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扬州学派哲学思想初探（论文文献综述）
张瑞璇[1]（2021）在《焦循文体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乾嘉时期,朴学大放光彩,这一时期的学者主要以经史之学名世,学术研究涉及经学、史学、算学、天文学、文学等多个方面,被称为“通儒”的焦循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作为“扬州学派”的经学大家,焦循提出了丰富的文学理论并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诗、文、词、曲等方面均有涉猎,形成了独特的文体观。但相较于对焦循在《易》学和天文算学等领域成就的高度关注,学界对焦循文体观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基于此,以焦循文体观为研究对象,梳理其文体观的系统脉络,有助于全面把握焦循的思想理论体系。治《易》世家的出身以及“扬州学派”的师友活动,使焦循的文体观中浸透着传统经学思想的影响。首先,焦循的文体观融合了经学思想中的范畴和命题,其诗文理论引入了“阳”范畴,其词曲理论引入了“阴”范畴,体现出诗文主“阳”和词曲主“阴”的文体观。具体来说,诗论表现为以“诗本于情”的创作论、“诗本于诚”的审美特征论、“只求其好”的作品论和“务实”为主的批评论;文论表现为“曰意曰事”的文章创作论、“用于天下”的文章功用论、“非徒质言”的古文作品论和“理法”为本的时文本体论;词体观表现为以“性情”为本的词学发生论和“补于世教”的词学功用论;曲剧观表现为“本色”为旨的审美批评论和考据为先的作品批评论。这些诗文理论和词曲理论在焦循的文体创作实践中得到较为充分的践行。其次,焦循将经学方法运用在文体理论中,焦循对诗体、文体、词体和曲体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依经立意和自源达流的意识,如“本其志以为诗”和“通其志而达其情”等观点,就是焦循在经学命题基础上对诗体进行的文体定义。最后,焦循的文体观体现了对“扬州学派”治学理论的创变,焦循摒弃门户之见,表达了别具一格的文笔说和独树一帜的时文观。总之,焦循的文体观受到传统经学思想和“扬州学派”学术理论的浸染,但焦循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博采创新,提出独具特色的文体观,并且形成一定的体系,具有重要的文体学意义。
杨昭[2]（2021）在《凌曙《春秋》公羊礼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春秋》公羊礼学盖专门之学,清代凌曙为治此学最典型代表。分析《春秋》主旨可见,《春秋》基础是事。事上有辞,辞限于事,故有限,有其对立面——非辞,辞与非辞对立统一于义。义上有道,义与道层次不同,道是本体,义是道显。道又外显降落为义,义降落为礼。礼也有限,有其对立面,即非礼之义——权。礼与权生出义事,则拨乱反正,《春秋》成。《春秋》学框架为:事→辞（非辞）→义→道→义→礼（权）→事,表现为道下义、辞、礼、事的展开,四者皆可通道。《春秋》学有四种治学路径,以事而进不在公羊学之列,公羊学分义、例、礼三系。公羊义学与公羊例学是《公羊》研究的重镇,公羊礼学受到忽视。本文关注凌曙,探究公羊礼学,以期推动对《春秋》公羊学的研究。文章分四个方面论述:一为凌曙的学术世界,探讨学术背景;第二和第三部分讨论凌曙公羊礼学的主要内容,其中第二部分为百王之法,第三部分为新王之制;第四部分讨论凌曙公羊礼学影响。凌曙生活年代,乾嘉考据仍是学界主要风气,同时出现了两个新趋势:一是会通趋势增强;二是治三礼之风兴盛。在此影响下,凌曙成长分为两段:早期,受到洪梧、包世臣、张惠言、李兆洛等影响,奠定了其治学品质,即谨守汉学方法基础上的通学之风;成熟期,受到阮元及常州学派影响,治学转向公羊学,发展了庄存与到刘逢禄对公羊礼学重视的方向。公羊以为《春秋》是孔子假借鲁史论述王道的着作,旨在论述微言大义。大义面向《春秋》中事,是百世不变的王道原则;微言面向未来,旨在说明王道原则的具体实践情形。《公羊》之礼也应该有两个指向,一指向《春秋》所记乱事,详述百王不变的礼制,旨在拨乱反正;一指向未来,论述新王之制,详解改制之意。百王之法分五礼论述,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吉礼为事神之礼;凶礼为事丧之礼;军礼为出师之礼;宾礼为交往之礼,公羊更多指朝聘之礼;嘉礼为其他礼义,包括昏、冠及即位之礼等。五礼基本涉及行为处事的各方面,能够保证王道的百世不易,也就保证可凭恃此五礼达到拨乱反正,正万民的目的。新王之制是公羊学创造性的发现,关涉到了百王之法在具体实践中,可能遇到的历史境遇的不同。不同的具体环境需要不同的政治纲领,因此新王必改制,以适应新的历史环境。凌曙公羊礼学对于清代后学在两个方面做出了贡献:一、推动了清代《公羊传》新疏的完成;二、促进了清代公羊学研究对“礼”的关注,推动了晚清大讲“改制”的兴起。
赵彦[3]（2021）在《乾嘉时期（1736-1820）诗经学研究》文中指出清代乾嘉时期历时八十五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时刻,也是社会结构酝酿着的变异时期。乾嘉学者以总结、概括、整理、辑佚、辨伪、求真的姿态登上学术的舞台,这一时期,学者名家众多,学术门类繁多,为学取向各异。汉学、理学、心学、考据学、宋学、历史学、实证哲学因势而兴,寻求发展。各种思潮、学术流派争鸣裂变,组合重构。在这种过程中引发了对各种典籍的总结、考据、扬弃、重新发现的问题。本文以乾嘉时期时间段为起点,以年鉴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历史长时段研究理论为基础,论述在将近百年的时间内,在经济、政治、社会、地域条件、文化传承相对不变或者变化缓慢的情况下,乾嘉时期诗经学的历史语境、文化现实、学术理路等体系变化和突破的问题。其一,从“凡学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的学术史角度出发,对先秦诗经学、秦汉诗经学、魏晋唐诗经学、宋代诗经学、元明诗经学、清初诗经学进行梳理和概述。因为侧重不同,主要论述占据诗经学主流地位的观点和内容,其他细枝不再赘述;其二,对乾嘉时期诗经学的基本学术背景进行研究。从概念上进行明晰,对时代的乾嘉和学术的乾嘉进行区分和辨析;从学术研究讨论风气的形成,大师名家聚集式的出现,学者着述丰富名着繁多来论述乾嘉学术与经学的复兴;从重汉抑宋学术风气的形成,小学、考据治学逐步发展并走向繁荣等方面探究在学术范围内乾嘉诗经学繁荣的内在里路。其三,运用融会贯通的历史学眼光,对乾嘉时期的诗经学进行分类探讨。在内容上进行名物、制度、天文、地理等方面研究;在方法上,进行因声求义的总结,打通远古经典与现实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隔膜,剥去蒙蔽在《诗经》上的层层积尘,回到《诗经》的源头体会圣人之道。其四,对乾嘉时期三家诗及辑佚进行研究分析。简要论述三家诗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揭示三家诗在乾嘉时期研究出现高潮的学术原因;以陈寿祺《三家诗遗说考》为例来分析乾嘉时期三家诗的研究特点;在辑佚风气的影响下,关注诗外诗的研究,以沈德潜《古诗源·古逸》为例探讨诗外诗的价值。其五,对乾嘉时期诗经学的独立思考派崔述进行研究。重点考察崔述在汉学宋学的交互影响下如何走出宗汉宗宋的怪圈;根据崔述诗经学着作《读风偶识》来具体论述崔述与诗经汉学的联系和区别。其六,对乾嘉时期汉学的三大流派进行代表人物、重要着述、学术风格的总结,明确乾嘉汉学在此时期的主流地位和重要成就。最后,总结乾嘉诗经学的突破和成就。从实事求是学风的突破,方法论的突破与影响,乾嘉诗经历史地位的建立三个方面来论述乾嘉诗经学的主要成就及对现代学术的贡献。如同中国其他学术流派一样,乾嘉时期诗经学也有其独特的形成、发展、高潮、衰落、蜕变而向近代学术演变的过程。准确理解和把握这一历史过程,回到历史,目的并非全然以古人的立场和价值为自己的观点,而是在不同时代背景、历史语境、文学观念、批评标准下取得古今视野的双向贯通。
