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知识配置资本与知识经济的本质（论文文献综述）
万正艺[1]（2021）在《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的政策分析：环境-价值-行动者的维度》文中认为数字网络空间的发展为人类进步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其本身的开放性、交互性与不确定性等特征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思维与行动方式,并逐步渗透进社会安排、制度结构,与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科技的交织日益密切。以数字网络空间视角来考察我国的知识产权政策更有时代色彩与全球意义。自《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以来,我国知识产权事业不断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知识产权法规制度体系和保护体系不断健全、保护力度不断加强,全社会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意识明显提升,这对激励创新、打造品牌、扩大对外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我国知识产权事业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还需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化进程与新技术新业态发展速度间存在差距,高价值高质量知识产权偏少,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协调有待加强,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能力偏弱。数字网络空间的发展更是加剧了知识产权治理的难度,知识产权侵权呈现新型化、复杂化、高技术化等特点,且易发多发。作为知识产权治理的重要工具,知识产权政策在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数字网络时代,如何进行政策优化以增强知识产权政策治理效能?立足于数字网络空间的大背景,本文选取环境、价值、行动者作为知识产权政策分析的关键要素。从现有知识产权政策文本入手,文章借助NVivo12质性分析软件分析了现有知识产权政策的内容及演变。同时,在反复阅读政策文本基础上,结合“环境-价值-行动者”分析框架,文章逐步明确政策文本数据编码维度。在对1944个政策文本参考点进行编码统计后,文章掌握知识产权政策所关注的环境、价值、行动者方面的具体内容。在政策环境方面,现有政策文本主要聚焦包括财税优惠、金融支持,运营管理、合作竞争,机构、企业、产业扶持,市场机制与市场自律等方面在内的经济环境;包括行政管理,法律规制,行政执法、司法保护,组织领导、监督协调等在内的政治环境;包括舆论宣传、广泛参与,人才培养与管理,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建设,科技应用与产业化等在内的文化环境;包括风险防控与维权,交流合作、调研与援助,国际规则构建,境外注册、产业融入等在内的外部环境。在政策价值方面,现有政策文本主要聚焦促进知识创新的核心价值,包括激励、优化创新,服务、管理创新,创新商业化等;保护私人权益的基础价值,包括权利界定、配置,权利的保护,利益公平分配等;维护公共福祉的终极价值,包括生产结构转型、经济安全维护、社会福利提升等。在政策行动者方面,现有政策文本主要聚焦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其中市场主体主要是各类企业、单位,社会主体包括高校、科研机构,专家、律师、行业组织、联盟、专业机构,权利人、公众等。从政策文本走向政策现实,借助政策文本编码结果,文章提出在数字网络空间背景下,知识产权政策发展所适宜的政策环境、政策价值、政策行动者,并结合现实情况,指出知识产权政策所面临的环境束缚、价值冲突与行动者困境。数字网络空间显着的开放性、交互性与演变性特征要求我们以一种整体且辩证的思维、从主体间性视角考察数字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发展。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发展有序的经济环境、组织协调的政治环境、多元包容的文化环境、全球融入的外部环境是理想的知识产权政策环境;以促进知识创新为核心、保护私人权益为基础、维护公共福祉为目的的协调、统一的动态体系是知识产权政策所需确立的价值体系;各类政策网络行动者各就其位,积极进行知识产权政策互动与反馈是知识产权政策网络适宜的互动状态。然而,实践中,我国原始创新动力薄弱、双轨保护衔接失灵、创新激励文化匮乏、国际规则有失公平。同时,根据对知识产权相关案例的分析,我国知识产权政策在具体的政策实施中存在价值位序难题;我国知识产权政策设计亦存在违背价值初衷的风险;我国也缺乏清晰统一的知识产权政策价值共识。此外,根据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发现,现有知识产权政策网络内部未能充分协调,政策网络间互动也存在偏差,知识产权政策网络运转欠缺有效性考察。这些问题的产生与知识经济、产权管理、产权文化、国家利益、政策话语、政策参与等多种因素相关。文章基于“环境-价值-行动者”框架,提出知识产权政策优化路径。通过完善市场秩序,维护创新基石;优化整体治理,加强部门协作;致力生态培育,涵养产权观念;注重利益协调,强调合作共赢,来营造合适的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环境。通过加强理论建设,建立明确的知识产权政策价值体系;强调价值引领,优化政策举措与时代发展间匹配性;重视价值传播,形成并推广政策价值中国话语体系,来构建合理的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价值。通过明确政策网络角色,增强彼此协调互动能力;塑造网络信任氛围,推进对话与合作常态化;建立多元配套机制,保障政策网络有效运转,来培育合格的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行动者。
胡宏雁[2]（2020）在《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到单边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国际投资规则和格局变化使得企业并购中知识产权获取与利用呈现出复杂化的状态,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日益增加,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价值评估与转移等环节的法律问题,研究知识产权与跨国并购之间的关系及其相关法律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论文围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和各环节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个主线,重点分析了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认定、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法律影响因素、知识产权反垄断规制和知识产权国家安全审查等方面问题。本文从跨学科的视角,运用经济学与法学相关理论对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进行理论论证与实证考量,以期为我国企业和政府如何应对外资为获取知识产权而进行的并购提供有益指导。厘清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基本原理与主要法律问题,是文章的逻辑起点和分析前提。其一,在界定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概念的基础上,总结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独有特点。其二,通过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不完全专属性与激励性阐述,分析知识产权纳入投资的经济特殊性。由知识产权资本的评价可能性、转让可能性分析知识产权资本的适格要件。其三,基于邓宁“国际生产折衷论”的一般理论分析和知识产权对并购投资实践影响的实证分析,探究知识产权获取对并购投资决策的影响。其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待解决的法律问题,文章围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和各环节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个主线,在既有文献基础上,将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各阶段相伴而生的相关的法律问题归结为: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分析、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法律影响因素考量、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及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既有平等主体也有国家层面的法律问题。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过程并不是仅仅考量知识产权“是什么”,更应该考虑在其司法管辖权内知识产权潜在的权利扩展,即“可以做什么”。识别目标方有无相关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有无涉诉或涉诉威胁、知识产权有效性问题、被许可知识产权的可转让性、知识产权有无抵押等障碍,从而减少潜在并购风险,并为确定合适的并购价格奠定基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中各方主体不尽责将导致合同、公司和知识产权的法律层面的责任问题,涉及到目标方的知识产权瑕疵担保、违反重大事项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并购方违反保密协议的法律责任,律师等中介机构在尽职调查中的违约和侵权等方面责任,分清各方责任保证知识产权调查的尽职、审慎地进行。知识产权资产具有可评估性,评估是了解目标方知识产权价值的重要手段,科学的估值能为并购出价提供决策依据。知识产权的特质决定了其评估方法选择的独特性,其价值受到不同于其他资产的法律因素影响。论文首先分析了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满足企业的战略发展、交易定价、税收设计、融资及法律诉讼等诸多领域现实需求,探究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必要性。其次,剖析传统价值评估方法,结合知识产权资产具体情况,探究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评估方法的选择。最后,结合并购具体情形,探究影响不同知识产权类型价值评估的法律因素考量。同时,注意考察跨国并购中的价值评估的时效性、针对性和参考性。评估对象限于此次并购中目标方的知识产权,评估针对本次跨国并购而进行,评估具有参考而不是决定作用,不能将知识产权评估值等同于成交价。反垄断审查与规制已成为重大跨国并购能否进行的重要决定因素。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的交叉具有历史与现实性,识别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的垄断行为,基于相对利益平衡原则分析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利益问题,探究如何对专利、着作权、商标滥用进行反垄断规制和救济是关键因素。此外,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还事关企业存亡和国家安全问题。具体而言,以获取专利为目标的并购可能引发的科技安全问题,基于着作权的并购可能引发文化安全问题,与商标品牌密切相关的并购可能引发的产业安全问题。分析与应对跨国并购中的知识产权垄断和知识产权转移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需要平衡并购方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并购投资目的与东道国利用外资并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必要,加强国家安全审查,以期在相对利益平衡中促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良性发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不仅事关企业知识产权获取,更是事关国家的整体知识产权战略规划,是一项复杂的经济与法律活动。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中国完成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战略转移。并购投资方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投资方式选择,其中获取知识产权成为中国企业参与跨国并购的重要驱动力。但是,一些发达国家以反垄断、国家安全审查之名大行投资保护之道,使得我国企业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运行艰难。同时,“引进来”过程中,来华投资的外国投资者利用并购中形成的市场优势破坏有序的市场竞争,利用并购获取中国企业稀缺的知识产权资源并引发国内知识产权层面安全问题,需要中国构建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反垄断和国家安全审查的防火墙。中国要在创新驱动中提升“走出去”的能力,在完善规则中提高“引进来”水平,积极参与新一轮投资规则重构,并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中的话语权。
关奕怡[3]（2020）在《我国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法律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知识经济时代下,知识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的独立因素,特殊的、专业化的、表现为劳动者技能的人力资本者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这在微观层面的公司活动中表现为人力资本对公司集约化增长和维持竞争优势的重要作用。人力资本产权对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提出现实挑战,“股东本位”下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其权力配置模式日益显现出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缺点。面对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公司治理的现实需求,亟需调整公司治理结构及其权力配置模式、完善相关外部环境建设以反映人力资本所有者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力资本区别于简单劳动,是由人的自然禀赋和后天投资所共同形成,并表现为与所有者不可分离的体力、知识、技术、经验和技能等形式的资本。在经济民主理论、公司契约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支撑下,作为公司财富创造者、公司风险承担者的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公司治理具有正当性,且能够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改变带来了企业组织形式和公司治理模式的改变,强调共同参与和相互监督的共同治理模式应运而生,成为实现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平衡状态的选择。这种重视人力资本作用的公司治理发展趋势在我国体现为以互联网公司为例的成功公司所选择的先进公司治理机制,华为、京东和阿里巴巴分别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双层股权结构和“合伙人制度”让人力资本所有者更好地参与公司治理。但我国人力资本所有者真正实现参与公司治理存在现实困境,包括“股东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和相关外部环境建设不完善的问题。针对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公司治理的现实需求和目前我国存在的现实困境,应当实现从单边治理到共同治理、从股东会中心主义到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调整,并通过发展体现人力资本价值的股票期权制度达到激发人力资本所有者积极性的目的。另外,还需健全职业经理人市场建设、引入商业判断规则和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构建更加完善的制度环境,为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公司治理提供条件。
