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略论老子、庄子思想的异同(论文文献综述)
朱韬[1](2021)在《“坐忘”思想史论》文中认为“坐忘”是庄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后世好道者、庄学阐释者的关注。南北朝时期,“坐忘”被道教人士接受,并将之改造为道教众多炼养方术的一种,随着道教义理研究的逐渐深入,道教人士对于“坐忘”的认识也不断变化;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借鉴老庄思想展开译经活动,“坐忘”“槁木死灰”等术语便借此机会进入佛教视野,而“坐忘”“槁木死灰”等带有特定思想内涵的理论术语,一旦被借用,也意味着思想上的交流,站在特定立场的借用,必然要以赋予其新的意义为前提;又因“坐忘”是庄子借孔子和颜回之口讲述的,所以儒者对“坐忘”较为重视,在构建自身学术理论时也常借用“坐忘”。“坐忘”受到儒释道三家广泛关注,承载着儒释道三家的独特思考,本文在探讨“坐忘”在中国思想史上发展演变的同时,也试图描绘更为立体的儒释道交流图景。作为修养论的庄子“坐忘”,具体展开为“坐而忘”的修养方法和“坐于忘”的修养境界;其中“坐而忘”的修养方法包括与庄子独特认识论相匹配的“忘仁义”“忘礼乐”“隳体黜聪”的次第性修养,和“心斋”一类的“坐式行气”两方面;“坐于忘”的修养境界,即“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的身心状态,落实到日常生活,最终呈现为游于世的“庸人”。魏晋玄学主要发展了“坐忘”的修养境界义。郭象消解了庄子“坐忘”的修养方法义,将“坐忘”视为圣人统合“内圣外王”的最高境界,“自得”“应物”是圣人“内圣外王”的特质。韩康伯以“坐忘遗照”注解圣人“神”的境界,将郭象以“坐忘”境界塑造“圣人”理想人格时所隐含的神秘性体现得更为突出。道教更重视“坐忘”的修养方法义。早在南北朝时期,道教徒已开始从方术的角度去理解“坐忘”,随着佛道论衡的不断深入,道教认识到自身理论的不足,庄子“兼忘”的思维方式受到道教徒的重视,并由此发展出重玄思潮,“坐忘”也因其心性修养义的解读空间,成为与重玄学相匹配的修养方法;到了唐代,道教徒思考的问题,从义理深化转移到如何将新兴的重玄义理与传统修养实践的肉身成仙说相协调,也就是“心”“形”如何沟通的问题,经过一系列的探索,最终“坐忘”被主张性命双修的内丹学所吸收。“坐忘”与佛教“禅”的交流、融合,以及与理学“静坐”的渊源,也值得重视。“禅”在印度包含繁琐的名相分析和复杂的实践步骤,但这种“禅”,自传入中国始便为适应中国文化土壤逐步简化,最终在完全中国化的禅宗那里,“禅”的理论核心已被庄子“坐忘”的思想内涵所取代,反而是强调“坐禅”时,常被斥责为小乘“枯木禅”。在佛道教的影响下,很多儒家学者也采用“静坐”这一修养形式,但为理学作出开拓性贡献的二程兄弟不满足于此,他们既批判“静坐”,又以儒家“主敬”说重新定义“静坐”,并最终使“静坐”这一修养形式在理学中得以传承。
常睿[2](2021)在《西汉经学原始管窥 ——《淮南子》与《春秋繁露》中的先王之道》文中研究说明《淮南子》和《春秋繁露》均为西汉武帝时期着述,在中国思想史中占有重要位置。两书不但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资料,也是探究中华民族传统思想嬗变的宝库,历代学者均给予高度关注。关于两书的研究固然汗牛充栋,然而鉴于古代学术四部之分和现代学术分科等原因,目前学界较少对两书进行比较研究。董仲舒作为儒学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在儒学史、经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淮南王刘安则多归于道家或杂家。两者分野似泾渭分明,但如果以着述时代背景为一“横切面”,则可发现其间诸多异同之处,尤以对“先王之道”的阐述较为明显。本文试从狭义的“先王”概念入手,通过对《淮南子》与《春秋繁露》中“王”、“圣人”、“素王”、“受命”等概念义理的钩沉,耙梳隐藏于两书“先王之道”背后不同的思想理路,同时揭示西汉中期业已形成的、相对固定的先王话语体系和价值共识。在不以儒道学说派别为区分的前提下,结合当时历史背景对两书中“先王之道”思想观念进行理解、比照,提炼出《淮南子》和《春秋繁露》在共同语境下的异质特征,从而对两书在西汉后期经学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解析。
韦婷[3](2021)在《《广雅疏证》通假关系新证》文中认为《广雅》爲三国魏张揖所撰,该书体例比附《尔雅》,是《尔雅》之後又一部解释词义的训诂之作。清王念孙《广雅疏证》即疏证《广雅》的集大成之作,该书根据“因声求义”理论指出、系联大量具有音同、音近、音通、音转等通假关系的字组,并据此校订相关传世文献,多有发明,犹爲後人奉爲圭臬。历来对於王氏“因声求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并不全面,对《疏证》中具有通假关系的材料也未能穷尽地整理、证实与检讨。本文选取《疏证》(含《补正》)中具有通假关系的异类声素字组爲研究对象,以“新材料”爲切入点,尽量全面地结合传世、出土文献材料对这些字组进行“新证”研究。其中,传世文献以先秦、两汉、魏晋材料爲主,出土文献以战国、秦汉简帛材料爲主,兼及金文、碑刻、铜镜、玺印、兵器及古文字字形等材料。通过本文的“新证”研究,意义有二:一是丰富了传世与出土文献中通假字的研究。本文拓展了《广雅疏证》的研究视野,不仅指出、证实不少新见通假字组,且较爲系统地总结了先秦两汉时期的通假材料、原则、规律及问题。二是本文在多重证据、多种角度上重新检讨与评价了王念孙的声韵理论、音转理论以及因声求义理论。本文通过对3466组异类通假关系字组地研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一、王氏在《疏证》中一直将东、冬合韵,王氏晚年分韵二十二部,或基於谐声材料。二、在已标注声韵关系的3446组异类通假关系字组中,主要以双声或叠韵字最多,以同类音转爲次,以异类音转最少。从声韵关系的配合上来看,皆以声韵相近或双声叠韵爲主。从异类声、韵转的分布来看,常用、无例证通假字中的声、韵转规律与王力相同,其声韵部流转的语音条件皆呈反比,而不常用通假字中的声韵部流转没有明显反比关系。三、王氏《疏证》中“因声求义”理论已经脱离了以往随意“音转”的风气,基本严格遵守古声韵系统来系联音义,仅在个别单一音义系联上出现了问题。四、王氏《疏证》中的“转”主要是指声纽相同或相近,韵部相流转,王氏对於“音转”的尺度整体有很好的把握,存在少量滥用“音转”现象。值得注意地是,其中大多特殊音转词,属於受到时、地等因素影响较多的声训词、同源词、方言词、名物词、虚词、连词等等,而小部分零散的声训词、同训词或义近实词的特殊音转现象有待商榷。
谷倩倩[4](2021)在《陆机《演连珠》研究》文中指出连珠是我国古代一种短小精巧的论证性文体,常喻事用典,以表达政治思想和人生哲理,语言骈化,文辞精美,声律谐和,具有较高的审美性。连珠肇始于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达到创作顶峰,唐以后偶有创作,作品存留极少,直到明清时期,中国文化进入总结期,连珠体才又重新焕发了生机。陆机的《演连珠》汲取前人成果,又有意识的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内容上以阐释政治思想为主,又创造性地表达了自己对日常生活、天地自然和为人处世方面的哲理感悟;句式上继承了“连珠”文体的对偶手法,并创新发展了三段连珠句式,使其更富多样性和美感;逻辑严密,论证方式多样,并且用语精工,大量设喻、用典,文采斐然,堪称逻辑与文学的完美结合,达到了汉晋连珠创作的最高水平,为后世连珠创作树立了典范,影响深远。陆机天资独绝、文章冠世,其文学思想既受魏晋盛谈玄理、注重缘情的“文学自觉”思潮影响,又能够自出机杼,将家族传承的儒家思想与魏晋流变的玄学思想相融汇贯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玄学思想。陆机大量的拟古创作实践,以及自觉进行文章体制机制的创新,追求文章的艺术审美性,也大大推动了文学发展的进程。本文通过对陆机《演连珠》的思想内容、艺术手法和时代思潮进行解析,着重探讨了《演连珠》的创新性以及所彰显的玄学、文学思想。它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更为可贵的是还体现了陆机作为儒者志匡世难的情怀、身为文人丰富敏感的情思以及魏晋时期文学思潮流变所造成的巨大影响。
