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摘要：林语堂先生细密观察鉴定中国人的生活，以《吾国与吾民》对中国人进行真诚批判，其中又含殷切希望。纵观全书，中庸思想为中国人从古至今而形成的国民性之一大特点，中国人特有的普通感性、人文主义也与此相关，而林语堂本人的分析视角亦不能脱离中庸之道。
关键词：《吾国与吾民》中庸之道普通感性人文主义
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首次访华，船队航行到好望角时，南半球的夏天雾中带雪。倏然此景，马戛尔尼想起曾在伊尔库茨克担任要职并且和中国人多次谈判过边界问题的勃拉弟捷夫（俄国人）的一句话：“同中国打交道就像‘在雾中航行’一样”。西方人的眼中，中国人说话做事云里雾里。勃拉弟捷夫对中国人的评价有管中窥豹之嫌，中国人之所以留给外国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印象，重要原因在于中国人深谙中庸之道，不会像西方人一样对人对事直接表态。
一、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最常见的解释是“执两用中”，拒绝一切过度的道德、学理及行为，亦即“A是对的，B亦未尝错”。中庸之道是中国人国民性的源头，迸发而出，宛若天上之水，滔滔而成中国人国民性的诸多表现特征：
（一）圆熟。中国人的坚韧不屈大都见于民族危亡社稷安危之时，其余时候
中国人绝对是圆熟的，或者至少是把圆熟当作人生境界予以追求的。圆熟既成，心智便熟。老子去探望自己生病的老师常枞时说：“夫舌之存乎，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乎，岂非以其刚耶？”，舌存齿亡的故事千年不衰，以柔克刚的艺术千年传颂。人若懂圆熟，便是舌头；人不圆熟，便是刚牙。圆熟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追求。但是，对圆熟的渴望是立足于自保视角的生存哲学，并不值得称道。
（二）忍耐。虽然忍字心头一把刀，但中国人坚定地以为，忍耐可使自己少生是非并获得安宁。纵观中国历史，暴君、暴政常有，却并不是每一次都会引发老百姓的反抗。中国人要爆发，必须忍无可忍，陈胜吴广走到大泽乡，天降大雨，横竖都是死，还不如揭竿而起拼一拼，倘若当时还有其他活路，两人未必会如此义无反顾。中国人的忍耐是制度和环境的产物。官强民弱是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公民权利得不到一点保障的中国人面对胳膊拧不过大腿的事实，只好敢怒不敢言，勇气渐失也在情理之中。舍身取义只是停留在圣贤书中对勇敢的渴望和诉求。只是如此忍耐，只会助长暴君暴政之气焰。若说忍耐有一丁点的积极作用，那便只有“小不忍则乱大谋了”，春秋时勾践为光复越国，手执戈矛去当夫差的马前卒，此种情境下的忍耐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尚有一点点进取的意味。
（三）无可无不可。中国人似乎没有明显的爱憎倾向，要中国人在面对多项选择时给出明确答案就很难，倘若此事涉及政治亦或其他，更可谓是难上加难。无可无不可同样是制度和环境的产物，个人的权利没有法律的保障，只有不表态的冷淡观望态度最为稳妥。关心社稷苍生的中国人，要么是有强权在手足以担当此大任，譬如明君清官之辈；要么是有一腔热血怀揣赤子之心者，譬如东汉时攻击皇族宦官的太学生之辈。此两种情况之外的中国人，绝对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无可无不可发展到极致便是放浪形骸。晋时政治黑暗，竹林七贤日日饮酒，肆意欢宴。如刘伶者，有客来访，他竟不穿衣服，客人诘问，刘伶振振有词，大致意思就是“天地是我家房屋，房屋只是我的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子里边？”如阮咸者，酒醉时干脆和猪一起豪饮，且一边饮酒，一边鼓琴，忙得不亦乐乎。当时的老百姓都将这七人奉为有智有识之辈，对此，林语堂先生一针见血，老百姓之欢迎七人放诞，“犹如小乌龟欢迎大乌龟之厚甲壳”。若要医治中国人的这个弊病，只有给予中国人由法律保障的公民权利。
（四）和平知足。中国人给自己畏葸不前的行为冠以“和平”之名，与人争论这种事情，只有市井无赖做得出，爱好“和平”的中国人对此嗤之以鼻。在中国，“一切中国人之争论都草草了事，一切计划纲领大事修改，一切革命方案大打折扣，直至和平而大家有饭吃”。中国人又十分知足，知足到一切权利一切尊严都可以不要。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第二天，慈禧太后便携光绪西逃。1901年2月24日，清廷颁布的上谕中有一句遗臭万年的话——“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知足造就了只知生死不知屈辱的中国“病猫”。
