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最优城市规模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城市增长,最优规模,增长边界
最优城市规模论文文献综述
施祥[1]（2019）在《经济发展、城市增长边界与最优城市规模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经历了一个以快速城市化为关键特征的过渡阶段。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发展是21世纪的重大事件之一,长期以来,对消费端和投资端均带来了强烈的需求,这也为中国的城市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动力。同时,快速城市化还带来了诸如资源限制等问题,对城市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迫使我们反思旧的城市发展模式,探索当前城市化发展的新方向。城市增长边界理论和城市最佳规模理论是城市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基础,通过对有关城市经济学理论的阐述,实证分析了目前中国城市化发展状况,并分析了城市最佳规模理论对城市发展规划的影响,结合城市增长理论与现实的矛盾,提出了在城市发展规划中的相应建议。(本文来源于《商业经济》期刊2019年08期）
丁凡琳,陆军[2]（2019）在《社会福利视角下最优城市规模研究——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的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从社会福利角度探究最优城市规模问题,通过对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函数的重新界定,并根据均衡理论构建最优规模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运用中国地级市2012-2015年统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市最优规模并非唯一、恒定的数值,而是受城市禀赋和时空差异共同影响的动态过程。在当前社会福利水平下,大城市与中小型城市的实际规模大多低于其最优水平,城市具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而超特大城市则大多面临人口规模超载问题,随着人口规模增加,其社会净效益呈边际递减趋势。(本文来源于《北京社会科学》期刊2019年07期）
张扬,姚志毅[3]（2018）在《中国城市集聚与最优规模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引入Henry George定理,利用2007—2016年我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对我国城市最优规模进行测算,研究表明:我国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及东部省份城市存在显着的城市集聚经济,城市实际规模仍小于最优规模,这些地区可以凭借发达的基础设施和更多就业机会进一步吸纳人才;其他中西部城市呈现城市集聚不经济状态,城市规模的过度增长反而不利于当地经济发展。与此同时,人均资本与人均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对我国广大中西部城市经济拉动作用显着。(本文来源于《江西社会科学》期刊2018年12期）
张美涛,陈述[4]（2018）在《促进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最优城市规模研究——基于知识溢出效应的实证》一文中研究指出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使生活在国内任何区域的居民能共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是历届政府的共同目标,如何利用城市发展的外部性缩小区域差距是本文的出发点。从知识溢出和城市发展水平的角度出发,利用1999—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对我国近十几年的区域经济增长动力做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当单独考察各项知识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时,MAR效应是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加入城市发展水平来观察各项溢出的作用时,则各项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都十分明显,尤其以Jacobs效应最为显着。结合城市规模因素分析得出:中国1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是促进各种溢出效应发挥作用的最优规模。因此,提出西部欠发达地区应发展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以缩小区域差距的建议。(本文来源于《贵州商学院学报》期刊2018年04期）
蔡武[5]（2018）在《新经济地理学视域下城市经济集聚最优规模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集中、集聚、集约发展和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本文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分析区域内部城市地区经济集聚与扩散的均衡及其最优集聚规模,旨在为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提供空间经济维度的决策参考。首先,基于经济集聚最优规模形成机理,构建了城市平均劳动生产率与城市经济集聚关系的二次函数动态面板模型;其次,利用我国地级市市辖区的Panel Data,采用GMM法实证检验了城市非农就业密度对城市平均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发现确实存在一个使城市集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最优集聚规模;最后,估计了我国城市经济整体及分第二、叁产业的最优集聚规模,发现第二产业的最优集聚规模小于第叁产业。目前大部分城市的实际集聚水平低于最优水平,城市地区经济总体上仍处于集聚效应主导的阶段。(本文来源于《企业经济》期刊2018年11期）
