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因地制宜,积极推动西部地区出口导向型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刘淼[1]（2021）在《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处于从出口和投资驱动型转向创新和内需驱动的关键时期,而城镇化的提质转型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抓手。但须警惕的是:第一,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的现实国情导致“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趋于关闭,城乡人口流动逐渐放缓。城镇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城镇化建设如何持续促进要素集聚,扩大城市内需,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值得深思。第二,快速发展的土地城镇化造成城市能源资源消耗剧增、环境承载压力加大,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第三,传统的城镇化建设思路扭曲市场机制的要素配置效率,不利于城市经济效率提升。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益复杂,而国内经济转型发展势在必行,城市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趋紧。城镇化建设与转型在加速要素集聚、提升地区经济辐射能力、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等方面能否以及如何发挥支撑作用,以实现城市生态效率持续改善,亟待深入考察和研究。同时,长江经济带建设作为我国重大发展战略之一,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原则下厘清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和城市生态效率的发展现状、变化趋势及时空关联,科学把握城镇化发展与城市生态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影响机制,对于探索绿色、集约、高质量的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道路,推动经济稳定、高效、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论文首先在系统梳理城镇化建设和生态效率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刻阐释了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内在影响机理,建立了较为科学、全面、体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城市生态效率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立足长江经济带11省区市的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测度城市生态效率;在时空尺度下对2007年至2018年间城市生态效率进行综合分析与判断,并利用空间可视化技术和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描述探讨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地域差异和空间相关性,以揭示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同时,基于我国特殊制度背景,厘清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沿革,并利用核密度估计和空间可视化技术考察不同度量标准的城镇化建设的动态演进和时空分布特征。其次,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和工具变量三阶段最小二乘法（IV-3SLS）实证检验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影响机制,并通过构建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和空间联立方程模型,采用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法（GS3SLS）实证分析了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交互作用。最后,基于定性分析和命题检验,提出城镇化建设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优化政策。基于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本文的核心观点为:长江经济带以城镇化建设为抓手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无论是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现阶段仍以传统的城乡流动型人口城镇化和空间扩张型土地城镇化为主。但是传统城镇化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而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正向影响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周边城市生态效率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均能显着改善本地的生态效率水平。具体研究结论如下:（1）2007—2018年我国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城镇化建设不均衡,整体层面不存在趋同态势,但表现出“双峰”或“多峰”的俱乐部趋同特征。具体地,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土地城镇化水平在逐步提高的同时,其分布始终保持俱乐部趋同现象;长江经济带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已呈现出高水平的集中特征,城市之间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在不断缩小;长江经济带的社会城镇化水平提升缓慢,城市之间的绝对差距在逐渐扩大,低水平的集中度在逐渐下降,高水平的集聚现象在逐步形成;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存在极化现象,但仍主要表现为低水平集聚状态。基于Arc GIS的空间可视化技术,发现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城镇化建设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主要呈现为典型的“中心—外围”特征,具体表现为以省会城市或下游地区沿海发达城市为核心,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及成渝城市群为集聚面,形成点面结合的“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带”城镇化发展模式。（2）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呈波动性上升趋势,整体表现为下、中、上游地区梯度递减的空间格局。2007—2018年期间,我国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生态效率平均值存在显着差异,不存在条件收敛。整体上只有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的城市生态效率得到显着提升,下游地区得到微弱改善,上游地区有所恶化。2007—2018年期间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中等及以上水平的城市分布逐渐呈现为较明显的俱乐部趋同态势,具体以长江下游地区沿海城市、武汉城市圈、长沙城市圈及成都都市圈为典型;但长江上游地区的云南、贵州两省区,以及长江中游地区的江西省等的城市生态效率普遍明显降低。（3）未考虑城镇化的内生性问题时,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呈非线性的“U”型,现阶段影响为正。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均与城市生态效率呈“U”型的非线性影响关系,而社会城镇化与城市生态效率不存在非线性影响关系。经计算发现,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分别达到3.61%、47.57%及9.03%之后开始对城市生态效率提升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现阶段多数城市的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基本达到甚至越过“U”型的拐点,因此现阶段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关系。考虑到城镇化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创新性地选用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作为城镇化建设的工具变量,发现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均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具体而言,人口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最大,土地城镇化次之,社会城镇化再次之,新型城镇化最小。（4）城镇化建设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人力资本积累及产业集聚的传导机制显着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提高,但在地方政府制度竞争调节作用下城镇化不利于城市生态效率的改善。人口城镇化通过以上三种传导机制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效果最为明显,土地城镇化次之,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效果最差。同时,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普遍竞争,在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分别约有83.33%、40.28%、63.19%及81.02%的观测值处于制度竞争大于其临界值阶段,即对于大多数城市而言,在城镇化建设中地方政府制度竞争的调节作用下,城镇化建设不利于城市生态效率的改善。（5）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显着的空间效应。就长江经济带全域的而言,周边城市的生态效率水平提升能显着促进本地生态效率的改善,并且周边城市的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发展均能显着提升本地生态效率水平。就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差异性而言,下游和上游城市的城镇化建设与生态效率之间空间溢出及空间交互作用的影响方向和显着性与长江经济带整体估计结果一致,但上游城市的空间影响强度更大;而中游城市的城镇化建设与生态效率之间的空间影响相对更小,且多数空间效应未得到显着发挥。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揭示了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在提升城市生态效率、推动长江经济带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实践中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长江经济带各区域的城镇化发展不均衡,且当前仍以传统的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为主,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低下、进程缓慢;二是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呈现低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尤其是上游地区的城市生态效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三是,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高素质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及与产业结构优化联动发展等渠道改善城市生态效率的功效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四是,以制度竞争为代表的地方政府间横向盲目同质化竞争不利于城镇化提质增效,从而阻碍城市生态效率水平改善;五是,城市群（尤其是中西部城市群）的资源集聚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交互作用仍有较大释放空间。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分别从以下五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优化建议:稳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促进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提质转型;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转型,实现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高水平空间集聚;以城镇化转型发展为抓手,加快产业集聚与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形成与积累,从而提升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引导地方政府间避免恶性博弈,形成优势互补的良性协作关系和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和辐射作用,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协同改善等。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为:第一,本文从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集聚及人力资本积累等角度解释城镇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路径,并创新性地基于文本分析设计地方政府城镇化建设的“制度竞争”指标,进而讨论地方竞争的调节作用,以避免陷入仅仅简单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存在性的研究窠臼。第二,基于空间视角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溢出效应和交互作用,从而为长江经济带各区域间生态效率的协同均衡发展提供了经验基础。第三,本文创新性地采用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作为城镇化的工具变量以缓解其内生性问题,提高了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增强了研究结论的真实性。第四,依托详实的长江经济带城市层面数据资料,突显出我国在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中“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带”的发展特征,更符合我国区域发展战略要求,更契合我国权力下放实施差异化城镇化建设策略,研究结论也更科学合理。
张晨瑶[2]（2020）在《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要求东北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明确了东北参与“一带一路”的方式和程度即深度融入,提升了新形势下东北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中的站位,即建成国家开放合作高地。时隔一年,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强调,东北地区要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示东北要通过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进一步提升开放的水平和层次。从建设开放合作高地到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国家对东北地区在“一带一路”的定位逐步升级,期望逐渐提高。为此,东北地区在融入“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努力贯彻新理念、注重拓展新领域,实现对外开放的高层次、高质量。丝路深耕,开放升级,“一带一路”倡议给东北地区开放发展提供了新舞台也提出了新要求,东北唯有强化优势、补齐短板,才能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过程中,尽快达到对外开放新前沿的理想境界。关于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主要是侧重于某一产业、某一领域的对接,和相对笼统的整体性研究,缺乏系统而完整、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东北三省一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为切入点,分析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重要依托、拓展平台、推进路径,提炼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力求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展开东北地区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区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开发阵容,以此撬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方向的主要驱动力量。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展开论述:第1章,绪论。概述了本文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总结了国内外目前对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这一课题的研究情况,综述现有研究成果,形成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2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以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重要论述作为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思想,梳理从国家到东北各地关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政策依据。从历史渊源、文化底色、经济关联、跨境交往四个方面探究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第3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全面分析了东北地区既有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包括辽宁沿海经济带、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沈阳经济区、哈长城市群的发展情况。评估发展现状、分析制约因素、提出对策建议,强化其依托作用以更好的承接“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机遇。