、新生活妇女工作队队长 |
| 第三节 女性群体与新运妇指会高层职员 |
| 一、国民党政要夫人与新运妇指会 |
| 二、国民党妇女干部 |
| 三、中共党员及左派进步女性 |
| 四、基督教人士 |
| 第四节 新运妇指会中下层职员群体 |
| 一、关于战时新运妇指会职员的规定 |
| 二、新运妇女干部训练班教、职、学员群体 |
| 三、各服务队指导员与指导员会议 |
| 四、其它女性职员 |
| 第三章 总会各部门组织运作及工作概况 |
| 第一节 妇女干部培训及妇女服务事业 |
| 一、新运妇女干部培训 |
| 二、从乡村服务队到乡村服务组 |
| 三、从战时服务队到荣誉军人服务队 |
| 第二节 妇女生产事业及生活指导 |
| 一、妇女生产事业 |
| 二、妇女生活指导工作 |
| 第三节 文化事业及《妇女新运》杂志 |
| 一、新运妇指会文化事业 |
| 二、《妇女新运》的刊行 |
| 第四节 慰劳与儿童保育事业 |
| 一、妇女慰劳事业 |
| 二、战时儿童保育事业 |
| 三、新运妇指会与妇慰会、战时儿童保育会 |
| 第四章 新运妇指会各分会组织及工作概况 |
| 第一节 新生活妇女工作队的概况 |
| 一、工作计划 |
| 二、组织成立——以各机关为依托 |
| 三、妇女工作概况 |
| 第二节 军政部新生活妇女工作队 |
| 一、组织成立——依托军政部而设立 |
| 二、队费承担者——女性队员背后的男职性员 |
| 三、各组长、各支队长联席会议 |
| 四、工作概况及成效 |
| 五、遇到的问题 |
| 第三节 重庆市政府新生活妇女工作队 |
| 一、组织概况——依托重庆市政府而设立 |
| 二、各分队组织概况 |
| 三、队务会议及各分队代表会议 |
| 四、各项工作及成绩 |
| 第四节 各省及海外华侨分会的组织及工作概况 |
| 一、各省新运妇指会概况 |
| 二、组织与行政——以江西省妇女指导处为个案 |
| 三、海外华侨新运妇委会 |
| 第五章 新运妇指会的总体评价 |
| 一、成就及地位 |
| 二、存在的问题及不足之处 |
| 三、结语：总体评价 |
| 附录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未刊档案文献 |
| 二、报刊杂志 |
| 三、新运妇指会出版品 |
| 四、已刊史料集(按时间先后) |
| 五、文史资料、自传、回忆录、访谈录等 |
| 六、中文论着 |
| 七、外文文献 |
| 本人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10）《黄帝内经》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插图清单 |
| 表格清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1.2.1 相关的激励理论 |
| 1.2.2 相关的企业高层管理团队理论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研究内容结构 |
| 第二章 《黄帝内经》中的取象比类思维及阴阳五行理论的发展综述 |
| 2.1 引言 |
| 2.2 《黄帝内经》中的取象比类思维 |
| 2.2.1 现代中医学者对取象比类的认识 |
| 2.2.2 《黄帝内经》里的“取象比类” |
| 2.2.3 “象”的定义与“应象” |
| 2.2.4 整体观的“取象比类”思维与阴阳关系 |
| 2.2.5 连贯性的“取象比类”思维模式 |
| 2.3 近期阴阳五行理论的发展综述 |
| 2.3.1 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阴阳五行 |
| 2.3.2 从哲学的角度研究阴阳五行 |
| 2.3.3 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研究阴阳五行 |
| 2.3.4 从数学的角度研究阴阳五行 |
| 2.3.5 从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的角度研究阴阳五行 |
| 2.3.6 从“气”学的角度研究阴阳五行 |
| 2.3.7 研究趋势归纳与评论 |
| 第三章 阴阳理论与激励管理 |
| 3.1 引言 |
| 3.2 正负激励对阴阳激励概念的启示 |
| 3.2.1 正负激励概念描述的欠缺 |
| 3.2.2 阳激励与阴激励概念的提出及其取象比类 |
| 3.3 阴阳与管理中的激励 |
| 3.3.1 阴阳关系与管理激励的关系 |
| 3.3.2 阴阳失调的调理 |
| 3.3.3 阳激励与阴激励失调的调顺模式 |
| 3.4 管理实践中阳阴激励失调而调顺的实例 |
| 3.4.1 阳激励过多的阳盛（实热证）调整 |
| 3.4.2 阴激励过多的阴盛（虚寒证）调顺 |
| 3.4.3 阴激励过少而导致阳激励效应降低（阴阳两虚）的调顺 |
| 3.5 小结与展望 |
| 3.5.1 小结——试图解决的三个问题 |
| 3.5.2 展望——今后有待深入研究的内容 |
| 第四章 五行理论与企业高层管理团队的组建 |
| 4.1 引言 |
| 4.2 五行的基本内容及取象比类 |
| 4.2.1 五行的基本内容 |
| 4.2.2 人数为5~①的TMT 及团队关系的取象比类 |
| 4.3 五形人的由来 |
