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个体相互作用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纳米药物
个体相互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何冰[1]（2018）在《从个体到群体的纳米药物与细胞相互作用研究——细胞转运与安全评价基础》一文中研究指出纳米技术在生物医学领域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纳米药物的研究与开发。基于新材料、新系统以及新策略的多种纳米药物已经在基础研究层面显示出比传统药物递送系统更好的治疗效能。但是,这些新材料及新系统的应用也限制了纳米药物向临床的顺利转化。综合分析发现,对于新型纳米递送系统深层次治疗机制以及新材料生物安全性能的不了解是影响其转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根本在于从分子水平阐明纳米药物在细胞内的作用机理。课题组在近年来分别针对纳米药物的胞内转运特征和细胞毒理两方面对纳米药物与细胞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将研究策略从针对单一通路的分析转向基于系统生物学方法的蛋白相互作用网络研究。在分析纳米药物入胞的同时也将其出胞考虑在内,考察纳米药物的不同组成、不同修饰以及所处的细胞微环境对转运的影响。同时针对新型纳米材料从安全性角度评估其在胞内对不同细胞器功能的影响,从分子水平找寻其作用靶点,阐明其诱导细胞死亡的信号调控机制。两方面的研究均将基于系统生物学的蛋白质组学技术作为重要的高通量筛选及分析工具纳入其中,为新靶点、新通路的发现提供技术支持,同时也为更多纳米系统生物学研究策略的引入奠定基础。(本文来源于《2018年第十二届中国药物制剂大会论文集》期刊2018-11-30）
刘玉婷[2]（2018）在《个体接受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相互作用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加快,老百姓对子女的高等教育越来越重视,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也日趋激烈,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寒门难出贵子”的声音,学术界也掀起了对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关系的热烈讨论。本文以人力资本理论和文化再生产理论等为基础,通过文献梳理、问卷调查获取了大量资料和实时数据,并根据研究需要对调研数据运用SPSS20.0进行交叉分析,从而验证本文的研究假设,一是家庭社会分层对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过程和结果影响作用存在差异性;二是高等教育对个体经济收入和个体社会阶层流动的有促进作用。论文内容包括六章,第一章阐明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对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关系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同时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内容与方法,也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框架和创新点,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是从微观层面出发,研究的是个体接受高等教育与家庭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且选取了一些与以往研究不同的变量,如就读大学以前自费参加课外学习情况,以及高校毕业生就业选择时考虑工作社会地位因素的情况等;由于研究的需要,第二章阐述了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相互作用的相关理论基础;第叁章介绍了实证研究的调研对象和问卷设计、问卷实施,并对调研的高校毕业生家庭背景做了整体性描述,主要包括了家庭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资源背景;第四章运用交叉分析重点讨论家庭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过程的影响作用差异;第五章运用交叉分析验证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作用差异;第六章得出了本文的研究结论,不同社会阶层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性,高等教育对个体的经济收入有促进作用,并通过职业获得促进个体向上社会阶层的流动。