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译者操控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场域,资本,译者选择,翻译社会学
译者操控论文文献综述
徐斌[1]（2019）在《场域与资本双重操控下译者选择的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自20世纪末开始,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就已成为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视角,而基于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翻译社会学研究更是成为跨界融合下翻译研究的焦点。本文试用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中场域和资本的概念来研究翻译活动中译者对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说明翻译场域和译者的资本对译者进行翻译活动时的各种选择具有导向作用,同时译者对翻译文本与策略的选择也能体现翻译场域的规范及其构建。(本文来源于《开封教育学院学报》期刊2019年10期）
邱彦[2]（2019）在《操控论视角下金凯筠英译《半生缘》译者主体性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描述性翻译研究的兴起以及翻译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问题逐渐进入译学界的研究视野。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其与其他相关理论相结合进行文本分析及理论拓展研究。因此,将译者主体性与相关理论相结合来研究中国经典文学译本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来说不失为一个极佳的选择。本论文以操控论叁要素为切入点,以《半生缘》为语料对金凯筠的翻译进行定性研究,深入探究在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等因素的影响下,译者如何操纵翻译过程并在文本选择、翻译策略及方法等方面发挥其主体性作用,从而使其译作可以被英语读者广泛接受。本文发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但作为翻译的主体,在翻译选材、翻译风格、翻译策略及方法等众多方面译者都发挥着自己的主体性作用并折射于整个翻译过程及译本效果上。只有灵活有度的发挥译者主体性,正确处理文本内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才能译出优秀的作品,达到翻译的目的。同时,本论文的研究对从事汉英翻译的译者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希望汉英翻译在大力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今天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本文来源于《西安外国语大学》期刊2019-06-01）
赵聪[3]（2019）在《“操控”与“反操控”：Little Women汉译本译者主体性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Little Women是美国作家露易莎·梅·奥尔柯特创作的一篇小说。作品自出版以来,就广受国内外读者的喜爱,先后被翻译为十多种不同语言的版本,其中光汉译本就高达40余种。然而,本研究发现,学界目前对这些汉译本的研究并不充分,现有的研究往往集中在个别译本上。1925年传教士贝厚德与助手沈骏英合译的《四姊妹》以及1936年汪宏声翻译的《小妇人》似乎还未有学者研究。因此,本文拟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结合意识形态、教会背景、译者身份等因素,对以上两个汉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探讨两位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介绍了研究缘起、研究视角,梳理了目前学界对Little Women的相关研究,阐明了本文的研究问题及意义;第二章是理论框架,讨论了勒菲弗尔提出的“意识形态”因素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以及本研究对译者主体性问题的重新思考;第叁章详细介绍了原着、作者与两位译者的背景信息以及影响译者主体性的可能性因素;第四章结合意识形态、教会背景、译者身份等因素,分析了两位译者对基督教元素的处理差异及其所体现的译者复杂主体性;第五章探讨了两位译者对性别因素的处理差异与复杂的译者主体性;第六章总结全文,并反思了本研究的不足之处。研究发现,贝厚德受其传教士身份的影响,有意显化或增补一些基督教元素,但为了适应中国当时社会的变化,她则通过呼应中国传统“贤良淑德”的女性形象,模仿中国传统小说叙事等,获得读者的认同。面对原文天主教元素的介绍,贝厚德因教派间的分歧予以删除。汪宏声虽深受教会的影响,但他并非完全保留基督教因素并将其介绍给读者。他在受教会意识形态制约的同时,还发挥其主体性,顺应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潮,对原文基督教介绍进行了删减、淡化和替换,对基督教树立一定的敌意。此外,针对文中的女性活动或情感描写,贝厚德身为女性对此有着较强的敏感度,通过增补或改写等方法再现或加强女性情感。汪宏声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翻译时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或者明显的男性视角。(本文来源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期刊2019-05-01）