第4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系统阐释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四个方向上的跨国战略平台,即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北上开发北极航线,东进西拓南下北上构建东北全方位开放大格局。第5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深入论证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的时代契机、基本思路、重要价值、支撑条件、现存问题、实施方案等,以重大工程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第6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塑造包容性全球化发展的中国范例: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滕飞[3]（2021）在《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文中认为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积累不少结构性矛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中央审时度势,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为新形势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指明了新方向。实体经济的转型与升级无疑将对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提出了新的需求:一方面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需要商业银行通过金融创新增加有效金融供给与提高金融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去杠杆与严监管的趋势下,外部环境对商业银行稳健经营提出更严峻挑战。实体经济调整与金融深化改革都在呼唤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因此,探析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现状与存在问题,分析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传导机制进而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金融创新的总体方向与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按照“需求分析-现状与问题梳理-相关性与作用机制分析-路径政策建议”的逻辑框架开展研究。首先对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需求进行了系统性分析进而对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商业银行有效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直接和间接的作用机理,并结合2006-2018年13年省域横向面板数据和2009年3季度至2019年2季度共40期全国纵向时序数据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及其直接和间接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验证。最后借鉴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经验与教训,从“紧扣供给侧主旋律、坚持适度创新抑制过度创新以及因地制宜展开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基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总体方向,并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前沿底层技术围绕实体重点产业链发展与补充薄弱环节从“业务创新、金融科技创新、组织与制度创新”等三方面提出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金融创新的行动路径。本文将围绕以下几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绪论和理论分析,包括本文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总结了本文的技术路线和主要创新处等;第二章对相关重要概念和理论进行梳理,包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供给侧改革理论、金融发展理论以及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运行机制理论等进行系统梳理和评析,进而提炼出相关理论对本文研究的启示。第二部分:现状与需求分析,即第三章,系统分析了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需求,进而深入分析了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历程、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剖析了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经验与教训,从而充分揭示了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深层次需求以及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适度性要求。具体包括:（1）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需求分析。首先,运用拓展费雪方程式（Fisher Extension）论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性,而这需要商业银行通过金融创新更好向实体经济发挥正向反馈作用;其次,运用银行博弈均衡模型（Bank gambling equilibrium model）进行参数模拟,揭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须通过有效创新（如降低监督成本）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并确保自身业务可持续性,以更好地融入到供给侧改革之中。（2）分析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动因、历程、现状及存在问题。基于事实与数据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通过扩大供给和丰富产品等方式支持经济发展与转型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无法有效满足实体金融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支持重点领域存在创新不足等问题。（3）分析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经验与教训,特别应吸取国外商业银行金融过度创新导致非理性扩张以及与实体经济需求脱节方面的教训。第三部分:运用规范性分析方法分析系统分析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即本文第四章。包括:（1）分析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积极影响和过度创新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说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两面性。（2）系统归纳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本文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通过影响消费需求、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以及推动产业升级,从而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称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机制（要素与结构路径）;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增加金融供给、优化金融配置、增强金融功能,进而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称之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机制（金融发展路径）。（3）运用数理推导的方法论证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通过搭建六部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数理推导剖析商业银行存贷和金融创新部门与实体经济下资源要素作用的内生机制,求解最优增长路径。结果表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的拉动作用,且金融创新效率弹性对经济稳态增速拉动作用比较显着,产品弹性（即业务规模）对经济稳态增速同样具有非线性效应。第四部分:实证分析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相关性及作用机制,主要从省域横向面板和全国纵向时序两个角度展开研究分析,包括本文第五章、第六章。具体包括:第五章,本文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基于2006-2018年31个省市相关数据,从面板横向角度实证分析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及所呈现的区域差异与阶段差异,得出如下结论:（1）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总体是积极的,但存在区域不均衡性。实证表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规模与效率指标处于低体制时,其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效应较弱甚至是负面的;当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规模与效率指标处于高体制时,其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呈现正向效应且逐步增强,基准模型在体制转换过程中整体呈现渐进正向的非线性转换趋势,上述结果说明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增长总体效应是适度的。但是,通过对PSTR模型的非线性转换体制分析,发现不同省市转换函数值（g值）分布范围广且体制转换速度较慢,结合各省市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标样本期间所处体制情况,说明不同省市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严重的不均衡性。（2）中国商业银行应保持适度创新规模的同时注重开展内涵式效率创新。通过比较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规模指标与金融创新效率指标的非线性效应,金融创新规模指标的非线性效应更强体制转换速度更快。本文发现:目前中国商业银行主要依靠“金融创新规模效应”拉动实体经济增长,但是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效率指标对实体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要优于金融创新规模指标,说明商业银行应保持适度金融创新规模的同时更应着眼于提高金融创新效率。（3）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影响效应存在阶段性差异。供给侧改革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发挥的促进作用较供给侧改革前更显着,说明供给侧改革后商业银行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采取的金融创新措施是有效的。（4）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区域差异性。本文通过分区域实证分析可得: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局部过度创新（东部、中部）和创新不足（西部）并存的现象,东部和中部区域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规模经济边际递减现象。（5）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核心产业（制造业）发展同样具有渐进正向的非线性影响。通过替换自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得到基准模型相似结果,其中对制造业增长指标的正向影响较为显着但对制造业结构优化指标的正向影响效应较弱。（6）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协同不足的问题。通过加入交互项的稳健性检验验证了基准模型结果的稳定性,并可得: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协同效应差异性,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资本积累指标对实体经济增长发挥协同效应趋于正向,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科技研发指标发挥协同效应则趋于负向。第六章,主要基于2009年3季度至2019年2季度共40期的全国经济变量数据和十六家主要上市商业银行数据,从时间序列角度纵向验证商业银行微观主体的金融创新对宏观实体经济增长“微观-宏观”的作用机制。具体包括:（1）本文选取金融业务创新发展（规模）维度、金融业务创新效能维度、金融创新风控维度、金融科技创新维度以及创新支持实体经济需求维度等五大维度下16家中国上市商业银行2009Q3-2019Q2的15项相关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PCA）量化微观视角下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结果表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以及交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占据前四位主要得益于上述银行业务创新规模较大,而北京银行、招商银行以及中信银行等创新效能高的中型银行紧随其后。（2）基于16家上市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构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BII）并观察该指数趋势,分析其阶段特征。结果表明:该指数在样本期间内呈现平稳增长趋势,分阶段来看,BII经历持续增长期（2009Q2-2012Q4）,波动调整期（2013Q1-2017Q4）以及转型回升期（2018Q1-2019Q2）等三个阶段。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在经历一段时期的波动后,商业银行经过业务转型与调整金融创新指数稳步回升。（3）构建供给侧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间接作用机制（包含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以及产业升级等宏观指标）和直接作用机制（包含实体经济融资规模与融资成本、储蓄投资转换等金融指标）的SVAR实证模型并验证其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无论是在间接作用机制还是直接作用机制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都具有拉动作用并呈现短期快速拉动,中期波动,长期相对平稳的态势且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高;第二,间接作用机制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直接作用机制更明显相关系数更大,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应更注重精准支持实体经济要素积累与结构优化;第三,间接作用机制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资本积累影响存在反复,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具有积极影响但持续时间较短;第四,直接作用机制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融资规模具有微弱正向作用且存在时滞性,但有利于融资成本降低,有利于优化储蓄投资转换职能。第五部分,基于第三章需求分析、第四章机理分析与数理推导、第五章和第六章实证分析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总体方向和行动路径建议,即本文第七章。具体包括:（1）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总体方向。即:紧扣供给侧改革主旋律,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坚持适度创新、抑制过度创新;因地制宜开展差异化金融创新;有效促进科技与金融融合以及建立适应外部经济转型特征的组织架构和制度等。（2）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业务创新行动路径,包括:开发符合动能转换需求的的金融产品支持产业优化升级、整合综合金融服务能力支持“三去一补”、完善融资产品利率定价机制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线上与线下业务融合发展以及优化资产负债管理等。（3）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金融科技创新行动路径,包括:运用大数据技术发掘和评价客户、运用云计算技术搭建业务平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关键领域智能化改造、运用区块链技术打造高效产品和服务体系以及综合应用技术实现融合创新等。（4）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组织与制度创新行动路径,包括:搭建以业务为导向的矩阵式组织架构、完善金融创新制度、构建金融创新协同保障机制等。总之,本文通过相关研究丰富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如何有效开展金融创新以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增长提供可行建议。
