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文化政治批评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听觉文化研究,声音政治批评,文化批评,文化研究
文化政治批评论文文献综述
王敦[1]（2018）在《“听觉文化研究”与“声音政治批评”的张力与互补——与周志强商榷》一文中研究指出目前具备文化人类学倾向的"听觉文化研究"和具备文化社会学倾向的"声音政治批评"处于张力与互补共存的对话关系之中。这里有两个层面的张力和互补。第一个层面是在学理主张层面,即如何理解文化政治、声音、听觉叁者动态关系。声音政治批评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认为文化政治从属于声音,听觉文化研究则认为文化政治、声音、听觉叁者之间均具备双向互动,于是形成了张力的关系。互补性则在于这两种学术思路的对话,在总体上深化了对上述叁者"叁位一体"的动态思考,实则相辅相成。第二个层面在价值取向层面,听觉文化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对听觉/声音的人文课题的复杂性的"求真",声音政治批评的首要使命是"批判",于是形成张力。互补则在于,两者都是从声音/听觉角度来考察现代人的真实处境,并探索改善之道,求真与批判是更高一层意义上"求真"的一体两面。(本文来源于《探索与争鸣》期刊2018年07期）
李泽坤[2]（2017）在《寂寥的“声音政治批评”与“听觉文化”》一文中研究指出声音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当声音与耳朵相撞时，发生了什么?在喧嚣的当下，反思最具欺骗性的声音与被技术和文化规训的耳朵，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久前，一直倡导“声音政治批评”的周志强教授与坚持“听觉文化”的王敦副教授进行了精彩的学术对话，本报择要编发。在(本文来源于《社会科学报》期刊2017-03-23）
王慧[3]（2016）在《朱迪斯·巴特勒的文化政治批评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对于当下学界来说,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1956-)已经成为当代女性主义、性别研究、酷儿研究、社会伦理政治、文化批评等多个领域不可逾越的一个名字,其理论视野之广、涉入社会之深、现实关切之强,及学术影响之巨,使巴特勒成为一个颇具开放性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尝试突破当前巴特勒研究的单一视角,运用话语理论、文本细读、跨学科等研究方法,将其看似不断转向的性别研究、身体研究、性研究,以及伦理与政治研究整合在文化政治批评的视域下进行系统研究,探究巴特勒文化政治批评体系形成的权力运行机制及衍变的内在逻辑理路,并以此为基础重估巴特勒的学术定位和理论价值,试图为巴特勒研究提供一种崭新的思路,开拓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本文主体部分共分六章：第一章,主体理论：文化政治批评的哲学基础。巴特勒对主体的探讨恰逢西方主体观念衰落与转化的复杂格局,具体说,巴特勒对主体的探索始于黑格尔哲学,后来在当代法国理论特别是福柯话语理论的冲击下,对主体予以批判性阐释。在巴特勒的理论视域中,主体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和范围的复杂体系,巴特勒站在内部批判的立场,以-个更高的融合视点,兼容并包,尝试建构适合自己政治目标的主体理论体系。本章主要以《欲望的主体》、《权力的精神生活》、《说明自我》与《主体诸意义》四部论着为主,探寻巴特勒主体理论的发轫发展历程,追踪其不同时期对主体认识的动态轨迹。以上四部作品大多集中在哲学层面,几乎没有涉及到最为人们熟知、具有代表性的性、性别、身体等研究议题,所以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学界至今仍很少有人问津。但从最近的学术动向看,这些着作也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这些着述中所探讨的议题包括主体的生成塑形理论及权力运作机制、在当代理论语境中面临的深刻悖论、主体建构的排除性机制以及背后深藏的现实关切、主体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等问题。可以说,对主体的思考和论述始终贯穿着巴特勒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构成了巴特勒文化政治批评的深层哲学基础与理论基石。所以要想深入理解巴特勒文化政治批评与背后的现实关切情怀,必须将主体理论作为其文化政治批评研究的出发点。第二章,性别政治：文化政治批评的介入。巴特勒主体理论背后的现实关切促使她将主体的哲学沉思介入到社会领域中具体主体的当代命运。由主体的当代命运出发,巴特勒首先转向对性别主体的思考,成功地介入到女性主义与身份政治,将主体问题具体化为“性别主体”。通过从性别视角对主体理论的进一步阐发,巴特勒实现了对女性主义与身份的解构性颠覆,这也是其成名作《性别麻烦》得以生成的理论契机。