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社科院的环境、生存与发展——华北地区社科院第17届科研管理联席会议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周笑梅[1]（2021）在《新型智库发展优化研究 ——以地方社科院实践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表征。自国家启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以来,新型智库建设取得了显着成效,但智库的政策咨询水平和服务社会能力,与现阶段国家的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仍明显不相称。制约智库发展的突出困境在于:在新型智库最重要的关系中,智库与政府双向维度同时存在深层体制改革的阻滞,且彼此复杂纠缠。一方面,这种制约呈现为相应的国家制度供给不足与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滞后,另一方面,新型智库在对自我重塑的能动把握上也存在观念滞后、行动迟滞、内部机制创新不足。内外部因素的复杂交错,致使新型智库依然受制于传统治理结构与组织结构,难以支持智库转型所需要的决策研究范式及运营模式的现代跃迁,因而也难以全面达成自身应有的职责担当,在整体上呈现深层结构性矛盾。如果将对这一矛盾的分析,单纯指向智库内部机制,或单纯指向政府制度供给,都难以有效解释问题的深层归因和回应问题的复杂性。本文试图将对这一矛盾的分析,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总体背景中,对其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以期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与认知新型智库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并从中探寻其发展的深层结构性影响因素,进而系统探索对其发展优化更具应用价值的实践对策。这是本文研究的基本问题。新型智库建设关系到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即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与决策效率,关系到由国家决策体制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等因素共同构成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当前在国内国际复杂局势中,同时面临重大机遇与挑战,而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对人类经济社会结构及运行模式深刻复杂的改变与形塑,则使这种机遇与挑战空前放大,进而使智库对国家及政府决策能力的重大影响进一步突显,作为决策体制改革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新型智库的良性发展成为意义重大的现实与理论问题。在国家治理总体架构下,存在三个对新型智库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基本维度:国家的制度供给、智库的内部治理、智库的外部关系。这三个维度既决定着智库的发展模式与发展空间,同时也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与重要环节。本文主要依据国家治理、参与式治理、网络化治理、决策过程参与等理论,基于“国家制度供给-智库内部治理-智库外部关系”的研究框架,通过对国内外智库发展经验较为系统的考察,以31个省市自治区省级地方社科院为核心研究案例,分别在三个基本维度下展开深入系统研究,以剖析新型智库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并对其未来发展提出优化路径及对策。在形成对新型智库发展状况及问题判断时,本文做了一定数量国内外实践案例的实证分析,特别是以31个省级地方社科院为核心研究案例详细开展了相关研究。结合学术文献研读及理论资源支撑,基于以上综合考察与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新型智库发展优化对策:第一,在政府维度,加大力度扭转突出的制度供给不足问题,加强对新型智库发展的制度供给和赋权。新型智库发展制度供给体系应包括:决策过程参与保障制度、机构主体重塑保障制度、智库市场化运行保障制度、智库现代传播保障机制等内容。第二,在智库内部治理维度,探索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并在清晰战略目标定位前提下,对智库的研究机制、管理机制、运营机制等进行系统创新。第三,在智库外部关系维度,围绕新型智库发展所形成的重要外部关系,以激活主体能量与活力为前提,建构政府主导、智库发挥重要作用的网络化治理合作伙伴关系。在三个基本维度分别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些整体性政策建议:优化国家对新型智库建设的总体布局,持续培育现代政治文明;在秉持稳步渐进改革原则的同时,加快提升新型智库发展相关立法层次,以强大的国家立法保障并规范新型智库发展;合理布局新型智库发展体系,以建立和形成有效保障各类智库均衡而充满活力发展的资源配置模式,维护不同类型智库共同构成的整体国家知识资源及决策智慧宝库;积极回应大数据时代要求,推动新型智库信息平台基础设施整体升级,制定并实施涵盖政府、智库、企业及社会的互联互通、共建共治共享的知识管理及数据库网络,为建立国家智慧决策模式做足准备,以提高国家治理效能,进一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梅士伟[2]（2020）在《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高等教育通过人力资本增值而为现代社会提供强大的发展内驱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历经建国以来7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革新,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教系统。然而,由于高等学校（本论文研究对象限定为我国公办高等学校）外部管理制度不完善、市场参与机制不规范、社会公众参与不充分,内部治理结构失衡、主体道德行为失范、权力监督体系不完善,致使高校腐败易发频发,关键领域问题凸显,大案要案警钟不断,窝案串案时有发生,制约大学的教育教学、学术创造、服务社会、文化赓续使命,消解其学术本质和公益属性,弱化其道德标高和社会公信力,迟滞“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建设步伐。高校腐败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折射出现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已无法满足党和国家及社会公众的需要。因而,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高校全面从严治党的行动连带,是“办好人民满意高等教育”的价值依归,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结构转向。我国现行高校腐败治理主要基于政府作为高校举办者的地位,通过执政党和政府及作为其政治属性延伸的高校党委行使腐败治理权力,对高校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行使者实施控制、监督、惩治,保证高校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与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达到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治理目标。而从高等教育发展来看,高校办学资金来源日益多样化,多元利益相关者愈来愈迫切地要求与政府主体共同参与高校腐败治理。在治理理论的引导下,处理多元利益主体对高校的利益诉求,进一步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成为高校反腐倡廉的“新边疆”。因而,本文基于治理理论与机制设计理论,以高校腐败治理机制为研究对象,围绕“高校腐败的表现样态与成因机理”“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与历史变迁”“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容结构与绩效评价”“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生问题与优化建议”的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对治理理论、机制设计理论进行理论阐释,揭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动力系统、控权逻辑、规则供给、行动框架”的统一,进而厘清各要素的实质内涵。通过治理系统的外部情境和内部环境解构治理动力,通过权力监督、制约与惩治的合理性、有效性分析控权逻辑,通过规则体系与规则生成阐释规则供给,通过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与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梳理行动框架,从学理层面理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涵。随后,对高校腐败治理的演进历程进行考察。按照时间序列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校反腐败工作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并梳理出每个阶段治理机制的主要特征。（1）1949-1978年,以思想改造为核心,以运动式批判为主导;（2）1978-1989年,以纠正行风为特征,以整风式拒腐为主导;（3）1989-2002年,以遏制寻租为基础,以专项式打击为主导;（4）2002-2012年,以体系建设为中心,以系统化惩防为主导;（5）2012至今,以顶层设计为重点,以制度化治本为主导。在此基础上,总结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动力系统---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行动框架---从运动式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再次,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扎根理论,高度关注高校教职员工对高校腐败治理的心理感知,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三级编码方法梳理出目前高校腐败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两种具体机制: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并分别探讨两类机制的具体构成,包括科层治理机制所涵盖的控制、监督、惩治、制度建设、问责,以及网络治理机制所涵盖的信任、合作、制约、技术创新、文化惯例等要素的确切内涵,从而系统构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复次,鉴于高校腐败治理的实践性,运用量化研究方法,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中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治理绩效的影响。遵循“网络治理机制---科层治理机制---腐败治理绩效”的主体关系,经由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应然样态,即高校腐败治理的完整运行体系应当是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的整合体。最后,结合高校腐败治理机制过程的演进分析,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面临的运行困境,一是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二是机制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弱化,三是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割裂。据此,从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整合与互动的角度,提出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建议。一是重塑行动者的主体性,二是提升治理动力的集成性,三是强化治理过程的协同性,四是重点强化问责、技术创新、制度建设。研究中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问题,在目前来看只是一个开始。本文运用治理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的框架,来探讨和设计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体系,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一是立足治理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高校腐败控制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二是基于扎根理论方法,从高校腐败研究的制度、体制层面深入到高校腐败治理的具体机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三是统合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剖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与绩效水平,提出优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武洋[3]（2020）在《区域社会与革命互动 ——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研究（1923-1938）》文中提出东北地方党组织在全国的党组织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在1923年-1938年间东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融合了党的白区工作、苏区工作、武装斗争以及抗日民族革命等诸多内容,在领导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取得显着成绩的基础上,也对全国的革命起到了重要的配合和推动作用。