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藏传佛教后弘期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传,卫藏十贤人
藏传佛教后弘期论文文献综述
魏继涛[1]（2016）在《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传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关于藏传佛教的研究在西藏宗教史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藏传佛教又分为前、后弘期,这两个时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与传播方式,受到关注的地方也各不相同,其中后弘期对当代佛教种种现象的影响更加深远。本文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对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阶段的下路律法弘传进行了研究,这一路佛法产生于安多地区,在卫藏十贤人的努力之下传播到卫藏地区,为当时正处于“黑暗时代”中的卫藏地区带来了光明,佛教重新在藏地复兴,这是藏传佛教后弘期中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其中的求法者——卫藏十贤人返回卫藏地区之后,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凭借坚强的信念,克服重重困难,在卫藏地区广收弟子、大兴寺庙,最终将佛法传播到卫藏各个地区,使藏地佛教重新复兴,并逐渐深入民间扎根藏地,发展为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并列的佛教叁大流派之一——藏传佛教。本文主要分为绪论、正文四章,这五部分内容: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并对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与总结,最后介绍了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正文部分有四章。第一章,主要介绍藏传佛教下路弘传发源地的相关内容,对藏传佛教下路弘传发源地丹斗寺进行了重点介绍,并分析了当时整个安多地区的社会状况,总结出下路弘传为什么能够发生在安多地区的原因。第二章,主要讲述与“卫藏十贤人”有关的历史事迹,此部分为论文的主要章节。首先介绍他们在安多地区的社会活动,分析了史书中关于这些人物不同的历史记载,并给出笔者的看法,介绍了他们的老师——喇钦·贡巴饶赛,并分析他们在安多地区的传法者是谁。其次整理他们回到卫藏地区之后所到达过的地点,所建寺庙等传法情况。最后为更全面的了解他们的社会影响,分析其所收徒弟的遍布范围与所建寺庙,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相关表格。第叁章,分析了藏传佛教下路弘传中发生的文化交流现象,藏传佛教下路弘传与苯教、中原内地文化、西域佛教等多种文化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交流与相互借鉴,并在此基础上融合为自身所需要的成份,最终发展为藏传佛教。第四章,分析后弘期上、下两路弘传之间所存在的不同之处,下路弘传所具有的优势与特点,然后得出下路弘传对卫藏地区当时和后世的独特意义与影响,并做最后的总结。(本文来源于《西藏大学》期刊2016-04-15）
杨斌[2]（2014）在《后弘期藏传佛教法器设计艺术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宗教器物作为工艺美术与宗教文化交融的产物，历来被认为是研究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的重要切入点。藏传佛教器物有着优良的艺术传统，呈现出形式多样、内涵丰富和工艺奇巧等特征。长期以来，从少数民族器物设计艺术视角审视，从类型划分、材质选取、传统工艺、艺术特征、设计思想和文化内涵等方面系统论述藏传佛教器物工艺，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关注。按照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历程划分，大致可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两个时期。后弘期是藏传佛教法器发展的重要时期。现存藏传佛教法器遗物的来源路径大致分为叁类：寺庙佛堂、僧人信徒、收藏机构。从后弘期藏传佛教法器的功用，可以将其划分为礼敬、称赞、持验、庄严、供养、护魔、劝导、容置等八大类；按其材质，则可分为金属、木石、丝缕、瓷塑和骨皮等。后弘期藏传佛教法器具有鲜明的艺术特征，在造型法则上，“忌方尚圆，曲中求劲”，“程式规范，敦厚合度”；在装饰纹饰上，则包括“吉祥纹饰”和“狰厉图纹”两大系统。狰厉图纹是藏传佛教器物中典型的一类装饰形式，按其表现题材可以分为：毒物兽怪类、神魔护法类、器官肢骨类以及“五行”组合类。藏族传统工艺的运用使法器成为精美的设计作品，尤其以金属工艺最具特色，在整个法器制作中占据较大比重。藏传佛教法器所蕴含的设计思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化交融层面的地域性和包容性；二是器物品质层面的宗教性和奉献性；叁是工巧技艺层面的民族性和传承性；四是设计美学层面的艺术性和欣赏性。历经一千余载的积淀嬗变，在高原文明和“政教合一”的地域政治和文化背景下，藏传佛教法器演绎了宗教艺术与民族设计的高度融合。它以其自身丰富多彩的设计艺术形式和源远流长的文脉系统成为了解中华文明，特别是西藏文化的重要领域。(本文来源于《湖南工业大学》期刊2014-06-03）