对性别主体的关注是巴特勒文化政治批评对女性主义理论的成功介入,这构成了巴特勒文化政治批评的开端。本章以《性别麻烦》及前后相关的论着为主,主要探讨了巴特勒性别政治批评形成的理论和现实生成语境,分别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以及话语实践等领域对性别话语进行的谱系学批评,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性别操演理论和戏仿的话语颠覆策略,以及引起的争议与巴特勒对争议的回应等问题。巴特勒持续不断地为性别制造麻烦,但是,巴特勒认为麻烦有时候并非一个负面的词汇,特别对性别政治来说,麻烦是避免不了的,关键是如何更好地制造麻烦,而什么又是身处麻烦的最好方式。第叁章,身体政治：文化政治批评的延展。身体的物质性是巴特勒性别政治引发的最富有争议性的一个议题,这使得巴特勒将理论重心从性别政治转移到身体政治,探讨身体的物质性与性别的操演性之间的关联。身体议题并不是巴特勒的独创,但与法国女性主义的本质主义立场不同,站在福柯式生产性权力框架的政治立场,巴特勒不再讨论身体的实在本体论问题,转而讨论身体是如何被形塑的。她认为,身体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场域或表面,而是一个物质化的过程,是性别话语操演的动态化效果与场域,同时也揭示了在此过程中身体设置的物质界限、必然产生的排除,以及错综复杂的身份认同与不确定性,这进一步加深了巴特勒性别操演理论的争议。另外,巴特勒也提出了诸多尚未解决的议题,这意味着身体政治将进入一个更具开放性的话语空间。本章在尝试厘清建构、解构、物质、物质性与物质化等概念的基础上,追溯了巴特勒关于物质性身体的古典理论与精神分析领域的两个谱系,进一步探讨了身体的反抗与政治意义以及身份主体的当代政治难题等问题。第四章,性政治：文化政治批评的现实转向。在如今诸多“新性别”身份的冲击下,巴特勒敏锐地看到了性别理论的危机,她将性别政治放在一个更大范围的理论审视域,对性别操演理论进行了重新审视。以对异性恋霸权的性别规范批判为基点,将关注点从形而上的哲学层面转向现实生活与政治的实践层面,关注乱伦禁忌、新型亲属关系、性别跨越、双性、性别诊断和变性手术等各种现实问题,将批判矛头直接对准社会规范本身。提出女性主义运动应该和其他运动结盟,来反对包括性别规范在内的各种社会规范的暴力,将批评置于人类生存与延续的框架内,研究各种主体规范的相互交叉影响。这也是当今性别研究的整体走向。可见,新性别之“新”,不仅是形式之新,还指性别领域的不断铺展拓新与现实转向,而且从巴特勒的理论语境看,“新”还因为这些性别形式的“真实性”还没有得到现实规范的“承认”。巴特勒认为,性政治的探讨仍然是涵盖在女性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内的。本章主要探究巴特勒对性别政治批评从哲学话语转向现实生活政治领域的横向铺展及相互交错状况,包括性别规范的双重性、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各种性别形式、消解性别的话语创造策略以及理论的社会转化问题。这虽然可能会有不被理解甚至会有被消解的危险,但正如巴特勒所说,有时候这种冒险是非常必要的。第五章,生命政治：文化政治批评的归趋。巴特勒的文化政治批评自介入性别政治以来,不断偏离原有的研究领域而成为某种超越边界的运动,但是巴特勒肯定了这种理论偏离的必要性,认为关于边界本身的运动似乎才是研究的核心所在。究其原因,一来因为巴特勒自身不安分的性格,二来是巴特勒有意为之,她抵触主题的固化与身份的同一。其实巴特勒这种看似不断偏离转向的研究轨迹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性,在9.11事件的召唤下,巴特勒内心深处对人类生命一以贯之的现实情怀和终极关切终于凸显出来。以《脆弱不安的生命》、《说明自我》、《战争框架》、《褫夺：政治操演》、《犹太人欲求什么?关于异国民族主义和其他幽灵》、 《宗教在公共领域的权力》、 《殊途：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等着作为主,巴特勒将文化政治批评扩展到更大范围的社会政治领域,关注更为广泛更为迫切的政治与伦理议题。这也可以看作是巴特勒文化政治批评对社会政治进行干涉和修补的一种尝试。本章主要探讨了巴特勒也以生命的名义对生命权力进行的重构,暴力、他者与责任问题,对他者政治的两个文本分析,以及他者视野的文化批评等问题。如同主体永不停息的流浪征途一样,巴特勒的文化政治批评仍在继续,这将会为人们带来持续的思想冲击。第六章,巴特勒文化政治批评的中国化。西方理论的中国化是中国学界一直都热切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强制阐释论”的提出在对西方文论反思与批判的同时,也为中国学者对西方理论的中国化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批判路径与探索思路。巴特勒理论的中国化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不但因为巴特勒理论本身有着很多争议,而且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巴特勒并不是一个十分熟悉的名字,可以说,在中国对巴特勒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理论的整体性研究以及中国化视域的研究少之又少。