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华人政策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越南共产党,胡志明市,华人政策,华人工作机构
华人政策论文文献综述
黄云静[1]（2019）在《1959年以来胡志明市华人工作机构变迁——越南共产党华人政策与华人地位变化管窥》一文中研究指出论文梳理了越南共产党在胡志明市设置的华人工作机构的变迁,探讨了越共华人政策的变化和华人地位的改变。第一次印支战争结束后,依据《日内瓦协议》,越南暂时形成南北分治的局面。1959年,越南劳动党决定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并发动华侨华人参与斗争。同年,"西贡—堤岸—嘉定特区党委华人工运干事处"成立,并于1967年升级为"西贡—堤岸—嘉定特区党委暨华运处"。1975年南方解放后,越南劳动党胡志明市委直属"华运处"成立;1978年更名为"市委民运处所属华人工作小组",1988年再度更名为"华人工作处";最新的更名发生在2012年,更名为"民族处",华人事务由"民族处"管理。至此,胡志明市官方的华人事务管理机构中再无"华人"二字。越南华人问题由政治问题转变为公共事务,华人工作由执政党管理改为政府管理,这个过程反映了越南共产党华人政策的变化与华人地位的改变。(本文来源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期刊2019年03期）
吴多情[2]（2019）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马来西亚华人与印度人政治参与比较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新经济政策时期是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马来西亚政治较为稳定的时期。在此期间,华人和印度人各自有了新的政治诉求,华人社会的侧重点是在政治权利和华文教育,印度人群体更多关注的是经济改善,尤其是种植园劳工的贫困问题。而实现这些诉求的途径主要有直接参与选举投票、依靠政党的力量和社团的援助。华人和印度人积极参与投票为代表本族群政党提供有力的支持,反过来族群政党为各自族群存在的问题付诸努力。另外,除了官方之外,民间的社团也为族群的发展贡献着不小的力量。华人和印度人在政治参与方面既存在相似之处,也存在不同的地方。就相似点而言,双方都不能脱离历史背景空谈政治参与;双方政治参与的路径基本相似;政党内部都存在矛盾。不同之处体现在以下方面:华人政党不再是马华公会一家独大,而印度人国大党长期占据主导权;相比印度人,华人的政治参与力度更大,并且华人的影响力更大。(本文来源于《八桂侨刊》期刊2019年01期）
彭明正[3]（2019）在《印尼苏加诺政府时期对华人华侨的经济政策评析——以《生活报》社论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以《生活报》社论为核心,详细梳理了印尼苏加诺政府时期对华人华侨的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并对《生活报》反映的印尼华人华侨的社会处境作了揭示,认为印尼当局在经济上打击、排斥、压榨华人华侨,甚至把华人华侨塑造为印尼民族国家的敌人,违背了民族平等原则,是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不仅造成了印尼社会的分裂与华人华侨的悲剧,也使印尼的国家经济遭受沉重打击,阻碍了印尼的发展。(本文来源于《西部学刊》期刊2019年04期）
艾明江[4]（2018）在《中国台湾地区“新南向政策”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影响及中国大陆的应对》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国台湾当局推行"新南向政策",将东南亚华人华侨作为对外交往的发展对象,通过经贸合作、人才培养和社会交流等形式,以提升中国台湾地区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的影响力。"新南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台湾地区与东南亚的经贸关系,也提升了中国台湾地区与东南亚在文化和社会交流上的广度与深度。对此,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除了要加强与东南亚各族群的互动与交流,还要高度关注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动向,推动华侨华人成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国家统一的重要外部力量。(本文来源于《东南亚纵横》期刊2018年05期）
施雪琴,宋晓森[5]（2018）在《当代印度尼西亚移民与国籍政策变迁评述——兼论对华人移民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经济联系的加强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全球人口跨国迁移与流动日益频繁。印尼作为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在后苏哈托时期印尼政治民主化改革运动的刺激下,也不断地修正与改革国内的移民政策与国籍法。在婚姻移民政策、外籍劳工政策、印尼外劳保护法律、难民安置政策及印尼华裔国籍法改革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与改革,逐渐放宽了外籍人员的居住与入籍条例,积极颁布印尼外劳的保护法律,并彻底废除了对印尼华裔带有歧视性的国籍证明。作为东南亚地区大国,印尼也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积极参与区域内的难民接纳与安置,履行大国的责任与义务。21世纪以来,随着中印尼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与加强,双方经贸关系飞速发展,两国间的人口跨国流动与迁移也愈发频繁,成为中印尼关系发展的新动力与人文交流的新纽带。(本文来源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8年04期）
