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清初士人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清初,碑传文,移情叙事
清初士人论文文献综述
范秀君[1]（2019）在《论清初汉族士人碑传文中的“移情”叙事》一文中研究指出清代前期的碑传文虽然受到文字狱传递的"自我压抑"的影响,但汉族士人在叙述中有强烈的当下关怀意识及参照架构。碑传文的作者不仅为人代笔,而且主动参与传主故事的建构中,"移情"叙事,自书幽情,凸显自我的存在,表达对现实的关照:一是运用纪年叙事话语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二是碑传文中对"忠""孝"的不同书写情态;叁是撰写者不断突破记录功能,运用"面具"书写,借题发挥,达到以文传情,关联呼应时代的写作目的。(本文来源于《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3期）
王嘉乐[2]（2019）在《慈仁寺与清初士人的消闲生活》一文中研究指出大报国慈仁寺位于北京城南宣武门外,曾为辽刹报国寺。明成化以降,慈仁寺成为皇家寺庙,建置规模扩大。顺治年间,明季西都城隍庙市迁进慈仁寺。康熙年间,慈仁寺庙市发展为清初最能代表士人文化的商业场所。顺康两朝,慈仁寺盛名在外,渐成士人日常消闲之所,大批文人学士往来交游、诗酒唱酬。清初,慈仁寺作为综合性公共空间,拥有多种社会、经济和文化功能,深入观察慈仁寺众生百态,为了解清初北京时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窗口。(本文来源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期刊2019年03期）
冯贤亮[3]（2019）在《从梅花里到半村:明末清初的士人生活》一文中研究指出明末以来的中国社会复杂多变,生活紧张而危机四伏。在浙江嘉善地方,居于核心地位的钱氏家族多遭受政治变革的影响,入清后很快迈入衰替不振的状态,社会地位与政治表现远不如晚明。在明清之际的历史交替中,出身海内第一名族的钱氏族人的生活空间变换及其人生遭际,折射出王朝统治变化中地方的政治脉动和士人的家国情怀。钱氏族人以城市为中心建构的各具特色的生活空间,表达出文人士大夫家庭的闲适、隐逸甚至浪漫的日常生活与丰富多彩的审美情趣。从钱氏族人生活空间的痕迹,可以探求和理解明清之际士人生活的日常状态与特定空间中生命意义的赋予。(本文来源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期刊2019年02期）
张佐良[4]（2018）在《清初流徙士人心态与历史功绩——以“河朔英灵”张缙彦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流人自古多磨难,能于流放地淡然处之者极少,而能够有所作为、多所成就者,则少之又少。清初,满洲入主中原,民族矛盾突出,政治环境恶劣,一些士人被清廷流徙至塞外苦寒之地,往往心情苦闷,悲观度日。明崇祯朝兵部尚书张缙彦仕清后,因受党争牵连,顺治末年被流徙宁古塔。与一般流人愤懑抑郁心态迥然不同,张缙彦在塞外"坦然以处之,十余年来,无几微怨尤",并通过广交游、多体察、勤着述等方式积极传播中原文化,为东北文明开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从人生经历、心路历程、交游群体等方面,具体分析张缙彦"安土敦仁"流人心态及其历史功绩,有助于理解王朝鼎革之际的士人心态、区域文化交流,以及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本文来源于《中原文化研究》期刊2018年06期）
肖光琴[5]（2018）在《清初士人“逃禅”现象及其对文学之影响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清初时期的逃禅现象具有借故喻今的意义,并对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意义、研究现状,两个方面对清初士人"逃禅"现象分析进行了总结,又对存在大量的文献资料、影响中华文明史的发展、推动哲学思想发展,叁个方面对清初士人"逃禅"现象对文学的影响分析进行了总结,希望为关注这一话题的人们提供参考。(本文来源于《北方文学》期刊2018年32期）