鉴于巴特勒文化政治批评的理路,对于巴特勒文化政治批评的中国化,我将主要在女性主义研究的视域中展开。中国的女性主义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也有独特与可取之处。所以,本章虽名为巴特勒文化政治批评的中国化,但并非只是探讨巴特勒理论对中国女性主义的单向影响,而是站在更高的理论双向旅行乃至循环往复的文化交流的视角,在梳理中国女性主义概况的基础上,思考并探讨其对巴特勒文化政治批评甚至西方文论的反向影响,发掘它们文化涵濡过程中的理论智慧,进而在跨国女性主义的理论背景下考察中国女性主义话语的有关问题,并对其未来的发展与走向进行思考与展望。(本文来源于《扬州大学》期刊2016-05-01）
陈宜芳[4]（2016）在《启蒙理性的坚守与“不成熟状态”的拒斥——《文化研究与政治批评的重建》简介》一文中研究指出《文化研究与政治批评的重建》近期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陶东风先生近年来关于文化理论探索和文学批评实践的重要成果。作为国内文化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陶东风以充满人文现实关怀的批评,着力于对文化、文学以及政治的多方关注。在该书中,他一如既往的致力于(本文来源于《美育学刊》期刊2016年01期）
许勤超[5]（2013）在《激进的批评——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政治批评特色及其困境》一文中研究指出在当代莎评流派中,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以其激进的政治特色卓尔不群。这种批评把莎士比亚文本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中,对人与社会的冲突、阶级斗争、种族矛盾、性别冲突等都进行了政治学的解读。相对于其他莎评流派,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更具有颠覆性和意识形态性,这样也导致了该批评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和诗学体系的模糊性。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尽管有其局限,但其激进的政治批评中包含着强烈的道德诉求,这也使其成为一种充满人文关怀的政治批评。(本文来源于《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3年02期）
薛稷[6]（2013）在《伊格尔顿“文化政治批评”的思维范式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作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批评"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和鲜明的特色,是我们了解其思想观点的重要理论资源。伊格尔顿在方法论的层面,从语言分析方法、整体主义和激进的革命批评等叁方面入手,阐述了"文化政治批评"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征,揭示了其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理论意义。(本文来源于《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3年03期）
管勇[7]（2012）在《再现的权力—萨义德文化政治批评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爱德华·萨义德对于当下学界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然而,萨义德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及其为世人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直至今天依然是人们争相话说却又人言人殊的论题。尤其是其知识视野所涉之广、介入社会政治之深以及学术批评影响之大,使其成为一个颇具开放性和现实性的研究课题。在现有研究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在萨义德批评实践中潜伏着一根贯穿始终并且横牵纵连的主线,即对文化再现的权力问题的执着关注和纵深垦拓。这根主线不仅将萨义德批评实践中看似天马行空的诸领域勾连起来,更是萨义德以批评为武器积极介入现实社会政治的重要抓手,而这也是我们准确把握和理解萨义德批评实践的内核和关键之所在。因此,本文将萨义德的批评实践置于文化政治学的视域中进行考察,并尝试建构萨义德独特的文化政治批评体系：以再现的权力为核心议题,以文本、话语、实践和身份等相互紧密关联且在逻辑上层层深入的不同维度构成萨义德文化政治批评的四个主要面向,并以此为基础重估萨义德的学术定位和理论价值,努力为我们重新认识萨义德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文主体部分共为四章：第一章,再现与文本：回归现世。