张馨予[5](2021)在《先秦儒家心论研究》文中指出在先秦儒家的文化体系中,心范畴在诞生之初,旋即作为价值的根源而与天、道相通。价值的根源不在外,在于人的生命本身,儒家哲学强调自我实现和自我成就,主张将主体自身转化和境界提升都通过内心的修养而完成。正是因为心学说的重要地位,随着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心性价值论的理论构建也成为绵延两千多年的宏大体系,并成为传统文化的神髓所在。先秦儒家对心之概念阐述颇丰,既有如孟荀一样对心形成系统的理论进行专门论述,也有类似《论语》《大学》《中庸》一般,对心只有着一鳞半爪的论述。而与心范畴的论述相关、密不可分的还有天、性、情、知等概念。由于上述范畴不论是作为个体的内涵、外延,还是相互间的关系界定都很模糊,内容又极为丰富。以至于要深入理解心的范畴,需要在先秦儒家整体思想境域下,通过原典去勘察心及相关范畴的萌生、发展和形成的理论根据和演变过程。第一章首先考察先秦儒家心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先秦子学时期礼坏乐崩、不义攻伐以及世风败坏而引起民心陷溺,诸子各有重塑人民内心的精神信念,为人们的精神生命寻求安顿之所的志向,遂产生了心论的时代课题与哲学关怀。《易经》《尚书》《诗经》等典籍,作为诸子百家的学说之源,其中对心的论说衍生出了不同于甲骨文、金文时期原始意义地新的涵义,显示了心范畴演变的未来发展路向。心既含摄知性思考,又充溢道德意志,并为情感欲望所涵润,是人思虑、反省、抉择和意志等各方面的总和。同时此心上承天命而有性知,下涵形体而有情欲,良莠并存、善恶混杂,勾画出心和与之关联的天、性、知、情、欲等几种核心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子学时期道、墨、法、管诸家各有许多关于心的思考和认知。而儒家的独特之处在于肯定心作为道德主体的价值属性和主观能动力,赋予心以超越性,并重视发挥心的认知能力。先秦儒家诸子论心的主要差异在于子思、孟子和荀子,思、孟走出了一条尽心知性知天之向内反省的道德源流本心论;荀子则走出了一条向外求索、学思礼义的认知知性之心论。其中各自有其学理脉络的共通之处及独特之处,可算是先秦儒家心论两条二而一,一而二地既具互补性又有统一性的学脉。第二章重在揭示作为人类取则、效仿和最终根据的天或天命与人心之间的关系。自商至周,华夏文化大体上经历了由外及内,由天上到人间的信仰范式的转换,这以殷人之帝到周人之天的信仰范畴的鼎革为标志。周继商帝、天观念,在损益鼎革基础上完成了由人格神的帝、天向着义理之天的转换。在此基础之上,孔子厘定经学之际,周文原本内蕴的天人合一的义涵得以充分的揭示、发皇。以《易》为代表的经典视人为与天地并列的三才之一,人因此具有弥纶天地的品格。先秦儒家所论之心首先是以天地为准,认为天道赋人以德,而其德在心,而因为人的主体性存在,同样人德又以弥纶天地之方式影响及于天。遵循这个逻辑,人心之知亦是天赋而由人的主体性发挥而完成。同时,通过德的纽带,外在天命之先天神圣性与主体内在道德尊严的自觉之间也产生了相应的共鸣。人心与天道相互吻合的义涵呼之欲出。第三章围绕先秦儒家诸子根据心与性的密切关系而建构的心性学说之异同,讨论了儒家心性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为了维护儒家之正统,回应百家之异说。儒家诸子在心说主线上,辅以性论而与时偕行,回应着时代提出的问题,展现出儒家特有的人文关切。性之原义具有无为、天然的属性,应指人生而即有,甚至未生先有之质,须通过心而始见,从而性与心就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儒家诸子对性的定义有不同之处,由之对心与性的关系也有不同观点。在孔子学说中,心与性还没有被清晰地分开、分别论之,心性质说都统一在一个更高的哲学范畴—一“仁”中。藉着郭店楚简等近年考古新史料之重大发现,心性学说得到重要补充和丰富,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篇用“心取性出”论心性关系,心居于性、物之间而最为关键,与物相接和与性相通都在于心。孟子通过以心言性,通过对心的言说来揭示性所具有的内涵。通过“四心”与仁义礼智的关系,进而认识孟子的心与性所具有双重内涵:一是道心对应的性之本善层面,这是从义理之性的层面而言;一是评价心对应的性之向善层面,这是有待扩充存养的为善的能力的层面而言。荀子认为性有天生的官能之性,又有生具的官能接触于外物所产生的情感欲望之性,人性中的情感欲望如果不加克制,将会产生恶的后果。而心有能辨恶向善的知能,能够知仁义法正,因此荀子主张运用心的主观能动性,建立起“以心制性”心性关系。孟子与荀子之说貌似龃龉,实则更具有相互补充的作用,联系其所处的特定时代与历史文化语境,才能清楚认识其异同之辨与互补特性。第四章结合情与欲范畴的辨析,深探儒家心论内在肌理。心包含有性情两端,性是纯善的本性,是理;性一旦发动就是情;情失控而不加限制就成为欲。在儒家的学说体系中,天人合一、内外一贯、形上形下一统的品格是显而易见的。儒家所论情的意涵亦然,儒家情意涵经历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从自然情感到道德情感的转移与升华。人欲思想的源头可追溯至西周初年。从孔子始,才有了人人皆具欲望的思想。孔子对欲的划分包括生理感性的欲和实现仁之内在欲求的道德情感之欲。孟子认为欲望具体表现为人的感官欲望和物质欲望,不具有道德内容,本身有趋恶的倾向。荀子认为性、情、欲只是人性发生进程中不同阶段上的差异,耳目鼻口等官能属于性,此性发动则生情,情与外物相接就会产生欲望,此欲望倘若随其自然发展而不加限制则会导致恶的结果。儒家肯定情感和欲望存在的合理性,但不加限制的情感和私欲会令人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因此主张以心治情欲,即发挥心的作用对情欲进行规范和约束,其中既有对欲望的限制,也有对情感的中和。第五章以先秦儒家心论体用一贯为中心,诠释从内圣之维的心本体论的建立到外王维度的仁政的探索落实。天人一体是儒家话语体系的基本品格。天道是孔子及其以后儒家学者解决道德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从理论上夯实的道德形上根据。道德本心的建构才是儒家探讨心性学说的真实目的所在。先秦儒家借助天道而为道德力量找到内蕴的本体性根基,并将此根基内置于人的心中,集道德内涵与道德实践于一心,凭借其学说体系中心本体的内蕴而落实其内圣之学,也即基于心的哲学根基根据而构建其宏大的道德本心。孔孟荀所持论点其本质在于正心,在于修身,其终极目的是基于心本论的内蕴而涵养其内在的圣贤之德。先秦儒家以存于人心的良心善性为道德本体,先建立人心的秩序,自身的仁心得以完善后,经过仁德之实践发扬成为平天下的外王之大用。在哲学学术史的角度上看,先秦儒家心论的学术构建对中华文化后续发展起到了薪火相传之功,尤其是启发了宋明理学近千年的学术辉煌,在当今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重新审视先秦儒家心论的时代价值,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启发性意义。
单舒扬[6](2021)在《中国古代阅读思想若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有着悠久的阅读历史,灿烂的阅读文化,深厚的阅读传统,丰富的阅读思想。从我国数千年以来历史中的阅读行为里,从自古以来多如繁星的阅读相关话语着述里,研究中国古代阅读思想,对于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全民阅读社会构建、书香中国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树立俱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中国古代阅读思想生长于“中国古代”的特定时空下,具有鲜明的历史印记和民族特色,本文研究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石,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基础决定思想政治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思维主线,使用以古鉴今、西为中用的研究方法,先从沿历史轨迹梳理着手,大体上以时代为脉络,以各时期代表性学术流派为划分,梳理并总结各历史时期的阅读思想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科学性与局限性,而后从宏观上对中国古代阅读思想加以总结,从阅读取向、阅读阐释、阅读目的三个方面归纳中国古代阅读思想的特点,最后立足现代,从阅读研究、阅读活动、阅读推广、经典阅读、文化自信树立五方面获得现代启示。