（五）幽默保守。中国人的幽默，或等同于调侃，或等同于嘲笑，调侃自己的失败和困境，嘲笑别人的卑鄙和罪恶。幽默的中国人把人生当一出戏剧，既然大家都是台上念脚本的角色，凡事就不必太认真。如此一来，个人心境倒是开阔了，民族精神却直线下滑了，一个办事不认真严肃的民族，如何得以强大？保守源于对自己夸张的自信和对新事物隐匿的恐惧。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面对英使提出的希望中英两国通商的要求，乾隆回答：“朕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回礼品，启程回国”。中国政府为自己的保守无知付出了惨痛代价，自1840年始，铁蹄频入，国破家亡，民不聊生。到甲午年间，康梁维新，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辣手扼杀，顽固派的理由便是“祖宗之法不可变”。祖宗的地盘都不在了，还抱着祖宗的老制度不求革新，慈禧的保守，比乾隆有过之而无不及，亦毁国毁民。
二、普通感性
林语堂认为，中庸之道源于儒学宿命论的长久教唆。中国人总相信神明无处不在地监视凡间。既然神明的一切安排都无力抗拒，中国人只好致力于自己心的力量的精进。“心灵战胜物质环境的优越”，普通感性战胜理性，成为中国人最重视的心理力量。具体表现如下：
（一）智慧。智慧不是智力，而是与某君能够了解人生况味，能够在人际交往中如鱼得水相关。只有智力而无智慧，无异于匹夫草莽。孟子曰：“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中国人对知识分子的尊敬源于其能够在心理上成为老百姓的领袖，而不是其对学问扎实的研究和应用。四大发明一直停留在工艺阶段，盖因中国人都将心思用在了心理上的你来我往彼此钳制，用手做工和实验只是工匠的分内事，常被知识分子不屑一顾。于是中国的各种处世哲学喧嚣而上，自然科学却迟迟不见发展。
（二）疏于逻辑。中国人认为真理是不能证明的，只能“会心于忘言之境”。去翻翻中国人写的论说文，论据总是很简短，高潮结论让人醍醐灌顶，不是因为文章的逻辑清晰，而是因为中国的文豪们都擅长借物抒情借景抒情，读者会认同结论只是因为在感情上与作者达到了共鸣，这种共鸣只是逻辑上的幻觉。身为改革派政治家的王安石讲求务实，然他的文章也难逃窠臼。以《游褒禅山记》为例，由一次出游得出“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的正确结论，结论的正确性只是源于对事实进行语言表述的正确性。疏于逻辑使得中国人重视情理，法制则很难发展。
（三）信任直觉。如果问题指向普通感性不能解答的天象或者人体奥秘，中国人便开始信任直觉。直觉不需要逻辑推理，只需要被人们认可。试举一例，《史记·高祖本纪》对刘邦的出生这样描述：“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见蛟龙於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此语一出，刘邦便是神龙之子，手掌乾坤便在情理之中。直觉的孪生姊妹是拟想。拟想“具有一种蛊惑的美感，使人信以为真，不求完全合理，亦不可明确底解释”，换言之，拟想是中国人把不能解释的事物蒙上美感的薄纱后进行的意淫。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大都是花妖狐魅与寒门士子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家徒四壁的书生们在世俗的逻辑中娶不上温柔貌美的老婆，《聊斋志异》的丰富拟想正好供他们意淫。中国人更是把拟想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全面运用于艺术领域，比如书法，中国人把书体比喻为“枯藤”、“斗蛇”，拟想着大自然的性灵赋予了书法的筋骨。而至于绘画，只有“中国人会孤零零画一幅峋嶙的怪石图”，意境则全凭拟想，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三、人文主义
