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欧洲思想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教育,体育思想
欧洲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马立武,李姣阳[1]（2019）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体育思想评析》一文中研究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者对中世纪教育思想作出的最重大改变是,将教育的重点由占统治地位的神学思想和神学关注转移到人是理性的存在这一思想上。同时人文主义者提出了培养多才多艺、全面发展的"全人"理想,这对欧洲近代的教育观带来根本性的转变,不仅提升了体育在教育中的地位,也促进了体育思想和体育实践的发展。(本文来源于《教育文化论坛》期刊2019年05期）
刘耘华[2]（2019）在《欧洲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有何相干?——就一个学界热点问题回应张西平先生》一文中研究指出对于16—18世纪欧洲"持续百年的中国热",我国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思想与文化产生了实质的、"决定性的"影响,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没有中国,欧洲人就不是今天的欧洲人。笔者此文以两位主要启蒙思想家对儒家之"理"的接受和诠释为切入点对此做出了一些重新反思。论文指出,自然神学为启蒙时期中西思想的交往和对话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莱布尼茨(Gottfried W. Leibniz)和马勒伯朗士(Nicolas de Malebranche)就是以自然神学为基础来接受和诠释儒家之"理"。针对龙华民和利安当在《论中国宗教的几个问题》和《论在中国传教的几个重要问题》两个重要文献中提出的关于"理"的看法(这是当时欧洲的主流意见),莱布尼茨做出了逆向的阅读。这一解读,表面看是依靠白晋,实质上则是来自自身的、以"单子论"为核心的自然神学体系。他们对于"理"的解释与中国固有的思想相差甚远。可以说,中国的"理"对于莱布尼茨的"单子有机论"并无实质的"植入式影响"(in-fluence),其间发生的只是一种"错位的契合"。这是一种具有自我想象性质的"确认性影响"(confluence)。以此来衡量,莱布尼茨的哲学与中国文化之间其实未产生实质的交融,也即,从根本上说,莱氏的哲学是一种局限于欧洲自身之内的思想运动,一种"自我成长的运动"。这个判断,可以推扩到整个启蒙时期的欧洲思想文化运动之中吗?虽然不能完全这样决断,但是本文仍倾向于认为,中国只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外力",它只是刚好适合、并被欧洲启蒙思想家选择作为其自我重新建构的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其内涵主要是西方借"他者"的想象所展开的自我诉求与言说(尽管其间也有不少"类似"甚至"神似"之处)。换言之:从"中国"这儿,他们找到的是他们所期望得到的东西。(本文来源于《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期刊2019年03期）
赵秉权[3]（2019）在《反思文化偏见——论《金枝》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一文中研究指出弗雷泽先生的《金枝》是人类学的经典名着,但因弗氏本人的"进化论思想"、材料来源和时代局限,本书表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偏见①。对于"东方""美洲""非洲"和"澳洲"的居民,甚至对欧洲的现代农民也怀有偏见。《金枝》中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有叁重境界,这源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思想。这也同样引起我们的反思:如何既能坚守自己的立场又能超越文化的偏见,平等看待异域文化。(本文来源于《中国民族博览》期刊2019年08期）
李姣阳[4]（2019）在《欧洲近代早期体育思想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一直到启蒙运动时期,是欧洲近代体育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其中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是欧洲近代体育思想的萌芽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形成了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推行人文主义教育实践,开启了西方近代教育的先河,也拉开了西方近代体育的序幕。宗教改革进一步肯定了人的地位和作用,确立了精神与身体的统一,从而把教育和体育置于重要地位。