王肖燕[7](2020)在《《庄子》残丑人物形象探析 ——形与神的支离超越》文中研究说明
高亮[8](2020)在《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文中认为义疏是中国古典诠释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诠释体裁之一。一切中国古典诠释体裁所使用的诠释方法,所具备的诠释功能,所经历的诠释演变过程,均体现於义疏之中。可以説,义疏是中国古典诠释体裁之集大成者。研究、理解义疏文本,发掘藴藏於文本之中的观念、文化,剖析古代思想历时变化,即能理解以古典给释文本为核心的整个中国古典诠释史,进而从诠释向度重新反思学术史、思想史,观照人类思维向度及其趋势。本文旨在综理既有研究基础上,探讨义疏研究中的重难点问题,并经由义疏研究,尝试创建义疏学适用方法论,为後续研究提供范式支撑。基於新见从详,无则从略的原则,概述如下。绪论部分,厘清与义疏相关的学术概念,分析义疏含义,确定义疏研究范畴。在义疏研究领域,首次明确区分义疏、义疏研究、义疏学、义疏之学、义疏学研究、义疏之学研究六种概念,纠正了以往学界混称义疏、义疏学的问题,为义疏学在学术意义上,成为一个中国古典诠释学下的研究分支,确定了研究范畴。本章首次全面梳理义疏研究史,为学科分支意义上的义疏学,奠定了学史基础。第一章,首先,明确义疏的概念与范畴,解决了义疏研究长期存在的义疏含义及判断标准问题,从而与其他“疏”体有效区分,完成了义疏研究的概念准备。其次,归纳义疏具有的七种基本文本体式,分析其诠释意义与学史价值。第二章,基於既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义疏起源问题。义疏最早出现年代,可能不晚於四世纪中後期,确定不晚於五世纪前期。佛疏出现最早,在五世纪前期以前;其次为道疏,在五世纪前期;最後为儒疏,在五世纪中後期。促成义疏起源的因素有三类。第一,物质载体,即基於纸写本便利性的因素。第二,思想渊源。主要源於魏晋时期流行的玄学与清谈辩论。第三,体裁渊源。对义疏起源有显着影响的诠释体裁有二。其一为集解体。其二为问答体。与义疏起源有关的问答体有二。一为魏晋时期以“问答”为主要内容的议论体裁。二为印度传统的“释论”(奢萨咀罗、优婆提舍)中的问答体裁。另外,两晋时期出现的“合本子注”,在题名与行文方式上,对有些义疏,如《丧服小记子本疏义》,有一定影响。因而也可视为义疏起源的一个相关因素。第三章讨论义疏的诠释层级,并在全面总结注、疏诠释关系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检视“疏不破注”问题。首先,分析义疏诠释层级。义疏诠释层级十分多样。过去作为学界常识的兼解经、注即为义疏,是片面的刻板印象。义疏兼解经、注,只适合儒疏、律疏,不包括佛疏、道疏。其次,重新反思疏不破注问题。“疏不破注”原为“疏不可破注”之义,是一种诠释原则,而非“疏不会破注”,即一种诠释现象。前者正式确立於初唐《五经正义》,後者为清代以来学者的误解。作为一种诠释原则,“疏不破注”的形成,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南北朝隋代。此时尚无明确、统一“不破注”的原则。时人虽有守注之意愿,乃至设立遵注之体例,但在实际诠释中,仍以实事求是之理念,时或破注。初唐《五经正义》以前,义疏在处理注、疏关系的问题上,实则无“破”与“不破”的明确概念,更无具体原则。破注与否,皆取决於编撰者个人学术意志。不过,总体上看,义疏仍以不破注为多,破注并非主流。第二阶段:唐代至宋初。以《五经正义》为代表的初唐儒疏,明确提出“疏不可破注”的原则。在实际诠释中,虽因沿承旧疏或参与修疏者学术习惯等,仍不免有破注现象,但从总体上看,此种现象已大为减少,不破注乃至明显守注、护注的现象更常见。从初唐儒疏破注情况看,破注分为破注文与破注义两种形式。破注文相当於校勘注文,非但不是破注,反为注之功臣。破注义即反驳注释之义理另立新义,此为真正的破注。不破注有两种情况,即守注与参注。若只怀疑注义而非反驳,另立新説,在初唐疏家看来,均非破注。疏不破注的理据渊源,在於义疏对注解经传时所述义理、情理是否认可。若是其义,则疏不破注;若非其理,则疏破注。对“理”的追求,体现了义疏的诠释活力与独立的诠释品格。将义疏完全视为经典文本的附庸,不利於正确认识义疏学术意义。将求“理”,替代为从“注”,即完全不破注,至唐玄宗御注、御疏才实现。然而这种从“注”而非求“理”的诠释标准,受到一些中唐学者的反拨。碍於御注、御疏的权威压力,他们只能在义疏之外,另辟蹊径,最终发展为北宋新《春秋》学与理学,即义理思辨性经学,代替了南北朝以来,以义疏为重要学术载体的考证诠释性经学。可见,义疏之衰,即源於割断自身求“理”之传统。第四章,探究注、疏合会问题。在文本组织类型上,义疏可分为单疏本与合会本合会本系由单疏本与经:注本结合融会而成然而单疏本与合会本之关系,未必是前者单向融入後者,二者之关系,比学界以往认为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更复杂,只能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义疏从单行到合会,不只是文本外在形式的较大变动,还改变了读者的閲读方式与习惯,影响其閲读体验,进而改变读者对义疏诠释地位与功能的认知。义疏文本组织类型的改变,如“蝴蝶效应”,通过层层传导,最终造成义疏学术层次的变动。而层次的变动,产生反作用力,促使组织类型的改变更加固化。在此意义上,注、疏单行与合会,不仅仅是文本形式结构的排列组合问题,更是一种探索学术史的新维度。儒典注、疏合会时代,不始於宋,宋代只是注、疏合刻之始。早在宋代以前,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合会本存在。从义疏文本发展角度看,南宋以前义疏,虽以单疏本为主,但合会本亦不容忽视,从而纠正了以往根据刻本经验谈注、疏合会,忽视八行本、十行本之前注、疏合会本的问题。儒典注、疏合会有五种模式。第一,分散模式甲类,指义疏分别列於经、注之下,分别疏解经、注的合会模式。第二,分散模式乙类,指义疏分别列於一节经文或传文之後,其间无注,亦不释注文合会模式。第三,聚集模式指义疏列於一个较完整经、注文本单位(句、节、章等)之後,集中诠释此单位之经、注的合会模式第四集散模式指在某一合会本中,兼有分散甲类与聚集两种模式者。第五,分栏模式指经、注与义疏分栏列出的合会模式。合会的历史动因有二。第一,便於閲读、参考、记诵。第二,便於查询经、注、疏具体内容。合会的学术史影响有三。第一,加剧文本结构的碎片化,造成义疏实际学术地位下降。第二,加重异文问题。第三,促进注的经典化。第四,凸显义疏繁琐之弊,间接引起经典研究范式转变,在学理上宣告了汉唐之间,以经典诠释为主要成果的经学研究范式的终结。在有合会本的情况下,隋唐宋初新修儒疏,仍采用单疏本,其原因有四。第一,佛疏影响。第二,讲读习惯。第三,写钞本流传之局限。第四,古人观念上的经、注与义疏的诠释地位、诠释风格差异。合会本与单疏本长期并存之原因有二。第一,官学精英对提升士子经学素养的要求。第二,文本复制方式限制与应试需求之间的互动。第五章,探究义疏科段问题。首先,分析科段含义,与章句相区分。其次分析科段特徵。科段必须同时满足三大特徵,缺一即非科段,亦即三大特徵为判定科段之充要条件。其次,考察科段演变历程。中土佛典科段可能始於四世纪中後期的释道安,最迟不晚於五世纪前期。印度佛典科段当以世亲等为最早,约在四至五世纪之际。中土佛典科段被纳入佛疏,就现存可考文本来看,当以南朝宋道生《法华经疏》为最早。科段被义疏吸收之後,经历了先由简入繁,而後分化演变的过程,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渐兴阶段,即五世纪前期至六世纪初。第二,兴盛阶段,即六世纪初至七世纪中期。第三,分立阶段,即七世纪中期至十二世纪初。第四,衰变阶段,即十二世纪以後。最後,选取南北朝隋唐佛、道、儒三疏,整理科文,分析各自逻辑结构与诠释特点。在此意义上,科段成为中古以来,儒、佛、道“兴替治忽”的新綫索。科段的学术史价值,即在此矣。
