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双籍进士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明代,湖北,双籍进士,“江西填湖广”
双籍进士论文文献综述
宋传银[1]（2019）在《明代湖北双籍进士的地域流动探析》一文中研究指出与普通移民相比,明代湖北进士移民具有特殊性。迁出移民以官籍移民为主,普通移民以民籍移民为主。迁入移民以民籍移民为主,与普通移民一致。迁移时间主要在明代中后期,普通移民则在明初。迁出移民主要来源于今鄂东地区、江汉平原,迁入移民主要来源于今江西,均与普通移民相同,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人们所熟知的"江西填湖广"的移民运动。迁出移民主要分布于今北京、山东与四川,其中民籍移民主要迁往四川,说明"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明代。迁入移民主要分布于今江汉平原、鄂东地区,普通移民则主要分布于鄂东地区。(本文来源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4期）
宋长琨[2]（2008）在《家庭背景与明代徽州双籍进士的地位升迁》一文中研究指出明代徽州共有454名进士。其中,有149人的登科年龄可考,他们平均登科年龄为32岁;又有156人的任职时间可考,他们的平均任职时间为18年。454名明代徽州进士中,有叁品以上高官129人,其中主要任职于中央政府的中央高官30人,其高官机会和中央高官机会的均值分别是28.4%和6.6%。在454名徽州进士中,有169人为双籍进士。169名双籍进士中又有164名属于徽州人移籍、寄籍或寄居外地的情况。因此,外向流动构成明代徽州双籍进士的主体。徽州双籍进士的主要流向地为两淮、两浙盐区,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都非常繁荣的南京、扬州、杭州以及太湖周边各府县,是吸纳徽州双籍进士最多的城市和地区。徽州双籍进士的外向流动,其原因多种多样,而以商业背景为主。这样,明代徽州进士可划分成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双籍进士,另一个群体是本籍进士。双籍进士169人,占明代徽州进士总数的37.2%;本籍进士285人,占62.8%。两个进士群体的地位升迁呈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在高官机会上,双籍进士为32.0%,而本籍进士只有26.3%,双籍高出本籍6.7%;在中央高官机会上,双籍进士为10.7%,本籍进士为4.2%,双籍高出本籍6.5%。另外,在中央官机会、中央官的高官机会、地方官的高官机会、公卿宰辅机会、赐谥机会、正史留名机会等几个辅助性指标的比较中,双籍进士也均高于本籍进士。两类进士在地位升迁上的不同表现,源于他们家庭背景的不同,以及不同家庭背景所带来的不同影响。在徽州进士整体中,有官员家庭背景者、有商人家庭背景者和出身普通家庭者,形成在叁足鼎力的格局。在304名有家庭背景可考的徽州进士中,有官员家庭背景者占40.5%,有商人家庭背景者占21.4%,普通家庭出身者占38.1%。在地位升迁方面,有官员家庭背景的进士,其高官机会为35.8%,中央高官机会为8.9%。商人家庭出身的徽州进士,其高官机会为32.1%,中央高官机会为7.1%。在明代各历史阶段,商人家庭出身的徽州进士,其高官机会和中央高官机会呈下降的趋势,在明代晚期,商人家庭出身者,无论在高官机会,还是中央高官机会上,都低于徽州进士的均值。来自普通家庭的进士,其高官机会是26.7%,接近均值而略低,其中央高官机会只有1.7%,大大低于均值。商人家庭出身者,其数量较少,但颇有竞争力;普通家庭出身者,数量较大,但竞争力有限。有官员家庭背景者,不仅仅占据了数量上的优势,还在地位升迁的竞争中处在十分有利的地位,他们是明代徽州进士的主导性力量。官员家庭背景的优势,更清晰地体现在本籍进士当中。在明代各个历史阶段,本籍进士中有官员家庭背景者所占的比重呈现了不断上升的趋势,到晚明,其比重已经高达60.0%,在数量上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在高官机会和中央高官机会上,本籍进士中有官员家庭背景者同样大大高于非官员家庭背景者。相反,本籍进士中普通家庭(含商人家庭)出身者,其高官机会大大低于徽州进士的均值,其中央高官机会更低,为零。