秦天宁[4]（2019）在《知识产权正义论》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之研究从知识产权权利正当性切入,对知识产权及其法律制度的理论源流进行了梳理。在就正义原理进行解析的基础上,结合权利之正当性基础,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正义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价值论之宏观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知识产权正义的架构设想、制度设计和评价体系的理论构想。最终结合中国国情,就中国现阶段的知识产权正义提出了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法理构建思路。本研究第一章从知识产权的基本概念和内涵切入,对知识产权的正当性进行了深入的综合论证。“知识产权”的概念最早是由十七世纪法国学者卡普佐夫提出的,他认为知识产权是“一切来自知识活动的权利”。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就知识产权的概念作出的阐述为,诸如发明、文学和艺术领域的作品、商业符号、图像、名称及外观设计等的诸多智力创造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三条明确知识产权是民事主体依法就作品、发明、商标、商业秘密和植物新品种等客体所享有的专有的权利。知识产权广义上包括一切人类智力创作的成果,例如着作权、邻接权、商标权、商号权、商业秘密、产地标记权、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等各种权利。狭义上的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着作权（含邻接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客体可依据创新性质的不同区分为“创造性成就权”和“商业标记权”两类。鉴于本文研究系价值层面的探讨,不受具体知识产权种类之拘束,因此,笔者在本文中所述及的知识产权是指广义上的知识产权。第一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知识产权权利的正当性进行了阐释。知识产权这一权利类型天然具有扩张和限制之间的博弈属性。正义价值在其权利形成和发展中始终具有核心地位。与传统财产权不同,知识产权权利本身具有客体的无形性、属性的专有性、空间的地域性、时间的限期性等特点。其中,知识产权的前两种属性,即客体的无形性和属性的专有性,是知识产权内在机理。无形性决定了知识产权必须受法律保护,才能使私利被具象固化;专有性使知识产权产生了商品属性和社会属性。知识产权的法定性和专有性直接关乎知识产权正义,在知识产权专有性受益于法律拟制的保护制度的同时,立法者对知识产权的专有性亦给予了一定限制,以平衡其内生的独占性、排他性或垄断性因素。知识产权的后两种属性,即空间上的地域性和时间上的限期性,是知识产权的外在特性。知识产权只在依法产生的特定时代、特定地域范围内具有法律效力。外部性是知识产权的另一突出特性。如果知识产权及相关知识产品持续被轻易侵害,则创新动力将长期受损甚至被不当扼制,文化、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亦将难以被再度激发,最终损害公共利益,此即上述所及经济学外部性之“外部经济效应”。在对知识产权“外部经济效应”这一问题进行解答并处理的过程中,正义的价值导向是其解结路径核心所在。作为财产权的一种,知识产权之发展历程与西方世界资本主义革命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背景密不可分。与一般财产权相通的是,知识产权基础理论及权利渊源亦是建立于资产阶级天赋人权和自然法理念之上的,诸如洛克的“劳动价值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自由意志论”及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论”等都可以作为对知识产权正当性和合理性进行论证的理论注脚。洛克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人对自己身体享有所有权,因而对其劳动所得亦享有所有权,当然地,人亦对其自己智力劳动产生的产品享有所有权。康德的人格论认为,人格是一种人的自我表达形式。人格权应具体体现为财产权并加以保护,由此,具有较强人格属性的智力产品因而具有了产权化的正当性。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从个人权利、政府权力双重维度对知识产权制度架构的正当性作出了论证,最终将知识产权多元利益平衡这一理论的雏形提了出来。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论认为,一方面产权私有是激励智力创造的有效方式,另一方面产权私有亦促进了全社会的知识生产、传播与利用,能够实现知识价值的最大化,从社会资源之优化配置与社会福利之共同提升角度阐释了知识产权的正当性。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知识产权的正当性,虽存在其合理性及不足,但可形成互补,共同完善知识产权正当性的论证体系。第一章的第二部分将研究视角移至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领域。从理论基础层面证成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之合正义性。知识产权肇始于人们对智慧成果财产权类型化、法定化之自然需求,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正当性在于对知识产权性质进行了确认,使知识产权转变为一种源于法定的新型财产权。但知识产权其权利本身隐含私权与公权、财产权与人身权、人权与垄断权等多维度冲突权益关系,如何在法律制度层面上协调知识产权权利冲突,何种平衡协调路径才是符合正义的,都是本文之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知识产权及其法律制度是一个交叉学科体系,兼具法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使得对知识产权正义论之探讨具有了交叉学科研究、宏观研究、体系化研究之特点。本研究的第二章即从跨学科视角探析正义的内涵和外延,并从正义的一般理论切入,论证知识产权领域正义价值导向的适用性。知识产权正义除了具有正义之一般属性和因素外,还具有区别于其他领域正义之特别属性。罗尔斯和诺齐克是现代正义哲学伦理观两大流派的代表人物,该两大流派所持的观点虽具有本质差异,但在知识产权领域均能得到具有正当性的借鉴和适用。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视野下,其创新主体之间地位平等无差异,该平等理论与罗尔斯之分配正义论观点契合;知识产权是基于人类的发明、经营、创造、使用等智力活动产生的,并由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将知识产权权利人享有的利益予以规制,遂产生了专利权、商标权、着作权等知识产权,该项关于权利人持有知识产权正当性的基本原理与诺齐克之持有正义论观点一致。本文之研究选择将私人权利属性作为知识产权正义理论研究之基点,然后探讨知识产权个体权益进入交易、流转、融资等环节民商事活动的交换正义与程序正义。知识产权法定化要求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明确私权性是知识产权及其法律制度的根本属性之一。本文之研究即从个人的创造者或完成者这一核心权利主体出发展开对知识产权法律性质一般原理的论证。知识产权虽然为私权,但其利用不仅应考虑个人利益,还应考虑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上述两种利益虽各有侧重,但归宿是同一的。一方面,鉴于社会个体客观上各有不足和弊端,个体之间的协同、合作有利于形成智力合力,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整体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如社会整体利益得不到持续、健康发展,必将反过来限制个体利益的增长,如此,在损害公共利益的同时必然损害个体利益。因此,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存在一种精准而微妙的平衡关系。就知识产权及其法律制度领域而言,知识产品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如能够实现合理分配,必然能够使知识产权个体的利益增进,而且有利于知识领域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借鉴,进而激励创新。知识产权之私权属性与社会属性并非排斥关系,而是一种相辅相成关系,因而重构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知识产权法治新格局成为了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知识产权正义论中把私权利作为考察之出发点有其自然的一面,保障个人的自由选择、尊重个人的创新劳动价值与意义,本身可以给人以激励,是社会进行之重要动力。然而,符合知识产权正义之法律制度构建不仅应维护个人的知识产权,也应维护社会整体进步利益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其理念是国家既要鼓励和保护知识产品源源不断地产出,也要根据社会对新增加知识产品的总需求量和依赖程度进行制度分配。为了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必然对权利人知识产权权利取得和行使加以必要、合理限制,限制个体部分自由是为换取整体自由,约束个体部分利益是为获得整体利益,从而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利益的和谐发展。所以,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合理限制与分配是知识产权正义的另一核心问题。本研究第三章在前两章基础理论研究基础上,就知识产权及其法律制度的正义构建进行了探讨。首先提出利益平衡是知识产权及其法律制度正义构建的基石。利益存在不同位阶,将不同的利益作为权利保护亦具有次第性。本文之研究提出知识产权及其法律制度之“差序”格局之概念。“差序”概念第一次出现是在费孝通所着的《乡土中国》一书中,其提出的“差序”概念包括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其中横向强调的是“差”,是指在辐射范围存在差异的前提下,从一个中心同时向外发散的模式;纵向侧重的是“序”这一方面,结合中国之前的社会状态,“序”的表现主要是严格的等级制。差序性也可以在知识产权正义价值的论证中得到借鉴。在知识产权及其相关制度语境下,“差”是指根据权利属性不同而产生的不同权限;“序”也与历史语境下所蕴含的目的不一样,其重点表现为时空上的优先次序,而非等级差异。知识产权正义价值中的“差序格局”是一种正当性证成过程的细节解读,意欲为深入研究具有正义性的制度设计提供理论基础。笔者认为,知识产权属于私权范畴,知识产权及其法律制度应当以保护权利人的私权为核心,但是其最终目的则是发展国家科技、文化、经济事业。只要对知识产权及其相关利益的分配是源于正当程序并平等适用于社会公众的,以发展公共利益为目的设置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就未侵犯权利人个人享有的知识产权,亦是符合正义价值的。知识产权私权“本质地位”对其“内部”和“外部”的关联体提出了相应要求,即必须尊重知识产权私权之地位。此即知识产权利益差序格局中“差”之要求。从权利主体层面予以考察,可将知识产权权利主体分为创造者、传播者、使用者三者。其中,创造者的权利具有本源性,传播者的权利具有次生性,使用者则是知识产品的消费者。因此,创造者拥有最高强度的知识产权权能,以有效、持久地激励创新动力;而作为创造者与使用者之间桥梁的传播者,其权能强度应与其为提高知识资源使用效率作出的贡献相适应;而赋予使用者的权能强度应符合其利用知识产品的目的,且有利于其利用现有知识创造新的知识财富。从外部利益分享层面予以考察,可将知识产权相关利益区分为私人利益、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符合正义观的知识产权的利益位阶次序应以个人权利为基础和起点,以社会利益为最终目标,体现为私人利益、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动态“平衡”。知识产权利益差序格局中“序”之要求在于使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体系呈现以私权为核心的关于知识产品创造、流转、使用、保护的法治格局,知识产权及其法律制度正义亦具有过程性递进关系,包括知识产权形成过程正义、知识产权运行过程正义、知识产权之正义效果提升三个方面。综上,知识产权正义具有多重维度,其法律制度是为平衡知识产权权利人之专有权利、社会公共利益、国家整体利益作出的制度设计,本文关于评价体系及具体制度之论述即围绕“差序”格局之多重维度展开。第四章继续在第三章提出知识产权“差序格局”基础上论证更为具体的制度理论和框架设计。本部分研究先由理论问题切入。正义是一个交叉学科概念,知识产权正义无法全部依赖知识产权法律基础理论解决,而需要靠其他领域的理论研究合力来解决。鉴于本文之研究旨在从价值论视角对知识产权及其法律制度进行研析,笔者即从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视角对正义之一般概念和基础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详细的阐述,试图通过揭示知识产权之内在正义价值,评判知识产权及其法律制度是否符合正义之要素,并探讨知识产权正义所应符合的评价指标及正义目标,以期为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实践服务。对于社会制度而言,正义是其核心价值。正义是法以及多种社会制度的价值核心。即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的正义观和体现正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都是基于相应的道德观。知识产权权利设定及其法律制度蕴含着权利理念、平等理念、自由理念等正义价值,促使其符合正义价值是设立知识产权及其法律制度的首要目标。关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正义认知,应始终贯穿差序之知识产权利益格局理念。在对理念进行阐释之后,即进入制度分层解析。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其权利利益的安排具有差序格局,呈现“价值指引—形成过程—运行过程—社会效果—正义提升”之递进关系。第一层次对后续层次的分类有基础性、指导性的作用,后续层次之划分都是在第一层次的各个分类下展开的。必须基于充分理解具体正义之前提,再深入理解形成正义和过程正义;必须基于对形成正义的全面考察,才能考察过程正义。而对于基于知识产权普惠性的效果正义则又必须基于过程正义才具有讨论的意义,最后知识产权正义命题的归宿则在于正义的提升形式上。权利形成机制包括权利产生的正义性和立法模式的正义性,具体而言,知识产权系由国家确认的私权,立法及制度层面的知识产权分配亦必须符合正义原则。此处包括两方面内涵:一方面,知识产权权利主体应按照正当途径和方式获得知识产权。另一方面,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需要符合正义,能够有效促进和规范权利主体的知识产权相关行为。资源分配机制包括创造者知识产权的强化、其他权利主体的权利义务分配两个方面,应构建与知识产权主体和范围相适应的制度,不断加大对创造者知识产权专有权利的保护力度,并通过消解独占、促进共享改善了私人权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利益冲突,维护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不合理的损害。知识产权及其法律制度的正义价值不仅在于维护权利秩序,而且在于实现知识进步之效益目标。笔者认为,为实现知识产权及其法律制度之正义总目标,应从秩序维护机制、创造激励机制、合理交换机制、财富分享机制等方面入手,形成相应的行为正义模式。在维护私有权益,规范知识产权设定、行使、运行、保护的前提下,应倡导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进而提高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运行收益和效率,并确保社会公共利益的最终实现。笔者认为,现阶段,应从保证起点正义、维护过程正义、调节结果正义三个方面提升知识产权及其法律制度正义效果。鉴于正义本质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第五章在前四部分就理论及制度理念的探索基础上,提出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之评价体系的概念。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如何评价知识产权利益限制及其平衡的正义性,如何运用正义原则衡量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之价值,如何构建符合正义标准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上述问题的追问已经成为知识产权及其法律制度健康有序发展的先决要件。