王祥辰[4]（2020）在《惠栋与吴派经学研究》文中指出惠栋是清代学术史上久负盛名的朴学经师,在他的引领下,包括王昶、沈大成、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江藩、李林松等在内的吴地学者皆以汉人经说为指归、考证为手段从事经学研究,形成了影响有清一代学风的学术共同体——吴派。惠栋被后来众多学者视作吴派的核心。江声、王鸣盛、钱大昕、江藩、李林松等人除了在学术旨趣、研究方法上充分接受惠栋外,他们研究着作的具体内容也都有惠学的印记。本文以“惠栋与吴派经学研究”为题,以惠栋具体学术着述为线索,将东吴惠氏家族学术宗脉与此后吴派汉学共同体《古文尚书》疑辨、汉易学研究相关联,探讨惠栋学术研究风格的塑形过程,以及他的经学研究对吴地学者乃至乾嘉时年汉学风气产生的具体影响,以期还原惠栋在乾嘉经学史上的地位,并明晰“后惠栋时代”吴派经学研究的发展走向。论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明论文的研究缘起、研究综述、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主体部分共分五章,具体如下:第一章:“惠栋与吴派的兴起”。本章重点考察惠栋的生平资料与乾嘉汉学“吴派”观念兴起的过程。第一节“惠栋生平简述”,以惠栋的主要学术着述为标识,将他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惠栋出生（康熙三十六年,1697）至三十岁（雍正四年,1726）。这一阶段惠栋主要是承继家学并撰作《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第二阶段是惠栋三十一岁（雍正五年,1727）至四十七岁（乾隆八年,1743）。这一阶段惠栋主要是为生计奔波,但在此过程中约历时九年完成了《古文尚书考》。第三阶段是惠栋四十八岁（乾隆九年,1744）至六十二岁（乾隆二十三年,1758）去世。这一阶段惠栋将学术研究的重心转移到汉易学之上,并结交了王鸣盛、钱大昕、戴震等一众学者。他的学术着作也为卢见曾资助而在这一阶段开始陆续刊刻。第二节“吴派观念建构历程述论”,梳理吴派观念从清代至建国后七十年间的建构历程,揭示出家学、师承、交游等多重因素交织,促成了吴门学术共同体的形成。第二章“东吴惠氏‘文人说经’与朴学范式确立”。本章重点考察惠栋对家族学术宗脉的继承,钩沉惠周惕、惠士奇经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联,揭示出东吴惠氏由文学宗脉向经学学脉转变的经过,并展示惠栋由于接续家学的原因训纂王士禛《渔洋山人精华录》,将家族吟咏为重的诗学传统过渡到笺疏为主的诗学研究上。惠栋也藉着经、史注疏手段训纂王士禛《渔洋山人精华录》,为此后的经学考证确立了研究范式。第三章“惠栋与吴派《古文尚书》辨伪”。本章重点论述了惠栋《古文尚书考》的学术成就,并以《古文尚书考》为线索,串联江声《尚书集注音疏》与王鸣盛《尚书后辨》,旨在反映惠栋辨伪东晋《古文尚书》不只在方法上启迪了吴派后学,在具体研究内容上也对吴派经师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第四章“惠栋与吴派易学考辨”。本章通过梳理惠栋《易汉学》与《周易本义辨证》,明确惠栋的汉、宋立场对他的易学体系建构的作用,并指出,正是惠栋汉、宋立场的对立与交织,造成了江藩《周易述补》与李林松《周易述补》两部学术倾向侧重不一的同名学术着述得以并行于世,且推动吴派汉学在“后惠栋时代”发展进入不同方向。第五章“吴派研究的再思考”。本章首先从清廷文教政策《圣谕十六条》出发,梳理吴派学者的“异端”观,总括吴门经师的经学研究特色,揭示出吴派经师“异端”观立足于汉儒学说,重视诸子文献的价值、强调“无益于经”皆为异端、推重实学,这些主张均符合清廷文教政策的根本要求。其次通过考察江藩《乐县考》,讨论江藩与扬州学者凌廷堪的学术关系,比较《周易述补》与《乐县考》不同的对话对象,提出江藩青年时期应从属吴派,中年以后当归于扬州学派的意见。
付子轩[5]（2020）在《阮元的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阮元是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处时代是乾嘉汉学的总结阶段到今文经学兴起前的准备阶段之间的过渡时期。阮元通过考据训诂上对“仁”“心”“性”“命”等理学中重要概念的重新解读,批评了宋明崇尚虚玄的学术风气,突出了学术的实证与道德的实践,也通过强调此前相对被忽视的概念如“达”、“顺”、“敬”、“威仪”等,突出先秦儒家思想切近实践的特征。本文主要围绕阮元的哲学思想,构建阮元以“实”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思想体系,这一“实”既包括方法上的人文学的实证,也包括道德履践方面的实践与实行。本文分析阮元思想中“新”“旧”两种倾向统一于对“实”的追求,而从“实”出发又因“新”“旧”间的矛盾而表现出思想上的张力。以此种矛盾与统一相结合的角度解读阮元的认识论、方法论、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等方面的思想特征,从而对阮元的哲学思想有一个整体上的把握。
许东[6]（2020）在《儒学民间化与宗教化视域下的太谷学派研究》文中认为清嘉庆道光年间,安徽石埭人周太谷于江西庐山传道,创立太谷学派。周太谷晚年由庐山北上扬州,收张积中、李光炘二人为徒,委以“还道于北”和“传道于南”的重任。张、李二人不辱太谷遗命,分任南北,开黄崖北宗与龙川南宗,实现了学派的长足发展。同治五年（1866）,黄崖山事件爆发,黄崖北宗遭遇灭顶之灾,龙川南宗生存环境恶化,太谷学派在李光炘的支撑下艰难维系。太谷学派晚期,黄葆年、刘鹗、蒋文田、毛庆蕃等人共创归群草堂,实现了太谷学派南北合宗。太谷学派各代学人着述等身,思想庞杂。在道统传承上,周太谷自诩远承“羲、文、周、孔”儒家四圣,近接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其思想以《周易》《论语》为中心和源泉,采取以易解儒的方式,建构了太谷圣功之学的理论体系。周太谷所构建的圣功之学未脱离宋明儒学的范畴,特别是在孝道和民本思想两个方面,鲜明彰显了周太谷民间儒家学者的特质。在太谷后学中,对于周太谷思想继承最多、阐发最力、拓展最深的当属张积中、李光炘。与周太谷“尚易尊孔、罕言佛道”相比,张、李二人更主张“以儒为宗、融通佛道”,强调以先秦儒家为底色,对程朱、陆王以及佛道等各派各家之说进行批判继承,形成了融合各家而又不同于各家的太谷圣功之学。在太谷学派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早、中、晚三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向,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周太谷在早期创派传道过程中,其个人兴趣爱好以及青年时期的人生经历,造就了其思想内容和学说体系的神秘性和宗教性倾向,而太谷学派作为新兴的民间社团,在初创阶段为吸引信众而采取重术好玄的传道方式,更进一步加重了这种倾向。周太谷晚年扬州传道,从收徒规模、传道内容、传道方式等方面,纠正了早期传道过程中的宗教化倾向,致力于太谷学派由教派特质向学派特质的转变,确保了学派的长久安全发展。张积中作为继承太谷道统的学派领袖,身负周太谷“还道于北”的遗命,聚徒山东黄崖山,创建黄崖北宗,渐兴渐旺达十年之久。张积中以中下层民间儒者的身份,奉行“教养合一”的学派理念,在民间开展了一场以自我为主导、极富使命感的社会救赎,在这场轰轰烈烈以悲剧收场的社会实践中,张积中挖掘儒学固有的宗教性,吸收佛道二教特别是道教“为方便法门,利其深入人心,易于领会”的特点,对教理、教义、教规等相关内容进行了吸收、改良和创新,建构起了以天地先贤为主要崇拜对象的宗教观念,以心息相依和九还七返为特色的宗教经验,以入门拜师和祈祷献祭为主要内容的宗教行为,以师徒关系为纽带组合而成的宗教组织,在现实中进行了儒学宗教化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是一种非典型性宗教,但因为宗教化实践的不彻底和清政府的扼杀,导致黄崖北宗的儒学宗教化尝试最终走向失败。李光炘作为太谷学派龙川南宗的开创者,身负周太谷“传道于南”的遗命,龙川南宗在发展路向上秉承了太谷学派宗教化、民间化互相杂糅的特质,但由于外部条件、个人性格、突发事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与黄崖北宗走儒学宗教化的发展路向不同,龙川南宗更多地表现出了儒学民间化的倾向,致力于塑造民间儒家学派的形象,最终保全了太谷学派的发展命脉,奠定了太谷学派后期发展的性质与基调,是太谷学派发展历史中的关键环节。