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子政务对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刘喆[1]（2021）在《基于区块链的电子政务的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中多次强调,要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发展电子政务。发展电子政务,是打造服务型政府、建设数字政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广泛应用后,受到私营企业、技术独角兽公司的广泛关注,随着区块链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在金融、教育、医疗、文学、供应链等多个领域的应用中所激发出的巨大潜力,为社会各行业的难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思路,产生出独特的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与此同时受到了政府部门的极大关注。区块链技术的点对点分布式技术、加密算法、智能合约等技术特点,与电子政务的发展建设不谋而合,一些国家的政府部门已经尝试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本国的数字身份证、党务处理、信息公开等领域。本文以技术嵌入理论为理论依据,以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电子政务实现路径为核心进行整体分析。首先对区块链和电子政务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进行基本阐述,然后寻找区块链技术原理、服务型政府、数字政府与电子政务的契合点。通过分析国内国外区块链技术嵌入电子政务所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分析“区块链+电子政务”所带来的优势。分析国内外电子政务领域引入区块链技术的具体实践,探究“区块链技术+电子政务”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推进路径,为政府部门在电子政务领域应用区块链技术,打造服务型政府和数字政府提供参考。总体而言,区块链技术能够为电子政务领域的发展提供应用场景,虽然现阶段尚处于发展阶段,并没有大规模应用开来,但是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与成熟,随着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日益完善,随着政府行政理念、监管理念和社会接受度的提高,电子政务上链的场景定将在未来发挥巨大的作用。
王张华[2]（2020）在《基于人工智能的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来看,影响国家治理优良性和有效性的众多因素当中,科学技术总会占有一席之地,历史上历次的重大技术变革都或多或少会对各国国家治理的理念、价值、制度、方式等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当下,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发生,对国家治理的变革性作用逐渐开始受到全球性的普遍关注和重视。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的大国,我国陆续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进行了战略性规划和顶层设计,突出了人工智能对提升国家治理优良性和有效性的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充分说明,加速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同国家治理的融合已经成为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程中,中国政府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采用和适应性改革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为我国公共管理的理论总结和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社会试验场”。面对百年来未有之历史机遇,摆在中国公共管理者面前的是必须从现实的真实世界出发,进行理论提炼和话语创新,充分汲取中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丰富营养,推动人工智能时代政府形态的构建,并探索出与之相适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本文将视角聚焦至政府治理中的人工智能应用问题,试图对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理论和实践议题展开分析,以求为加速人工智能同政府治理的融合进程提供助益,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和智慧化转型。全文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总体思路,指出探讨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迎合了时代变迁的整体境域,也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所必然面临的焦点议题;进一步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论证命题的合理性,阐明人工智能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意义内嵌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之中,具有内在的规律性意义和革命性潜质,从技术自身的生产力本质和赋能“政府—社会”关系的价值维度论证命题的可行性,人工智能将会对政府治理的理念、工具、机制、方式和结构带来颠覆性的影响;最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从认识更新、技术治理、制度跟进和机制创新四个维度探讨了政府如何实现善用人工智能的行动策略。通过上述研究,研究概括了三个关键性的结论:一是人工智能将成为政府新一轮历史变革的关键力量。互联网、大数据、机器学习、精准算法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互联网的整体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数据出现井喷式爆发,使人工智能逐渐获得了与人类相匹敌的“智识”,在诸多方面展现出了超越和替代人类行为的能力,引发了政府治理新一轮的历史性变革。可以预见的是,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会更加深入广泛地嵌入政府治理的各个环节和领域,不仅会引发政府治理技术层面的变革,同时还会给传统政府治理的技术体系、价值目标、伦理结构乃至思维理念带来重要影响。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这种影响,相关部门必须积极研判和主动应对,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审慎对之,正视其给政府治理所带来的影响。二是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遵循着内在的技术逻辑。从技术的种属来看,人工智能被视为是信息技术的最新发展阶段,虽然被贴上传统信息技术的标签,但是其对人类政府运行的冲击和影响仍然遵循着自身独特的技术逻辑,在探究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技术逻辑时必须兼顾人工智能技术的内在发展逻辑和治理结构影响两个层面。从技术的内在发展逻辑层面看,决定人工智能独特属性的是三大核心要素:数据、计算资源和算法,可概括为数据和算法两种驱动逻辑;从技术治理的结构影响层面看,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结构化影响是区别于互联网、大数据所解决的信息“连接”和“数据”问题,汲取了互联网和大数据的精髓,三者共同构建了一个彼此交互、高度融合的整体生态,解决的是信息社会网络相互连接端对大数据内容主体的智能化处理问题。三是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遵循着以“善智”实现“善治”的逻辑进路。为回应人工智能技术“向善”与“为恶”的双重属性,全文所引入和进一步阐释的“善智”概念,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参考,为发挥人工智能之于政府治理的重要作用提供了理论上可能进路。从“善智”和“善治”的关系出发,阐发了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之间何以遵循着以“善智”实现“善治”的内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以“善智”实现“善治”的有效路径。当然,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嵌入政府治理的过程仍然处于一种“进行时”状态,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尚未出现,几乎可以断定的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其对政府治理的影响势必会更为深刻和广泛,其方式也会更加多样和复杂。围绕研究的核心议题,全文主要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人工智能技术“替代人”的社会属性以及由数据、算法和算力驱动的技术属性出发,将其从传统信息技术的种属中抽离出来,视其为一种全新的技术形态（智能技术）加以考量,并以此为切入探讨人工智能对政府治理可能的颠覆性影响;与大多数研究将其置于传统信息技术框架下展开所不同的是这样做有利于聚焦人工智能独特的技术属性（由数据、算力和算法共同驱动）,由此揭示出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遵循着数据驱动、算法支配和智能融合的技术逻辑。第二,针对人工智能“向善”与“为恶”双重面相所带来的争论,引入“善智”的概念,并从“价值—技术—应用”复合分析框架对其进行了重新解读,试图以此超越人工智能技术乐观与悲观的对立之争,为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应用描绘一种最佳状态,并以“善智”与“善治”的关系为切入点,尝试在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之间找到联结点,为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与谋求良政善治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李尚玖[3]（2020）在《智慧政务感知质量与居民生活满意度关系研究 ——基于感知价值的中介作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公共大数据能够得到实时的汇集、整理、计算和分享,并能有效运用于公共服务的识别、推送和优化之中。