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七君子事件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七君子",事件,媒介视野,呈现,动员
七君子事件论文文献综述
杨肆洋[1]（2017）在《呈现·动员·参与》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以"七君子"事件为研究对象,所谓"七君子"事件主要是指国民政府当局以"危害民国罪",于1936年11月23日凌晨在上海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七人,随后移解苏州,押于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该事件自1936年11月爆发至1939年2月正式撤回起诉书,历时两年零叁个月。文章从媒介视野出发去重新审视"七君子"事件。文章主体以四章的篇幅展开对"七君子"事件的研究。第一章是对"七君子"事件的背景介绍。本章内容的介绍避免了传统"背景介绍"的窠臼。通过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家国情怀、"七君子"被捕前的报业实践、"新生事件"对"七君子"的影响这叁个方面展开本章的内容。其中知识分子共同体身上所具备的可称之为"底色"的品质是统摄本文的另外一条线索。本章第一节之所以考察作为知识分子共同体的"七君子",主要是因为"七君子"各人作为独立的个体,在民族危难的关键时刻,摸索民族救亡的方法。他们并没有因为各自政治主张上的差异"孤军奋战",而是为了抗日救亡的共同目标,团结一致,积极对外,这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所具备的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等称之为"底色"的品质一脉相承。而真正让"七君子"以共同体身份面对国民政府逮捕遭遇的正是由于七人早期的报业实践。七人早期的报业实践虽然也存在着差异,但通过梳理七人早期的报业经历,不难发现,七人早期的报业实践都是在寻找国家振兴的方法。直到1936年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七人以救国会为依托,继续为了抗日救亡的目标,发表共纾国难的看法。"新生事件"爆发后,"七君子"一度为杜重远被捕奔走呼号,他们也不断受到来自国民政府的恐吓与威胁。他们始终不变的是,以国家危亡为己任。而其中一条线索则是媒介视野下的"七君子"事件从呈现到参与的过程。第二章对"七君子"事件做概括性的呈现。因为关涉"七君子"事件的片段是多样的,通过梳理搜集到的资料来看,"七君子"从被捕到获释这一头一尾的呈现,能够使人对"七君子"事件有概括性的认识。"七君子"被捕之初,由于国民政府对消息的封锁,因此在夹缝中突围的"七君子"被捕消息显得尤为难得。而从最早披露的几家报纸《立报》、《华美晚报》、《申报》的报道分析看,媒介对七人被捕消息的报道更多的是向公众告知七人被捕的事实。随后引发公众对"七君子"的关注,尤其对七人所获罪名的关心,通过报刊报道及公布的冯玉祥致蒋介石的密电等资料让"七君子"被捕的真相"不胫而走"。第叁节"七君子"历经艰险最终出狱的斗争的胜利,通过媒介图文并茂的呈现,再一次佐证了七人"爱国无罪"的事实。媒介对"七君子"事件的呈现,反应了媒介在"七君子"事件中扮演"讲述者"的角色。第叁章主要从媒介对"七君子"事件的舆论动员的角度去展开论述。本节主要通过分析媒介在"七君子"事件中舆论动员的两个策略:事实呈现和情感动员来展开。其中,事实呈现部分,主要选取《申报》对"七君子"事件的报道,来考察这家区别于《中央日报》与《救亡情报》的"第叁方平台"是如何表达对"七君子"的态度的。研究发现,从1936年11月23日-1937年8月5日,《申报》共发表关于"七君子"事件的报道56篇。而通过不同报道体裁的组合、报道时间上的侧重,如对"七君子"在1937年6月11日和6月25日两次庭审的持续关注,其中,从6月8日-15日,八天连载《沈钧儒等答辩书》,可以看出《申报》在引导公众关注"七君子"事件的走向,隐晦的表达营救"七君子"的意向。而情感动员部分,笔者则分两节进行讨论。第二节从法律、政治、人情这叁个方面来展示媒介在进行"七君子"事件的舆论动员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第叁节主要是由"七君子"事件生发的媒介对民族-国家认同的情感动员。无论是事实呈现还是情感动员,都可以看出媒介对"七君子"事件进行舆论动员时发挥的"引导者"的作用。通过分析文本还可以发现,国民政府五届叁中全会宣言的发布,让媒介在报道"七君子"事件时,更加善于利用叁中全会的"东风",不断调整报道策略,进行"七君子"事件的舆论动员。可见,媒介在对"七君子"事件进行舆论引导时,在把握报道策略的基础上,还善于"顺势而为"。第四章在媒介发挥其"讲述者"、"引导者"作用的基础上,作为"公共平台"的媒介为不同主体参与营救"七君子"提供表达空间。这些不同主体有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张学良、普通民众。不同主体对"七君子"事件的关注热情和参与活动呈现出明显差异。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从"七君子"被捕到"七君子"释放,一直善于利用媒介营造救援"七君子"的氛围。中国共产党也积极通过媒介发出解救"七君子"的呼吁。民众除了进行罢课、请愿、游行等活动外,也善于利用报刊等媒介为营救"七君子"造势。(本文来源于《安徽大学》期刊2017-05-01）
俞凡[2]（2016）在《“七君子事件”中张季鸾致蒋介石函内容考确》一文中研究指出"七君子事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据章乃器先生前妻胡子婴女士回忆,在事件的解决过程中,《大公报》主笔张季鸾曾致信蒋介石,起到了关键作用。此说经《文史资料选辑》发表后,叁十年来流传甚广。但通过笔者对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中相关材料及同时期《大公报》言论的研究后发现,张在事件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似并非如胡文所述,而是表现出了与陈布雷、叶楚伧等人一样的"诱降"倾向。(本文来源于《新闻春秋》期刊2016年04期）
[3]（2015）在《“七君子事件”档案》一文中研究指出1936年1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要求抗日的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1937年4月3日提出起诉,6月11日、25日在江苏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审讯。世称"七君子事件"。此事激起全国公愤,加上"七君子"的顽强斗争,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于7月31日释放了七人,但尚未结案。抗战全面爆发后,江苏高等法院实际已无法办理该案,最终在1939年1月由四川高等法院宣布撤回对"七君子"的起诉。江苏省档案馆所藏"七君子事件"档案,主要是围绕案卷移转管辖权的来往公函及起诉书、答辩状。(本文来源于《档案与建设》期刊2015年12期）