刘滢泉[4]（2020）在《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充足、可持续的能源供给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障。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能源消费水平的提高,能源需求和生产之间的不平衡的矛盾愈加严重。能源的来源有很多不同种类,当前,世界能源使用很大程度上依赖化石燃料。大量化石燃料的使用、燃烧会带来酸雨、雾霾等严重的环境污染、破坏,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更会引起全球性的“温室效应”。“温室效应”带来的气候变化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危及地球生态安全和人类生存与发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化石燃料大量使用在造成严重环境、气候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可再生带来的能源枯竭问题。化石燃料大量使用在造成严重环境、气候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可再生带来的能源枯竭问题。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促使国际社会的能源危机、能源安全等问题浮出水面,也让许多国家更清醒地意识到能源供给持续性和发展新能源的重要性。全球范围内屡次发生的核事故,尤其是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引发了人类对核能安全的不信任。一些国家相继宣布“弃核”,并努力实现从核电到可再生能源的转换。因此,寻找替代能源,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可再生能源低碳、清洁、可持续的优点,赢得了世界各国的青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已经从过去个别国家、部分地区逐步扩展成为全球各国的一致行动。各国都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给予了高度重视,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降低能源进口的依赖程度,保障本国能源安全,推进能源转型;保护环境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可再生能源产业具有初始投资成本高、成本受技术创新进步影响大、长期成本有下降空间等显着特点,因此,可再生能源产生经济效益需要长时间的发展和积累。巨大的投资、研发成本给成立初始阶段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压力,使其难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传统能源相竞争。考虑到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这一特点,以及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带来的环境、生态、经济价值,各国纷纷出台各种法律、政策,用以支持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壮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使用,作为未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内容之一,不仅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可以说,谁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使用领域占得先机,就将在这场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的科技革命中获得优势地位。世界各国既是气候可持续发展的利益共同体,更是经济社会存在竞争的利益个体,在逆全球化浪潮兴起的时代,国与国之间在发展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领域存在竞争关系、在争夺可再生能源产品、设备国际市场领域也存在竞争关系。补贴作为一种常用的政府激励措施,成为各国促进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的常用手段。随着可再生能源及其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各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补贴措施是否还可以继续使用、应当如何使用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在国际贸易领域,不断涌现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更是对各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措施的合规性问题提出了质疑。在各国普遍对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给予补贴的背景下,相比环境负面效应更大的化石能源补贴,为何可再生能源补贴屡遭国际争端诉讼?成为本文研究国际层面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的出发点。从GATT到WTO,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多边贸易组织经历了70多年的发展历程。WTO在国际贸易领域建立了秩序,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维护作出了贡献,其制度的详实程度、争端解决机制的广泛实践,成为全球化时代成员方遵守的“模范国际法”。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WTO既有制度的僵化、新规则的难以达成,都让成员方对WTO“究竟走向何方”产生了怀疑。争端解决机构难以完成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难以开展合规论证,正是WTO既有制度僵化的印证和缩影。与多边经贸规则难以达成相对应,区域贸易协定发展如火如荼。美国、欧盟、日本主导或参与了TPP、CPTPP、USMCA、EPA谈判,并达成了一系列高标准的区域贸易协定。具体到可再生能源补贴领域,前述区域贸易协定通过“非商业援助制度”“环境条款”“一般例外条款变通适用”等规则的设计,事实上改变了WTO框架下的补贴制度,体现了先进发达国家抢占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制定话语权的战略意图。虽然目前而言,这些区域贸易协定的规定相对原则,且未有争端实践适用,但结合多边经贸规则的形成过程来看,区域贸易协定的相关规定推而广之,也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先进发达国家在推进诸边、双边层面经贸规则发展的同时,也在国内层面不断发展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体系,综合运用法律、政策手段,设计覆盖研发、投资、生产、销售环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为国内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提供科学化的制度保障,并向全球输出了“上网固定电价制度”“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等制度设计,在国内法制度层面实现了领跑。而今,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和补贴支持,先进发达国家更多地掌握了可再生能源的核心技术,其中部分类型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具备了参与自由市场竞争的实力。由此不难发现先进发达国家在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领域的整体设计图谱:第一,在国内法制度层面逐渐将市场因素纳入原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以实现优胜劣汰,提升成熟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竞争力;第二,把握既有多边经贸规则,发起对其他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措施争端,为本国可再生能源产业争取更多的国际市场和发展时间;第三,通过区域贸易协定实践,制定有利于本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高标准条款,抢占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立法权”。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也是人口大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能源消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巨大的能源消费带来了大量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环境、资源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当今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能源安全问题是国家能源发展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在核能安全性备受质疑的情况下,发展可再生资源产业已成为我国保护环境资源、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者,近年来,中国也成为在可再生能源发展领域最大的投资者,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迅速。然而,近年来,在贸易保护主义不时抬头的当下,我国可再生能源产品、设备在国际上屡遭反补贴诉讼。研究国际法律制度,归根到底的落脚点在于,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发展、完善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助力我国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的发展。补贴、反补贴法律制度对我国来说是“舶来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自2004年后未有新的发展。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缺乏系统性,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散见于法律、政策之中,且多以政策形式出现,与先进发达国家相比,法制化程度明显不足,部分制度的合规性也有待论证。制度的局限必然影响实践的效果,实践中“弃风弃光”现象一方面是电力消纳的统筹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对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合理性的实践质疑。如何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发展、完善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成为本文研究国内层面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的出发点。因此,本文将在既有多边贸易体系框架内,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寻找制度依据,并结合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实践,探析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路径及制度问题,并将归纳区域贸易协定、典型发达国家内国法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趋势,以推进多边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和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完善,为我国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提供科学化的制度保障。本文从法学视角出发,聚焦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探讨了可再生能源及其补贴的价值、实施可再生能源补贴措施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分析了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相关制度,结合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实践及WTO制度,归纳了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所应遵循的逻辑思路;研究了区域贸易协定中可再生能源补贴相关制度,从诸边、双边层面为多边层面制度革新提供参考借鉴依据;讨论了可再生能源补贴专向性、不可诉补贴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关系、可再生能源补贴与GATT1994第20条的关系等几个法律问题,就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发展提出了建议;对标WTO既有规则体系及案例实践,审视了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制度、政策措施的合规性,在结合他国立法、实践情况的基础上,审视国内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的体系性、科学性,为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完善、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的解决及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提出了建议。具体而言,本文由以下五章组成。第一章通过可再生能源、再生能源补贴概念的界定,明确文章的研究对象,从基础理论层面为开展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结合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分析可以发现,环境、气候、资源问题的日益突出及环境问题的无国界特征,寻求发展替代能源,大力发展可能再生能源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共识。结合“幼稚产业理论”和“外部性理论”两种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政府通过“有形的手”,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合理化能源产品的最终成本,为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符合自然法的公平价值和理性精神,体现了自然法的核心诉求。在综合政策的支持下,可再生能源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有空间、可实现,国际社会的认可度高,可再生能源补贴作为各国政府常用的政府干预手段和调控措施,其存在必要性在实践中也得到了体现。然而,对可再生能源补贴的质疑、可再生能源补贴贸易救济措施、可再生能源补贴贸易争端频发,可再生能源补贴“深陷”国际法律争议,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性备受质疑,成为了本文进一步研究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的动因所在。第二章围绕WTO框架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适用这条主线,在第一节分析了WTO框架下SCM协定、GATT1994、GATS和《农业协定》中的与可再生能源补贴相关的制度及对可再生能源补贴的适用性,发现除了SCM协定,其他协定中的补贴制度都无法为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提供充分依据;除了《农业协定》中的“绿箱”国内支持措施,其他涵盖协定中均无肯定可再生能源补贴环境价值、正外部性的补贴制度,有鉴于《农业协定》适用对象的特定性,因此当前WTO框架下没有专门适用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特殊补贴制度;从制度层面来看,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论证遵循一般补贴认定、论证规则。在第二节中,结合WTO争端解决实践,以“加拿大-可再生能源案”为例,详细分析了WTO争端解决实践中确定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规则;并结合DSB裁决正、反两方面的评价肯定了既有合规论证规则的价值,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问题所在;并结合WTO补贴争端实践发展,发现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呈现“非补贴”化处理和高频度嵌入“国内成分要求”两个显着发展特点。而今,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路径发展呈现“停滞”状态,结合实践发展反思制度本身,发现WTO框架下补贴认定制度和分类制度都存在局限性,不利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论证,无法在既有补贴制度框架内为可再生能源补贴提供豁免机会。DSB实践中形成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方法,是根据当前WTO框架下补贴制度做出的最无奈,也是最积极的选择,这种合规论证方法虽然暂时为非禁止性可再生能源补贴在事实上构建了暂时的绿色安全网,但从解决问题和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说,依然不是根本之道。第三章围绕“非多边视角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从“诸边、双边”区域贸易协定视角和“单边”内国法视角分别切入,系统梳理了重点区域贸易协定、典型发达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内容特点和发展趋势。在“诸边、双边”维度下,区域贸易协定的制度创新,事实上拓展了WTO框架下的补贴制度,从实体层面将环境因素融入补贴制度、通过非商业援助制度设计改变了国有企业补贴认定方式,从程序层面凸显了对透明度原则的重视。可以肯定的是,多个国家（地区）认识到了既有WTO框架下补贴制度无法适应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需求,并在区域贸易协定中进行了积极的制度发展尝试,这对在多边层面尝试制度革新提供了发展思路。当然,区域贸易协定中许多创新规则的设计还不够完善,相比WTO框架下的补贴制度,相对更为原则,实践中也未有争端案例适用这些创新规则,规则如何加以运用、解释还有待实践的发展。在“单边”维度下,列举国家都对可再生能源给予了形式各样的补贴,都有着自成体系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列举国家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制化程度高,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政策共同构筑了制度体系。列举国家相互之间在制度上也存在相互借鉴,同一补贴制度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需要特定国家结合本国能源市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加以适用。而今,市场因素逐渐并充分融入列举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可以预计,根据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逻辑,无论一国实施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究竟为何,随着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补贴的规模、数量都呈现递减的趋势,可再生能源产业最终面向的是自由市场,并将在自由市场的竞争过程中实现优胜劣汰。对列举国家可再生能源制度内容和发展趋势的把握,对多边层面制度革新及中国相关制度发展都有良好的参考价值。第四章根据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发展困境和制度适用问题,参考非多边视角下相关制度的发展实践,以WTO法律制度为基础,从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和一般例外条款制度革新两个层面出发,为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明确了方向。第一节聚焦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通过对不可诉补贴制度恢复、修订,为具有环保、科研价值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构建了绿色空间;通过《环境产品协定》谈判视角下为可再生能源产品争取特殊待遇;参照《农业协定》分类模式为可再生能源补贴设计特殊规则,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创新提供发展思路。第二节根据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特点,结合“具有‘国内成分要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无法在补贴制度范畴内得到救济”的现状,尝试在补贴制度之外,为含有“国内成分要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论证寻找制度依据;效仿EPA吸纳一般例外条款的做法,着力探析WTO框架下GATT1994第20条与SCM协定的适用关系,并在归纳GATT1994第20条实际适用效果的基础上,从适用方法变更、条款修改两种“必要的变通”模式出发,建立了可再生能源补贴援引GATT1994第20条的发展路径。