在此背景下,电子政务服务得以向更高级的方向发展,智慧政务孕育而生。智慧政务是政府利用新兴技术手段对电子政务进行改进发展出的政务服务新模式,智慧政务能够提升政府政务服务供给的效率和质量,使居民足不出户即可获取政务公开信息并办理政务服务。智慧政务因其网罗了居民生活多领域的政务服务而得到居民的广泛使用,成为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重要应用。当前有关智慧政务的研究对智慧政务的概念及内涵、技术基础、潜在问题及发展方向等方面的理论研究较多。在智慧政务建设效果研究方面,理论研究多于实证研究,且已有的实证研究中对智慧政务绩效的评价多是基于政府部门等权威机构发布的统计报告中的客观数据,例如门户网站个数、无线网络覆盖率等,鲜有对居民主观评价的调查和实证分析。习总书记曾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因而本文选择从居民主观视角出发,调查居民对智慧政务的主观评价,并探索更好的智慧政务是否能带给居民更好的生活。最终,本文聚焦于居民主观视角,并参考顾客满意度模型,以“感知质量”衡量居民对智慧政务效果的评价,以“生活满意度”衡量居民对其自身生活状态的评价,既调查居民对智慧政务感知质量的评价结果,又检验智慧政务感知质量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作用,并以“感知价值”作为中介变量以更好地探究智慧政务感知质量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为获取有效的研究结论,本文对北京市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最后共回收420份有效问卷,并使用SPSS23.0以及AMOS24.0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智慧政务感知质量维度中的感知服务质量和感知信息质量两个维度都对居民生活满意度产生显着正向影响,但是感知系统质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着;智慧政务感知价值在感知服务质量和感知信息质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都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因此,本文认为居民在使用智慧政务时,操作越方便、用户服务越好、信息越有效,则居民在获取服务过程中消耗的时间、精力等成本则越小,而政务服务带给居民的价值则越大,进而使居民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因而,政府应不断提高智慧政务的服务体验和信息质量,以使居民在智慧政务中获得更多的价值,增强居民生活满意度。并将居民对智慧政务的评价作为发展智慧政务的重要依据,扩展政民沟通渠道,深化政民沟通效果,不断优化智慧政务以满足居民真实需求、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落于实践。
李晶[4]（2020）在《信息社会场域中我国政府网络公关的职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数字化信息社会的演进,信息社会的到来不仅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而且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方式,影响着人与人之间乃至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然而,信息技术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为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又诱发了一系列新问题、新情况,传统的政府管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政策行为都受到了巨大冲击,使政府的各项工作面临新的环境。面对如此情境,政府网络公关得以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所谓政府网络公关,是政府为了更好地实现其管理和服务职能,将网络沟通传播方式引入政府公共关系活动,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收集和传播信息,与公众进行双向互动交流,以争取公众的信任、支持与合作,从而实现政府公共关系目标,塑造与维护政府良好形象的公关理念与行为。政府网络公关不仅涉及网络信息技术,而且涉及了一种以网络媒介为手段的崭新政府治理模式,其实质为政府与公众之间借助网络媒介进行双向互动与沟通,建立一种互利互信的理想公共关系状态。我国的政府网络公关始于1999年启动的政府上网工程。2000年后开始“三网一库”工程建设,即大力推进政府办公业务网、业务资源网、政府公众信息网和信息资源库的建设和完善,促进了政府机关信息资源的共享,实现了网络化、协同化办公,提高了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政府网络公关得以快速发展。自2011年起,各级政府机关和部门又纷纷开设政务微博,将其作为获取社情民意、公开政务信息、推行网络问政、塑造政府形象的重要平台。近几年,以政务APP为代表的移动客户端快速成长起来,与政务微博一起成为政府网络公关中不可或缺的信息沟通媒介,其巨大的媒介优势和信息沟通效果,使政府网络公关展现出新的形态、新的活力。我国政府网络公关如今正朝着一个以公众为中心、政府网络公关媒介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迈进。但是,政府网络公关面对的是广泛而复杂的社会公众,所涉及的事务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技术又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网络谣言、舆论压力、信息安全等问题对政府网络公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如何借助新兴网络媒介的优势,利用有效的公关手段,制定和实施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府网络公关策略,使其职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成为现阶段政府必须着重思考的问题。以职能为主线分析我国政府网络公关所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能够全面、清晰地了解当前我国政府网络公关的实际状况,帮助我们探寻完善政府网络公关的有效策略。政府网络公关具有政府形象塑造、公共危机治理、公共政策传播和信息服务等四项基本职能。政府网络公关的首要职能是政府形象塑造,其能够借助多元化网络公关媒介的优势,帮助政府树立沟通型、互动型、创新型等良好的政府形象。不过,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需要不断提升政府自身能力与素质,强化对公众的正确引导,加强对网络媒介的管理和应用,从而使政府网络公关的政府形象塑造功能得到更好地发挥。其次,公共危机治理是当代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政府网络公关的重要职能。政府网络公关在帮助政府获取准确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修复政府形象、提升政府危机治理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政府网络公关意识和专门网络公关部门的欠缺,政府与公众间出现信息沟通不畅,影响了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通过强化政府的网络危机意识、培养公众的责任意识、完善政府网络公关系统,能够有效提升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效能。再次,政府网络公关重新定义了公共政策的传播模式,畅通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政策信息沟通渠道,有利于政策传播优化和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然而,公共政策传播的封闭性、公共政策传播反馈渠道受阻,以及公共政策传播的舆论场分离,严重阻碍了公共政策传播效果的实现。为此,应借助政府网络公关的有效方式和手段,创新公共政策传播的理念、内容和方式,实现公共政策传播的优化。最后,政府网络公关对完善政府信息服务有显着的正向效应,让政府信息服务的价值得到充分实现,让政府信息服务的效能大幅提升。但是,目前仍然存在政府在线信息服务能力不足、公众对信息服务参与度不高、政府信息服务不平衡以及政府与公众沟通不深入等问题。为此,应当充分发挥政府网络公关主体的作用,通过整合政府信息资源、提升政府信息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增强公众的参与能力、升级政府信息服务平台、完善政府信息服务制度和创新政府信息服务模式,来让尽可能多的公众享受到优质的政府信息服务。中国已经迈进了新时代,明确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我国的政府网络公关也必须与时俱进,实现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双向-主动-引导”是未来的发现方向,其既强调了政府网络公关在主客体间信息沟通的互动性,又能明确公关态度上的主动性,还体现了公关手段上的引导性,是未来政府网络公关模式的理想状态。
米加宁,章昌平,李大宇,徐磊[5]（2020）在《“数字空间”政府及其研究纲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引致的政府形态变革》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不断深化,我国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上做了大量的改革创新尝试,特别是在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来变革政府服务方式方面,突破了传统的"物理空间"的政府供给方式,在政府创新上引起的社会反响尤为强烈。通过对一系列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创新上的研究发现,这次变革可以说不是简单地应用新技术来提升政府效能,甚至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整体性政府"的构建,而是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的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很可能在政府的形态上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即从工业化的"物理空间"的政府形态向大数据时代的"数字空间"的政府形态转型。这场政府形态的转型既是技术推动社会变迁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的规律,也有我国独特的社会场景和政府变革的内生动力。尽管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实践尚处于"地方性知识"的状态,但它的深远意义有可能是全球性的。就像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是社会实验场,其所形成的"科层制"的现代组织结构成为世界性的现代化模版一样,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社会试验场很可能就在中国,而政府形态的转变将是这场伟大变革的主题之一。面对这一历史机遇,我们必须对此有所洞察并在理论上有所准备,从而提出基于理论构建的对这场变革的"研究纲领",尤其需要构建在公共管理学科发展上的想象力。