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的体育思想对近代体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以欧洲近代早期体育思想为研究对象,以欧洲近代早期体育思想的发展历程为主线,追溯了欧洲古典时代体育思想的文化传统,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体育思想以及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体育思想进行了研究,并挖掘促进其发展的深刻的社会与理论根源,从而呈现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体育思想的发展轨迹与面貌。从不同角度对比探讨了该时期体育思想的发展根源与不同时期体育思想的发展特点。本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叁部分组成。正文分为五个章节。引言介绍了选题缘由和选题意义、综述了国内外对欧洲近代早期体育思想研究的现状,明确了论文的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以及论文的重难点。第一章研究了欧洲古典时代的体育思想传统,追溯了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的体育及体育思想,探寻了中世纪的经院主义及禁欲主义身体观,追寻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体育思想的根源。从而更深刻的了解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体育思想发展的思想文化传统。第二章研究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体育思想。本章探讨和分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体育思想发展的社会背景和理论背景,围绕人文主义体育思想展开研究,探讨了这一时期的主要人物弗吉里奥、维多里诺和埃利奥特的体育思想,从而总结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体育思想的特点。第叁章研究了宗教改革时期新教的体育思想。本章探讨和分析了宗教改革时期新教体育思想发展的社会背景和理论背景,围绕新教的体育思想展开研究,探讨了这一时期的主要人物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体育思想,并探究了宗教改革时期新教体育思想的特点。第四章探讨了对欧洲近代早期体育思想的评价和影响。对欧洲近代早期体育思想的进步性与历史局限性进行了探讨与分析,研究了欧洲近代早期体育思想对近现代体育思想的影响。第五章从不同方面思考与归纳了欧洲近代早期体育思想对我国学校体育教育的启示。力求为我国学校体育教育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为我国的全面发展教育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结语部分对本论文的研究结论和借鉴启示做出了概括总结。(本文来源于《沈阳师范大学》期刊2019-06-03）
李康利[5]（2019）在《“破”与“立”：杰克·古迪的反“欧洲中心论”史学思想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杰克·古迪(Jack Goody,1919-2015),英国着名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他以极其丰富的着述、特别宽泛的研究领域、颇巨特色的研究路径在西方史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他曾长期担任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2005年因对人类学的杰出贡献而荣获女王授衔。他所涉猎的领域及其广泛,着有《巴格里神话》《野性思维的驯化》《花文化》等叁十多本专着。但反“欧洲中心论”是贯穿其研究的一个主题,古迪反“欧洲中心论”思想的主要叙述见于《西方中的东方》《偷窃历史》和《文艺复兴:一个还是多个?》,在这叁本书中,他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长时段、多角度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新颖、有趣的观点,为我们彻底匡正对东西方的错误认识,突破狭隘的“欧洲中心论”提供了许多有益借鉴,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所言:“是对西方关于东西方差异所持有的歪曲观点的绝好救药。”这叁本书在各有所侧重的同时又有其内在联系,形成了相对完整且独立的思维体系。因此,本文将以这叁本书为主体,试图以反“欧洲中心论”为线索对古迪的整体研究范式进行剖析,本文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追溯古迪反“欧洲中心论”史学思想的形成。“欧洲中心论”盛行于人文社科领域,有着丰富的内涵与形态,它可以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也可以是一种历史研究范式。反“欧洲中心论”亦经历了漫长的变迁,从世界史体系的重构,到对非西方文明的重新解读,反“欧洲中心论”的重心也经历了由史实纠正向理论反思的转变。古迪的研究是在批判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他宽泛的学科视野与丰富的知识储备为我们重新认识世界历史的发展,克服“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事提供了有益借鉴。