因此,有必要构建相应的知识产权正义评价体系。笔者认为,知识产权正义评价体系包括四种构成要件:背景、动因、过程与效果。背景是整体结构的外部条件,强调的是知识产权及其法律制度的存续应具有时空性,背景是整个结构所处的时间与空间环境,主要包含时期和地域两个维度。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构建及其评价体系均以时代特征和地域范围为基础。动因是结构运作的规律,强调的是知识产权利益分配的衡平性,动因主要包括主体层面与利益层面两部分。此两部分的组成依据与知识产权利益格局中的“差”相对应。主体层面包括“创造者—传播者—使用者”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利益层面包括私人利益、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三者之间的平衡。过程是主体与系统及其结构之间的规律性现实互动,强调的是知识产权及其法律制度发展的动态性,人们根据公平正义协调所有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及规则关系,维持良好的经济秩序,确保知识产权及其法律制度能够有效确立及有序运行。与知识产权利益格局中的“序”相对应,“过程”述及的知识产权正义论包括两个方面,即形成过程之正当性、运行过程之正当性。效果是价值判断的基准,一般能够代表待评价制度的本身价值,知识产权正义的效果是整个评价体系中最具主观性的部分,主要包括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维度,分别对应知识产权制度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只有实现四大要素之间的协同与平衡,整体知识产权正义制度架构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本研究的最后一部分即第六章,在当前中国国情语境下,就知识产权及其法律制度正义的实践提出了具有操作性的构想。本部分是本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革命时代的国际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现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进行反思性调整和创新,这是创新价值观的理性选择。笔者认为,就我国现阶段而言,知识产权正义价值是在充分肯定知识产权创造者个人权利的基础上,尽可能发挥知识产品的社会公共价值。一方面,维护创新者的智力成果所有权、收益权以激励创新是知识产权及其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符合正义价值的知识产权及其法律制度应同时维护传播者、使用者之公共利益及与之相关的国家利益。上述两方面的协调与平衡亦应成为我国知识产权正义体系构建的主线。本文研究基于中国语境,对符合正义价值的知识产权及其法律制度构建进行了解读,并在分析合正义性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阻力根源何在的基础上,设计了相应的知识产权正义法律制度框架,以期对现实中的知识产权不正义现象进行纠正,对正义法律制度的运行机制和评价标准予以具体化。知识产权是一项与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以及商业环境等密切相关的民事权利。知识产权权利生成的基础与权利内容的规定是与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的,知识产权及其法律制度的发展水平应与其所在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根据不同国情、不同发展阶段选择不同层面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既考虑时代背景,又尊重现实国情,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知识产权事业重要课题。就目前而言,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不宜与西方主导的制度机械接轨,而应该立足中国自身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与文化传统与其进行博弈、竞合,实现作用和反作用。中国应当在遵守国际条约最低标准的基础上,保持自身的体制特色和制度运行方式,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方面实现与世界有机接轨。就价值取向而言,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构建应以正义为核心理念,应当通过调整现行相关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权利义务配置,在合理的范围内依法分配权利义务,并使之相互协调、统一,进而消解知识产权领域存在的利益冲突,促进行为诚信。就权利属性认知而言,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设的基础是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虽然国家利益标准的政策属性具有公共性、国家性特征,但其价值目标取向仍应以私有产权观为基础和核心,该价值取向系通过私权产权的保护促进知识产权及其法律制度的全面、持续发展,通过激励知识产权创新增加国家福利。就静态确权层面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和限制两者应同时兼顾,不能偏废。就立法目的而言,即保护创新者利益与促进科技、文化、经济事业并重。就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设而言,应基于社会发展趋势和利益格局变化不断调整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规范,在动态调适中达到正义状态。笔者在本文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建议路径。一是各司其职、平衡互动的主体协调机制。就立法机关而言,应逐步促成知识产权的法典化,制成独立的知识产权法典。就行政管理机关而言,机构改革应朝着统一化目标前进。就公权保护而言,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并重的知识产权“双轨制”保护模式仍符合我国国情。就司法机关而言,应强化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地位。二是知识产权法律与公共政策的同构的过程完善机制。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创新发展目标的选择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反映了国家利益对知识产权制度的需要。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亦应包括知识产权国家战略和公共政策体系。三是法律制度与社会环境治理同步的效果呈现机制。提高知识产权管理水平不仅是政府的责任,还是整个社会的责任。社会环境是保障知识产权良好运行的外部和内在基础,包括法治环境、市场环境、文化环境等。当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被确立后,不管是政府、企业还是社会公众,都需要认识到保护知识产权是一种社会责任和法定义务,应着力强化知识产权意识的基础性作用,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符合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念引领。
张聪[5]（2019）在《基于交互创新的高校知识服务模式及其外部资源研究》文中指出高校是最为活跃的知识获取、传播、应用以及创造的场所。特别是在“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社会服务综合实力以促进社会发展、助力创新转型”的背景下,通过知识服务的形式,促进知识从高校向社会的有效传递,不仅是高校服务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社会发展创新的关键。本研究以开放式创新、责任式创新和资源依赖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文献研究、案例研究等多种方法,构建了基于交互创新的高校知识服务模式并进一步分析外部资源是如何促进这一模式实现的问题。首先,基于交互创新的高校知识服务是在从事知识服务活动时,将供需双方视为一个整体,通过资源共享、任务共担以及价值共创的形式,将知识进行系统化地搜集、存储、传递、创造和应用以满足特定社会需求的活动。其次,为了维系交互的持续发生,本研究构建了高校知识服务交互式创新的模式。这一模式包含了战略引领层、流程操作层以及能力支撑层。这其中,战略引领层通过一定内容的战略选择、规划与实施引领了高校知识服务供需双方深层次互动合作。流程操作层通过知识服务的孕育、创生、应用以及保持阶段,促进了知识的发展与服务的传递。能力支撑层则通过基础知识生产能力与协同服务应用能力两个维度支撑了知识服务的全过程。最后,本研究提出基于交互创新的高校知识服务还必须从所处的外部环境中获取稀缺性的资源。这样的外部资源包括知识、资金、市场、技术以及制度等五类,主要来自于各级政府、知识服务中介机构以及竞争对手等供给主体。
董凡[6]（2019）在《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研究》文中认为国内学者研究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及司法实践,历来注重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构成、责任方式等问题的定性探究,而较少重视对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功能、原则、数额的确定等核心内容进行充分的论证与实证分析。以致于我国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实施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一直饱受诟病,并与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要求不相适应。现阶段,学理界与实务界认为知识产权保护情势严峻的主要原因在于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尚未充分发挥保护权利人、遏制侵权行为、持续激励创新的制度效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多数仅简单借用传统民事损害赔偿制度内容,十分缺乏在传承继受基础上形成创新发展性质的研究成果。因此,国内多数研究结论与建议亦无法有效解决我国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恶意侵权、重复侵权、赔偿低、举证难等突出问题。本文在基于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特殊性以及我国司法审判实践的现实情势,围绕“制度本体内容构成与适用现状”、“制度功能与基本原则”、“具体赔偿方式及其适用路径”与“制度完善对策”四大主轴,设计研究框架,展开深入研究,提出对策建议。在“制度本体内容构成与适用现状”部分,旨在探求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的核心组成内容及其内涵。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在损害意涵、制度功能、基本原则、多元赔偿方式方面明显有别于传统的民事损害赔偿制度。同时,通过对1769件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裁判案件的实证分析,可以清晰地发现我国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存在缺失基础理论指引、具体赔偿方式适用空间有限、法定赔偿裁量空间较大以及缺乏专门证据制度等显现问题。在“制度功能与基本原则”部分,深入剖析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制度功能与基本原则两大方面。基于现有侵权情势严峻、赔偿额补偿效果遏制社会创新潜力以及传统民事损害赔偿理念难以解释突破法定赔偿上限等现实状况,进而强调“预防功能”的重要性;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应将预防功能与救济功能置放于同一功能价值位阶,以发挥其遏制侵权、促进创新的制度效果。传统民事损害赔偿以填平救济原则作为最主要的计赔原则,而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在坚持填平救济原则的同时,还应当明确引入和确立市场价值原则和比例原则,构建知识产权损害赔偿“三原则”内容体系。在适用填平救济原则作为确定赔偿实现目标的基础上,具体适用市场价值原则来确定初步的损害赔偿数额,再适用比例原则确定最终的合理损害赔偿额。在“赔偿方式及其适用规则”部分,实际损失应当厘清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另外,法官在适用实际损失和侵权获益赔偿方式以确定损害赔偿数额时,应当持“分摊原则为原则,以整体市场价值原则为例外”的裁判逻辑;适用“许可使用费赔偿”方式时,应当扩大合理许可费基准范围,适当援引域外计算合理许可费基数的司法经验;同时,应当确立“法定赔偿”的量化裁判标准。同时,我国应当全面引入“惩罚性赔偿”,并在适用规则方面设计精细化赔偿倍数的考量因素。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认为我国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需从实体法、程序法和相关配套制度三方面进行完善。在实体法维度,应当修正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方法的法定位序及适用关系,即构建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赔偿基准、取消适用损害赔偿方法的法定位序限定等;删除许可使用费合理倍数中“倍数”的立法措辞,而以“合理许可使用费”的赔偿方式代替;适当修正法定赔偿的最低判赔限制与至高判赔上限,以及统一“法定赔偿”的立法措辞;提出以“故意侵权”和“实施两次以上的侵权行为或者侵权情节严重”作为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并且统一判赔倍数的幅度。在程序法维度,提出在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诉讼证据收集阶段确立诉讼证据披露规则与证据保全规则;在诉讼庭审过程中确立举证妨碍规则以及降低证明标准的完善建议。在相关配套措施方面,应当强调通过发挥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司法政策的指引作用;强化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制度的司法示范作用,以及在确定损害赔偿数额时引入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机制及司法会计制度。通过上述完善对策的实施,促进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发挥出最优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热孜万古丽·阿巴斯[7]（2019）在《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图谱研究 ——基于1979-2018期刊文献的实证分析》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知识高度分化与新兴学科不断涌现的整体背景下,我国教育管理学逐渐走向成熟与专业化。基于四十余年纷繁复杂的研究成果,对学科已有研究开展系统性、理论性的回顾与反思,既有助于厘清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又有助于准确掌握学科的内在逻辑结构,是学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研究工作。然而,现有对学科整体审视的研究,多为学者凭借自身知识积累所作的阶段性的回顾与展望,又或是囿于某一分支学科、具体研究领域当中。既有研究在视角上缺少全景维度与长时间段的系统检视,难以从海量繁杂信息中洞悉学科发展的真实样貌和客观动态规律,系统性的学科审思需引入新的研究范式加以完善。知识图谱作为反映科学知识发展进程以及结构关系的一种知识管理工具,能有效克服以上不足。通过对海量复杂信息开展缜密的数据挖掘与分析,可动态展现学科的演进特征,探究学科发展的动力机制,发现学科发展过程中的缺失与薄弱环节,对拓宽学科研究广度与挖掘研究深度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将知识图谱方法运用于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的研究当中,以学科归宗、学科渗透、学科价值为研究基点,以正视学科发展的复杂本质、顺应跨学科的发展态势为研究原则,通过构建三维矩阵（以学科给养、主题演化、知识流动、学术群体为目的维,以各类知识单元为对象维,以统计分析、引文分析、共引分析、聚类分析等科学计量分析为方法维）,将CNKI中1979-2018年我国教育管理学38162篇文献信息转化成一系列的知识图谱,以期更深层次地揭示学科结构的相似性与承接性,具体的研究过程及研究发现如下:（1）“学科给养”视角。