王建华[6]（2019）在《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路径选择 ——基于政府管理创新的分析》文中提出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高速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也在开展和不断深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政府管理创新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一直致力于推进的一项工作。我国的政府管理模式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政府职能转变落后、组织结构不合理、行政效率较慢等特点,不适应市场经济体系和信息时代的要求,因此要加快政府管理创新步伐。电子政务作为信息和互联网技术在政府管理和服务中的应用,是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也是行政管理的主要变革方向,从本质上看,它对于政府职能转变、优化行政组织体系、提高行政效率和社会服务水平有积极的作用,因此它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创新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价值。论文以政府管理创新为出发点,首先明确了电子政务和政府管理创新的内涵,参考了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客户关系管理理论等相关理论知识,提出论文的理论依据,接下来分析了我国传统政务的弊端,指出了加快我国管理创新的必要性和电子政务对于政府管理创新的意义和价值,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电子政务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了剖析,借鉴了西方国家在电子政务建设实践中的宝贵经验,提出了加快我国电子政务建设和发展的路径选择,最后进行了总结和展望。
李琳[7]（2019）在《信息通讯技术革命时代的政府组织变革》文中提出信息通讯技术（ICT）革命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政府面临了更多挑战。同时,政府既是推动中国信息社会发展的积极促进者,也是主动拥抱变化、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为适应时代发展而不断调整,正在经历组织变革。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适应性往往被视为中国社会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那么,信息通讯技术革命的政府组织变革反映了怎样的政府变革逻辑?通过回顾公共部门变革理论的基本脉络,呈现新公共管理与整体性政府、公共价值、数字时代治理与适应性治理视角的不同侧重点,本文发现既有研究对公共部门组织变革的讨论多附着于对工作产出的关注,或多出于批判新公共管理的解构式讨论,尚未将政府组织变革置于开放系统中、分析ICT革命特征并以此为起点建构认识。由此,本文致力于刻画ICT革命特征、组织变革表现维度,并尝试初步建立ICT革命与政府组织变革之间的关联路径。于是,本文试图融合技术驱动的客观性与组织主导的因素,基于新的理论前提推演命题并构建了分析框架。本文首先应用Nvivo12软件对信息化相关政策文件开展分析,将2011年以来的实践进展作为重点观察对象;之后,基于案例研究的理论建构方法,遵循理论抽样和复制性逻辑,在ICT革命时代中政府组织变革的“技术应用”和“任务环境”两条路径分别选取了行政审批服务案例与网约车案例,开展了案例内分析与跨案例比较。本文发现,信息通讯技术革命为政府组织变革提供了新的背景和要求,不仅政府应用于其内部的技术发生了变化,政府外部的任务环境也得以改变,由此构成了政府组织变革的两条路径。组织变革的表现反映在组织边界和组织结构两个维度上。通过比较政府在两条路径上的组织变革表现,可以看到,存在决策分权和管理集权并存、部门间的整合倾向更加突出而形式不一、组织内权威集中程度增强的现象,反映了政府将技术价值实现的内在需求与自身发展的主导逻辑相融合的过程,既体现了政府面对新时代变化时的主动适应性,也体现了其把握时代新机遇、强化权威秩序的稳定性逻辑。本文尝试刻画政府组织变革的表现维度,讨论其变革逻辑,并说明ICT革命特征与政府组织变革表现的关联。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对ICT革命时代当代中国适应性治理的理解,也将对公共部门变革的相关研究形成补充,也为ICT革命时代政府深化组织变革提供启示。
杜庆昊[8]（2019）在《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机器人、无人机等新产品不断升级,迭代速度原来越快;电子商务、网约车、个性化定制等新模式不断涌现,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共享经济、云制造、互联网金融等新业态不断发展,数字经济正在重塑整个社会生态,已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数字经济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诸如隐私保护、网络安全、产权保护、消费者维权、行业垄断等问题不断涌现和放大,现有监管方式已无法适应数字经济的治理,如何做到同步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与维护数字经济发展秩序,成为数字经济领域研究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从理论上看,传统的监管理念以政府监管为主,监管手段也以监管人员的线下监管为主,已经难以适应数字技术变化快、技术壁垒高、融合联通能力强的特点,政府监管面临前所未有的技术难题、信息难题、成本难题和法治难题。而数字经济的创新性、虚拟性、跨界性、流动性和平台性等特征,亟待多元主体发挥各自治理优势和作用,共同参与数字经济治理。从实践上看,首先,协同治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应用在对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治理,具备一定的经验积累;其次,一些发达国家互联网治理起步较早,在协同治理应用实践上取得了可借鉴的积极成效,而中国正在经历传统政府监管模式的转型,数字经济领域的协同治理格局尚未形成;最后,中国政府、企业和社会主体的治理水平已发育到一定程度,具备参与协同治理的能力。因此,无论是从理论和实践看,还是从国内和国外现状看,运用协同治理模式推动中国数字经济治理具有现实可行性和必要性。构建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理论分析框架是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指导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国内外一些学者从理论层面尝试了构建协同治理分析模型,从已有研究成果看,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分析模型是“JM模型”,也有国内学者将其进一步发展为“关系、互动与协同模型”。理论分析模型必须要与治理对象的实际相结合,才能焕发理论的光芒。考虑到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主体的复杂性,既要考虑不同类主体之间的协同,也要考虑同类主体内部的协同,仅政府内部就存在中央和地方、地方之间、部门之间的协同,因此本文结合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实际,对现有理论分析模型作了适应性修正,形成“关系、互动与协同模型（修正）”,重点增加了主体协同这一重要要素,以此为理论框架指导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体系。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体系主要包括关系协同、主体协同和机制协同。一是关系协同,这是实现协同治理的前提。要做到目标协同,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升治理能力、增进人的福祉为协同共治的目标;要做到理念协同,以人民性、法治性、科学性的共治理念推动协同;要明确协同原则,既鼓励创新、又审慎包容;既强调自律、又坚持底线。二是主体协同,这是实现协同共治的关键。要明确政府、企业、社会等主体各自在数字经济治理中的角色分工,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企业的自治作用和社会的共治作用;要重点做好同类主体内部的协同,实现主体内部职责明确、关系融洽,提高治理的效率和效果;要做好不同类主体之间的协同,重点实现组织网络、工作制度和技术平台的协同。三是机制协同,这是实现协同共治的保障。根据爱莫森的协同治理统一模型,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建立数字经济法律和规则体系协同机制、多元主体信息公开与信息共享机制、多元主体协调与利益平衡机制、大数据技术手段应用机制、国际合作治理机制等,以确保多元治理主体的实质参与、共同行动和高效协同。当然,数字经济与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是个新的不断发展的研究课题,推动数字经济治理研究还要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统计体系,明确数字经济的范畴和测算依据。此外,还要建立数字经济协同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为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效果的评判提供重要参考。