而由于东北地区社会环境和地缘条件的特殊性,又使东北党的组织建设和革命活动呈现出与关内其他地区不同的路径和特征,使之在追随和贯彻中共中央的政策之余,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同一时期的中共中央,具有一定的先行意义。本文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政党与社会相互动的研究视角下,对1923年至1938年间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的组织发展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进行系统研究,从而得出中共在东北地区的斗争经验与革命意义。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交代文章的写作缘起、介绍本次研究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研究方法、创新之处、重点难点,以及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史、东北党组织及其革命斗争、东北地方社会等问题的研究现状。第二部分为第一章。介绍东北地区开展革命的社会历史条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方面是东北的区域社会特征,移民对东北农村和城市发展造成的影响以及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群体特征;另一方面则是介绍共产主义运动在东北兴起的三条路径,分别是中东路沿线俄国革命的传播、东满和吉东地区朝鲜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以及1923年起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建党活动。第三部分为第二、三章。以时间为线索,以事件为参考,探究东北地方党的组织史,还原东北党组织生存与发展的真实状态。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下,朝鲜共产党人的加入使中共东北地方党的组织规模、分布、党员的民族和阶级构成等发生重大改变;从组织系统的运行机制、层级之间的信息传递、基层组织的真实形态,可以看出其组织并非完美无缺,而是勉强维持组织运转的弱势平衡;而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更令东北地方党组织在复杂多变的革命环境下难以充分施展能量和手段,只得艰难求存。第四部分为第四章。探讨东北党组织对于工人阶级的政策以及东北工人对中共政策的反应,首先对东北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与斗争意志进行分析,认为其较高的工资待遇、薄弱的斗争意识都使其参与革命的愿望并未达到十分迫切。接下来分为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和东北沦陷时期,将中共的工运政策与外部环境的掣肘进行对比,进一步阐述工人阶级对于革命态度的变化以及东北工人运动的最终走向。第五部分为第五章。主要探讨东北沦陷后,党组织、抗日联军与农村社会的融合与互动。事变前农村经济的崩溃造成阶级矛盾的激化、事变后农村社会的权力真空状态是使农民革命化的关键性催化剂,也令党和军队得以在农村立足;党对于农民的组织和动员维护了根据地社会经济结构的稳定,使农民不仅是革命的追随者更是革命的参与者;“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更使根据地的政权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断扩大,令各阶层群众紧密团结到了党的周围;而随着日伪当局愈加严酷的封锁和讨伐,根据地农民群众不得已做出求生的本能选择,导致了东北农村根据地的最终丧失。第六部分为结语。对以上五部分内容进行总结,进而探讨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自身建设与革命活动的区域特色和先行意义。东北一直以来都与关内有着差异巨大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特征,使中共东北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带上了鲜明的区域特色;先行意义则在于,在外部革命环境发生改变之后,迅速转变了斗争方向,以“抗日统一战线”取代“苏维埃革命”作为斗争的指导方针,具有超前的进步意义。
石文安[4]（2020）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粮食征收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战时状态下,粮食的供求整体失衡,征收公粮实际上是对农村粮食资源的有效整合。山东建政工作的迟滞导致征粮工作起步晚发展慢,山东的征粮办法大致经历了募集摊派、“公平负担”和“征粮新办法”三个阶段。从征粮办法的内部结构观之,课税对象的收缩和调查对象的往复突显了山东征粮办法演变的曲折;起征点、累进率和折合减免等技术手段调控了军粮民食,保证了各阶层负担的公平合理。不过,由于山东长时期内未能直接掌握农村中的土地、人口等计税基础,其结果是负担办法愈加复杂化,至抗战结束也未能实现全省负担办法的统一。山东的征粮人员多系临时抽调或拼凑,征收队无论是数量还是能力都难以满足征粮需求。借助具有地方性特质的评议会和村政权既能缓和征粮引起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冲突,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征收公粮的阻力。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征粮干部一般看不懂征粮办法,征粮效率低下,为完成任务又时常违反政策。因为自身的局限,农民对负担数额也基本没有过问能力,但农民通过各种形式隐瞒土地或人口,以此达到降低负担的目的。政府开展了反黑地的“斗争”,其结果便是征粮成本的增加。整个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基本维持了粮食的供求平衡,但大部分粮食是向农民征收的,并且征收的数额逐年成倍增长。一般,公粮约占农民粮食收入的15%左右,农民的总负担能占到其总收入的25%左右。另外,清查土地对农民负担的轻重影响很大,黑地一旦造册便失去了对农民生活的补给作用,还会加重农民的负担。以公粮为主的抗战负担不仅使农村的阶层和地权发生了变动,还引起了农民心理和生活上的巨大变化。受抗战负担的影响,各阶层都不同程度的售卖、出租土地,地富阶层的下降与中贫农阶层的上升并无直接、必然的联系,中贫农生活的改善也相当有限。负担引发的地权转移、地价滑落等既折射出战争条件下农业萎缩的危机,又体现了中国农民趋利避害,安全第一的生存逻辑。在战争与灾荒的破坏之下,农民承受着来自减产与负担的双重压力。农民余粮的缩减影响了食粮的结构与数量,进而降低了生活的质量。余粮不仅是核定农民负担承载力的重要尺度,也是衡量负担轻重与否、征收办法是否合理的重要指标。战时的征粮活动实际展现了中共的国家治理模式以及中共政权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中共能够完成征粮不仅仅依靠政治动员,制度化运作才是关键,只有科学而合理的征粮办法才能避免竭泽而渔的资源汲取困境。另外,只有从有情感、有需求的“人”的视角去观察,从农民的负担实况和生活实态去分析,才能对农民面对征粮时的心理和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
赵隆华[5]（2020）在《环境规制对中国轻工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传统的以资源消耗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旷式产业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转型升级。推进制造业部门产业转型与升级,全面提高产业竞争力,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发展理念意义重大。轻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传统优势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轻工业作为消费品的生产和制造端,关系民生,具有服务大众和地方经济的特征,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然而,轻工业长期粗放式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高污染高排放的现象仍然存在,制约了轻工产业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严苛的环境治理、环境规制倒逼工业企业向着更绿色的生产方式转型。推动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波特假说提出的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实现环境规制和竞争力提升双赢,技术创新为轻工业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得驱动力。而从中国实践来看,社会生态环境意识觉醒使得严格的环境规制手段受到民众认同,但从产业层面来看,部分企业认为过于严格的环保标准与复杂的环评手段也加重了企业的生存负担,部分企业通过环境规制倒逼企业技术创新,转变生产方式,提高竞争力。环境规制是否促进了企业发展,是否提升了产业竞争力仍然没能形成理论界与社会界的共识。本文以轻工产业竞争力提升为研究对象,从“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竞争力的理论分析--我国轻工业产业竞争力现状---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实证检验-----对策建议”为研究脉络,将重点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我国轻工业产业竞争力在时间维度上是如何演变的?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了何种特征?系统地分析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轻工业产业竞争力?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竞争力是否具有门槛效应与区域异质性?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竞争力中具有何种效应?如何促进我国轻工业产业竞争力提升?基于此,本文构建了相应的研究框架,前三章为背景介绍与理论部分,中间三章为实证章节,最后两章为政策建议与讨论,文章的核心内容包含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从资源环境压力和生态文明建设动力这两个视角出发,对轻工业竞争力提升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理论层面上环境规制的背景,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然而,企业出于生存需要,会加大提高生产率,企业为适应政府环境规制要求而加快绿色环保能源、降低能耗和污染工艺的开发,提升原材料利用效率,推动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向着产业链高端发展。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有效地配合激励企业朝着绿色转型,无论是打破现有的能源体系的创新和现有工艺流程的工艺创新等,还是突破产业核心技术进入产业链顶端,都能够使得企业竞争力获得提升。同时环境规制提高了行业进入门槛,行业集中度提升得到进一步增强产业整体竞争力。其次,基于非期望产出构建了我国轻工业产业竞争力DEA评价模型,评价与分析了中国轻工业产业竞争力,结果表明,其竞争力效率在时间维度上有所提升,但是具有空间不平衡的特征,表现为东部地区轻工业竞争力最强,中西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轻工业产业竞争力最弱,轻工业产业竞争力分布具有正向的空间自相关关系,竞争力高值区域由集中分布零散化分布转变,整体上空间分布不均衡的情况有所缓解。第三,实证部分首先利用动态面板与门槛回归模型分析研究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其次以动态面板门槛模型与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及其二者的激励配合对轻工业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证明,环境规制对轻工业产业技术创新存在显着促进作用,但是相比较于环境规制强度弱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越大的地区,其对技术创新力的边际影响也越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均能够显着地促进轻工业竞争力的提升,二者的交互项为正,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二者相互协调配合,共同促进了轻工业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最后,文章提出了提升我国轻工业产业竞争力的对策。本文认为提高轻工业产业竞争力需要从企业与政府两个主体入手,企业需要从人力资本积累与治理现代化两个视角来提升产业竞争力,政府则需要规范市场制度建设,加大对环境创新领域与基础创新领域的投入来构建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外部环境。要从技术创新的内部协调与外部成长系统协同两个方面来提升轻工业产业竞争力,要意识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以及产业竞争力的积极影响,加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领域的互动。