胡伟华,郭继荣[4]（2019）在《国际新闻编译中的译者主体意识及语言操控》一文中研究指出国际新闻既具时效性,又具政治性。新闻编译者在编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融入本民族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对原语文本进行改写和语言操控以树立和维护所代表国家的国际形象,同时减少和消除敌对国在新闻报道中的诋毁、抹黑甚至攻击,减少由偏见和不实新闻报道所引起的负面影响。文章探讨了国际新闻编译者的主体意识及素养要求并以《参考消息》和《澎湃新闻》涉华新闻编译报道为语料,分析编译者在双语转换过程中如何发挥主体意识对原语文本进行适当调整和对语言进行柔性操控,重新建构符合译语读者叙事范式和期待的新闻现实。(本文来源于《外语电化教学》期刊2019年02期）
汤乃娟[5]（2019）在《权力话语操控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总会体现其主体性,但其主体性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权力话语就是译者主体性的重要制约因素。本文以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指导,研究译者主体性;从社会和个人权力话语两个方面找出对译者的制约因素,证明译者在翻译中的动态主体地位。本文希望通过权力话语的介入,深入研究译者主体性,促进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本文来源于《长江丛刊》期刊2019年04期）
张雯[6]（2018）在《意识形态及赞助人对译者的操控——以葛浩文译作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应用勒弗维尔的操控理论,以葛浩文的翻译作品和翻译活动为例,讨论翻译选材、翻译策略、文本解读中译者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从赞助人角度讨论出版商、出版社编辑、合作译者及读者对译者翻译风格的影响。(本文来源于《翻译研究与教学》期刊2018年02期）
肖双金[7]（2018）在《无声的操控:论译者身份与惯习对翻译决策的制衡——以葛浩文英译《骆驼祥子》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翻译不仅仅是双语、双文化转换活动,更是一项社会化活动,因此翻译抉择必然受制于社会、经济、文化语境的影响与制约。译者所具备的各种身份在翻译过程中是呈多元性、动态性的,也是译者主体性发挥的重要依据。而译者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惯习则是一套内化了的性情倾向系统,受权力、文化场域的影响。同时,译者的多元身份对译者的惯习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两者的互识互渗潜移默化地操控着译者的翻译行为并对翻译抉择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本文来源于《牡丹江大学学报》期刊2018年04期）
王天明[8]（2017）在《意识形态操控下仪式口译中译者主体性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操纵派理论关注意识形态等对翻译的控制以及译者翻译方法的选择,而仪式口译的基本要求之一便是符合当前的意识形态和场合需求,因此,意识形态对于译者的翻译方法的选择具有很明显的操纵作用。译者应该发挥译者的主体性,选择合适翻译方法,进而达到主客观的统一。(本文来源于《校园英语》期刊2017年31期）
赵颖惠[9]（2017）在《西方中心主义操控下译者与原作者的视野融合》一文中研究指出《扶桑》是着名新移民作家严歌苓的代表作,其中充分展示了早期华裔移民的经历和中西文化冲突,在北美华文离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故事情节围绕被贩卖的妓女扶桑、恶霸英雄大勇和白人少年克里斯之间的爱恨情仇展开。《扶桑》英译本——The Lost Daughter of Happiness在美国一经出版便被《纽约时报》评为2001年度全美十大畅销书之一。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后殖民、文化过滤、改写理论等侧面对《扶桑》译本进行研究,鲜有从视野融合角度切入的。本论文共有四章,第一章进行理论阐述;第二章讨论的是西方人一直认为他们需要拯救富有异国情调的东方女性和丑陋、冷漠的苦力,译者作为白人汉学家,对符合西方中心主义认知的中国形象采取了忠实翻译,迎合原作者的期待视野,与之达到完全融合;第叁章探讨原作中作者重点描写扶桑“以受为攻”、“宽恕”、“母性”等优良品质,然而译者作为一名主张尊重他者文化的汉学家,与西方中心主义相对抗,将这些品质保留了一部分,却也删减了一部分,体现出一种矛盾心理,与原作者的期待视野亦有抵触,仅达到部分融合,最终可能导致译作读者对扶桑形象产生不同于原作读者的解读;第四章论述译者颠覆原作者的期待视野,摒弃了原作题名的文化内涵并抹除了扶桑的女菩萨形象,虽然这可能是英译本出版商出于商业目的和译者鉴于目标读者的接受能力所致,但这样做偏离了原作者意欲传达的文化内涵,与其视野相龃龉,可谓零融合。这样的翻译处理对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不利。本论文分析在西方中心主义操纵下译者Cathy Silber在《扶桑》英译本中体现的与原作者严歌苓视野融合的状况。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译者的审美意识形态会影响他与原作者的期待视野是否融合以及多大程度的融合,最终影响到他/她翻译策略的选择。虽然该译本在美国大获好评,然而,这是建立在使中国文化扭曲变形基础之上的,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中国文化的意蕴和精神。《扶桑》英译本中对原文意蕴内涵的所有异变都是译者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操控下,对源语文本进行有意无意地改写以满足目标语读者的期待视野之结果。有鉴于此,本文主张,在英汉互译过程中,译者应在中西方文化平等交流的原则基础上进行翻译操作,尽量避免自己主观的期待视野对译作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将视野融合概念的运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研究具有一定积极的启示意义。(本文来源于《湘潭大学》期刊2017-05-19）