虽然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阻力重重,但还是应当有制度革新的愿景和勇气,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合法性论证提供发展思路和方向指引。结合逆全球化发展浪潮,多边制度改革任重道远,不可能也无法一蹴而就,应当结合多边、诸边、双边、内国法实践发展,以原则导向的修订为起点,明确制度改革基本方向,以期实现从原则形成到原则接纳,再到规则形成到规则接纳的发展过程,有策略、有方法的实现多边经贸规则渐进式改革的目的。综合第四章的制度设计,本文将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性论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需要多边层面规则的革新,无论是否最终在WTO平台解决,WTO既有制度和实践都会成为重要的参考依据;第二,在既有多边补贴制度框架内,最紧迫的就是重建不可诉补贴制度,在原则修订的基础上,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创造绿色空间;第三,对于含有“国内成分要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可通过在对GATT1994第20条进行“必要的变通”的基础上加以适用,为该类措施在制度层面再提供一次得以豁免的机会。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起步较晚,既有制度体系包括法律和政策两个层面的内容,且以政策为主。第五章在系统梳理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和具体类型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内容,归纳了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的三个发展趋势: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在向“政府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并举”的方向转变;积极对接国际经贸规则;融入“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内容。中国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呈现法制化程度不高、制度内容科学性有待提升两个明显不足,存在发展完善空间。基于可再生能源的价值,中国对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的需求,以及可再生能源补贴国际贸易争端的不断涌现,本章第二节对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完善提出了对策建议。第一,要推进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渐进式改革,在“遵守国际法义务”“借鉴他国有益实践”“坚持因地制宜思路”基本思路的指引下,针对第一节中提出的制度问题,着力提升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法制化水平和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内容的科学化水平,并对涉嫌“国内成分要求”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内容给予了特别关注。第二,要助力国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创新,在“坚定多边立场”“坚持国际合作”基本思路的指引下,积极关注并参与多边、区域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创新,并对多边、区域贸易协定发展过程“非商业援助制度”“可再生能源市场基准”等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并对“一带一路”能源国际合作背景下的中欧能源合作平台项目进行了发展展望。中国是WTO的重要成员方,也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实际受益者和坚定拥护者,围绕WTO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改革设计中国方案,既是履行负责任大国、代表发展中国家发声的重要举措,也是争取21世纪国际经贸新规则话语权的重要举措。无论WTO本身最终走向何方,多边经贸组织、多边经贸规则都不可或缺,在多边经贸规则重构的当下和未来,保持关注、持续参与、主动发声,都是避免成为新多边经贸规则“被动接受者”的积极作为。在国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中,提交中国方案设计,是贡献中国智慧的有益尝试,也是坚定多边经贸谈判立场的实际行动。中国也应积极关注CPTPP、USMCA、EPA谈判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走向,了解区域贸易协定在可再生能源补贴领域的制度创新和发展趋势,未雨绸缪。中国更应在自己主导的RECP谈判、“一带一路”倡议中,将能源合作、可再生能源制度加以融入,为区域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进行积极尝试。未来,人类文明必然会进入一个新能源的时代,但前往这条新能源的路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今的新能源,在科技发展后可能会纳入可再生能源范畴,也会给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带来新的内容。即使在当下,化石能源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消费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壮大仍然有赖于科技创新和政策支持,因此,一要统筹兼顾、遵循能源发展规律,重视传统能源法律制度建设,充分发挥传统能源在步入新能源时代的“桥梁”作用;二要为科技进步后,新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产业化留有充分的制度发展空间,关注新能源领域的立法需求,展现制度的前瞻性,多面助力国家能源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发展;三要充分关注可再生能源资源高效利用、节能、生态税等层面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发展,以期为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构建更为全面的制度体系。
易宗革[5]（2020）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湖北省民族地区加快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研究 ——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三五”规划指出今后要注重民族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发展对外贸易交流;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也提出我国的沿海和内陆城市都要发展对外贸易。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在全国实施六年多,投资、外贸等多方面取得了显着绩效。湖北省民族地区应该积极找寻参与建设的契合点,加快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通过出口贸易驱动内需,扶持包括民族贫困地区在内的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加速以资源和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中西部地区扶贫减贫和对外合作,以实现对外合作互利共赢。2020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通过加快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如期实现精准脱贫和经济发展的双重战略目标。本研究以湖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简称“恩施州”）为例,就湖北省民族地区如何利用好“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契机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首先,采用文献资料法、案例分析法,回顾恩施州对外贸易发展现状,为本文的整体论述提供现实支撑。接着分析了影响恩施州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利用PEST模型、钻石模型及SWOT分析方法,从宏观到微观,从国家到地区的政策、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层面的新变化,以及恩施州加快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中面临的诸多机遇与挑战进行规范分析。之后本研究的重点放在对影响恩施州出口型导向型经济制约因素的实证检验上,这部分首先确定经济模型及各种指标,将出口贸易额作为因变量,以地区经济总量、外国投资、人口和汇率作为自变量,展开统计建模。再通过统计分析软件Stata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结果显示:恩施州的就业率对出口额有显着影响,就业率能影响到出口创汇,也就意味着恩施州必须提高地区人口教育水平,减少劳动力成本。此外经济增长、外国投资以及汇率对恩施州对外合作也存在显着影响,即两者之间呈现正相关。综上所述,湖北省民族地区应该因地制宜地制定出口导向型发展路径依赖;积极开展对外合作,夯实合作基础;借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优势,推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植入,优化少数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与经济模式,助推湖北省民地区实现小康目标。
李平[6]（2020）在《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与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高质量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以及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需要生态文明的稳步推进。绿色发展作为新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能有效突破生态环境的约束,破解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难题,解决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吉林省作为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与重点生态功能区,限制开发区域面积占吉林省国土面积的86.43%,是吉林省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突出,急需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与资源承载力允许下的绿色内生发展模式,进而实现限制开发区在保护中有序开发的目标。而绿色发展效率则是在绿色发展及生态效率概念的基础上,考虑资源能源投入和环境代价后的经济发展效率。基于此,本研究以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绿色发展效率的测算及分析,探寻绿色发展效率背后的影响因素,进而通过选择不同类型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较高的县作为典型案例,总结经验和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期在理论上丰富人地关系系统协调发展的研究内容,在实践上推动吉林省限制开发区绿色转型,科学制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和借鉴。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分析。基于已有研究成果,科学提出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内涵,综合归纳出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基本理论,厘清绿色发展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循环经济理论、产业生态学理论以及主体功能区划理论的关系。（2）对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背景条件、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做以详细分析。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以劳动、资本、技术作为投入要素,经济指标作为期望产出,环境污染指标作为非期望产出,测算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的绿色发展效率。结果表明: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时序演化呈现V型演变趋势,区域内部绿色发展效率差异逐步增大。（3）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作用机理分析。从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内外动力入手,从自然资源禀赋、生态经济、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发展、政府政策调控等方面探讨绿色发展的动力机制。在对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因素、科技创新水平、环境规制等因素关系的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利用Tobit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不同因素对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说部分成立,经济发展水平是绿色发展效率的核心驱动因素。（4）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模式选择。在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一般模式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临江市（森林生态功能区）、梨树县（农产品主产区）、通榆县（草原生态功能区）三个不同类型限制开发区域的绿色发展典型案例深入探讨,进而提出不同类型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模式。（5）提出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从完善政策支持、加快产业升级、强化要素集聚以及提高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四大方面提出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进而增强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内生发展能力,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李成宇[7]（2020）在《中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取得成就的背后是依托于粗放式工业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在促进工业发展的同时,也致使我国面临资源、能源枯竭,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在此背景下,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把绿色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发展方式之一。2016年“十三五”规划纲要把绿色发展作为主基调,同时,工信部也针对工业领域,颁布《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促进工业绿色发展。但是,由于我国幅员广阔,地理、历史等方面原因导致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巨大差异,工业化水平也处于不同阶段,因而各区域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状况也会有显着不同。因此,科学评价我国区域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深入探讨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积极寻求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提升路径,不仅对于探索工业绿色发展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政府识别工业绿色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为制定工业绿色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依据,对促进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的全面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内容与取得成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测度分析。首先,分析工业绿色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以此为基础,构建工业绿色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其次,从综合评价和投入产出两个角度出发,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和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测度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和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最后,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与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协调程度,以此表征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并对其空间分布特征和发展趋势展开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空间差异性明显,整体呈现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逐步减弱的格局,30省市呈现出明显的“俱乐部现象”;我国整体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东北、中部、西部地区呈现上升态势,东部地区呈现轻微下降态势,30省市则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我国整体协调等级一直稳定在中级协调,东部地区协调等级均稳定在良好协调状态,中部地区协调等级稳定在中级协调状态,而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协调等级实现跨越,30省市呈现出五种协调等级的分布特征。2.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空间效应检验。