双籍,打破了这种固有的格局,使得官员家庭的优势不再显着。双籍进士中,有官员家庭背景者的比重,只有34.7%,同时,其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在明代晚期,双籍进士中有官员家庭背景者的比重下降到了26.8%。双籍进士中,商人家庭出身者一直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占徽州双籍进士总数的49.6%;如果考虑再加上有官员家庭背景者同时拥有商人家庭背景的情况,其所占比重则为65.3%。这说明,明代徽州双籍进士的多数人有商人家庭背景。商人家庭出身的双籍进士,其高官机会是32.9%,中央高官机会为8.9%。从明代各历史阶段的情况来看,徽州双籍进士之商人家庭出身者,其高官机会和中央高官机会呈下降的趋势,在明代晚期,这两个机会分别为27.3%和6.8%,大致与明代徽州进士的均值相当。双籍进士中,普通家庭出身者数量较少,其升迁机会却较为乐观。总的看,在双籍进士中,有官员家庭背景者的升迁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因有官员家庭背景的双籍进士数量十分有限,所以总体而言,他们是一个弱势群体。在双籍进士中,商人家庭和普通家庭出身的进士,在数量上占有很大的比重,他们的升迁机会也远远高于本籍进士中的普通家庭(含商人家庭)出身者。有官员家庭背景者,其优势地位在本籍进士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商人家庭和普通家庭出身者,则在双籍进士中获得了明显的优势。这种变化,与双籍进士家庭的地域流动密切相关。地域流动,使徽州双籍进士的家庭模式更发生了重构,他们的家庭不再是徽州传统的大宗族下的小家庭构造,而形成了由直系血亲和从亲组成的“扩大了的家庭”模式。这种家庭组织模式,因其以亲缘关系为纽带,而富于凝聚力;因其规模较大,而更增强了团队合作、共御风险的能力。新的家庭组织模式,既可以在商业活动中,帮助徽商创造了一个个经营奇迹,同样在科举考试和官场竞争中,为徽商子弟的登科入仕和地位升迁提供持续而强劲的推动力。(本文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期刊2008-04-28）
张晓东[3]（2008）在《甘肃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一文中研究指出明代甘肃有双籍进士48名,是甘肃进士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布于八朝13个地区,乡贯地涉及全国十二个省、直辖市、39个市县;双籍进士的分布不仅反映了明代移民迁出地和迁入地的一致性,而且显示明代甘肃军事的重要性和大量军事移民的存在。(本文来源于《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08年01期）
双籍进士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明代徽州共有454名进士。其中,有149人的登科年龄可考,他们平均登科年龄为32岁;又有156人的任职时间可考,他们的平均任职时间为18年。454名明代徽州进士中,有叁品以上高官129人,其中主要任职于中央政府的中央高官30人,其高官机会和中央高官机会的均值分别是28.4%和6.6%。在454名徽州进士中,有169人为双籍进士。169名双籍进士中又有164名属于徽州人移籍、寄籍或寄居外地的情况。因此,外向流动构成明代徽州双籍进士的主体。徽州双籍进士的主要流向地为两淮、两浙盐区,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都非常繁荣的南京、扬州、杭州以及太湖周边各府县,是吸纳徽州双籍进士最多的城市和地区。徽州双籍进士的外向流动,其原因多种多样,而以商业背景为主。这样,明代徽州进士可划分成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双籍进士,另一个群体是本籍进士。双籍进士169人,占明代徽州进士总数的37.2%;本籍进士285人,占62.8%。两个进士群体的地位升迁呈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在高官机会上,双籍进士为32.0%,而本籍进士只有26.3%,双籍高出本籍6.7%;在中央高官机会上,双籍进士为10.7%,本籍进士为4.2%,双籍高出本籍6.5%。