第二部分,介绍古迪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之处。古迪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表现为对“欧洲中心论”的彻底批判,古迪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是具体的,他例举了欧洲人“偷窃”历史的种种行为,包括基本的时空定位方式;重要的实体机构,如大学和城市;一些“先进”的价值理念等。此外,古迪还展示了叁种“欧洲中心论”的学术视野,即李约瑟、埃利亚斯和布罗代尔的部分研究,尽管他们在学界的声誉都并不令人陌生,但古迪仍然认为他们从不同角度夸大了西方在近代的优势,从而成为“欧洲中心论”的范例。第叁部分,展示古迪反“欧洲中心论”的创立之处。古迪反“欧洲中心论”的创新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历史比较的运用,古迪坚持只有历史比较才能达成我们对历史的完整认知,他对那些为西方学者所强调的独有因素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分析,包括“理性”、家庭等,其结果是这些因素不仅没有起到如想象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往往并不为西方所独有;二是对若干重要历史问题的重新解读,古迪主要对“欧洲中心论”的历史编纂体系进行了反驳,即一种从古典主义、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线形历史观,他试图运用社会科学的视野,重新寻找这些历史事件的本质。第四部分,对古迪反“欧洲中心论”思想的评析。古迪反“欧洲中心论”思想有其自身特点,比如,方法论上,坚持历史比较的取向;内容上,以反“欧洲中心论”的历史编纂体系为主;结论上,强调欧亚大陆的相似性等。古迪的反“欧洲中心论”思想具有重要影响,他揭示了“欧洲中心论”的具体形态,并对其进行了有力批判,有助于形成对东、西方发展的正确认知,但不足之处在于论证缺乏历史的厚度,未能完成反“欧洲中心论”的核心与终极命题等。(本文来源于《山东大学》期刊2019-05-20）
藤田正胜,欧阳钰芳[6]（2018）在《“思想间的对话”是什么,何以必要——欧洲哲学与日本哲学》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所言"思想间的对话",是指"思想"与"思想"的对话,但"思想"的范围十分宽泛。思想不仅包括哲学,还与艺术、宗教和政治等相关;而且,思想不限于作为学问的成果而被提出的学说,还常常包含应实践需要而被积累起来的具体知识。只有互相理解的"对话场所"形成时,"对话"才成立。只有这种彼此交流的"场所"成立之时,我们才能得以思考"对话"。为了产生这种场所,人必须向对方打开自己。为此,首先必须"听",侧耳倾听对方。此外,不能单纯听对方的声音,还必须接纳对方欲言之物及其心情。这不外乎就是打开自己。当彼此都如此做时,"对话的场所"才得以产生。也就是说"思想间的对话"并非包摄关系,必须谦虚倾听对方的声音(思想),而且必须建立"对话的场所",让双方在其中真挚回应彼此。(本文来源于《日本学研究》期刊2018年02期）
严双伍,吴向荣[7]（2019）在《二战期间非占领区的欧洲联合思想和欧洲运动》一文中研究指出二战期间,欧洲联合思想不仅在被法西斯占领的欧洲国家广泛兴起和传播,而且在非占领区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和呼应。在参战国英国、中立国瑞典、瑞士以及欧洲流亡者群体中,均出现了欧洲联合思想和欧洲运动,只是其传播范围和主张联合的程度有所差异而已。(本文来源于《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2期）
杨祖义,冯兵兵[8]（2019）在《走出“欧洲中心论”:罗章龙的经济史思想探研》一文中研究指出"欧洲中心论"一直广受中外学者的质疑和批判。在中国经济史学科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少数学者立足中国国情,试图从本国历史出发,创建自身学科理论体系,积极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理论缺陷。其中,罗章龙对"欧洲中心论"有过系统的反思与批判,主要体现在他的《经济史原论》一书中。罗章龙以"全元"史观作为破除"欧洲中心论"的哲学基础;提出独特的经济史分期理论,将世界经济史分为原始经济、封建经济、国民经济、世界经济四个阶段;以世界经济的多样性和统一性为分析视角,提出全新的经济史型论,把世界经济史分为亚洲经济史型和欧洲经济史型两大主型,其他经济史型为辅型。罗章龙以走出"欧洲中心论"为旨归的经济史学主要包含了"全元论"、"史期论"、"史型论"叁大理论创造,是第一代经济史家群体建立中国本土学术话语的典型代表。(本文来源于《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2期）
李旸[9]（2019）在《欧洲左翼思想、历史意识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访美国政治思想史家理查德·沃林教授》一文中研究指出[受访者简介]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1952—),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历史与政治学系杰出教授,着名的欧洲政治思想史家和国际左翼学者,法兰克福学派和海德格尔的研究专家,着有《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1982)、《存在的政治: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1990)、《文化批评的观念:(本文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期刊2019年01期）