在太谷学派晚期,归群草堂作为太谷学派南北合宗的产物,其在儒学民间化的道路上进行了积极探索,通过世俗化、独立化、学理化的改造与重塑,彻底摆脱了太谷学派“异端反叛”的帽子,在清末民国时期开创了太谷学派发展的新局面。综上而言,太谷学派是清末民国时期,社会中下层民间儒者积极践行“教养天下”的使命责任,其在传扬过程中以学术为体、以宗教为用,社团发展在本质上一直保持着儒家学派的特性,而宗教化是学派在传扬过程中适应传播需求的理论和功能借鉴。太谷学派可以看成是“教派与学派结合”、儒学民间化与宗教化的综合体。以史为鉴,儒学未来发展应挖掘儒家思想的真精神,坚持“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原则,在全球化视野下,着眼于解决人类社会和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站在当代社会发展的视角审视、批判儒学,站在儒学的视角审视、批判当代社会,完成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实现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陈婧璇[7]（2020）在《论清代扬州学派的家学》文中指出清代扬州经济繁荣,书院林立,文人荟萃。乾隆中期扬州学派应运而生,是扬州一地追随吴派惠栋、徽派戴震所开创的朴学风气而自然形成的一个学人群体。清代是中国古代家学发展的极盛阶段。扬州学派之学术能够传承数百年而不堕,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其深远厚重的家学传统密不可分。本文以“清代扬州学派的家学”为研究对象,追溯其兴衰历程与变化的缘由,研讨扬州学派家学的内容,总结其教育特点,思考扬州学派家学的影响以期获得对当下教育实践的启示。扬州学派家学的兴盛,从政治上说,以治经为主要内容的扬派家学有助于保存独立之学术精神,保护扬派学者免遭政治迫害;从经济上来看,清代扬州因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以盐业为主的商业经济迅猛发展,良好的物质基础有助于不同出身的扬州学子公平受教,成家立业;从文化上看,各家学说汇集扬州,书院林立,有助于开阔扬学的视野,创造优渥的学术环境。而随着清末扬州经济的衰落与封建经济政体的崩溃,学术世家与家学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扬州学派的家学以其研究内容的博大而着称,其学术研讨偏重治经但不仅仅局限于此,其研究视野之广泛:涉猎史学、文学、天文、地理、算数、戏曲、金石各个方面。除此之外,扬州学派的家学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培育理念科学,父母共同教育,重视后代品德;以结为姻亲的世家为组织形态,保证学术传承;教育方法有效,顺应学风变化,知识学以致用。其外部因素与内部特点都保证了扬州学派家学的数代相传,生机不绝。扬州学派的家学对扬州学派形成与发展有重要影响,使扬派独树一帜,人才辈出。其家学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与清朝学术乃至社会风气,在学术上趋向汉宋兼采,鼓励创新,进而形成了扬州地区通达的学风与仁爱的社风。虽然家学是与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扬州学派学风严谨,家教严格,其源远流长的家学对促进现代家庭教育,学术风气建设与精神文化传承都有着积极作用:家长应言传身教,树立正确的“成材”观,制定现代化家规;培养严谨纯粹的校园学风;为了保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我们应该重视中华诗文的教学,通过家校结合的教育方式,使青少年深入领悟中华思想与传承中华美德能彰显民族文化价值追求。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利用好家学这一传统文化。
黄睿[8]（2020）在《焦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是焦循《毛诗》名物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其整个治《诗》历程的渊薮。目前所见该书最早版本是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乾隆五十八年（1793）二十卷清稿本,彼时焦循尚未完成其三十卷的撰写计划。上海图书馆藏乾隆五十八年（1793）至嘉庆三年（1798）之间一卷本,亦为清稿本,在内容上对二十卷本形成补充。上海图书馆藏嘉庆三年（1798）三十卷清稿本则是目前所见考证内容完整、编次完善的最早版本,也是该书编纂体系从三十卷过渡到十一卷的关键版本。上海图书馆藏嘉庆四年（1799）十一卷手稿本是此书定稿。国家图书馆藏六卷残抄本,则是陈瘦岩以焦循定稿为底本抄录的收藏流播本。以二十卷本和一卷本为代表的早期稿本构成了三十卷本修订工作的基础,十一卷定本的修订又以三十卷本为主要依据,同时也参考了二十卷本和一卷本等早期草稿本。二十卷本与一卷本内容缺乏完整性,且书证繁密、缺少逻辑勾连,观点和词目的选择也有不甚合理之处。对此,焦循秉持改汰庸劣、补正疏漏的原则,对上述两个稿本作出了删裁繁冗、完善内容、修正结论、裁剪和分置按语等调整工作,形成三十卷本。此后,焦循又以三十卷本为主,旁参此前各种草稿本,进行了变更体例、校订讹误、修正观点、改换论点等一系列工作,最终形成十一卷定本。焦循治学主张融汇众说、摒弃门户,反对据守汉学。其《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之编撰缘由一方面是想通过客观考释《毛诗》名物以补证前人《尔雅》研究,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阐明“风人之旨”和孔子之义。然而,《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普遍存在的弥合《毛传》抵牾之处、规避《毛传》误训、误读并比附《毛传》等现象,证明该书有明显曲护《毛传》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焦循客观辨析名物的理念。此外,《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所引宋人书目极少,且大多与《诗经》无关,对主张废《序》者更是只字不提,故焦循反对据守汉学的努力,也在此书架空宋学之倾向中有所消解。焦循治学主张与实践结论之间的矛盾性,不仅源于他《传》《序》先行的解经立场,亦与其治学方法之弊端密切相关。这主要是指他对文献材料缺乏辨析、误用转语和“右文”说推断词源与同源词、径改原典、缺乏目验等问题。
钱成[9]（2019）在《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文中提出法国着名学者布岱尔曾指出,“地理环境是最核心的历史知识,也是最深入的内层历史。”（1）对于文化地理而言,每一个地名,实际上都是一个文化符号,标志或隐含着某种地域文化特征。（2）家族文化与地域文化二者之间有着天然的重叠、生成和代表的关系,地域文化必然成为家族文学与艺术研究的重要维度。基于此,研究家族文学和艺术,就不可能绕开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必须要立足于一定时空背景下的地域人文环境中。与明清时期经史、诗文、小说、书画、园林等文艺形态发展相一致,明清戏曲文化的地域性、家族性特征的鲜明度和覆盖面,均远较前代突出。因此,地域文化视阈下群体性曲家的研究,被视为新时期的学术增长点。而从地域性的视野背景中去分析、研究明清时期地域文化,特别是戏曲文化,就必然要以本土文化家族为分析对象,分析其相关戏曲文化活动和文化传承,在此基础上,全面总结地域性文化史、戏曲史的形成与流变。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不可分离。”（3）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文化家族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重要创造者之一,在长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大多在文学、艺术等方面积淀深厚。