本章主要讨论文化再现的物质载体和表现形态即文本及文本的“现世性”,并视之为萨义德文化政治批评的逻辑基点。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深远影响之下,文学理论领域的研究一度耽溺于文本性的泥淖,将文本与文本得以产生的世界之间断然割裂开来,主张文本是一个以自我指涉性为基础的自足世界,这就使得文学研究脱离了人类生存的现实世界,成为象牙塔内纯粹技术化的文本操演。这一理论主张和研究方法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再到解构主义呈现出愈来愈盛的状态。作为美国批评界最早接触和引介欧陆理论的批评家之一,萨义德并没有一味地为之鼓与呼,而是采取了怀疑的态度并加以理性的分析,进而提出了文本的“现世性”概念,以此来纠正文本主义的理论偏颇。他从文本存在的在世性、文本释义的情境性和文本生产的权力性叁个方面阐述了文本“现世性”的内涵,恢复了文本与世界之间的关联,这就从根基上把文本从再现自身重又拉回到了人类现实世界之中。但萨义德也同时对再现意味着文本对世界的被动式反映这一还原论进行了否定,并将再现与世界之间定位为一种“构成性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我们认为,以文本的现世性为起点,强调再现与世界之间的构成性作用,是其所有批评实践的逻辑基点和指导思想。第二章,再现与话语：东方主义。本章主要以东方主义话语为主要问题展开论述,集中探讨萨义德对东方主义话语的批判,即西方关于东方的再现是如何体制化为话语系统并成为以知识生产为名义的权力修辞。这一批判的对象虽为“东方学”,但萨义德并非专注于它的学科意义,而是在于它是由无数的东方学文本所组成的体制化的文化“文本档案”。在此,萨义德借鉴了福柯的“话语”概念将东方学“文本档案”视作一种东方主义话语系统,并从话语层面上指出东方学中的“东方”只是东方学所再现的东方形象,而不是事实上的东方存住。而这一话语建构的过程正是西方通过“想象地理学”和文本图示化的处置方式之间互为前提式的循环流动加以不断的巩固和强化。因此,萨义德东方主义话语批判主要不是去以萨义德的方式再现所谓真实的东方为何,而是剑指东方主义话语在西方的社会历史和现实中如何得以建构以及何以实现建构。更为重要的是,萨义德通过逆向解构东方主义话语系统的建构路径,将批评焦点聚焦于东方主文话语中再现东方时的权力义涵,并从体制性、关系性和功用性叁个维度对权力结构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解析。第叁章,再现与实践：对位互动。从话语层而转向实践层面,萨义德跳出西方文化视域,将批评视野从西方扩展置西方之外的整个世界。所谓实践,包含着帝国主义殖民实践以及殖民地人民的反殖民实践两个向度。而在萨义德看来,再现与实践之间的“对位互动”关系是殖民与反殖民实践中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对于帝国主义殖民者来说,文化再现充当着共谋者的角色,萨义德分别以十九世纪的传统文化形态即小说和二十世纪的当代通俗文化形态即大众传媒为对象文本进行了深入解读,并在威廉斯“感觉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语境化,发明了作为文化再现与帝国殖民实践之间接合纽带的“态度与指涉结构”概念。另一方面,萨义德以“对位阅读”为方法论指导,以对位的角度发掘出文化再现在殖民地人民进行反殖民实践中所起的特殊作用。赋予领土和民族以历史和意义的文化抵抗是殖民地人民反殖民实践的首要任务,而文化抵抗唯有诉诸于对民族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的再现和改写,才能构建起民族独立的文化主体和根基。萨义德提炼出以反述帝国历史、重写民族历史和解构中心话语等叁种再现模式为殖民地人民进行文化抵抗的主要形式。第四章,再现与身份：文化间性。无论是帝国主义时期,还是帝国体系在形式上已经解体的后帝国主义时期,在种种对立和对抗的背后发挥支撑作用的是被萨义德认为至少从帝国主义时期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文化硬核即身份认同。这一对抗性的身份认同始终由“我们”/“他们”的本质主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所主宰,以东方主义身份认同和民族主义身份认同为典型的两种形态。在萨义德看来,身份认同是由对自我和他者的文化再现所建构而成,东方主义身份认同其要害在于总是通过对东方这一文化他者的否定式再现来获得自我身份认同,而第叁世界殖民地民族主义身份认同往往将民族文化、历史和传统再现为一个纯粹的、封闭的、排他的本质化实体,以此来寻求集体身份认同并形成抵抗帝国殖民实践的共有意识形态基础。本质主义身份认同以及由此产生的无谓的对立和对抗正是迈向解放之途的绊脚石。因此,萨义德提出以文化问性为理论基石的流动性身份作为破解本质主义身份认同的解决之道。这一构想主来自于萨义德自身流亡的生存经验、文化混杂性的认知以及法农解放哲学的启示,而关键就是要将“我们”与“他们”的经验和历史再现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共同经验的一部分,并且在共存中共同构成人类世界整体,以此来取代分离的、对抗的、等级化的本质主义。萨义德的良苦用心在于,力图通过对再现的权力进行批判和抵抗,号召世人坚持以世界主义的胸怀共同形塑人类文化社群,进一步推动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形成,使全世界各民族和国家的人们能够自由、平等和共存,最终实现共同解放。(本文来源于《扬州大学》期刊2012-05-01）