周佳雯[6]（2018）在《基于空间效率的城市最优规模与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协调发展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市场化、全球化的经济改革使中国巨大的经济活力得到空前释放,也极大促进了中国经济地理变迁。与世界与全球经济地理的特征相似,我国的经济地理也是不平的,突出表现为城市化与城市群化的集聚趋势。2015年,我国城市经济规模已占到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的十分之九;长叁角、珠叁角与京津翼叁大城市群已成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极,以占全国3.5%的土地面积创造了全国43.2%的GDP。经济集聚形成知识溢出效应,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使得经济活动更加有活力。而大规模的经济集聚也意味着城市人口规模快速提高、城市空间规模迅速扩张以及城市体系迅速扩展。经济要素在空间上的快速集聚使政府在城市政策上面临着多方面的决策困境:一方面,发挥空间效率意味着尊重要素向大城市集聚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了确保发展成果的最大程度共享,应缩小地区间成绩发展速度的差距以实现区域平衡。微观层面,经济聚集促使大城市规模加速扩张,带来了严峻的城市交通、社会、环境与资源问题。面对这些决策困境,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限制大城市规模,优先发展小城镇”的认知一直占据着我国城市化问题的主流位置,虽不断受到质疑与争论,试图通过限制大城市发展来为中小城镇创造发展空间的空间均衡政策导向从未退出过官方的话语体系。我国各界对与经济集聚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认为大城市已经过度城市化,经济资源向大城市集聚导致大小城市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为实现大中城市与小城镇经济的协调发展,就需要政府政策来抵消大城市集聚的作用。当前城市化进程在一系列认识误区和政策干预下出现了诸多问题,以控制大城市规模基调的城市发展方针,催生了我国扭曲的城市规模结构与扁平的城市空间结构,从而造成了空间经济效率的低下。Henderson(2006)指出,中国限制城市发展的政策,例如移民的限制和国家城市规划,让中国城市保持过小的状态。Fujita等人(2004)指出,相较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国的城市小且分布更加均匀。那么,我国大城市是否存在过度集聚?我国大城市与中小城镇的经济发展是否互相排斥?空间效率与地区均衡是否能够并行不悖?针对这一系列问题,本文在考虑空间效率的框架下讨论我国城市最优规模与不同规模等级城市间协调发展问题。本文的核心观点是:经济活动向大城市集聚有利于发挥空间效率,同时如果伴随着劳动力跨地区的自由流动,那么将最终实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具体而言,文章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核心观点进行了论证。第一,以空间结构模型为理论基础,以生产者对中间投入产品的偏好反映城市经济的集聚力量,将城市最优规模作为中间产品多样化所带来的集聚经济性与由于拥挤导致的集聚不经济性两种对立力量相互制衡的结果,由此推导出倒U形净工资—城市规模曲线,从而论证了城市最优规模的存在。通过计量检验,估算中国不同类型城市的最优经济规模(就业规模),从而得出了中国大部分城市经济规模偏小的结论。第二,以长叁角城市群108个小城市为研究样本,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到大城市的地理距离、行政边界、市场潜能等因素,估计不同等级的大城市对小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影响及其异质性。发现临近大城市有助于促进小城市的经济增长,而长叁角城市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行政边界的存在阻碍了空间溢出效应的发挥。第叁,以长叁角城市群133个县市为研究样本,构建包含市场潜能作为关键解释变量的经济增长模型,从空间效率的维度揭示了市场潜能对地区间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通过加入市场潜能与劳动力流动的交互项,论证了劳动力自由流动既有利于促进本地的经济增长,又缩小了由于地区市场潜能差异导致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研究结论对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了经济效益方面的科学依据。首先,必须尊重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城市规模规划的制定必须符合集聚经济的发展规律。继续深化实施户籍制度改革,争取在消除人口流动、流向高等级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制度障碍方面取得突破。继续深化推进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镇化空间格局,通过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发挥对小城市的经济带动作用,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本文来源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期刊2018-05-01）
葛丰[7]（2018）在《突破城市最优规模的天花板》一文中研究指出轰轰烈烈的"人才争夺战"正在国内各大城市间不断升级。近期随着2018年高校毕业季的临近,又有西安、南京、武汉等20多个城市接连出台一系列新的人才引进政策,力度之大可谓空前。在一度视人口过多为负担的历史背景下,国内城市近于自发的对于人才的重视与争夺,体现出非凡进步意义。政策基调理性嬗变的背后,是对人的全面发展需求以及城市发展规律的重新审视与清晰体认。人的集聚是城市发展最根本的推动力。这一定律放诸世界范围来看,具有很强的普遍性与长期性。当今全球一半以上生产活动,集中在仅占全球土地面积1.5%的狭小区域。人的集聚趋向具有内在必然性,因为从理论上来说,人口和产业向某一城市不断集聚,(本文来源于《中国经济周刊》期刊2018年15期）