同时,家族文化与该家族所在地域的区域文化存在着共生共荣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关系。近年来,在探究区域文化和文学的盛衰嬗递的规律时,许多学者把研究的目光聚焦于该地域的文化家族。因此,关于地域文化和家族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已成为学术界公认新的学术生长点。与此同时,在地域性戏曲文化研究方面,学术界对以诸如北京、苏州、南京、扬州等为对象的地域戏曲史研究,取得了蔚为大观的学术成果,推动了区域性戏曲活动研究的发展和深化。“海陵地区”有着人文蔚焕的历史,其上善若水、兼容并蓄、厚文重教、经世致用、安泰祥和、崇儒尚实的地域文化特征,在苏中地域乃至江淮文化板块、江苏地域文化,以及目前学术界正全力打造的江南文化体系中特色鲜明。自明中期迄于近代,“海陵地区”的戏曲创作、批评与表演始终保持相当的活跃程度,成果丰硕。众所周知,世家望族的兴衰存废,其得以维系的命脉,正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种因素的共同结果,其中地域性文化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视。一方水土育一方人,一方人铸就一方文。一个地域的区域文化还与该地的文化家族具有先天的同构关系。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中,往往有着延续数代的戏曲文化传承与发展。纵观明嘉靖以来的“海陵地区”,先后涌现了总数超过二十,从明中后期一直延续至民国,有着浓郁、鲜明戏曲文化特征的文化家族。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活动,主要分布于明中后期、清前期、清中期和清末期四个阶段,参与家族可分为地方望族、艺文世家和演艺家族三种类型。其中,最具有明清时代特色和“海陵地域”文化特色的家族戏曲活动,是清前期和中期该地区文化世家中家族文人所进行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影响巨大的戏曲活动。这些家族文人极为重视本家族的艺术文化建设,除热衷于诗文、经史、书画、园林等文化形态外,还致力于戏曲创作、戏曲表演和戏曲批评。特别是在明末清初,因多种因素的促成,他们所置办的戏曲表演团体（家班、家乐）,其规模、数量和表演水平在同时期的全国范围内首屈一指。因对戏曲有着执着的爱好,这些家族文人在戏曲文本创作、理论批评、曲本刊刻、班社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卓有建树。纵观明清海陵文化家族形式多样、成果各异、影响巨大的戏曲文化活动,可见家族文化和戏曲繁盛的发展轨迹,是“海陵地区”地理优势、文化精神驱动力与时代机运共同影响的结果,是地域文化史、家族史和戏曲史上的一种特殊的存在,也诠释了地理元素与家族文化、戏剧审美三者之间协调共存、互相催生、共同繁荣的关系。因此,本文以明嘉靖朝至清宣统朝为时间截取点,以地处长江以北,扬州以东、南通以西、盐城以南的“海陵地区”为空间对象,以阐明什么是“海陵文化圈”与“家族文化”作为研究背景,以该地域内文化家族与戏曲的关系为切入点,以家族戏曲文化传承与发展为分析重点,以点带面,重点突出,在收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在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戏剧学等学科理论指导下,全面深入考察分析明清“海陵地区”具有家族性质,包括戏曲创作与改编、戏曲演出、戏曲批评和戏曲文献刊藏、戏曲教育以及通过戏曲实现的交游等在内的各类戏曲活动,归纳本地区家族戏曲活动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对“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所取得的戏曲文化成就在明清戏曲史和地域文化史的地位给予恰当评价。同时,本文立足于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关系的探讨,论述本地区文化家族的类型、所处时代和地域分布,重点分析其与戏曲的关系;同时选取明清“海陵地区”多个文化家族为个案分析对象,根据现存家谱、家族文人诗文作品和家族文人进行的戏曲创作和改编,家班表演和指导,剧作观演和评阅,曲本刊刻与收藏等戏曲活动。在行文过程中,从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创作活动及特点、戏曲表演活动及特点、戏曲批评活动及特点三个角度,予以总结和提炼。同时,立足时代与地域背景,在横向、纵向对比分析的基础上,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揭示本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繁荣的独特原因所在。此外,本文还以明清戏曲史为经、以地域文化史为纬,概述“海陵文化家族”灿烂辉煌戏曲活动的深远影响。除理论层面的分析外,本文还在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相关史料方面多有发现。如对于海陵文化家族中的宗周、宗臣、宗元鼎家族,陈完、陈尧家族,范增应、范驹、范日觐家族,季寓庸、季振宜、季式祖家族,宫伟镠、宫鸿历、宫敬轩、宫国苞家族,沈默、沈成垣家族,高凤翥、高岱瞻家族,李宗孔家族,徐观政和徐珠家族,陆舜和张幼学、张一侪、张符骧家族,徐信和徐鹤孙家族,夏兰、夏荃和夏嘉谷家族等相关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活动,前人基本从未提及,或尽管有所涉猎,却存在较多明显错误。针对这一情况,本文对学术界关于泰州俞氏、如皋冒氏、泰兴季氏等文人家班的部分谬误予以辨析;对泰州宫伟镠、泰州俞锦泉、泰州俞梅、泰州宫云翥、泰州宫敬轩、泰州宫国苞、泰州俞国鉴、泰州储梦熊、泰州李宸、泰州夏嘉谷、兴化沈鲸、海安张符骧、兴化顾麟瑞、如皋范驹、如皋徐珠等部分曲家等首次进行深入考证;对部分海陵家族文人如仲振奎、仲振履兄弟等佚失、新见剧作的考证,相关寄寓文人如丁耀亢、孔尚任、张蠡秋在本地区戏曲活动的考证,部分海陵家族文人因戏曲产生的重要交游活动等进行考证等。首次稽考出泰州宫氏、海安张氏、如皋范氏等多个前人未见之文人家班,特别是关于泰州宫氏家族文人剧作《海岳圆传奇》和海安徐氏家族文人剧作《遗臭政绩碑传奇》及作者徐信家世、生平,《秣陵秋传奇》作者徐鹤孙生平与其他着述,以及泰州沈默父子对“海陵本”《桃花扇》的刊刻评阅,泰州高氏家族“三世藏曲、校曲”等方面的相关考证,均为学界新见,有裨于明清戏曲史相关领域的研究。综上所言,就家族文化与文学史、地域文化史和戏曲史而言,本文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数点管窥之见:如提出对明清时期长江以北的“海陵地区”蔚为大观的文化家族,及其所取得家族文化成就应给予新评价;对该地区文化家族所主导、参与的为数甚多的各类戏曲活动,和所创造的辉煌的戏曲文化应给予新定位;对长期以来湮没无存的家族戏曲文化史料,特别是诸多的文人曲家、曲作和家班家乐,应视作戏曲史研究的新发现,对其价值给予新认识;对借助上述史料新发现,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力争对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活动进行新考证,对泰州和苏中地域文化、对江苏和江南文脉,对明清戏曲史等领域的研究作出新补充。本文主要内容分为绪论、主体和结语部分。绪论部分重点通过历史概念、地域空间和文化特征,从历史学、地理学、文化学、人类学及经济学等角度,对“海陵地区”地域空间的历史演变与地域文化的代表特征进行宏观论述,在此基础上,对本论文所提出的“海陵文化圈”进行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第一章至第五章,主要通过对明清海陵文化家族地域与时代分布、文化类型与特质进行分析后,明确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对该地区文化家族主要的戏曲活动、戏曲对文化家族形成与发展的作用、家族戏曲文化传承之目的等进行针对性的分析,说明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特征的成因与影响。