分别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层面呈现学科演进与发展的动力来源与基础条件。总体来说,学科目前仍处于成长阶段,学科发展的内部与外在条件整体较好,高等院校引领拉动学科发展,但机构之间“贫富”差距较大。此外,研究成果分布在829种不同的期刊上,涉及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14个学科,呈现学科交叉性强,领域广泛等特性。（2）“发展轨迹”视角。前述文献样本涉及到的50351个关键词之间存在强弱关系,通过对这些关键词开展共现分析与聚类分析,挖掘出学科知识结构之间的亲疏关联。整体来看,学科经40年的发展,已形成了较明确的范畴体系,整体呈现“核心—衍生—边缘”的主题格局。阶段性分析表明,学科演进过程中新老话题的更替,存在明显的“政策依赖”特性,与繁荣的应用研究相比,基础性研究量少质低,纵向连贯性研究不足。（3）“知识关联”视角。通过探测突现词把握学科研究前沿。学科研究中具有时代特征“变”的研究域,是学科发展对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回应。综合“主题演化”的分析结果可知,关注度高的热点领域,容易聚集集体智慧创造新知识,引领学科的发展方向。对前述38162篇文献样本涉及到的144618篇参考文献开展引文分析,结果显示,滋养学科发展的奠基性文献在学科发展初期较为欠缺,这与学科发展初期学术研究规范性存在欠缺有关,因学科研究更注重现实性与实用性,学术积累在延续性和体系上较为薄弱。（4）“学术群体”视角,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别对作者合作与作者共被引形成的“显性网络”与“隐性网络”进行考察。整体而言,作者合作构成的“显性网络”密度低,“权威学者”之间的学术联系不紧密,“师生型”、“同事型”是合作的主要方式,网络中派系林立的程度值不高,整体科研合作网络仍处于待优化的初级阶段。基于核心作者共被引构成的“隐性网络”按照研究领域可分为10个学术群体,研究跨领域特性明显,但不具备明显的学派效应。整体上来看网络连通性好,信息传递快,具有典型的“小世界”效应,存在“学术明星”现象。（5）综合上述分析,研究基于知识图谱视角,总结出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的范式特征,并对学科研究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反思。从建构均衡化教育管理学学科体系、打造本土化教育管理学学术格局、完善教育管理学学科制度化建设等层面提出完善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的一系列建议。研究借由宏观概括、中观分析、微观扫描对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四十年进行回溯与总结,结合学科发展范式特征提出展望,客观呈现学科总体图景、发展态势与结构特征,为后续研究把握研究重点、捕捉研究前沿、规范学科布局奠定了研究基础。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未来还需进一步扩充基础数据,扩大文献样本的来源范围,将学术着作、学位论文吸纳进来,同时增加中外教育管理学研究的横向对比,以客观评价我国教育管理学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地位、优势与差距。此外,还需丰富研究内容,将学科研究成员的知识结构与研究取向纳入学科建设的重点考察范围,进一步完善本研究。
姚宇华[8]（2017）在《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下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大学组织自中世纪产生以来,经历了一系列变革,形成了不同的组织模式。随着大学组织不断发展,大学组织逐步由一个封闭性系统成为一个开放性系统。大学组织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生产机构,知识性或学术性是大学组织的本质属性。因此大学组织模式变革需遵循外部逻辑和内部逻辑,其中外部逻辑须通过内部逻辑发挥作用。外部逻辑主要与外部社会环境变迁相关,内部逻辑则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相关。当前在世界范围内,随着工业社会变迁,知识生产模式发生转型,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Ⅱ逐步兴起和发展。作为对理论与实践的回应,论文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进行研究。论文基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遵循提出问题、构建分析框架、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以及提出政策建议和结论的研究思路。运用文献研究法、理想类型法、历史研究法、组织分析法、案例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与全面的研究。大学组织作为一个开放性系统,需要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的动力或原因进行分析。依据知识生产模式理论、知识社会学理论和系统与权变组织理论,论文构建了“知识生产模式—大学组织模式”协同演化的分析框架。就大学组织模式变革动力而言,外部社会环境是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的外部驱动力,知识生产模式是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的内部驱动力。外部环境作为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的外部驱动力,须通过知识生产模式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产生影响。因此,大学组织模式变革是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内在要求。就知识生产模式和大学组织模式二者的协同演化方式而言,主要存在自组织的协同演化和他组织的协同演化两种方式。论文以此为分析框架,对国外大学组织模式的历史变迁、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变革策略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论文以历史研究法、理想类型法为基本研究方法,从整体上对西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历程进行了考察。从西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看,自中世纪大学产生以来,相继产生和形成了教学型大学组织模式（T-u型）、研究型大学组织模式（R-U型）和创业型大学组织模式（E-U型）三种经典的大学组织模式。从大学组织模式变革原因或动力看,外部动力表现为西方社会经历了中世纪社会、工业社会和知识价值社会等三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变迁;内部动力表现为在不同社会情境下,相继产生和发展了知识生产模式0、知识生产模式Ⅰ和知识生产模式Ⅱ等三种知识生产形式。总的来说,在西方社会情境下,知识生产模式和大学组织模式二者变革是一种自组织的协同演化方式。论文运用案例研究法,对麻省理工学院（MIT）组织模式变革进行了个案分析。研究表明:MIT自创建以来,在组织模式上先后产生和发展了工程技术学院组织模式、理工研究型大学组织模式和创业型大学组织模式等三种组织模式。通过对其变革动力进行的分析表明:外部社会环境变迁是MIT组织模式变革的外部驱动力,知识生产模式转型是MIT组织模式变革的内在动力。总的来说,在美国社会情境下,知识生产模式和MIT组织模式二者变革呈现一种自组织的协同演化方式。通过对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历程、特征与当代大学组织模式存在的问题进行描述和分析,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就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历史变迁而言,自清末近代大学产生以来,相继经历了近代大学组织模式、现代大学组织模式和当代大学组织模式等发展阶段。就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特征而言,主要表现为断裂性和稳定性、移植性和模仿性以及强制性和激进式并重的变革方式等。通过国际和历史比较分析,我国当代大学组织模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组织行动者地位不平等、组织目标外部逻辑彰显、组织技术适切性较为缺乏、组织结构科层化以及组织权力分配不均衡等。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特殊性的原因主要包括社会和知识生产两个层面。在社会层面,我国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发展形态,主要表现为无序与有序相互交织的社会发展路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知行合一的文化传统以及程度和层次较低的现代化发展水平等方面。在知识生产层面,在独特社会形态影响下,我国形成了一种政治权力规划的知识生产模式,具有理性主义知识观缺失、知识生产体制化滞后及知识型结构模式失衡等特征。总的来说,在我国独特的社会情境下,知识生产模式和大学组织模式二者变革呈现一种他组织的协同演化方式。基于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现状和当代大学组织模式存在的问题以及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背景,综合借鉴西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经验,对于我国大学组织模式未来的变革,论文从策略和模式设计两方面进行了探讨。就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策略而言,应从社会、知识生产模式和大学组织等层面采取相应策略。同时,在当今知识生产模式由模式I向模式II转型的背景下,论文从组织行动者、组织目标、组织技术、组织结构和组织权力等要素对未来我国大学组织模式设计进行了初步探讨。从组织行动者来看,应处理好大学外部行动者和内部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应从“政事一体化”走向“政事分开”,改进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提升社会参与水平;制定和落实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提高和保障教师地位及提升学生地位等。从组织目标来看,应加强各种目标之间的融合性、平衡目标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以及提升目标的多样性和个性等。对组织技术而言,应实施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推进学科、专业和课程一体化建设;革新教学方法以及优化管理技术等。在组织结构上,应分别对行政组织结构和学术组织结构进行相应调整。对于行政组织结构来说,应建立一种“学校—学院—系”三级的组织结构形式,重点是对学校层次的机构设置进行改革,建立由多元主体组成的大学治理委员会作为大学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对于学术组织结构而言,应在对政府层面的学科分类目录进行相应调整的前提下,借鉴西方一流大学学院设置经验,重视学科属性差异性。在学院设置上,建构一种由基础性学科和实用性学科学院组成的学院结构。同时应加大跨学科组织的建设和整合力度。就组织权力而言,应坚持以“善治”为指导的权力分配目标、自治和共治统一的权力分配原则和集权与分权统一的权力分配方式以及建构一种“纵向分权”的权力分配模式。论文基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对大学组织模式变革问题进行了研究,同时关注了大学组织的“外适应”和“内适应”问题。在大学组织的分析视角上,实现了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的整合。因此对于大学组织模式变革来说,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仇新明[9]（2016）在《产学研战略联盟人才培养合作机制研究》文中认为自1906年赫尔曼·施奈德教授在辛辛那提大学采用合作教育策略培养土木工程专业工程师后,产学研合作培养人才的理念开始在美国大陆传播。二战后,这种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教育领域备受关注,英国的“教学公司计划”、澳大利亚的“新学徒制”、日本的“官产学”,都是这种人才培养思想的不同表现形式。我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引进产学合作教育以来,在民间组织的推动下、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积极引导下,产学研合作教育发展迅速,合作模式多样化,但也出现不少问题,表现为:企业合作动力不足;合作缺乏有效的选择机制;合作主体之间契约机制不健全,未能形成对契约人的合作行为形成规范与约束;合作运行过程中,政府未能制定具体、明确、可操作性的政策,大学与企业、科研院所在人才培养及科技研发中未能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导致产学研合作层次浅、时间短、效率低,人才培养、科技研发的效果与预期相去甚远。本世纪初,我国政府提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目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要求高校加强实验室、校内外实习基地基本建设,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在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方面,建立产学研战略联盟,联合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适应创新型国家战略需求。产学研之间如何建立一个稳定、长效、持久的人才培养合作机制,促进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值得关注。本研究通过对国内、外产学研人才培养合作机制的考察发现,产学研人才培养合作机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人才培养资源的有效运行。产学研人才培养合作机制功能的实现取决于产学研人才培养资源的能否有效运行,包括产学研育人资源能否有效集聚、合理配置、高效利用及相应保障措施的供给。基于此,本文以产学研人才培养资源为切入点,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提出产学研之间在人才培养方面结成战略联盟的构想,以产学研战略联盟为研究空间,探讨如何实现产学研人才培养资源的有效集聚、处于集聚状态的产学研人才培养资源如何实现合理配置与有效利用;产学研组织由于组织性质差异,存在价值观念、思想文化与目标追求的冲突,而易引致联盟风险,如何应对联盟风险,维持联盟持续稳定,以保障产学研人才培养资源的有效运行。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分析影响产学研合作的内外部的动力因素。研究发现,产学研主体之间能否为对方提供实现战略目标所需的异质性资源,是促进产学研结成战略联盟培养人才的根本动力;资源交易费用的降低是促进战略联盟形成的直接动力;市场竞争是企业参与产学研战略联盟人才培养的主要外力;政策鼓励是形成产学研战略联盟人才合作培养的重要外部推力。如何针对企业参与联盟合作培养人才动力不足的现状,黏合驱动产学研三者合作的动力因素,促进产学研战略联盟的形成?本研究从政、产、学、研四个方面建构了一体化的“棱锥形”联盟动力机制,即政府“推拉结合”双向引导,吸引企业参与联盟;大学与科研院所延伸科研链,改革科研评价体制,形成面向市场的科研机制,推动企业参与联盟;产学研组织联合制定企业技术研发、产品改进与学校人才培养资源共享保障制度,保证联盟运行的资源需求。产学研战略联盟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合作盟友的选择、联盟模式的选择及产学研利益分配方式的选择过程。联盟选择的本质是资源异质、资源配置与利益分配的选择。盟友间的资源异质是联盟的基础,联盟模式影响联盟资源配置,而利益分配维系着联盟的稳定与持续运行,是联盟选择的核心。这三者的选择依次递进,始于盟友选择,终于利益分配方式选择。根据盟友选择的程序,将盟友的选择分为信息互通、优势比较、盟友选择与联盟合约的形成与签订四个阶段。根据联盟双方资源投入的情况与联盟主体的综合实力,联盟人才培养模式可分为四种类型:产学研互为主导的嵌入式人才培养模式、学研方为主导的人才培养模式、企业为主导的人才培养模式、第三方（政府等组织）介入模式或政府协调模式。不同联盟模式有不同的利益分配模式。