罗卫[9]（2019）在《智慧城市视角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正在形成政府主导和社会力量参与的协同供给格局,信息技术也逐步应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实践,但“互联网+”和“智慧文化”建设思维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应用不深: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无法同日益增长的用户需求相匹配,所供非所需,供给滞后于需求并且需求发掘能力缺失;公共文化资源利用率低,资源闲置与浪费的问题普遍存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机制未能实现与信息化的有效融合。这些问题都亟待通过深入研究智慧城市视角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来取得突破。智慧城市是复杂的巨系统,通过系统分析方法将其抽象为由理念、技术、人、组织和治理五要素构成的整体,五要素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产生直接影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须遵循“真、善、和、美”的发展理念;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在智慧城市技术支持下能显着提高对公共文化资源的科学管理水平与社会服务能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率、信息共享与跨领域整合能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主动性、精准性和科学性;人的微观需求及变化会引导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进行调整;智慧城市的组织变革也促使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相关组织单位需要进行诸如业务流程不断优化的内部的革新与进步;智慧城市的治理之道为解决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功能弱化和碎片化问题提供了新动能。基于现有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存在的不足和智慧城市要素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提出智慧城市视角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该模式依系统分析方法设计出由需求端和供给侧为主要构成的结构模型。需求侧主要从需求主体、需求表达渠道、需求分析、需求形成四部分展开研究,分析了需求侧的系统构成、运行逻辑和工作产出。供给侧主要从供给主体功能规划、公共文化资源分类与整合、供给过程优化三方面展开研究,提出优化内部资源配置、应用新兴技术、创新体制机制,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适应。智慧城市视角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作为一项理论方案要运用于实践,必须遵循一定的实施路径。首先是建设智慧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平台,其过程表现为由“风险管理→方案设计→平台建设→用户反馈”组成的螺旋模型。进而提出以整体性治理推进智慧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策略包括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对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激励与约束并存机制、以信息技术推动数据共享的公共文化服务联合体建设。最后落脚到智慧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实施项目的分类建设上来,包括自上而下推动国家级工程项目落地实施、立足特色推进区域性民族民俗文化建设、综合创新实现高水平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建设策略。
庞凯[10]（2019）在《技术赋能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整合机制研究》文中指出网络通讯技术在政务领域的拓展延伸所展现出来的网络化、智能化、便捷化,使得民众对于政府对政务治理的要求和期望不断提高,民众不仅仅寻求政务服务质量上的改善,而且对政务服务的形式及其程序上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顺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管理信息化更有效率的管理政府事务,向公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我国把“互联网+政务”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政务服务朝着整体化方向推进。互联网技术赋能政务对改善部门割裂引起的碎片化的服务供给起到整合的作用提升了政务服务的效能。本文以深圳市F区政务服务中心为研究案例,采用实地调研与访谈的研究方法,试图对F区政务服务改革中技术赋能的作用进行研究。首先对研究问题、研究状况、相关概念进行描述,并从技术赋能视角挖掘技术是如何影响政务服务改革的过程和结果。其次,从政务服务改革的历史进程着手,分别从横向时间上的政务整合模式的变迁和纵向技术整合模式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深圳市F区政务服务中心为例,分析了其改革的模式、动因以及改革的成果。再次,从官僚体系的纵向业务和横向流程、权力整合、制度整合四个个维度分析了F区政务中心在互联网技术下技术赋能政务整合改革方法。最后从部门与政府间、群众与政务平台、政务整合顶层设计,分析行政服务改革过程中的困境及其成因,并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建议。
二、电子政务对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电子政务对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区块链的电子政务的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现实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1.国外研究综述 |
| 2.国内研究综述 |
| 3.国内外文献述评 |
| 4.本论文的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案 |
| 1.研究目标 |
| 2.研究内容 |
| 3.研究方法 |
| 4.研究思路 |
| 5.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一、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一)相关概念解释 |
| 1.区块链概念及特性 |
| 2.电子政务的概念 |
| (二)理论依据 |
| 1.技术嵌入理论 |
| 2.区块链技术原理 |
| 3.服务型政府理论 |
| (三)研究的框架 |
| 1.理论适用性 |
| 2.理论框架 |
| 二、电子政务应用区块链技术带来的新契机 |
| (一)技术赋能,建设“廉价政府” |
| 1.提升政府各部门工作效率 |
| 2.加强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审查 |
| (二)工具理性,建设“便民政府” |
| 1.推动跨部门无纸化审核的实现 |
| 2.助力“最多跑一次”改革 |
| 3.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 |
| (三)社会互动,建设“信任政府” |
| 1.推动多主体监管数据中心的实现 |
| 2.有助于全新的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 |
| 3.有助于实现公民与政府的良好信任,构建政府信任 |
| (四)价值理性,建设“阳光政府” |
| 1.推动政务信息公开化,打破“信息孤岛”现象 |
| 2.推动政务信息透明化,打破“数据烟囱”现象 |
| 3.加强对政府数据信息的保护 |
| 三、电子政务应用区块链技术的实践进展 |
| (一)发达国家电子政务领域的区块链技术应用 |
| 1.美国“区块链+电子政务”项目 |
| 2.英国“区块链+电子政务”项目 |
| 3.其他发达国家电子政务应用区块链技术的实践 |
| (二)发展中国家电子政务领域的区块链技术应用 |
| 1.爱沙尼亚“电子居民”计划 |
| 2.迪拜“SMART DUBAI”计划 |
| 3.其他发展中国家电子政务应用区块链技术的实践 |
| (三)我国各级政府电子政务领域的区块链技术的应用 |
| 1.广东省广州市禅城区“智信城市” |
| 2.山东省青岛市“智能办”平台 |
| 3.其他省市自治区“区块链+电子政务”政府实践 |
| (四)各国政府“区块链+电子政务”应用述评 |
| 1.电子政务领域引用区块链技术初步实践效果良好 |
| 2.电子政务应用应用区块链技术任重道远 |
| 四、电子政务应用区块链技术面临的挑战 |
| (一)理念挑战:去中心化带来政府管理权威减弱 |
| 1.政府数据中心地位减弱 |
| 2.政府部门管理权威弱化 |
| 3.政府行为可能出现失范现象 |
| (二)机制挑战:去信任化带来监管风险 |
| 1.新技术的应用加大了监管难度 |
| 2.区块链应用可能加大政治认同教育难度 |
| (三)制度挑战:技术革新带来法律法规风险 |
| 1.大数据时代电子政务流程再造能力不足 |
| 2.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与现有法规不匹配 |
| 3.数据安全维护管理压力大 |
| (四)技术挑战:新技术应用带来安全风险 |
| 1.区块链系统存在技术漏洞 |
| 2.缺乏专业的区块链技术从业人员 |
| 五、电子政务应用区块链技术的推进路径 |
| (一)理念变革,加强理念引领 |
| 1.加强对相关人员的技术宣传与培训工作 |
| 2.加强社会宣传教育与引导,推动信用社会的建设 |
| (二)机制变革,创新监管机制 |
| 1.构建多中心监管模式,形成系统的监管机制 |
| 2.提升政府信息公开的透明度 |
| 3.提高电子政务服务的标准化发展 |
| (三)制度变革,构建制度规范 |
| 1.促进基层探索,鼓励探索地方立法 |
| 2.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区块链应用的制度环境 |
| 3.推进区块链应用于电子政务的制度化建设 |
| (四)技术变革,革新技术研究 |
| 1.推动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完善电子政务的技术基础建设 |
| 2.促进区块链技术与大数据等技术的联合发展 |
| 3.积极推动与高校等科研院所的合作 |
| 六、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2）基于人工智能的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1.1 时代境遇之必然:人工智能时代的大幕初启 |
| 1.1.2 治理转型之诉求:面向智能时代的政府治理变革趋向 |
| 1.1.3 研究问题之提出:如何善用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 |
| 1.1.4 研究意义之阐发:描绘人工智能时代政府治理的智治图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2.1 国外研究回顾 |
| 1.2.2 国内研究回顾 |
| 1.2.3 研究现状评析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可能的创新点 |
| 1.5 本章小结 |
| 第2章 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知识基础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认识人工智能:一项正在“挑战人”的新兴技术 |