第六章至第十三章,选取明清“海陵地区”迄今尚未见专着或专文考述的13个具有时代和地域代表性的文化家族作为个案分析对象,具体考证和论述这些文化家族在戏曲创作与改编、戏曲表演、戏曲理论、戏曲文献、戏曲教育等方面的贡献。具体分为八章,包括泰州宫氏家族、泰州俞氏家族、泰州沈氏家族、泰州仲氏家族、泰州高氏家族、兴化顾氏家族、海安徐氏家族、兴化宗氏家族、如皋陈氏家族、靖江朱氏家族、如皋徐氏家族、如皋范氏家族等13个有着绵延数代戏曲文化传承的海陵望族的个案研究,侧重于家族文人所进行的戏曲创作和改编、表演或指导、观演和评阅、刊刻与收藏等戏曲活动的深入分析,以期进一步拓宽明清“海陵地区”地域文化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加深学界对“海陵地区”文化家族在戏曲领域所作贡献的认知。综上所言,本文力求通过对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文化多重关系的考证分析,详细说明本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继承性与发展性、表演性和欣赏性、实践性和理论性、商业性和自娱性、宗族性和祭祀性、学术性和通俗性等方面的相关特征,探究“海陵地区”地域文化对本地区家族和戏曲文化发展的熏陶,以及家族文化和戏曲文化发展对地域文化繁荣的双向促进作用。同时,通过文化家族与戏曲关系的多个拓展性专题研究,进一步说明“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特征,改变传统戏曲史研究只重江南曲艺世家的定势思维,也期补上长期以来研究苏中地域戏曲史只论扬州剧坛,而忽略泰州、南通地区之短板,适应了苏中地域文化圈和“江南文化板块”再构建、再认识的迫切需求,有助于当下对明清家族文化史和戏曲史、泰州和苏中地域文化史、江苏和江南文脉研究等领域的深入。
张嘉慧[10]（2019）在《李审言《文选》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萧统所编《文选》作为集部经典,广为流传、历久弥新。唐代李善注《文选》,征引考订、精善博通,开启了《选》学繁荣发展的局面。宋明时期的《选》学虽有沉浮,亦传衍不息。及至清代朴学大兴,《文选》学亦随之复兴鼎盛。扬州作为《文选》研究重镇,《选》家辈出,文风昌盛。李审言是清末民初扬州的着名学者,亦将其学术志趣和生命寄托投注于《文选》研究之中,着有“《选》学五书”等《文选》学成果。李审言追慕扬州学派诸位先贤,学术研究上重视考据、训诂、校雠之学,文学创作上推崇文有根柢、骈俪有韵的汉魏古文,其《文选》学又能融汇兼通、守正出新,故而在《文选》的研究中,李审言将学术考释与文学探究并重,其研究功力深厚、成果丰硕。李审言的《文选》考释研究秉承扬州学派擅考据、重训诂的学脉,在内容上囊括考校原文、训诂阐释、考证语源、补正旧注等方面;在方法上灵活运用各种考证校勘的基本法则,善用征引的形式,借用前贤的观点,皆能实事求是、融通出新。相关研究完善了《文选》的注疏系统,充分诠释了扬州学派“创”与“通”的治学特色,虽偶有疏漏,却瑕不掩瑜,客观上推进了《文选》考释学的发展。李审言首次提出“证《选》”的概念,旨在探究《文选》作品的文学接受历程。其证《选》研究具有清晰的范畴划分与系统的取舍原则,虽然也存在着顾此失彼的不足与局限,但其中所蕴含的文学递相祖述理念,对于还原《文选》文学接受的真实面貌、探究后世诗文源流、研习诗文创作规范等皆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李审言还专研李善注例特点,将整理、阐释与运用相结合,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所精进;以《文选》考释他书,涉及释义、校勘、纠缪等方面,拓展了《文选》的文献考索功能;其对《文选》相关内容的评骘,言之有据,客观公允,可为后学取资。李审言《文选》研究卓然特出、成就斐然,具有内容丰富、体式得宜的总体特色。其研究中广泛运用“证体”,以《文选》为中心追溯经典作品的因袭与变革,文献考据中亦蕴含着对文学通变的深层探究,此皆为其《选》学的鲜明特色。清末民初学术变革之际,李审言的治学路径及《选》学成就具有旧学新知的典范意义。李审言《文选》学秉承了清代《选》学的主要内容与方法,具有引证尚实的显着特征,堪为清代《文选》学殿军;其研究成果对于传统《文选》研究而言,有着总结与开拓意义,且与近代转型派《文选》学者重视文学诠解的治《选》路径不谋而合。故而,李审言《文选》学研究能够守正出新,继往开来,意义非凡。
二、扬州学派哲学思想初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扬州学派哲学思想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焦循文体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有关焦循文论的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生于村归于村的人生际遇 |
| 第三节 习于文归于文的思想波变 |
| 第一章 诗文主“阳”观 |
| 第一节 焦循的诗论 |
| 一、“诗本于情”的创作论 |
| 二、“诗本于诚”的审美特征论 |
| 三、“只求其好”的作品论 |
| 四、“务实”为主的批评论 |
| 第二节 焦循的文论 |
| 一、“曰意曰事”的文章创作论 |
| 二、“用于天下”的文章功用论 |
| 三、“非徒质言”的古文作品论 |
| 四、“理法”为本的时文本体论 |
| 第三节 焦循的诗文践行 |
| 一、诗作形式践行 |
| 二、诗作内容践行 |
| 三、古文内容践行 |
| 四、古文功用践行 |
| 第二章 词曲主“阴”观 |
| 第一节 焦循的词观 |
| 一、“性情”为本的词学发生论 |
| 二、“补于世教”的词学功用论 |
| 第二节 焦循的曲剧观 |
| 一、“本色”为旨的审美批评论 |
| 二、考证为先的作品批评论 |
| 第三节 焦循的词体践行 |
| 一、词的题材践行 |
| 二、词的功能论践行 |
| 第三章 焦循文体观的意义 |
| 第一节 焦循文体观与传统经学的融创 |
| 一、焦循文体观对经学思想的融合 |
| 二、焦循文体观对经学方法的运用 |
| 三、焦循文体观对经学的超越 |
| 第二节 焦循对“扬州学派”文体观的创变 |
| 一、别具一格的文笔说 |
| 二、独树一帜的时文观 |
| 三、“通变之论”的学术价值 |
| 第三节 焦循“代胜”理论的文体学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凌曙《春秋》公羊礼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春秋》公羊学三种研究路径的考察 |
| 一、《春秋》公羊学的学理探析 |
| 二、《春秋》公羊学的三种研究路径及其关系探讨 |
| 三、《春秋》公羊学史——三种路径的展开 |
| 第二节 具体概念界定 |
| 一、礼的界定 |
| 二、礼学与公羊礼学的辨析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晚清今文经学思潮”脉络的构建及其对凌曙研究的忽视 |
| 二、其他学术史研究的学者对凌曙的重视 |
| 三、现代学者对今文经学思维模式的反思及对凌曙的重新审视 |
| 四、凌曙的专题研究 |
| 第四节 主要材料述略 |
| 一、凌曙着作述略 |
| 二、凌曙本传资料述略 |
| 第一章 凌曙的学术世界 |
| 第一节 凌曙生平简述 |
| 第二节 乾嘉之风及其新变化 |
| 一、乾嘉考据之大兴 |
| 二、通学之风渐盛 |
| 三、治《礼》之风的兴起 |
| 第三节 凌曙的学术启蒙 |
| 一、梅花书院对凌曙的影响 |
| 二、常州诸贤对凌曙的影响 |
| 三、凌曙学有初成及《四书典故核》的编纂 |
| 第四节 凌曙公羊礼学的大成 |
| 一、凌曙与阮元的交往 |
| 二、常州今文经学对凌曙的影响 |
| 第二章 凌曙的公羊礼学(一)——百王之法 |
| 第一节 吉礼 |
| 一、天地日月山川之祭 |
| 二、雩祭 |
| 三、宗庙之祭 |
| 第二节 凶礼 |
| 一、丧礼 |
| 二、亲亲抑或尊尊——《公羊》丧服制度考辨 |
| 三、吊唁 |
| 第三节 军礼 |
| 一、作三军 |
| 二、兵之用 |
| 三、出师之礼 |
| 四、习兵之礼 |
| 五、军礼之义 |
| 第四节 宾礼 |
| 一、《公羊》之宾礼 |
| 二、朝聘之礼 |
| 三、存君之礼 |
| 第五节 嘉礼 |