产学研互为主导的人才培养模式中,产学研之间科研成果转化收益适宜混合支付的利益分配方式、产品开发收益适宜按股分利、技术改进适宜提成支付的方式;学研方为主导的人才培养模式中,产学研之间在技术改进收益分配上适宜分期支付或利润提成的方式、产品开发收益分配上适宜按股分利的方式、科研成果转化收益上适宜固定报酬的方式;企业方为主导的合作模式中,技术改进收益适宜按股分利、产品开发收益适宜采用提成支付的方式、科研成果转化收益适宜采用混和支付的方式;第三方（政府等组织）介入模式中,产学研彼此根据根据项目研究中的贡献大小达成一定的利益分配契约,由政府分期支付,产学研按比例获取收益。人才培养资源的配置与利用是产学研联盟人才培养合作机制运行的中心。本研究从学习过程、导师指导、主体互动三个不同的维度探讨了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中资源的配置与利用。基于价值链理论,从学校理论学习、科研院所科研训练及企业实践工作三个方面,建构多环节链式学习机制,高校的课堂教学与理论研究被视为人力资本“价值链”的源头,科研院所的应用研究中获取应用性知识的探索、创新能力的科研训练与企业产品生产、技术开发及实践工作则为人力资本“价值链”增值环节。基于网络化理论,根据创新人才能力培养的需求,利用产学研导师在不同领域的优势,建构由产学导师、学研导师、产学研导师联合指导构成的相互渗透、相互嵌入的多导师联合指导机制。基于创新型人才对隐性知识的需求,运用组织学习理论,利用科研院所与企业不同的资源环境,建构产学研在人才培养不同层面、不同环节,由不同主体构成的多元互动机制。在产学研战略联盟人才培养合作机制的运行过程中,由于产学研主体之间文化思想的不同、价值观念的差异及利益追求的冲突,使联盟的稳定受到威胁。本研究基于产学研的文化差异、利益冲突和本位功能区别三个维度,构建联盟调适机制为人才培养资源有效运行提供保障。对于产学研文化三个层面的差异,即表层的物质与行为文化层面、里层的制度文化层面和深层的精神文化层面,通过深度会谈建立产学研组织信任关系、通过联盟中产学研文化的相互借鉴与吸收,实现产学研文化相互融合,抵御文化差异造成的联盟风险。对于产学研主体职能差异,则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实施“高校发起、企业配合、校企共商”产学共订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协调员”制度,协调人员流动,设立人才培养资源部,整合产学人才培养资源,在大学与科研院所之间,以人才需求为契机、科研项目的合作为抓手建立主体协调机制,使产学研联盟人才培养目标一致,降低产学研组织本位职能差异对联盟的冲击。针对产学研利益冲突,建立风险分担机制,降低联盟主体风险损失;实施利益补偿,对利益损失主体形成利益救济;发挥政府协调作用、平衡利益差异;通过法律、政策、制度等保障措施的建设,保障产学研利益平衡,防御利益冲突产生的联盟风险,增强联盟风险防御能力。产学研战略联盟培养人才作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有效策略,不仅需要产学研主体之间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实现异质性资源的高效配置,还需要政府积极创设有利的制度环境,鼓励、规范、引导合作,克服因社会环境的不确定而产生的各种风险,促进产学研主体在人才培养的合作机制上稳定、持续、高效的运转,实现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实现,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人才需求,具体表现为:政府建立产学研合作信息服务系统,为产学研之间合作伙伴的选择提供系统的信息资源;组织专家,成立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的认证组织,考查合作的真实性与合作主体的匹配性;切实积极制定具体、明确的资金资助与产学研之间人才流动的支持政策;委托产学研合作组织开发公共项目;制定相关法律,保证各种资助政策的有效贯彻,监督产学研合作契约的公平、公正及违约的制裁。
蔡晓慧[10]（2015）在《企业知识资本基础理论探微》文中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迁,知识因素在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企业利润进而推动经济发展上所起到作用越来越突出,因此新经济时代也被称作知识经济时代。在此时代背景下,传统的生产要素人、财、物已不能满足出现的新兴经济现象的要求,也无法很好地评价企业盈利能力的动因,因此,把知识等新兴要素作为生产要素已经成为顺应经济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正是基于此,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对知识展开研究,更是对知识资本展开一波研究的小高峰。我国知识资本的研究是伴随着国外对于智力因素的探讨而兴起,因此对于知识资本的理解和研究推动也多是在智力资本的基础上展开的。这就会造成目前国内对于知识资本的研究一方面存在泛化研究的情况,另一方面也没能从理论上进行更为明确清晰地阐述。这就为企业知识资本的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研究路径和方向。随着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突出,对企业价值的生成与作用越来越重要,知识作为资本应该成为企业要素资本构成之一。而目前企业不仅没有将知识资本作为要素资本结构之一来进行相关财务管理活动,甚至没有给知识资本以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图从要素资本的角度去重新认识和理解知识资本,并分析知识资本在企业中的作用机理,从而完善企业知识资本的基础理论,一方面补充企业知识资本的基础理论研究,另一方面试图为企业财务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1）确立企业知识资本的存在以及价值；（2）从深层次的机理上分析企业知识资本的作用；（3）引起企业对于知识资本的关注；（4）从知识资本、异质资本的角度去推动企业财务理论的发展及应用。本文研究方法以规范研究为主,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辅以适当的案例分析以及少量的数据分析进行基础理论的论述,从引言到结论遵循一般逻辑演绎的方法展开。论文所要研究的是企业知识资本的基础理论,因此本文的研究思路按照解决问题的三个步骤展开,即是什么,为什么以及如何运用的逻辑方式进行。通过研究背景的论述提出论文所要研究的问题；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述评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寻找论文的研究方向；通过知识资本基础理论的描述以及基础研究的论述为本文研究铺垫理论基础；在明确研究问题、研究方向以及相关理论基础的基石下进行企业知识资本的性质分析,解决企业知识资本基础理论研究中的“是什么”问题;继而通过学科间理论的交叉分析提出知识资本的作用机制,解决企业知识资本基础理论研究中的“为什么,,问题；再次针对概念性质的定性以及作用机理的论述提出企业知识资本新的计量评估方法,解决“如何评价运用”的问题；最后进行论文总结与展望。本文通过研究认为其具有一定的理论及现实上的学术价值。首先,在理论方面,完善了要素资本理论的内容；明确了知识资本的内涵;揭开了知识资本作用的黑箱；提出了新的计量评估方法,就基础理论分析上实现了较为完整的阐述,具有一定的原创性。其次,在现实应用方面,为企业管理以及财务运用从要素资本角度提供了新的思路,明确了知识资本存在的客观性以及作用的重要性,提出在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中应运用要素资本结构的理念进行资本的配置,并可以利用知识资本的计量评估方式评测企业知识资本水平并提供一定的配置思路。因为要素资本异质性的特点、企业价值创造模式的不同、企业生存发展的现状等原因,使得知识资本的研究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在知识经济背景下,知识资本的研究必然要从知识的经济学意义出发,从知识作为生产要素的必要性为研究起点。生产要素的历史发展演化至今,知识作为生产要素的具有现实需要的意义,也使得知识具备了经济学的意义。从知识的经济学性质出发也奠定了知识资本的问题要沿着生产要素、要素资本理论展开。而我国知识资本的研究现状主要是在国外智力资本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情况进行理论的发展。但通过对国外的知识资本与智力资本的文献综述以及对比分析,发现二者在理论渊源、概念、构成内容以及研究内容上存在着差异。从生产要素角度出发的知识资本是不同与智力资本的,这为本文知识资本的研究确定方向和路线。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具有经济学的理论依据,还表现在经济学以及管理学的理论支持上。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阐述技术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从外生到内生的作用变化,说明智力型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其对于制度等知识因素的经济研究仍显不足；从企业的绩效差异成因出发探寻企业的核心能力问题,引出知识从微观角度对企业绩效的产生等企业发展目标的作用；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探寻传统经济学的固有范式的缺陷,为经济问题的探寻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结合耗散结构理论可以为企业知识资本研究从系统的演化等角度提供新的思路。企业是一种耗散结构,反应企业运行货币表现的财务活动系统也是一种耗散结构,满足远离平衡态、非线性、开放体系以及涨落突变的耗散特性,因此可以运用耗散特性来提出资本配置的新想法,即用自由资本配置的理念去进行要素资本的合理安排。此外,还可以用耗散结构以及熵的理论进行知识资本作用机制的分析。知识资本的基础概念以及性质的分析是论文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知识的市场意义,到知识资本的生成方式,到知识资本的性质,到知识资本的运行方式四个方面详细分析作为要素资本的知识资本是什么,为本文研究奠定基石。知识资本是作为一种知识资源存在的,其是具有市场意义的。带有产品以及商品属性的知识,是区别与其他无形资产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的智慧因素。知识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知识通过直接交换和间接交换两种形式的市场交换方式实现价值。企业的知识通过内部形成以及外部的引入两种来源形式,并经过资本化的途径可以转变为企业的知识资本。知识资本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自然属性表现在很强的公益特性,较弱的商品性、独特的价值表现等内容,而社会属性说明企业知识资本具有产权属性,但是要区别与知识产权。正是因为知识资本的内涵及性质的独特性,使得知识资本是区别与技术资本、人力资本而单独存在的。因此,知识是可以纳入企业的财务系统,作为异质要素资本之一存在。知识资本作用机制的分析是本文核心部分之一。通过诺基亚手机业务被收购的案例引发对企业异质资本的思考,从而引出对知识资本作用机理分析的重要性。企业的要素资本可以分为人力资本、货币资本、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以及知识资本五个方面,结合五个要素资本系统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以揭开企业运行以及价值创造过程中的黑箱。通过提出的企业熵增公式以及构建的商品竞争模型对企业要素资本的作用方式进行分析,认为企业要素系统分为两个方面并具有二元特性。以人、财、物为代表的传统生产要素为企业带来能量源,而以知识和技术为代表的新兴生产要素为企业带来负熵流,即降低企业混乱程度,实现企业稳定有序发展。企业通过能量与熵流的二重作用实现企业价值并保持持续发展态势。知识资本作为二元之一的熵流作用体现主要表现在与外界的熵流交换、削弱企业系统内部的正熵效应以及诱发甚至直接引导企业的涨落跃迁。知识资本的计量评价以及实际应用问题是本文的重点之一也是难点。对知识资本现行计量方法的回顾和分析进行优缺点的总结,发现这些方法并不能满足本文定义的知识资本的需要。因此有必要提出相对可行的计量评价方法。可以通过对知识资本概念的理解以及知识资本在企业运行中的作用方式提出本文的知识资本相对值计量方法。此计量方法是利用企业利润率与技术资本的水平提出的知识资本的评价方法,适用于企业在行业间进行知识资本水平的评测。此外,其计量评价结果还可以和技术资本配合,从而可以提出对知识资本的一定配置意见。最后通过钢铁行业以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两个行业进行企业知识资本的相对计量,并进行知识资本评价方法的检验和实际运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表现在：（1）知识资本作为企业要素资本之一,是具有相对独立性以及客观存在性。因为作为在市场中存在的知识是具有成为知识资本的条件。知识资本具有特有的性质,是区别与智力资本,同人力资本、货币资本、物质资本以及技术资本一起构成企业的要素资本。（2）企业的知识是生产经营或者投资的结果,具有商品性质。作为可以在市场中交易的知识具备成为知识资本的条件。知识的资本化经历了投入生产、形成产权、进入交易的循环过程后形成知识资本。知识资本具有独特性质表现在：较强的公益性,较弱的商品性,一定的稀缺性,双重增值性等。（3）企业系统运行符合耗散结构特性,企业财务活动为企业运行的货币表现同样符合耗散特性。运用耗散结构理论等跨学科领域可以打开企业运行黑箱,从根本上解释知识资本的作用机制。企业通过要素资本系统的二元性——能量流与负熵流的相互作用实现可持续发展。知识资本作用的表现在为企业带来负熵流,降低企业混乱程度,并诱发企业实现跃迁。（4）结合对知识资本的理解以及知识资本作用方式提出的企业知识资本的新的计量评估方法。此方法利用企业利润率以及技术资本水平得到相对值计量,可以实现企业在行业内的知识资本水平评价。有助于优化异质要素资本的配置思想的提出,尤其是加深知识资本的认识和重视以及配置上的倾斜。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知识资本立意上的创新,对知识资本采用较为新颖的观点。从生产要素的历史变迁中延伸出的知识资本是区别于智力资本的,也是区别于技术资本的。知识资本实质是企业内的理念性知识,可以有效利用企业资源以及指导企业运行的思想内容。（2）知识资本理论上的创新,采用耗散结构理论、熵的概念进行企业知识资本问题的研究。将企业的生产要素分为两个部分,传统的生产要素和新兴生产要素,前者代表能量流,后者代表负熵流,缺一不可,二者共同实现企业价值。知识资本具有的正是负熵流的作用。（3）知识资本计量的创新,提出知识资本一种新的计量评估方法。采用相对值计量方法,实现企业在行业内的知识资本水平评价,并可以和技术资本一起进行新兴要素资本水平评价。针对其计量评估结果,可以提出知识资本一定的配置意见。总之,本文从概念立意上的突破到作用机制解释上的创新再到知识资本新的计量评估方式的提出对知识资本从基础理论上进行探微。
二、论知识配置资本与知识经济的本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知识配置资本与知识经济的本质（论文提纲范文）
（1）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的政策分析：环境-价值-行动者的维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与重难点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的阐释 |
| 一、数字网络空间的起源、特征与影响 |
| 二、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的演变 |
| 三、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的功能 |
| 第二节 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的理论基础 |
| 一、数字治理理论 |
| 二、政策网络理论 |
| 三、知识产权利益平衡理论 |
| 第三节 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的分析框架:环境-价值-行动者 |
| 一、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分析的关键变量 |
| 二、知识产权政策分析中环境、价值、行动者具体含义 |
| 三、知识产权政策的分析框架:环境-价值-行动者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的文本分析:环境-价值-行动者 |
| 第一节 中国知识产权政策文本演变 |
| 一、知识产权政策文本的相关统计 |
| 二、知识产权政策文本的内容演变 |
| 三、知识产权政策文本的演变特征 |
| 第二节 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中国知识产权政策文本编码 |
| 一、知识产权政策文本中的环境关切 |
| 二、知识产权政策文本中的价值内涵 |
| 三、知识产权政策文本中行动者构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的环境分析 |
| 第一节 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环境需求 |
| 一、发展有序的经济环境 |
| 二、组织协调的政治环境 |
| 三、多元包容的文化环境 |
| 四、全球融入的外部环境 |
| 第二节 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环境的现实束缚 |