李秉星[6]（2018）在《清初江南士人的离散经验与风景书写》一文中研究指出十七世纪下半叶是充满动荡与变革的时代,自北都失陷,中原士人便开始流徙的旅程。伴随之后数个南明政权的建立,又有大批江南士人离开故土,他们或隐匿在政权未及的暧昧地带,或随着南明朝廷一路到达天之南、海之东,此种经验历程及其相关的诗文创作是为前朝所罕见。此间的乱亡经验和地域迁移也一再成为影响士人创作的转捩点。在飘零情景下所写之“西南诗”、“岛屿诗”、“海上诗”,以及与战乱相关的北征南行、渡江浮海的行旅创作便是易代士人离乱经验之代表。在清初满族统治初步稳定,流离南方的记忆尚未消褪,清政府对江南地区的控制又造成了大量士人流离北方、直至满族旧地,再一次开启了通往帝国边缘的旅程。与流亡海外的遗民体验相似的是,对流人而言关外是天地之绝域、广舆不载之地,既无知识论的理解框架,更缺乏身心的感知经验。北方的严寒气候和地貌往往给初至的流人极大的心灵震撼,然而与南明士人不间断的流徙不同,流人长期居住的心态也让他们重新发现这片未知之地的生机,相比柳宗元贬谪时囿于个人怨愤将边地山水视为囚山、愚溪,长久的在地生活使得清初流人每每能与异域山水坦然处之,他们不仅尝试将陌生景观纳入美感的系统,也以文字的形式转换存在的样态,“以使人可传而可述”。本文基于上述关照研究江南士人在清初群体性的离散经验与相关的风景/地理书写,并按离散的路径分为“流亡南方”与“流放北地”两编。其中上编第一部分处理流亡创作中的疆域表征,包括南明帝国疆域的存在形态与播迁士人对流离地域的感知及想象形式。第二部分讨论南方遗民的流亡抉择,诸人或辗转抵抗、以死殉节,或彷徨草泽,避世隐遁,差异的选择也造成了失路与忏悔的不同情感结构。第叁部分选取东南闽浙、西土桂林与南荒孤屿这叁个地域书写的侧面,考察南明士人在地经验的同时讨论地方空间的象征与隐喻意涵。希冀复国的遗民通过改变地缘关系的想象与修辞,努力为流亡王朝与士人所处的空间确立意义。一系列中兴论述的修辞转换背后,既对应着南明数朝流离的现实,亦显示着士大夫群体挪用地缘符号为自身遭际寻求意义的努力。下编第一部分分析清初流人进入异域的早期经验与地域感知:山海关外的世界首先是江南流人心智结构之外的“未知之地”,在想象之外,更是以肉身亲涉的方式生成对此地域的感受和认知。第二部分论述流寓创作中处理人与地关系的叁个层面:首先是对边地气候、温度、色彩等要素的感知;其次是对南方的回忆与依恋,并依靠诸物件希冀在边地想象性地占有江南;最后是通过更为理性的思考对边境地理进行多方位的探索、考据与诠释。由此,从塞外的荒芜地域中逐步衍生出安居与情感的空间。第叁部分讨论流人一些更为主动的介入行为,士人通过在地的居住经验与文学想象都不同程度地创造了塞外地理崭新的文化与美学意涵:或藉由命名山水的文学实践规划与收编曾经无名、荒芜的地景,或发掘白山黑水之间的浪漫地理与崇高美学,抑或通过东北边疆与界域的记述及思考重构帝国疆域空间的想象。通过这些介入性的文学实践,流人不断发掘着地理与风景的新经验,在曾经的未知之地上镌刻文化与家国的新意义。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勾勒人、地与诗之间的多重关联,考察诗文创作在“身体/情感”、“风景/地理”之间缠绕与运作的动态关联,以标示出一种离散的风景与地理诗学。(本文来源于《苏州大学》期刊2018-05-01）
陈端[7]（2018）在《《闽中十景图》与清初“榕村”士人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闽中十景图》由清代画家孙亿、梁亨、何弘、陈勉合绘。这套以古代闽中各地名胜实景为描绘题材的画作,视觉化地呈现了福建地域风貌和人文历史传统。《闽中十景图》绘于清政府收复台湾并归辖福建、闽地版图格局由此进入“十闽”阶段的历史背景下,画作十处景观的选择和组合方式,映射出清帝国政治、地域发展的时代动态。画中实景景观的选择、命名以及经典化图式的呈现,与明清时期闽中地方胜景文化的兴起、发展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展现了丰富的社会文化意涵。《闽中十景图》是为理学士人交游赠礼活动而订制的功能图画。对画作背景中闽地科举事件的考证,为我们揭示了一段清初的儒林往事。由此线索延展开来的,是一个以清初名臣李光地为中心的“榕村”士人群体网络。