| 一、冠笄礼 |
| 二、昏礼 |
| 三、即位礼 |
| 第三章 凌曙的公羊礼学(二)——新王之制 |
| 第一节 大一统而通三统 |
| 一、元之大一统 |
| 二、三正而三统 |
| 三、王鲁 |
| 四、文质三统相复 |
| 第二节 新王之制:大一统之制 |
| 一、五始之正 |
| 二、度制 |
| 三、田赋 |
| 第三节 新王之制:改制 |
| 一、应天改制 |
| 二、应人制礼作乐 |
| 第四章 凌曙公羊礼学的影响 |
| 第一节 清代《公羊传》新疏的完成 |
| 一、基于内容的考察 |
| 二、基于方法的考察:一脉相承的汉学考证 |
| 第二节 凌曙公羊礼学的其他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乾嘉时期（1736-1820）诗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乾嘉以前诗经学研究 |
| 一、先秦诗经学 |
| 二、秦汉诗经学 |
| 三、魏晋唐诗经学 |
| 四、宋代诗经学 |
| 五、元明诗经学 |
| 六、清初诗经学 |
| 第二节 乾嘉时期诗经学研究综述 |
| 一、清人着作中乾嘉诗经学研究 |
| 二、近人学术史中乾嘉诗经学研究 |
| 三、近人经学史中乾嘉诗经学研究 |
| 四、诗经学史中乾嘉诗经学研究 |
| 五、清代诗经学中乾嘉诗经学研究 |
| 六、乾嘉时期诗经学学者个案研究 |
| 第三节 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乾嘉时期诗经学知识背景与学术风气 |
| 第一节 乾嘉诗经学概念明晰 |
| 一、时代的乾嘉 |
| 二、学术的乾嘉 |
| 第二节 经学的全面复兴 |
| 一、学术交流蔚然成风 |
| 二、大师名家集聚出现 |
| 三、着述丰富名着繁多 |
| 第三节 重汉抑宋与诗经学研究 |
| 一、经义研究以古为尚 |
| 二、诗经训诂成就斐然 |
| 三、诗经学凭证据立论 |
| 第四节 小学、考据与诗经学研究 |
| 一、小学通经典 |
| 二、考据治诗经 |
| 第二章 诗经学研究的历史眼光 |
| 第一节 《诗经》名物制度研究的历史打通 |
| 一、名物研究博采众长 |
| 二、礼仪制度互为阐释 |
| 第二节 《诗经》天文地理研究的历史溯源 |
| 一、天文研究中西合璧 |
| 二、地理研究因地释人 |
| 第三节 《诗经》“因声求义”研究的历史演变 |
| 一、“因声求义”内涵的发展 |
| 二、“因声求义”的历史演变 |
| 第三章 乾嘉朴学诗经流派及风格研究 |
| 第一节 吴派诗经学研究 |
| 一、代表人物及诗经学成就 |
| 二、学术风格特征 |
| 第二节 皖派诗经学研究 |
| 一、代表人物及诗经学成就 |
| 二、皖派学术风格特征 |
| 第三节 扬州学派诗经学研究 |
| 一、代表人物及诗经学成就 |
| 二、学术风格特征 |
| 第四章 乾嘉时期三家诗辑佚研究 |
| 第一节 乾嘉时期三家诗辑佚 |
| 一、乾嘉以前三家诗辑佚简述 |
| 二、乾嘉时期三家诗辑佚成就 |
| 第二节 陈寿祺与《三家诗遗说考》 |
| 一、陈寿祺其学术渊源 |
| 二、《三家诗遗说考》 |
| 第三节 《诗》外诗辑佚研究 |
| 一、《诗》外诗内涵 |
| 二、《诗》外诗研究简述 |
| 三、沈德潜与《古诗源·古逸》 |
| 四、《诗》外诗价值研究 |
| 第五章 崔述《诗经》研究走出宗宋宗汉的怪圈 |
| 第一节 走出“宗汉宗宋”的怪圈 |
| 一、汉学宋学之争 |
| 二、崔述之家学渊源 |
| 三、疑古与考据相伴而生 |
| 四、汉学研究方法之弊端 |
| 第二节 崔述与《读风偶识》 |
| 一、沿袭孔子诗教思想 |
| 二、以史证诗与以诗证诗 |
| 三、以情论诗与以俗释诗 |
| 第三节 崔述独立思考之意义阐释 |
| 一、学术史之价值 |
| 二、考据疑古之突破 |
| 第六章 乾嘉时期诗经学研究的突破与成就 |
| 第一节 实事求是学风的突破 |
| 一、实事求是的学术演变 |
| 二、实事求是风气之突破 |
| 第二节 方法论的突破与影响 |
| 一、文字、音韵、训诂为始阶 |
| 二、求真求实、信而有征 |
| 三、以经解经、贯通经传 |
| 第三节 乾嘉诗经学历史地位的建立 |
| 一、形成独具特色的诗经考据学 |
| 二、整理了丰富的诗经学文献资料 |
| 三、开近代实证学风之先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论文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惠栋与吴派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对象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惠栋与吴派的兴起 |
| 第一节 惠栋生平简述 |
| 第二节 “吴派”观念建构历程述论 |
| 一、清代:吴派观念萌发 |
| 二、民国:吴派观念具体化 |
| 三、新中国七十年:吴派观念赓续与拓展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东吴惠氏“文人说经”与朴学范式确立 |
| 第一节 惠周惕、惠士奇文学与经学论略 |
| 一、惠周惕文学与经学 |
| 二、惠士奇文学与经学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论惠栋诗学旨趣与经、史根柢 |
| 一、重构侧重“根柢”的诗论 |
| 二、由“根柢”彰显渔洋诗“诗史”价值 |
| 三、研治诗歌接续惠氏家学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的文本特色及朴学范式价值 |
| 一、忠于原本 |
| 二、以证代论 |
| 三、博采兼容 |
| 四、余论 |
| 第三章 惠栋与吴派《古文尚书》辨伪 |
| 第一节 惠栋《古文尚书考》学术成就论略 |
| 一、《古文尚书考》与《尚书古文疏证》 |
| 二、《古文尚书考》引领汉学风气 |
| 第二节 惠栋与江声《尚书集注音疏》 |
| 一、江声《尚书》学研究缘起 |
| 二、浸润惠栋印记的注《书》特色 |
| 三、赓续惠栋辨伪《晚书》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惠栋与王鸣盛《尚书后辨》 |
| 一、《尚书后辨》对《古文尚书考》的接受 |
| 二、王鸣盛少引惠书原因其一:惠书引证材料混杂不清 |
| 三、王鸣盛少引惠书原因其二:突显个人学术特色 |
| 四、余论 |
| 第四章 惠栋与吴派易学考辨 |
| 第一节 汉、宋立场与惠栋易学体系建构 |
| 一、《易汉学》中的宋易学 |
| 二、《周易本义辨证》中的汉学意识 |
| 三、余论 |
| 第二节 惠栋与江藩《周易述补》 |
| 一、延续学脉,羽翼惠栋 |
| 二、推崇汉易,偏重虞翻 |
| 三、清晰界线,汉宋分明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惠栋与李林松《周易述补》 |
| 一、更变体例突显个人特色 |
| 二、视野开阔网罗吴门诸家 |
| 三、取义庞杂模糊学术边界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吴派研究的再思考 |
| 第一节 排异端,立正学——从《圣谕十六条》看吴派“异端”观 |
| 一、重视子书文献价值 |
| 二、“无益于经”皆为异端 |
| 三、主张“求实”之学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江藩与《乐县考》 |
| 一、复古风潮推动乐律学研究 |
| 二、《乐县考》撰作旨趣:以复古“宗郑”求古乐复兴 |
| 三、《乐县考》复兴古乐途径:“今乐可通于古乐” |
| 四、从《乐县考》看江藩学派归属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阮元的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阮元思想的研究意义 |
| 一、阮元所处时代背景 |
| 二、阮元特殊的人生经历 |
| 三、阮元在思想史中的定位 |
| 第二节 本论文的重点、难点与可能的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及难点 |
| 二、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三节 本论文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阮元的学术理念及其治学方法 |