[4]（2015）在《“七君子事件”为“爱国无罪”而斗争》一文中研究指出因邹韬奋、沈钧儒等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战"的主张,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国民党政府恼羞成怒,以"危害民国"罪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将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6位负责人判处入狱,并移送位于苏州的江苏省高等法院羁押。消息传出,举国哗然。北平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李达、许春裳等107人,天津文化界、暹罗(今泰国)华侨文化界200余人以及新加坡全体华侨,纷纷致电国民党政(本文来源于《福建人》期刊2015年05期）
宁晓克[5]（2014）在《从“七君子”事件管窥民国律师的风采》一文中研究指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制造了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这一事件引起国民的群情激愤,其中律师界组成了由多名知名律师辩护团。在法庭上,各位律师发挥机智善辩的才华,引用法律条文驳斥检方的指控,最终取得了庭审的胜利。(本文来源于《兰台世界》期刊2014年28期）
陈文胜[6]（2012）在《《救国时报》与“七君子事件”》一文中研究指出"七君子事件"是在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号召下,国内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进步人士及广大人民要求抗日的重要时刻,国民党当局企图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重要罪证。从1936年11月沈钧儒等七人被上海国民党当局逮捕,到1939年月重庆四川高等法院一分院撤回起诉并牌告,这个事件历时两年零叁个月。对于整个事件的过程,《救国时报》给予了大量的详细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及国内各界对该事件的态度。该报纸是国内外对于"七君子事件"给予最集中、最全面报道的报纸,为我们今天重构当时的历史原貌、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急剧变动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历史档案资料。(本文来源于《兰台世界》期刊2012年31期）
吕小艳[7]（2011）在《对民国“七君子”事件的法律分析——从文本和价值角度切入》一文中研究指出1936年底,沈钧儒、章乃器、史良等七位救国会领袖因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而遭到逮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这场"爱国有罪"、"救国遭捕"的事件被称为"中华民国史上最大的冤案",笔者试从法律角度特别是诉讼程序角度对这一事件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法制的特点。(本文来源于《理论界》期刊2011年07期）
刘怡[8]（2010）在《支持抗日救国 挽救民族危亡——宋庆龄与“七君子”事件》一文中研究指出这是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即1937年7月20日,在《救国时报》上发表的题名为"国人纷起营救救联七领袖"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指出:"要争取爱国自由,要争取七领袖被释,从各方面更广泛地开展营救和抗议运动,实在是最有效的办法。"这也是在宋庆龄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后得到全国各界人士踊跃响应并得到社会舆论积极支持的充分体现。(本文来源于《中国档案》期刊2010年09期）
李正光[9]（2009）在《回顾:第六代导演与两次“七君子事件”》一文中研究指出第六代导演浮现的这15年以来,从早期以独立制作的形式、"离经叛道"的审美倾向来标识自我而遭到了电影管理层的惩戒,到新世纪初通过与管理层的真诚对话,形成了双赢局面。论文以两次"七君子事件"为表征切入阐述,揭示了这十几年来中国电影语境的变迁和第六代导演的"长大成人"。(本文来源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期刊2009年03期）
李勇刚[10]（2008）在《“七君子”事件原本是场官司》一文中研究指出"李公仆等自从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后,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其用意无非欲削弱人民对于政府之信仰,近且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煽动阶级斗争,更主张推翻国民政府,改组国防政府,种种谬说均可复按。"1936年11月24日,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发出布告,宣布"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位主要负责人的"罪行"。当时,日寇紧逼,但当局继续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致使国难日深。文化界名流组织起来,敦促政府抗日。"救国会"影响日盛,有关部门终于扛不住了。两天前的深夜,上海警方逮捕了沈钧儒、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等七人,拉开了历时一年多的"七君子"事件的序幕……(本文来源于《学习博览》期刊2008年09期）
七君子事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七君子事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据章乃器先生前妻胡子婴女士回忆,在事件的解决过程中,《大公报》主笔张季鸾曾致信蒋介石,起到了关键作用。此说经《文史资料选辑》发表后,叁十年来流传甚广。但通过笔者对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中相关材料及同时期《大公报》言论的研究后发现,张在事件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似并非如胡文所述,而是表现出了与陈布雷、叶楚伧等人一样的"诱降"倾向。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七君子事件论文参考文献
[1].杨肆洋.呈现·动员·参与[D].安徽大学.2017
[2].俞凡.“七君子事件”中张季鸾致蒋介石函内容考确[J].新闻春秋.2016
[3]..“七君子事件”档案[J].档案与建设.2015
[4]..“七君子事件”为“爱国无罪”而斗争[J].福建人.2015
[5].宁晓克.从“七君子”事件管窥民国律师的风采[J].兰台世界.2014
[6].陈文胜.《救国时报》与“七君子事件”[J].兰台世界.2012
[7].吕小艳.对民国“七君子”事件的法律分析——从文本和价值角度切入[J].理论界.2011
[8].刘怡.支持抗日救国挽救民族危亡——宋庆龄与“七君子”事件[J].中国档案.2010
[9].李正光.回顾:第六代导演与两次“七君子事件”[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9
[10].李勇刚.“七君子”事件原本是场官司[J].学习博览.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