袁雪[6]（2018）在《1858-1923年加拿大华人移民政策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加拿大有悠久的移民历史,被称为“马赛克国家”。华人移民由于黄金的发现和铁路的修建而踏上这个遥远的国土。他们被要求实现加拿大政治家的交通梦想,但随着比需要的劳工还要多的华人的到来,政治家们认为有必要施加将非同化部分的人口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的限制。到了 20世纪初,加拿大开始控制移民的流动,采用排除种族起源不在欧洲的申请人的政策。政府通过更加严格的移民立法来挑选和排除移民。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加拿大开放与限制移民的时期大致与其对华移民政策的转变吻合,而且在加拿大这个由诸多移民组成的国家中,只有华人受到由政府颁布的专门移民条例的限制,带有极大的特殊性。由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华人居于多数,该省对华人移民的各项举措对在加华人的生存状况、联邦政府对华人的政策变迁、公众对华人态度的转变均产生了重大影响,是政府、公众对华人移民或欢迎、或排斥的风向标。当华人渐渐超出预想的范围,威胁到了区域内的白人身份,即查尔斯·沃尔科特·布鲁克斯(Charles Wolcott Brooks)提及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身份时,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人通过严格监管华人的存在来寻求立法定义自己的身份。这个过程从市和省一级开始,最终发展为对联邦政策产生影响。本文探讨了这一过程的起源、历程及最终产生的影响,对1858—1923年间加拿大对华人移民所采取的政策进行研究。(本文来源于《湖南师范大学》期刊2018-06-01）
李国芳,孙茁[7]（2017）在《加拿大华人家庭语言政策类型及成因》一文中研究指出移民后代祖语的维护及可持续性学习是众多移民家长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之一。虽然加拿大拥有庞大的华裔群体,但因为语言替换及语言流失广泛存在于华裔移民家庭中,汉语作为祖语往往不能得到有效的维系或在移民代际间得不到有效的发展。以往的对华裔家庭的祖语及双文双语教育的研究多专注于个案研究,却忽略了对于中文在移民家庭环境中的教育和习得的整体认识。在本文中,作者整理出以往在加拿大不同地区华裔移民家庭搜集到的访谈及观察数据,构建了加拿大华裔家庭语言政策的连续发展的模型,以提供一个横向比对、解读家庭语言政策的概念框架,并从中撷取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家庭,就家庭语言政策的类型及成因进行比较分析。本文在现有的家庭语言政策的理论框架基础上,为海外多语的宏观社会环境下移民家庭的语言政策与少数裔语言保护提供了另一种概念化的视角。(本文来源于《语言战略研究》期刊2017年06期）
黄素芳[8]（2017）在《鸦片战争前清朝的泰国华人政策研究(1644-1840)》一文中研究指出在清朝前期严格限制海外贸易和中国人移民海外的背景下,中泰之间频繁的朝贡贸易和中泰大米贸易为华人移居泰国和往返中泰提供了方便。为发展中泰贸易,清政府对中国人移居泰国和华人参与中泰贸易网开一面。中泰贸易衰落后,清廷开始禁止华人为泰国服务并严格限制华人出入国。清廷的泰国华人政策本质上是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与清政府对外贸易政策保持一致。(本文来源于《红河学院学报》期刊2017年05期）
赵昌,张秋生[9]（2017）在《论多元文化政策下澳大利亚民族认同建构的困境——兼论华人的文化融入问题》一文中研究指出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发育不健全,始终遭受着种族主义的影响。主流群体错误的文化心理是种族主义存在的重要基础,地缘、经济、政治因素深化了文化心理的影响。多元文化政策追求平等共存,但忽视族际融合,没能平复主流群体与少数族裔之间的文化裂隙,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建构陷入困境。华人在传承族裔文化传统的同时,应精确把握各种文化关系,深度参与澳洲民族主义的建构进程。(本文来源于《世界民族》期刊2017年04期）