在他的引领下,“榕村”理学士人成为清代康熙时期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学术力量。在清初程朱理学复兴及清朝统治者构建道统、治统合一秩序的时代背景下,“榕村”士人政治、学术一体的发展模式也成为清初士人生涯的成功范例。《闽中十景图》题跋、相关士人别集诗文及史料笔记中的大量文献信息,为我们还原出一个更为真实而生动的清初士人生活世界:理学士人通过日常的鉴藏考据、交游雅集、诗文酬酢构建起一个精英社交网络,这些活动贯穿了士人生涯的始末,并影响到其政治境遇和生涯发展。《闽中十景图》画中地景图像所蕴含的朱子生平象征与士人题跋中对朱子道统传承、知行道德、堪舆观念等理学思想观念的探讨相互呼应,与“榕村”士人的学术背景和信仰构成了内在的一致性,凸显出“文章与山水之相得”的文化主题。《闽中十景图》是古代实景绘画传统、理学学术和胜景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其背景中的“榕村”士人是清初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其个体命运、境遇与国家政治、文化现实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榕村”理学士人群体的发展是清初士人生态的典型化缩影,无论是富于戏剧性的政治生涯,还是具有时代特点的学术文化活动,都使得这群汉族精英知识分子成为清代政治文化史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本文来源于《福建师范大学》期刊2018-05-01）
王丹妮[8]（2018）在《明末清初山西士人戴廷栻处世理念与易代思考》一文中研究指出戴廷栻是明末清初山西祁县人,出身官宦世家,是清初北方着名的收藏家与学术赞助人,与明遗老傅山过从甚密;他活跃于清初文化圈,创建文化中心丹枫阁,堪与当时南方冒氏水绘园相齐名;他结交广泛,于文化传承方面多有建树,而关于这位名士,鲜有研究。文章以其着述《半可集备存》为切入点,通过为文之道、交友之道、出处观以及易代思考等方面探讨这位易代士人的精神世界。(本文来源于《惠州学院学报》期刊2018年01期）
张涛[9]（2017）在《清初社盟文人与文学不应被文学史书写边缘化——以晚明士人价值取向视域重构清初文学多样化新秩序》一文中研究指出文学的繁荣与社会政治关系密切。朝政的文艺走向影响了文学家的创作趋向,文坛风气也由庙堂需求决定。清初文学就是这样。明代文学文柄下移,文学家为了能"自立"而成立文学社盟。清初禁止文人结社,其权在朝廷之贤公卿,使得清初文学表现出庙堂倾向。但随着笔者对明清文学家结盟进程调查的深入,以往对清初文学样态的判断显然并不完全符合文学历史的真实。事实是,明代末年文学家皆有结社经历并受社盟培养,明亡后,很多社盟文人选择了不同的人生方向,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当时的文坛:有些社盟文人由于历史的"误会"仕清为官,却培养了很多文学新秀;有些隐居山林田间,写出了清初文学的真性情;还有的社盟文人从晚明的社集风流投入到抗清运动中,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壮志情怀;部分社盟文人继续举办结社活动,抒写他们的遗民情结;还有的社盟文人潜心学术,形成清初经世致用之文,清初文学呈现出多样化样态,因此,当前对清初文学的研究就不能只集中在受朝政影响的几位文学家,还应该关注被朝廷边缘化的社盟文人。清初社盟文人与文学不应被文学史书写边缘化。(本文来源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7年06期）