首先,基于空间效应的相关理论及方法,构建邻近距离、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地理距离与经济距离嵌套四种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其次,基于四种空间权重矩阵,运用ESDA方法测算中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Moran’s Ⅰ指数、Geary’s C指数,以此来判断其空间效应是否显着。最后,基于四种空间权重矩阵,通过Moran散点图、时空跃迁动态分析以及LISA图来分析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存在显着的空间效应,呈现出显着的正自相关的空间关联模式,大部分省市与其邻近省市表现出相似的集聚特征;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在空间地理分布上有严重的路径依赖性,具有明显的集聚性和低流动性的特征,各省市想要脱离原来的集群存在着一定的困难;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在空间分布上已形成北京、天津为中心的高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空间集群区域和以四川、甘肃为中心的低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空间集群区域。3.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首先通过文献分析对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有效识别,明确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分析各影响因素对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作用机理。其次将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空间效应纳入研究框架,建立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模型,并对选取的影响因素进行多重共线性及平稳性检验。再次,运用Matlab软件对四种空间权重矩阵下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等来分析各因素对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最后运用面板Tobit模型对我国四大区域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考虑空间效应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水平、外资利用、技术进步、工业能源强度、工业结构、工业集聚、所有制结构和禀赋结构8个因素会对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产生显着影响,而四大区域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则各不相同。4.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提升策略。首先介绍了美国、德国、丹麦、日本四个发达国家工业绿色发展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结合前文得出的分析结论,提出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提升策略,主要包括深入贯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工业绿色发展;积极优化工业结构,大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绿色技术创新力度;提高FDI环境准入门槛,推动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增加治理环境污染投资,制定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促进工业集聚发展,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加强工业人才队伍建设;实施差别化的区域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提升策略。
章海源[8]（2019）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吉林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是与人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密切相关的主题。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食品安全问题愈发引起全球广泛关注,与此同时,绿色食品越来越受人们的青睐。一方面,出于对安全的考虑,绿色食品健康生态的特征让人们更加信任经认证的绿色食品,消费观有了较大的变化;另一方面,绿色食品作为安全、健康、环保的产品,符合当前国家大力推进低碳、绿色、环保的经济发展方式要求。吉林省绿色食品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具备一定的产业化基础,但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为推进吉林省绿色食品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需总体谋划、做出合理的发展规划。本文基于在当前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背景下,通过对吉林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现状的分析,寻求吉林省在绿色食品产业发展中的机遇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促进吉林省绿色食品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通过对绿色食品产业研究背景和意义的分析,梳理总结国内外在相关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出本文的研究内容,即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食品及绿色食品产业等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界定,运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农业等理论,开展对吉林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分析。通过对吉林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概况研究,可以看出吉林省绿色食品产业大概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起步和初步发展阶段、稳步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高质量发展阶段。集中探讨了吉林省在推进绿色食品发展的相关举措,主要包括:完善绿色食品产业致力标准体系建设,积极开展绿色食品产业品牌培育和市场开拓,加快发展绿色食品龙头企业,逐步建立绿色食品产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绿色食品安全监管等。通过对吉林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优势、劣势、面临的机遇和威胁分析,探究各种因素相互影响和作用,研究得出影响吉林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即吉林省绿色食品产业气候条件优越、农业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科技力量雄厚,总体而言,经济发展态势向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已初具规模、符合国家宏观产业政策,同时也面临着产业结构相对单一、有效供给不足和科技含量较低等劣势,经受着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和市场发育不足等威胁。根据供给侧改革的概念和内涵,结合吉林省绿色食品产业实际情况,就是要从供给端发力:加大改革力度,加强和完善吉林省绿色食品产业的供给制度建设和投入保障;转变发展思路,创新绿色食品供给发展模式;提升供给质量,推进吉林省绿色食品产业品牌战略;加大供给力度,培养新的绿色食品产业基地;创新供给方式,打造“互联网+绿色食品”新模式;推进供给要素集聚,拓宽绿色食品产业市场渠道。
崔鲜花[9]（2019）在《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农业为基本依托,使农村三产紧密相连、协调发展,并且带动资源、技术、要素、市场需求在农村的整合集成和优化重组,最终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繁荣的经营方式,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重要途径、增强农村繁荣发展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始于20世纪60年代,通过开展农产品加工和制造、开发乡村旅游、农家乐村庄、扩大产地直销等途径,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将农业产业链前后延伸,将其领域扩展到工业和服务业,试图解决农民收入单一、收入低下、农业竞争力不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问题。通过将近60年的实践,韩国已进入到产业融合发展的阶段。中国近年来为应对“三农”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动我国农业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增强农业创新力和竞争力,发展农业多功能性,积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然而,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存在着融合深度和层次不高、要素瓶颈约束、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新型经营主体的带动效果较弱、发展环境仍需优化等问题。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起步较早且成效显着。因此,总结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经验,对构建和丰富中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拓展农民增收渠道,推动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论文以交易费用理论、产业集群理论、农业多功能性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理论支撑,构建了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研究体系。第一,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特征和功能进行了一般性分析。生产互补互促、农村与市场互联互通、要素与技术融合创新、体制协同创新以及产业可持续发展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特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功能则主要体现在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形成农业新业态和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四个方面;第二,考察了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条件和演变历程。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条件在于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农业附加值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和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其发展历经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年的农工并进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积极促进农村收入源开发和改善农村产业结构阶段、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农村产业培育转换阶段、以及2010年至今的农业“六次产业化”和“农村融复合产业化”阶段。第三,分析了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推动力。降低交易成本、创新驱动、农业多功能性诉求和获得范围经济效应是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动力。建立健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法律法规体系、制定并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相关规划、构建中央和地方二元支持体系、出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推进方案则成为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外部推动力。第四,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分析了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包括产业链条延伸型融合发展模式、产业交叉型融合发展模式、产业技术渗透型融合发展模式以及地区单位主导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并且结合典型案例对四种融合模式的运行机制和突出特征进行了分析;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实证评价,深入探讨了现代农业快速发展、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农户收入来源结构多元化等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成效。第五,分析了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总结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得出对中国的启示,并提出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问题和困境主要表现在农业经营主体规模有待提高、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市场范围狭小、中央和地方二元支持体系协调性较差、相关配套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等方面。重视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的构建、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差异化的管理策略以及对经营主体权益的有效保障是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先进经验,中国在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加快构建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创新政府管理体制、加大相关政策扶持力度、努力开展深层次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突破农村地区要素瓶颈制约、在农户与企业间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
赵础昊[10]（2019）在《农业现代化中的财政支持研究 ——以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王庄镇为例》文中认为当前中国进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三农”问题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如何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加速农业人口市民化,促进资源等重要生产要素向现代城市部门转移,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快速、平稳现代化路径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也是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必然解决的重要问题。农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农业财政政策作为国家对农业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根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实行不同的农业财政政策,对于未来农业改革至关重要,需要不断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有效实现形式,加速农村土地流转进程,鼓励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民主动向新型小城镇聚集。本文选择以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王庄镇为研究案例,该地树立了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规模农业转变新标杆,解决了农业极度分散与工厂高度集约的矛盾;探索了农村人口实现快速城镇化发展新道路,通过人口集中居住将农村人口安置在现代化的大型社区内,实现进城人员身份的快速切换;打造了绿色、生态的农业产业化全产业链经营新机制,既可以有效保证食品安全可追溯,又实现农业产业链价值增值;建立了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社会治理新模式,为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主体搭建合作平台,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性治理格局。农业发展实践往往领先于理论研究,本文通过对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王庄镇的做法为例,从实践中总结、提炼适用于当前中国特别是传统农业主产区的现代化实现路径,即构建要素流动上土地、产业、人口,物化形态上安居园、创业园、培训园,发展路径上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治理体系上政府、企业、社会四个层次上的三元互动机制,为未来中国农业改革方向提供有益探索,丰富当前农业现代化的理论研究。通过该地在实践探索过程中面临的发展障碍,凸显当前政策和理论研究的问题与不足,以此为研究切入点提出当前农业财政政策调整的相关对策建议,创新农业补贴方式,改革财政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机制,建立符合中国基本国情、适应国际规则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提高政策导向性和效能,包括粮食生产补贴功能由普遍增加粮农收入转向鼓励农业生产结构升级;转变农业补贴的方式和环节,由“补供给”转向“补供给”和“补需求”相结合;按照WTO规则要求,建立对市场扭曲作用小、导向性更强、起点公平的农业补贴“绿箱”政策;探索农业配套补贴方式;推动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积极开发和配置国际农业市场资源,构建符合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全球粮食供需网络。
二、因地制宜,积极推动西部地区出口导向型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因地制宜,积极推动西部地区出口导向型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2.1 国内外生态效率的相关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外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进展 |