张恒[9](2020)在《理学的发生 ——基于范式转换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在中国哲学这条大河之中,宋明理学总可算作湍急壮丽之一处。然而明清以降,理学的命运却往往因政治、社会等因素而颠簸不定,一度遭到彻底否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理学重又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重点、热点,但近几十年来的研究多集中于朱熹、王阳明等“大人物”,掀起了“朱子热”“阳明热”等研究热潮。当然,从思想的成熟性、深刻性而言,“大人物”自有其研究价值,但任何一种哲学形态的出现都是其哲学使命驱动的结果,要想准确理解某一思潮、学派、学者,不仅要认识其巅峰形态,还应不断返回其原初形态,因其思想密码早已蕴含在发生之时。由此,要想准确理解理学思潮、反理学思潮并实现理学现代化,必须对“理学的发生”问题给予足够重视。鉴于以往学界关于“理学的发生”问题研究的经验教训,从“范式转换”的动态视角切入理学发生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在这一视角下,一方面须正视早期理学与“前理学”时期诸哲学形态(如魏晋玄学、佛道宗教、隋唐儒学)之间的关联,确认它们各自所属的哲学范式,并揭示范式转换背后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须正视早期理学内部及其与巅峰理学之间的关联,承认它们之间真真切切地存在着“比较级”——逻辑发展意义上的“比较级”,以揭示理学范式形成过程及其经验教训。早期理学以“北宋五子”为代表,通过对他们进行个案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各自哲学的特点。其中,邵雍在“象数”上用力颇多,创建了精致繁复的象数体系,但这并不构成其在哲学史上的真正贡献。邵雍的贡献恰在于对“象数”终极性的否定以及对“象数”背后之“理”的探赜求索。邵雍所谓“理”主要指物理、数理,其中最为核心的“至理”是体现于“坤复之变”的阴极阳动、动静之变,邵雍又谓之“天地之心”或“太极”。“天地之心”作为神妙万物的几微之理,有经验的一面但也有试图超越经验的倾向。可见邵雍之学并非“数术”而是“心学”,它构成了对佛教“心学”的解构,也启发了程朱、陆王两大学派。对于周敦颐哲学的形态,学界历来有宇宙生成论与思辨存在论之争,而解决这一争论的关键在于判定周敦颐的本原概念“太极”究竟属“气”还是属“理”。历史地看,“太极元气说”诠释进路在周敦颐那里是行得通的;哲学地看,周敦颐又赋予“太极”以超越意涵,这集中体现在“神”的超越性上;再一方面,“太极”的超越性还体现在它是人伦的终极本原。总之,从历史话语、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综合考察,周敦颐哲学与邵雍哲学一样展现出了从宇宙生成论跃向思辨存在论的努力,尽管两种范式的共存说明他们的形态尚不成熟,但这种努力已使他们成为事实上的理学开拓者。张载以“太虚”为核心范畴,一方面他有将“太虚”还原为“气”的倾向,亦即沿革传统“气论”;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对“太虚”之“神”的揭示,使“太虚”具有了一定超越性,具有了成为超越本原之可能,这是张载哲学的创新之处。基于后一重向度,“太虚”不等同于“气”,二者是体用关系,即太虚之体借助气实现了万物的化生,其关系展现为“太虚→气→万物”架构。与此同时,太虚还是价值之体,借助“仁”实现人间的伦理秩序,其关系展现为“太虚→仁→礼义”架构。张载试图辨析“太虚”与“气”,并试图将“太虚”提升为超越本原,这比邵雍、周敦颐以“太极”熔铸一切的做法有所进步。中国哲学对“道”的追问至程颢、程颐兄弟转变为对“理”的追问,“理”从此走上了中国哲学话语与思想系统“金字塔”的塔尖。“由道而理”的话语转换是中国哲学逻辑发展或范式转换的必然结果:一方面,这是中国本土哲学思维方式走向成熟的内在要求,即“本末”思维亟待向“体用”思维转变;另一方面,这又是时代价值观念重建的迫切要求,以“理”为中心范畴的哲学体系强调“理”的实在性、道德性,以重建儒家价值观念的哲理基础。二程以“理”为中心范畴的哲学体系是通过对理与气、理与性、理与欲等范畴的辨析建立起来的,“理”相较于“气”具有了更加自足与超越的品格,比邵雍、周敦颐、张载等人的观念都更为成熟。通过对“北宋五子”进行分别研究、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他们作为学术共同体在哲学使命、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话语体系上的范式特点。就哲学使命而言,从天人学视角来看,理学家普遍推重的“天人合一”观念初步形成于魏晋时期,以“天人合一于气”为主要形态,而隋唐时期兴盛的佛教则主张“万法唯心”亦即“天人合一于心”,二者产生了张力。有鉴于此,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早期理学家针对佛教的“心学”体系,试图赋予“心”以超越性、实在性与道德性,以使之既区别于佛教的虚空性,又区别于中国本土哲学的经验性。对“天地之心”的追问成为理学的哲学使命及其最为核心的问题意识。就思维方式而言,中国本土哲学以“道”为本原追问之鹄的,以“本末论”为本原追问之方法,这种思维在追问“经验的存在之先”时简洁有效,但有不可消解的理论困境,即容易导向相对主义、实用主义以及多元论、本末分离。为解决上述困境,玄学与佛教作了许多探索,逐渐建立起“体相用”思维,但这种思维具有否弃现实与伦理的倾向,走上了宗教超越之路。为了走向哲学超越,早期理学家扬弃上述两种思维方式,发展出“体用”思维,既实现了对“超验的存在之先”的追问,又不舍弃现实与伦理。思维方式之变是理学发生的核心机制。就价值观念而言,理学对“天地之心”的追问不单是形式逻辑问题,更是价值观念问题,价值重建构成了理学范式转换的重要一环。儒学自初唐开始复兴,强调道德,尊崇孟子,抬升“四书”,注重义理。在这些准备工作基础上,“北宋五子”直入“心性”问题,赋予“性”以超越性、实在性与道德性,使之既区别于佛教思辨性的“空”,又区别于传统儒家经验性的“有”。二程“性即理”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上述工作的基本完成,理学实现了儒家价值形上化,儒家价值在哲理上获得了重建。此外,“北宋五子”关于“太极”“太虚”“天理”等的言说也集中体现了早期理学家较之以往的话语体系之变。总而言之,从哲学发生学视角来看,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早期理学与“前理学”时期诸哲学形态如佛学、玄学等相比,其哲学范式在哲学使命、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话语体系四个向度上发生了显着转换,或者说,理学就发生于这四个向度的范式转换之中。
