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高丽中期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高丽中期,汉诗,主题意蕴,美学风格
高丽中期论文文献综述
姜夏[1]（2018）在《高丽中期汉诗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韩国古代文学史上,高丽中期的汉诗创作是一段承上启下、革故鼎新的发展历程。它在1170年武臣政变的爆发中缓缓拉开序幕,又在1270年武臣政权的瓦解下落幕。它上承高丽前期晚唐诗风的艳丽雕琢,下启高丽末期伴随性理学思潮涌入的抑情入理。它在社会内外忧患、汉文化冲击下的肥沃土壤上结出绚烂的文学之花。这一时期无论在文学发展和政治历史上都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和双面性,对其汉诗整体特征的研究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和价值。本论文立足于整体观,从汉诗诗作存世最多的高丽中期诗人李奎报、金克己、林椿、李仁老、陈澕等五位诗人的两千多首汉诗作品文本出发,采用历史主义批评和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的渊源学、传播学和文艺心理学等多种研究方法,探求和评价高丽中期的汉诗创作全貌及它在整个韩国古代汉诗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为此,本文从高丽中期汉诗创作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汉诗的主题意蕴、美学风格、艺术特征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联等五个方面进行全面的研究。第一章为高丽中期汉诗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中对高丽中期汉诗发展的社会历史动因及高丽中期的汉诗发展概观进行了分析。高丽建国后经历了经济和文化的平稳发展期,随着光宗时期高丽王朝效仿唐朝,科举制度的实行和儒学教育机构的开设促使汉文学得到了大范围的普及,社会上形成了一种从君王至文士无人不读诗、无人不作诗的盛况。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与以往文坛不同的几个特点,一是新兴士大夫作者层的崛起,为文学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二是随着唐宋汉文文集的不断涌入,高丽文集刊行风起;叁是出于现实与精神的双重需要,有规模的文人团体陆续产生;四是随着诗人对汉诗创作的熟练和深入思考,韩国古代最早的诗话集得以问世。第二章是高丽中期汉诗的主题意蕴,诗人从理想追寻与现实世界的矛盾、仁政爱民与治国守国的统一、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的交织、山水之爱与隐逸情怀的结合,完成了从“小我”到“大我”的升华。首先,高丽中期广大诗人饱尝济世与不遇的矛盾,诗人对社会人才任用制度、等级身份制度和社会贫富差异的弊端和乱象展开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第二,战乱中诗人用广阔的胸怀去关心底层人民,用身为儒士的责任感思索探究原因,在创作中出现了很多深刻反映百姓苦难的,带有一定人民性的诗歌作品;第叁,在北方民族的不断入侵之下,高丽王朝的步步退让加重了文人的屈辱感,诗人对民族命运的焦虑感和自主意识随之涌来,创作了很多表现民族忧患意识和自主意识的诗歌;最后,很多诗人在这一时期的汉诗作品中都表达了与自然山水的亲近,这要源于他们浓重的家园失落感与消极避世的情绪。这种歌咏是他们对心灵困境自我解脱与追寻的一种方式,是仕途无奈、国家危难之时的一种逃避之举。第叁章着重分析了高丽中期汉诗的美学风格。结合高丽中期的叁部诗话集《破闲集》、《白云小说》和《补闲集》中出现的风格用语,发现高丽中期诗坛主要呈现了清新自然、雄浑豪放、绮丽华艳和沉郁凄婉四大诗风。中期之前盛行着力于雕琢文章的晚唐唯美主义风潮,中期之后转为抑情重理的宋诗风倾向。而具体在高丽中期,清新自然是汉诗的总体风貌,雄浑豪放是诗人的最高审美追求,绮丽华艳和沉郁凄婉是中期诗歌的情感内容取向。第四章聚焦在高丽中期汉诗的艺术特征上。这一时期高丽文人在宋诗的影响下进行了许多创作实践,同时结合了诗人本身的思考和判断,展现了本民族的审美取向。