| 4.4 以五形人来组建企业的TMT |
| 4.4.1 阴阳二十五人组建TMT的种类数 |
| 4.4.2 五形人在TMT中担任的角色 |
| 4.4.3 TMT的五行人团队模式③ |
| 4.5 模拟比赛中的“TMT” |
| 4.5.1 参加 GMC（中国赛区）获得总决赛的参赛队情况 |
| 4.5.2 参加企业竞争模拟决赛的参赛队情况 |
| 4.6 小结与展望 |
| 4.6.1 小结——试图解决的三个问题 |
| 4.6.2 展望——今后有待深入研究的内容 |
| 第五章 阴阳五行理论与企业竞争战略的选择 |
| 5.1 引言 |
| 5.2 阴阳五行在兵法与战争中的体现 |
| 5.2.1 国内外有关阴阳五行在兵法名着中的体现 |
| 5.2.2 阴阳五行在战争中的体现 |
| 5.2.3 中医与兵法的比类关系 |
| 5.3 中医的阴阳五行与波特的基本竞争战略 |
| 5.3.1 中医的阴阳五行 |
| 5.3.2 对波特基本竞争战略的思考 |
| 5.3.3 取象比类下的基本竞争战略 |
| 5.4 阴阳五行对企业战略选择的启示及实例分析 |
| 5.4.1 以阴阳五行来选择竞争战略 |
| 5.4.2 对TCL的实例分析 |
| 5.5 可量化数学模型的建立及分析 |
| 5.5.1 由系统模型推出的结论 |
| 5.5.2 数学模型的构思 |
| 5.5.3 数学模型的描述 |
| 5.6 以五种基本竞争战略的数学模型对“企业竞争模拟”案例分析 |
| 5.7 小结与展望 |
| 5.7.1 小结——试图解决的三个问题 |
| 5.7.2 展望——今后有待深入研究的内容 |
| 第六章 《黄帝内经》的诊断与企业诊断 |
| 6.1 引言 |
| 6.2 医学视角的企业诊断与五行 |
| 6.2.1 中医视角与西医视角下的企业诊断 |
| 6.2.2 取象比类下的五行与企业组织 |
| 6.3 中医视角下人类功能与企业功能的取象比类 |
| 6.3.1 人类与企业比类的共性 |
| 6.3.2 对舶来品“功能”和“职能”的选择 |
| 6.3.3 人类的五藏功能系统 |
| 6.3.4 企业的五大管理功能系统 |
| 6.3.5 人类五藏功能系统与企业五大管理功能系统的取象比类 |
| 6.4 企业管理功能系统的数学表达 |
| 6.4.1 以五藏相互关系的数学表达 |
| 6.4.2 以五藏为整体的数学表达 |
| 6.5 诊断体系设计 |
| 6.5.1 “四诊合参”与企业诊断 |
| 6.5.2 诊断指标量表及企业模糊综合诊断 |
| 6.6 小结与展望 |
| 6.6.1 小结——试图解决的三个问题 |
| 6.6.2 展望——今后有待深入研究的内容 |
| 第七章 研究展望——以“生长化收藏”的自然规律审视企业管理的学术发展 |
| 7.1 引言 |
| 7.2 秦汉时期的“上医治国” |
| 7.3 “生长化收藏”下的学术发展 |
| 7.3.1 从“生”的视角看科学研究——生而勿杀 |
| 7.3.2 从“长”的视角看教育培训——长而勿罚 |
| 7.3.3 从“化”的视角看管理实践——化而勿制 |
| 7.3.4 从“收”的视角看学术组织——收而勿害 |
| 7.3.5 从“藏”的视角看应用领域——藏而勿抑 |
| 7.3.6 从生克与动态的“生长化收藏”再看企业管理的学术发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的科研课题和完成的科研成果 |
| 附件 五行统计表 |
四、《汕头大学医学院学报》2002年第15卷第1～4期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新闻人任白涛研究[D]. 张炳旭.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D]. 浦晗. 苏州大学, 2018(12)
- [3]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法治化研究[D]. 王灿平. 大连海事大学, 2016(05)
- [4]民国时期（1912-1949）中药文献及其学术考察与研究[D]. 李楠.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14(07)
- [5]工程教育CDIO模式适应性转换平台的研究[D]. 叶民. 浙江大学, 2014(12)
- [6]美国与全球艾滋病治理[D]. 高欣. 南京大学, 2013(05)
- [7]阮元《周礼注疏校勘记》探析[D]. 唐田恬. 北京大学, 2013(S1)
- [8]监理会在华事业研究（1848-1939）[D]. 马光霞. 山东大学, 2012(05)
- [9]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研究（1938-1946年）[D]. 宋青红. 复旦大学, 2012(03)
- [10]《黄帝内经》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D]. 文理. 合肥工业大学, 2011(10)
标签：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现代中药论文; 文献回顾论文; 黄帝内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