王英娜[10](2020)在《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文中认为《庄子》义理不竭、文笔妙奇的特点,促使历代释庄者完成了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新诠解。尤其,在近现代这个充满危机和变革的特殊时代,《庄子》的阐释呈现出继承传统与借鉴西学并存的多元格局,这些庄学成就证明了《庄子》作为传统经典所具有的绵延不断的文化生命力。与古代的庄学相较,中西并存的文化背景使近现代的庄子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学术突破,不论在研究范式,还是在思想探索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发展,并对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和训鉴。因此,近现代庄学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研究意义。本论文主要采用阐释学的理论方法,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对近现代庄学新变进行整体观照,并从以佛解庄、以儒解庄、以西学解庄、以文学解庄等几个角度契入,考察近现代庄学的发展与新变,从而呈现其新时期的问题意识及时代文化价值。全文共为五章:第一章主要从社会、学术的历史背景,探讨近现代庄学的复兴问题。在近现代,庄学复兴是诸子学思潮兴起的产物,而诸子的兴起亦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即从儒学的附庸走向独立,其包含了社会时局变化、学术发展等诸多因素,亦经历了从清初到近现代学者们超越儒学并使诸子独立的不断自觉。内在演变与西学东渐是近现代诸子学兴起的重要动力,而子学的致用思想、解经功能尤其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和发掘。这些诸子学发展的共性直接影响了近现代庄学的复兴,并使近现代庄学呈现出《庄子》校释类、义理类着作的新发展以及《庄子》文学的专题探索。第二章主要从“以佛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以佛解庄”是庄学史上传统的释庄方式之一,具体表现为“格义”方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格义”最初是以传统典籍中的概念或思想来诠释佛学,其中《庄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历史的发展中,它经历了概念式“格义”、会通式“格义”、系统化“格义”以及实用化“格义”的过程。近现代“以佛解庄”的“格义”新变主要表现为法相唯识宗概念体系的系统化应用以及西学中平等、自由、科学等观念的融入,它实现了与异国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既有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亦有对外来文化精华的汲取,从而使《庄子》发挥了时代所需的社会效用。杨文会是使近现代佛学复兴的关键学者,他的“以佛解庄”推进了近现代系统化“格义”的发展,在其影响下,章太炎、梁启超等学者均走向了实用化的新变道路。可以说,对于庄子思想的致用探求是近现代学者“以佛解庄”的重要特点。第三章主要从“以儒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学者们之所以采用“以儒解庄”的诠释路径,是因为庄、儒之间在形上之“道”与形下的社会现实两个方面,均具有融通互补的可行性,这为消解庄儒矛盾,提升庄学的社会效用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探索前提。近现代学者的“以儒解庄”是试图通过儒道互补应对危机境遇中社会人生的各种问题,从而实现其拯救危亡的经世致用价值。近现代“以儒解庄”的新变主要表现在对庄子“大同”思想的新发掘;对庄、儒义理相通处的深入探析,尤其是对《庄子》中实用价值的进一步发掘;对“内圣外王”思想的新扩展,以及廖平通过重构经学体系,对传统“以儒解庄”的新发展。可以说,这些不同角度的新研寻体现了近现代学者救世的共同理想,以及开发《庄子》致用思想的时代风貌。第四章主要从中西融合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西学东渐动摇了传统儒学的核心地位,引发了近现代学人对传统文化的批评与反思,而学者们中西文化的比较与融通既使《庄子》研究有所继承,同时亦为之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并呈现出庄学新变的时代性特征。在近现代西学与《庄子》的比较融合中,西方的进化论、快乐主义、自由思想、马克思主义等均对庄子思想的重新诠解产生了重要影响。严复、胡适、章鸿钊等人的庄子研究主要体现了进化论与庄子思想会通的渐进过程。此外,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斯宾诺莎的“自然”“自由”等,也被近现代学者引入与《庄子》思想的对话与阐释中,中西文化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为庄学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其开拓性的尝试亦成为后世学者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课题。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入以及启蒙救亡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成为最科学、最前沿的思想和方法。在庄学界,吕振羽、侯外庐、郭沫若等学者即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使《庄子》研究呈现了新的时代意义。可以说,近现代学者以不同的西学理论为《庄子》阐释提供了诸多新的视角,虽然在解庄中不免历史环境的局限,但其为中西文化交融做出的积极探索具有时代效用,其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亦具有历史意义和借鉴价值。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新变。在西学与本土文学发展的双重影响下,近现代“文学”观念明确从传统文史哲不分的状态中独立出来,并出现了广义与狭义的不同界定。《庄子》是否是文学作品虽然存在争议,但从总体来看,《庄子》的文学性特征在近现代具有新的发展,而这种新发展与近现代“文学”认知的转变密切相关,因此,本章探讨了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与近现代“文学”理论视角的建构两个方面,以之作为《庄子》近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在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的新变中,本文主要从《庄子》的文学语言、篇章结构、文体、文学的社会性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述,并在古今比较及中西文法的参照中突显《庄子》文学的继承与发展。近现代学者对《庄子》文学的探讨虽然不免简单和粗糙,但他们强烈而明确的文学自觉意识以及多元化的思维使《庄子》的文学性得到新的发掘,这对后世《庄子》文学的发展亦具重要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二、略论老子、庄子思想的异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略论老子、庄子思想的异同(论文提纲范文)
(1)“坐忘”思想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庄子“坐忘”义辨析 |
第一节 “忘仁义”“忘礼乐”解 |
一、“坐忘”寓言文本辨正 |
二、“忘”之意蕴 |
三、“仁义”“礼乐”所指 |
第二节 “隳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解 |
一、“隳肢体、黜聪明”与“离形去知”的关系 |
二、“一受其成形”的痛苦 |
三、“聪明”与“知” |
第三节 “同于大通”与“化则无常” |
一、何谓“大通” |
二、“同则无好,化则无常” |
三、“坐忘”与“逍遥游” |
第四节 何谓“坐忘” |
一、解“坐” |
二、“坐忘”与“心斋” |
三、“坐忘”与“吾丧我” |
第二章 魏晋玄学对“坐忘”修养境界义的发展 |
第一节 郭象“坐忘”思想研究 |
一、郭象对“坐忘”修养方法义的消解 |
二、“坐忘”与“内圣外王” |
三、“坐忘自得” |
四、“坐忘而后能应务” |
小结 |
第二节 韩康伯“坐忘遗照”研究 |
一、“坐忘遗照”出处 |
二、韩康伯“坐忘”义辨析 |
三、韩康伯“遗照”义辨析 |
四、韩康伯“坐忘遗照”义辨析 |
余论 |
第三章 道教对“坐忘”修养方法义的发展 |
第一节 方术化的“坐忘” |
一、“众术”中的“心斋坐忘” |
二、“斋”中的“心斋坐忘” |
三、“存思”与“坐忘” |
第二节 “坐忘”与重玄思潮 |
一、重玄学溯源 |
二、成玄英对“坐忘”的理解 |
三、王玄览以“坐忘”“舍形入真” |