| 2.1.2 政府治理模式:理念、结构和方式 |
| 2.2 典型范式 |
| 2.2.1 数字治理、数据治理、智能治理和智慧治理的具体释义 |
| 2.2.2 数字治理、数据治理、智能治理和智慧治理的关系辨析 |
| 2.3 理论源流 |
| 2.3.1 汲取新公共管理理论思想养分 |
| 2.3.2 审视技术治理理论的合理面向 |
| 2.3.3 数字治理理论催生的智慧政府 |
| 2.3.4 现代系统管理理论的理论启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逻辑理路 |
| 3.1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内在逻辑 |
| 3.1.1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内在关联 |
| 3.1.2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客观基础 |
| 3.2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技术逻辑 |
| 3.2.1 以“数据”促“善治”的数据驱动逻辑 |
| 3.2.2 以“算法”谋“善治”的算法主导逻辑 |
| 3.2.3 从“链接”到“互嵌”的智能融合逻辑 |
| 3.3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价值逻辑 |
| 3.3.1 公平与公正——应确保公平公正对待所有人 |
| 3.3.2 安全与隐私——应确保安全可靠、尊重隐私 |
| 3.3.3 开放与包容——应实现开放参与、人人赋能 |
| 3.3.4 透明与责任——应实现易于理解、透明负责 |
| 3.4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目标逻辑 |
| 3.4.1 由传统扩张型政府走向收缩型政府 |
| 3.4.2 由传统封闭型政府走向开放型政府 |
| 3.4.3 由传统粗放型政府走向精细化政府 |
| 3.4.4 由传统电子化政府走向智能化政府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运作机理 |
| 4.1 技术与结构的互动: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逻辑结构 |
| 4.1.1 技术的原始吸纳:治理绩效需求催生人工智能技术引入 |
| 4.1.2 技术与组织互构:人工智能技术驱动政府组织形态变革 |
| 4.1.3 政府的自我重塑:政府组织形态变革引致治理模式转型 |
| 4.2 渗透·传导·扩散: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微观机制 |
| 4.2.1 渗透:人工智能引致政府治理理念转变 |
| 4.2.2 传导:人工智能带来政府治理结构调整 |
| 4.2.3 扩散: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方式创新 |
| 4.3 理念·结构·方式: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具体维度 |
| 4.3.1 思维理念的更新:智慧治理成为政府治理的核心理念 |
| 4.3.2 治理结构的重塑:多元协同成为政府治理的关系结构 |
| 4.3.3 治理方式的转换:智能治理成为政府治理的行动特征 |
| 4.4 以“善智”促善治: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实现进路 |
| 4.4.1 “善智”引入之必要:人工智能“向善”与“为恶”的双重面相 |
| 4.4.2 “善智”之多维解读:基于“价值—技术—应用”复合分析框架 |
| 4.4.3 以“善智”实现善治: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逻辑关联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实践审视 |
| 5.1 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过程的客观挑战 |
| 5.1.1 人工智能场景下公共行政的责任困境 |
| 5.1.2 人工智能挑战公共管理者的传统角色 |
| 5.1.3 人工智能对传统公共行政文化的挑战 |
| 5.2 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过程的技术风险 |
| 5.2.1 安全失序 |
| 5.2.2 公平丧失 |
| 5.2.3 隐私泄露 |
| 5.3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典型案例 |
| 5.3.1 智能化治理的中国场景:浙江、广东和上海实践 |
| 5.3.2 智能化治理的世界经验:美国、“英国—欧盟”和韩国 |
| 5.3.3 国内外智能化治理实践的实践反思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行动策略 |
| 6.1 认识更新:提升对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理性认知 |
| 6.1.1 意识层面:重视人工智能对人类政府运行的影响 |
| 6.1.2 知识层面:加强对人工智能相关理论的宣传讲解 |
| 6.1.3 行为层面:打造善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组织内文化 |
| 6.2 技术治理:构建确保人工智能向善的完备治理体系 |
| 6.2.1 技术治理行动者的协同:优化人工智能治理的主体生态 |
| 6.2.2 技术治理内容的全覆盖:聚焦人工智能治理的要素层次 |
| 6.2.3 技术适用情景的精准化:开发面向政府场景的人工智能 |
| 6.3 制度跟进:健全政府治理运用人工智能的制度规则 |
| 6.3.1 完善面向智能行政场景的制度法规 |
| 6.3.2 建立起部门间数据共享和互通规则 |
| 6.3.3 建构智能场景下技术责任应对体系 |
| 6.4 机制创新:完善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实践机制 |
| 6.4.1 建立起人工智能的专业机构和领导体系 |
| 6.4.2 建立起专业的人才管理制度和培养机制 |
| 6.4.3 建立完善的人工智能应用科学评估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语和展望 |
| 7.1 研究结语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工作情况 |
（3）智慧政务感知质量与居民生活满意度关系研究 ——基于感知价值的中介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智慧政务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感知质量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感知价值相关研究综述 |
| 1.2.4 生活满意度相关研究综述 |
| 1.2.5 感知质量及感知价值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研究综述 |
| 1.2.6 国内外研究总结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第2章 基本概念及理论界定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智慧政务 |
| 2.1.2 感知质量 |
| 2.1.3 感知价值 |
| 2.1.4 生活满意度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顾客满意度理论 |
| 2.2.2 整体性治理理论 |
| 2.2.3 智慧政务功能理论 |
| 第3章 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 |
| 3.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3.1.1 智慧政务感知质量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
| 3.1.2 智慧政务感知质量与智慧政务感知价值的关系 |
| 3.1.3 智慧政务感知价值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
| 3.1.4 智慧政务感知价值的中介作用 |
| 3.2 理论模型的构建 |
| 第4章 研究设计与数据处理 |
| 4.1 问卷设计与样本选取 |
| 4.1.1 问卷设计 |
| 4.1.2 抽样方案 |
| 4.2 样本统计和探索性因子分析 |
| 4.2.1 样本描述与变量说明 |
| 4.2.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4.3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4.3.1 智慧政务感知质量验证性因子分析 |
| 4.3.2 智慧政务感知价值验证性因子分析 |
| 4.3.3 生活满意度验证性因子分析 |
| 第5章 实证研究 |
| 5.1 现状分析 |
| 5.1.1 智慧政务感知质量现状分析 |
| 5.1.2 智慧政务感知价值现状分析 |
| 5.1.3 生活满意度现状分析 |
| 5.2 相关性检验 |
| 5.3 结构方程模型建立及路径分析 |
| 5.4 中介效应检验 |
| 第6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调查问卷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4）信息社会场域中我国政府网络公关的职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政府网络公关的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政府网络公关的内涵解析 |
| 一、政府网络公关的涵义 |
| 二、政府网络公关的基本要素 |
| 三、政府网络公关的特征 |
| 四、政府网络公关的比较性优势 |
| 第二节 政府网络公关的主要形式 |
| 一、政府门户网站的综合公关 |
| 二、电子邮件的针对性公关 |
| 三、政府网络论坛的引导公关 |
| 四、“两微一端”的“微时代”实时公关 |
| 第三节 政府网络公关的主要职能 |
| 一、政府形象塑造 |
| 二、公共危机治理 |
| 三、公共政策传播 |
| 四、政府信息服务 |
| 第四节 政府网络公关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政府再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 |
| 三、分众传播理论 |
| 四、新公共服务理论 |
| 第二章 我国政府网络公关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一节 我国政府网络公关兴起的背景 |
| 一、信息社会的来临 |
| 二、信息社会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信息社会我国政府网络公关面临的机遇 |
| 一、政府网络公关基础夯实 |
| 二、政府网络公关动力增强 |
| 三、政府网络公关能力提升 |
| 四、发达国家提供了经验借鉴 |
| 第三节 信息社会我国政府网络公关面对的挑战 |
| 一、信息传播方式变革,致使政府网络公关的难度加大 |
| 二、信息传播速度提升,致使政府网络公关的反应时间减少 |
| 三、传受角色模糊,致使政府网络公关针对性不足 |