张安礼[3]（2013）在《阿底峡《菩提道灯论》对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阿底峡是西藏佛教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是后弘期初期藏传佛教的整顿者、改革家。他的着作《菩提道灯论》(以下简称《灯论》)一书,论述了凡夫成佛的循序渐进等修行过程和由浅入深的学习内容,几乎概括11世纪以前所有佛教典籍的精华。他的佛教思想对当时的佛教界起到了拨乱反正的指导作用,并进一步促进了完全意义上的藏传佛教的形成。《灯论》思想对后弘期西藏佛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来源于《西藏研究》期刊2013年06期）
贾玉平,杨清凡[4]（2012）在《夏鲁寺:后弘期藏传佛教美术多元性的典型》一文中研究指出卫藏名刹——夏鲁寺保存有后弘期初期以来的美术遗存,其美术风格的多元性堪称西藏中部乃至整个西藏古代美术中的典型。夏鲁寺美术多元性形成的背后折射出西藏本地文化与印度、尼泊尔、敦煌、于阗和中原等地文化的融合。(本文来源于《西藏研究》期刊2012年05期）
索南才让[5]（2012）在《乡村藏传佛教寺院在现代社会变革中的困境及其思考》一文中研究指出藏传佛教寺院是藏族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不仅是广大藏区佛教徒的宗教信仰活动场所,同时也是重要的文化传播中心,更是一所全职性的社会服务机构。通过宗教、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等内容的渗透,影响着藏族群众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社会价值、生活习俗和审美观念。史实证明,藏传佛教寺院在藏族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机制功能和精神文化功能,使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确立了一定的宗教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然而,在二十一世纪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藏传佛教寺院面临着新的社会问题,迎来了各种严峻的问题和困惑,这些问题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阻碍了藏传佛教当前的发展和今后的生存,尤其是藏区乡村藏传佛教寺院所面临的问题极为严重和迫切。本论文以青海化隆县金源乡丹斗寺为田野调查地点,通过文献研究法、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调查搜集资料。在宗教社会学的理论范式下,以丹斗寺为乡村藏传佛教寺院的个案,从丹斗寺相关的历史概述、寺院的现状、困境的思考来描述了当前丹斗寺及其藏区乡村藏传佛教寺院所面临的困境,并提出乡村藏传佛教寺院在现代社会变革中所遇到困境之解决的办法和反思。本文共分叁章。第一章内容主要介绍了藏传佛教后弘期发祥地丹斗寺的历史发展状况和文化价值。第二章介绍了丹斗寺的现状并详细地论述了当前丹斗寺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及其寺院与香火村落之间的宗教与社会关系。第叁章分析了丹斗寺及其藏区乡村藏传佛教寺院在现代化社会变革中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对这些困境的思考和分析。本篇论文笔者将乡村藏传佛教寺院丹斗寺为主线,从前弘期时期的丹斗地区的历史段为开始,一直到今天二十一世纪丹斗寺的发展现状。描述了丹斗寺在藏传佛教历史上的地位及其价值,对藏族佛教事业的发展和藏族历史所做出的贡献。并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大趋势的条件下,寺院所面临的困境为文章所重点阐述和研究的内容,较深入细致地谈到乡村藏传佛教寺院作为藏区信众的主要宗教信仰活动中心,藏传佛教得以长期发展并拥有庞大宗教神职人员的基本保障等条件。文章就其从各级政府部门对乡村藏传佛教寺院的扶持和资助、社会各界人士对乡村藏传佛教寺院的关注和宣传、企事业单位对乡村藏传佛教寺院的捐助和公益活动及其藏传佛教城乡寺院之间的援助等解决措施,对乡村藏传佛教寺院在当前现代化社会变革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和危机做出简要的分析和粗浅的想法。(本文来源于《中央民族大学》期刊2012-05-01）
索南才让[6]（2011）在《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律法发祥地——丹斗寺》一文中研究指出今化隆回族自治县金源藏族自治乡科巴村西南方向有一座古老的寺院———丹斗寺。丹斗寺距离巴燕镇有50多公里,离金源乡政府有18公里,丹斗寺地处黄河北岸10多公里的小积石山中,地(本文来源于《群文天地》期刊2011年23期）
林立新[7]（2010）在《浅谈藏传佛教的“后弘期”对西藏古代文学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在西藏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形成的文学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两者有着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主要探讨藏传佛教对西藏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作家群结构的影响,包括其中对西藏古代文人所创作的作品中反映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创作思想和思想内容的影响。(本文来源于《青年作家(中外文艺版)》期刊2010年12期）
