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师范大学，天津西青300387）
摘要：中西方校勘学的校勘方法各有其各自的体系，中国以陈垣的“四校法”为主要代表，西方则以折衷法、谱系法、底本法、支序法为代表。虽然中西方校勘学研究各有特点，但亦有着相同之处，都是校勘学的硕果。
关键词：校勘方法；陈垣；四校法
随着人们对古籍整理的重视，文献学中中国传统的校勘方法也更多地被学者使用起来。但因为近代以来中国的校勘方法并没有太大的发展，所以我们需要更丰富的方法来适应新时代校勘学的发展。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西方的一些文献校勘方法被引进来，由于西方文献校勘方法有其自己的特点，这就与中国的文献校勘方法形成差异，我们可以在这种中西对比中寻找新的可以挖掘研究的点，由此促进中国文献校勘方法的发展。
“校勘”是整理古籍中一项必要的工作流程，对古籍文献中文字相异之处的查校方法称为校，对古籍文献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讹误的勘正工作称为勘。[1](1)自从有了文献之后，就有了对于文献的校勘，中国著名的正考父校正《商颂》和西方古希腊时期对《荷马史诗》异文的考订都可以视作校勘实践的开始。不过真正的“校勘学”的出现却要晚的多，直到20世纪西方才出现了理论体系相对完善的校勘学[2](9)。中西方学者对校勘学的研究存在相同之处，但因为中西文化渊源、社会背景等因素的不同，造成中西方校勘学发展程度和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又存在着差异。
一、中国文献校勘学的基本方法
中国校勘理论发展过程中，学者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了丰硕的理论供后人学习和借鉴，诸如目录学家叶德辉提出的“死校法”、“活校法”；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中提出的“五校法”；陈垣立足于前人的校勘学理论并结合自己的校勘实践，提出的“四校法”，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这些都奠定了中国文献校勘发展理论的基石。而陈垣提出的“四校法”相对来说比较成熟，本文讲就“四校法”的主要内涵展开叙述。
对校法是校勘学中最基本的校勘方法，指的是从一本书的多个版本中选出善本作为底本，再同这本书的其他版本进行比较，找到讹误并且标注在一旁。陈垣在《校法四例》中将其定义到“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有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对校法的应用由来已久，受到学者们的广泛推崇，在中国校勘学中被广泛应用。
本校法主要应用于本书没有其他考证资料或其他版本的情况下，这就需要仔细通读全书，将书的前面内容和后面相关的内容进行比较研究，找出一致或不同的地方进行考证，这就需要研究者有深厚的校勘知识。陈垣在《校法四例》中这样解释到，“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3]本校法被广泛地应用于校勘实践当中，如郑玄校对“三礼”，陆德明校对《尔雅》等。
他校法是根据其他书所引用本书的内容进行审定，来确定与本书之间的引用情况。这种方法一般是在对校法和本校法不能取得太多校勘证据的情况下使用，需要使用者有相当深厚的目录学基础，在校勘时才能得心应手地广泛查阅相关资料，取得研究成果。[3]陈垣在《校法四例》中这样写道：“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3]说出了他校法的真谛。
理校法，陈垣在《校法四例》中说：“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依，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须用此法。”[2]理校法作为对校法、本校法与他校法的补充，指的是在没有祖本作为依据又有很多异本时不得不以推理的方式来进行校勘。这就需要校勘学家有极其深厚的语言学、目录学、校勘学以及文化历史知识，不然很容易在校勘的过程中出现错误，这样不仅达不到恢复作品原貌的目的，而且还可能会出现把作品中原本正确的内容改错的情况，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引起学术纷争，因此理校法被称为“最危险”的校勘方法。[1]
二、西方文献校勘学的基本方法
西方校勘学的基本方法主要是折衷法、谱系法、底本法、支序法。这几种校勘方法在西方校勘学当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折衷法是西方出现的较早的校勘方法，主要是通过博览群书，进而得到最接近原书的一本，折衷法所遵循的原则是要更多地采用公正的、毫无偏见为世人传阅的历史文献，尽量少采用那些有相同错误的文献，有些版本中忽略的内容，其他版本可能会保留，而被添加的内容，可能根据其他的版本查询出来。折衷法主要是校勘学家通过对不同的相关校勘依据之间的比较来推论得出原始文本。[3]