张金丹[10]（2017）在《清初政局与山东汉族士人的政治抉择》一文中研究指出清初,政权更迭,全国政治局势动荡,特别是与满洲起兵之地临近的畿辅及周边地区,这些地区最早历经兵火洗劫,在明季之时便已频繁有之。清政府为了确立其对征服地区的绝对掌控,实施了一系列严苛的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并曾一度想要剥夺被汉人视作民族标志的头发、衣制等习俗风尚,使得受其所控之地的汉人承受来自统治者的高压,生活处境十分艰难,无异于身处水火之中,故而汉族民众对清政府的敌视程度渐深。为改变此种境况,清政府将目光投向山东,这不仅因为山东所处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经济、军事等战略意义,更是因为其特殊的文化导向功能。圣人孔子出生于此,他一直被尊奉为汉人的文化标识,其后代圣裔自宋代起便袭封衍圣公爵位,故而在汉族士人心中孔子是汉文化的标杆。由此,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山东汉族士人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性,故而对山东汉族士人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山东汉族士人的构成比较复杂,这与他们所处的阶级及政治立场有较大的关系,从他们的政治心态与所作出的政治抉择来看,可以大致分为奉仕清廷、规避清野、先仕而后去官者叁大类。受汉民族“华夷之辨”与“夷夏之防”观念的深刻影响,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间的隔膜由来已久,汉族士人将其他民族视作蛮夷,且一直加以防范。清初这一时期,汉人对入主中原实行统治的满族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敌视态度,这是汉民族所固有的一种情感,故而他们出于多方考量而做出了不同的政治选择,这势必影响他们的生活、仕途乃至一生的命运。清初山东汉族士人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与当权统治的互动中呈现了他们命运的波折与多舛,也折射出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典型士人身上烙有时代的印记,从他们的一生可以管窥到诸多细节,进而洞察人物命运与政治统治间的纠葛。(本文来源于《曲阜师范大学》期刊2017-05-20）
清初士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大报国慈仁寺位于北京城南宣武门外,曾为辽刹报国寺。明成化以降,慈仁寺成为皇家寺庙,建置规模扩大。顺治年间,明季西都城隍庙市迁进慈仁寺。康熙年间,慈仁寺庙市发展为清初最能代表士人文化的商业场所。顺康两朝,慈仁寺盛名在外,渐成士人日常消闲之所,大批文人学士往来交游、诗酒唱酬。清初,慈仁寺作为综合性公共空间,拥有多种社会、经济和文化功能,深入观察慈仁寺众生百态,为了解清初北京时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窗口。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清初士人论文参考文献
[1].范秀君.论清初汉族士人碑传文中的“移情”叙事[J].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2].王嘉乐.慈仁寺与清初士人的消闲生活[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
[3].冯贤亮.从梅花里到半村:明末清初的士人生活[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
[4].张佐良.清初流徙士人心态与历史功绩——以“河朔英灵”张缙彦为例[J].中原文化研究.2018
[5].肖光琴.清初士人“逃禅”现象及其对文学之影响研究[J].北方文学.2018
[6].李秉星.清初江南士人的离散经验与风景书写[D].苏州大学.2018
[7].陈端.《闽中十景图》与清初“榕村”士人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8
[8].王丹妮.明末清初山西士人戴廷栻处世理念与易代思考[J].惠州学院学报.2018
[9].张涛.清初社盟文人与文学不应被文学史书写边缘化——以晚明士人价值取向视域重构清初文学多样化新秩序[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10].张金丹.清初政局与山东汉族士人的政治抉择[D].曲阜师范大学.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