第三节 性命双修视野下的“坐忘” |
一、《天隐子》的内在矛盾 |
二、云本《坐忘论》将“坐忘”系统化 |
三、石刻《坐忘论》:“坐忘”是“求道之阶” |
四、钟吕金丹道体系下的“坐忘” |
第四章 “坐忘”与儒释修养论 |
第一节 “坐忘”与“禅” |
一、“禅”义溯源 |
二、“枯木死灰”与“灰身灭智” |
三、“枯木龙吟” |
第二节 “坐忘”与“静坐” |
一、二程“静坐”说的渊源 |
二、二程对“静坐”“坐忘”的矛盾评价 |
三、二程对佛教修养论的批判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西汉经学原始管窥 ——《淮南子》与《春秋繁露》中的先王之道(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写作缘起与文献综述 |
第一节 写作缘起 |
第二节 经学视阈中的《淮南子》与《春秋繁露》 |
第三节 《淮南子》与《春秋繁露》文献综述 |
一、思想史中与题目相关论述 |
二、《淮南子》与《春秋繁露》相关论述 |
三、《淮南子》与《春秋繁露》比较研究论述 |
四、其它相关研究 |
第四节 内容框架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先王之道的观念变迁 |
第一节:先秦诸子之“由王入圣” |
一、孔孟之“先王” |
二、墨子、庄子的“圣人” |
三、荀子“法后王” |
第二节 秦至汉初融合诸子的“先圣之圣” |
第三节 “王”与“王道” |
一、何以为王 |
二、何谓“王道” |
三、孔子为素王 |
小结 |
第二章 先王之道的“常”与“变” |
第一节:“先王之道”的两种价值 |
第二节 有常道,无常名 |
一、“因”与“古” |
二、“有为”与“无为” |
第三节 调和中的“常”与“变” |
第四节 “纲”与“常” |
一、“三纲”的伦理与哲学 |
二、性之“五常”与“无常” |
小结 |
第三章 “先王”之辨 |
第一节 尧舜禹传说中的隐喻 |
一、尧之“大”与“小” |
二、舜之“心”与“韶” |
三、禹之“细”与“疏” |
第二节 先王“受命”说 |
一、汉以前的“受命”路径 |
二、《淮南子》“受命于人”说 |
三、《春秋繁露》“受命于天”说 |
第三节 周公之“辅”与“摄” |
一、最高的“辅”道:太傅 |
二、权力的暂代“摄政” |
小结 |
第四章 “先王之道”的历史遗绪 |
第一节:四种共同价值 |
一、民本思想 |
二、重义轻利 |
三、性无善恶 |
四、德主刑辅 |
第二节 “人”的政治和“政治”的人 |
第三节 盐铁会议:“被讥讽的”和“被忽视的” |
第四节 刘向:“受命”思想的融合者 |
第五节 经纬之间:“被误解的”或“被利用的” |
第六节 《白虎通》:继承还是抛弃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古代文献 |
二、研究着作 |
三、学术论文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3)《广雅疏证》通假关系新证(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凡例 |
上编 |
绪论 |
第一节 《广雅》与《广雅疏证》 |
一、《广雅》概况 |
二、《广雅疏证》概况 |
第二节 《广雅疏证》“通假关系新证”解题 |
一、“通假关系”相关概念界定 |
二、通假字与同源字、古今字、异体字之间的关系与区别 |
三、“新证”界定 |
第三节 《广雅疏证》研究现状回顾 |
一、王氏的音韵学、音转理论研究回顾 |
二、王氏的“因声求义”理论与实践情况回顾 |
三、“新证”研究回顾 |
第四节 研究对象、使用材料范围 |
一、研究对象 |
二、使用材料范围 |
第五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第一章 《广雅疏证》语音关系新证概况 |
第一节 王念孙的声韵理论概述 |
第二节 《广雅疏证》中常用通假字的语音关系概况 |
一、常用通假字声韵关系概况 |
二、常用通假字中同源、通假、古今、异体、音义相近字声韵关系概况 |
三、小结 |
第三节 《广雅疏证》中不常用通假字的语音关系概况 |
一、不常用通假字声韵关系概况 |
二、不常用通假字中同源、通假、古今、异体、音义相近字声韵关系概况 |
三、小结 |
第四节 《广雅疏证》中无例证通假字的语音关系概况 |
一、无例证通假字声韵关系概况 |
二、无例证通假字中同源、通假、古今、异体、音义相近字声韵关系概况 |
三、小结 |
第二章 从“新证”看王氏的“因声求义”理论 |
第一节 “因声求义”理论溯源 |
第二节 从“新证”看《疏证》对“因声求义”的实践 |
一、从“新证”看王氏疏证连词 |
二、从“新证”看王氏疏证的虚词 |
三、从“新证”看王氏疏证的名物词 |
四、从“新证”看王氏系联的同源字 |
五、从“新证”看王氏指出的通假字 |
六、从“新证”看王氏系联的音义相近字 |
第三节 王念孙“因声求义”理论实践的得失 |
一、王氏“因声求义”理论实践的成就 |
二、王氏“因声求义”理论实践的不足 |
第三章 从“新证”看王氏的“音转”理论 |
第一节 《广雅疏证》“新证”中的异类声转研究 |
一、“新证”通假字的异类声转概况 |
二、无例证通假字异类声转分析 |
第二节 《广雅疏证》“新证”中的异类韵转研究 |
一、“新证”通假字的异类韵转概况 |
二、无例证通假字异类韵转分析 |
第三节 从“新证”看《广雅疏证》中的“转”语 |
一、常用通假字的声韵关系概况 |
二、不常用通假字的声韵关系概况 |
三、无例证通假字的声韵关系概况 |
第四节 王氏音转理论与实践的得失 |
结语 |
下编 |
表一:《广雅疏证》(含《补正》)常用通假字一览表 |
表二:《广雅疏证》(含《补正》)不常用通假字一览表 |
表三:《广雅疏证》(含《补正》)无例证通假字一览表 |
三十韵部条目索引 |
音序索引 |
引用材料简称表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陆机《演连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陆机《演连珠》创作概论 |
1.1 《演连珠》创作基础 |
1.1.1 “连珠”文体特征 |
1.1.2 陆机之前的“连珠” |
1.2 《演连珠》内容与创新 |
1.2.1 《演连珠》主要内容 |
1.2.2 《演连珠》创新表现 |
1.3 《演连珠》地位和影响 |
第二章 陆机《演连珠》玄学思想 |
2.1 陆机《演连珠》玄学思想特点 |
2.1.1 博通三玄,偏重老子 |
2.1.2 玄学为用,儒学为本 |
2.2 陆机玄学思想成因 |
2.2.1 家族家风影响 |
2.2.2 吴地吴风影响 |
2.2.3 玄学玄风影响 |
第三章 陆机《演连珠》文学精神 |
3.1 陆机文学思想概论 |
3.1.1 “文学自觉”时代思潮 |
3.1.2 《文赋》中的文艺思想 |
3.2 《演连珠》之文学创作思想 |
3.2.1 感物应时,文学缘情 |
3.2.2 注重实践,拟古出新 |
3.3 《演连珠》之文学艺术追求 |
3.3.1 “义明而词净” |
3.3.2 “事圆而音泽”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先秦儒家心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先秦儒家心论研究现状述评 |
三、本文的研究对象、问题、路径与创新点 |
第一章 先秦儒家心论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 |
一、先秦儒家心论诞生的时代背景 |
(一) 政治秩序: 礼坏乐崩 |
(二) 兼并战争: 不义攻伐 |
(三) 大道即隐: 民风败坏 |
二、《易经》《尚书》《诗经》中的“心”说滥觞 |
(一) 《易》“心”典型应用 |
(二) 《书》“心”丰富发展 |
(三) 《诗》“心”蔚为大观 |
三、先秦儒家“心”范畴体系的层次和演变 |
(一) 先秦儒家“心”说义涵之历史进路 |
(二) 先秦儒家“心”范畴对天性情知等概念的涵括 |
四、先秦时期道、墨、法、管四家论“心” |
(一) 老子:以无知、无欲论“心” |
(二) 庄子:以虚心、游心论“心” |
(三) 墨家兼爱: 以爱正“心” |
(四) 刑名法家: 以法正“心” |
(五) 管子四篇: “心”治与国治 |
五、先秦儒家论“心”的独特之处 |
(一) 先秦儒家论“心”的特点 |
(二) 孟荀“心”论进路的差异 |