赵丹,刘洋[8]（2011）在《走向文化政治诗学——伊格尔顿与他的文化政治批评》一文中研究指出在当代西方文化批评的舞台上,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原则和政治批评立场,表现了明显的文化政治诗学特色,引起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他的文化政治批评强化了审美话语的现实介入功能和美学批判的现代意义,并对当代美学批判精神的赓续和弘扬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从而影响了他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完整性。(本文来源于《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1年01期）
许勤超[9]（2010）在《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中的种族政治批评》一文中研究指出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是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出现的一个莎评流派,其代表人物是多利默和辛菲尔德。该批评把种族纳入到具有政治内涵的广阔背景中以分析莎剧,而种族政治主要是通过对《亨利五世》和《奥赛罗》的批评得到体现的。文化唯物主义莎评者分析种族主要从政治冲突、生物特征的文化政治解释、强者的统治与边缘的他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批评,特别是种族与战争的联系使种族的政治内涵得到深化。(本文来源于《国外文学》期刊2010年04期）
范永康[10]（2010）在《超越后现代文化政治——伊格尔顿“政治批评”的后期走向及其启示》一文中研究指出从1976年的《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到1980年代的《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的批评》(1981)、《克拉莉莎被强暴》(1982)、《文学理论导论》(1983)、《批评的功能》(1984),伊格尔顿转而关注“文化政治而非文本的科(本文来源于《东方丛刊》期刊2010年02期）
文化政治批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声音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当声音与耳朵相撞时，发生了什么?在喧嚣的当下，反思最具欺骗性的声音与被技术和文化规训的耳朵，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久前，一直倡导“声音政治批评”的周志强教授与坚持“听觉文化”的王敦副教授进行了精彩的学术对话，本报择要编发。在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文化政治批评论文参考文献
[1].王敦.“听觉文化研究”与“声音政治批评”的张力与互补——与周志强商榷[J].探索与争鸣.2018
[2].李泽坤.寂寥的“声音政治批评”与“听觉文化”[N].社会科学报.2017
[3].王慧.朱迪斯·巴特勒的文化政治批评研究[D].扬州大学.2016
[4].陈宜芳.启蒙理性的坚守与“不成熟状态”的拒斥——《文化研究与政治批评的重建》简介[J].美育学刊.2016
[5].许勤超.激进的批评——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政治批评特色及其困境[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6].薛稷.伊格尔顿“文化政治批评”的思维范式分析[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7].管勇.再现的权力—萨义德文化政治批评研究[D].扬州大学.2012
[8].赵丹,刘洋.走向文化政治诗学——伊格尔顿与他的文化政治批评[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9].许勤超.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中的种族政治批评[J].国外文学.2010
[10].范永康.超越后现代文化政治——伊格尔顿“政治批评”的后期走向及其启示[J].东方丛刊.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