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旗帜是这样树起来的（论文文献综述）
李永进[1]（2017）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话语表达,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前途、动力、步骤等问题的系统解释。这一话语创生于近代中国人追寻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历史语境之中,与“中体西用”和“维新变法”的改良话语、三民主义话语、苏式革命话语共同构成了救亡与复兴的话语谱系。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建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形成、发展和成熟的演变历程。20世纪20、30年代,毛泽东完成了革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化,同时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十六字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等概念和论断。经过抗战初期的国共三民主义之争,毛泽东开始建构属于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进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基本框架。具体而言,毛泽东提出并阐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性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两步走”的革命战略、“三大法宝”的革命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等话语概念。在话语渊源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实践的话语总结,它直接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发展阶段论及殖民地国家革命理论,又借鉴了“唤起民众”、“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等三民主义的合理内核,还通过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元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西方话语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转换,完成了对既有话语形态的扬弃与超越。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是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的统一体,也是话语建构与话语实践的有机结合。通过不同的传播方式,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得到了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等社会群体的接受与认同,成为中国革命的主流话语,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革命的话语权和主导权。然而,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非但没有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在当代中国话语建构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新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群众路线”等诸多概念,仍然是当代政治生活的高频用语,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赋予了新的政治内涵。除此之外,目前中学、大学所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在很大程度沿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分析框架和话语表达,在建构百年近代史知识体系的同时,也形塑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
蔡洁[2]（2016）在《延安时期政治文化的写照——以“毛泽东颂歌”为例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延安时期,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最高地位的逐步确立,颂歌从"党的颂歌""各军事领袖的颂歌""八路军、新四军的颂歌"等百花齐放,逐渐向"毛泽东颂歌"鹤立鸡群的盛况转变;作为颂歌的创作主力军,延安知识分子也完成了延安文化符号地带的"想象者"向"实践者"和"完善者"的角色转换;为配合边区经济政治建设和革命行动,党的宣传机器通过颂歌等形式,促使民众从对"神的崇拜"转向对"毛主席的崇拜",成为建国后"神坛颂歌"的滥觞。
王希辉,黄金[3]（2016）在《李绍明先生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文中研究指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是致力于推动我国西南民族研究的重要学术组织。在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筹建、成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无不凝聚了李绍明先生的心血和学术热情。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为我国西南民族研究和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建设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本文重新回顾和总结李绍明先生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筹建与发展的历史经验,有着重要的学术史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蔡立雄[4]（2015）在《制度支持与水土流失治理——基于龙岩水土流失治理实践的分析》文中指出制度错失使人类利用土地方式不合理是造成水土流失的重要原因。龙岩市水土流失的治理实践表明,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对农业基础地位的重视使水土流失治理获得最大的政策支持,市场经济的发展诱使一系列有效率的制度得以供给,适当而及时的制度、机制创新保证了政府、企业与农户多方力量在这种激励与约束下实现了社会目标与群体目标、个人目标的统一,进而共同参与了治理过程;合意的制度不仅决定着参与治理的新的组织和带头人物的出现,合意的制度还决定着技术进步收益,进而决定技术进步的方向、强度与速度,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引导科学家参与水土治理是保证技术进步持续进行的重要方面。
曹蓉[5]（2011）在《塑造个性服务品牌》文中研究表明品牌是一面旗帜,是服务信息的载体。一个品牌蕴含着一个企业的视觉、情感、理念和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印象。打造品牌是一项科学系统的全面工程。经过多方论证,安徽省合肥供电公司从推出品牌员工作为服务品牌构建的切入点。确定了邓玲作为品牌典型,通过她来带动公司服务品牌建设。