苏珊·里希特,赵娟[10]（2018）在《中国的犁耕皇帝:欧洲启蒙运动中新统治思想的示范》一文中研究指出导论在欧洲,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阶层,与那些消费粮食却不创造增值的社会阶层之间,有着长达几个世纪的矛盾。农民作为一个阶层,及其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是不受尊重的。这种情况归结于在17和18世纪的德法两国,伴随着自然灾害、荒年欠收和非现代化农业耕作方式而来的匮缺经济。这些因素也导致了1760年代德法两国的大饥荒。在饥荒之中,生产粮食的阶层本身——农民,遭受了尤为不良的影响。1750年代起,德国的财政经济改革和法国的重农(本文来源于《美术研究》期刊2018年05期）
欧洲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对于16—18世纪欧洲"持续百年的中国热",我国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思想与文化产生了实质的、"决定性的"影响,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没有中国,欧洲人就不是今天的欧洲人。笔者此文以两位主要启蒙思想家对儒家之"理"的接受和诠释为切入点对此做出了一些重新反思。论文指出,自然神学为启蒙时期中西思想的交往和对话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莱布尼茨(Gottfried W. Leibniz)和马勒伯朗士(Nicolas de Malebranche)就是以自然神学为基础来接受和诠释儒家之"理"。针对龙华民和利安当在《论中国宗教的几个问题》和《论在中国传教的几个重要问题》两个重要文献中提出的关于"理"的看法(这是当时欧洲的主流意见),莱布尼茨做出了逆向的阅读。这一解读,表面看是依靠白晋,实质上则是来自自身的、以"单子论"为核心的自然神学体系。他们对于"理"的解释与中国固有的思想相差甚远。可以说,中国的"理"对于莱布尼茨的"单子有机论"并无实质的"植入式影响"(in-fluence),其间发生的只是一种"错位的契合"。这是一种具有自我想象性质的"确认性影响"(confluence)。以此来衡量,莱布尼茨的哲学与中国文化之间其实未产生实质的交融,也即,从根本上说,莱氏的哲学是一种局限于欧洲自身之内的思想运动,一种"自我成长的运动"。这个判断,可以推扩到整个启蒙时期的欧洲思想文化运动之中吗?虽然不能完全这样决断,但是本文仍倾向于认为,中国只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外力",它只是刚好适合、并被欧洲启蒙思想家选择作为其自我重新建构的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其内涵主要是西方借"他者"的想象所展开的自我诉求与言说(尽管其间也有不少"类似"甚至"神似"之处)。换言之:从"中国"这儿,他们找到的是他们所期望得到的东西。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欧洲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1].马立武,李姣阳.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体育思想评析[J].教育文化论坛.2019
[2].刘耘华.欧洲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有何相干?——就一个学界热点问题回应张西平先生[J].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2019
[3].赵秉权.反思文化偏见——论《金枝》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J].中国民族博览.2019
[4].李姣阳.欧洲近代早期体育思想研究[D].沈阳师范大学.2019
[5].李康利.“破”与“立”：杰克·古迪的反“欧洲中心论”史学思想研究[D].山东大学.2019
[6].藤田正胜,欧阳钰芳.“思想间的对话”是什么,何以必要——欧洲哲学与日本哲学[J].日本学研究.2018
[7].严双伍,吴向荣.二战期间非占领区的欧洲联合思想和欧洲运动[J].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8].杨祖义,冯兵兵.走出“欧洲中心论”:罗章龙的经济史思想探研[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9].李旸.欧洲左翼思想、历史意识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访美国政治思想史家理查德·沃林教授[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
[10].苏珊·里希特,赵娟.中国的犁耕皇帝:欧洲启蒙运动中新统治思想的示范[J].美术研究.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