熊辛格[6]（2020）在《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文中研究说明物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活动,指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流通过程。物流业则是按照他人的物流需要,有偿提供物流服务的行业。中国近代物流业可以根据它在不同领域所具备的功能不同,分为两大类,即以运输为主的企业和以运输代理及相关业务为主的企业,主要包括公路物流业、铁路物流业、航运物流业、航空物流业和货栈业等。在列强物流企业凭借条约特权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衰败到曲折发展的嬗变过程,形成了以码头货栈业、航运物流业、公路物流业和铁路物流业为主体的体系,为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近代物流类不平等约章的订立为列强入侵我国近代物流业提供了特权庇护。对外扩张物流业,是保障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为了实现侵略野心,尽快在中国建立政治及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订立物流类约章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侵华的首要策略。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通过武装入侵和外交讹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外商物流业入侵我国经济创造了特权上的基础。根据不同内容,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可以分为货物税率类、码头货栈类、物流交通设施类与电信通讯类四种。随着对华入侵的增强,欧美各国将提高货物流通速率、降低运输成本和增加货物数量等问题视为辅助各国势力的重要步骤。无论是货物税率类,还是码头货栈类和交通设施类约章,都体现了列强在中国扩大近代物流业的野心。通过税率类约章,列强攫取了协定关税特权,降低了进出口及内地税税率,为外商在华扩大商品运输量创造了条件。码头货栈类约章的订立,使得外商在通商口岸广泛建立商品集散地,推动物流运输业向内地扩张。除此之外,良好的物流交通设施作为基础条件,也是近代外商物流业在中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列强通过不平等约章,不仅攫取了修筑公路和铁路的权利,也获得了在我国沿海及内河航行的权利,为外商物流交通的入侵创造了条件。而电信类准条约的签订,令外商获得在华设立现代通讯机构的权利。随着外商在华水线和陆线铺设的完成,提高了商业信息流通效率,为外商在华物流业的扩张创造更多便利。在物流类约章特权的庇护下,外商物流业在我国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体系。列强控制了我国内地及进出口商品的流通量,为外商货栈业及物流运输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外商码头货栈业逐渐成为支配我国货物流通的主要势力,经历了从沿海蔓延至内河通商口岸的过程。受码头货栈业的推动,外商轮船公司也逐渐占据了我国沿海及内河水域航运物流业市场的主导权,不仅加速了我国传统航运物流业的衰败,而且为列强进一步加深侵略创造了条件。于此同时,外商陆路物流交通运输业也逐渐形成主导势力。修筑公路设施是公路物流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租界成为列强入侵我国公路物流的前哨,在工部局的规划和监督下,不仅出现了新式公路,而且还引进了汽车,使外商公路运输处于优势地位,并随着租界的增加而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铁路投资权则为列强侵略我国铁路物流业创造了基础设施上的条件。通过各类筑路合同,各国不仅攫取了我国铁路的经营权,而且还聘请客卿、购买器材和设计线路等,进一步促进了在我国铁路物流业规模的形成。在外商物流业的刺激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传统到近代化的演变过程。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以及与外商争利的诉求,是推动近代民族物流业兴起的主要原因。首先发生转变的是近代航运物流业。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官办航运物流企业率先摒弃传统的帆船运输方式,依靠自身努力逐渐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势力。华商企业也纷纷采用轮船参与航运物流,在长江、珠江及黑龙江流域都形成了初步的规模,并推动了码头货栈业的发展。码头货栈业是我国近代民族货栈业的先导者。不管是轮船招商局,还是华商航运公司,均在各大通商口岸基本设立了初具规模的码头货栈,为我国货物的流转提供了必要的设施。随着民族电信业的逐渐完善,使华商实现信息互通有无具备一定条件,电报和电话遂成为物流公司的配套设置,促进了民族物流业的发展。无独有偶,公路的修筑和汽车的引入,为我国近代民族公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在经济建设、军工筑路和地方自治等因素的影响下,各省逐渐认识到汽车运输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公路物流业格局的形成。广泛筑路的兴起与铁路机构的成立,促进了我国近代民族铁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随着关税自主权的收回、谋划航权自主运动的深入和收回邮权运动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一系列必要的措施,推动了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裁厘加税是实现关税自主的前提条件之一,其中货物通过税的裁撤,促进了铁路和公路物流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巩固自身航业实力,提高码头货栈能力,则是保障我国顺利收回航权的前提之一。受此谋划的影响,我国民族航运物流业及码头货栈业也获得进一步发展。我国民族电信业在此浪潮中亦获得长足进步,不仅电信辐射范围扩大,而且物流商业用户对其依赖剧增,遂成为民族物流业体系形成的重要辅助。因此,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运营规模,都显示了南京政府时期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受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影响,中国近代物流业呈现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近代化与封建传统杂糅的格局。在外商物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及商业、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商业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但整体依然处于依附的地位,无法实现独立发展。
李树静[7]（2020）在《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秩序研究 ——以北京市延庆区为样本》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契约是当事人对交易标的达成基本共识基础上的交换关系。“契约秩序”意指特定社会组织通过契约安排所达成的运行状态。全方位贯穿于农村生产生活中的契约,既内生于农村社会,又与国家权力密切关照,构建了当代中国饶有特色的农村契约秩序。通过契约实现产权价值,是契约秩序的内在功能,契约的缔结形式、内容、契约的履行和纠纷解决方式,是契约秩序的外在表现。本文以北京市延庆区为样本,将当代中国农村契约分为公共事务契约、私人事务契约两大板块,从三个层面对农村契约秩序加以梳理和分析:第一,通过翔实的数据和鲜活的事例展现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的基本样态;第二,以产权相对性理论为基础,阐释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秩序在实现产权价值功能方面的实然与应然状态;第三,通过分析契约秩序所具有的系统性特征,从农村秩序系统的外在表征,即农村契约的形式与内容、农村契约的履行、农村契约争议解决三个维度,论证农村契约秩序的法治化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研究北京市延庆区农村公共事务契约基本样态。农村公共事务契约以农村集体经济合同为主,因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和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统称“村民自治规约”）建立在村民合意基础上,并且作为村民自治领域极其重要的社会规范,对包括农村集体经济合同在内的农村公共事务契约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本章将二者共同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2019年1月前延庆区尚在履行中的四类集体经济合同（资源类合同、资产类合同、资金类合同和其他类合同）基本样态进行分析,发现作为当代中国农村的主要契约类型,农村集体经济合同存在多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代表“村集体”行使产权人权能的主体混乱,村民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关系不清;二是政府对农村集体经济合同内容或过度规制,或监管不足,其中,乡镇政府审批和备案流于形式的现象较为突出;三是已签约的村集体资源、资产闲置率较高,产权价值未能充分实现;四是合同内容违法者不在少数,集中体现在合同期限超过法律规定、违反土地用途管制法规（尤其是在未履行转批手续的情况下将农用地用于非农建设）;五是农村集体经济合同面临口头形式不稳定、书面形式不完善的双重挑战。通过对延庆区现存村民自治规约体例形式、内容、制定实施程序的分析,发现尽管随着国家对乡村治理关注程度的加深,村民自治规约的规范化水平有所提高,但目前延庆区村民自治规约的共通问题是:不能充分体现“民意”,村干部、政府的意志过多注入,尤其是村干部与村民代表组建的利益共同体,凌驾于村民之上操纵村民自治决定的情况仍很突出。另外,村民自治规约的频繁变动、村民自治规约与法律难以有机协调,法律法规对于村民自治规约侵犯村民基本权利的救济途径不畅,导致维权之路步履维艰,也是困扰延庆农村的重大难题。第二章,研究北京市延庆区农村私人事务契约基本样态。家庭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具有社会保障属性的用益物权,与之相关的农户家庭承包合同、土地流转合同、农村房屋宅基地买卖合同,直接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本章梳理了延庆区此三类农村私人事务契约及相关制度的演进脉络、契约的稳定性与规范化程度,认为农户家庭承包契约秩序相对稳定,以出租为主要方式的土地流转需要通过村集体实现,延庆区土地大多流转给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用于造林绿化,土地流转存在区域差异,并且土地流转合同不规范现象普遍。尽管国家对农村房屋宅基地买卖施加诸多限制,但延庆区此等交易意愿强烈,受内生传统规则、外在法律规制以及时代发展进程多重影响,通过契约所交易的农村房屋宅基地因环境而异,相关买卖契约样态不断演变,现实中的农村房屋宅基地的权利主体多元、用途一主多辅。农村家事契约兼具人身属性和财产属性,延庆区农村普遍存在婚约,相应制度调整需求强烈,广泛的“假离婚”现象冲击着当地社会秩序的公平与稳定,父系传统下准契约性质的传统分家协议,逐渐被父系传统弱化下具有契约特征的当代分家协议所取代。第三章,分析农村契约秩序的功能:实现产权价值。农村契约秩序形成的前提是存在用于交换的产权,农村契约秩序的功能在于通过契约交换实现产权价值。以产权相对性为理论基础,本章对村集体资产、家庭财产、宅基地以及农用地的产权内容、产权限制及其价值实现方式展开研究。村集体对其资产所享有的所有权,受到承包权、经营权制约,最终收益权及其处分决策权属于村集体成员。有资格代表村集体行使产权人权能的法律拟制主体包括村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二者之间的界分无论在法律规范层面还是在现实执行层面,都不清晰。避免村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在代表村集体过程中出现僭越,确保村集体意志的载体（包括但不限于村民自治规约）真实反映其成员的集体合意,有赖于村级民主程序的正常履行,解决之策在于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司法审查力度、推动行政干预恰当有据。家庭财产的产权价值实现方式研究,建立在家户关系、家庭结构分析基础上,由于中国农村家庭财产价值实现方式具有契约化特征,应以尊重家庭成员的契约自由为根本原则,但当此等契约严重扭曲了社会公认的价值理念时,需要外部权威力量及时恰度介入。在宅基地产权价值实现方式一节,首先阐述了宅基地产权限制政策的演变过程,推导出2018年后宅基地三权分置与农房使用权放活之必要性,借助宅基地“三权”的具体权利内容分析,建议通过宅基地使用权附条件入市,实现农村房屋和宅基地产权价值的最大化。关于农用地的产权价值实现研究,首先以翔实的数据论证了当前农用地产权价值实现状况,进而分析认为当前中国农村存在一定程度的产权价值攫取问题,建议构建尊重产权人意愿、集体积极参与、国家适度干预和社会广泛动员的农村契约秩序。第四章,论证农村契约秩序的法治化。农村契约秩序具有自成一体的系统性特性,该系统的运作全部围绕契约铺开,契约的形式与内容、契约的履行与争议解决,共同构成了农村契约秩序系统的外在表征。本章通过对农村契约形式与内容的法律规制及实然状况分析,从法治化角度提出对策建议。与静态展现农村契约秩序的契约形式与内容不同,契约的履行和争议解决更多关照动态运作中的农村契约秩序。分析发现,当代中国农村公共事务契约履行状况较好,土地流转合同履行状况不稳定,农村房屋宅基地买卖契约履行状态欠佳。提升农村契约履约水平,有赖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本章聚焦于公权机关对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所应发挥的作用,建议政府强化程序性服务与指导、法院建立裁判文书依申请公开制度、检察机关配合公益组织推动农村环境公益诉讼以及监察机关强化村干部监管。为稳定农村契约秩序,本章提议构建农村契约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以解决当前以与村民自治规约相伴的农村公共事务契约纠纷、村民自治规约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国家法律刺激下的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工合同纠纷和农村家庭契约纠纷为主要类型的农村契约争议。所构建的农村契约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应科学定位及有效发挥现有解决方式的作用,司法机关在充分履责的基础上坚守底线,行政裁决与行政复议机构回归为民服务定位,信访部门在发挥纽带职能的同时强化问责,各级调处机构在前线冲锋陷阵将矛盾消解于基层,而农村契约的缔约者自行解决纠纷,至少通过提高缔约能力、强化留痕观念减少纠纷,方为根本之策。农村契约纠纷多元解决机制,需要通过统一尺度、搭建平台,信息共享、引导到位,村为平台、各方辅助的方式协调互动,形成农村契约纠纷化解共同体。