第二章 先秦儒家“心”说的天人际会品格 |
一、天赋心以德性: “以德论天”和“以天论德” |
(一) 殷周之间的范式转换 |
(二) 以德论天: 天之德义的产生 |
(三) 天赋人德: 自天子至庶民 |
(四) 以天论德的完成: “天生德于予” |
二、心知的天生人成 |
(一) 认知辨义: 先天之知与后天之知 |
(二) 知之可能: 心何以能知 |
(三) 心知的性质: 经验知识与德知 |
三、先秦儒家天人关系的体认: 与天合德与不求知天 |
(一) 天道与人心的内在遥契: “以天论心”与“以心明天” |
(二) 荀子“天人之分”乃“复归之分” |
四、外在的天命与人心的尊严和抉择 |
(一) 命的预设: 命定 |
(二) 儒家的天命即人道之抉择而显 |
第三章 先秦儒家诸子“心”“性”学说异同 |
一、先秦儒家“性”论大同小异之流变 |
(一) 前诸子时期“性”的概念 |
(二) 由特殊至一般:先秦儒家“性”之定义的共同规定性 |
(三) 同中有异: 先秦儒家“性”之多义性阐释 |
二、从仁本到“心”“性”交错含融的历史演化过程 |
(一)初变: 从仁本涵摄“心”“性”至“心”与“性”大体相同 |
(二) 再变: 从孟子“即心言性”至荀子“以心治性”的演变 |
第四章 先秦儒家思想中“心”与“情”“欲”的内在张力 |
一、先秦儒家“情”意涵的变迁与升华 |
(一) 孔子以“仁者爱人”推而广之的道德情感论情 |
(二) 《性自命出》以“好恶”与“喜怒哀悲”的自然情感论情 |
(三) 《大学》《中庸》以“喜怒哀乐”等具有价值义的自然情感论“情” |
(四) 孟子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道德情感论“情” |
(五) 荀子以“性情”与“情欲”地双重涵义解“情” |
二、先秦儒家“心”“欲”关系的发展 |
(一) 前诸子时期天赋欲望思想的萌发 |
(二) 诠欲以见历史现实:孔孟荀的解读 |
三、先秦儒家以“心”范“情”“欲”的主张 |
(一) “心”对“情”的中和 |
(二) “心”对“欲”的约束 |
第五章 体用一贯:从心本体论建立到仁政的探索落实 |
一、“心”有其本:先秦儒家心本体论的内蕴 |
(一) 先秦儒家以天道为“心”的形上根据 |
(二) 先秦儒家以“心”为创生道德的本体 |
二、内在成德:正心与修身的互动 |
(一) 道德本体之应然到“身”“心”同体之实然 |
(二) 从“身”“心”同体之实践到道德价值的升华 |
三、从内圣仁心到外王仁政的落实 |
(一) “礼”“仁”一贯的为政吁求 |
(二) 德治为主,先教后刑的治国理念 |
(三) 仁政治国的举措 |
结语: 先秦儒家“心”论的学术意义和在当今世界的价值 |
(一)运思于天人之际:先秦儒家心论的学术意义 |
(二)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儒学复兴的历史机遇 |
(三)先秦儒家心论思想对新的时代问题的回应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相关科研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中国古代阅读思想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方法、内容及创新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内容 |
三、创新点 |
第三节 中国古代阅读研究现状 |
一、古代阅读史及阅读方法、思想的研究现状 |
二、古代治学家训的研究现状 |
第二章 中国古代阅读思想诸面相 |
第一节 儒学与道学 |
一、孔孟的读书劝学 |
二、荀学的以学养心 |
三、老庄的阅读道学 |
第二节 玄学与家学 |
一、魏晋玄学与清谈风尚 |
二、南北朝家学与士人读书 |
三、女性阅读与女性思想解放 |
第三节 理学与心学 |
一、程朱的读书明理 |
二、陆王的精深涵泳 |
三、从心学理学异同到新儒学阅读思想变化 |
第四节 虚学与实学 |
一、空疏学风下的书斋笔记 |
二、从事功之学到颜李学派 |
三、经世致用下的乾嘉考据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古代阅读思想的特征 |
第一节 读物选择上的伦理取向 |
一、古人选择什么书 |
二、什么影响了选择 |
第二节 意义诠释上的以意逆志 |
一、“主体间性”:主体心性与志业的传递 |
二、“相对客观”:文字内涵与意义的限制 |
第三节 阅读目的上的实用理性 |
一、学以修身 |
二、学以齐家 |
三、学以致用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古代阅读思想的当代启示 |
第一节 以古代阅读思想推动现代阅读研究 |
第二节 以古代阅读思想启发现代阅读活动 |
第三节 以古代阅读思想启发现代阅读推广 |
第四节 以中国古代阅读思想启发现代经典阅读 |
第五节 以中国古代阅读思想启示文化自信树立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学术着作 |
期刊论文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8)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解题 |
一 义疏研究与义疏学研究概念辨析 |
二 儒、释、道、律义疏之名义 |
第二节 研究回顾 |
一 清中期以前:自在阶段 |
二 清中期至清末:自觉阶段 |
三 民国时期:差异阶段 |
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至今:分化与繁荣阶段 |
第三节 选题意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一 选题意义 |
二 研究思路 |
三 创新点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一 写本学方法 |
二 诠释学方法 |
第一章 义疏含义、文本组织类型及体例 |
第一节 义疏含义探析 |
一 基於文字学的“义”与“疏”含义解析 |
二 义疏的历史语义分析 |
三 其他以“疏”为名的非义疏体裁 |
四 义疏含义小结 |
第二节 义疏的文本组织类型 |
一 单疏本 |
二 合会本 |
三 两种类型之关系 |
第三节 义疏文本体式 |
一 出文 |
二 科段 |
三 诠释结构 |
四 问答 |
五 诠释表徵 |
六 总序 |
七 小序 |
小结 |
第二章 义疏起源研究 |
第一节 义疏起源研究新思路 |
一 义疏起源研究前提条件 |
二 基於早期义疏文本分析的义疏起源考索 |
第二节 义疏起源相关因素 |
一 纸写本的普及 |
二 玄学与清误辩论 |
三 既有诠释体裁之启发 |
小结 |
第三章 义疏诠释层级与“疏不破注”新论 |
第一节 义疏的诠释层级 |
一 律疏 |
二 儒疏 |
三 佛疏 |
四 道疏 |
第二节“疏不破注”新论 |
一 学术史梳理 |
二 “疏不破注”的历史面相 |
三 “疏不破注”的理据渊源 |
小结 |
第四章 儒典注、疏合会研究 |
第一节 合会术语与合会时代 |
一 合会术语辨析 |
二 合会时代 |
第二节 儒典注、疏的合会方式 |
一 分散模式甲类 |
二 分散模式乙类 |
三 聚集模式 |
四 集散模式 |
五 分栏模式 |
第三节 合会的历史动因与合会的学术史影响 |
一 合会的历史动因 |
二 注、疏合会的学术史影响 |
三 合会本与单疏本的博弈 |
小结 |
第五章 义疏科段研究 |
第一节 科段之概念、特徵 |
一 科段之概念 |
二 科段之特徴 |
第二节 义疏科段之源流 |
一 义疏科段之绿起 |
二 义疏科段之兴盛 |
三 义疏科段之衰变 |
第三节 佛、道、儒三疏科段研究 |
一 佛疏科段 |
二 道、儒二疏科段 |
小结 |
结语 |
附录一 三种义疏科文 |
一 隋智顗《仁王护国般若经疏》科文 |
二 初唐成玄英《老子道德经义疏》科文 |
三 南朝梁皇侃《礼记·乐记》疏、《论语义疏》科文 |
附录二 义疏研究相关理论初探 |
一 场域论视域中的文本及其诠释 |
二 文本与社会互动关系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後记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理学的发生 ——基于范式转换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重回理学发生的“现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为何研究“理学的发生” |