林语堂认为中国人是人文主义的信奉者。此人文主义是指人生的真正意义在于乐天知命以享受现世的生活，既不包含极大野心，也不包含玄妙真理，而只重视家庭生活与社会关系的和谐。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宗教。儒家精神是现世的精神，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更加撼固了人文主义。信奉人文主义的土壤结不出丰富的宗教果实。充斥着浪漫主义的道教只是儒学的一种补充，当崇尚尘世生活的儒学不能满足中国人的济世愿望时，中国人才会想起来还有一块作为自留地而存在的道教。做不了入世济民的儒生，退一步便成为归隐自在的农人，这样的读书人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其人。比如晋时陶潜，儒学教会了他一展宏图以济苍生，也教会了他别为五斗米折腰，可他最后却选择了归隐田园。不过陶潜虽万古流芳，但是迄今为止，中国人的第一选择仍旧是入世而不是归隐。再说佛教。佛教重轮回讲报应，这是统治者的福音，它教导中国人安分守己，把对现世生活的不满自觉转化为对下世生活的虔诚。佛教和道教一样，都是人文主义难以自圆其说时的一种补充。
（二）差序格局。信奉现世享受的人文主义必须要求和谐的家庭关系和井然有序的社会关系。讲求人伦，才能保证和谐的家庭关系和井然有序的社会关系。何为人伦？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人的差序格局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人伦“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只要遵守这有差等的次序，各守名分，家庭便可和谐，社会便可有序。然据此人伦，中国人做事总要看看别人是哪一道波纹，离自己有多远，长此以往，徇私舞弊，公平尽失，中国人变得有家而无国。
（三）妇女生活。讲求人文主义的儒学同样强调女性的从属地位，经济权操于男子之手，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双管齐下，中国女性毫无反抗之力。男人一方面要求女人恪守妇道，另一方面又拿着手中的钱去找小老婆寻欢作乐，女人彻底沦为男人的玩物。女人的生活就是被男人享受的过程，为把女人牢牢地束缚在闺房之内，中国人想出了缠足的馊主意，悲哀的是女人到了最后竟对缠足欣然接受，因为她们要用自己的三寸金莲撩拨男人的心魂。漫长的封建社会，唯一自由的女人怕只有妓女了，比之家庭妇女，她们能够独立生活，同样悲哀的她们却常常希望成为别人的小老婆。
（四）日常生活。人文主义使得中国人对生活的艺术颇有研究。中国的名著小说中，最不缺的就是对家庭琐事事无巨细的描写，这才是真实生活的写照，《红楼梦》就是典例。中国人讲究饮食，烹饪总要色香味形俱全，饮茶饮酒也要衍生出整套的茶文化和酒文化来。中国人对住所也颇为讲究，但凡有一点财力者，总要盖一所体面的宅子。豪门贵族更是毫不吝惜地把大把大把的银子花在亭园建设上，一步一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是中国人对建筑美学的贡献。
四、林语堂本人的中庸姿态
《吾国与吾民》是对中国人国民性的真诚描述和批判，批判不等同于单纯的批评，批判是立足于认真审视现状基础上以求积极改变现状的前提。同时在《吾国与吾民》中，林语堂对于中国人的美德亦不乏溢美之词，在自序中他写此书是“写给淳朴而忠恕的一般人”。此书并非对中国文化的一意贬斥和对西方文化的曲意逢迎，在对中国人进行描述和分析的过程中，林语堂本人也是一种中庸立场。“不过，林语堂的中庸较之传统的中庸具有个人主观色彩，是一种既脱胎于传统中庸又具有时代特点的现代中庸”，这种中庸姿态毋宁说是林语堂本人在融通东西文化基础上对传统中庸之道的改造。
《吾国与吾民》成书于1936年，林语堂先生所述之中国人的中庸之道在今日仍存于国人的骨血之中，对于我们深刻了解中国人仍具有重要的引导和启发意义。林语堂先生所描述之中国人，大概就是“问题中人”。我辈对中国人的了解也该是如此态度，惟其如此，反思批判，反省自躬，吾国与吾民方得日益前行。
参考文献：
[1]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北京：宝文堂书店，1988.12
[2][法]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7
[3]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
[4]刘清涛.宇宙文章，半里乾坤——论林语堂的中庸[D].延吉：延边大学，2004.
收稿日期：2015-11-
作者简介：徐珺玉（1992-），女，河南南阳人，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201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人口学；毕天云（1968-），男，云南禄劝人，博士，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福利与民间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