李鑫涛[8]（2019）在《环境问题政治成本：演化传播、量化测度和控制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环境安全事件与环保维权冲突频发。多元复杂的环境问题和政府传统的治理模式使我国在环境治理方面的社会稳定、政府公信力、公众满意度不断遭受质疑和冲击,甚至演化为重大群体性事件,导致大量政治资源损耗,形成新的地方性发展危机。这种政治资源的损耗对各利益群体造成政治影响和政治结果后便形成了环境问题政治成本,而政治成本的过度消耗会危及政府的合法性和政治的安全稳定。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然而,目前国内学界对于环境治理成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成本方面,对于政治成本的研究较为匮乏。因此,如何在新时代环境治理中科学地控制政治成本消耗是政府必须认真面对和妥善解决的重大课题,更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本文以环境问题政治成本为研究对象,在探讨其内涵、重要性和产生原因基础上,通过建立整体性理论模型,考察了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演化机理,构建了环境问题政治成本指标体系,并在使用该指标体系对制环境问题政治成本进行测度后,提出了控制流程和规制策略。这对于拓宽环境问题的研究视角,提升政府环境治理效率,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破解地方性危机和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主要工作和结论如下:（1）构建了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理论决策框架。通过文献研究法和演绎归纳法界定了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概念、特征和重要性,并结合国内环境相关案例,对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产生原因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上结合治理理论、复杂系统理论、成本—效用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风险社会理论,从公共危机学、环境政治学、政府经济学、社会风险学等学科视角出发,将具有情境特征的政治成本消耗现象映射到各治理主体“结构—行为”的特定场域中,创新性地构建出“结构—情境—行为”这一整体性决策分析框架。（2）探讨了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演化传播机理。在决策分析框架下将环境问题政治成本嵌入到环境治理系统中,采用演化博弈模型探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媒体）、公众等治理主体之间的策略行为选择,分析了在不同阶段中各治理主体的均衡策略。之后,创新性地应用小信号模型在抗干扰模式下仿真分析出各个阶段不同均衡策略下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演化传播情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行为策略和涌现特征对政治成本演化系统影响最为明显;在负效应下政府的政治资源消耗增加不利于政治成本的控制,会使治理系统更加不稳定;各阶段涉及的治理主体只有相互合作,才能获得“共赢”等等。（3）确立了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指标体系并进行了量化测度分析。依据决策分析框架,以“T市R钢铁厂发电项目抗议事件”为研究背景,通过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和扎根理论分析,考察环境问题政治成本在实际情况下的产生过程和演化传播,初步得出其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运用文献法和案例法对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初始指标体系进行完善,并采用专家调查法对指标进行筛选,最终完成对环境问题政治成本指标体系的科学化构建;在使用超效率SBM模型对T市的环境效率进行了评价后,基于G1法/熵值法组合赋权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创新性地测度出T市R钢铁厂发电项目抗议事件在各个阶段中的政治成本。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行为失范导致环境问题政治成本消耗在各个阶段持续扩大;群众行为性政治成本以及其所包含的5项四级指标在所有指标中权重占比最大等等。（4）设计了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控制流程并提出了规制对策建议。将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置于T市R钢铁厂发电项目抗议事件中的“情境阶段”,结合演化博弈模型和小信号抗干扰模型,通过参数输入和计算编程处理,对其演化态势进行监测和调试分析,并据此创新性地设计出环境问题政治成本控制的决策操作流程。研究发现,通过该操作流程得出的测度结果与实际事件演化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政府部门可将环境问题政治成本作为一种观测变量,依据指标体系和操作流程对当前环境问题中的政治成本消耗进行有效感知和预警,以便及时出台和采取治理政策,控制政治成本的消耗。同时综合之前的分析,提出调整环境问题治理决策系统和成本观、优化和创新政府环境治理的体制机制、提升公职人员的治理能力和环境素养、强化政府社会风险意识和舆情应对能力、重视与非政府组织的良性互动和合作、积极营建官民互信机制和协商民主机制等六个方面规制措施来控制环境问题政治成本,以期能够为政府科学地、全面地、系统地控制环境问题政治成本提供长期、合理、有效的策略和方案。
张海明[9]（2019）在《当代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研究（1949—2015）》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土地政策史就是一部土地产权制度不断调整的历史。这种调整的脉络有两条主线,一条明线是土地私有向土地公有的嬗变,体现在农民土地所有制向集体土地所有制和城市私有土地所有制向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演变;一条暗线是由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转向,体现在土地产权结构由作为阶段斗争的目标和手段向成为经济发展的要素和对象转移。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土地产权制度本身的变化及其变化的主被动关系,迄今为止,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历程大体可分为自为性变迁时期、自发性变迁时期和自觉性变迁时期等3个不同的阶段。土地产权制度自为性变迁的历程涵盖土地改革时期（1949—1952）、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53—1957）、社会主义曲折发展时期（1958—1978）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3个不同时期,这一阶段的主体特征是公有土地产权的建立。通过国家强制性改造,土地产权制度实现由建国初期公私并存向公有土地产权的转变。土地产权制度的自发性变迁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调整时期（1979—1985）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时期（1986—2006）这两个阶段,其主体特征是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推进了公有土地产权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两权分离。土地产权制度的自觉性变迁时期自2007年起,主要体现在国家确立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开始主动强化包括土地产权制度在内的国家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2007年《物权法》的出台,标志着土地产权制度从此进入物权制度体系时代。土地产权形态的持续变迁深刻反映了国家对农村和城市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演进轨迹。土地改革时期,农村土地私有和土地国有并存的二元产权结构,反映出中央政府既承认农民土地所有权,又试图探索农业集体化道路的意图;城市私有土地、国有土地和私人土地所有制并存的多元复合结构,反映了新政权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资本和城市居民的不同政治态度和政治策略。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过合作化运动,农民土地所有制完成向集体土地所有制事实上的转变;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城镇集体所有土地、小私有土地和国有土地等多种土地所有制并存的局面,改变了以往城市以私有土地房地产为主体的格局。社会主义曲折发展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彻底消灭了农民土地所有权,土地归集体所有;经过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城市土地呈现国有、集体所有和土地私人所有并存的状态,国家对改造私人土地进行了尝试和努力,但并未完全消灭城市土地的私有产权,尽管城市私人土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非法强制收为国有,但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事实上回避了城市土地的所有制性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调整时期,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实现两权分离,在土地产权服务城市建设和国家发展的现实考虑下,城市私有土地被国有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时期,集体土地产权虚置,为事实上的国家所有背书;国家上地所有权的范围得以界定,法律明确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土地所有权。物权体系时期,国家将国有和集体土地所有权纳入了物权的范畴,并限定了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体现了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特殊保护。土地产权权能在不同时期持续调整变化并体现出鲜明的特点。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村土地和城市私人土地所有者均享有占有、使用、买卖、租赁等各种权利。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农民事实上丧失了土地的经营权,买卖土地的行为也受到限制;此时工商业者已经实际丧失对土地的支配权。社会主义曲折发展时期,农民只拥有宅基地和自留地的使用权,城市私有土地所有者已无法自主支配和使用土地。社会主义探索调整时期,农民被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农村和城镇居民亦可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城镇居民同时还拥有城市宅基地的使用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时期,用地单位和个人拥有土地使用权,除承包经营权可以流转外,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权能受到严格限制。物权体系时期,《物权法》改变了以往土地使用权的分类方式,由依据土地所有权性质分为集体土地使用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两类,变为根据土地的用途分为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但同时也严格限制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取得主体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建国以来土地产权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探索前行而不断变迁,经历了一个私有土地产权逐渐消亡和公有土地产权逐步扩张直至完全取代私有土地产权的此消彼涨过程。建国以来土地产权制度的发展演变,具有简单化、虚置化和碎片化的鲜明特征。所谓简单化,是指在将多种形式的私有土地所有制改造为公有制的过程中,工作过粗,要求过急,界限不清,没有针对具体情况实行差别化的政策,对原有土地产权人造成损害。虚置化,一方面是指国有土地所有权没有真正实现,公民作为国家土地所有权人无法享有所有权收益;另一方面是指“农民集体”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无法行使土地的经营管理权,无法行使实质上的权能。碎片化,是指国家层面的土地产权制度一直处于应对、修补的状态,土地产权制度的探索实践在国家转型发展的过程中,总是在良性违法甚至是良性违宪的情况下,逆向推动国家层面的制度立法。土地产权立法一直处于立法和修法的恶性循环之中,国家层面缺乏对土地产权制度体系全局性、根本性、前瞻性的顶层设计。