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对诗情画意相结合的追求,从抒情到说理的思索,从用事到新意的各持己见,以及对比喻、拟人、夸张等多种修辞的活用等,这些艺术特征深刻反映了高丽中期的汉诗创作在风格迁移和性格变化的发展历程中所呈现的多样性。第五章分别从汉诗的主题思想、美学风格、艺术特征与中国文学的关联入手,对高丽中期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进行了比较研究。主题意蕴中对两国诗人同为儒家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富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矛盾思想的共同性进行了阐述。其中杜甫针砭时弊、忧国忧民的情怀,苏轼积极参政、富于创新、屡遭贬谪依然豁达的心境,陶渊明远离丑恶现实、寄身于山林之间的隐逸情结,李白怀才不遇、狂放恣意的洒脱行径等都在高丽中期的汉诗中有所反映;美学风格方面,高丽中期诗坛由宋诗风占据主导位置,兼带有晚唐诗风的余韵。受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等中国诗歌理论着作的影响,高丽中期对诗歌风格的评述和思考也显现出由少至多,由粗略至细致的变化;在艺术特征方面,无论是苏轼倡导的“诗画一律”,还是宋诗以议论理趣见长的艺术特点,抑或是黄庭坚“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的用事手法,再或是“次韵”诗作的盛行,无一例外印证了宋诗的莫大影响。然而,高丽诗人也没有一味地复制、接受,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建立在朝鲜民族的审美之上。他们借中国的时空意象营造“高丽式”的美幻意境,或将“次韵”手法衍生为即席唱韵的“走笔”创作,有效地融合了中国文化的强力影响,描绘了高丽汉诗特有的艺术世界。总的来说,高丽中期是高丽文坛的重要转型期,开阔了诗歌主题的创作领域,树立了诗歌理论的审美典范,引领了高丽汉诗从崇尚唐诗转为推崇宋诗的新格局和新风尚。难得的是,在中国文化的强大影响下,他们积极与本民族文化相融合,缔结出了和谐璀璨的文学之花,对后代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来源于《吉林大学》期刊2018-06-01）
吕肖奂[2]（2016）在《高丽中期“海左七贤之四”形象重建》一文中研究指出吴世才与咸淳是七贤中的长者,都曾奖掖过李奎报,但两人个性截然相反,吴狂放傲岸,咸敦厚质朴,命运也因而有了穷困潦倒与平淡顺遂的不同。李仁老早年个性似吴,有意疏离武人政权,晚年则幡然悔悟,谨言慎行,官至内翰,成为武人政权的合作者。皇甫沆才兼众美,被林椿视作青出于蓝的未来文坛主盟者,却终究默默无闻。七贤是性理学传入高丽之前文人个性飞扬、文采风流的终结者,因此他们的行为活动、文学创作以及个人形象,比此后的李奎报、李齐贤等更有标本意义。(本文来源于《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期刊2016年02期）
金哲洙[3]（2013）在《高丽中期儒学的心性论倾向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高丽中期儒学中重视心性学的倾向首先是在私学教育中表现出来的。其次,在宋与高丽使臣、儒生的交流中也有不少证据表明,高丽中期的儒生和官僚阶层对北宋新儒学重视心性学的学术思想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再者,这种重视心性学的倾向在宫廷举行的经典着作讲论中有了进一步的深化。高丽中期出现的重视心性、义理的思想倾向体现了高丽儒学的新发展,在韩国儒学史上有一定的历史地位。(本文来源于《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3年03期）
张猛[4]（2012）在《从保州问题看辽中期与高丽关系》一文中研究指出十一世纪的中国,随着强大的唐王朝衰落中国大地诸雄纷争,在中国的北方大地契丹族最终征服了北方广阔的地域成为北方的新霸主。同一时期新兴的高丽政权成为了辽代东部的邻居政权,两个政权之间面对各自的利益进行了频繁的交流活动。本文就是以和战时期的辽与高丽之间的关系来认识这段历史时期中辽与高丽的关系。(本文来源于《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期刊2012年05期）