| 一、原始创新动力薄弱 |
| 二、双轨保护衔接失灵 |
| 三、创新激励文化匮乏 |
| 四、国际规则有失公平 |
| 第三节 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环境现实束缚的成因 |
| 一、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尚未完善 |
| 二、产权管理未能充分协调统一 |
| 三、产权文化构建存在诸多阻碍 |
| 四、全球产权竞争牵涉各国利益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的价值分析 |
| 第一节 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价值追求 |
| 一、促进知识创新 |
| 二、保护私人权益 |
| 三、维护公共福祉 |
| 第二节 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的价值冲突 |
| 一、政策实施之中的价值位序难题 |
| 二、有违价值初衷的政策设计风险 |
| 三、缺乏清晰统一的政策价值共识 |
| 第三节 中国知识产权政策价值冲突的成因 |
| 一、对政策价值本质缺乏全面认识 |
| 二、政策的更新滞后于时代的发展 |
| 三、政策价值的话语体系尚未建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的行动者分析 |
| 第一节 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行动者的善治网络 |
| 一、知识产权政策网络中具体的行动者类型 |
| 二、知识产权政策网络中行动者的善治结构 |
| 三、知识产权政策网络中行动者的善治要素 |
| 第二节 中国知识产权政策行动者的现实困境 |
| 一、政策网络内部未能充分协调 |
| 二、政策网络间互动存在偏差 |
| 三、政策网络运转欠缺有效性考察 |
| 第三节 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网络困境的成因 |
| 一、政策参与的角色认知与能力有待提升 |
| 二、政策网络缺乏持续且深入的交流合作 |
| 三、政策参与中缺乏多元有效的配套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环境-价值-行动者”框架的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的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营造合适的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环境 |
| 一、完善市场秩序,维护创新基石 |
| 二、优化整体治理,加强部门协作 |
| 三、致力生态培育,涵养产权观念 |
| 四、注重利益协调,强调合作共赢 |
| 第二节 构建合理的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价值 |
| 一、加强理论建设,建立明确的知识产权政策价值体系 |
| 二、强调价值引领,优化政策举措与时代发展间匹配性 |
| 三、重视价值传播,形成并推广政策价值中国话语体系 |
| 第三节 培育合格的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行动者 |
| 一、明确政策网络角色,增强彼此协调互动能力 |
| 二、塑造网络信任氛围,推进对话与合作常态化 |
| 三、建立多元配套机制,保障政策网络有效运转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调适内容 |
| 二、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多元追求 |
| 三、知识产权政策划时代发展的现实问题 |
| 四、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创新 |
| 附录 |
| 知识产权政策文本汇总 |
| 知识产权政策府际网络行动者访谈问题 |
| 知识产权政策专业网络行动者访谈问题 |
| 知识产权政策生产者网络行动者访谈问题 |
| 知识产权政策参与调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 后记 |
（2）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表 |
| 导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创新 |
| 三、论文的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基本原理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概要 |
| 一、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概念界定 |
| 二、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特点总结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纳入投资范畴的理论基础 |
| 一、作为“投资”的知识产权具有特殊性 |
| 二、知识产权纳入投资范畴的依据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保护对并购投资决策的影响 |
| 一、基于邓宁“国际生产折衷论”的一般理论分析 |
| 二、基于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实证考量 |
| 第四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主要环节的法律问题 |
| 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的认定与承担 |
| 二、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考量 |
| 三、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反垄断规制 |
| 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 |
| 第二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尽职调查法律责任分析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独特性 |
| 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内涵界定 |
| 二、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特征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解决的法律问题 |
| 一、识别目标方有无相关知识产权 |
| 二、识别目标方有无涉诉或涉诉威胁 |
| 三、识别目标方知识产权有效性问题 |
| 四、识别目标方被许可知识产权的可转让性 |
| 五、识别目标方知识产权有无抵押等障碍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法律责任认定分析 |
| 一、目标方的知识产权瑕疵担保责任 |
| 二、并购方违反保密协议的法律责任 |
| 三、管理层违反相关义务的法律责任 |
| 四、律师等中介机构的违约或侵权责任 |
| 第三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考量 |
| 第一节 并购中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界定 |
| 一、知识产权价值来源分析 |
| 二、并购中的知识产权评估特点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需求 |
| 一、价值评估的战略需求 |
| 二、价值评估的交易需求 |
| 三、价值评估的税收需求 |
| 四、价值评估的融资需求 |
| 五、价值评估的诉讼需求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法及选择 |
| 一、市场评估方法 |
| 二、成本评估方法 |
| 三、收益评估方法 |
| 四、并购中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法的选择 |
| 第四节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法律依据 |
| 一、专利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二、商标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三、着作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四、商业秘密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第四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垄断行为辨析 |
| 一、跨国并购中的知识产权滥用界定 |
| 二、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的一般垄断行为分析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滥用规制的理论基础 |
| 一、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关系之辩 |
| 二、禁止权利滥用理论 |
| 三、相对利益平衡理论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反垄断规制实践分析 |
| 一、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的国内实践评析 |
| 二、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的国际实践评析 |
| 第五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层面的国家安全界定 |
| 一、基于专利权的科技安全 |
| 二、基于着作权的文化安全 |
| 三、基于商标权的产业安全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实践的思考 |
| 一、美国为代表的并购中新兴技术国家安全审查 |
| 二、加拿大为代表的并购中国家文化产业安全审查 |
| 三、中国为代表的并购中品牌依存度产业安全审查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我国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法律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学理分析 |
| 第一节 人力资本的基本界定 |
| 一、人力资本的一般含义 |
| 二、企业中的人力资本 |
| 三、企业中人力资本的分类 |
| 第二节 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 |
| 一、经济民主理论 |
| 二、公司契约理论 |
|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 |
| 第三节 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公司治理的价值基础 |
| 一、人力资本所有者是公司财富的创造者 |
| 二、人力资本所有者是公司风险的承担者 |
| 三、人力资本所有者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实践分析 |
| 第一节 公司治理模式的演进路径 |
| 一、从单边治理到共同治理 |
| 二、我国尚不具备实现企业家治理的条件 |
| 三、重视人力资本作用成为公司治理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我国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实践 |
| 一、华为实行员工持股计划创造利益共同体 |
| 二、京东通过“合同+股权”方式加强人力资本作用 |
| 三、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强调精英团队 |
| 第三节 我国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公司治理的现实困境 |
| 一、股东本位思想根深蒂固 |
| 二、外部环境建设不完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模式转型分析 |
| 第一节 从单边治理走向共同治理 |
| 一、我国目前立法尚不满足共同治理要求 |
| 二、共同治理模式的实现途径 |
| 第二节 由股东会中心主义转向董事会中心主义 |
| 一、效率化与专业化的选择—董事会中心主义 |
| 二、董事会应享有广泛决策权 |
| 三、确保股东会最低限度权力及监事会独立监督地位 |
| 第三节 发展体现人力资本价值的股票期权制度 |
| 一、股票期权制度的起源与作用 |
| 二、我国股票期权制度的现存问题与完善路径 |
| 第四节 完善相关制度配合建设 |
| 一、健全职业经理人市场建设 |
| 二、引入商业判断规则 |
| 三、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4）知识产权正义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知识产权正当性理论脉络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之基础辨析 |
| 一、知识产权内涵界定 |
| 二、知识产权理论依据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正当性解析 |
| 一、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之变迁 |
| 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以确认私权为主旨 |
| 三、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以发展人权为目的 |
| 四、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以利益平衡为原则 |
| 第二章 知识产权和正义 |
| 第一节 正义之基础认识 |
| 一、正义源起 |
| 二、正义性质 |
| 三、正义作用之实现 |
| 四、正义之分类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正义 |
| 一、知识产权正义之价值内涵 |
| 二、知识产权正义之特殊内容 |
| 三、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正义化 |
| 第三章 知识产权正义之架构构建 |
| 第一节 利益平衡是知识产权正义之核心 |
| 一、利益冲突是知识产权非正义之根源 |
| 二、利益平衡机制是纠正非正义的核心方法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之差序利益安排 |
| 一、知识产权利益格局以私权为本位 |
| 二、利益权衡下之差序格局 |
| 第四章 差序格局下知识产权正义之制度设计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正义之理念构成 |
| 一、权利意识 |
| 二、平等观念 |
| 三、自由目标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正义之形成过程 |
| 一、权利形成机制 |
| 二、资源分配机制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正义之运行过程 |
| 一、秩序维护机制 |
| 二、创造激励机制 |
| 三、合理交换机制 |
| 四、财富分享机制 |
| 五、规范保护机制 |
| 第四节 知识产权正义之成效提升 |
| 一、保证基础正义 |
| 二、维护运行正义 |
| 三、调节成效正义 |
| 第五章 知识产权正义之评价体系 |
| 第一节 综合考量因素:背景 |
| 一、时期维度 |
| 二、地域维度 |
| 第二节 内部利益平衡:动因 |
| 一、主体利益之平衡 |
| 二、各类利益之平衡 |
| 第三节 外部动态调适:过程 |
| 一、形成过程的正当性 |
| 二、运行过程的正当性 |
| 第四节 整体法治环境:效果 |
| 一、国家维度: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 |
| 二、社会维度:社团与大众 |
| 三、个人维度:自然人和企业 |
| 第六章 知识产权正义之中国语境解读 |
| 第一节 理念价值:平衡与正义之体系构建 |
| 一、宏观综合影响:背景因素之考量 |
| 二、价值取向导引:以正义为核心理念 |
| 三、权利属性认知:知识产权本质是私权 |
| 四、制度运行目标:利益平衡之“保护—限制”二元性 |
| 第二节 问题思考:法律制度不足及其缘由 |
| 一、知识产权法治环境不够健全 |
| 二、权利形成机制设计不够合理 |
| 三、权利运行制度结构较为单一 |
| 四、权利监管、保护之协调性不足 |
| 第三节 解决路径:合正义之知识产权法治环境的构建 |
| 一、主体协调机制:各司其职、平衡互动 |
| 二、过程完善机制:知识产权法律与公共政策的同构 |