随之,从政府层面、学校层面、家庭和个人层面提出了促进高等教育公平发展的思考建议。(本文来源于《西南交通大学》期刊2018-05-29）
刘一凡[3]（2016）在《不同立地条件下的芦苇功能性状及个体相互作用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黄河叁角洲地理位置特殊,位于河流、海洋与陆地的交汇处,受到不同生态因子的相互作用,造就了其独特的生态环境。植物功能性状是指能够对生态系统过程产生一定影响的植物性状,它们能够单独或联合反映生态系统对环境变化的响应,是生态学家重新审视复杂生态学过程的新的角度。利用植物功能性状来反映植物对不同生境的适应是当前生态学研究的热点。本文将黄河叁角洲滨海草甸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两个不同立地条件下生长的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 Trin.)群落进行调查、采样、分析；同时使用邻体去除的实验手段,通过测量植物功能性状来反映植物间的相互作用的变化情况。本文分析了芦苇个体及群落对不同环境条件的适应策略,以及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强度随环境条件的变化情况,以期为黄河叁角洲植物群落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并为该地区植被资源的保护提出可行的建议。2014年4月至8月期间,选取黄河叁角洲不同立地条件下的两个地点进行群落调查,每个地点设置10个1m×lm的样方,记录物种名称、多度、高度、盖度指标,同时测量优势物种芦苇的叶片相对叶绿素含量‘、叶片数、节数、节间高度、基径和地上生物量,并在群落调查结束后采集两区域内共计20个样方的植株和土壤样品,对芦苇比叶面积、叶片厚度、叶片氮磷含量；土壤含水率、电导率、pH值、氮元素含量进行测量,并计算物种多样性指数。结果显示,两块样地的土壤含盐量存在显着差异,土壤盐分含量的增加降低了群落物种多样性。本研究高盐样地中,芦苇的地上生物量减少,株高下降。低盐样地中,芦苇生长发育所受到的影响明显减弱,生长速率快,导致较高的种间与种内竞争。面对激烈的竞争,芦苇个体将大部分能量投入到生长之中以获得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株高的增加、叶片的增大、相对叶绿素含量的增加、叶片数量的增加上。总体来说,较高的盐分条件会对芦苇的叶片性状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对个体的生物量和基径大小却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说明芦苇是一种耐盐性较强的物种,会对不同的环境产生不同的适应方式。在上述每个研究区域内,于2014年4月份随机选取12个样方,用竹竿进行固定标记,样方大小为3 m×3 m,在每个样方的中心选取一棵中等大小的健康芦苇作为正常生长的对照,记为G1植株,在G1植株周围1m2范围内选取环境相似、同等大小且生长健康的芦苇植株叁株,分别进行半径为5cm、15cm及25cm的邻体地上部分去除实验,分别记为G2植株、G3植株和G4植株,并每隔15天对实验植株相应半径内的邻体进行重复去除,以确保实验效果。在实验进行一个生长季后,于8月末在实验植株周围进行光照强度、空气温度及湿度的测定和记录,并采集相应植株与土壤样品,带回实验室进行芦苇个体功能性状和叶片功能性状的测定与分析,测量指标包括芦苇的节数、叶片数、植株高度、基径、叶片厚度、叶片相对叶绿素含量、叶片氮磷含量、地上生物量等性状。通过植物功能性状的测量比较来分析植物间的相互作用,同时通过设置不同的个体去除范围,比较不同邻体去除范围下的目标芦苇相对于对照芦苇功能性状的变化情况,从而探索不同生长环境下芦苇个体间相互作用的范围和强度。研究结果表明：黄河叁角洲芦苇群落中,植物间的负相互作用是普遍存在的,且其作用强度和发生范围都因土壤盐分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负相互作用显着影响了植株的生物量,尤其是在15cm去除半径下植株间的负相互作用表现最为明显。