| 第一节 治学理念:“复古”与“求是” |
| 一、“尊经复古”的思想潮流 |
| 二、“实事求是”的价值导向 |
| 三、“复古”与“求是”之间的张力 |
| 第二节 人文学的实证方法与本证法 |
| 一、音韵训诂的方法 |
| 二、自然科学与数学的方法 |
| 三、金石文物文献的运用 |
| 四、以经解经的方法 |
| 第二章 阮元的仁学与心性思想 |
| 第一节 “相人偶”:阮元的仁学思想 |
| 一、“与人为仁”:仁之行为的对象性 |
| 二、“充仁推恩”:仁之行为的社会实践 |
| 三、“孝弟为本”:仁学的出发点 |
| 第二节 “血气心知”:阮元的心性思想 |
| 一、阮元对“心”的独特解释 |
| 二、阮元的“性命”思想 |
| 第三章 阮元的伦理学与政治哲学思想 |
| 第一节 “敬”与“贯”:阮元重视“实践”的伦理思想 |
| 一、以“行事”训“贯”:对实践的重视 |
| 二、以“敬”驳“静:功夫论的思想 |
| 三、“礼”与“威仪”:修养的外化表现 |
| 第二节 “达”与“庸”:阮元的道德境界说 |
| 一、“达”的境界 |
| 二、“庸”的德行 |
| 第三节 “孝”与“顺”:阮元的政治哲学思想 |
| 一、阮元对《孝经》的政治向度解读 |
| 二、阮元对“顺天下”的强调 |
| 结语:阮元思想的历史定位及其影响 |
| 一、阮元对乾嘉汉学的总结 |
| 二、阮元对于汉宋之争的学术立场 |
| 三、阮元的教育实践及其影响 |
| 附录 :研究综述 |
| 一、有关阮元研究的三个阶段 |
| 二、阮元思想研究的两个层面 |
| 参考文献 |
| 参考书目 |
| 参考期刊 |
| 致谢 |
（6）儒学民间化与宗教化视域下的太谷学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章 太谷学派产生的思想与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太谷学派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太谷学派产生的历史文化生态 |
| 第二章 太谷学派的创立及其发展演变 |
| 第一节 周太谷与太谷学派的创立 |
| 第二节 太谷学派南北二宗的创建及其发展 |
| 第三节 归群草堂与太谷学派的南北合宗 |
| 第三章 太谷学派人物着述与思想内涵 |
| 第一节 太谷学派主要人物及其着述 |
| 第二节 《周氏遗书》所见周太谷主要思想 |
| 第三节 张积中、李光炘对周太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第四章 太谷学派早期的儒学宗教化与民间化倾向 |
| 第一节 周太谷早期传道的儒学宗教化倾向 |
| 第二节 周太谷晚年传道的儒学民间化特征 |
| 第五章 张积中黄崖北宗的儒学宗教化路向 |
| 第一节 黄崖北宗产生的背景及其原因 |
| 第二节 黄崖北宗的儒学宗教化路向 |
| 第三节 黄崖北宗儒学宗教化路向的最终结局及其原因 |
| 第六章 李光炘龙川南宗的儒学民间化路向 |
| 第一节 龙川南宗产生的背景及其原因 |
| 第二节 黄崖山事件对龙川南宗发展路向的影响 |
| 第三节 龙川南宗的儒学民间化路向 |
| 第七章 黄崖北宗与龙川南宗发展路向比较 |
| 第一节 黄崖北宗与龙川南宗发展路向的一致性 |
| 第二节 黄崖北宗与龙川南宗发展路向的差异性 |
| 第八章 归群草堂与太谷学派晚期儒学民间化路向的新探索 |
| 第一节 归群草堂产生的背景及其原因 |
| 第二节 归群草堂儒学民间化路向的新探索 |
| 余论:太谷学派历史命运的反思与儒学未来发展路向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论清代扬州学派的家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清代扬州学派与扬州学派的家学 |
| 第一节 扬州学派的兴衰 |
| 一、扬州学派的兴起之因 |
| 二、扬州学派的衰落之源 |
| 第二节 扬州学派家学的兴衰 |
| 一、扬州学派家学的兴起 |
| 二、扬州学派家学的衰落 |
| 第三节 扬州学派家学的结构 |
| 一、直属 |
| 二、旁系 |
| 第四节 扬州学派家学的特点 |
| 一、治经为主,内容丰富 |
| 二、世家联姻,学术相长 |
| 三、父母同教,品学兼重 |
| 四、顺应潮流,学以致用 |
| 第二章 清代扬州学派家学的内容 |
| 第一节 经学 |
| 一、《周易》研究 |
| 二、《论语》研究 |
| 三、《左传》研究 |
| 四、“礼学”研究 |
| 第二节 小学 |
| 一、《广雅疏证》 |
| 二、《经传释词》 |
| 第三节 史学 |
| 一、考据史 |
| 二、地方志 |
| 三、学术史 |
| 第四节 文学 |
| 一、文学观 |
| 二、文学创作与教育 |
| 第五节 金石、算数、天文等杂学 |
| 一、金石 |
| 二、天文、算数 |
| 三、戏曲 |
| 四、地理 |
| 第三章 扬州学派家学的影响与启示 |
| 第一节 扬州学派家学的影响 |
| 一、对扬州学派的影响 |
| 二、对清朝学术的影响 |
| 三、对社会风气的影响 |
| 四、家学的局限性 |
| 第二节 扬州学派家学的当代价值 |
| 一、对家庭教育的启示 |
| 二、对学风建设的启示 |
| 三、对文化传承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焦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综述 |
| 二、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版本与着年考辨 |
| 第一节 早期《毛诗物名释》阶段 |
| 一、“上图一卷本” |
| 二、“傅图二十卷本” |
| 三、“上图一卷本”与“傅图二十卷本”成稿先后考 |
| 四、“上图一卷本”成稿时间考 |
| 第二节 后期《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阶段 |
| 一、“上图三十卷本” |
| 二、“上图十一卷本”与“国图残抄本” |
| 小结 |
| 第二章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编纂考述 |
| 第一节 从早期《毛诗物名释》阶段到“上图三十卷本” |
| 一、从“傅图二十卷本”到“上图三十卷本” |
| 二、从“上图一卷本”到“上图三十卷本” |
| 第二节 从“上图三十卷本”到“上图十一卷本” |
| 一、“上图十一卷本”参照本 |
| 二、从“上图三十卷本”到“上图十一卷本” |
| 小结 |
| 第三章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解经立场析论 |
| 第一节 主观立场:焦循解《诗》的两个维度 |
| 一、第一重解《诗》维度:合乎风人之旨 |
| 二、第二重解《诗》维度:对前人《尔雅》研究之回应 |
| 三、戴学之沿承:焦循回归经义的困境 |
| 第二节 解经实践:焦循曲护《毛传》的现象认定 |
| 一、曲圆《毛传》抵牾之处 |
| 二、规避《毛传》误训 |
| 三、误读并比附《毛传》 |
| 四、回护《毛传》的其他方式 |
| 第三节 焦循对宋学之态度与取舍 |
| 一、焦循对宋学之态度 |
| 二、焦循对宋人《诗》说之取舍原则 |
| 三、焦循尊《序》之缘由 |
| 第四节 根源再探:焦循曲护《毛传》的原因 |
| 一、对文献材料缺乏辨析 |
| 二、误用转语 |
| 三、“右文”推源 |
| 四、径改原典 |
| 五、缺少目验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焦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着录辑补与辨正 |
| 附录二 焦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结撰年表 |
| 附录三 广陵书社点校本《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勘误 |