陆军[8]（2010）在《918年抑或978年——《青史》所载藏传佛教后弘期起始年考》一文中研究指出《青史》主张的藏传佛教后弘期起始年是公元978年,而不是918年,这一年代应该置于文本的整个年代记述系统中加以确定和认识。对《青史》所记年代的可靠性应该分期看待,前弘期的诸多年代记载源自汉文史料,但作者使用时却往后误置了一个饶迥60年,而后弘期的诸多记载则基本可信。(本文来源于《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0年03期）
张建林[9]（2010）在《藏传佛教后弘期早期擦擦的特征——兼谈吐蕃擦擦》一文中研究指出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是古格王朝的统治中心,11—12世纪,古格王国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上路弘法"的发源地,至今保留有丰富的佛教遗迹和遗物,其中包括数量巨大的擦擦(小型泥佛像和泥塔)。文章从这些擦擦的制作方法、表现题材、造像风格几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出其主要特征;并通过对文献和其他相关遗物的比较,探讨了这一时期擦擦造型风格的来源。(本文来源于《中国藏学》期刊2010年S1期）
程德美[10]（2010）在《丹斗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发祥地》一文中研究指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开辟 丹斗寺位于青海省东部丹霞如火的小积石山中，背靠湟水南山，面朝黄河，经过九曲九峡的黄河，在丹斗寺的凝视中从青藏高原奔流而下。 佛教从公元7世纪传入西藏（时称吐蕃）后，一直与苯教有着激烈的斗争。经过200多年的发展，(本文来源于《中国民族报》期刊2010-01-26）
藏传佛教后弘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宗教器物作为工艺美术与宗教文化交融的产物，历来被认为是研究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的重要切入点。藏传佛教器物有着优良的艺术传统，呈现出形式多样、内涵丰富和工艺奇巧等特征。长期以来，从少数民族器物设计艺术视角审视，从类型划分、材质选取、传统工艺、艺术特征、设计思想和文化内涵等方面系统论述藏传佛教器物工艺，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关注。按照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历程划分，大致可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两个时期。后弘期是藏传佛教法器发展的重要时期。现存藏传佛教法器遗物的来源路径大致分为叁类：寺庙佛堂、僧人信徒、收藏机构。从后弘期藏传佛教法器的功用，可以将其划分为礼敬、称赞、持验、庄严、供养、护魔、劝导、容置等八大类；按其材质，则可分为金属、木石、丝缕、瓷塑和骨皮等。后弘期藏传佛教法器具有鲜明的艺术特征，在造型法则上，“忌方尚圆，曲中求劲”，“程式规范，敦厚合度”；在装饰纹饰上，则包括“吉祥纹饰”和“狰厉图纹”两大系统。狰厉图纹是藏传佛教器物中典型的一类装饰形式，按其表现题材可以分为：毒物兽怪类、神魔护法类、器官肢骨类以及“五行”组合类。藏族传统工艺的运用使法器成为精美的设计作品，尤其以金属工艺最具特色，在整个法器制作中占据较大比重。藏传佛教法器所蕴含的设计思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化交融层面的地域性和包容性；二是器物品质层面的宗教性和奉献性；叁是工巧技艺层面的民族性和传承性；四是设计美学层面的艺术性和欣赏性。历经一千余载的积淀嬗变，在高原文明和“政教合一”的地域政治和文化背景下，藏传佛教法器演绎了宗教艺术与民族设计的高度融合。它以其自身丰富多彩的设计艺术形式和源远流长的文脉系统成为了解中华文明，特别是西藏文化的重要领域。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藏传佛教后弘期论文参考文献
[1].魏继涛.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传研究[D].西藏大学.2016
[2].杨斌.后弘期藏传佛教法器设计艺术研究[D].湖南工业大学.2014
[3].张安礼.阿底峡《菩提道灯论》对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影响[J].西藏研究.2013
[4].贾玉平,杨清凡.夏鲁寺:后弘期藏传佛教美术多元性的典型[J].西藏研究.2012
[5].索南才让.乡村藏传佛教寺院在现代社会变革中的困境及其思考[D].中央民族大学.2012
[6].索南才让.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律法发祥地——丹斗寺[J].群文天地.2011
[7].林立新.浅谈藏传佛教的“后弘期”对西藏古代文学的影响[J].青年作家(中外文艺版).2010
[8].陆军.918年抑或978年——《青史》所载藏传佛教后弘期起始年考[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9].张建林.藏传佛教后弘期早期擦擦的特征——兼谈吐蕃擦擦[J].中国藏学.2010
[10].程德美.丹斗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发祥地[N].中国民族报.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