李小中[10]（2018）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巡视研究》文中指出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和巡视工作实践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巡视方面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党的十六大提出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以来,巡视领域的理论研究蓬勃兴起。但从实践发展需要来看,巡视的研究仍然相对滞后。目前的部分研究成果在路径模式、方法手段方面比较单一、缺少多元化,研究的结果存在趋同化,理论阐释和实证分析都比较欠缺,特别是结合案例的分析研究更是不足。本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特别是深入贯彻习近平关于巡视工作重要思想,在系统梳理巡视制度的发展脉络和演进路径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主要从全面从严治党的视角,以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视角,对巡视理论尝试作一些诠释。同时,尝试运用实证研究,利用搜集到的公开资料和案例,对巡视的实践价值,以及巡视制度设计和实践层面的创新路径进行研究分析,旨在更好地推动巡视制度完善和巡视工作创新,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促进反腐败工作标本兼治,作一些探索研究。从历史发展演进看,巡视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重要形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内巡视与古代巡视虽然呈现一定的历史传承性,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党内巡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历了萌芽发生,确立与推行,以及期间遭受挫折,为巡视制度的发展积累了历史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巡视工作在曲折中不断探索完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化党内监督和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需要,恢复建立和完善党内巡视制度变得极为迫切。1990年,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提出,中央和省区市党委可以根据需要派出巡视工作小组。1996年中央纪委第一次派出巡视组。1996年到2002年为党内巡视初步展开时期。通过这段时间的巡视试点掌握了大量真实情况,取得明显效果,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党的十六大提出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之后,巡视工作制度框架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首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巡视工作的主要任务、巡视的方式方法、监督的重点对象等。党的十七大将巡视制度写入党章。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制度化进程加速。《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正式颁布施行,标志着巡视工作进入规范发展阶段。十八届党中央在一届任期内首次实现巡视“全覆盖”。党的十九大和新修改的党章对巡视巡察制度作了强调和规定,巡视巡察具有了党内最高合法性。2018年,十九届中央巡视工作全面展开,巡视工作开启新的航程。巡视工作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方面。基本观点有: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反腐败的组织化安排,是发现问题形成震慑的有力手段,是遏制腐败问题的重要治本之策。习近平关于巡视工作重要思想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和深远的实践意义。本文还尝试从学理层面阐释党内巡视,一是制度惯性论:对历史制度文化的传承与批判;二是政党适应论:对外部环境的积极回应;三是政治净化论:党内自我净化的有效机制;四是政治整合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有效疏通机制;五是政治调节论:地方党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机制。从功能分析角度看,当代巡视制度具有“政治体检”功能、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功能、政治保障功能。党内巡视工作从发端到演进,从中央到地方,巡视制度不断完善,实现了历史性发展和飞跃,在助推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从工作实践来看,巡视工作在探索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实践范式,巡视工作领导体制和制度机制日益完善,常规巡视工作流程逐渐清晰,工作方法不断创新,巡视触角向下延伸,巡视巡察“双剑合璧”效应不断显现。如同其他制度一样,巡视制度的发展必然是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巡视制度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必须完善制度设计,强化工作闭环管理,真正推动巡视发现问题的有效解决。实践中,要探索党内巡视与其他监督形式相衔接相结合的路径模式。一是基于关联度分析的结合路径,包括基于权力关联度的路径选择,基于责任关联度的路径选择,基于利益关联度的路径选择,基于信息关联度的路径选择。二是基于实践层面的结合路径,包括巡视监督与其他党内监督制度相结合,巡视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监督以及横向之间的监督相结合,巡视监督与执纪执法相结合,巡视监督与审计监督相结合。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加强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健全党内监督机制的一项重大举措,对全面加强党的各项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巡视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必须坚持改革创新的思维、制度化规范化的路径、信息化公开化的手段,不断拓展巡视功能,探索与其他监督制度深度整合的有效路径,真正做到精准发现问题、深入研判问题、联动解决问题、跟踪落实整改,形成巡视工作的完整闭环,最大化地释放巡视制度的红利,充分发挥其在新时代党的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社科院的环境、生存与发展——华北地区社科院第17届科研管理联席会议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社科院的环境、生存与发展——华北地区社科院第17届科研管理联席会议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新型智库发展优化研究 ——以地方社科院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相关研究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三)研究现状评析 |
|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论文结构 |
| 四、研究的方法 |
| (一)案例研究法与网络调研法 |
| (二)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 |
| (三)比较研究法 |
| 五、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有待改善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智库与新型智库 |
| (二)社科院与地方社科院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理论 |
| (二)公共政策理论 |
| (三)制度供给理论 |
| (四)知识管理理论 |
| 第二章 新型智库发展的实践逻辑 |
| 一、新型智库发展的政策背景与战略目标 |
| (一)新型智库发展的政策背景 |
| (二)新型智库发展的战略目标 |
| 二、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三个基本维度 |
| (一)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政府维度:制度供给 |
| (二)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自身维度:内部治理 |
| (三)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关系维度:主体互动 |
| 三、新型智库实践需求三个基本维度的关系 |
| (一)三个基本维度的内在关系 |
| (二)三个基本维度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关系 |
| (三)三个基本维度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关系 |
| 第三章 新型智库发展成效、困境及归因:地方社科院案例研究 |
| 一、案例选择的典型意义 |
| (一)五种主要智库类型比较 |
| (二)地方社科院智库的特殊性与代表性 |
| 二、地方社科院智库的历史演进 |
| (一)地方社科院智库初步发展阶段(1949-1979年) |
| (二)地方社科院智库稳步探索阶段(1980-1999年) |
| (三)地方社科院智库快速发展阶段(2000 年至今) |
| 三、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发展的基本成效 |
| (一)地方社学院新型智库决策影响力提升 |
| (二)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传播影响力提升 |
| (三)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社会影响力提升 |
| 四、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发展的深层困境 |
| (一)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身份困境 |
| (二)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资政困境 |
| (三)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资金困境 |
| (四)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人才困境 |
| 五、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发展的影响因素 |
| (一)制度供给维度的制约 |
| (二)内部治理维度的制约 |
| (三)外部关系维度的制约 |
| 第四章 智库发展的国内外实践经验镜鉴 |
| 一、国外智库发展经验 |
| (一)国外智库的国家制度供给 |
| (二)国外智库的内部治理机制 |
| (三)国外智库的外部关系建构 |
| 二、国内智库发展经验(地方社科院以外的案例研究) |
| (一)中国社科院——国情调研中的智库科研管理机制创新 |
| (二)国经中心——理事会模式的智库内部治理探索 |
| (三)人大国发院——跨学科研究中的智库组织结构创新 |
| 第五章 新型智库发展优化之政府维度:制度供给 |
| 一、新型智库发展的国家制度供给体系 |
| (一)政治环境根本支撑 |
| (二)决策参与保障制度 |
| (三)机构体制改革制度 |
| (四)市场运行保障制度 |
| (五)舆论引导保障机制 |
| 二、加强新型智库发展的国家制度供给 |
| (一)优化国家总体战略布局 |
| (二)健全决策参与制度保障 |
| (三)加强机构重塑制度保障 |
| (四)强化市场运行制度保障 |
| (五)提升舆论引导机制保障 |
| 第六章 新型智库发展优化之自身维度:内部治理 |
| 一、探索新型智库法人治理结构 |
| (一)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国家相关政策 |
| (二)国外法人治理结构发展脉络溯源 |
| (三)国内事业单位相关改革基本经验 |
| (四)法人治理结构的智库适应性探讨 |
| (五)新型智库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对策 |
| 二、创新新型智库内部治理机制 |
| (一)新型智库战略目标清晰定位 |
| (二)新型智库决策研究机制优化 |
| (三)新型智库科研管理机制创新 |
| (四)新型智库知识管理机制拓新 |
| (五)新型智库现代运营机制强化 |
| 第七章 新型智库发展优化之关系维度:主体互动 |
| 一、新型智库与政府的关系 |
| (一)共同培育智库与政府协同研究机制 |
| (二)共同营造智库与政府沟通交流平台 |
| (三)共同打造智库与政府人员互动通道 |
| 二、新型智库与媒体的关系 |
| (一)积极支撑新闻媒体深度政策宣传 |
| (二)紧密结合网络媒体推动品牌传播 |
| (三)完善自身媒体建设拓展潜在关系 |
| 三、新型智库与公众的关系 |
| (一)以公众为智库营养源泉 |
| (二)恰当参与公共舆论引导 |
| (三)成为政府与公众的纽带 |
| 四、新型智库与同行的关系 |
| (一)拓展国内同行合作关系 |
| (二)拓展国际同行合作关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趋势的行动连带 |
| (二)现代社会权利本位的价值依归 |
| (三)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结构转向 |
| 二、研究价值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贡献 |
| 三、研究述评 |
| (一)国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逻辑演进 |
| (二)国外高等教育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总体图示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设计 |
| (一)思路安排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 |
| (二)不足 |
| 第一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高校腐败 |
| (二)治理机制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理论 |
| (二)机制设计理论 |
| 第二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机理剖析 |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动力系统 |
| (一)系统情境的宏观驱动 |
| (二)治理网络的开放赋能 |
| (三)主体价值的内生激发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控权逻辑 |
| (一)高校权力监督的有效性 |
| (二)高校权力制约的正当性 |
| (三)高校权力惩治的现实性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规则供给 |
| (一)生成路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统一 |
| (二)规则执行:强制、激励与认同接续 |
| 四、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行动框架 |
| (一)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 |