| 1.2.3 国内外城镇化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进展 |
| 1.2.4 国内外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研究进展 |
| 1.2.5 国内外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创新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机理阐释 |
| 2.1 城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
| 2.1.1 区位理论 |
| 2.1.2 结构理论 |
| 2.1.3 人口迁移理论 |
| 2.1.4 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1.5 城市规划理论 |
| 2.2 生态效率的相关理论 |
| 2.2.1 环境经济学理论 |
| 2.2.2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2.3 内生增长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5 中国生态文明观 |
| 2.3 城镇化建设影响城市生态效率的机理阐释 |
| 2.3.1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分析 |
| 2.3.2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
| 2.3.3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3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与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现实考察 |
| 3.1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的发展现状 |
| 3.1.1 制度变迁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的演变历程 |
| 3.1.2 基于城市层面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评价指标构建 |
| 3.1.3 基于城市层面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的现状分析 |
| 3.2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发展现状 |
| 3.2.1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 |
| 3.2.2 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SBM-DEA模型的生态效率测度 |
| 3.2.3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时空演变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研究 |
| 4.1 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4.1.1 模型设定 |
| 4.1.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4.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2.1 基准模型回归 |
| 4.2.2 工具变量回归 |
| 4.3 稳健性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5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
| 5.1 影响机制检验模型设定 |
| 5.2 产业结构优化机制检验 |
| 5.2.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
| 5.2.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
| 5.3 人力资本积累机制检验 |
| 5.3.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
| 5.3.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
| 5.4 产业集聚机制检验 |
| 5.4.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集聚机制 |
| 5.4.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集聚机制 |
| 5.5 地方政府竞争的调节作用 |
| 5.5.1 政府竞争调节作用的模型设定 |
| 5.5.2 政府竞争调节作用的实证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 |
| 6.1 空间自相关分析 |
| 6.1.1 空间自相关检验方法 |
| 6.1.2 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 |
| 6.2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交互及溢出效应分析 |
| 6.2.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6.2.2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6.2.3 区域异质性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摘要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 |
| 2.1 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论述 |
| 2.1.1 “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意蕴 |
| 2.1.2 “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 |
| 2.1.3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 |
| 2.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依据 |
| 2.2.1 国家顶层设计 |
| 2.2.2 地方政策规划 |
| 2.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 |
| 2.3.1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渊源 |
| 2.3.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文化底色 |
| 2.3.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关联 |
| 2.3.4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跨境交往 |
| 第3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 |
| 3.1 辽宁沿海经济带 |
| 3.1.1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现状概述 |
| 3.1.2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现存问题 |
| 3.1.3 针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现存问题的应对措施 |
| 3.2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 |
| 3.2.1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现状 |
| 3.2.2 当前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的制约因素 |
| 3.2.3 应对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现存问题的对策建议 |
| 3.3 沈阳经济区 |
| 3.3.1 沈阳经济区的基本态势 |
| 3.3.2 当前制约沈阳经济区发展的主要因素 |
| 3.3.3 解决沈阳经济区现存问题的基本路径 |
| 3.4 哈长城市群 |
| 3.4.1 哈长城市群发展情况概述 |
| 3.4.2 当前哈长城市群发展的制约因素 |
| 3.4.3 加快哈长城市群发展的重要举措 |
| 第4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 |
| 4.1 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 |
| 4.1.1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现实基础 |
| 4.1.2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制约因素 |
| 4.1.3 推进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
| 4.2 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 |
| 4.2.1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优势条件与发展态势 |
| 4.2.2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主要瓶颈 |
| 4.2.3 优化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路径选择 |
| 4.3 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 |
| 4.3.1 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现状 |
| 4.3.2 环渤海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
| 4.3.3 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对策建议 |
| 4.4 北上参与北极航线开发 |
| 4.4.1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战略价值 |
| 4.4.2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现实挑战 |
| 4.4.3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基本策略 |
| 第5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 |
| 5.1 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推进方略 |
| 5.1.1 大连建设自由贸易港的优势条件 |
| 5.1.2 建设大连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战略价值 |
| 5.1.3 推进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对策建议 |
| 5.2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推进构想 |
| 5.2.1 满洲里对外开放的历史沿革 |
| 5.2.2 满洲里开放发展的现存问题 |
| 5.2.3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的品牌识别与塑造 |
| 5.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 |
| 5.3.1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历史沿革和现实进展 |
| 5.3.2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重要战略价值 |
| 5.3.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可行性分析 |
| 5.3.4 加快推进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的建议 |
| 5.4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 |
| 5.4.1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动力解析 |
| 5.4.2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挑战 |
| 5.4.3 推进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基本策略 |
| 第6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 |
| 6.1 塑造全球化包容性发展的中国范例 |
| 6.1.1 把握全球化模式深度调整下的历史机遇 |
| 6.1.2 提供东北亚各国共话发展的沟通平台 |
| 6.1.3 促进东北地区跨境民族文化传承发展 |
| 6.2 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 |
| 6.2.1 完善国家区域经济总体布局 |
| 6.2.2 推进京津冀与东北地区协同发展 |
| 6.2.3 提升东北地区城市群整体实力 |
| 6.3 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
| 6.3.1 形成东北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
| 6.3.2 打通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大通道 |
| 6.3.3 开创东北地区对外贸易新局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3）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有关实体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 |
| 1.2.2. 有关金融发展的文献综述 |
| 1.2.3. 有关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文献综述 |
| 1.2.4. 有关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文献综述 |
| 1.2.5. 文献简评与本文努力方向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技术路线及主要创新之处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有关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概念与分类 |
| 2.1.2 有关实体经济的界定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
| 2.2.2. 供给侧改革理论 |
| 2.2.3. 金融发展理论 |
| 2.2.4. 关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运行机制理论 |
| 2.3 相关理论对本文研究的启示 |
| 第三章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3.1.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创新的需求分析 |
| 3.1.1.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融合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基础 |
| 3.1.2. 供给侧改革是实体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
| 3.1.3.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本质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
| 3.1.4.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要求商业银行持续开展金融创新 |
| 3.2.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3.2.1.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动因 |
| 3.2.2.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历程 |
| 3.2.3.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与成效 |
| 3.2.4.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问题 |
| 3.3. 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经验与教训 |
| 3.3.1. 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经验 |
| 3.3.2. 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教训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影响实体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
| 4.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分析 |
| 4.1.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积极作用 |
| 4.1.2. 商业银行金融过度创新的消极作用 |
| 4.2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机制分析 |
| 4.2.1. 加强资本积累 |
| 4.2.2. 推动技术进步 |
| 4.2.3. 升级供给端 |
| 4.2.4. 优化需求端 |
| 4.3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机制分析 |
| 4.3.1. 增强金融功能 |
| 4.3.2. 推动金融发展 |
| 4.3.3. 优化金融结构 |
| 4.3.4. 影响货币深化 |
| 4.4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关系的数理分析 |
| 4.4.1 假设 |
| 4.4.2 最优路径推导 |
| 4.4.3 平衡增长路径 |
| 4.4.4 数值模拟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非线性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 |
| 5.1. 关系特征及实证假设 |
| 5.2. 模型建立与变量选取 |
| 5.2.1. 计量模型的建立与说明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数据描述性统计 |
| 5.3. 相关检验 |
| 5.3.1. 线性检验与剩余非线性检验 |
| 5.3.2. 位置参数的确定 |
| 5.4. 实证结果 |
| 5.4.1. 线性模型的结果分析 |
| 5.4.2. 非线性模型的结果分析 |
| 5.4.3. 非线性转换体制的分析 |
| 5.5.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分析 |
| 5.5.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差异分析 |
| 5.5.2.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 |
| 5.6. 稳健性检验 |
| 5.6.1. 替换自变量-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核心实体产业(制造业)发展的非线性关系 |