谱系法注重的是相关文献之间的关系，对于校勘来说，谱系法是比较严谨的校勘方法。谱系法的运用主要有三个步骤，首先是从众多传抄的版本中进行比较阅读，发现其中共同的错误，那么这个错误就可能是传抄原本的错误。然后进行选择，选择最接近原本的文献。最后对该文献存在的错误进行“校正”，找出讹误并进行改正。
底本法是以最早的手稿作为底本，并参考其他的相关文本，对其进行修改。底本这一概念是由英国目录学家罗纳多·麦克罗提出的，但方法具体理论则是由格雷格来总结提出的。格雷格认为，就所认为的实质性文本而言，底本不允许拥有压倒一切甚至是占绝对优势的权利。[2]格雷格认为主要有三部分来决定底本的选择，一是要根据校勘学家对尊重文本性质所持有的态度；二是要根据异文文本中那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所出现的频率；三是要对异文文本的内在特点进行判断。在格雷格观点的基础上，他的支持者鲍尔斯把格雷格的底本法运用到了自己的校勘活动中，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作者最终意向法”，取得了很大成就，促进了校勘学的发展。
支序法由维尼·亨宁可提出，指的是在电脑中输入有关一篇文章的不同版本，记录他们的不同之处，并根据他们之间的相同之处进行分组，它与统计分析不同之处在于支序是先假设这些文本是家族树的一个分支，并在这样的假设之中推导出他们之间的渊源关系，而不是简单地根据相关的手稿文本的相似之处进行分组。[3]但这种假设只适合运用在生物的进化中，在文本传统中还并不是完全适用。
三、中西方文献校勘方法的异同
中西方文献校勘方法同属校勘一脉，自然存在着共同之处，但因为中西文化渊源、社会背景等因素的不同，造成中西方校勘学发展程度和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又存在着各自的特点。
（一）中西方文献校勘方法的相同点
进行文本的校勘和整理工作，中西方的校勘方法存在诸多相同点。首先，中西方校勘学都非常注重对于版本的考察。我们熟知的清代校勘大家，无不重视版本。西方校勘学家也把版本放在了突出位置，谱系法可以看做是将版本的重视推向了极致。其次，中西方校勘学都非常重视总结文本的行文特色，从文献内部进行校勘。再次，中西方校勘学家都非常重视理校的重要性，陈垣在《校勘学释例》中明确提出了理校的概念。[3]西方保罗·马斯认为“基于推测认为存在讹误，当然需要加以证明，这在校勘工作中也很重要。”[4]中西方学者可谓所见略同。
（二）中西方文献校勘方法的不同点
我们也应该看到中西方校勘学的不同之处。
首先，中西方校勘学对待异文的处理方式不同。对于不同版本中存在的差异，中国学者更倾向于将其全部保留，使后来的研究者在研究的时候能看到不同版本差异的原貌。而西方学者更倾向于用认为最合理的文字来改掉异文，将原文进行改正，从而形成新的文本形态。
其次，中西方校勘学对底本的认识和选择也不尽相同。中国学者认为“善本”是最佳底本，而西方学者更倾向于“手稿”、“第一版”资料。选择善本可以减少校勘工作者的工作量，并且有利于更好地吸收前人的成果。选择“手稿”或“第一版”资料有利于使文本形态恢复到作者所作的原本。
四、小结
总之，作为校勘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中西方学者都本着严谨认真的原则，无论是中国的“四校法”还是西方的谱系法等都是中外学者智慧与刻苦钻研的结晶。在如今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科技手段日益更新，文化的交流更是方便，中国的校勘学虽然历史悠久，但仍有不足之处，研究西方文献校勘方法有助于中国校勘学的发展。而且中国文化古籍更是浩如烟海，中西方文献校勘方法的交流和中国校勘方法的完善，有助于中国文化古籍原貌的复原，使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古典文化的魅力。同时，虽然西方的文献校勘方法被人们认为更科学，但还是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对中国文献校勘方法的学业也有助于西方文献校勘方法的发展。因此，研究中西方的校勘学方法，比较其异同，能够促进我们对东西方文化的了解和研究，有助于中西方文化交流融合，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怡君.中西文献校勘方法比较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3:1-43.
[2]张亚楠.中西方校勘学之比较[J].兰台论坛.2014,（7）.
[3]陈垣.校勘学释例[M].北京：中华书局，1959.144.
[4]苏杰.西方校勘学论著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