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世纪中国安全减灾战略（论文文献综述）
付琳琳[1]（2020）在《全球灾害中的军事因素与中国军队的国际救灾实践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全球灾害是指由于自然变异或人为因素所产生的对人类生存、生活与发展造成不同程度影响的异常自然现象和人为现象。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和人类社会的过度开发,地球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导致灾害种类及数量逐年增加,多重灾害交织成为常态,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难以估算。当灾害发生在具有重要的国际经济或战略地位的国家时,灾害的影响力和破坏力也就不再局限于受灾地区,而是外溢到国际社会,具有了政治和经济属性,增加全球安全风险。与环境压力相比,灾害造成的政治和经济压力更为直接致命。在这种形势下,灾害救助与风险管理成为全球的共同关切。在国际救灾体系中,主权国家和各类组织一直都是救灾主力。然而,近些年来日益严峻的全球灾害形势向各救灾主体的协调、效率和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军事因素在国际救灾中的作用由此突显。一方面,军队具有快速的动员能力、出入境救灾的程序性便利、专业的救援能力和稳定社会秩序等优势;另一方面,各国组建一定规模的军队开展国际救灾行动有具有提升国家形象、改善国家间关系、增强军队能力等作用。基于此,本文以全球灾害形势为背景,以中国军队为研究对象,分析军事因素与全球灾害的互动关系,勾勒出中国军队参与国际救灾实践的基本框架,并对其进行内外环境评估和发展策略建议,从而在理论和现实层面为中国军队日后在该领域的行动开展提供积累。作为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中国主动适应国际救灾体系,积极探索中国军队的实践路径,多次派遣军队承担国际救灾任务。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非灾害时期通过平台搭建、联合演习开展的救灾合作;二是灾害时期通过运送物资、派遣人员、技术支持等方式开展的救灾支援。21世纪初至今,中国军队的救灾足迹遍布全球,投入的救灾资源难以统计,其实践具有广泛性、主动性、可靠性等特征,获得国际社会的一致称赞。中国军队的国际救灾实践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更需要系统性的条件支撑。其中,支持军队参与国际救灾的政策方针是前提和基础,专业的救援队伍和装备投入等力量建设是关键环节,综合性及专门性法规的颁布是重要保障,服务中国外交是动力源泉。这四种条件相互支撑,共同为中国军队提供助力与保障。为提升中国军队在国际救灾领域的能力与地位,本研究引入SWOT分析法对其内外环境和实践效果进行评估。通过分析得出,中国军队的国际救灾实践具有国家战略重视和军队管理严明的内部优势,具有国内法律阻碍和国际话语不足的内部劣势;面临全球现实需求和国际机制保障的外部机会,面临政治动因疑虑和国际竞争协调的外部威胁。通过因素匹配最终形成增长型（SO）、扭转型（WO）、多元型（ST）和防御型（WT）四种战略选项,为中国军队的国际救灾实践提供方向指引。然而,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灾害形势,如何增强军队自身本领始终是核心要义。中国军队未来需要从法律、机制、队伍、话语四个层面进行重点建设与突破,从而为应对全球灾害风险贡献力量。
石媛[2]（2020）在《韧性城市视角下城市社区减灾能力评价体系研究》文中指出当前,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多种资源、环境与生态压力加剧,灾害呈现出种类多、破坏力强等特点,以防御为主的城市减灾方式已无法满足现代城市发展需求,而“韧性城市”理念为此提供了新的思路,近年来更是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话题。在我国,社区作为城市组成的基础单元,是人类生活中的综合群众基础机构,在城市防灾减灾方面有着巨大作用与潜力。社区减灾能力影响到整个城市的减灾水平,是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迫切需要。本文通过引入“韧性城市”理念构建起韧性城市视角下城市社区减灾能力评价体系。本次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1）对韧性、韧性城市、社区减灾、评价体系等概念进行解析与界定。通过对大量国内外文献、法律法规、规范标准的研究,探讨韧性城市理念与社区减灾能力的相关性,紧接着梳理国内外相关理论及实践,归纳总结出可借鉴的经验。（2）提出了韧性城市视角下城市社区减灾能力体系设计原则并梳理社区减灾能力设计路径,从组织韧性、社会韧性、经济韧性、资本韧性和设施韧性五个方面对社区减灾能力进行阐述。（3）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专家意见筛选出最终评价指标,包括5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和30个三级指标,共同建立起城市社区减灾能力评价体系,运用Delphi法和AHP法确定各级指标权重。（4）将权重结果作为依据,按照四级评分标准对评价系统进行实证检验。选取南京市七家湾社区作为拟验证对象,通过前期分析、现场调研、问卷调查等方式确定各指标实际权重值,结果表明基于韧性城市视角提出的社区减灾能力评价体系具有良好的合理性与适应性。本次研究将社区减灾与韧性城市理念结合,以期从社区层面提升减灾韧性的能力,为社区减灾治理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对于提升我国城市社区应对灾害能力和优化国家灾害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全文约字数7.61万字图19幅表格93个
詹子懿[3]（2020）在《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以及国际与地区形势的复杂变动,中国的外交战略面临着深刻而剧烈的转型,周边外交的重要性显着提升。东南亚拥有着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关键航道和战略水域,是进出我国东南沿海的门户,也是重要的交通运输线路,这种特殊的地缘位置以及密切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关系使得东盟及其成员国在我国周边外交战略中至关重要,其是中国地缘经济、政治和安全的依托地带,也是中国开展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在中国—东盟总体外交关系中,防务外交是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和东盟国家开展安全合作的重要形式和手段,它对于增进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互信和理解、减少疑虑、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着巨大的意义,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安全抓手和重要支撑。中国与东南亚的防务外交开始于冷战时期。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出现了重大变革,伴随着东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国对外战略与安全观念的转变,中国与东南亚（东盟国家）的防务外交进程在稳步推进中取得了重大突破,逐渐步入新的平台、轨道和领域,有效地促进了双方关系的深化,并推动着亚太地区新型安全秩序的建立。然而,由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与高度繁荣的经济合作相比,中国与东盟国家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机制水平低、互动领域狭窄、内容层次有限和实践性较弱等问题困扰着双方防务外交的深入发展,进而对“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周边安全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布局产生不利的影响。由此可见,在此背景下,系统全面地研究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关系的理论和政策实践有着重大学术和现实意义。