| 5.6.2. 加入交互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协同效应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基于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 |
| 6.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的创建与衡量 |
| 6.1.1. 金融创新指数构建思路 |
| 6.1.2. 金融创新指数维度与指标选取的说明 |
| 6.1.3. 金融创新指数测度过程 |
| 6.1.4.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测度结果 |
| 6.2.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 |
| 6.2.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作用机制分析和实证模型构建 |
| 6.2.2. 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
| 6.2.3. 模型稳定性与格兰杰检验 |
| 6.2.4.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机制实证研究结果 |
| 6.2.5.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机制实证研究结果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金融创新总体方向及行动路径 |
| 7.1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金融创新总体方向 |
| 7.1.1 紧扣供给侧主旋律,优化资源要素配置 |
| 7.1.2 坚持适度创新,抑制过度创新 |
| 7.1.3 因地制宜,实行区域差异化金融创新 |
| 7.1.4 推进科技和金融的深度融合,提升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效能 |
| 7.1.5 建立适应外部经济转型特征的组织架构和制度 |
| 7.2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业务创新行动路径 |
| 7.2.1. 开发符合动能转换需求的金融产品支持产业优化升级 |
| 7.2.2. 整合金融综合服务能力,支持三去一补 |
| 7.2.3. 完善融资产品利率定价机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
| 7.2.4. 线上与线下业务融合发展,丰富民生类金融产品 |
| 7.2.5. 优化资产负债管理,提升银行经营稳健性 |
| 7.3 供给侧改革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金融科技创新行动路径 |
| 7.3.1. 运用大数据技术发掘和评价客户 |
| 7.3.2. 运用云计算技术搭建集约化业务平台 |
| 7.3.3.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关键领域的智能化改造 |
| 7.3.4. 运用区块链技术打造高效产品和服务体系 |
| 7.3.5. 综合应用多种技术实现融合创新 |
| 7.4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组织与制度创新行动路径 |
| 7.4.1. 商业银行主业经营组织架构创新的框架设计 |
| 7.4.2. 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组织架构创新的框架设计 |
| 7.4.3. 建立与完善适应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制度 |
| 7.4.4. 构建商业银行组织架构与制度协同运行保障机制 |
| 第八章 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本文研究不足 |
| 8.3.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4）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法律发展困境 |
| 第一节 可再生能源及其补贴的概念演进 |
| 一、可再生能源的概念演进 |
| 二、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概念演进 |
| 第二节 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法律争议 |
| 一、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 |
| 二、给予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必要性 |
| 三、可再生能源补贴面临的法律争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适用 |
| 第一节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分析 |
| 一、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依据 |
| 二、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论证 |
| 第二节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实践反思 |
| 一、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实践发展特点 |
| 二、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局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非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 |
| 第一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一、欧盟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二、CPTPP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三、USMCA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四、EPA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五、区域贸易协定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小结 |
| 第二节 内国法视角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一、德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二、美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三、日本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四、内国法视角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建议 |
| 第一节 多边补贴制度革新视角下的发展建议 |
| 一、不可诉补贴制度革新的发展建议 |
| 二、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创新的发展建议 |
| 第二节 一般例外条款制度革新视角下的发展建议 |
| 一、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对一般例外条款的适用需求 |
| 二、GATT1994第20 条与SCM协定的适用关系 |
| 三、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援引GATT1994第20条的发展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完善 |
| 第一节 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反思 |
| 一、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依据 |
| 二、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发展趋势 |
| 三、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问题 |
| 第二节 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完善的对策建议 |
| 一、推进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渐进式改革 |
| 二、助力国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创新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一带一路”倡议下湖北省民族地区加快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研究 ——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进展 |
| 二、国内研究进展 |
| 三、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可能的创新点 |
| 一、充实出口导向型经济与扶贫问题的协同研究 |
| 二、验证“一带一路”倡议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 |
| 三、测算民族文化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影响 |
| 第二章 恩施州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现状 |
| 第一节 恩施州经济发展沿革概述 |
| 第二节 恩施州对外经济合作的现状 |
| 第三节 恩施州进出口贸易的现状 |
| 第四节 恩施州利用外资的现状 |
| 第三章 恩施州加快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恩施州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环境分析 |
| 一、政治环境(P)分析 |
| 二、经济环境(E)分析 |
| 三、社会环境(S)分析 |
| 四、技术环境(T)分析 |
| 第二节 恩施州出口导向型经济竞争力分析 |
| 一、“钻石模型”视角下恩施州的竞争力概论 |
| 二、恩施州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实证分析 |
| 三、恩施州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路径 |
| 第三节 恩施州出口导向型经济的SWOT分析 |
| 一、优势(S) |
| 二、劣势(W) |
| 三、机遇(O) |
| 四、挑战(T) |
| 第四章 制约因素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模型的选择与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数据的分析与处理 |
| 一、描述性分析 |
| 二、相关性分析 |
| 第三节 检验结果的说明 |
| 第五章 加快推动恩施州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对策思考 |
| 第一节 抓住发展机遇,形成路径依赖 |
| 一、发挥比较优势,提升对外贸易 |
| 二、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引资质量 |
| 第二节 加快对外交流,夯实合作基础 |
| 一、传扬民族文化,提升人力素质 |
| 二、完善地方立法,优化营商环境 |
| 第三节 借助沿江口岸,建设国际通道 |
| 一、拓宽融资渠道,培植资本市场 |
| 二、加快互联互通,提升贸易便利 |
| 三、建设信息平台,培育贸易新业态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第一节 基本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参加学术会议及获奖 |
| 致谢 |
（6）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与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区域发展模式研究进展 |
| 1.2.2 限制开发区域研究进展 |
| 1.2.3 绿色发展研究进展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案 |
| 1.3.1 研究内容与拟解决关键问题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3.4 创新点 |
| 1.4 本章小结 |
| 第2章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限制开发区 |
| 2.1.2 绿色发展 |
| 2.1.3 绿色发展效率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
| 2.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3 循环经济理论 |
| 2.2.4 产业生态学理论 |
| 2.2.5 主体功能区划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 |
| 3.1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背景与条件 |
| 3.1.1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类型和范围 |
| 3.1.2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自然环境条件 |
| 3.1.3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演变与现状分析 |
| 3.1.4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环境发展态势分析 |
| 3.2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测算方法 |
| 3.2.1 研究方法 |
| 3.2.2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
| 3.2.3 绿色发展效率测算 |
| 3.3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时序演化特征 |
| 3.3.1 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呈现V型演变趋势 |
| 3.3.2 不同区域绿色发展效率演变趋势不同 |
| 3.3.3 绿色发展效率时间变化差异特征 |
| 3.4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演变特征 |
| 3.4.1 绿色发展效率整体相对较好,但内部呈两极分化态势 |
| 3.4.2 绿色发展效率相对低值区以资源型城市为主 |
| 3.4.3 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特征 |
| 3.4.4 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关联特征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4.1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动力机制分析 |
| 4.1.1 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 |
| 4.1.2 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的外生动力 |
| 4.2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4.2.1 经济发展水平与绿色发展效率存在非线性关系 |
| 4.2.2 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绿色发展效率提高 |
| 4.2.3 科技创新水平有利于绿色发展效率提高 |
| 4.2.4 城镇化水平提升有利于绿色发展效率提高 |
| 4.2.5 环境规制有利于绿色发展效率提高 |
| 4.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4.3.1 Tobit模型 |
| 4.3.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4.3.3 数据来源 |
| 4.3.4 测算结果 |
| 4.4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作用机制 |
| 4.4.1 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 4.4.2 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 4.4.3 科技创新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 4.4.4 城镇化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 4.4.5 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模式 |
| 5.1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模式选择 |
| 5.1.1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目标 |
| 5.1.2 模式选择的原则 |
| 5.1.3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一般模式 |
| 5.2 森林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模式 |
| 5.2.1 典型案例(临江市) |
| 5.2.2 森林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模式 |
| 5.3 农产品主产区绿色发展模式 |
| 5.3.1 典型案例(梨树县) |
| 5.3.2 农产品主产区绿色发展模式 |
| 5.4 草原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模式 |
| 5.4.1 典型案例(通榆县) |
| 5.4.2 草原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模式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 |
| 6.1 完善体制机制支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 |
| 6.1.1 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
| 6.1.2 发挥目标评价导向作用,建立绿色发展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
| 6.1.3 优化空间开发格局,全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机制 |
| 6.2 加快产业升级推动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 |
| 6.2.1 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构建绿色产业体系 |
| 6.2.2 优化产业配置,促进产业组织合理化 |
| 6.3 强化要素集聚保障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 |
| 6.3.1 加强科技支撑,推进创新驱动绿色发展 |
| 6.3.2 加大绿色投入,加强金融资金支持力度 |
| 6.3.3 集聚优秀人才,激发绿色发展活力 |
| 6.4 提高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促进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 |
| 6.4.1 加强生态建设与修复,提高生态环境容量 |
| 6.4.2 加快环境综合整治,建立权责明确的环境污染治理制度 |
| 6.4.3 强化节能降耗,促进资源节约环境优化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7）中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变量注释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5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6 创新点 |