| 三、效果呈现机制:法律制度与社会环境治理的同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基于交互创新的高校知识服务模式及其外部资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2.1 知识服务的相关研究 |
| 1.2.2 高校知识服务的相关研究 |
| 1.2.3 交互创新的相关研究 |
| 1.2.4 外部资源的相关研究 |
| 1.2.5 现有研究文献述评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研究内容与论文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2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知识服务 |
| 2.1.2 高校社会服务职能 |
| 2.1.3 高校知识服务 |
| 2.1.4 交互创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开放式创新理论 |
| 2.2.2 责任式创新理论 |
| 2.2.3 资源依赖理论 |
| 2.2.4 理论选择的适切性分析 |
| 2.3 本章小结 |
| 3 基于交互创新的高校知识服务内涵与历史溯源 |
| 3.1 我国高校知识服务的发展历程 |
| 3.1.1 我国高校知识服务的被动接受阶段 |
| 3.1.2 我国高校知识服务的主动迎合阶段 |
| 3.1.3 我国高校知识服务的互动共创趋势 |
| 3.2 基于交互创新的高校知识服务的逻辑起点 |
| 3.2.1 高校知识服务的需求形式 |
| 3.2.2 高校知识服务的供需关系 |
| 3.2.3 逻辑起点 |
| 3.3 基于交互创新的高校知识服务内涵 |
| 3.3.1 内涵 |
| 3.3.2 特征 |
| 3.3.3 维度 |
| 3.4 本章小结 |
| 4 基于交互创新的高校知识服务模式构建 |
| 4.1 基于交互创新的高校知识服务的模式构成 |
| 4.1.1 高校知识服务的模式类型与适用性分析 |
| 4.1.2 基于交互创新的高校知识服务模式要素分析 |
| 4.2 战略引领层 |
| 4.2.1 战略引领层的战略内容 |
| 4.2.2 战略引领层的功能实现 |
| 4.3 流程操作层 |
| 4.3.1 流程操作层的设计 |
| 4.3.2 流程操作层的内容 |
| 4.3.3 流程操作层的功能实现 |
| 4.4 能力支撑层 |
| 4.4.1 能力支撑层的内涵 |
| 4.4.2 能力支撑层的构成 |
| 4.4.3 能力支撑层的功能实现 |
| 4.5 本章小结 |
| 5 促进基于交互创新高校知识服务模式实现的外部资源 |
| 5.1 外部资源的内涵、特征与类型 |
| 5.1.1 外部资源的重要性 |
| 5.1.2 外部资源的内涵与特征 |
| 5.1.3 外部资源的类型 |
| 5.2 外部资源供给的主体与方式 |
| 5.2.1 外部资源的供给主体 |
| 5.2.2 各级政府的外部资源供给 |
| 5.2.3 知识服务中介机构的外部资源供给 |
| 5.2.4 竞争对手的外部资源供给 |
| 5.3 外部资源的的内化机制 |
| 5.3.1 外部资源的内化位置 |
| 5.3.2 外部资源的内化过程 |
| 5.4 本章小结 |
| 6 高校知识服务案例分析 |
| 6.1 案例选取与概述 |
| 6.1.1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概述 |
| 6.1.2 香港科技大学概述 |
| 6.1.3 大连理工大学概述 |
| 6.2 逐一案例描述 |
| 6.2.1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知识服务 |
| 6.2.2 香港科技大学的知识服务 |
| 6.2.3 大连理工大学的知识服务 |
| 6.3 跨案例聚类分析 |
| 6.3.1 三所高校知识服务的内容与特征 |
| 6.3.2 三所高校知识服务的战略引领 |
| 6.3.3 三所高校知识服务的流程操作 |
| 6.3.4 三所高校知识服务的能力支撑 |
| 6.3.5 三所高校知识服务的外部资源供给 |
| 6.4 案例研究结论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研究局限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科研项目及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6）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现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思路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学术创新点 |
| 第二章 我国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的内容构成与立法依据 |
| 一、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的内容构成 |
| 二、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依据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适用的现实考察 |
| 一、法定赔偿方式的适用呈泛化态势 |
| 二、判赔金额与诉请金额间差距较大 |
| 三、部分赔偿额超过法定赔偿的上限 |
| 四、缘于“举证难”致使审理周期较长 |
| 五、判赔额与地区经济水平呈正比关系 |
| 六、损害赔偿诉讼案件地区分布不均匀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适用的存在问题 |
| 一、缺失制度特有的基础理论指引 |
| 二、赔偿方式未能彰示其工具价值 |
| 三、法定赔偿适用的裁量空间过大 |
| 四、缺乏专门的知识产权证据规则 |
| 五、赔偿方式的规则设计不尽合理 |
| 第三章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价值基础与功能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价值基础 |
| 一、矫正正义理论:基石价值 |
| 二、功利主义理论:补充价值 |
| 三、创新激励理论:专有价值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多元功能 |
| 一、救济功能 |
| 二、预防功能 |
| 三、惩罚功能 |
| 四、确认功能 |
| 第三节 预防功能应当定位为核心功能 |
| 一、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功能定位调整的必要性 |
| 二、预防功能定位为核心功能的多维度诠释 |
| 三、预防功能发挥与实现的必要限定 |
| 第四章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 |
| 第一节 填平救济原则:确定损害赔偿范围的基点 |
| 一、填平救济原则是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基石原则 |
| 二、适用填平救济原则确定损害赔偿范围的路径 |
| 第二节 市场价值原则:确定赔偿数额的价值原点 |
| 一、知识产权市场价值原则的基本内涵与理论支撑 |
| 二、引入知识产权市场价值原则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
| 三、确定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量定工具与方法选择 |
| 第三节 比例原则:探寻诉讼当事人利益的衡平点 |
| 一、比例原则的基础内涵与本质属性 |
| 二、比例原则适用于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正当性诠释 |
| 三、比例原则适用于损害赔偿的阶层化操作及其适用 |
| 四、比例原则适用于损害赔偿的局限表征与完善径路 |
| 第五章 知识产权损害的一般赔偿方式与适用路径 |
| 第一节 实际损失赔偿方式与适用路径 |
| 一、实际损失的所属类型与赔偿范围 |
| 二、实际损失赔偿方式的适用困境 |
| 三、实际损失赔偿方式的适用路径 |
| 第二节 侵权获益赔偿方式与适用路径 |
| 一、侵权获益赔偿的请求权基础择定 |
| 二、侵权获益赔偿方式的适用困境 |
| 三、侵权获益赔偿方式的适用路径 |
| 第三节 许可费赔偿方式与适用路径 |
| 一、许可使用费赔偿方式的理论基础 |
| 二、许可使用费赔偿方式的适用困境 |
| 三、适当扩大许可费赔偿的基准范围 |
| 四、丰富我国合理许可费的计算方法 |
| 第四节 法定赔偿方式与适用路径 |
| 一、法定赔偿方式的理论内涵 |
| 二、法定赔偿方式的适用困境 |
| 三、法定赔偿方式的适用路径 |
| 第六章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引入与适用规则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理论基础 |
| 一、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基本内涵 |
| 二、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法律性质 |
| 第二节 全面引入知识产权惩罚赔偿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一、全面引入知识产权惩罚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
| 二、全面引入知识产权惩罚赔偿制度的可行性 |
| 第三节 域外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考察与镜鉴 |
| 一、英美法系国家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
| 二、大陆法系地区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
| 三、域外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经验镜鉴 |
| 第四节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规则与考量因素 |
| 一、厘清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规则 |
| 二、释明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考量因素 |
| 三、预防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滥用的适当限制 |
| 第七章 我国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对策 |
| 第一节 实体法维度的完善对策 |
| 一、修正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方式的法定位阶及适用关系 |
| 二、优化我国知识产权许可使用费赔偿规则的立法规范 |
| 三、调整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的赔偿幅度与规范内容 |
| 四、构建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的基本要件 |
| 第二节 程序法维度的完善对策 |
| 一、完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诉讼证据规则的必要性 |
| 二、优化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证据收集与保全规则 |
| 三、调整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 |
| 第三节 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对策 |
| 一、发挥我国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司法政策的指引作用 |
| 二、强化我国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制度的司法示范作用 |
| 三、引入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机制及司法会计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7）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图谱研究 ——基于1979-2018期刊文献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及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二、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问题与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三、可能的创新点 |
| 第四节 研究基础 |
| 一、数据来源及检索策略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知识图谱绘制流程 |
| 四、辅助软件 |
| 第二章 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给养”的知识图谱 |
| 第一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文献的时序分布 |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期刊论文时序分布 |
| 二、基于学科成长规律的基本判断 |
| 第二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文献的空间分布 |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机构分析 |
| 二、我国教育管理研究文献的期刊分布 |
| 第三节 我国教育管理研究基金项目分析 |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基金项目资助年度分布 |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基金类别分析 |
| 三、我国教育管理学典型基金项目分析 |
| 第四节 结论与讨论 |
| 一、学科知识生产仍处于成长阶段 |
| 二、学科发展呈现交叉性强领域广的特点 |
| 三、学科发展存在分化不均的现象 |
| 第三章 我国教育管理学“发展轨迹”的知识图谱 |
| 第一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整体展现 |
| 一、数据选择与研究方法 |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整体性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时间演化 |
| 一、1979-1989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分析 |
| 二、1990-1999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分析 |
| 三、2000-2009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分析 |
| 四、2010-2018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分析 |
| 第三节 结论与讨论 |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特点总结 |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演进总结 |
| 第四章 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关联”的知识图谱 |
| 第一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前沿 |
|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前沿的整体分析 |
| 三、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前沿的阶段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基础 |
|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文献共被引分析 |
| 三、我国教育管理学期刊共被引分析 |
| 第三节 结论与讨论 |
| 一、基于研究前沿的分析 |
| 二、基于研究基础的分析 |
| 第五章 我国教育管理学“学术群体”的知识图谱 |
| 第一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科学者分布状态 |
| 一、高产作者界定标准 |
| 二、高产作者产出与分布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合作网络解析 |
| 一、数据选择与研究方法 |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合作状况整体分析 |