| (二)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 |
| (三)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 |
| 第三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历程 |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8年:动员群众,思想改造,运动式批判 |
| (二)1978-1989年:清理整顿,纠正行风,整风式拒腐 |
| (三)1989-2002年:破除垄断,遏制寻租,专项式打击 |
| (四)2002-2012年:体系建设,点面结合,系统化惩防 |
| (五)2012年至今:顶层设计,聚焦监督,制度化治本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 |
| (一)动力转换: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 |
| (二)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 |
| (三)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 |
| (四)行动框架:从运动式为主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经验回视 |
| (一)坚持党的领导,规范机制运行的方向性 |
| (二)坚持专业化反腐,发挥纪检监察机构职能 |
| (三)坚持系统化反腐,形成整体性治理格局 |
| (四)坚持以责任制为核心,推动渐进式治理 |
| 第四章 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探析 |
| 一、研究设计及实施 |
| (一)扎根理论编码方法 |
| (二)理论性取样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三级编码 |
| (一)开放性编码 |
| (二)主轴性编码 |
| (三)选择性编码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深层意涵 |
| (一)科层治理机制 |
| (二)网络治理机制 |
| 第五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对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
| 一、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构建 |
| (一)研究假设 |
| (二)预测问卷设计 |
| (三)正式问卷与实证分析 |
| (四)验证性因子分析 |
| 二、理论模型拟合及路径分析 |
| (一)结构方程的拟合 |
| (二)直接作用下的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 (三)直接作用下的科层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 (四)中介作用下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的影响探究 |
| 三、结果与讨论 |
| (一)研究假设结果汇总 |
| (二)检验结果与分析 |
| 第六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困境 |
| 一、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 |
| (一)“组织-环境”框架下的“脱耦” |
| (二)多层次目标体系的功能冲突 |
| 二、治理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割裂 |
| (一)规制缓和与政府监督博弈失衡 |
| (二)低组织化造成社会监督行动局限 |
| (三)身份困境导致纪检监督的结构性悖论 |
| (四)校内民主监督的“空心化”矛盾 |
| 三、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弱化 |
| (一)治理的公共性欠缺 |
| (二)多重关系诱发治理的内卷化 |
| (三)路径依赖导致治理工具单一 |
| 第七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优化方略 |
| 一、行动者主体性的生态化建构 |
| (一)以角色转换优化党委政府控制职能 |
| (二)以激励相容强化主体责任 |
| (三)以嵌入化激发纪检监督的“结构洞”优势 |
| (四)完善基于“日常生活”的实体性师生监督 |
| (五)以自主性保障社会主体的参与性 |
| 二、治理动力集成性的多元化整合 |
| (一)权力驱动与权利驱动的互动 |
| (二)外部驱动与内部驱动的重构 |
| (三)以权威驱动调适利益驱动 |
| 三、治理过程协同性的动态化平衡 |
| (一)高校腐败治理与政府腐败治理的目标协同 |
| (二)透明度与回应性的认知协同 |
| 四、关键影响路径的功能性再造 |
| (一)构建以价值理性为导向的问责机制 |
| (二)从数据民主向技术治理进阶 |
| (三)一体性推进制度化治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区域社会与革命互动 ——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研究（1923-193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时限划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创新点及难点 |
| 第一章 东北地区革命开展的社会历史条件 |
| 第一节 东北社会的区域特征 |
| 一、移民社会 |
| 二、农业与农村 |
| 三、工业发展与工人队伍 |
| 第二节 共产主义运动在东北的兴起 |
| 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中东路沿线的传播 |
| 二、朝鲜移民的共产主义革命在东北 |
| 三、中共东北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
| 第二章 东北地方党的组织结构与党员构成 |
| 第一节 组织规模与组织系统演化 |
| 一、组织规模及其分布状况 |
| 二、组织系统的演化 |
| 第二节 党员构成情况 |
| 一、党员的民族构成 |
| 二、党员的阶级构成 |
| 第三章 东北地方党的组织形态与经费状况 |
| 第一节 层级关系与组织运行 |
| 一、领导方式与信息沟通 |
| 二、巡视制度的建立与加强 |
| 第二节 基层组织形态 |
| 一、基层组织概况 |
| 二、支部形态 |
| 第三节 东北党的经费状况 |
| 一、东北党组织的经费来源 |
| 二、东北党组织的经费困境 |
| 三、经济困难的解决途径 |
| 第四章 东北党组织对工人的发动 |
| 第一节 东北工人群体概况 |
| 一、东北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考察 |
| 二、历史上的斗争与东北工人阶级的特点 |
| 第二节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党与工人运动 |
| 一、工运力量的积蓄与爆发 |
| 二、国、共两党对于东北工人的争夺 |
| 第三节 伪满时期中共领导下东北工人运动的走向 |
| 一、工运形势的转机与工运政策的滞后 |
| 二、“统一战线”与满总的成立 |
| 三、工人运动与抗日游击运动的融合 |
| 第五章 党组织、抗日联军与农村社会 |
| 第一节 农村革命力量的积蓄 |
| 一、东北党组织农村工作的开拓 |
| 二、农村社会矛盾的酝酿与激化 |
| 三、朝鲜共产党人的加入与党的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 |
| 第二节 游击根据地内的农民与党 |
| 一、事变后的农村社会与游击队的生存空间 |
| 二、农民的拥护与游击根据地的形成 |
| 三、将农民纳入党的组织系统 |
| 第三节 党与农村依存关系的形成与打破 |
| 一、党组织与农村社会的相互依存 |
| 二、日伪高压政策下根据地的生存困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后记 |
（4）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粮食征收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三、学术史综述 |
| 四、学术要点 |
| 五、相关界定 |
| 第一章 征粮的政治和经济环境 |
| 第一节 山东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 |
| 第二节 战前山东农业的概况 |
| 第三节 山东根据地的土地分配状况 |
| 一、土地占有 |
| 二、土地使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山东根据地征粮办法的演变 |
| 第一节 募集、统战与摊派 |
| 第二节 征收救国公粮 |
| 一、累进标准 |
| 二、起征点与累进率 |
| 三、折合减免 |
| 第三节 “难产”的“统一累进税” |
| 一、山东“统一累进税”的历程 |
| 二、税基确实与办法繁简的关系 |
| 第四节 其他问题 |
| 一、敌游区的征粮办法 |
| 二、贫苦农户的征粮办法 |
| 三、地方粮 |
| 小结 |
| 第三章 征粮实态 |
| 第一节 “干部荒”:征粮的人事困境 |
| 一、征粮队 |
| 二、评议会 |
| 三、村政权 |
| 第二节 “能力弱”:征粮与干部素质的冲突 |
| 一、干部的文化程度 |
| 二、“政策”与“任务”的对立 |
| 三、“两面受气”的村干部 |
| 第三节 清查土地与农民反应 |
| 一、清查土地的流程 |
| 二、“匿报”:农民对查田的反应 |
| 三、“反黑地”:政府的应对 |
| 小结 |
| 第四章 根据地的粮食供求与农民负担 |
| 第一节 山东根据地的粮食供求 |
| 一、粮食收支状况 |
| 二、维持粮食供求平衡的途径 |
| 第二节 农民的负担实况 |
| 一、正税负担 |
| 二、额外负担 |
| 第三节 清查土地与农民负担的关系 |
| 小结 |
| 第五章 抗战负担与农村社会的变动 |
| 第一节 农村阶层的流动 |
| 一、变动趋向 |
| 二、变动原因 |
| 第二节 农村地权的转移 |
| 一、土地占有的变动 |
| 二、土地使用的变动 |
| 三、变动原因的解析 |
| 第三节 农民“舍地”与地价滑落 |
| 一、农民“舍地” |
| 二、地价滑落 |
| 小结 |
| 第六章 抗战负担与农民生活 |
| 第一节 山东根据地人地关系的量化 |
| 一、人地比例临界点 |
| 二、人均地亩 |
| 三、土地和副业收入的占比 |
| 第二节 战时农业减产情况 |
| 第三节 农民的食粮与余粮 |
| 一、战前山东的民食结构 |
| 二、战时民众的食粮种类 |
| 三、战时民众的粮食消费量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在读期间参加的学术活动 |
| 致谢 |
（5）环境规制对中国轻工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的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2.2 技术路线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1.5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环境规制理论 |
| 2.1.2 产业竞争力 |
| 2.1.3 产业竞争力评价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轻工产业竞争力的研究 |
| 2.2.2 环境规制与产业竞争力的研究 |
| 2.2.3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轻工产业竞争力的研究 |
| 2.3 文献述评 |
| 2.4 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环境规制影响轻工业产业竞争力理论分析 |
| 3.1 环境规制对轻工业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
| 3.1.1 环境规制 |
| 3.1.2 环境规制对轻工业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
| 3.1.3 环境规制对轻工业产业竞争力影响模型 |
| 3.2 环境规制促进轻工业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 |
| 3.2.1 理论分析 |
| 3.2.2 数理模型 |
| 3.3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轻工业产业竞争力的理论分析 |
| 3.3.1 理论分析 |
| 3.3.2 数理模型 |
| 3.4 本章小结 |
| 3.5 参考文献 |
| 第四章 我国轻工业产业竞争力评价 |
| 4.1 研究方法与评价原则 |
| 4.1.1 研究方法 |
| 4.1.2 评价原则 |
| 4.2 轻工业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2.2 数据来源 |
| 4.3 我国轻工业竞争力评价结果 |
| 4.3.1 基于全国层面的轻工业竞争力评价 |
| 4.3.2 基于四大区域的轻工业竞争力评价 |
| 4.3.3 基于省域尺度的轻工业竞争力评价 |
| 4.4 我国轻工业竞争力空间自相关分析 |
| 4.4.1 空间权重矩阵与空间自相关 |
| 4.4.2 我国轻工业产业竞争力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 4.4.3 我国轻工业产业竞争力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4.6 参考文献 |
| 第五章 环境规制与轻工业技术创新 |
| 5.1 环境规制的测量 |
| 5.2 技术创新的测量 |
| 5.3 环境规制影响技术创新的动态面板模型分析 |
| 5.3.1 环境规制影响技术创新的模型构建 |
| 5.3.2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研究 |
| 5.3.3 环境规制影响技术创新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和讨论 |
| 5.3.4 环境规制影响技术创新的地区异质性分析 |
| 5.4 环境规制影响技术创新的动态面板门槛分析 |
| 5.4.1 环境规制影响技术创新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设定 |
| 5.4.2 变量指标的选取,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
| 5.4.3 环境规制影响技术创新的动态面板门槛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5.6 参考文献 |
| 第六章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轻工业产业竞争力研究 |