对此,本文立足于历史研究和国际关系演绎分析的方法,将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置于冷战后亚太安全合作的整体背景和发展进程中,对其进行多层次、多维度、多轨道、多领域的探究,并基于经验梳理归纳总结双方防务外交发展中的结构性、规范性和动力性特点,明确其当前面临的主要困境及挑战,从而为中国周边防务外交的进一步发展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政策启示。本文在结构上分为绪论、主体六章节和结论。绪论部分立足于当今中国外交战略与亚太安全形势变化的特点阐述了本文选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并对国内外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归纳其不足和局限性,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学术基础和方向指导。第一章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对防务外交概念的不同认知和使用,对防务外交做出了准确和全面的界定,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清晰的研究视角和概念框架。此外,本章还将从宏观背景和历史参照的角度梳理冷战时期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防务外交的发展。第二章将结合冷战结束后国际与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分析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演变的原因。在基础因素方面,两极对抗的终结为亚太地区战略力量的分化重组和中国—东南亚关系的全面发展扫清了障碍,进而为中国—东南亚（东盟）防务外交的转型铺平了道路。动力因素方面,冷战结束后全球、区域间、区域、次区域和国家等多层次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交织造成亚太地区安全威胁的综合化,迫切地要求中国与东盟国家提升地区实际安全治理能力,而防务外交则切合了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利益诉求。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文对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实践分析的主体,分别探究了东盟框架内外的政策实践。其中,东盟组织框架内、以东盟为中心和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开展的最重要平台,这些机制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以及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除此之外,中国与东盟国家间还在东盟组织框架外开展了大量的防务外交与合作,主要有香格里拉对话和北京香山论坛等由大国发起并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下开展的防务外交,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延续并拓展深化的双边防务联系,包括防务对话交流、国防教育、武器转让和国防技术合作、舰艇访问、联合军事演练等多个内容领域。在前文理论和实践分析的基础上,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对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的现状与前景进行了评析和展望,归纳出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结构性、规范性和动力性特点,指出其面临的内容层级较低、“软安全”导向与过于依赖多边机制三大局限,在此基础上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扎实提升防务外交层级水平,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国家战略互信建设;第二,切实履行亚洲新安全观中的“综合安全”理念,统筹维护传统与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第三,继续积极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下的防务合作,同时要将重点放在做实具有战略潜力、战略价值的双边关系上,打造有助于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防务外交“战略支点国家”,以点带面,推动中国—东盟防务外交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亓军红[4]（2019）在《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文中研究指明在全球气温上升,海洋灾害频发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沿海防护林多重功效的认识愈加深刻,对其综合效益的研究愈加深入,构建科学有效、永续发展的沿海防护林体系已成为全球共识,更是临海国家的战略选择和紧迫任务。苏北沿海拥有长为953.9公里的标准岸线,面积6520.6平方公里的海涂,是其可持续发展不可多得的潜在资源。受地域位置、海陆交错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经常遭遇海洋灾害,加快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尤为重要。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根据江苏省苏北沿海防护林的建设的发展情况,大体可以将其发展过程划分为两大时期、六个阶段。第一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前,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分为探索准备阶段（1949年初至1956年）、初步成型阶段（1957年至1965年）和迟滞发育（1966年至1978年）三个阶段。第二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恢复发展阶段（1979年至80年代末）、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提升完善阶段（2000年至今）三个阶段。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原因,最初,一方面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提出“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另一方面是由于解放战争中,苏北农民对人民解放战争的倾力支援,农村木材及林木消耗极大,有必要迅速恢复发展苏北林业。其次,就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各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海洋经济亦得到加强发展,为大力发展苏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创造了条件。苏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一开始即按照全国总体部署,以盐碱地改良、选育造林树种、进行植树造林为重点开展工作。初期的工作主要有:完善行政体系,建立科研机构,成立专职管理机构,调整教育体系,号召植树造林。1952年到1965年,有计划营造沿海海岸防护林。沿海防护林建设与苏北农田水利建设、围垦兴农、盐土治理等相结合。以造林为主线,重点对盐土改良进展、气象资料收集整编、健全造林工作机构、开展科学研究等。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一直是以国营农场为主力军、先锋队,国营农场的相继建立、发展,以及围垦区人口的迁移和造林活动,对沿海植树造林的发展有着积极而重大的意义。“文革”时期,沿海防护林建设亦遭受严重挫折,工作机构被撤销,工作人员下放,削弱科研力量,在“以粮为纲”的旗帜下,部分防护林被砍伐,苗圃被改种粮食作物,极大地影响苏北沿海防护林建设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亦可分为恢复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完善提高阶段三个阶段。这一时期,开展第二次海岸带综合调查、“908”专项调查,形成大量第一手资料、编印了系统性专着,有力地促进防护林建设。同时,国家大力推进全民义务植树造林、总结造林经验。