郑永振,霍嫣然[5]（2012）在《高丽中期中央官学的变迁考察——兼与宋朝的比较》一文中研究指出高丽的中央官学是其教育机构的主要形式之一。它在高丽的中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逐渐形成了一个包括儒学科和杂学科的中央官学系统。尤其在经过睿宗和仁宗对教育政策的调整后,中央官学内部的管理体制日渐成熟。高丽中央官学在吸收宋代官学有益成分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机构设置、教学内容、奖励制度等方面为后世官学教育提供了一个蓝本。(本文来源于《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2年01期）
李红燕[6]（2009）在《高丽中期苏东坡热与陶渊明文学的接受》一文中研究指出“苏东坡热潮”在高丽中期到达了顶点,其原因主要在于此时的宋朝和高丽两国具备了可以进行密切交流的环境,而且这与苏东坡的人品和他的诗文中强烈的魅力是分不开的。高丽的文人们想探索苏东坡爱国爱民的精神、不迎合腐败势力的刚直性格、洒脱的人生观、天人合一的思想、把困难化为忧患的意识和在文学方面卓越的表现力,通过创作诗歌传承自己的“苏东坡文化精神”。“苏东坡热潮”是在学者们探索其与陶渊明形象的密切联系中形成的。如果从宗教的角度看陶渊明的文化思想,它兼备了儒家、佛教、道教的思想,其中以道家思想为根本。这些思想具体可分为归隐,躬耕,安贫乐道,自然爱好,饮酒醉乐,武陵桃源,志节,闲居等,尤其陶源明的“归去来”,不仅体现了他文学方面造诣,而且最重要的是该篇诗歌体现出他最天然最人性化的人品、性格等全部面貌。陶源明就是以这种形象深深的影响着中国和韩国的历史文化、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不言而喻。首先,作为中国隐逸诗人的鼻祖,陶渊明被南北朝时期和之后的唐、宋文人们所推崇,其文学魅力获得了文学界很高的评价。田园诗人陶渊明的诗风以及对人生的态度被后世无数的学者追随,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朝的孟浩然,柳宗元等紧紧追随陶渊明既准确又自然美感四溢的田园诗风,李白、白居易等因与陶渊明的人格和高洁的生活态度产生了共鸣而对其崇拜甚至模仿。作为田园诗人和隐逸诗人的陶渊明对韩国的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这种影响既有直接的,也有文人们在对作为宋词中心人物的苏轼崇尚和倾慕的过程中间接受的。同时陶渊明隐逸田园的诗风使人们联想起江湖派(森林学派),使得无数仕途不顺的人、不能一展志向的人以及因为贫困无奈被动求官的人们迷醉于的陶渊明思想,梦想自己能拥有诗中所描述的自然田园般的安身之处,这也是文人们对“归去来”产生广泛共鸣的原因所在。本论文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集中解析了高丽中期受陶渊明影响的、具有代表性的叁位诗人的作品及其特征。论述解析中使我们了解到李仁老对宋诗、辞文学的尊重和对苏东坡文学深深的倾慕,这成为之后高丽诗歌文化中模仿宋诗、辞风格的重要原因。而李仁老不仅倾慕苏东坡,而是在对苏东坡诗辞的拜读中进而探索陶渊明文化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李仁老诗歌作品非常强烈的特点便是诗语简洁,同时以博大的诗境为中心突出表现其清逸的主题。说到陈华,与其说自然界让人感到孤独和被冷落或,不如说自然界与陈华的诗天人合一。他的诗感情温和、平稳,与自然相和谐成为其突出的主题特点。陈华崇尚纯粹的自然之美,并通过珍惜和关爱的情感表现出来,显现出贵族之风的同时,更显现出与众不同的中世期美。在韩文化纲纪开始的高丽时期,陈华被誉为最能描绘出典型韩诗之美的诗人。李奎报虽然没有务农,但是他不仅同时喜好诗和酒,而且憧憬着亲自躬耕的生活,所以迷醉于归隐田园的陶渊明。但是他在现实和梦想界限模糊的诗的空间中,并没有把清楚的世界化为一片混沌,而是把混沌空间清晰化,即把儒家思想实现在诗的范畴内,这也是其诗歌非常明显的特征。李奎报在追求无谓自然世界的道家理念的同时,进而追求开天辟地之前的阶段。当然在经历了道家世界不能实践的矛盾,李奎报的决定并不是退守于道家世界,而是以彻底的、现实的儒家思想的世界观区别于其他诗人。虽然有着各自的特点及风格,但叁位诗人也并非没有共同之处。