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楠楠
（西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兰州730030）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5-0000-01
摘要：国民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的屠杀，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共产国际“城市为中心”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实践中遭受挫折。于是，共产国际也开始反思在中国的政策，逐渐关注朱德、毛泽东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并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和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的逐渐成型，它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主要标志。
关键词：共产国际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一、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在中国的践行
共产国际借鉴苏联经验，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主张城市中心论。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在中国的践行，给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中共中央的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都曾经犯过“左”倾错误，他们不顾中国革命进入低潮的客观形势，把武装暴动的目标放在夺取大城市上，在中国积极推广并贯彻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错误，在进攻路线和城市中心论的指导下，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内，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约有3.8万人，而到1928年上半年即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统治期间，被屠杀的猛增到30万人之多。”[1]随后，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国仍然贯彻城市中心论，给革命带来了更为严重的损失。王明“左”倾冒险错误使苏区力量损失了90%，白区力量损失了几乎100%。这种“左”倾冒险错误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灭亡的危机。现实使共产国际开始调整城市中心论的政策，在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时期，就比较重视根据地的工作，并给予朱德、毛泽东开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一定的肯定。
二、共产国际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有所重视
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过程中，感到城市敌人力量过于强大，进行强攻无疑是残败的情况下，把注意力转向了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过程中，看到各路起义军先后遭受严重挫折，夺取中心城市长沙的目标确实无法实现，决定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这个时期，由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上和共产国际有分歧，因而受到共产国际的排挤和打击。而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共产国际和毛泽东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关系，共产国际和苏联也曾给予过毛泽东一定的重视和支持。土地革命战争的前期和中期，共产国际和苏联对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游击战争和苏区建设作了大量的宣传，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尤其在朱德、毛泽东率领的军队会师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从原来的二千人增加到一万多人。”[2]中共中央就把朱德、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经验报告给共产国际，指出:“朱、毛在湘赣边界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群众”，[3]中央已号召各革命根据地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学习。从1929年始，苏联《真理报》连续报道朱德、毛泽东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开展的武装斗争，介绍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的情况。对于毛泽东领导下苏区所取得的经济、文化、政权建设等方面的成就，共产国际倍加赞赏，称毛泽东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活动家。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军事问题致中共中央电中明确指出:“对毛泽东，必须以最大的宽容和同志式的劝导，让他完全能够在中央委员会或党的中央局的领导下主持负责工作。”1934年，共产国际开始了世界战略的转变，也认识到毛泽东在党和人民中的威望和他的许多正确主张在革命中的作用，继续加强对毛泽东的宣传并对其领导地位采取支持的态度。1935年12月13日，在《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多次报道毛泽东和红军的活动情况，称毛泽东为“伟大的革命家”，“中国人民的领袖”，“国家活动家的非凡才能”，[4]并且发表毛泽东的报告和文章。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最后选举中，毛泽东进入了由46人组成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上表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和中期，共产国际虽然支持王明，但对毛泽东在实际斗争中取得的成就并非视而不见，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肯定并加以宣传。当中国的城市斗争的失败越来越频繁时，共产国际就越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红军和苏维埃方面。至少，“中国红军和苏维埃的发展证明中国革命不但不是没有希望，反而说明共产主义思想正日益深入人心，而朱德、毛泽东等人的思想和行动正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三、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吸取了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经验教训，在客观条件逼迫下开始探索新的革命道路，在实践中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任何一种新思维的出现，要被大家认可和接受需要有一个过程，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要让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接受，也是需要时间考验和实践检验的。在当时情况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下显得很脆弱，不仅共产国际对红色政权存在下去的可能性有疑虑，就是共产党内部有些人也产生了怀疑。那么红色政权能否坚持下去，并且怎样坚持和发展下去，成为以毛泽东为首的革命根据地领袖们急需回答的问题，于是毛泽东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毛泽东分析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主客观条件，还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毛泽东的文章为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提供了一个根本前提，成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还总结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根据地斗争的实践经验，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和概括，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指出，“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夺的半殖民地”，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实际上批评了“城市中心论”。文章还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寄予厚望，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军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的论述，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实际上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理论。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主要标志。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编《共产国际、联共(布)密挡与中国革命史新论》，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张喜德《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
[2]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97页.
[3]安徽省政府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编《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大事提要》，第201页转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编《共产国际、联共(布)密挡与中国革命史新论》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张喜德《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4]《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二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第536，537页.
作者简介：
王楠楠(1985.11—)女，籍贯：兰州，西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2009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中国重大理论前沿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