朱静[10]（2017）在《印尼对华政策中的华人利益集团因素》一文中研究指出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国家,且地处链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十字路口",是我国周边外交的重要对象。自1950年4月13日中印尼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经历了疏淡、友好、断交又复交的反复过程,国内外因素都在影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而华人问题一直是两国关系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尤其是在苏哈托当政时期,印尼国内反华反共势力强烈,各种"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对华关系十分冷淡,最终致使两国断交长达23年之久。复交后的头几年,双方关系仍旧没有多大起色,直到印尼开始民主制度建设,对华人的政治宽容度也日益提升,越来越多的华人和华团活跃在印尼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领域,为国家建设和促进中印尼两国复交与友好往来贡献自己的力量。本文基于对知网、EBSCO、JSTOR、Lexis Nexis等数据库中的各种相关资料的研究,以及印尼官方媒体有关华人社团的报道,认为印尼华人社团已日益具备了西方利益集团的属性。本文阐述了印尼华人利益集团的兴起与发展,以及当前主要华人利益集团,并探讨其在印尼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在利益集团理论框架下,印尼华人社团影响内政外交的主要方式有:第一,游说和参与大选。他们采取各种形式的游说活动以争取华族在印尼的平等地位。他们支持华人精英参与选举并为其提供资金支持,以此保持与政府高层的互动,助力中印尼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设。第二,华人利益集团在两国经贸合作中充当牵线搭桥的使者,实现中印尼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互利共赢,成果颇丰。第叁,发展华文媒体和华文教育。积极创办华文媒体,引导国内公共舆论,同时加强与中国在媒体领域内的合作;支持华文教育的发展,培育叁语人才,实现两国在教育领域的全面合作。除此之外,旅游接待、艺术交流等形式各异的文化活动都推动着中印尼之间的民间往来,使得两国公共外交领域大放异彩。不难发现,印尼华人利益集团影响对华政策的主要趋势:第一,主体和影响方式的多元化;第二,华人利益集团将表现的更具有智慧性,以更灵活的方式参与两国政治互动;第叁,经贸领域将更加有所作为;第四,不断拓宽中印尼两国公共外交的渠道。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在对印尼战略中应关注这一群体,并更加注重发挥华人利益集团在促进中印尼两国官方和民间交往中的作用。一是,尊重华人的政治选择,避开敏感问题,通过华人利益集团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强化自身文化软实力建设。二是,营造更加宽松的投资环境,吸引海外华人资本,助力中国经济发展;叁是,完善媒体立法和教育交流机制,发挥华人利益集团作用,营造创新、活力、绿色、和谐的公共外交环境。促使各种社会资源得以有效整合,中印尼两国关系发展形成更为机制化的合作方式。(本文来源于《华东师范大学》期刊2017-05-01）
华人政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新经济政策时期是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马来西亚政治较为稳定的时期。在此期间,华人和印度人各自有了新的政治诉求,华人社会的侧重点是在政治权利和华文教育,印度人群体更多关注的是经济改善,尤其是种植园劳工的贫困问题。而实现这些诉求的途径主要有直接参与选举投票、依靠政党的力量和社团的援助。华人和印度人积极参与投票为代表本族群政党提供有力的支持,反过来族群政党为各自族群存在的问题付诸努力。另外,除了官方之外,民间的社团也为族群的发展贡献着不小的力量。华人和印度人在政治参与方面既存在相似之处,也存在不同的地方。就相似点而言,双方都不能脱离历史背景空谈政治参与;双方政治参与的路径基本相似;政党内部都存在矛盾。不同之处体现在以下方面:华人政党不再是马华公会一家独大,而印度人国大党长期占据主导权;相比印度人,华人的政治参与力度更大,并且华人的影响力更大。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华人政策论文参考文献
[1].黄云静.1959年以来胡志明市华人工作机构变迁——越南共产党华人政策与华人地位变化管窥[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9
[2].吴多情.新经济政策时期马来西亚华人与印度人政治参与比较分析[J].八桂侨刊.2019
[3].彭明正.印尼苏加诺政府时期对华人华侨的经济政策评析——以《生活报》社论为例[J].西部学刊.2019
[4].艾明江.中国台湾地区“新南向政策”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影响及中国大陆的应对[J].东南亚纵横.2018
[5].施雪琴,宋晓森.当代印度尼西亚移民与国籍政策变迁评述——兼论对华人移民的影响[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6].袁雪.1858-1923年加拿大华人移民政策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8
[7].李国芳,孙茁.加拿大华人家庭语言政策类型及成因[J].语言战略研究.2017
[8].黄素芳.鸦片战争前清朝的泰国华人政策研究(1644-1840)[J].红河学院学报.2017
[9].赵昌,张秋生.论多元文化政策下澳大利亚民族认同建构的困境——兼论华人的文化融入问题[J].世界民族.2017
[10].朱静.印尼对华政策中的华人利益集团因素[D].华东师范大学.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