另外,在中央官机会、中央官的高官机会、地方官的高官机会、公卿宰辅机会、赐谥机会、正史留名机会等几个辅助性指标的比较中,双籍进士也均高于本籍进士。两类进士在地位升迁上的不同表现,源于他们家庭背景的不同,以及不同家庭背景所带来的不同影响。在徽州进士整体中,有官员家庭背景者、有商人家庭背景者和出身普通家庭者,形成在叁足鼎力的格局。在304名有家庭背景可考的徽州进士中,有官员家庭背景者占40.5%,有商人家庭背景者占21.4%,普通家庭出身者占38.1%。在地位升迁方面,有官员家庭背景的进士,其高官机会为35.8%,中央高官机会为8.9%。商人家庭出身的徽州进士,其高官机会为32.1%,中央高官机会为7.1%。在明代各历史阶段,商人家庭出身的徽州进士,其高官机会和中央高官机会呈下降的趋势,在明代晚期,商人家庭出身者,无论在高官机会,还是中央高官机会上,都低于徽州进士的均值。来自普通家庭的进士,其高官机会是26.7%,接近均值而略低,其中央高官机会只有1.7%,大大低于均值。商人家庭出身者,其数量较少,但颇有竞争力;普通家庭出身者,数量较大,但竞争力有限。有官员家庭背景者,不仅仅占据了数量上的优势,还在地位升迁的竞争中处在十分有利的地位,他们是明代徽州进士的主导性力量。官员家庭背景的优势,更清晰地体现在本籍进士当中。在明代各个历史阶段,本籍进士中有官员家庭背景者所占的比重呈现了不断上升的趋势,到晚明,其比重已经高达60.0%,在数量上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在高官机会和中央高官机会上,本籍进士中有官员家庭背景者同样大大高于非官员家庭背景者。相反,本籍进士中普通家庭(含商人家庭)出身者,其高官机会大大低于徽州进士的均值,其中央高官机会更低,为零。双籍,打破了这种固有的格局,使得官员家庭的优势不再显着。双籍进士中,有官员家庭背景者的比重,只有34.7%,同时,其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在明代晚期,双籍进士中有官员家庭背景者的比重下降到了26.8%。双籍进士中,商人家庭出身者一直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占徽州双籍进士总数的49.6%;如果考虑再加上有官员家庭背景者同时拥有商人家庭背景的情况,其所占比重则为65.3%。这说明,明代徽州双籍进士的多数人有商人家庭背景。商人家庭出身的双籍进士,其高官机会是32.9%,中央高官机会为8.9%。从明代各历史阶段的情况来看,徽州双籍进士之商人家庭出身者,其高官机会和中央高官机会呈下降的趋势,在明代晚期,这两个机会分别为27.3%和6.8%,大致与明代徽州进士的均值相当。双籍进士中,普通家庭出身者数量较少,其升迁机会却较为乐观。总的看,在双籍进士中,有官员家庭背景者的升迁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因有官员家庭背景的双籍进士数量十分有限,所以总体而言,他们是一个弱势群体。在双籍进士中,商人家庭和普通家庭出身的进士,在数量上占有很大的比重,他们的升迁机会也远远高于本籍进士中的普通家庭(含商人家庭)出身者。有官员家庭背景者,其优势地位在本籍进士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商人家庭和普通家庭出身者,则在双籍进士中获得了明显的优势。这种变化,与双籍进士家庭的地域流动密切相关。地域流动,使徽州双籍进士的家庭模式更发生了重构,他们的家庭不再是徽州传统的大宗族下的小家庭构造,而形成了由直系血亲和从亲组成的“扩大了的家庭”模式。这种家庭组织模式,因其以亲缘关系为纽带,而富于凝聚力;因其规模较大,而更增强了团队合作、共御风险的能力。新的家庭组织模式,既可以在商业活动中,帮助徽商创造了一个个经营奇迹,同样在科举考试和官场竞争中,为徽商子弟的登科入仕和地位升迁提供持续而强劲的推动力。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双籍进士论文参考文献
[1].宋传银.明代湖北双籍进士的地域流动探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2].宋长琨.家庭背景与明代徽州双籍进士的地位升迁[D].中国人民大学.2008
[3].张晓东.甘肃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