一般来讲,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天地万物都按照自然规律而变化,人类早就把这种自然规律接受为最根本的道理或真理,并且采取顺应的态度。尤其在高丽时期,这种永恒的规律成为诗人文学创作的最根本的哲学准则,其具体的过程就是通过苏东坡和陶渊明的自然归依的诗歌表现出来的。从文学创作的基本原理来讲,人类在把对于自然界的无限幻想用艺术的方式组合的过程中,不但崇尚和追求新的人生,而且得到了实现它的勇气、力量和智慧。在陶渊明的影响下,高丽中期诗歌作品中出现了反朴归真的思想和诗风,其对于当时及以后自然诗歌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从此意义上看,陶渊明的形象在高丽中期文人作品中的出现,不但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更具有现实的价值意义。(本文来源于《延边大学》期刊2009-05-25）
刘中玉[7]（2003）在《试论高丽王王璋与元中期时政及其与文人画家朱德润之交游》一文中研究指出高丽之于元代,诚如元人陈旅所言犹如"古封建国"~([1])。这一方面揭示了元廷对朝鲜半岛涉入之深甚于其他朝代的事实,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双方联系因此而得到加强的信息。其联系的密度和频度从双方人员往来、文化交流方面便可蠡测一粟。当时高丽国王或世子大都深受汉文化的薰养,他们每入元朝觐或入侍时,往往带有大批的文学之士随行,在政事之余,其君臣经常参与文会,与元士夫文人研讨学术、交游唱酬,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互动氛围。(本文来源于《欧亚学刊》期刊2003年00期）
龚延明[8]（1997）在《唐宋官制对高丽中期王朝之影响——以高丽王朝成宗、文宗官制改革为中心与唐宋官制比较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高丽王国(公元918——1392年),历时四百七十五年,与中国五代、宋辽金、元、明初诸朝并立在亚洲东方。高丽王国官制,深受邻国中国诸王朝之影响。我在《高丽国初与唐宋官制之比较》文中,把高丽王国官制划分为四个阶段:一、立国之初,"略仿唐制",属草创阶段(918——975年);二、新官制定阶段(976——1274年),"乐慕华风","大新制作":"成宗文懿王元年,春叁月,改官号。""于是一代之制,始大备。"成宗朝官制改革,(本文来源于《韩国学论文集》期刊1997年00期）
高丽中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吴世才与咸淳是七贤中的长者,都曾奖掖过李奎报,但两人个性截然相反,吴狂放傲岸,咸敦厚质朴,命运也因而有了穷困潦倒与平淡顺遂的不同。李仁老早年个性似吴,有意疏离武人政权,晚年则幡然悔悟,谨言慎行,官至内翰,成为武人政权的合作者。皇甫沆才兼众美,被林椿视作青出于蓝的未来文坛主盟者,却终究默默无闻。七贤是性理学传入高丽之前文人个性飞扬、文采风流的终结者,因此他们的行为活动、文学创作以及个人形象,比此后的李奎报、李齐贤等更有标本意义。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高丽中期论文参考文献
[1].姜夏.高丽中期汉诗研究[D].吉林大学.2018
[2].吕肖奂.高丽中期“海左七贤之四”形象重建[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
[3].金哲洙.高丽中期儒学的心性论倾向研究[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4].张猛.从保州问题看辽中期与高丽关系[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2
[5].郑永振,霍嫣然.高丽中期中央官学的变迁考察——兼与宋朝的比较[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6].李红燕.高丽中期苏东坡热与陶渊明文学的接受[D].延边大学.2009
[7].刘中玉.试论高丽王王璋与元中期时政及其与文人画家朱德润之交游[J].欧亚学刊.2003
[8].龚延明.唐宋官制对高丽中期王朝之影响——以高丽王朝成宗、文宗官制改革为中心与唐宋官制比较研究[J].韩国学论文集.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