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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能过剩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去产能”已然成为供给侧改革的首要任务，怎样治理产能过剩问题关乎经济改革能否顺利进行.当前国有企业普遍存在“低效产能”问题，这与政府干预过多，市场功能弱化，企业供给质量不符合市场需求等方面有关，只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巩固国有经济的战略地位，于是，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以确保在“去产能”的同时，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
关键词：僵尸企业；经济发展；经济下行压力；能源产业发展；过剩状态
去产能是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国家推动供给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国发[2016]54号）及其附件侧结构性改革而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之《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以来，中国首要任务，并力求率先从钢铁、煤炭行业取得突破。企业是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体，国企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去产能”方面。一定要发挥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带动作用，既提高国企竞争力，又化解过剩产能。
1国企产能过剩的事实：问题较严重，改革难度大
国企利润率偏低，产业结构偏重。当前，国企营业收入和利润“双降”态势已持续一年半，仅今年1-6月全国国企利润就同比下降8.5%。而从产业结构看，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的产业结构偏重，央企重化工领域资产总额占比接近70%，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繁重。
国企市场退出较难，“僵尸企业”较多。由于特殊的管理体制、特殊的政企关系、特殊的职工身份，国企在面临困境时往往能得到各级政府的扶持和帮助，经营不善的企业难以退出。这既加重了国企过度产能投资的倾向，又严重阻碍了过剩产能的市场调整，更易成为“僵尸企业”。国企“去产能”阻力大，成效低于预期。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和银行被产能过剩企业所绑架，一旦它们退出市场，对政府而言，就意味着税收减少和失业增多，以及当初审批决策失误的问责；而对银行而言，则意味着不良贷款的攀升。这决定了过剩产能具有锁定效应，改革阻力大。事实上，“去产能”进展低于预期，国有部门相对于私有部门是在扩大的，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滑，占社会投资比重不断下降。
2国企过剩产能成因
第一，地府政府政策偏向。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对钢铁等行业是实施严格规制的，但是不能据此断言“我国产能过剩的主因是市场失灵，对策建议是加强监管”。事实上，我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在产能扩张上的作用是不同的，美国是在加强环保和技术以及反垄断，我国地方政府是在无底线的招商引资。同时，中国产业政策倾向于保护“大企业”但不一定是有效率的企业，虽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提高市场集中度”为由，却使本来不是僵尸的企业变成了“僵尸”、已经是“僵尸”的企业更加难以清理。
第二，国企市场敏感性低。相比民企，国企在资源使用权、资源价格、土地价格、信贷利息等方面具有事实上的特权，而且国企负责人往往是党管干部，他们的目标函数不仅仅是企业利润，还包括了政治晋升。所以，国企对市场机制反应不够敏感，更倾向于扩张规模而非做大利润。同时，政府兜底降低了企业破产的威吓力，在行业中存在着一种期待感，即认为一旦生产过剩、利润率急剧减少而使整个行业陷入困境时，政府就会“行政指导”给予救济。
第三，国企混改未能有效改善其治理结构。由于对中国未来经济形势、国企出让股权的收益能力、国企治理结构的嵌入程度等方面存有顾虑，目前民间资本实际参与混改的热情不及预期。一个合理的逻辑假说是，国资委管资本，与民间资本同等委派董事和经理人，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下高效运作。但是目前国企混改只是出让少数股权，对于大型国企，民间资本的进入数量和比例还较低。同时，民间资本没有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没有对国企的公司治理结构带来实质改变，没有较大提高国企经营效率。
3借力国企改革推动“去产能”的对策建议
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主要集中在国企，那么国企改革自然成为“去产能”的主战场。
第一，国企“做大”的前提应该是“做强做优”。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但是全面理解“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切勿片面强调“做大”。如果国企一味做大，国企低效和产能过剩问题将会持续且不断加重。市场化是国企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因此必须在抵制私有化的前提下做到市场化，也即保持国企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尽可能的引入民间资本。这可以表现为：国资在行业层面占据主导，占据行业的大多数市场份额，或者掌控行业的关键链条，允许民资进入行业或其部分链条；在企业层面占据主导，国资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允许民资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
第二，加快国有“僵尸企业”的混改，建立容错机制激励国企高管主动性。一些“僵尸企业”已经成为国有资本的包袱，不断汲取国企利润、银行信贷和财政补贴，必须及时大刀阔斧的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民间资本并允许其控股。寄希望于民间资本带领“僵尸企业”转型，投资于更有效率的生产领域。但是，当前国企高管“求稳”心态较普遍，具体改革举措缺乏突破性。严格甄别改革试错与腐败行为，完善国企改革中的容错机制建设。国企高管只要是坚持科学改革的方向，并按照法定决策程序实施的改革举措，都应该依法保护。即使事后证实改革不成功，只要当事人不存在主观故意或谋取私利，合法改革行为应受到制度保障。
第三，借力民资改善国企治理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国企往往面临改革和增长、就业和效益、党性和董事会等多元政策目标，短期内却难以同时满足，经营效率较低。在国企内部引入民间资本，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进而通过高效决策从供给端提高国企产品层次和质量，既可以化解过剩产能，又有助于国企做强做优，还可以拉动民间投资回升和稳定经济增长。因此，国企混改要强化国资民资双方的契约意识，履行现代企业制度，允许民资派代表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
第四，“去产能”标准要以产品质量、环保和安全为依据，并鼓励高效企业兼并低效企业，鼓励民企兼并国企。不能以企业设备规模来认定企业是否是落后产能，简单的认为规模小的产能更为落后。不能在兼并重组时一味地让大企业兼并小企业，要综合考虑企业的规模、产品结构、利润率等因素，让自生能力强的企业兼并其他企业。同时，从国有企业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设立辅助调整基金，主要用于国有企业退出时（破产或被并购）职工的社会保障和安置。
第五，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降低市场准入的制度成本。在国企改革中要保持对“市场决定性”的敬畏、强化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政策制定机关制定市场准入、产业发展等政策措施，应当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在资源使用权及支付价格、信贷利息、土地租金等方面加强市场化改革，促进国企和民企的公平竞争。同时，国企投资重在“补短板”，减少对民资的挤出效应。例如，应该进一步放开民用机场、基础电信运营等领域准入。此外，在混改的央企试点以及地方试点中，突出公平竞争的内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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