本研究还发现黄河叁角洲地区芦苇的生长受土壤盐分和养分的耦合作用较为明显,同时光照对芦苇生长也有显着影响。本文利用野外调查和野外控制实验,通过植物功能性状的测量,探讨了黄河叁角洲地区不同盐分条件下芦苇的适应策略及个体间相互作用的情况。说明了芦苇对不同环境条件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并且性状的差异由环境因子和生物因子(相邻个体)共同决定,为黄河叁角洲地区群落构建机制的研究提供了支持。针对不同群落、不同目标物种的邻体去除研究是今后研究的方向。(本文来源于《山东大学》期刊2016-11-24）
陈青青[4]（2016）在《不同亲缘水平个体植株间的相互作用》一文中研究指出已有研究揭示一些植物可以像动物一样识别亲缘,并以此减弱彼此间的干扰或竞争(即正的相互作用),增加适合度。农作物通常的种植方式导致亲缘较近的植株经常生长在一起,因此,农作物群体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亲缘识别效应,且亲缘识别可能对其生长和产量产生重要影响。然而,迄今为止,农作物中的亲缘识别研究十分缺乏。本文以谷子‘沁黄2号’为材料,在田间状态下,在根系隔离和根系接触的情况下,通过研究邻株身份(亲缘株、非亲缘株、陌生株)及其与种植密度(高、低)和土壤养分水平(高、低)交互作用对谷子形态学指标和生物量分配的影响,探索谷子是否能够识别亲缘邻株,地上和地下竞争信号在谷子亲缘识别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亲缘识别对环境因子如何响应。结果显示：1)根系隔离情况下,与非亲缘组相比,亲缘组谷子叶生物量分配显着减少,茎杆显着增粗,即亲缘组谷子显着减少植株间的地上部分竞争或干扰,增强对当地多风环境的适应；高种植密度条件下,谷子茎生物量和叶生物量分配在邻株身份处理间无显着差异,低种植密度条件下,与非亲缘组相比,亲缘组谷子茎生物量显着增加,叶生物量分配显着减少,随着种植密度的降低(即种植间距的增大),亲缘组谷子茎生物量显着增加,叶生物量分配显着减少,而非亲缘组叶生物量分配在高、低种植密度下无显着差异；低土壤养分水平下,谷子叶生物量分配在邻株身份处理间无显着差异,高土壤养分水平下,亲缘组谷子叶生物量分配显着小于非亲缘组。2、根系接触情况下,与非亲缘组相比,亲缘组谷子种子生物量分配显着增加,即增加适合度；在低种植密度条件下,谷子叶生物量分配和种子生物量分配在邻株身份处理间无显着差异,在高种植密度条件下,亲缘组谷子种子生物量分配显着大于非亲缘组,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亲缘组谷子种子生物量分配显着增加,而非亲缘组谷子种子生物量分配在高、低种植密度下无显着差异；高土壤养分水平下,种子生物量分配显着大于非亲缘组。随着土壤养分水平的提高,亲缘组谷子种子生物量分配显着增加,而非亲缘组种子生物量分配无显着变化。3)不论在根系隔离还是接触情况下,陌生组谷子种子生物量分配都显着大于非亲缘组,这主要是由于陌生组谷子植株通过不对称竞争(显着增加的株高),进一步限制邻株(糜子)生长,从而进一步增强竞争能力,同时将更多的生物量投资于繁殖,增加适合度。4)根系接触情况下,亲缘组谷子种子生物量分配和地上部分生物量分配均显着大于非亲缘组,且均显着大于根隔离处理下的亲缘组,表明与非亲缘组相比,亲缘组谷子在地下相互作用存在的情况下显着增加种子生物量的分配,增加适合度,且植物整体表现更好。5)群体谷子生物量分配在邻根和邻株身份处理间均无显着差异,但在根接触情况下,亲缘组谷子群体种子生物量分配在所有处理中最大,比根接触情况下非亲缘组增加16.5%,比根隔离情况下亲缘组增加28.6%。本研究结果表明,1)谷子具有识别亲缘邻株的能力,即与亲缘近的植株为邻时,植株间的竞争或干扰减弱(正的相互作用),适合度增加：2)地下部分竞争信号或地下和地上部分竞争信号共同的相互作用在谷子亲缘识别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3)环境因子影响谷子的亲缘识别能力的表达,在根系隔离的情况下,低种植密度和高土壤养分有利于谷子亲缘识别能力的表达,而在根系接触的情况下,高种植密度和高土壤养分水平条件下,谷子的亲缘邻株识别能力较强；4)亲缘识别可能有利于谷子增产。(本文来源于《华东师范大学》期刊2016-05-15）