在建设技术上,积极开展造林种苗繁殖技术研究、开展造林实证研究、引进优良造林树种,开展湿地保护与沿海气候效应研究,极大促进苏北防护林建设体系的发展。苏北沿海防护林建设,在长期造林实践中形成了自身特点,即: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绿”同步,注重沿海造林与“多林”同建,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网”同构,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种”搭配,注重沿海造林与“多能”并进等。国家意志的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持、科技进步和民主传统的发扬光大是沿海造林面积显着增加、防护林体系快速构建的动力因素。多年来的苏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在改善生态环境,防害减灾方面功效明显,并产生了规模经济集成效应。但同时亦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造林总量有待提增,防护效果有待提升;缺乏完善的政策制度保障,评价机制不健全;造林用地不足;配套措施不够完善,科技创新滞后等。针对这些问题,特提出如下几项对策建议:一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企业、个人等各方利益,科学定位防护林建设公益性质;二是认真查漏补缺,形成高质量的规划制度;三是设立建设引导基金,建立各项奖补机制;四是加大研发力度、强化科技支撑;五是突出生态效益、注重综合开发;六是协调各方力量、强化组织领导;七是强化动态监测、定期发布公告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设好苏北防护林体系,造福一方百姓。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具有深刻复杂的多重背景,目前的苏北海岸是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苏北沿海基本具备植树造林的立地条件和环境,形成了一系列较成熟的造林树种选择及林分模式,苏北沿海造林具有许多“江苏特色”和多重动因,沿海防护林体系在改善区域气候等方面产生积极效应。
魏智[5]（2015）在《东盟灾害管理探析》文中提出东盟地区常年受地震、洪水、病疫、火山、台风等重大灾害的侵袭,泥石流、疾病、骚乱等次生灾害亦十分频繁。东盟各成员国大多属于低收入或中低等收入国家,抗灾能力十分有限,人口、经济方面的灾害损失十分严重,社会、生态环境影响亦非常深远。正是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自成立以来,东盟就颇为关注灾害管理。不过受域内、域外多层因素的影响,东盟灾害管理发展并非呈线性递增式。在成立之初,基于运输安全的考虑,东盟建立了一些联合应对海难与空难的机制。在20世纪90年代,东盟灾害管理发展甚为迟缓,仅从环境方面给予灾害一定的关注。新世纪以来,经过历次重大自然灾害的洗礼,在东盟共同体建设宏伟目标的推动下、在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下,东盟灾害管理取得了飞速发展,成果颇丰。然而,通过定量的宏观与定性的微观评估可以看出,东盟灾害管理仍然具有较大的强化空间。灾害科研、机制建设、减灾与防灾、恢复与重建、合作伙伴管理等方面还需更进一步的丰富与完善。在2015年完成第一阶段发展目标的基础之上,东盟需在完善科研管理机制、优化管理体制、提升减灾与防灾质量、引领备灾与应急进程、深化恢复与重建责任、科学发展国际合作关系等方面继续推进,以实现东盟灾害管理再发展。
何章银[6]（2014）在《中国救灾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内乱等人为灾害,化学中毒、核泄漏等技术性灾害给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当灾害的影响超越一国国界或者救灾超越一国自救能力时,救灾合作（寻求国际援助或者实施国际援助）就成为主权国家的不二选择。救灾外交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促进国际救灾合作,以期应对灾害威胁,减轻灾害对人类造成的影响,救灾外交同样可以重塑国家形象,改善国际关系。救灾外交势必影响国际关系（国际合作与国际冲突）,成功的救灾外交将促进国际合作,改善国际关系,失败的救灾外交将导致国际冲突,引发国际危机；同样,现有的国际关系也将影响救灾外交的成效,特别是国际救灾合作的开展,处于合作中的国际关系将对救灾外交产生积极影响,国家间将更易于合作,包括展开救灾在内的各项合作,而处于冲突中的国际关系将对救灾外交产生消极影响,国家间难于展开有效合作,或者合作程度大打折扣,甚至加剧国际冲突。影响救灾外交的主要因素包括：一是一国总体外交政策,救灾外交是非传统外交的一种重要形式,但一定要服务于该国总体外交政策；二是国际关系现状,特别是受灾国与援助国间的关系现状,冲突中的国际关系将对救灾外交产生消极作用；三是灾害对受灾国所造成的影响；四是受灾国对灾害的应对能力,如果超过受灾国的应灾能力,迫于救灾的需要,受灾国在救灾外交中的选择余地将大打折扣；五是援助国国际救援能力,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国际救灾体制机制等,如若一国国际救援能力不济,将严重影响其救灾外交的选择及作为,美国具有超强的实力,在国际救援方面表现可圈可点,且借重全球军事布局,可快速参与国际应灾救灾,可根据美国的国家利益灵活展开救灾外交,而一些小国,因国力有限,无法与美国等大国相媲美,展开救灾外交的选择就非常有限。中国自1980年开始接受国际援助,中国救灾外交蹒跚前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国际减灾十年”为契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救灾,进入21世纪,中国救灾外交取得巨大进步,特别是以2004年印度洋海啸为契机,中国展开了史上对外最大规模的援助,作为援助国,中国开展了成功的援助救灾外交,以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为契机,中国作为受灾国,全面接受国际援助,从接受物资到接受国际救援队医疗队来灾区参与救灾,从而展开了全方位救灾外交。中国救灾外交随着中国外交的变化而变化。一是对外援助的对象国选择上由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到以受灾国及其应灾能力等方面考虑为主；二是中国救灾外交变得更加灵活和开放；三是中国救灾外交从以物资援助为主转为物资援助与支援灾区人道救援相结合。本文从中国救灾外交的现状、评估和展望展开论述。中国救灾外交形式多样,主要包括声援慰问、协商合作、救灾演习与救灾支援。中国救灾外交参与机制涵盖从联合国机制、区域机制（亚洲机制）、次区域机制（东亚机制与上合机制）、三边机制（包括中俄印三国机制与中日韩三国机制）到双边机制。中国救灾外交的实施提升了中国国家形象,加深了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合作,拓宽了中国全球外交视野。但也还存在法律机制不健全,技术装备不完善与政治因素的干扰几方面的障碍。为了更好地推进救灾外交,中国需要创造合适的条件,包括理论的发展、机制的建设与硬件的完善等。在救灾外交策略方面,要以救灾合作为契机,搭建沟通平台、改善国际关系、提升国家实力（特别是软实力）。所以,中国救灾外交应积极主动有为,寻求救灾外交话语权,在全球范围内谋划布局。
韩颖[7]（2011）在《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工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历史脉络,揭示了其发展演变的深刻历史背景及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启示。按照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阶段性,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救灾捐赠的发展演变分为三个时期:救灾捐赠的恢复和调整时期（1979-1988年）、救灾捐赠的改革探索时期（1989-1999年）和救灾捐赠的快速蓬勃发展时期（2000年以来）。本文由导论、正文（四章）和结束语（第五章）组成。导论部分主要介绍本课题的选题意义、相关核心概念、研究现状、主要研究方法、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以及论文的基本框架结构。第一章,1949-1978年中国救灾捐赠工作回顾。通过已掌握的材料,对1949-1978年中国发生的自然灾害情况,以及党和政府开展的救灾捐赠活动进行归纳梳理,总结1949-1978年间中国救灾捐赠的特点。第二章,1979-1988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恢复和调整。