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碑帖结合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书法艺术,碑帖结合,书法作品展
碑帖结合论文文献综述
秋实[1]（2019）在《碑帖结合 融古呈新》一文中研究指出当代艺坛,大批中青年书法家无不以勤奋刻苦的精神,以及对艺术执着、痴迷的追求,甘于寂寞,一心只求做学问,从而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绩,梁奇先生便是这样一位踏踏实实,一路勤奋写来的艺术耕耘者。我是经朋友介绍结识梁奇先生的,未曾谋面,但我却从他的言谈以及他每天所发微信朋友圈请大家指教的(本文来源于《名家名作》期刊2019年07期）
秋实[2]（2019）在《碑帖结合 精致典雅》一文中研究指出出生在江苏金坛的中青年书法家冯建国,因其作品不断入选"国展"、荣获"国展"奖项,在书坛呈现出活跃态势而引起了我的关注。于是,趁着今年5月"金坛之约——罗中凡、胡家龙、白金尧、冯建国书画品鉴展"在当地举办的机会,我再次品赏了他的作品,并和冯建国进行了交谈,进而对他的艺术探求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读冯建国的书法,我最喜欢他的行草和小楷。(本文来源于《名家名作》期刊2019年05期）
盛军[3]（2019）在《碑帖结合 不计工拙》一文中研究指出清代中前期是学术风气骤然转变之始，虽然有赵孟俯、董其昌书风盛行，但已是强弩之末。在金石学研究热的影响下，碑派书风逐渐兴起。这一时期的书家，书法创作具有明显的双重审美取向：楷书、行草书创作遵循传统帖学，篆隶书创作带有明显的崇碑倾向。虽然以书卷气为审美旨归的(本文来源于《中国艺术报》期刊2019-04-26）
郭鸿光[4]（2019）在《碑帖结合 融会贯通》一文中研究指出最初,我从颜真卿的《勤礼碑》入手,随着临习的不断深入,加上审美对象的逐渐转移,冥冥中我被那些字形端正大方、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的墓志、造像书法所吸引,故而便把学习书法的目标锁定在了对墓志、造像书法的研究、临习与创作上。我先从《张猛龙碑》入手,在临习了一段时间后,也许是性格使然,我发现并不喜欢这类风格成熟的墓志书法,而更倾向于那些刻工率意、洒脱自然的一类。我发自内心地感觉到,这类墓志风格在创作时更有书写性,更能抒发自己的情感。之后,我便转临《吐(本文来源于《中国书法》期刊2019年02期）
刘子瑞[5]（2017）在《碑帖结合的先驱—谈李邕的行书入碑》一文中研究指出《说文解字》说:“碑,竖石也。”据现存文献记载,碑之名始见于周朝,最早是指立在地上的石头。碑之始,其上并没有文字,后人为了追溯世系,表功颂德或祭祀、记事,亦或托愿于身后等,刻字其上,以期达到“讬坚贞之石质,永垂昭于后世”的愿望,才演变为刻有文字之碑。我们从书法艺术角度看,碑乃是各种形制之石刻文字。清人叶昌炽在《语石》中言:“凡刻石之文皆谓之碑,当是汉以后始。”因碑之功用,多以端庄工稳之体表现其上,以显庄重。唐朝之前,全以正书书碑,书碑之主体,由篆而隶,由隶至楷,唐时始有行书书碑。唐太宗李世民,纯以二王之行法,施之于碑版,虽有新意,然则后世书家书写碑版之体,多不以太宗为宗,并不是因其书艺不精,实则因王书新体与碑版之书,全然有别,既清人所谓碑、帖两派之分。因碑之特定功用,书碑之体当显庄重,虽时代发展进步,不可拘泥不变,但在表现时代审美的同时,亦应遵循碑制所应表现出之大体要求,若以行书书碑,则此行法当兼容南北,在笔墨随时代的同时,又能尊古制,法古制,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接受。唐书家李邕,实为首创适于写碑之行书者,李邕一出,后世书家凡以行法书碑,几乎都以李邕行法为宗。李邕虽是首创适于书碑之行书,然并非第一位以行书入碑者,唐太宗首以行书入碑。文章先是论述了隋唐时,地域的一统致使南北书风自然融合,且王书渐据主流;此后由于唐太宗独尊王羲之的原因,王书行法才有了表现在碑版中的机会,开行书入碑之先河,并对太宗入碑行书之风格样式加以分析品评,进而引出李邕继唐太宗后,开创适于书碑之行法。其次,在论证李邕之碑版行书适于书碑前,论述并分析了李邕碑版行书兼取二王行法及碑派书风的特点,碑帖融合于行书中,兼收并蓄。最后谈到了李邕碑版行书在后世的传承,论述了李邕行法被后世书家所认同接受的原因。(本文来源于《陕西师范大学》期刊2017-05-01）