| 6.1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中国轻工业竞争力的动态面板模型分析 |
| 6.1.1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中国轻工业竞争力的模型构建 |
| 6.1.2 变量指标的选取、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
| 6.1.3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中国轻工业竞争力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和讨论 |
| 6.1.4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中国轻工业竞争力的地区异质性分析 |
| 6.2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中国轻工业竞争力的动态面板门槛分析 |
| 6.2.1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中国轻工业竞争力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设定 |
| 6.2.2 变量指标的选取,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
| 6.2.3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中国轻工业竞争力的动态面板门槛检验 |
| 6.3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中国轻工业竞争力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
| 6.3.1 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概述 |
| 6.3.2 轻工业产业竞争力空间自相关检验 |
| 6.3.3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 6.3.4 动态空间面板模型 |
| 6.4 本章小结 |
| 6.5 参考文献 |
| 第七章 我国轻工业产业竞争力提升策略 |
| 7.1 轻工业产业竞争力提升——基于多主体竞争力系统视角 |
| 7.1.1 以企业竞争力推动产业竞争力提升 |
| 7.1.2 以政府调控促进引导产业健康发展 |
| 7.1.3 轻工业竞争力系统与影响路径 |
| 7.2 轻工业产业竞争力提升——基于技术创新内外成长协同视角 |
| 7.2.1 打通轻工业产业技术创新内部协调路径 |
| 7.2.2 推动轻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外部合作 |
| 7.3 轻工业产业竞争力提升——基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互动视角 |
| 7.3.1 以环境规制法律制度建设规范企业行为 |
| 7.3.2 以环境规制推动产业升级 |
| 7.4 本章小结 |
| 7.5 参考文献 |
| 第八章 结论 |
| 第九章 展望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6）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订立的缘起 |
| 第一节 西方近代物流业的兴起 |
| (一)西方近代物流业的产生与形成 |
| (二)辅助外贸扩张的西方近代物流业 |
| 第二节 列强侵华的物流需求 |
| (一)对华贸易扩张的需求 |
| (二)外商物流运输违规的行为 |
| (三)英国武力订约的诉求 |
| 第三节 清政府的对策 |
| (一)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 |
| (二)中国社会物流现状 |
| (三)传统的御夷之策 |
| 第二章 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的内容 |
| 第一节 货物税率类约章 |
| 第二节 码头货栈类约章 |
| 第三节 物流交通设施类约章 |
| (一)公路类约章 |
| (二)航运类约章 |
| (三)铁路类约章 |
| (四)航空类约章 |
| 第四节 电信通讯类准条约 |
| 第三章 不平等条约特权与外商在华物流业体系的形成 |
| 第一节 协定关税特权扩大货物流量 |
| (一)协定关税前后的货物流量 |
| (二)进出口税制度与货物流量 |
| (三)协定内地关税制度与货物流量 |
| 第二节 沿海及内河航权与外商航运物流业的形成 |
| (一)沿海航运物流业 |
| (二)内河航运物流业 |
| 第三节 通商口岸设栈与外商码头货栈业的形成 |
| (一)外商货栈入侵沿海口岸 |
| (二)外商货栈业在内河口岸的扩张 |
| 第四节 租界筑路权与外商公路物流业的形成 |
| (一)租界道路规划 |
| (二)租界公路物流的形成 |
| 第五节 铁路筑路权与外商铁路物流业的形成 |
| (一)筑路权益的实现 |
| (二)铁路物流业的入侵 |
| (三)外商铁路物流规模的形成 |
| 第六节 经营电线特权与外商电信业的形成 |
| (一)列强电报系统的建立 |
| (二)租界电话网络的建立 |
| 第四章 不平等条约体系下中国近代民族物流业的雏形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 |
| 第二节 近代民族航运物流业的初步规模 |
| (一)对外商航运物流的认识 |
| (二)官办航运物流业的兴起 |
| (三)商办航运物流业的兴起 |
| 第三节 近代民族码头货栈业的初步规模 |
| (一)自主设栈意识的萌发 |
| (二)招商局码头货栈业 |
| (三)华商码头货栈业 |
| 第四节 近代民族铁路物流业的初步规模 |
| (一)对铁路权益的认识 |
| (二)早期筑路的尝试 |
| (三)铁路物流业的初步规模 |
| 第五节 近代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初步格局 |
| (一)对租界公路物流的认识 |
| (二)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兴起 |
| (三)公路物流业初步规模的形成 |
| 第六节 近代民族电信业的初步规模 |
| (一)对电信权益的认识 |
| (二)近代民族电报业的初步规模 |
| (三)近代民族电话业的初步规模 |
| 第五章 收回主权运动与中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 |
| 第一节 关税自主的实现与民族铁路物流业的形成 |
| (一)裁厘促进民族铁路物流的发展 |
| (二)强烈的铁路主权意识 |
| (三)民族铁路联运体系的形成 |
| 第二节 关税自主的实现与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形成 |
| (一)裁撤厘金促进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发展 |
| (二)民族公路联运物流网络的形成 |
| (三)民族公路物流运输的经营情况 |
| 第三节 航权自主的筹划与民族航运物流业的形成 |
| (一)收回航权须发展民族航运业 |
| (二)航运政策与机构的统一 |
| (三)民族水陆联运体系的形成 |
| (四)民族航运物流网络的扩大 |
| 第四节 航权自主的筹划与民族码头货栈业的形成 |
| (一)实现航权自主的前提 |
| (二)招商局码头货栈业体系的形成 |
| (三)华商码头货栈业体系的形成 |
| 第五节 收回电信权的筹划与民族电讯通信体系的形成 |
| (一)收回电信权须发展民族电信业 |
| (二)民族电报业体系对物流业的影响 |
| (三)民族电话业体系对物流业的影响 |
| 第六章 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格局 |
| 第一节 占主导地位的外国在华物流业 |
| (一)外商在华物流业规模 |
| (二)外商物流业的优势地位 |
| 第二节 具有双重性质的民族物流业 |
| (一)民族物流业的近代化转型 |
| (二)近代民族物流业的规模 |
| (三)近代与封建性质的杂糅 |
| (四)依靠国外技术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近代物流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
| (一)促进商业的发展 |
| (二)促进工业的发展 |
| (三)促进商业信息的传播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秩序研究 ——以北京市延庆区为样本（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农村秩序具有契约偏好 |
| 一、农村契约具有构造社会秩序的作用 |
| 二、诸多与农村契约相关的问题有待解决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目的:推动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秩序的功能实现和法治化 |
| 二、研究内容:农村公共事务契约和私人事务契约 |
| 第四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契约”及其与“合同”的异同 |
| 二、农村契约 |
| 三、农村契约秩序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北京市延庆区农村公共事务契约基本样态 |
| 第一节 农村集体经济合同 |
| 一、资源类合同 |
| 二、资产类合同 |
| 三、资金类合同 |
| 四、其他类合同 |
| 第二节 契约合意下的村民自治规约 |
| 一、延庆区村民自治规约的总体样态 |
| 二、村规民约 |
| 三、村民自治章程 |
| 四、村民(代表)会议决议 |
| 第二章 北京市延庆区农村私人事务契约基本样态 |
| 第一节 农户家庭承包及流转合同 |
| 一、农户家庭承包合同 |
| 二、土地流转合同 |
| 第二节 农村房屋宅基地买卖契约 |
| 一、农村房屋宅基地买卖意愿强烈 |
| 二、农村房屋宅基地买卖契约基本样态 |
| 第三节 农村家事契约 |
| 一、婚姻契约 |
| 二、分家协议 |
| 第三章 农村契约秩序的功能:实现产权价值 |
| 第一节 产权与农村契约秩序的关系 |
| 一、产权明晰是契约秩序形成的前提 |
| 二、产权具有相对性 |
| 三、实现产权价值是契约秩序的主要功能 |
| 第二节 村集体资产的产权价值实现 |
| 一、村集体资产的产权人及产权内容 |
| 二、村集体资产的产权价值实现方式 |
| 第三节 家庭财产的产权价值实现 |
| 一、家与户的关系 |
| 二、家庭结构 |
| 三、家庭财产的产权价值实现方式 |
| 第四节 宅基地的产权限制及其价值实现 |
| 一、宅基地的产权限制政策 |
| 二、宅基地的产权价值实现方式 |
| 第五节 农用地的产权价值实现与攫取 |
| 一、当前农用地的产权价值实现状况 |
| 二、农用地的产权价值攫取 |
| 三、农用地产权价值最大化的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村契约秩序的法治化 |
| 第一节 农村契约形式的规范化 |
| 一、立法对农村契约形式的规制 |
| 二、农村契约的实然形式 |
| 三、农村契约形式现存问题及解决方案 |
| 第二节 农村契约内容的法治化 |
| 一、立法对农村契约内容的规制 |
| 二、完善农村契约文本内容 |
| 三、农村契约内容的法治化问题及解决方案 |
| 第三节 以法治方式推动农村契约履行 |
| 一、农村契约履行状况 |
| 二、公权机关对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应发挥的作用 |
| 第四节 农村契约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 |
| 一、农村契约纠纷的主要类型及发生原因 |
| 二、农村契约纠纷多元解决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8）环境问题政治成本：演化传播、量化测度和控制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环境问题带来地方性发展危机 |
| 1.1.2 政府治理中对政治成本的忽视 |
| 1.1.3 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
| 1.1.4 公共管理实现途径多元化演变 |
| 1.2 概念界定与问题提出 |
| 1.2.1 环境问题政治资源的概念界定 |
| 1.2.2 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概念界定 |
| 1.2.3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意义及重要性 |
| 1.3.1 研究意义 |
| 1.3.2 研究的重要性 |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4.4 研究内容 |
| 1.5 文章的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绿色治理理论 |
| 2.1.2 复杂系统理论 |
| 2.1.3 成本-效用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 |
| 2.1.4 风险社会理论 |
| 2.2 政治成本的相关研究述评 |
| 2.2.1 政府经济学视域下政治成本的相关研究 |
| 2.2.2 环境政治学视域下政治成本的相关研究 |
| 2.2.3 公共管理学视域下政治成本的相关研究 |
| 2.3 环境治理的相关研究述评 |
| 2.3.1 环境污染治理的相关研究述评 |
| 2.3.2 环境风险治理的相关研究述评 |
| 2.3.3 邻避抗争事件治理的相关研究述评 |
| 2.4 小结与启示 |
| 第3章 环境问题政治成本测度与决策的分析框架 |
| 3.1 环境问题政治成本产生的原因分析 |
| 3.1.1 地方政府的决策系统模糊 |
| 3.1.2 环境治理的体制机制滞后 |
| 3.1.3 公职人员的治理能力较低 |
| 3.1.4 环境社会风险的敏感性不足 |
| 3.1.5 社会组织和媒体的参与力度不够 |
| 3.1.6 公众利益的维护不到位 |
| 3.2 结构-情境-行为视角下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规制理论模型 |
| 3.2.1 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演化传播机理 |
| 3.2.2 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控制决策框架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环境问题政治成本演化传播的博弈分析 |
| 4.1 结构视角下环境问题政治成本演化传播的博弈分析 |
| 4.1.1 结构视角下博弈主体的基本假设 |
| 4.1.2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博弈模型构建及均衡分析 |
| 4.1.3 地方政府和企业间博弈模型构建及均衡分析 |
| 4.1.4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间博弈模型构建及均衡分析 |