第二节 回顾与评析: 已有研究成果及其不足 |
一、道统叙事: 文献学视野下的理学探源 |
二、使命追问: 从哲学视角看理学的发生 |
三、逻辑演绎: 史思结合看理学发生机制 |
四、评史论世: 大历史视域中的多元探索 |
五、既往研究的经验与不足 |
第三节 思路与创新: 基于“范式转换”视角的尝试 |
一、基本思路与结构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三、创新之处与难点 |
上篇 早期理学的范式转换 |
第一章 哲学使命: 从天人观看理学的本原追问 |
第一节 由分到合: 古代天人观源流新考 |
第二节 宋承魏晋: 早期理学的“天人合一”观 |
第三节 天地之心: 理学的“寻根”使命 |
小结 |
第二章 思维方式: 从“本末论”到“体用论” |
第一节 本末思维: 历史传统及其理论困境 |
第二节 思维谋变: 从玄学到佛教的努力 |
第三节 体用思维: 早期理学家的多元实践 |
小结 |
第三章 价值观念: 儒家道统构造与伦理重建 |
第一节 道统建构: 经典与学术的嬗变 |
第二节 性论复兴: 应对佛道的哲理依据 |
第三节 性理合一: 儒家道德本体的确立 |
小结 |
下篇 “北宋五子”的多元开拓 |
第四章 邵雍: “心法”先天 |
第一节 心迹之判: 辟佛与先天学的提出 |
第二节 一己之心: “以我观物”及其困境 |
第三节 天地之心: “以物观物”及其超越 |
一、观之以理: 理是数理 |
二、天地之心: 天地万物之至理 |
第四节 圣人之心: 合天心而顺至理 |
小结 |
第五章 周敦颐: “太极”无极 |
第一节 一个争议: 生成论还是存在论 |
第二节 从话语源流看“太极”的元气向度 |
第三节 从思维方式看“太极”的实理向度 |
第四节 从价值观念看“太极”的伦理内涵 |
小结 |
第六章 张载: “太虚”即德 |
第一节 惟“虚”为实: 超越性本原的确立 |
一、哲学形态之争: 一个历史考察 |
二、另一种“太虚”: 应对佛老与本原重建 |
三、虚体气用:太虚何以实在 |
四、虚则生仁:人伦何以实在 |
第二节 合虚与气: 性的“二分”与“一本” |
一、性之名: “合虚与气”与辟佛辟道 |
二、性之实: “性无不善”与兼祧孟荀 |
三、性与命: “性命通一”与命运安顿 |
第三节 诚礼兼修: 工夫论的使命与取径 |
一、重思张载工夫论的问题意识 |
二、内修为体: 虚心以致德性之知 |
三、外修为用: 学礼以至变化气质 |
小结 |
第七章 二程: “道”“理”变奏 |
第一节 由道而理:话语转换及其逻辑 |
一、话语之变: 从“以道释理”到“以理释道” |
二、思维之变: 从“崇本举末”到“体用一源” |
三、价值之变: 从“凌空蹈虚”到“惟理为实” |
第二节 惟理为实: 二程理学的多重向度 |
一、理体气用: 世界何以存在 |
二、性即理也: 人何以存在 |
三、明理灭欲: 人如何生存 |
第三节 明理达道: 即存在即工夫 |
一、内外之辩: 传统修养工夫及其困境 |
二、内体外用: 新的修养机制的构建 |
三、涵养须用敬: 直内还是方外 |
四、进学在致知: 知识抑或德性 |
第四节 理体神用: 鬼神观念及其人学意义 |
一、气化感通: 辟佛辟道与鬼神新说 |
二、理体礼用: “事神”易“为尸”难 |
三、卜祭在我: 人学意义及其限度 |
小结 |
余论 早期理学的特点、影响及限度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二、近现代庄学研究现状分析 |
三、本文研究方法 |
四、主要内容及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近现代历史语境下的庄学复兴 |
第一节 近现代诸子学的兴起 |
第二节 近现代庄学的复兴 |
第三节 近现代庄学复兴的意义 |
第二章 以佛解庄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第一节 以佛解庄的“格义”方法及历史演进 |
一、“格义”方法的发生 |
二、传统概念式“格义”的释义策略 |
三、传统会通式“格义”的发展 |
四、近现代系统化“格义”的推进 |
五、近现代实用化“格义”的新变 |
第二节 章太炎“以佛解庄”的致用理路 |
一、以庄、佛构建“致用”理路的动因 |
二、“齐物”与真如目标的预设 |
三、由真返俗的致用方法 |
第三节 梁启超以佛、儒释庄的新诠解 |
一、对胡适解庄方法的质疑 |
二、“真我”本体的确立及开拓 |
三、庄儒融合与实践途径的新探索 |
四、以佛、儒释庄的原由及意义 |
第三章 以儒解庄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第一节 传统的“以儒解庄”思想 |
一、儒、庄融通的可行性前提 |
二、传统“以儒解庄”的特点 |
第二节 近现代“以儒解庄”的新风貌 |
一、庄子“大同”思想的新发掘 |
二、“内圣外王”思想的新扩展 |
三、庄、儒义理融合的深入与开拓 |
第三节 近现代以经学解庄的新融合 |
一、《庄子》与经学的互动融合 |
二、对传统“以儒解庄”的新发展 |
三、以经学解庄的价值和意义 |
第四章 中西融合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第一节 《庄子》与进化论思想 |
一、严复以“天演”解庄: 进化思想的引入 |
二、胡适以“进化”解庄: 物种依据的相通 |
三、章鸿钊的“天择律”与“天钧律”:进化思想的新定位 |
四、以进化论阐释《庄子》的评价 |
第二节 《庄子》与快乐主义 |
一、根本相通:快乐与自得 |
二、追求持久快乐的相似途径 |
三、伊、庄认识论的异同辨析 |
四、伊、庄比较的方法和意义 |
第三节 《庄子》之“本体”与“自由” |
一、斯、庄比较的可能性及新特点 |
二、形而上: 本体的相契与殊异 |
三、形而下: 相似的“自由”追求与不同路径 |
第四节 以马克思主义思想论庄子 |
一、吕振羽以马克思主义解庄的较早尝试 |
二、侯外庐对马克思主义解庄的补充 |
三、郭沫若以马克思主义释庄的新拓展 |
四、以马克思主义释庄的价值和意义 |
第五章 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新变 |
第一节 近现代“文学”认知的新变 |
一、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 |
二、近现代“文学”的理论视角 |
第二节 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的新变 |
一、《庄子》的文学语言 |
二、《庄子》的篇章结构 |
三、《庄子》的文体 |
四、《庄子》文学与社会 |
五、《庄子》与传统典籍的文学比较 |
六、其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略论老子、庄子思想的异同(论文参考文献)
- [1]“坐忘”思想史论[D]. 朱韬. 西北大学, 2021(12)
- [2]西汉经学原始管窥 ——《淮南子》与《春秋繁露》中的先王之道[D]. 常睿.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12)
- [3]《广雅疏证》通假关系新证[D]. 韦婷. 吉林大学, 2021(01)
- [4]陆机《演连珠》研究[D]. 谷倩倩. 河北大学, 2021(02)
- [5]先秦儒家心论研究[D]. 张馨予. 山东大学, 2021(10)
- [6]中国古代阅读思想若干问题研究[D]. 单舒扬.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7]《庄子》残丑人物形象探析 ——形与神的支离超越[D]. 王肖燕. 上海财经大学, 2020
- [8]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D]. 高亮. 山东大学, 2020(10)
- [9]理学的发生 ——基于范式转换的视角[D]. 张恒. 山东大学, 2020(08)
- [10]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D]. 王英娜. 山东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