| 三、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合作网络特征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学术群体的知识图谱 |
| 一、数据来源和分析架构 |
| 二、作者共被引网络分析 |
| 第四节 结论与讨论 |
| 一、基于学者合作状况的分析 |
| 二、基于学术群体构成的分析 |
| 第六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工作及发现 |
| 一、基于“学科给养”视角的研究发现 |
| 二、基于“发展轨迹”视角的研究发现 |
| 三、基于“知识关联”视角的研究发现 |
| 四、基于“学术群体”视角的研究发现 |
| 第二节 知识网络视角下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特点 |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的动力机制 |
| 二、学科交叉与互涉促进分支学科不断生成 |
| 三、以混合团体为基础聚合的学术共同体 |
| 第三节 学科视角下完善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的展望 |
| 一、建构均衡化的教育管理学科体系 |
| 二、打造本土化的教育管理学学术格局 |
| 三、完善教育管理学学科制度化建设 |
| 第四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一、研究不足 |
| 二、后续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术语缩写列表 |
| 附录二 数据索引 |
| 附录三 本研究涉及的部分法律与政策文件 |
| 附录四 1979-2018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部分着作统计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下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生自认为的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的简要评述及展望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相关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知识生产模式转型 |
| 2.1.2 大学组织模式变革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知识生产模式理论 |
| 2.2.2 知识社会学理论 |
| 2.2.3 系统与权变组织理论 |
| 2.3 分析框架 |
| 2.3.1 大学组织分析内部和外部视角的整合 |
| 2.3.2 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 |
| 2.3.3 知识生产模式演变及分析维度 |
| 2.3.4 大学菱形组织模式的构建 |
| 2.3.5 分析框架:“知识生产模式—大学组织模式”协同演化模型 |
| 3 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的历史考察 |
| 3.1 知识生产模式0与教学型大学组织模式的形成 |
| 3.1.1 中世纪社会的产生与变迁 |
| 3.1.2 知识生产模式0的特征与变革 |
| 3.1.3 教学型大学组织模式的形成与变革(T-U型) |
| 3.2 知识生产模式Ⅰ与研究型大学组织模式的构建 |
| 3.2.1 工业社会的产生与变迁 |
| 3.2.2 第一次知识生产模式转型:模式Ⅰ的形成与发展 |
| 3.2.3 研究型大学组织模式的构建与变革(R-U型) |
| 3.3 知识生产模式Ⅰ与创业型大学组织模式探索 |
| 3.3.1 转变中的景观:知识价值社会的变迁 |
| 3.3.2 第二次知识生产模式转型:模式Ⅱ的产生与发展 |
| 3.3.3 创业型大学组织模式的探索(E-U型) |
| 4 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的典型案例分析:以麻省理工学院(MIT)为例 |
| 4.1 工程技术学院组织模式产生与变革 |
| 4.1.1 组织行动者 |
| 4.1.2 组织目标 |
| 4.1.3 组织技术 |
| 4.1.4 组织结构 |
| 4.1.5 组织权力 |
| 4.2 理工研究型大学组织模式形成与变革 |
| 4.2.1 组织行动者 |
| 4.2.2 组织目标 |
| 4.2.3 组织技术 |
| 4.2.4 组织结构 |
| 4.2.5 组织权力 |
| 4.3 创业型大学组织模式变革与探索 |
| 4.3.1 组织行动者 |
| 4.3.2 组织目标 |
| 4.3.3 组织技术 |
| 4.3.4 组织结构 |
| 4.3.5 组织权力 |
| 4.4 MIT组织模式变革的案例分析 |
| 4.4.1 社会变迁下的知识生产模式转型 |
| 4.4.2 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MIT组织模式变革的关系 |
| 5 中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的特殊性分析 |
| 5.1 中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的历史透视 |
| 5.1.1 近代大学组织模式产生与变革 |
| 5.1.2 现代大学组织模式形成与变革 |
| 5.1.3 当代大学组织模式变革与发展 |
| 5.2 中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特征及存在的问题 |
| 5.2.1 中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特征 |
| 5.2.2 中国当代大学组织模式存在的问题 |
| 5.3 中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特殊性的原因分析 |
| 5.3.1 社会层面:独特的社会形态 |
| 5.3.2 知识生产层面:政治权力规划下的知识生产模式 |
| 6 中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审思 |
| 6.1 中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策略 |
| 6.1.1 社会层面:构建以“善治”为目标的“治理型”社会 |
| 6.1.2 知识生产层面:重构知识生产模式 |
| 6.1.3 大学组织层面:优化变革理念与方式 |
| 6.2 中国未来大学组织模式的具体设计 |
| 6.2.1 组织行动者 |
| 6.2.2 组织目标 |
| 6.2.3 组织技术 |
| 6.2.4 组织结构 |
| 6.2.5 组织权力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产学研战略联盟人才培养合作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依据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依据 |
| 1.2 研究的问题与意义 |
| 1.2.1 研究的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产学研合作技术创新研究进展 |
| 1.3.2 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研究进展 |
| 1.3.3 产学研战略联盟研究进展 |
| 1.4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产学研合作 |
| 2.1.2 产学研战略联盟 |
| 2.1.3 产学研战略联盟人才培养合作机制 |
| 2.2 资源基础理论 |
| 2.2.1 资源基础理论诞生的背景 |
| 2.2.2 资源基础理论的形成 |
| 2.2.3 资源基础理论的发展 |
| 2.2.4 资源基础理论的适切性 |
| 2.3 分析框架 |
| 第3章 国内外产学研人才培养合作机制分析 |
| 3.1 国内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合作机制分析 |
| 3.1.1 我国产学研人才培养合作机制类型 |
| 3.1.2 我国产学研人才培养合作机制问题剖析 |
| 3.2 国外产学研人才培养合作机制分析 |
| 3.2.1 英国产学研人才培养合作机制 |
| 3.2.2 美国产学研人才培养合作机制 |
| 3.2.3 加拿大产学研人才培养合作机制 |
| 3.2.4 日本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机制 |
| 3.3 国外产学研人才培养合作机制的启示 |
| 3.3.1 政府:建立合作平台、完善政策机制,推动产学研合作 |
| 3.3.2 大学:人才培养结合市场需求,深化产学研合作 |
| 3.3.3 企业:发挥资源优势、协同培养人才,促进产学研合作 |
| 第4章 产学研战略联盟人才合作培养动力分析 |
| 4.1 产学研战略联盟人才合作培养的内部动力因素 |
| 4.1.1 异质性资源 |
| 4.1.2 交易成本 |
| 4.2 产学研战略联盟人才合作培养的外部动力因素 |
| 4.2.1 市场竞争 |
| 4.2.2 政府政策 |
| 4.3 产学研战略联盟人才合作培养的动力机制构建 |
| 4.3.1 政府“推拉结合”双向引导 |
| 4.3.2 构建研发链,改革评价机制 |
| 4.3.3 建立保障机制,整合培养资源 |
| 第5章 产学研战略联盟人才培养合作机制的选择 |
| 5.1 产学研战略联盟的盟友选择 |
| 5.1.1 产学研战略联盟人才培养盟友的选择原则 |
| 5.1.2 产学研战略联盟人才培养盟友选择的条件 |
| 5.1.3 产学研战略联盟人才培养盟友选择的过程 |
| 5.2 产学研战略联盟人才培养模式的选择 |
| 5.2.1 产学研战略联盟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
| 5.2.2 产学研战略联盟模式选择的博弈分析 |
| 5.2.3 产学研战略联盟人才培养模式选择的类型 |
| 5.3 产学研战略联盟人才培养利益分配模式的选择 |
| 5.3.1 利益分配模式选择的原则 |
| 5.3.2 利益分配模式选择的类型 |
| 5.3.3 利益分配模式的选择 |
| 第6章 产学研战略联盟人才培养合作机制的运行 |
| 6.1 链式学习机制 |
| 6.1.1 链式学习机制构建 |
| 6.1.2 大学人才培养链式学习机制运行 |
| 6.1.3 科研院所人才培养链式学习机制的运行 |
| 6.1.4 企业人才培养链式学习机制的运行 |
| 6.2 导师联合指导机制 |
| 6.2.1 导师联合指导机制构建 |
| 6.2.2 产学导师联合指导机制运行 |
| 6.2.3 学研导师联合指导运行机制 |
| 6.2.4 产学研多导师联合运行机制 |
| 6.3 多元互动机制 |
| 6.3.1 多元互动机制构建 |
| 6.3.2 产学人才培养互动机制运行 |
| 6.3.3 学研人才培养互动机制运行 |
| 第7章 产学研战略联盟人才培养合作机制的调适 |
| 7.1 产学研战略联盟人才培养的文化协同 |
| 7.1.1 产学文化协同 |
| 7.1.2 学研文化协同 |
| 7.2 产学研战略联盟人才培养的主体协调 |
| 7.2.1 产学主体协调 |
| 7.2.2 学研主体协调机制 |
| 7.3 产学研战略联盟人才培养的利益平衡 |
| 7.3.1 利益平衡原则 |
| 7.3.2 利益平衡举措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8.2.1 可能的创新 |
| 8.2.2 存在的不足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致谢 |
（10）企业知识资本基础理论探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资本异质性问题日益突出 |
| 1.1.2 新兴资本创造价值的能力日益凸显 |
| 1.1.3 经济全球化的收益模式不断创新 |
| 1.1.4 资源优化配置的重心转移 |
| 1.1.5 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知识问题 |
| 1.2 研究的问题、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的问题 |
| 1.2.2 研究的目的 |
| 1.2.3 本文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及创新性 |
| 1.4.1 论文结构内容 |
| 1.4.2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2 文献评论 |
| 2.1 知识的经济学性质 |
| 2.1.1 知识成为生产要素的历史沿革 |
| 2.1.2 知识的经济学性质文献综述 |
| 2.2 国内学者对知识资本的认识及其综述 |
| 2.2.1 国内学者关于知识资本研究的主流观点 |
| 2.2.2 国内知识资本研究的少数派观点 |
| 2.3 西方知识资本与智力资本的比较 |
| 2.3.1 国外知识资本研究文献述评 |
| 2.3.2 国外智力资本研究文献述评 |
| 2.3.3 知识资本与智力资本的比较分析 |
| 2.4 学术界关于知识资本的概念清单 |
| 3 知识资本管理基础研究 |
| 3.1 知识问题的经济学理论依据 |
| 3.1.1 知识经济学的兴起与新经济增长理论 |
| 3.1.2 企业理论的知识学派及其研究新进展 |
| 3.1.3 演化经济学理论的繁荣 |
| 3.2 知识问题的耗散结构理论 |
| 3.2.1 耗散结构理论的形成背景 |
| 3.2.2 基于知识视角的耗散结构理论及其理解 |
| 3.3 公司财务活动的耗散结构特性 |
| 3.4 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资本配置设想 |
| 3.5 本章小结 |
| 4 企业知识资本的性质及运行特性 |
| 4.1 市场里的知识：一种创造价值的无形资产 |
| 4.1.1 作为产品和商品的知识 |
| 4.1.2 知识与其他无形资产的比较 |
| 4.2 企业知识资本的形成过程 |
| 4.3 企业知识资本的产权特征分析 |
| 4.3.1 企业知识资本的特性 |
| 4.3.2 企业知识资本的产权特征 |
| 4.4 企业知识资本的运行过程及其规则 |
| 4.5 本章小结 |
| 5 企业知识资本的作用机制分析 |
| 5.1 以诺基亚被收购的事实引发的思考 |
| 5.2 企业要素资本系统分析 |
| 5.3 基于耗散结构的要素资本的作用机理分析 |
| 5.3.1 企业的熵增公式 |
| 5.3.2 商品的竞争模型 |
| 5.4 生产要素的二元性及知识资本的作用 |
| 5.4.1 生产要素的二元性 |
| 5.4.2 企业运行中知识资本的作用机制 |
| 5.5 本章小结 |
| 6 企业知识资本的计量研究 |
| 6.1 知识资本现行计量方法回顾 |
| 6.1.1 会计计量与智力资本计量 |
| 6.1.2 知识资本计量方法的讨论 |
| 6.2 知识资本相对值的计量方法 |
| 6.2.1 计量评估方法提出的背景 |
| 6.2.2 知识资本计量评估方法描述 |
| 6.2.3 计量知识资本的直接目的在于资本配置 |
| 6.3 知识资本计量评估方式的实例分析 |
| 6.3.1 钢铁行业的知识资本水平评估 |
| 6.3.2 通讯设备制造业的知识资本水平评价 |
| 6.3.3 知识资本相对值与企业规模的关系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本文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论知识配置资本与知识经济的本质（论文参考文献）
- [1]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的政策分析：环境-价值-行动者的维度[D]. 万正艺.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D]. 胡宏雁. 吉林大学, 2020(03)
- [3]我国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法律路径研究[D]. 关奕怡.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4]知识产权正义论[D]. 秦天宁.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3)
- [5]基于交互创新的高校知识服务模式及其外部资源研究[D]. 张聪.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6)
- [6]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研究[D]. 董凡.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7]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图谱研究 ——基于1979-2018期刊文献的实证分析[D]. 热孜万古丽·阿巴斯.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8)
- [8]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下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研究[D]. 姚宇华. 武汉大学, 2017(06)
- [9]产学研战略联盟人才培养合作机制研究[D]. 仇新明. 南京农业大学, 2016(04)
- [10]企业知识资本基础理论探微[D]. 蔡晓慧. 中国海洋大学, 20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