| 四、把关人角色弱化,致使政府网络公关信息传播失真 |
| 第四节 我国政府网络公关的发展历程 |
| 一、政府网络公关之萌芽:政府门户网站的建立 |
| 二、政府网络公关之成长:“三网一库”工程”的建设 |
| 三、政府网络公关之强化:“政务微博”的实时互动 |
| 四、政府网络公关之新形态:新兴媒介的开发应用 |
| 第三章 政府形象塑造与政府网络公关 |
| 第一节 信息社会对政府形象塑造的影响 |
| 一、政府形象与政府形象塑造的内涵 |
| 二、信息社会政府形象塑造的紧迫性 |
| 三、信息社会政府形象塑造的新导向 |
| 第二节 政府网络公关塑造政府形象的实效 |
| 一、政府网络公关在政府形象塑造中的积极作用 |
| 二、政府网络公关在政府形象塑造中的困境 |
| 第三节 政府网络公关塑造政府形象的策略 |
| 一、提升政府自身素质与能力,夯实政府形象塑造的基础 |
| 二、增进与公众的信息沟通,营造良好的政府形象塑造环境 |
| 三、加强对网络媒介的管理与应用,完善政府形象塑造机制 |
| 第四章 公共危机治理与政府网络公关 |
| 第一节 信息社会公共危机治理的新趋势 |
| 一、要求政府第一时间争夺话语权 |
| 二、要求信息沟通公开透明 |
| 三、要求多元主体协同参与 |
| 四、要求重视日常危机预警和处置预案的建设 |
| 第二节 政府网络公关对于公共危机治理的突出作用 |
| 一、沟通信息与引导舆论,塑造应对公共危机的良好环境 |
| 二、动员社会力量,实现公共危机的多元共治 |
| 三、修复与优化政府形象,提高公共危机治理效能 |
| 第三节 政府网络公关应用于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境 |
| 一、政府网络公关的意识狭隘、能力欠缺 |
| 二、缺少专门的政府网络公关部门和统一的制度规划 |
| 三、政府网络公关的信息沟通不畅 |
| 四、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不足制约政府网络公关 |
| 第四节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网络公关的完善 |
| 一、提升政府的网络公关能力 |
| 二、培养合格的“网络公民” |
| 三、优化政府与公众的互动交流 |
| 第五章 公共政策传播优化与政府网络公关 |
| 第一节 我国公共政策传播的现状 |
| 一、公共政策与公共政策传播的内涵 |
| 二、信息社会公共政策传播的新态势 |
| 三、当前我国公共政策传播的现实困境 |
| 第二节 政府网络公关促进公共政策传播优化的机理 |
| 一、两者的建构理论相同 |
| 二、两者在信息传播方面的性能相同 |
| 三、两者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 |
| 第三节 政府网络公关促进公共政策传播优化的策略 |
| 一、以“共治共享”理念为引领,创新政策传播思维 |
| 二、以人性化为原则,创新政策传播内容 |
| 三、以多元化为方向,创新政策传播方式 |
| 四、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创新政策传播媒介与手段 |
| 第六章 政府信息服务与政府网络公关 |
| 第一节 我国政府信息服务的现状 |
| 一、政府信息与政府信息服务的内涵 |
| 二、信息社会政府信息服务的发展趋势 |
| 三、目前我国政府信息服务存在的问题 |
| 四、我国政府信息服务问题的成因 |
| 第二节 政府网络公关对完善政府信息服务的正向效应 |
| 一、实现政府信息服务的价值目标 |
| 二、创新政府信息服务的实现方式 |
| 三、提升政府信息服务的整体效能 |
| 第三节 基于政府网络公关考量的政府信息服务完善对策 |
| 一、发挥政府网络公关主体的作用 |
| 二、完善政府信息服务制度 |
| 三、创新政府信息服务模式 |
| 四、提高公众参与政府信息服务的能力 |
| 结语我国政府网络公关的发展趋势 |
| 一、变单向为双向:强化政府与公众的网络互动 |
| 二、变被动为主动:提升政府网络公关的主动性 |
| 三、变牵制为引导:强化对网络舆论的正面引导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5）“数字空间”政府及其研究纲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引致的政府形态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 1 未来已来：时代召唤“数字空间”政府的研究 |
| 1.1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
| 1.2 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地方政府实践的经验总结 |
| 1.3 中国地方政府的数字化实践具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意义 |
| 2 从“物理空间”的政府到“数字空间”的政府 |
| 2.1 第三空间:人类社会从二元空间到三元空间 |
| 2.2 公共管理学界的回应：对工业化政府形态的修修补补 |
| 2.3“三元空间”的治理：第四次工业革命下的时代命题 |
| 2.4 从资源到工具，再到能力：“数字空间”政府的价值取向 |
| 3 中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社会实验场 |
| 3.1 文明样式、社会形态与政府类型 |
| 3.1.1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社会实验场”奠定了工业文明的政府形态 |
| 3.1.2 第二次工业革命加强了工业时代政府形态 |
| 3.1.3 第三次工业革命对工业时代政府形态进行了修正 |
| 3.2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颠覆性地改变社会形态 |
| 3.3 中国的实践提供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社会实验场 |
| 3.3.1 中国具备推动政府形态变革的内生驱动力 |
| 3.3.2 中国具备形成“社会实验场”的丰富治理场景 |
| 3.3.3 中国具备“社会实验场”的实践积累与探索 |
| 3.3.4 中国具备乐于接受“技术红利”的文化氛围 |
| 4“数字空间”政府的研究纲领 |
| 4.1 构建研究纲领的理论依据 |
| 4.2“数字空间”政府的研究纲领 |
| 4.2.1 构建“三元空间”治理的硬核 |
| 4.2.2 形成辅助性假说组成的保护带 |
| 4.2.3 总结中国场景实践经验的启发力 |
| 4.2.4 形成数字空间政府形态研究体系 |
| 5 展望 |
（6）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路径选择 ——基于政府管理创新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课题来源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的和思路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论文整体思路和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理论分析法 |
| 1.4.2 文献研究法 |
| 1.4.3 比较分析法 |
| 第2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电子政务的概念界定和主要特点 |
| 2.1.2 政府管理创新的内涵和主要内容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2.2.2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2.3 客户关系管理相关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电子政务对我国政府管理创新的意义和价值 |
| 3.1 我国政府管理创新的必要性 |
| 3.1.1 政府职能需要进一步转变 |
| 3.1.2 政府行政效率有待提升 |
| 3.1.3 政府机构臃肿,行政办公缺乏透明度 |
| 3.1.4 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水平较低 |
| 3.2 电子政务对政府管理创新的意义 |
| 3.3 电子政务对政府管理创新的价值 |
| 3.3.1 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
| 3.3.2 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体系 |
| 3.3.3 推动行政效率和社会服务水平的不断上升 |
| 3.3.4 进一步提高政府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水平 |
| 3.3.5 有利于加强行政廉政建设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 |
| 4.1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发展现状 |
| 4.2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
| 4.2.1 重“电子”轻“政务”现象仍很严重 |
| 4.2.2 政府信息化服务水平较低 |
| 4.2.3 电子政务发展不平衡,存在“数字鸿沟” |
| 4.2.4 信息安全保障能力有待提高 |
| 4.2.5 对我国政府管理创新形成一定的阻碍 |
| 4.3 我国电子政务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3.1 认识和观念层面的原因 |
| 4.3.2 管理和立法层面的原因 |
| 4.3.3 人员素质方面的原因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加快我国电子政务建设和发展的路径选择 |
| 5.1 电子政务的建设和发展的出发点 |
| 5.2 我国建设电子政务的参考和借鉴 |
| 5.2.1 我国建设电子政务的理论参考和运用 |
| 5.2.2 西方国家电子政务建设实践的参考和借鉴 |
| 5.3 我国加快电子政务建设的建议措施 |
| 5.3.1 高度重视,转变传统观念和意识 |
| 5.3.2 实现信息技术与政府管理的充分结合 |
| 5.3.3 加强统一管理和协调 |
| 5.3.4 增强政府信息化服务能力 |
| 5.3.5 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工作 |
| 5.3.6 强化人员的培训和激励 |
| 5.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7）信息通讯技术革命时代的政府组织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思路 |
| 1.3 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 1.4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1.5 本文结构 |
| 2 已有研究述评 |
| 2.1 公共部门变革理论的脉络:官僚制—新公共管理—后新公共管理 |
| 2.2 新公共管理与整体性政府视角下的ICT与组织变革 |
| 2.3 公共价值视角下的ICT与组织变革 |
| 2.4 数字时代治理与适应性治理视角下的ICT与组织变革 |
| 2.5 中国的ICT与政府变革研究 |
| 2.6 不同理论视角下的ICT与组织变革:比较与不足 |
| 2.7 本章小结 |