张炜平,潘莎,贾昕,储诚进,肖洒[5]（2013）在《植物间正相互作用对种群动态和群落结构的影响:基于个体模型的研究进展》一文中研究指出植物间的相互作用对种群动态和群落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大量的野外实验已经揭示了正相互作用(互利)在群落中的普遍存在及其重要性。为了弥补野外实验方法的不足,模型方法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正相互作用及其生态学效应的研究中。该文基于个体模型研究,探讨了植物间正相互作用对种群动态和群落结构的影响。介绍了植物间正相互作用的定义和发生机制、植物间相互作用与环境梯度的关系。正相互作用是指发生在相邻的植物个体之间,至少对其中一个个体有益的相互作用。植物通过直接(生境改善或资源富集)或间接(协同防御等)作用使局部环境有利于邻体而发生正相互作用。胁迫梯度假说认为互利的强度或重要性随着环境胁迫度的增加而增加,但是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认为胁迫梯度假说需要改进。以网格模型和影响域模型为例,介绍了基于个体的植物间相互作用模型方法。基于个体模型,对近年来国内外正相互作用对种群时间动态(如生物量-密度关系)、空间分布格局和群落结构(如群落生物量-物种丰富度关系)影响的研究进行了总结。指出未来的研究应集中在对正相互作用概念和机制的理解,新的模型,新的种群、群落,甚至生态系统问题,以及在全球变化背景下进行相关的研究。(本文来源于《植物生态学报》期刊2013年06期）
王鑫厅[6]（2013）在《放牧胁迫下植物间的正相互作用及其与植物个体小型化和种群空间格局的关系》一文中研究指出物种间相互作用的研究是生态学研究的核心。近年来,大量研究已经表明,正相互作用与负相互作用在群落中同时存在,只是在不同条件下,某一方将居主导作用。过度放牧引起的草原退化,集中体现在种群个体小型化上,而关于小型化的机理尚未有明确解释。那么,在放牧胁迫下,是否存在正相互作用与负相作用的转化?也就是说,过度放牧引起的草原退化能否纳入到正相互作用与负相互作用转化的生态学基本理论框架内?物种间的相互作用是影响种群格局特征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在放牧胁迫下存在正相互作用与负相互作用的转化,那么,它将如何改变种群空间格局?本文以此为起点,选择典型草原带处于不同恢复演替阶段的群落,通过野外实验、统计模型等手段,探讨了在放牧胁迫下的正、负相互作用及其相互转化,分析正、负相互作用与草原退化过程中植物个体小型化的相关关系及其对种群空间格局的影响,以期以新的视角解释过度放牧引起的草原退化机理。这一研究对于认识由于过度放牧引发的草原退化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其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通过O-Ring函数计算并比较种群在不同尺度下的种群邻体密度,结果发现在不同放牧胁迫梯度下,存在正相互作用与负相互作用的转化,且这种转化主要发生在种内。在严重退化的群落中,正相互作用居主导,而在放牧胁迫较小的恢复群落中负相互作用占主导。2.过度放牧引起的严重退化群落,在正相互作用下,植物种群通过改变个体形态以抵御家畜的采食,改变分布状态来抵御家畜的践踏,改变形态和分布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共筑了抵御采食和践踏的防线。进一步通过正相互作用理论解释了以往学者在试图解释小型化机理时所存在的不足,从而有力地说明了在过度放牧条件下所发生的植物个体小型化,当为在胁迫条件下种群正相作用所致,把草原退化(小型化)统一在物种间正相互作用的生态学基本理论框架内。3.在不同放牧胁迫梯度下,存在种内正相互作用与负相互作用的转化。通过点格局并结合完全空间随机模型、泊松聚块模型和嵌套双聚块模型,证明了在不同放牧胁迫梯度下正相互作用与负相互作用的转化引起种群空间格局发生变化。其实质是在正相互作用与负相互作用转化的过程中引发种群在局部小尺度范围内邻体密度发生变化所致。(本文来源于《内蒙古大学》期刊2013-05-22）
蒋娟[7]（2012）在《抑郁情绪个体情绪加工与认知控制相互作用的ERP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抑郁症是一种常见易复发的精神障碍。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抑郁症已经成为目前世界的第四大疾病，预计到2020年将上升为仅次于冠心病的人类第二大负担疾病。2007年9月8日公布的一项全球性研究结果显示，抑郁症比心绞痛、关节炎、哮喘和糖尿病这四种疾病对人的危害更大。据2009年中国一项大范围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人群中重症抑郁症的患病率已高达6%[1]，抑郁症患者已超过3600万，其中约10-15%面临自杀的危险。