王琳,李喆[6]（2017）在《碑、帖结合的书法创作构思》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通过学理分析与实例研究相结合、时间纵向梳理与空间横向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意在通过对自古至今书坛上碑帖的发展概况进行简要梳理,研究碑帖对立与碑帖结合的实际创作情况,分析碑帖结合对书法创作的重要意义,尝试性地提出"以我为主,融合碑帖,取众所长,承古生新"的研究观点,以期对碑帖结合的书法创作研究略尽绵力。(本文来源于《魅力中国》期刊2017年07期）
胡道宁[7]（2016）在《碑帖结合之殇》一文中研究指出书法的学习过程中,碑与帖是无法绕开的学习范本,二者有着不同的特点。日后有许多的书家希望将碑与帖相结合,突破以"二王"为代表的帖学的桎梏,由此便产生了碑帖结合之说。清末学者提出碑帖结合虽然是为了政治上的"托古改制"的需要,但从根本上讲是帖学没落后对为了对其所进行的改造,但这种改造一方面在某些时候违反了自然书写的规律,另一方面则发现这种所谓的结合只是回到了起始的"原点"。(本文来源于《艺术评鉴》期刊2016年12期）
常征[8]（2016）在《浅谈碑帖结合》一文中研究指出书法上的碑、帖均属于不同的美学范畴。碑学和帖学也是书法艺术中的两大流派。历史上出现的书家代表用实践证明碑帖结合始终是书法发展创新的不竭动力。笔者主要从碑帖结合的书家代表和个人见解详述碑帖结合的发展脉络及时代意义。(本文来源于《艺术品鉴》期刊2016年05期）
郑小成[9]（2015）在《扬长避短 碑帖结合》一文中研究指出学习书法多年,其中甘苦自知。多年学习,我基本以行书为基调,碑帖互参,取法广博。"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张怀瓘语)古人虽寥寥数语,但蕴意极深。当代行书创作走向了多元的变化,如何能够在继承前人基础上写出自己的面目,一直是我苦苦寻求的路径。我认为学习书法,首先要渊博,从宏观上掌握了解书法(本文来源于《中国书法》期刊2015年16期）
刘玉珏[10]（2015）在《近现代书法史上的碑帖结合》一文中研究指出放眼整个中国书法史,清末民初时期的书坛极具复杂性和多样性。盛行近千年的传统帖学书法已被碑派书法完全取代,一时间出现“叁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的现象。碑学书法欣欣向荣,至道光时期发展到鼎盛,却未能逃脱物极必反的规律。由于当时崇碑抑帖风气严重,开始因矫枉过正而出现了单调、草率、程式化等流弊。当时的有识之士提出重新认识帖学,甚至一代倡碑者康有为在晚年也有企望碑帖结合之意向。这一结合并不是一味复辟“二王”,也不是碑与帖的机械罗列和拼凑,而是将二者进行有机地、形而上地融合。沈曾植应运而生,担起碑帖结合的重任,沈氏学书,由帖入碑,却未受时风影响,完全摒弃帖学,他广取博收,求变犯险,苦心经营,最终水到渠成,以碑帖结合面目自成一家。当然,与其同时代走碑帖结合道路的书家不在少数,但像沈曾植一样能在碑学书法一统天下的大环境中仍保持客观、平和、清醒的碑帖观,又在书法实践中自觉地进行碑帖结合,并取得成功的书法家是前所未有的,加之沈曾植复古出新,学养咏之。因而,他对后世的影响具有特殊意义。碑学与帖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书法史观,时至晚清,碑与帖都经历了极盛期,二者结合是书法史发展的必然阶段,如今仍是方兴未艾。(本文来源于《曲阜师范大学》期刊2015-03-10）
碑帖结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出生在江苏金坛的中青年书法家冯建国,因其作品不断入选"国展"、荣获"国展"奖项,在书坛呈现出活跃态势而引起了我的关注。于是,趁着今年5月"金坛之约——罗中凡、胡家龙、白金尧、冯建国书画品鉴展"在当地举办的机会,我再次品赏了他的作品,并和冯建国进行了交谈,进而对他的艺术探求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读冯建国的书法,我最喜欢他的行草和小楷。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碑帖结合论文参考文献
[1].秋实.碑帖结合融古呈新[J].名家名作.2019
[2].秋实.碑帖结合精致典雅[J].名家名作.2019
[3].盛军.碑帖结合不计工拙[N].中国艺术报.2019
[4].郭鸿光.碑帖结合融会贯通[J].中国书法.2019
[5].刘子瑞.碑帖结合的先驱—谈李邕的行书入碑[D].陕西师范大学.2017
[6].王琳,李喆.碑、帖结合的书法创作构思[J].魅力中国.2017
[7].胡道宁.碑帖结合之殇[J].艺术评鉴.2016
[8].常征.浅谈碑帖结合[J].艺术品鉴.2016
[9].郑小成.扬长避短碑帖结合[J].中国书法.2015
[10].刘玉珏.近现代书法史上的碑帖结合[D].曲阜师范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