| 附录四 “上图三十卷本”《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校读记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9）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本论文的提出及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标与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文献回顾与研究概况——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海陵地区”的历史演变与文化特征 |
| 第一节 “海陵地区”的历史概念 |
| 第二节 “海陵地区”的地域空间 |
| 第三节 “海陵地区”的地域文化 |
| 第四节 “海陵文化”的戏曲特征 |
| 第二章 明清“海陵地区”的文化家族 |
| 第一节 源远流长的中国家族文化 |
| 第二节 明清“海陵地区”的家族文化 |
| 第三节 明清“海陵地区”的文化家族 |
| 第四节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艺文传统 |
| 第三章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活动 |
| 第一节 海陵文化家族的戏曲创作 |
| 第二节 海陵文化家族的戏曲批评 |
| 第三节 海陵文化家族的戏曲表演 |
| 第四章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繁荣的原因 |
| 第一节 特殊政治因素的影响 |
| 第二节 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 |
| 第三节 教育科举文化的影响 |
| 第四节 泰州学派思想的影响 |
| 第五节 家族婚姻关系的影响 |
| 第六节 家族文人交游的影响 |
| 第五章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戏曲创作的影响 |
| 第二节 对戏曲表演的影响 |
| 第三节 对戏曲传播的影响 |
| 第六章 “望族之首曲乐传”——泰州宫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泰州宫氏世系 |
| 第二节 宫氏家族文人与戏曲 |
| 第三节 宫敬轩与《海岳圆传奇》 |
| 第七章 “俞家声伎甲江南”——泰州俞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俞氏家族世系与民族属性 |
| 第二节 清代泰州俞氏家族文人群 |
| 第三节 俞氏家班的演剧与文人题咏 |
| 第八章 “寒儒子弟作佳剧”——兴化顾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兴化顾氏世系与戏曲家顾麟瑞 |
| 第二节 顾麟瑞的交游与着述 |
| 第三节 顾麟瑞的戏曲创作 |
| 第九章 “兄弟曲家竞风流”——泰州仲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泰州仲氏家族世系与文人群 |
| 第二节 仲振奎生平与戏曲创作 |
| 第三节 仲振履生平与戏曲创作 |
| 第十章 “父子接力刻巨着”——泰州沈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泰州沈氏与“海陵本”《桃花扇》的刊刻 |
| 第二节 沈默的家世与生平 |
| 第三节 沈氏家族文人刊刻评阅《桃花扇》的原因 |
| 第十一章 “三代藏曲留后世”——泰州高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高岱瞻的家世与生平 |
| 第二节 高氏家族的藏曲与校曲 |
| 第三节 高氏家族的三峰园演剧 |
| 第十二章 “叔侄分别谱传奇”——海安徐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海安徐氏世系与徐信、徐昫生平 |
| 第二节 海安徐氏家族文人群 |
| 第三节 徐信与《遗臭碑政绩传奇》 |
| 第四节 徐鹤孙与《秣陵秋传奇》 |
| 第十三章 “海陵世家演氍毹”——其他文化世家与戏曲 |
| 第一节 兴化宗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二节 如皋陈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三节 靖江朱氏家族与戏曲 |
| 第四节 如皋徐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五节 如皋范氏家族与戏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李审言《文选》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李审言《文选》学溯源 |
| 第一节 乡邦传统,师承有自 |
| 一、《选》学之兴,肇于扬州 |
| 二、《选》学复兴,扬州助之 |
| 第二节 思想渊源,一以贯之 |
| 一、立足小学,精通考据 |
| 二、楷模前贤,潜心治学 |
| 三、宗风汉魏,文质兼美 |
| 第三节 人生浮沉,幸逢《文选》 |
| 一、家风传衍,泛嗜群言 |
| 二、研《选》不辍,扬名学林 |
| 第二章 李审言《文选》考释研究 |
| 第一节 考释内容,严谨渊博 |
| 一、考校原文,详实可信 |
| 二、训诂阐释,多有发明 |
| 三、考证语源,厘清源流 |
| 四、补正旧注,求实存真 |
| 第二节 考释方法,融通出新 |
| 一、贯通诸法,灵活变通 |
| 二、善用引证,切实通博 |
| 三、借用他说,通彻创新 |
| 第三节 考释实践,偶有所失 |
| 一、严谨缜密,亦有疏漏 |
| 二、大多详明,偶有失当 |
| 第三章 李审言他书证《选》研究 |
| 第一节 李审言证《选》之标准 |
| 一、证《选》范畴,品类繁多 |
| 二、证《选》原则,准确可行 |
| 第二节 李审言证《选》之意义 |
| 一、接受经典,泽被后世 |
| 二、探究诗风,察其流变 |
| 三、深入源流,习文门径 |
| 第三节 李审言证《选》之缺憾 |
| 一、牵强失当,不够全面 |
| 二、失于狭隘,易生误解 |
| 第四章 李审言《文选》其他研究 |
| 第一节 李善注例研究 |
| 一、精于前人,亦未完备 |
| 二、详加按语,补充说明 |
| 第二节 以《文选》考释他书 |
| 一、引用善注,训释补正 |
| 二、依据《选》文,考校他书 |
| 三、借助文注,纠正他说 |
| 第三节 《文选》相关评骘 |
| 一、品评《选》文,言之有据 |
| 二、评议《选》家,客观公允 |
| 第五章 李审言《文选》研究之价值 |
| 第一节 李审言《文选》研究的特色与成就 |
| 一、善用证体,观乎通变 |
| 二、内容广博,体式多样 |
| 第二节 李审言《文选》研究的地位与影响 |
| 一、《选》学拾遗,清代殿军 |
| 二、守正出新,惠泽学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扬州学派哲学思想初探（论文参考文献）
- [1]焦循文体观研究[D]. 张瑞璇. 扬州大学, 2021(09)
- [2]凌曙《春秋》公羊礼学研究[D]. 杨昭. 西北大学, 2021(12)
- [3]乾嘉时期（1736-1820）诗经学研究[D]. 赵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4]惠栋与吴派经学研究[D]. 王祥辰. 扬州大学, 2020(01)
- [5]阮元的哲学思想研究[D]. 付子轩. 武汉大学, 2020(04)
- [6]儒学民间化与宗教化视域下的太谷学派研究[D]. 许东.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7]论清代扬州学派的家学[D]. 陈婧璇. 扬州大学, 2020(02)
- [8]焦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研究[D]. 黄睿. 鲁东大学, 2020(06)
- [9]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D]. 钱成.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1)
- [10]李审言《文选》学研究[D]. 张嘉慧. 扬州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