中国因抑郁症导致的总经济负担每年超过600亿人民币[2]。由此可见，抑郁症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公共精神心理卫生问题[3]。抑郁症的发病机制非常复杂，学者们分别从神经认知、认知加工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目前抑郁症的认知神经机制是精神医学和神经科学最活跃的焦点方向之一。1976年美国心理学家Aron Beck提出认知模型（Cognitive model），该理论认为抑郁症的产生是由于负性认知图式所致。随着研究的深入，2010年Beck又提出认知神经模型，即抑郁症患者负性认知加工偏向可能来源于大脑相关区域结构和功能的异常[4]。研究表明，这种负性认知加工偏向可能反映的是对负性情绪刺激的情绪加工增强与P200、P300、LPC等诱发电位的波幅、潜伏期变化有关；也可能反映的是认知控制功能不足，表现为不能抑制负性情绪信息带来的干扰，导致对负性情绪信息进行消极认知，如：N200、N450等电位波幅减小。但是，现有的研究要么从情绪加工角度对抑郁情绪个体的负性认知偏向进行研究，要么从认知控制角度进行说明，很少就情绪加工与认知控制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实验研究；针对抑郁症患者进行研究多，对抑郁情绪个体的研究相对较少；采用fMRI技术空间定位研究多，从时间定位角度用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采用情绪干扰任务（正、中、负性叁种情绪刺激，注视、忽视情绪面孔两种认知加工方式），结合行为学、事件相关电位技术，探讨抑郁情绪个体的情绪加工与认知控制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果：（1）增强情绪加工条件下，注视负性情绪刺激（t=3.237，p=0.001）时抑郁情绪组比正常组反应时短，且差异显着；忽视正性情绪刺激（t=-3.439，p=0.001）的反应时则是抑郁情绪组比正常组长，且差异显着；注视正性和负性情绪刺激时，抑郁情绪组的正确率都显着降低。（2）减弱情绪加工时，忽视情况下抑郁情绪组的反应时比正常组长，且差异显着（t=-2.638，p=0.008）；注视情绪刺激时，抑郁情绪组反应时比正常组短，且差异显着（t=3.686，p=0.000）。（3）正性情绪图片作为刺激材料时，抑郁情绪组Cz电极点P300波幅（t=2.128，p=0.043）、LPC波幅（t=2.171，p=0.04）都显着降低；负性情绪图片作为刺激材料时，抑郁情绪组在P3电极点（t=-2.248，p=0.034）的LPC潜伏期显着增长，但Fz电极点（t=2.659，p=0.013）的潜伏期却显着缩短。对正性情绪刺激做出反应时，抑郁情绪组的N450波幅（t=3,463，p=0.002）显着降低；对负性刺激做出反应时，抑郁情绪组C4电极点（t=2.784，p=0.01）和Fz电极点（t=2.107，p=0.045）的N450波幅都显着降低、P4电极点N450潜伏期（t=2.462，p=0.021）比正常组短，且差异显着。（4）减弱情绪加工时，抑郁情绪组F4电极点N200波幅（t=2.47，p=0.021）和N450波幅（t=2.657，p=0.014）都显着降低；并且F3电极点的N450潜伏期比正常组短，且差异显着（t=2.653，p=0.014）。（5）增强认知控制时，抑郁情绪组被试注视负性情绪刺激的反应时比正常组短，且差异显着（t=3.237，p=0.001）；注视叁种情绪刺激时，抑郁情绪组的正确率显着低于正常组。（6）减弱认知控制时，忽视中性（t=-2.638，p=0.008）和正性刺激（t=-3.439，p=0.001）时，抑郁情绪组的反应时都比正常组长，且差异显着。（7）注视情绪图片时，抑郁情绪组的Cz电极点N450波幅显着增高（t=-2.544，p=0.018）；当注视正性情绪图片时，抑郁情绪组C4电极点P200潜伏期（t=-2.98，p=0.006）、Cz电极点P300潜伏期（t=-2.511，p=0.019）都显着增长；负性情绪图片时，抑郁情绪组F3电极点P200潜伏期（t=3.087，p=0.005）、F4电极点LPC潜伏期（t=2.186，p=0.038）显着缩短。（8）忽视负性情绪图片时，抑郁情绪组P4电极点的N450波幅（t=2.402，p=0.024）显着降低，F4电极点N450潜伏期（t=3.199,p=0.004）显着缩短；Fz电极点N200潜伏期则显着增长（t=-2.529，p=0.018）。