笔者认为,这一阶段救灾捐赠还处于初步恢复和摸索阶段,“左”的思想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还依然存在。一方面,党和政府对救灾工作进行恢复、调整,开始尝试恢复国内救灾捐赠工作,但救灾捐赠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开始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在救灾外援的接收、入境、运输、检验检疫、发放等方面初步形成了一些固定做法和规定,但对救灾外援的态度还比较保守、谨慎、出现犹豫反复,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将灾情、救灾和接受救灾外援与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混在一起考虑,还不够开放、理性和务实。第三章,1989-1999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探索和改革。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体制的转轨,救灾捐赠开始真正步入改革探索阶段。以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的成立、减灾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以及救灾工作实行分级管理体制改革为契机,民政部开始初步探索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和救灾对口支援模式,并逐步规范、完善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和制度规定,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颁布,标志着国家以法律形式对扶贫济困捐赠行为的肯定、保护、规范和鼓励,为救灾捐赠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奠定了救灾捐赠工作法制化的基础。第四章,2000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的快速蓬勃发展。主要介绍了2000年后中国救灾捐赠在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救灾对口支援、救灾捐赠激励、救灾捐赠应急响应机制、国际救灾援助以及立法工作等方面的建设和发展。笔者认为,经历了2003年防治“非典”、2008年初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5?12”汶川特大地震、2010年“4·14”玉树地震和“8·7”舟曲泥石流灾害等救灾捐赠实践,经常性社会捐助、救灾对口支援、救灾捐赠激励、救灾捐赠应急响应机制、国际救灾援助及立法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救灾捐赠在组织、发动、接收、运输、分配、统计、信息公开、监督等环节的具体操作流程逐步规范、完善,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规范的运行模式,逐步确立了“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各方协作”的救灾捐赠工作机制。结束语（第五章）,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述评。分析了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取得的重大进展及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总结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经验启示。在对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考察过程中,本文着重对该课题研究的几个薄弱环节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系统考察了中国在对待国际救灾援助、经常性社会捐助、救灾对口支援、救灾捐赠激励和救灾捐赠立法等问题上的政策变化及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并总结其经验教训。
周云,郭永恒[8]（2006）在《城市防灾减灾工程篇》文中认为一、城市防灾减灾事业发展概述 （一）提高城市防灾减灾能力的战略意义 1．各种灾害频繁,防灾形势严峻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有74％的省会城市以及62％的地级以上城市位于地震烈度7度以上危险地区,70％以上的大城市、半数以上的人口、75％以上的工农业产值地位于灾害频发区。全国660多座城市,大多都面临着洪水、地震、地质、台风等多项自然灾害的威胁。建设部1997年公布的“城市建设综合防灾技术政策”纲要把地震、火灾、洪水、气象灾害、地质破坏五大灾种列为导致我国城市灾害的主要灾害源。对我国大多数城市来说,地震、洪水、火灾是最主要的灾种。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高层、超高层、高耸、大跨度建筑物抗风问题日益突出, 城市地质灾害问题也相当严重。
游志斌[9]（2006）在《当代国际救灾体系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6年恰逢唐山大地震30周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20周年。虽然唐山大地震属于自然灾害，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属于人为技术灾害，但从对灾害的防范，到灾时的反应，再到灾后的救助，都存在着救灾反应迟钝、缺乏专业救灾设备、指挥调度混乱、灾害救助不及时等共同的问题和教训。时过境迁，印度洋海啸等灾害的教训却再次提醒人类，防灾救灾的意识亟待提高，防灾救灾的能力亟待加强，救灾体系亟待完善。 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灾害不仅包括自然灾害还包括人为灾害，一些世界大国都在总结自身的一些教训，以提高综合防灾救灾的能力。1995年日本阪神·淡路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法令，以促进其救灾过程全系统的优化；“9·11”后，美国政府成立了国土安全办公室，随后又成立了国土安全部，将其负责救灾的主要部门联邦应急管理署归入旗下，以提高综合防灾救灾能力；2003年SARS之后，中国政府制定并颁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预案》，还调整和成立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务院应急办等单位，以增强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有利于提高各国防灾救灾的能力。目前，各国的救灾体系和各大洲的救灾组织活动，受灾种、经济发展程度、政治体制等因素的影响，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可以在自身实际和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对救灾体系的概况总结，对各国应急机制、救助机制的比较，分析救灾的应急处置和灾害救助的特点和好的经验；通过对各国的法律制度、组织结构和体系、科技保障、非政府组织等方面的比较，找出完善救灾体系的有效措施；通过对各大洲的救灾组织活动的比较，加强救灾中的国际合作和协作，对于世界各国和民众都有裨益。总之，需要通过总结教训、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密切协作，完善各国、各大洲乃至全球的救灾体系，促进世界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今后，国家救灾体系的建设需要注意综合风险管理，加强战略层面的全面考量，统一制定防灾救灾的国家战略规划，完善救灾的法律、法规、预案和机制，实现“灾后经验型”向“战略规划型”救灾体系转变；进一步推广防灾型社区和乡村的建设，加强公民救灾素质和意识的培养和锻炼，建立
范远谋,万鹏飞,于秀明[10]（2005）在《北京市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研究》文中指出北京是我国的首都,也是自然事件和人为事件较为频繁的地区。北京特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决定了发生在北京的突发事件具有放大效应和连锁效应。北京市突发事件的管理极富挑战性。能否建立起一套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体系是衡量北京市政府能力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