林钦翔[10]（2016）在《操控论视域下不同历史时期译者对《圣经·诗篇》的翻译操控》一文中研究指出《圣经》是世界上版本最多、印发量最大、影响最广的典籍,它不单是一部宗教经典,还是一部包含社会、历史、律法、哲理、艺术、民俗等方面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文学巨着。书中涉及多种文学体裁,其中诗歌是一大重要组成部分,《诗篇》则是全书中用于汇集以色列民族宗教诗歌的独立经卷,是《圣经》中最长的经卷,同时它也是最具魅力的经卷之一本文基于当代着名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控论,以1919年出版的官话和合本《圣经》中的《诗篇》、1946年出版的《圣咏译义》,以及1979年出版的《圣经》现代中文译本中的《诗篇》为研究对象,通过译本比较,探讨译入语文化中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对宗教文本译介的制约与操控。为了深入研究同一外国文学作品在某个译入语文化中产生多个版本的原因,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法,从历时角度对比叁个译本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译者在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层面上受到的操控,证明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而是译者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文化中进行。对于同一个翻译文本,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诗学观以及不同的赞助人会对该文本的改写、译者的选词、句子结构的安排以及译本的审美甚至对译本的出版发行产生操控作用。本文通过勒菲弗尔的操控论解释不同时期译者的翻译行为,将语言与文化结合,从文化角度展开译本研究,以小见大,希望对今后译者的翻译实践活动、以及读者阅读不同的《圣经》文本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来源于《福建师范大学》期刊2016-05-01）
译者操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随着描述性翻译研究的兴起以及翻译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问题逐渐进入译学界的研究视野。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其与其他相关理论相结合进行文本分析及理论拓展研究。因此,将译者主体性与相关理论相结合来研究中国经典文学译本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来说不失为一个极佳的选择。本论文以操控论叁要素为切入点,以《半生缘》为语料对金凯筠的翻译进行定性研究,深入探究在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等因素的影响下,译者如何操纵翻译过程并在文本选择、翻译策略及方法等方面发挥其主体性作用,从而使其译作可以被英语读者广泛接受。本文发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但作为翻译的主体,在翻译选材、翻译风格、翻译策略及方法等众多方面译者都发挥着自己的主体性作用并折射于整个翻译过程及译本效果上。只有灵活有度的发挥译者主体性,正确处理文本内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才能译出优秀的作品,达到翻译的目的。同时,本论文的研究对从事汉英翻译的译者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希望汉英翻译在大力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今天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译者操控论文参考文献
[1].徐斌.场域与资本双重操控下译者选择的研究[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9
[2].邱彦.操控论视角下金凯筠英译《半生缘》译者主体性研究[D].西安外国语大学.2019
[3].赵聪.“操控”与“反操控”：LittleWomen汉译本译者主体性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9
[4].胡伟华,郭继荣.国际新闻编译中的译者主体意识及语言操控[J].外语电化教学.2019
[5].汤乃娟.权力话语操控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J].长江丛刊.2019
[6].张雯.意识形态及赞助人对译者的操控——以葛浩文译作为例[J].翻译研究与教学.2018
[7].肖双金.无声的操控:论译者身份与惯习对翻译决策的制衡——以葛浩文英译《骆驼祥子》为例[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8
[8].王天明.意识形态操控下仪式口译中译者主体性研究[J].校园英语.2017
[9].赵颖惠.西方中心主义操控下译者与原作者的视野融合[D].湘潭大学.2017
[10].林钦翔.操控论视域下不同历史时期译者对《圣经·诗篇》的翻译操控[D].福建师范大学.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