忽视正性情绪图片时，抑郁情绪组在F4电极点（t=-3.89，p=0.001）和Pz电极点（t=-4.195，p<0.001）的P200波幅，C4电极点（t=-2.506，p=0.019）和Pz电极点（t=-2.354，p=0.027）的P300波幅，以及F4电极点（t=-2.476，p=0.02）和C4电极点（t=-2.392，p=0.025）的LPC波幅都显着增高；忽视负性情绪图片时，抑郁情绪组的F4电极点P300波幅（t=-2.301，p=0.03）、P4电极点LPC波幅（t=-2.541，p=0.018）都显着增高，以及Pz电极点P300潜伏期（t=-2.542，p=0.018）显着增长。结论：（1）叁种情绪条件下〔正性图片刺激时，P200、P300和LPC波幅显着降低（情绪加工减弱）；中性图片刺激时，P200、P300和LPC波幅变化没有显着差异；负性图片时，P200、P300波幅变化没有显着差异，但LPC潜伏期显着缩短（情绪加工增强）〕，抑郁情绪个体N200和N450波幅显着降低（认知控制能力下降）。（2）当注视情绪图片时，N450波幅显着增高（认知控制增强），抑郁情绪个体的P200、P300的潜伏期增长（情绪加工减弱）；忽视情绪图片时，N450波幅显着降低（认知控制减弱），抑郁情绪个体P200、P300和LPC波幅显着增高（情绪加工增强）。(本文来源于《第叁军医大学》期刊2012-05-01）
杨路路[8]（2012）在《出行成本的个体感知差异性与交通拥挤收费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机动化的快速增长，城市交通供给的增加远跟不上交通需求的增长，城市交通供需不平衡性日益明显，交通拥挤成为一种必然现象，仅依靠道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已难满足快速增长的交通需求，此时就需要寻求一种能够切实解决实际问题的管理措施，作为交通需求管理中最行之有效的交通拥挤收费措施便应运而生。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是基于出行成本个体感知差异性下的道路拥挤收费理论，首先从道路拥挤收费的概念出发，阐述了静态拥挤收费的理论基础；接着建立基于时间价值变量的小汽车用户出行成本函数；同时阐述用户出行时间价值的调查方法和基本概念，以合肥市居民出行为调查对象，获取大量的出行意向数据。然后，借助出行路径选择效用函数，建立含有时间、费用、月收入等参变量的个体感知差异性模型，并对模型相关系数进行标定，同时采用正态分布、对数正态分布、约翰逊分布分别拟合用户对出行时间的差异性过程，并且推导出时间价值的分布形式，结果表明，当时间系数服从约翰逊分布，费用系数为常数时，采用约翰逊分布曲线模拟用户对出行时间的感知差异性过程效果更好。事实上，现状复杂的出行条件决定出行者自身的心理状态及外界环境的临时变化也会导致用户对出行成本的重新认知，最终影响到出行总成本的变化，因此在建立多类型用户双层拥挤收费模型时，通过引入修正因子并把对应的修正项加入到模型才更符合实际，修正后的收费模型：其中下层模型定位是出行者的路径选择模型，且以广义出行成本最小为建模依据；接着引出兼顾公平性的上层收费模型，并以整个道路网中的总出行时间最小为建模依据。最后，结合算例对拥挤收费模型进行分析论证，算例结果表明，尽管加入公平约束后并不能彻底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但只要在路网可承受的范围内，该收费模型既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道路拥堵，同时又能被不同阶层的用户群体所接受，体现社会公平性原则。(本文来源于《合肥工业大学》期刊2012-04-01）
廖成菊,冯正直,王凤,刘庆英,黄赛[9]（2010）在《抑郁个体情绪加工与认知控制的相互作用》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探讨抑郁个体情绪加工与认知控制的相互作用特点。方法:从重庆某两所高校120名学生中,用Beck抑郁问卷和自评抑郁量表筛选出20名抑郁情绪个体和26名正常被试参与情绪干扰任务。结果:两组被试在注视悲伤面孔时的正确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15),而在忽视悲伤面孔时,抑郁情绪组的正确率低于正常对照组[(0.69±0.19)vs.(0.81±0.15),P=0.030];两组被试在注视高兴面孔时的正确率边缘显着(P=0.062),而在忽视高兴面孔时的正确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抑郁情绪组的正确率低于正常对照组[(0.68±0.20)vs.(0.80±0.17),P=0.033]。呈现时间为500ms时的正确率高于呈现时间为250ms和375ms时的正确率[(0.75±0.03)vs.((0.68±0.03),(0.69±0.02);均P<0.001],而呈现时间为250ms与375ms时的正确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50)。结论:抑郁个体的情绪(不管正性还是负性)加工过程对认知控制过程会造成干扰,其认知控制功能可能受损;抑郁情绪个体的认知控制功能受损可能会引起正性情绪加工能力下降,而对负性情绪加工没有影响。(本文来源于《中国心理卫生杂志》期刊2010年05期）