二、新世纪中国安全减灾战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世纪中国安全减灾战略（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灾害中的军事因素与中国军队的国际救灾实践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 拟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一) 国际救灾 |
| (二) 国际救灾中的军队力量 |
| (三) 中国军队的国际救灾角色 |
| 三、研究设计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创新与难点 |
| 第一章 全球灾害的发展特征及其安全风险 |
| 第一节 全球灾害的发展概况与特征 |
| 一、全球灾害的数量及种类递增 |
| 二、灾害中的人为因素日益突出 |
| 三、多重灾害交织叠加成为常态 |
| 四、灾害损失严重且难准确评估 |
| 第二节 全球灾害问题中的安全风险 |
| 一、灾害引发全球经济风险 |
| 二、灾害引发国际政治变革 |
| 三、灾害引发政治族群冲突 |
| 第二章 国际救灾行动中的军事力量 |
| 第一节 国际救灾主体及其资源特征 |
| 一、主权国家 |
| 二、各类组织 |
| 第二节 军队介入国际救灾行动的演进与考量 |
| 一、军队参与国际救灾的发展脉络 |
| 二、各国投入军队参与救灾的政治考量 |
| 第三节 军队的国际救灾优势 |
| 一、紧急情况下的快速动员能力 |
| 二、出入境救灾时的程序性便利 |
| 三、灾害救助中的专业救援能力 |
| 四、社会失序下稳定秩序的先天条件 |
| 第三章 中国军队的国际救灾实践 |
| 第一节 中国军队参与国际救灾的实践演进 |
| 第二节 中国军队的国际救灾形式 |
| 一、救灾合作 |
| 二、救灾支援 |
| 第三节 中国军队在尼泊尔地震中的救灾案例 |
| 一、灾难概况及国际反应 |
| 二、中国军队的救灾力量投入及成效 |
| 第四章 中国军队参与国际救灾实践的支撑条件 |
| 第一节 政策方针支撑 |
| 一、中国国际救灾政策的演变 |
| 二、中国海外用兵理念的转变 |
| 三、中国军队参与国际救灾的政策发展 |
| 第二节 专业力量建设 |
| 一、队伍编成 |
| 二、装备投入 |
| 第三节 法律制度建设 |
| 一、综合性法规 |
| 二、专门性法规 |
| 第四节 中国外交需要 |
| 一、宣传国家安全观念 |
| 二、塑造中国国家形象 |
| 三、推动对外合作交流 |
| 第五章 中国军队的国际救灾实践评估与建议 |
| 第一节 中国军队国际救灾实践的SWOT评估 |
| 一、S: 内部优势分析 |
| 二、W: 内部劣势分析 |
| 三、O: 外部机会分析 |
| 四、T: 外部威胁分析 |
| 五、SWOT框架下的战略选择 |
| 第二节 中国军队参与国际救灾实践的对策建议 |
| 一、法制建设:制定专向法规,签订合作协定 |
| 二、机制建设:优化国内协调,搭建国际平台 |
| 三、队伍建设:强化救灾能力,提升装备水平 |
| 四、话语建设:推动军媒融合,讲好军队故事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2）韧性城市视角下城市社区减灾能力评价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宏观背景 |
| 1.1.2 现实需求 |
| 1.1.3 理念基础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主要概念界定 |
| 1.3.1 韧性 |
| 1.3.2 城市社区 |
| 1.3.3 社区减灾 |
| 1.3.4 评价体系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理论及实践研究综述 |
| 1.5.1 国外理论与实践研究 |
| 1.5.2 国内理论与实践研究 |
| 1.6 研究框架 |
| 第2章 韧性城市与城市社区减灾的相关性分析 |
| 2.1 韧性城市分析 |
| 2.1.1 韧性城市概念 |
| 2.1.2 韧性城市内涵 |
| 2.1.3 韧性城市框架 |
| 2.2 城市社区及其灾害特点 |
| 2.2.1 城市社区特点 |
| 2.2.2 社区灾害特点 |
| 2.3 城市社区减灾分析 |
| 2.3.1 城市社区减灾现状 |
| 2.3.2 城市社区减灾存在的问题 |
| 2.4 韧性城市视角下的社区减灾体系 |
| 2.4.1 契合度分析 |
| 2.4.2 体系构建 |
| 2.4.3 体系构成 |
| 第3章 韧性城市视角下社区减灾能力评价体系构建 |
| 3.1 评价体系建立的基础 |
| 3.1.1 选定评价方法 |
| 3.1.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3.1.3 评价体系适用场景和应用价值说明 |
| 3.2 评价指标选取依据与原则 |
| 3.2.1 评价指标选取依据 |
| 3.2.2 评价指标选取原则 |
| 3.3 韧性城市视角下社区减灾能力评价指标选取与分析 |
| 3.3.1 评价指标初筛 |
| 3.3.2 评价指标最终确定 |
| 3.3.3 选取优势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韧性城市视角下社区减灾能力评价指标权重研究 |
| 4.1 韧性城市视角下社区减灾能力评价体系指标权重确定 |
| 4.1.1 计算权重值的基本方法 |
| 4.1.2 一级指标权重计算 |
| 4.1.3 二级指标权重计算 |
| 4.1.4 三级指标权重计算 |
| 4.2 韧性城市视角下社区减灾能力评价体系指标权重计算结果分析 |
| 4.2.1 一级指标权重计算结果分析 |
| 4.2.2 二级指标权重计算结果分析 |
| 4.3 韧性视角下社区减灾能力指标评分标准及评价结果等级说明 |
| 4.3.1 社区减灾能力指标评分标准 |
| 4.3.2 社区减灾能力评价结果等级说明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南京七家湾社区减灾能力评价实证 |
| 5.1 项目概况 |
| 5.1.1 七家湾社区背景 |
| 5.1.2 七家湾社区概况 |
| 5.2 韧性城市视角下社区减灾能力评价 |
| 5.2.1 各指标分析及得分 |
| 5.2.2 评价结果计算 |
| 5.3 结果分析 |
| 5.3.1 高得分指标分析 |
| 5.3.2 低得分指标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不足之处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1 韧性城市视角下城市社区减灾能力评价体系指标内容筛选表 |
| 附录 2 韧性城市视角下城市社区减灾能力评价体系指标权重打分调查问卷 |
| 附录 3 南京七家湾社区减灾能力建设调查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成果 |
| 致谢 |
（3）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 |
| 第一章 防务外交及其在中国—东南亚关系中的早期表现 |
| 第一节 防务外交概念辨析 |
| 第二节 冷战时期中国—东南亚防务外交的发展 |
| 第二章 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缘由 |
| 第一节 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基础 |
| 第二节 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动力 |
| 第三章 东盟框架内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实践 |
| 第一节 东盟地区论坛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 |
| 第二节 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 |
| 第三节 “10+1”“10+3”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 |
| 第四章 东盟框架外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实践 |
| 第一节 东盟框架外中国—东盟国家的多边防务外交 |
| 第二节 中国—东盟国家双边防务外交的发展 |
| 第五章 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评析 |
| 第一节 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特点 |