| 4.1.5 小信号模型构建及测度仿真 |
| 4.1.6 结论与讨论 |
| 4.2 情境视角下环境问题政治成本演化传播的博弈分析 |
| 4.2.1 情境视角下博弈主体的基本假设 |
| 4.2.2 博弈模型构建及演化均衡分析 |
| 4.2.3 小信号模型构建及测度仿真 |
| 4.2.4 结论与讨论 |
| 4.3 行为视角下环境问题政治成本演化传播的博弈分析 |
| 4.3.1 行为视角下博弈主体的基本假设 |
| 4.3.2 博弈模型构建及演化均衡分析 |
| 4.3.3 小信号模型构建及测度仿真 |
| 4.3.4 结论与讨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量化测度分析—基于T市R钢铁厂发电项目抗议事件的个案考察 |
| 5.1 案例的选择与讨论 |
| 5.1.1 案例事件的选择与研究设计 |
| 5.1.2 案例事件的分析 |
| 5.1.3 资料搜集与扎根分析 |
| 5.1.4 结构-情境-行为视角下的案例讨论 |
| 5.2 环境问题政治成本测度指标体系的开发与设计 |
| 5.2.1 测度指标体系的初始构建 |
| 5.2.2 测度指标体系的确定 |
| 5.3 T市的区域环境效率分析 |
| 5.3.1 T市环境治理的背景分析 |
| 5.3.2 评估方法与变量说明 |
| 5.3.3 效率评价和实证结果分析 |
| 5.3.4 结论与启示 |
| 5.4 结构-情境-行为视角下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测度分析 |
| 5.4.1 测度方法的选择 |
| 5.4.2 测度设计和数据获取 |
| 5.4.3 主客观组合赋权和模糊测度 |
| 5.4.4 政治成本测度值与政治成本的关系论述 |
| 5.4.5 结论与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控制流程设计 |
| 6.1 环境问题政治成本控制的实例分析—以T市R钢铁厂发电项目抗议事件为例 |
| 6.2 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控制决策流程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和理论贡献 |
| 7.2 研究启示和规制策略 |
| 7.2.1 调整环境问题治理决策系统和成本观 |
| 7.2.2 优化和创新政府环境治理的体制机制 |
| 7.2.3 提升公职人员的治理能力和环境素养 |
| 7.2.4 强化政府社会风险意识和舆情应对能力 |
| 7.2.5 重视与非政府组织的良性互动和合作 |
| 7.2.6 积极营建官民互信机制和协商民主机制 |
| 7.3 研究不足和研究展望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T市R钢铁厂及周边地区的实地情况示意图 |
| 附录B:环境问题政治成本测度指标体系的专家筛选调查表 |
| 附录C:T市R钢铁厂及周边地区访谈提纲 |
| 附录D:T市R钢铁厂及周边地区环境政治成本的调查问卷 |
| 附录E:环境问题政治成本测度指标体系的重要性程度调查表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9）当代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研究（1949—201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难点和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编 自为性变迁时期的土地产权制度(1949-1978) |
| 第一章 建国前中共地权政策的回顾 |
| 第一节 土地国有化政策的确立与演变 |
| 第二节 土地国有到耕地农有的政策变迁 |
| 第三节 土地政策的调和与减租减息 |
| 第四节 解放区土地改革与“耕者有其田” |
| 小结 |
| 第二章 土地产权制度的自为性变迁 |
| 第一节 自为性变迁的背景 |
| 第二节 自为性变迁的过程 |
| 第三节 自为性变迁的特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土地改革与地权剧变 |
| 第一节 土地改革的动因 |
| 第二节 土地改革的历程 |
| 第三节 城乡地权结构的变化 |
| 第四节 地权转移与确认 |
| 小结 |
| 第四章 三大改造与地权变动 |
| 第一节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
| 第二节 合作化运动与农村地权变动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改造与城市地权变革 |
| 第四节 土地产权登记及转让 |
| 小结 |
| 第五章 土地公有的曲折探索 |
| 第一节 认识分歧与土地公有 |
| 第二节 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地权的急剧变革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中的土地产权制度 |
| 第四节 徘徊时期的土地产权制度 |
| 第五节 土地征用与地权变动 |
| 小结 |
| 第二编 自发性变迁时期的土地产权制度(1979—2006) |
| 第六章 土地产权制度的自发性变迁 |
| 第一节 自发性变迁的背景 |
| 第二节 自发性变迁的过程 |
| 第三节 自发性变迁的特点 |
| 小结 |
| 第七章 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两权分离” |
| 第一节 “两权分离”动因和背景 |
| 第二节 农村土地制度的松动 |
| 第三节 城市土地的国有化 |
| 第四节 产权转移与登记发证 |
| 小结 |
| 第八章 地权革新与立法规制 |
| 第一节 地权变化的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土地管理法》的制定与修改 |
| 第三节 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规定 |
| 第四节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历程 |
| 第五节 土地征用与产权转换 |
| 小结 |
| 第三编 自觉性变迁时期的土地产权制度(2007—2015) |
| 第九章 土地产权制度的自觉性变迁 |
| 第一节 自觉性变迁的背景 |
| 第二节 自觉性变迁的过程 |
| 第三节 自觉性变迁的特点 |
| 小结 |
| 第十章 土地物权体系的建构 |
| 第一节 《物权法》出台的背景 |
| 第二节 《物权法》起草的曲折历程 |
| 第三节 土地物权的有关规定 |
| 小结 |
| 第十一章 土地物权权能的完善 |
| 第一节 土地物权的现状 |
| 第二节 土地用益物权的完善 |
| 第三节 土地担保物权的扩能 |
| 第四节 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建立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中国共产党党内巡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与缘起 |
| 1.1.1 巡视制度问题 |
| 1.1.2 党内巡视研究的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学方法研究 |
| 1.2.2 巡视制度的理论基础研究 |
| 1.2.3 巡视制度的实证研究 |
| 1.2.4. 与巡视关联的反腐败国际比较研究 |
| 1.3 研究方法思路、创新与局限 |
| 1.3.1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3.1.1 研究方法 |
| 1.3.1.2 思路结构 |
| 1.3.2 创新与局限 |
| 第二章 党内巡视的历史发展和现代化演进 |
| 2.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产生发展 |
| 2.1.1 建党初期党内巡视的萌芽发生 |
| 2.1.2 党内巡视在土地革命时期的确立与推行 |
| 2.1.3 抗战时期的党内巡视工作 |
| 2.1.4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特点 |
| 2.2 新中国成立后到党的十八大之前党内巡视工作的探索发展 |
| 2.2.1 弱化时期:1949年—1978年 |
| 2.2.2 新探索实践时期:1978年—2002年 |
| 2.2.3 逐步规范时期:2002年之后 |
| 2.3 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制度化加速 |
| 2.3.1 首次实现一届任期内中央巡视“全覆盖” |
| 2.3.2 巡视工作条例的创新完善 |
| 2.3.3 党的十九大开启巡视工作新航程 |
| 第三章 党内巡视的官方阐释和学理分析 |
| 3.1 习近平关于巡视工作重要思想 |
| 3.1.1 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 |
| 3.1.2 巡视是反腐败的组织化安排 |
| 3.1.3 巡视是发现问题形成震慑的有力手段 |
| 3.1.4 巡视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治本之策 |
| 3.1.5 习近平关于巡视工作重要思想的理论特色和实践意义 |
| 3.2 党内巡视的几种学理分析 |
| 3.2.1 制度惯性论:对历史制度文化的传承与批判 |
| 3.2.2 政党适应论:对外部环境的积极回应 |
| 3.2.3 政治净化论:党内自我净化的有效机制 |
| 3.2.4 政治整合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有效疏通机制 |
| 3.2.5 政治调节论:地方党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机制 |
| 第四章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的巡视功能分析 |
| 4.1 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提出和时代内涵 |
| 4.1.1 “从严治党”向“全面从严治党”的迈进 |
| 4.1.2 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理念的发展 |
| 4.2 当代巡视制度的功能分析 |
| 4.2.1 “政治体检”功能 |
| 4.2.2 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功能 |
| 4.2.3 政治保障功能 |
| 4.3 大数据分析视角下的巡视功能 |
| 4.3.1 巡视工作舆情关注度分析 |
| 4.3.2 舆情关注度与巡视功能的正相关 |
| 4.3.3 引导群众理性参与巡视工作 |
| 第五章 巡视工作的实践范式和地方探索 |
| 5.1 常规巡视工作流程解析 |
| 5.2 巡视机构和巡视队伍结构 |
| 5.2.1 巡视领导体制 |
| 5.2.2 巡视组 |
| 5.3 巡视工作方法机制 |
| 5.4 巡视工作配套制度保障 |
| 5.4.1 巡视工作中长期规划 |
| 5.4.2 工作规程和流程再造 |
| 5.4.3 “三个不固定”制度 |
| 5.4.4 巡视整改落实制度 |
| 5.5 巡视实践中的“热词” |
| 5.5.1 巡视“热词”清单 |
| 5.5.2 巡视“热词”背后的问题透视 |
| 5.5.2.1 问题清单中的存量事物 |
| 5.5.2.2 存量问题的“新变异” |
| 5.5.2.3 问题清单中的新类型 |
| 5.6 市县巡察工作实践:巡视触角的延伸 |
| 5.6.1 巡察是巡视体系的制度化补充 |
| 5.6.2 巡察工作成效的现状分析 |
| 5.6.3 巡视巡察“双剑合璧” |
| 5.7 江苏巡视实践探索 |
| 5.7.1 形成整体推进合力 |
| 5.7.2 坚守政治巡视定位 |
| 5.7.3 细化配套制度规定 |
| 5.7.4 用好巡视工作报告 |
| 第六章 巡视制度面临的形势和创新完善的路径探析 |
| 6.1 巡视制度面临的内外环境 |
| 6.1.1 政治文化环境 |
| 6.1.2 信息网络环境 |
| 6.2 巡视制度执行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
| 6.2.1 制度设计层面 |
| 6.2.2 巡视专业化方面 |
| 6.2.3 巡视目标和对象方面 |
| 6.2.4 巡视人员监督方面 |
| 6.2.5 巡视信息沟通机制方面 |
| 6.2.6 巡视成果运用转化方面 |
| 6.3 客观评价巡视制度价值 |
| 6.3.1 从时效的角度来看 |
| 6.3.2 从权力监督的角度来看 |
| 6.3.3 从实践功能的角度来看 |
| 6.4 闭环理念与巡视工作优化路径 |
| 6.4.1 闭环理念 |
| 6.4.2 基于关联度分析的优化路径 |
| 6.4.3 基于实践层面的优化路径 |
| 6.4.3.1 与其他党内监督制度相结合 |
| 6.4.3.2. 与自下而上的监督以及横向之间的监督相结合 |
| 6.4.3.3 与执纪执法监督相结合 |
| 6.4.3.4 与审计监督相结合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社科院的环境、生存与发展——华北地区社科院第17届科研管理联席会议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型智库发展优化研究 ——以地方社科院实践为例[D]. 周笑梅. 吉林大学, 2021(12)
- [2]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D]. 梅士伟. 吉林大学, 2020(03)
- [3]区域社会与革命互动 ——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研究（1923-1938）[D]. 武洋. 吉林大学, 2020(08)
- [4]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粮食征收问题研究[D]. 石文安.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5]环境规制对中国轻工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D]. 赵隆华. 天津科技大学, 2020(08)
- [6]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D]. 熊辛格.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7]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秩序研究 ——以北京市延庆区为样本[D]. 李树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8]环境问题政治成本：演化传播、量化测度和控制策略研究[D]. 李鑫涛. 天津大学, 2019(01)
- [9]当代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研究（1949—2015）[D]. 张海明. 山东大学, 2019(09)
- [10]中国共产党党内巡视研究[D]. 李小中. 南京大学, 20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