郭力[8]（2018）在《中国城市规模效率与最优规模的生态考量——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在对城市生态系统进行理论梳理、因子分析和绩效评价的基础上,基于Au-Henderson模型,利用2004-2015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生态视阈下我国城市的规模效率特征与最优规模。结果显示:城市规模效率的"倒U型"曲线规律在经济与生态层面均成立,且城市规模的生态最优值为750万人;产业结构升级、市场潜能扩大能够显着改善城市生态系统,但是城市污染治理成效只有在人口高度集聚时才会显着提升;宜居环境建设仍是城镇化的薄弱环节。据此认为,超大城市应控制人口规模,加快改善人居环境;特大城市应降低重化工业比重、节能减排、减少交通运输成本;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应是加快吸引人口的流入。(本文来源于《城市问题》期刊2018年02期）
邹一南[9]（2017）在《最优城市规模与特大城市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一文中研究指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为了缓解其综合承载压力,倾向于通过严格的户籍管制政策控制人口规模,但在现实中,特大城市却存在着"落户越来越严、人口越控越多"的现象。基于最优城市规模理论,提出了特大城市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并分析了其形成过程。研究发现,严格的户籍管制政策在降低特大城市排他性公共品拥挤成本的同时,并未改变城市人口增长带来的规模收益,这使得城市边际规模收益和边际拥挤成本相等时的最优规模理论值增大,城市人口倾向于进一步增多,最终导致户籍管制更加严格。利用286个地级市的数据对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加强户籍管制不利于中小城市收入提高,有利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收入提高,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越具有加强户籍管制的倾向;户籍管制程度的提高使城市人均收入与人口规模之间倒U型曲线的顶点位置右移,因而提升了特大城市的最优人口规模水平,进一步促进了人口的流入。大多数特大城市在严格的户籍管制下,其实际人口规模仍未达到最优人口规模理论值,依然存在人口进一步增多的倾向。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的政策含义是:当前,中国的特大城市已经陷入了户籍管制增强与城市人口增多的恶性循环之中,通过严格的户籍管制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是无效的,进一步放开落户限制反而是特大城市疏解人口的有效途径;同时,应通过提高中小城市非排他性公共品供给水平引导新增非户籍人口有序转移,最终使特大城市退出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本文来源于《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期刊2017年11期）
丁鸿君,周玉龙,孙久文[10]（2017）在《中国小城市的最优规模》一文中研究指出对中国县级城市相关数据进行的分析发现:中国县级城市存在着明显的集聚经济,且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符合经典的倒U型曲线理论;中国县级城市的平均最优人口规模为40万人左右;分地区看,东部和东北部城市集聚经济的变化规律明显,且符合倒U型曲线理论,中西部则不然;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城市人口均未达到最优规模。(本文来源于《城市问题》期刊2017年09期）
最优城市规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从社会福利角度探究最优城市规模问题,通过对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函数的重新界定,并根据均衡理论构建最优规模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运用中国地级市2012-2015年统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市最优规模并非唯一、恒定的数值,而是受城市禀赋和时空差异共同影响的动态过程。在当前社会福利水平下,大城市与中小型城市的实际规模大多低于其最优水平,城市具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而超特大城市则大多面临人口规模超载问题,随着人口规模增加,其社会净效益呈边际递减趋势。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最优城市规模论文参考文献
[1].施祥.经济发展、城市增长边界与最优城市规模分析[J].商业经济.2019
[2].丁凡琳,陆军.社会福利视角下最优城市规模研究——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的分析[J].北京社会科学.2019
[3].张扬,姚志毅.中国城市集聚与最优规模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18
[4].张美涛,陈述.促进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最优城市规模研究——基于知识溢出效应的实证[J].贵州商学院学报.2018
[5].蔡武.新经济地理学视域下城市经济集聚最优规模研究[J].企业经济.2018
[6].周佳雯.基于空间效率的城市最优规模与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协调发展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2018
[7].葛丰.突破城市最优规模的天花板[J].中国经济周刊.2018
[8].郭力.中国城市规模效率与最优规模的生态考量——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J].城市问题.2018
[9].邹一南.最优城市规模与特大城市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
[10].丁鸿君,周玉龙,孙久文.中国小城市的最优规模[J].城市问题.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