| 第二节 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局限性 |
| 第六章 防务外交与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
| 第一节 坚持多内容领域齐头并进,夯实防务外交信任基础 |
| 第二节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统筹维护,推动防务外交深入开展 |
| 第三节 维护多边与经略双边相结合,优化防务外交战略布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相关概念的阐释和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和研究框架 |
| 五、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政治背景 |
| 第二节 经济背景 |
| 第三节 历史背景 |
| 第四节 自然背景 |
| 第二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内涵 |
| 第二节 建设时段的划分方式 |
| 第三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的建设阶段 |
| 第四节 江苏的主要林业机构及其成果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前的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 |
| 第一节 探索准备阶段 |
| 第二节 初步成型阶段 |
| 第三节 迟滞发育阶段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的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 |
| 第一节 恢复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快速发展阶段 |
| 第三节 完善提高阶段 |
| 第五章 苏北沿海造林的特点及动因 |
| 第一节 造林特点 |
| 第二节 动因分析 |
| 第六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功效、问题与建议 |
| 第一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多重功效 |
| 第二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系的存在问题 |
|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
| 结语 |
| 附录 |
| 案例一 苏北沿海林地增加对区域气候的影响 |
| 案例二: 苏北沿海地区林地面积的明显增加 |
| 案例三: 苏北沿海地区森林覆盖率明显提升 |
| 案例四: 苏北沿海地区海洋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
| 案例五: 苏北沿海气候变化趋势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东盟灾害管理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 研究现状分析 |
| (四) 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点 |
| 1、研究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3、创新点 |
| 一、灾害管理概述 |
| (一) 灾害的概念界定 |
| (二) 灾害管理的内涵及特征 |
| (三) 灾难管理的主要内容 |
| 1、科研管理 |
| 2、体制管理 |
| 3、减灾与防灾管理 |
| 4、备灾与应急管理 |
| 5、恢复与重建管理 |
| 6、合作伙伴管理 |
| 7、其他方面的管理 |
| 二、东盟灾害管理的发展轨迹 |
| (一) 东盟成立之初对于灾害管理的关注 |
| (二) 20世纪90年代的东盟灾害管理 |
| (三) 新世纪以来的东盟灾害管理 |
| 1、意识上足够重视 |
| 2、组织机构的丰富与完善 |
| 3、各项行动计划逐步推进 |
| (四) 东盟灾害管理发展的动力分析 |
| 1、维护地区稳定与安全的需要 |
| 2、重大自然灾害的驱动 |
| 3、共同体建设宏伟目标的引动 |
| 4、国际力量的带动 |
| 三、东盟灾害管理内容 |
| (一) 灾害科学研究 |
| (二) 体制建设 |
| 1、以ACDM和AHA Centre为骨架的管理体制 |
| 2、以AADMER为核心的运营程序 |
| 3、重视打造高质量的管理队伍 |
| (三) 减灾与防灾 |
| 1、减灾资金管理 |
| 2、减灾具体措施 |
| 3、重视城市减灾 |
| 4、倡导以社区为基本单元的减灾模式(CBDRR) |
| (四) 备灾与应急 |
| 1、监测与预警 |
| 2、应急信息流通 |
| 3、紧急行动程序建设 |
| 4、应急物流 |
| 5、紧急救灾演习 |
| 6、民众应急技能训练 |
| (五) 恢复与重建 |
| (六) 合作伙伴 |
| 1、世界减灾合作平台 |
| 2、以东盟为核心的减灾合作框架 |
| 3、东盟次区域减灾合作 |
| 四、东盟灾害管理评估 |
| (一) 定量评估 |
| 1、量化指标的确定 |
| 2、建立评语集 |
| 3、指标权重确定 |
| 4、模糊综合评判 |
| (二) 定性分析 |
| 1、科学研究 |
| 2、体制建设 |
| 3、减灾与防灾 |
| 4、备灾与应急 |
| 5、恢复与重建 |
| 6、合作伙伴方面 |
| 五、实现东盟灾害管理再发展的政策建议 |
| (一) 完善灾害科研机制 |
| 1、建立科研管理机构 |
| 2、重视科研资金的筹集与调配 |
| 3、合理设计科研项目 |
| (二) 优化灾害管理体制 |
| 1、平衡整体管理与片区管理 |
| 2、平衡重大灾害与次级灾害的管理 |
| 3、增强决策执行力 |
| (三) 提升减灾与防灾质量 |
| 1、更加关注减灾与防灾 |
| 2、充分发挥灾害风险的指导作用 |
| 3、拓展宣传与教育方式 |
| 4、强化社会大众参与程度 |
| 5、重视"绿色"投资性建设 |
| 6、实现经济发展、城市化与减灾防灾的结合 |
| (四) 引领备灾与应急进程 |
| 1、强化已有的灾害监测与预警机制 |
| 2、展现应急中东盟的核心地位 |
| 3、重视各成员国应急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
| 4、凸显应急中的东盟关怀 |
| (五) 深化恢复与重建责任 |
| 1、建设具有保障的东盟 |
| 2、建设可信赖的东盟 |
| (六) 科学发展国际合作关系 |
| 1、平衡合作性与独立性 |
| 2、合理调控非人道主义因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6）中国救灾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及论文的新意 |
| 第一章 救灾外交概述 |
| 一、救灾外交的概念及实施的条件约束 |
| (一) 救灾外交的概念 |
| (二) 救灾外交实施的条件约束 |
| 二、救灾外交的行为主体与种类 |
| (一) 救灾外交的行为主体 |
| (二) 救灾外交的种类 |
| 三、救灾外交的形式与特点 |
| (一) 救灾外交的形式 |
| (二) 救灾外交的特点 |
| 四、救灾外交的功能与障碍 |
| (一) 救灾外交的功能 |
| (二) 救灾外交的障碍 |
| 第二章 中国救灾外交的现状：动因、形式与机制 |
| 一、中国实施救灾外交的动因 |
| (一) 救灾需要 |
| (二) 外交需求 |
| 二、中国救灾外交的主要形式 |
| (一) 协商合作 |
| (二) 救灾演习 |
| (三) 声援慰问 |
| (四) 救灾支援 |
| 三、中国救灾外交的参与机制 |
| (一) 联合国救灾合作机制 |
| (二) 区域机制：亚洲救灾合作机制 |
| (三) 次区域机制：东亚机制与上合机制 |
| (四) 三边机制：中日韩三国机制与中俄印三国机制 |
| (五) 双边机制 |
| 第三章 中国救灾外交的评估：成就、不足与障碍 |
| 一、中国救灾外交的主要成就 |
| (一) 提升国家形象 |
| (二) 加深周边合作 |
| (三) 拓宽外交视野 |
| 二、中国救灾外交的主要不足 |
| (一) 重物援轻人文 |
| (二) 重参与轻主导 |
| (三) 重应急轻预防 |
| 三、中国救灾外交的主要障碍 |
| (一) 法律机制不健全 |
| (二) 技术装备不完善 |
| (三) 政治因素的干扰 |
| 第四章 中国救灾外交的展望：条件、策略与建议 |
| 一、中国救灾外交的条件建设 |
| (一) 救灾外交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
| (二) 救灾合作机制的建构与完善 |
| (三) 国际救灾硬件的装备与选择 |
| 二、中国救灾外交的策略谋划 |