祝彦,韩莎[6]（2008）在《毛泽东思想在延安时期成熟的历史分析》文中认为在一般教科书的讲述和专门毛泽东思想研究着作的阶段划分上,均把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时期放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延安阶段。不过,对于为什么毛泽东思想会在延安时期成熟起来,一般的教科书几乎没有论述,而专门的毛泽东思想研究着作也大多从论的角度阐述,没有历史的脉络。本文的写作目的就是从历史的原始出发,试图讲述清楚这一点,给读者一个清晰的历史路径。
文贵良[7]（2004）在《毛泽东作为话语权威的生长》文中研究说明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写信给黎锦熙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1]毛泽东服曾国藩的什么呢?一言之蔽之,服他将古人高扬的“三不朽”集结一身,也就是“内圣”（立德、立言）与“外王”（立功）的完美结合。 1917年,毛泽东对自己的认识是:“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然乎未定。”[2]因此,他给自己设计的道路是求学。但后来的发展并不是他所设想的那样:先组织私塾,然后出洋求得“西学大要”[3]。在1917年至1920年间,也就是新文
李蕾[8]（2003）在《四方同路人》文中指出 四方实业公司是青海油田的一个三产单位,通过十年的滚动发展,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单一到多元,走过了一条艰难的探索之路,实现了由人员安置型到经济效益型的转变。本文通过对该公司目前所具有的五种用工制度的了解,选取了不同岗位上的几位员
文贵良[9]（2003）在《危机与新生 ——战争年代（1937—1948）的文学话语转型》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话语生存论的角度探讨了战争年代（1937——1948）的话语分布。话语生存论认为话语是生存的家园。本文主要分析了三种话语模式：毛氏话语、大众话语和胡风话语。 毛氏话语是成熟的政论白话文和以毛泽东命名的话语权威的结合。毛氏话语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话语，有多方面的特征。在毛氏话语的形成和实践中，教化本身成为毛泽东的生存之状。 文艺大众化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核心事件之一，完成于抗战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大众话语是新的话语方式和无人格话语主体的结合。这种新的话语方式指的是战争语汇和民族形式的结合。大众话语的主体既不是知识者，也不是大众，而是以新民主主义文化为核心的意识整体。在大众话语的话语主体的引导之下，知识者完成了同一的生存状态。 胡风话语是欧化白话文和言用者胡风的结合。战争化的术语，大众化的时代强势，白话欧化的坚持，以及由于胡风自己在语言上的局限，就使他的话语有了种种纠结。现实主义的置身成为胡风的生存之状。 毛氏话语、大众话语和胡风话语共存于战争年代的言说场，战争参与到话语的建构之中；而三种话语模式对知识者与人民关系的不同处理，形成了三种话语模式之间的冲突和紧张，使得知识者的言说在后战争年代出现了危机和新生，从而也预示了知识者的命运图景。
李爱民[10]（2001）在《抓好先进典型的树立宣传工作 促进航修企业两个文明建设的共同发展》文中研究指明抓典型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基本功和有效的工作方法之一。做好先进典型的挖掘、树立、宣传、推广和管理工作,对推动航修企业两个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论文结合空军5721工厂近年来大力树立、宣传、推广先进典型,推进两个文明建设共同协调发展的成功作法,阐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不懈地做好抓典型工作的重要意义,并探讨分析了挖掘、树立、宣传、推广、管理典型的主要途径和有效方法。
二、旗帜是这样树起来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旗帜是这样树起来的（论文提纲范文）
（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对象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毛泽东政治话语研究评析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海外毛泽东政治话语研究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话语 |
| 1.3.2 话语权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难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难点 |
| 第2章 从改良到革命：近代中国救亡与复兴的话语谱系 |
| 2.1 晚清西学东渐与儒学话语的近代困局 |
| 2.1.1 传统儒学话语的认同危机 |
| 2.1.2 西方近代观念的传入与新话语的勃兴 |
| 2.2 改良话语的兴起 |
| 2.2.1 “中体西用” |
| 2.2.2 “变法维新” |
| 2.3 三民主义话语的形成与嬗变 |
| 2.3.1 孙中山与三民主义话语的建构 |
| 2.3.2 三民主义话语的蜕变与异化 |
| 2.4 苏式话语在中国革命的实践 |
| 2.4.1 苏式话语的形成 |
| 2.4.2 苏式话语初入中国 |
| 2.4.3 苏式话语与国民革命的兴起 |
| 2.4.4 苏式话语与中共党内的“左”倾错误 |
| 2.4.5 第五次反“围剿”与苏式话语的顿挫 |
| 第3章 毛泽东革命话语建构的内在理路与发展脉络 |
| 3.1 毛泽东革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化 |
| 3.1.1 “新民”与“民众的大联合” |
| 3.1.2 “阶级”、“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分析法的使用 |
| 3.1.3 “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 |
| 3.2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话语的创建 |
| 3.2.1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酝酿和提出 |
| 3.2.2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
| 3.2.3 遵义会议与毛泽东作为话语权威的崛起 |
| 3.3 从“工农武装割据”到“民族抗战”：毛泽东革命话语的转换 |
| 3.3.1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的建构 |
| 3.3.2 毛泽东革命话语转换的哲学基础与基本命题 |
| 第4章 毛泽东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建构 |
| 4.1 国共三民主义之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酝酿 |
| 4.1.1 抗战初期中共在三民主义旗帜下的革命宣传 |
| 4.1.2 国共关于三民主义的话语论争 |
| 4.1.3 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解构与重构 |
| 4.2 概念与范畴：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建构 |
| 4.2.1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
| 4.2.2 “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性质 |
| 4.2.3 “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