| 3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3.1 借鉴多学科理论资源推进公共行政问题研究 |
| 3.2 信息通讯技术革命:特征与实现基础 |
| 3.3 组织变革:表现维度与阶段 |
| 3.4 ICT革命时代政府组织变革的路径:开放系统分析 |
| 3.5 分析框架与研究命题 |
| 3.6 本章小结 |
| 4 1980年代以来的ICT与政府关系:政策文件分析视角 |
| 4.1 描述性分析 |
| 4.2 主题关键词的编码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ICT革命时代中政府组织变革的技术应用路径:行政审批服务案例 |
| 5.1 行政审批服务的性质与技术基础 |
| 5.2 行政审批服务信息化中的政府组织变革:组织边界 |
| 5.3 地方政府组织变革:技术条件、制度基础与组织结构 |
| 5.4 本章小结 |
| 6 ICT革命时代中政府组织变革的任务环境路径:网约车案例 |
| 6.1 网约车的性质与技术基础 |
| 6.2 网约车领域中的政府组织变革:组织边界 |
| 6.3 地方政府组织变革:组织结构与决策基础 |
| 6.4 本章小结 |
| 7 案例分析与比较 |
| 7.1 行政审批服务领域政府组织变革的案例内分析 |
| 7.2 网约车领域政府组织变革的案例内分析 |
| 7.3 行政审批服务领域与网约车领域政府组织变革的跨案例比较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讨论 |
| 8.1 研究发现 |
| 8.2 研究结论 |
| 8.3 政策建议 |
| 8.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ICT文件主题关键词节点编码 |
（8）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社会形态从农业社会演变到信息社会 |
| 二、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 |
| 三、数字经济发展挑战社会治理能力 |
| 四、数字经济治理研究具有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 |
| 第二节 文献研究综述 |
| 一、互联网治理的发展演变 |
| 二、协同治理的研究综述 |
| 三、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相关研究 |
| 四、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价值 |
| 一、理论价值 |
| 二、应用价值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内涵及逻辑基础 |
| 第一节 数字经济治理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数字经济 |
| 二、数字经济治理 |
| 第二节 协同治理理论内涵 |
| 一、协同的内涵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协同治理的内涵 |
| 第三节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逻辑基础 |
| 一、逻辑起点:防范和化解数字经济风险 |
| 二、现实困境:传统政府监管已不适应数字经济特征 |
| 三、动力引擎:数字经济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参与 |
| 四、路径选择: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内在逻辑 |
|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 第三章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现状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国外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现状分析 |
| 一、政府主体协同治理方面 |
| 二、非政府主体协同治理方面 |
| 三、系统协同治理方面 |
| 第二节 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现状分析 |
| 一、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注重战略制定 |
| 二、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格局尚未形成 |
| 三、数字经济治理主体的协同性亟待提高 |
| 第三节 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 |
| 一、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必然性 |
| 二、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模式理论分析框架 |
|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 第四章 数字经济治理的关系协同研究 |
| 第一节 数字经济治理目标的协同 |
| 一、直接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
| 二、根本目标: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
| 三、最终目标:增进人的福祉 |
| 第二节 数字经济治理理念的协同 |
| 一、坚持人民性的价值立场 |
| 二、遵循法治的治理理念 |
| 三、注重科学性的治理导向 |
| 第三节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原则 |
| 一、国际互联网治理原则 |
| 二、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原则 |
| 第四节 数字经济治理议题的协同 |
| 一、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正当性 |
| 二、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边界性 |
| 三、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权力主体 |
| 四、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国别特色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数字经济治理的主体协同研究 |
| 第一节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主体分析 |
| 一、政府主体分析 |
| 二、企业主体分析 |
| 三、社会主体分析 |
| 第二节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分析 |
| 一、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 |
| 二、发挥政府主体的主导作用 |
| 三、加强企业主体的自我规制 |
| 四、发挥行业组织和公民的共治作用 |
| 第三节 数字经济治理主体的内部协同 |
| 一、政府主体的内部协同 |
| 二、企业主体的内部协同 |
| 三、社会主体参与协同治理 |
| 第四节 数字经济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 |
| 一、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保障分析 |
| 二、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要素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数字经济治理的机制协同研究 |
| 第一节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分析 |
| 一、协同治理机制分析 |
| 二、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的要素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建设 |
| 一、共同行动保障:数字经济法律和规则体系协同机制 |
| 二、共享动机保障:多元主体信息公开与信息共享机制 |
| 三、实质参与保障:多元主体协调与利益平衡机制 |
| 四、高效协同保障:大数据技术手段应用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参与数字经济国际治理的机制建设 |
| 一、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
| 二、注重中国规则与国际规则的协同 |
| 三、发挥新型国际组织的治理作用 |
|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 结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智慧城市视角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述评 |
| 1.3.1 智慧城市基本内涵与应用的研究综述 |
| 1.3.2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研究综述 |
| 1.3.3 智慧城市与公共文化服务交叉研究综述 |
| 1.3.4 研究趋势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与主要创新点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依据 |
| 2.1 智慧城市内涵及其建设 |
| 2.1.1 智慧城市的缘起 |
| 2.1.2 智慧城市的内涵 |
| 2.1.3 智慧城市建设原则 |
| 2.1.4 智慧城市建设实践 |
| 2.2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内涵 |
| 2.2.1 公共文化服务的内涵 |
| 2.2.2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内涵 |
| 2.3 智慧城市视角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理论依据 |
| 2.3.1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3.2 整体性治理理论 |
| 2.3.3 政务流程再造理论 |
| 第3章 智慧城市要素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 |
| 3.1 智慧城市的要素 |
| 3.1.1 智慧城市要素的选取 |
| 3.1.2 智慧城市要素的组成 |
| 3.2 智慧城市要素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 |
| 3.2.1 智慧城市理念要素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 |
| 3.2.2 智慧城市技术要素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 |