| (一) 化灾为益：以灾害信息共享为依托搭建沟通平台 |
| (二) 化害为谊：以国际救灾合作为契机改善国际关系 |
| (三) 化危为机：以紧急人道救援为旗帜提升国家实力 |
| 三、中国救灾外交的政策建议 |
| (一) 展开积极救灾外交 |
| (二) 谋划全球备灾布局 |
| (三) 寻求救灾外交话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类 |
| 1. 着作类 |
| 2. 论文类 |
| 二、英文类 |
| 三、网站类 |
| 后记 |
（7）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研究现状述评及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和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1949-1978年中国救灾捐赠回顾 |
| 第一节 1949-1978年的自然灾害状况 |
| 一、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
| 二、党对自然灾害认识的变化 |
| 三、初步提出救灾工作方针 |
| 第二节 1949-1978年的救灾捐赠活动 |
| 一、“一碗米”、“一两米”等一系列节约捐输救灾运动 |
| 二、社会募集救济款物 |
| 三、群众互助互济 |
| 第三节 1949-1978年救灾捐赠评析 |
| 一、以生产自救自助为主，有限开展救灾捐赠 |
| 二、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灾民以有力支持 |
| 三、强调国内互助，排斥救灾外援 |
| 四、募捐活动具有一定的零散性、偶然性、被动性 |
| 五、救灾捐赠具体政策较笼统，缺乏规范性 |
| 小结 |
| 第二章 1979-1988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恢复和调整 |
| 第一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救灾工作的调整 |
| 一、重新明确民政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
| 二、调整救灾工作方针 |
| 三、科学认识自然灾害 |
| 四、开展救灾理论研究 |
| 第二节 国内救灾捐赠的初步恢复 |
| 一、救灾与扶贫相结合的新思路 |
| 二、救灾与扶贫募捐工作的初步实践 |
| 第三节 对待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调整和反复 |
| 一、首次被动接受救灾外援 |
| 二、缩紧外援口径，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出现反复 |
| 三、通过联合国救灾署向国际社会提出救灾援助要求 |
| 四、规范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口径 |
| 小结 |
| 第三章 1989-1999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探索和改革 |
| 第一节 1989-1999年救灾捐赠改革探索的背景 |
| 一、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成立 |
| 二、减灾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
| 三、救灾工作实行分级管理体制改革 |
| 第二节 经常性社会捐助的初步探索 |
| 一、经常性社会捐助的源起 |
| 二、初步探索和实践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 |
| 第三节 救灾对口支援模式的探索和建立 |
| 一、对口支援政策溯源 |
| 二、救灾捐赠对口支援的探索和实践 |
| 第四节 国际救灾援助政策的逐步确立和完善 |
| 一、明确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立场 |
| 二、逐步完善国际救灾援助相关规定 |
| 第五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颁布实施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制定的背景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关于救灾捐赠的规定 |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 |
| 小结 |
| 第四章 2000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的快速蓬勃发展 |
| 第一节 救灾捐赠面临机遇和挑战 |
| 一、“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 |
| 二、国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实现小康 |
| 三、救灾工作方针的新变化 |
| 四、特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
| 第二节 2000年以来救灾捐赠典型案例 |
| 一、2003年防治非典型肺炎捐赠活动 |
| 二、2008年初应对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捐赠活动 |
| 三、“5·12”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活动 |
| 四、2010 年玉树“4·14”地震和“8·7”舟曲泥石流灾害捐赠活动 |
| 第三节 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的形成和创新 |
| 一、加快建立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 |
| 二、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的创新模式——“慈善超市” |
| 三、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的正式形成 |
| 第四节 救灾捐赠对口支援的调整和发展 |
| 一、适时调整救灾捐赠对口支援方案 |
| 二、“5·12”汶川地震救灾捐赠对口支援的重大发展 |
| 第五节 救灾捐赠应急响应机制的探索和实践 |
| 一、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
| 二、救灾捐赠工作规程的制定和应急机制的完善 |
| 第六节 救灾捐赠激励机制的探索和建立 |
| 一、表彰奖励 |
| 二、税收激励 |
| 第七节 参与国际救灾援助的新变化 |
| 一、主动、规范、多元接受国际救灾援助 |
| 二、积极开展印度洋海啸等对外救灾援助 |
| 三、多渠道、多层次参与国际救灾减灾交流合作 |
| 第八节 救灾捐赠立法进程加快 |
| 一、出台《救灾捐赠管理暂行办法》 |
| 二、修订、颁布《救灾捐赠管理办法》 |
| 三、制定一系列指导救灾捐赠的政策规章 |
| 小结 |
| 第五章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基本评价 |
| 第一节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工作的成就 |
| 一、救灾捐赠规范化、制度化显着加强 |
| 二、救灾捐赠法制化取得初步成效 |
| 三、救灾捐赠社会化逐步形成 |
| 四、救灾捐赠对外开放不断深入 |
| 五、救灾捐赠内容、渠道不断拓宽 |
| 六、救灾捐赠规模、水平快速增长 |
| 七、救灾捐赠社会效果凸显 |
| 第二节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工作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层次低，法律体系不完备 |
| 二、政府行政干预功能过强，非政府组织参与不够 |
| 三、对救灾捐赠的优惠政策和鼓励力度不足 |
| 四、募捐主体与受赠主体存在混淆 |
| 五、救灾捐赠信息公开缺乏规范性 |
| 六、救灾捐赠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不到位 |
| 第三节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发展演进的经验启示 |
| 一、完善救灾捐赠法律体系，以法制化推动救灾捐赠的科学发展 |
| 二、扩大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继续推进救灾捐赠社会化 |
| 三、完善救灾捐赠激励措施，提升公众捐赠热情 |
| 四、明确募捐主体资格，理顺政府角色，促进中国公民社会建设 |