| 2 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分析的理论框架 |
| 2.1 内涵分析 |
| 2.2 理论基础分析 |
| 2.3 构成要素与基本内容 |
| 2.4 理论框架 |
| 2.5 本章小结 |
| 3 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测度分析 |
| 3.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2 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 |
| 3.3 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测度 |
| 3.4 工业绿色发展协调度测度 |
| 3.5 本章小结 |
| 4 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空间效应分析 |
| 4.1 空间效应检验方法 |
| 4.2 空间权重设定 |
| 4.3 空间效应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5 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
| 5.1 影响因素识别与机理分析 |
| 5.2 空间计量分析框架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提升策略 |
| 6.1 发达国家工业发展实践经验 |
| 6.2 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提升策略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吉林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理论研究方面 |
| 1.3.2 实证研究方面 |
| 1.3.3 简要评述 |
| 1.4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2.1.2 绿色食品产业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2 生态农业理论 |
| 第3章 吉林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 3.1 吉林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阶段 |
| 3.1.1 起步和初级发展阶段(1990-2002 年) |
| 3.1.2 稳步发展阶段(2003-2007 年) |
| 3.1.3 快速发展阶段(2008-2015 年) |
| 3.1.4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6 年至今) |
| 3.2 吉林省促进绿色食品产业发展主要举措 |
| 3.2.1 完善绿色食品产业质量标准体系建设 |
| 3.2.2 积极开展绿色食品品牌培育和市场开拓 |
| 3.2.3 加快发展培养绿色食品龙头企业 |
| 3.2.4 逐步建立绿色食品产业科技支撑体系 |
| 3.2.5 加强绿色食品安全监管 |
| 第4章 吉林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SWOT分析 |
| 4.1 吉林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优势(S) |
| 4.1.1 气候条件优势 |
| 4.1.2 农业资源优势 |
| 4.1.3 地理区位及交通优势 |
| 4.1.4 科技力量雄厚 |
| 4.2 吉林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劣势(W) |
| 4.2.1 绿色食品供给相对不足,生产管理水平有待完善 |
| 4.2.2 供给体系不健全,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偏弱 |
| 4.2.3 供给端品牌效应,科技含量,产品档次有待提升 |
| 4.3 吉林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机遇(O) |
| 4.3.1 符合国家战略发展需求 |
| 4.3.2 符合吉林省农业结构调整方向 |
| 4.3.3 顺应现代农业发展潮流 |
| 4.3.4 符合农业可持续发展要求 |
| 4.4 吉林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威胁(T) |
| 4.4.1 农业供给生态环境污染压力依然严重 |
| 4.4.2 产品供给质量难以保障 |
| 4.5 基于SWOT的战略选择 |
| 第5章 加大供给侧改革力度,推进吉林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 |
| 5.1 加大改革力度,加强绿色产业供给侧制度建设和投入保障 |
| 5.2 转变发展思路,创新绿色食品供给发展模式 |
| 5.3 提升供给质量,推进绿色食品产业品牌战略 |
| 5.4 加大供给力度,培育新的绿色食品产业基地 |
| 5.5 创新供给方式,打造“互联网+绿色食品”新模式 |
| 5.6 推进供给要素集聚,拓宽绿色食品市场渠道 |
| 第6章 结论 |
| 6.1 主要结论 |
| 6.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际背景 |
| 1.1.2 国内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涵研究 |
| 1.3.2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动力研究 |
| 1.3.3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研究 |
| 1.3.4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成效研究 |
| 1.3.5 文献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案例分析法 |
| 1.4.3 定量分析法 |
| 1.4.4 定性分析法 |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一般分析及相关理论 |
| 2.1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一般分析 |
| 2.1.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2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特征 |
| 2.1.3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 |
| 2.1.4 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功能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交易费用理论 |
| 2.2.2 产业集群理论 |
| 2.2.3 农业多功能性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3章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条件及其历程 |
| 3.1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条件 |
| 3.1.1 耕地面积持续减少 |
| 3.1.2 农业附加值增长缓慢 |
| 3.1.3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
| 3.1.4 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 |
| 3.2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历程 |
| 3.2.1 农工并进阶段(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 |
| 3.2.2 促进农村收入源开发和改善农村产业结构阶段(20世纪80 年代到90年代) |
| 3.2.3 农村产业培育转换阶段(21世纪第一个十年) |
| 3.2.4 农业“六次产业化”和“农村融复合产业化”阶段(2010年至今) |
| 第4章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推动力 |
| 4.1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动力 |
| 4.1.1 降低交易成本 |
| 4.1.2 创新驱动 |
| 4.1.3 农业多功能性的诉求 |
| 4.1.4 获得范围经济效应 |
| 4.2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外部推动力 |
| 4.2.1 建立健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
| 4.2.2 制定和实施农村产业融合相关规划 |
| 4.2.3 构建中央和地方二元支持体系 |
| 4.2.4 出台韩国产业融合发展的推进方案 |
| 第5章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
| 5.1 产业链条延伸型融合发展模式 |
| 5.1.1 产业链条延伸型融合发展模式的内涵 |
| 5.1.2 产业链条延伸型融合发展模式的运行机制 |
| 5.1.3 产业链条延伸型融合发展模式的特征 |
| 5.1.4 产业链条延伸型融合发展模式典型案例 |
| 5.2 产业交叉型融合发展模式 |
| 5.2.1 产业交叉型融合发展模式的内涵 |
| 5.2.2 产业交叉型融合发展模式的运行机制 |
| 5.2.3 产业交叉型融合发展模式特征 |
| 5.2.4 产业交叉型融合发展模式典型案例 |
| 5.3 产业技术渗透型融合发展模式 |
| 5.3.1 产业技术渗透型融合发展模式的内涵 |
| 5.3.2 产业技术渗透型融合发展模式的运行机制 |
| 5.3.3 产业技术渗透型融合发展模式的特征 |
| 5.3.4 农村产业技术渗透型融合发展模式典型案例 |
| 5.4 地区单位主导农村产业融合趋向型发展模式 |
| 5.4.1 地区单位主导农村产业融合趋向型发展模式的内涵 |
| 5.4.2 地区单位主导农村产业融合趋向型发展模式的运行机制 |
| 5.4.3 地区单位主导农村产业融合趋向型发展模式特征 |
| 5.4.4 地区单位主导农村产业融合趋向型发展案例 |
| 第6章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成效 |
| 6.1 现代农业快速发展 |
| 6.1.1 农业实现规模化生产 |
| 6.1.2 农业新业态涌现 |
| 6.1.3 农业多功能性充分发挥 |
| 6.1.4 农业创新技术升级 |
| 6.2 农村产业结构升级 |
| 6.2.1 农村三产协同发展 |
| 6.2.2 农村产业集群快速发展 |
| 6.2.3 农业盈利能力提高 |
| 6.3 农户收入来源结构多元化 |
| 6.3.1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营主体增多 |
| 6.3.2 农户的非农收入快速增长 |
| 6.3.3 农业新业态主营收入增多 |
| 6.4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持续提高 |
| 6.4.1 农村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6.4.2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选取 |
| 6.4.3 农村产业融合水平的评价与分析 |
| 第7章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困境 |
| 7.1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问题 |
| 7.1.1 农业经营主体规模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1.2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市场范围相对狭小 |
| 7.1.3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法律法规体系仍不够健全 |
| 7.1.4 中央和地方二元支持体系协调性不高 |
| 7.2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困境 |
| 7.2.1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相关政策可持续性较差 |
| 7.2.2 经营主体过度依赖政府财政支持 |
| 7.2.3 参与农村产业融合的农户老龄化程度高 |
| 7.2.4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配套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 |
| 第8章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
| 8.1 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历程和现状 |
| 8.1.1 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历程 |
| 8.1.2 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现状 |
| 8.1.3 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
| 8.1.4 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8.2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经验 |
| 8.2.1 重视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的构建 |
| 8.2.2 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
| 8.2.3 差异化管理策略 |
| 8.2.4 保障经营主体权益 |
| 8.3 对中国的启示及对策建议 |
| 8.3.1 对中国的启示 |
| 8.3.2 对策建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10）农业现代化中的财政支持研究 ——以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王庄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进展 |
| 二、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
| 三、简要评述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农业现代化理论 |
| 二、改造传统农业理论 |
| 三、农业外部性与公共物品属性 |
| 第三章 我国农业财政政策的现实考察 |
| 第一节 我国农业财政政策的演变历程 |
| 一、计划时期财政支农政策(1949—1977 年) |
| 二、改革时期的农业财政政策(1978—2003 年) |
| 三、高速增长时期的农业财政政策(2004 年—至今) |
| 四、当前农业财政补贴政策的基本格局 |
| 第二节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实践分析 |
| 一、近代以来农业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
| 二、传统农业区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
| 第三节 现代化农业经营方式面临的政策阻碍 |
| 一、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继承和固化 |
| 二、分散化的生产方式不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 |
| 三、农业劳动力素质制约现代生产要素应用 |
| 第四章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政策效果分析 |
| 第一节 农村土地职能转变及功能定位 |
| 一、农村土地功能定位及土地制度创新 |
| 二、技术进步推动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 |
| 三、现代化中的城市组成形态和空间结构设计 |
| 第二节 适度规模经营的种植效益分析 |
| 一、适度规模经营对粮食产量及收入的影响 |
| 二、适度规模经营成本的案例分析 |
| 第三节 农业财政政策体系改进及创新 |
| 一、构建农业社会普遍服务体系 |
| 二、实施布局全球的“走出去”战略 |
| 三、充分挖掘开发社会资本活力 |
| 第五章 新型农业主体培育政策效果分析 |
| 第一节 新型农业主体培育之一——专业合作社 |
| 第二节 新型农业主体培育之二——家庭农场 |
| 一、家庭农场实际考察情况 |
| 二、家庭农场的运营模式分析 |
| 三、推行家庭农场面临的政策阻碍 |
| 第三节 国外关于新型农业主体培育的经验借鉴 |
| 一、美国农业现代化中的家庭农场 |
| 二、以色列新型农业主体分析——莫沙夫和基布兹 |
| 三、国外新型农业主体培育对中国的启示 |
| 第六章 农业产业化全产业链经营的政策效果分析 |
| 第一节 健康视域下的农业产业化全产业链经营 |
| 一、保障中国食品健康的四大措施 |
| 二、技术不连续性引发农业产业竞争新态势 |
| 三、三化协调、四化同步的产业融合新模式 |
| 第二节 农业产业化全产业链生产功能定位 |
| 一、农业功能转变提升中国健康水平 |
| 二、农业专业功能区构建区域结构竞争力 |
| 第三节 农业产业化全产业链经营的实现路径 |
| 一、“六统一”的标准化生产耕作方式 |
| 二、对接新型城镇化的农业规模经营 |
| 三、生态循环发展的全产业链生产 |
| 四、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新型运作模式 |
| 第七章 结论及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一)探索并丰富了关于农业现代化改革实践 |
| (二)优化和完善了当前农业财政补贴政策 |
| 二、不足之处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四、因地制宜,积极推动西部地区出口导向型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D]. 刘淼.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2]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D]. 张晨瑶.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4)
- [3]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D]. 滕飞. 广西大学, 2021(07)
- [4]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研究[D]. 刘滢泉.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5]“一带一路”倡议下湖北省民族地区加快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研究 ——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D]. 易宗革. 湖北民族大学, 2020(12)
- [6]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与模式研究[D]. 李平.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2020(05)
- [7]中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D]. 李成宇. 山东科技大学, 2020(06)
- [8]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吉林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研究[D]. 章海源. 吉林大学, 2019(03)
- [9]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研究[D]. 崔鲜花. 吉林大学, 2019(02)
- [10]农业现代化中的财政支持研究 ——以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王庄镇为例[D]. 赵础昊.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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