| 4.2.4 “两步走”的革命战略 |
| 4.2.5 “三大法宝”的革命经验 |
| 4.2.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深化 |
| 4.2.7 “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 |
| 第5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传播与接受 |
| 5.1 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在中共党内的传播与认同 |
| 5.1.1 话语学习与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
| 5.1.2 话语学习的组织部署 |
| 5.1.3 话语学习的个案考察 |
| 5.1.4 “毛泽东思想”的提出与话语认同的实现 |
| 5.2 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在延安知识界的传播 |
| 5.2.1 整风运动与知识分子自我身份认同的转变 |
| 5.2.2 大生产运动与知识分子的话语习得 |
| 5.2.3 延安知识分子的话语转换 |
| 5.3 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在边区民众中的接受与认同 |
| 5.3.1 社会教育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传播 |
| 5.3.2 新秧歌运动：民间曲艺中的革命话语 |
| 5.3.3 劳动英雄大会：政治仪式中的革命话语 |
| 第6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结构特点与历史影响 |
| 6.1 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结构特点 |
| 6.1.1 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统一 |
| 6.1.2 话语建构与话语实践的统一 |
| 6.2 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与当代中国主流话语的建构 |
| 6.2.1 对当代政治话语的建构：以《人民日报》为例 |
| 6.2.2 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与革命史叙事范式的最终确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2）延安时期政治文化的写照——以“毛泽东颂歌”为例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歌颂主体：从“百花齐放”到“众星捧月” |
| 2 创作主力军：从延安文化符号地带的“想象者”到“实践者” |
| 3 文化心态：从“神的崇拜”到“毛主席的崇拜” |
（3）李绍明先生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一、“打破省界”与“大西南”区域联合:李绍明先生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成立缘起 |
| (一)“具体的工作”与学术“力量整合”的现实需要 |
| (二)民族学学科重建与发展的内在要求 |
| (三)费孝通先生的支持与帮助 |
| 二、区域人类学与综合性研究:李绍明先生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学术贡献 |
| (一)李绍明先生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成立 |
| (二)李绍明先生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机构设置 |
| (三)李绍明先生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学术成就 |
| 三、“学术与学会的里程”:李绍明先生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学术创新 |
（6）毛泽东思想在延安时期成熟的历史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革命胜利与失败的经验教训, 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提供了实践基础与历史经验 |
| 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 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根本政治保证 |
| 三、全党理论素养的提高, 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创造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
| 四、抗日战争的复杂环境和丰富实践, 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提供了深厚的现实土壤 |
| 五、延安时期相对稳定的环境, 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提供了较好的客观环境;而党内广大干部群众对毛泽东的感情与日俱增, 则是毛泽东思想成熟, 并能够确立为指导思想的群众基础 |
（7）毛泽东作为话语权威的生长（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9）危机与新生 ——战争年代（1937—1948）的文学话语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话语生存论向战争年代文学史的突进 |
| 第一章 毛氏话语 |
| 一、 话语方式:政论白话文 |
| 二、 战争:话语权威的生长 |
| 三、 毛氏话语:特征描述 |
| 四、 教化:学习在历史与意志之间 |
| 第二章 大众话语 |
| 一、 话语方式:战争术语与民族形式 |
| 二、 话语主体:非人格话语主体 |
| 三、 民间:被改造的限度 |
| 四、 赵树理:作为方向的代价 |
| 五、 知识者:同化之态 |
| 第三章 胡风话语 |
| 一、 话语主体:言用者胡风 |
| 二、 话语方式:欧化白话文 |
| 三、 战争:或在介宾结构之外 |
| 四、 话语创伤:语言对现实的纠结 |
| 五、 现实主义:置身作为存在样式的开放 |
| 结语: 话语之争--危机与新生 |
四、旗帜是这样树起来的（论文参考文献）
- [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研究[D]. 李永进. 清华大学, 2017(02)
- [2]延安时期政治文化的写照——以“毛泽东颂歌”为例的分析[J]. 蔡洁.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4)
- [3]李绍明先生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J]. 王希辉,黄金. 广西民族研究, 2016(04)
- [4]制度支持与水土流失治理——基于龙岩水土流失治理实践的分析[J]. 蔡立雄. 龙岩学院学报, 2015(04)
- [5]塑造个性服务品牌[J]. 曹蓉. 中国电力企业管理, 2011(12)
- [6]毛泽东思想在延安时期成熟的历史分析[J]. 祝彦,韩莎.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08(04)
- [7]毛泽东作为话语权威的生长[J]. 文贵良. 书屋, 2004(05)
- [8]四方同路人[J]. 李蕾. 地火, 2003(04)
- [9]危机与新生 ——战争年代（1937—1948）的文学话语转型[D]. 文贵良. 复旦大学, 2003(02)
- [10]抓好先进典型的树立宣传工作 促进航修企业两个文明建设的共同发展[J]. 李爱民.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