| 五、规范救灾捐赠信息公开披露机制 |
| 六、建立一体化监管网络，推进捐赠文明 |
| 七、加强社会主义慈善捐赠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和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当代国际救灾体系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
| 一、研究当代国际救灾体系的背景和意义 |
| 二、相关课题的研究现状与评析 |
| 三、研究流程和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研究重点、结构及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救灾体系概论及中国救灾体系 |
| 第一节 救灾的概念和相关理论 |
| 一、灾害概念的内涵和定义 |
| 二、救灾的概念和当代救灾体系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救灾体系概述 |
| 一、中国的灾害现况简介 |
| 二、当前的中国救灾体系 |
| 第三节 中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制探讨 |
| 一、中央层级应急机制 |
| 二、省、市、自治区应急机制(以北京市为例) |
| 三、地、市、州、区一级的应急组织 |
| 第四节 中国灾害救助管理 |
| 一、灾害救助预案体系 |
| 二、国家自然灾害监测预警预报系统 |
| 三、灾害救助的物资储备和装备 |
| 四、灾害救助的应急响应系统 |
| 五、灾后救助的主要措施 |
| 六、非政府组织与灾害救助 |
| 第二章 美国救灾体系 |
| 第一节 救灾概况 |
| 一、联邦政府对“灾害”的界定 |
| 二、主要灾害的种类 |
| 三、救灾的主要法律、法规 |
| 四、救灾的主要管理机构和组织体系 |
| 第二节 美国灾害应急管理机制 |
| 一、宣告程序 |
| 二、联邦层级的应急管理与设施 |
| 三、美国联邦应急营救行动步骤 |
| 第三节 美国灾害救助管理机制 |
| 一、联邦政府灾害救助管理的发展历程 |
| 二、美国总统在灾害救助管理中的作用 |
| 三、联邦政府灾害救助计划的工作程序与内涵 |
| 四、地方政府的灾害救助机制──以加州为例 |
| 五、结语 |
| 第四节 城市应急救援和“防灾型社区” |
| 一、城市应急救援机制 |
| 二、建设“防灾型社区” |
| 第三章 日本救灾体系 |
| 第一节 救灾概况 |
| 一、日本灾害概况及法律制度介绍 |
| 二、救灾的管理机构和组织体系 |
| 第二节 日本灾害应急管理机制 |
| 一、灾时应急 |
| 二、消防、警察、自卫队间的紧密协调和分工合作 |
| 三、灾害现场的医疗应急处置 |
| 四、应急的信息、通信体制与规划 |
| 五、针对国外大规模灾害的应急救援 |
| 第三节 日本灾害救助管理机制 |
| 一、灾害救助管理的基本制度 |
| 二、日本灾害救助管理的内容 |
| 三、救灾的相关财政和金融问题 |
| 四、阪神·淡路大地震对日本救灾体系的影响 |
| 第四章 俄罗斯救灾体系 |
| 第一节 救灾概况 |
| 一、俄罗斯灾害的概况 |
| 二、救灾的法律制度 |
| 三、救灾的管理机构和组织体系 |
| 第二节 俄罗斯灾害应急管理机制 |
| 一、俄罗斯灾害处理模式 |
| 二、俄罗斯灾害应急管理机制 |
| 第三节 俄罗斯的灾害科学研究和民防 |
| 一、俄罗斯的救灾科研单位 |
| 二、民防与救灾 |
| 三、俄罗斯救灾案例分析─以莫斯科地铁爆炸事件为例 |
| 第五章 澳大利亚救灾体系 |
| 第一节 澳大利亚灾害应急管理机制 |
| 一、灾害概况 |
| 二、澳大利亚灾害管理的原则和组织机构 |
| 三、澳大利亚防救灾技术系统 |
| 第二节 澳大利亚的地方灾害管理 |
| 一、澳大利亚地方救灾管理原则 |
| 二、地方救灾机制──以昆士兰为例 |
| 三、澳大利亚首都区域(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简称 ACT)防救灾 |
| 第六章 跨国救灾组织及救灾活动的国际合作 |
| 第一节 国际区域层次的救灾组织及活动简介 |
| 一、欧洲地区的主要救灾组织及活动简介 |
| 二、亚洲地区的主要救灾组织及活动简介 |
| 三、美洲地区的主要救灾组织及活动简介 |
| 四、非洲地区的主要救灾组织及活动简介 |
| 第二节 联合国框架下的救灾组织及活动 |
| 一、从“国际减灾十年”到“国际减灾战略” |
| 二、联合国框架下的救灾机构 |
| 三、非政府组织 |
| 第七章 救灾体系的国际比较与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与其它国家救灾机制比较与分析 |
| 一、救灾法律制度的比较 |
| 二、救灾组织机构比较 |
| 三、救灾应急机制比较 |
| 四、灾后救助机制比较 |
| 五、救灾科技保障比较 |
| 六、非政府组织参与方面比较 |
| 第二节 世界各大洲的救灾活动比较 |
| 一、欧洲地区救灾活动的特点 |
| 二、亚洲地区救灾活动的特点 |
| 三、非洲地区救灾活动的特点 |
| 四、美洲地区救灾活动的特点 |
| 第八章 完善中国的救灾体系 |
| 第一节 由“灾后经验型”向“战略规划型”救灾体系转变 |
| 一、灾后经验型的救灾体系 |
| 二、战略规划型的救灾体系内涵和特点 |
| 三、关于建设“战略规划型”救灾体系的几点建议 |
| 第二节 由“分割粗放型”向“共享集约型”救灾体系转变 |
| 一、分割粗放型的救灾体系存在的问题 |
| 二、共享集约型的救灾体系的内涵和特点 |
| 三、关于建设共享集约型救灾体系的几点建议 |
| 第三节 由“环节断裂型”向“全流程控制型”救灾体系转变 |
| 一、环节断裂型救灾体系存在的问题 |
| 二、全流程控制型的救灾体系的特点及要求 |
| 三、关于建设全流程控制型的救灾体系的几点建议 |
| 第四节 由“政府包办型”向“全民参与型”救灾体系转变 |
| 一、政府包办型的救灾体系存在的问题 |
| 二、建设全民参与型救灾体系需要注意的问题 |
| 三、关于建设全民参与型的救灾体系的几点建议 |
| 第五节 由“区域封闭型”向“国际合作型”救灾体系转变 |
| 一、亚洲地区救灾组织活动的发展现状 |
| 二、关于建设国际合作型的救灾体系的几点建议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1.1 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主要职责和主要业务 |
| 附录 1.2 部分国家部委的救灾职能 |
| 附录 2.1 ICS部门简介和主要作用 |
| 附录 2.2 ICS的观念和原则 |
| 附录 3 清华大学应急管理基地在线调查的样本基准 |
| 附录 4 防灾、整备、复原阶段救灾资源登记 |
| 附录 5 与中国救灾体系相关的部分法规法条 |
| 附录 6 非洲自然灾害分析图 |
| 附录 7.1 基本情况介绍 |
| 附录 7.2 8小时前后空气中有害物容许浓度标准 |
| 附录 7.3 污水注入地下水体标准 |
| 附录 8 通州区果园西社区居委会下辖11个小区的社区安全的调查报告 |
| 后记 |
四、新世纪中国安全减灾战略（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灾害中的军事因素与中国军队的国际救灾实践分析[D]. 付琳琳.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0(02)
- [2]韧性城市视角下城市社区减灾能力评价体系研究[D]. 石媛. 南京工业大学, 2020(11)
- [3]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D]. 詹子懿. 南京大学, 2020(05)
- [4]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D]. 亓军红.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
- [5]东盟灾害管理探析[D]. 魏智.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7)
- [6]中国救灾外交研究[D]. 何章银.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8)
- [7]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研究[D]. 韩颖.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
- [8]城市防灾减灾工程篇[A]. 周云,郭永恒. 工程建设技术发展研究报告, 2006
- [9]当代国际救灾体系比较研究[D]. 游志斌. 中共中央党校, 2006(01)
- [10]北京市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研究[A]. 范远谋,万鹏飞,于秀明. 2005课题调研成果汇编,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