| 3.2.3 智慧城市人的要素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 |
| 3.2.4 智慧城市组织要素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 |
| 3.2.5 智慧城市治理要素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 |
| 第4章 智慧城市视角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构建 |
| 4.1 智慧城市视角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提出 |
| 4.1.1 国内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基本情况 |
| 4.1.2 智慧城市视角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优势 |
| 4.1.3 智慧城市视角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总体架构 |
| 4.2 智慧城市视角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需求侧分析 |
| 4.2.1 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主体 |
| 4.2.2 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渠道 |
| 4.2.3 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分析 |
| 4.2.4 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内容 |
| 4.3 智慧城市视角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供给侧分析 |
| 4.3.1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的功能规划 |
| 4.3.2 公共文化资源分类与整合 |
| 4.3.3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优化 |
| 第5章 智慧城市视角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实施路径 |
| 5.1 加强智慧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平台迭代发展 |
| 5.1.1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平台迭代的实质 |
| 5.1.2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平台迭代的螺旋模型 |
| 5.2 推进智慧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整体性治理 |
| 5.2.1 智慧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整体性治理的实施意义 |
| 5.2.2 智慧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整体性治理的基本内涵 |
| 5.2.3 智慧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整体性治理的推进策略 |
| 5.3 探索智慧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分类建设道路 |
| 5.3.1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建设的基本布局 |
| 5.3.2 自上而下推动国家级工程项目落地实施 |
| 5.3.3 立足特色推进区域性民族民俗文化建设 |
| 5.3.4 综合创新实现高水平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
| 第6章 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附录 |
（10）技术赋能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整合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和研究的问题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 |
| 1.3.2 国外研究 |
| 1.4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的思路 |
| 1.4.2 研究的方法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理论框架及其实践逻辑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技术赋能的内涵 |
| 2.1.2 “互联网+政务”的内涵 |
| 2.1.3 政务整合的内涵 |
| 2.2 理论框架：技术赋能分析框架 |
| 2.3 技术赋能的整合逻辑 |
| 2.3.1 服务逻辑 |
| 2.3.2 效能逻辑 |
| 2.3.3 智慧逻辑 |
| 2.3.4 透明逻辑 |
| 第三章 政务服务整合的改革历程 |
| 3.1 技术赋能政务整合模式的历史沿革 |
| 3.1.1 政务服务横向沿革分析 |
| 3.1.2 政务服务纵向沿革分析 |
| 3.2 F区政务服务整合的动力因素 |
| 3.2.1 官僚体制内政绩述求 |
| 3.2.2 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 |
| 3.2.3 行政监察的被动压力 |
| 3.2.4 外部营商环境的构建 |
| 3.3 F区政务服务整合的成果回顾 |
| 3.3.1 构建有效的组织架构 |
| 3.3.2 建立立体的服务体系 |
| 3.3.3 政务技术提升服务质量 |
| 第四章 技术赋能现有结构的虚拟再造 |
| 4.1 纵向整合：面向官僚体系的业务整合 |
| 4.1.1 打造智慧政务服务 |
| 4.1.2 通办通取服务 |
| 4.1.3 去行政化服务外包 |
| 4.2 横向整合：面向官僚体系的流程整合 |
| 4.2.1 并联审批与辅助决策 |
| 4.2.2 建立跨部门的数据共享库 |
| 4.2.3 街道机构大部制改革 |
| 4.3 风险分担：面向廉政风险的权力整合 |
| 4.3.1 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 |
| 4.3.2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
| 4.3.3 政务服务“三权”分立 |
| 4.3.4 优化办事服务“软环境” |
| 4.3.5 政务服务流程标准化 |
| 4.4 制度匹配：面向政务技术的自我强化 |
| 4.4.1 政务服务整合的制度安排 |
| 4.4.2 政务服务整合的制度创新 |
| 第五章 技术赋能政务的阻滞因素及其成因 |
| 5.1 部门与平台之间的阻滞因素 |
| 5.1.1 官僚体系内利益格局无法彻底破除 |
| 5.1.2 人事关系无法理顺 |
| 5.1.3 派驻部门服务事项清单界定模糊 |
| 5.1.4 线上线下不同步,双网信息不共享 |
| 5.2 平台与公众之间的阻滞因素 |
| 5.2.1 网办需求与群众数字素养之间存在缝隙 |
| 5.2.2 平台业务与公众需求存在缝隙 |
| 5.2.3 行政审批与事中事后监管缝隙 |
| 5.3 体制与平台之间的阻滞因素 |
| 5.3.1 政务整合的体制困境 |
| 5.3.2 政务整合的法律困境 |
| 5.4 技术赋能政务的阻滞因素成因 |
| 5.4.1 部门与平台之间存在阻滞因素的成因 |
| 5.4.2 平台与公众之间存在阻滞因素的成因 |
| 5.4.3 体制与平台之间存在阻滞因素的成因 |
| 第六章 面向政府内部和外部的改革优化路径 |
| 6.1 面向政府内部的优化路径 |
| 6.1.1 平台嵌入：解决利益均衡问题 |
| 6.1.2 理顺权责：人权下放,事权集中 |
| 6.1.3 整体政府：提高各部门整合办理能力 |
| 6.1.4 宏观环境：构建服务效能发挥软环境 |
| 6.1.5 四则运算：实施政务职能整合运算法则 |
| 6.2 面向政府外部的优化路径 |
| 6.2.1 提升群众的数字素养 |
| 6.2.2 借力“大数据”，构建“大政务” |
| 6.2.3 依托“互联网+”推进政务服务大部门制 |
| 6.2.4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服务均等化 |
| 6.3 面向服务的顶层优化路径 |
| 6.3.1 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资源标准化 |
| 6.3.2 突破体制约束加强改革制度配套 |
| 6.3.3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
| 结束语 |
| 1.研究结论 |
| 2.研究创新点 |
| 3.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硕士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2：访谈目录 |
| 致谢 |
四、电子政务对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区块链的电子政务的实现路径研究[D]. 刘喆.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2]基于人工智能的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研究[D]. 王张华. 湘潭大学, 2020(10)
- [3]智慧政务感知质量与居民生活满意度关系研究 ——基于感知价值的中介作用[D]. 李尚玖.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4]信息社会场域中我国政府网络公关的职能研究[D]. 李晶.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7)
- [5]“数字空间”政府及其研究纲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引致的政府形态变革[J]. 米加宁,章昌平,李大宇,徐磊. 公共管理学报, 2020(01)
- [6]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路径选择 ——基于政府管理创新的分析[D]. 王建华. 燕山大学, 2019(06)
- [7]信息通讯技术革命时代的政府组织变革[D]. 李琳. 浙江大学, 2019(02)
- [8]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研究[D]. 杜庆昊.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智慧城市视角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研究[D]. 罗卫. 湘潭大学, 2019(12)
- [10]技术赋能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整合机制研究[D]. 庞凯. 广州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