谷力[10]（2009）在《学习力——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一文中研究指出一、学习力在学习活动中生成与发展学习是人成为人的必经之路。人类的学习是以自我监控为调节,伴随着情感参与的个性化的认识活动。人类的学习从接受新知识、新信息开始,并对外来的知识信息(刺激)进行加工、处理,调整与改造自己(更新观念和行为),形成新策(本文来源于《上海教育科研》期刊2009年07期）
个体相互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加快,老百姓对子女的高等教育越来越重视,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也日趋激烈,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寒门难出贵子”的声音,学术界也掀起了对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关系的热烈讨论。本文以人力资本理论和文化再生产理论等为基础,通过文献梳理、问卷调查获取了大量资料和实时数据,并根据研究需要对调研数据运用SPSS20.0进行交叉分析,从而验证本文的研究假设,一是家庭社会分层对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过程和结果影响作用存在差异性;二是高等教育对个体经济收入和个体社会阶层流动的有促进作用。论文内容包括六章,第一章阐明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对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关系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同时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内容与方法,也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框架和创新点,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是从微观层面出发,研究的是个体接受高等教育与家庭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且选取了一些与以往研究不同的变量,如就读大学以前自费参加课外学习情况,以及高校毕业生就业选择时考虑工作社会地位因素的情况等;由于研究的需要,第二章阐述了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相互作用的相关理论基础;第叁章介绍了实证研究的调研对象和问卷设计、问卷实施,并对调研的高校毕业生家庭背景做了整体性描述,主要包括了家庭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资源背景;第四章运用交叉分析重点讨论家庭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过程的影响作用差异;第五章运用交叉分析验证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作用差异;第六章得出了本文的研究结论,不同社会阶层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性,高等教育对个体的经济收入有促进作用,并通过职业获得促进个体向上社会阶层的流动。随之,从政府层面、学校层面、家庭和个人层面提出了促进高等教育公平发展的思考建议。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个体相互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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