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影响2000年中国通信市场的15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王磊[1]（2020）在《5G技术背景下爱立信（中国）通信有限公司竞争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田雨欣[2]（2020）在《制度创业理论视角下移动通信行业技术标准竞争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提高与技术演进的不断发展,技术标准竞争已经不再单单以国家作为主导力量,市场与企业逐渐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获得技术标准优势地位,各企业、政府部门及其他行动者积极利用资源采取行动,配置、协调资源以改变现有制度环境,推动制度向更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本研究首先基于Web of Scienc核心合集数据库19902019年发表于技术管理领域顶级期刊的关于移动通信行业技术标准的相关文献,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并将已有文献划分为规制理论、技术管理、产业组织和战略管理四个理论视角。经过文献梳理,本研究发现,现有相关文献大多聚焦于技术标准竞争过程中企业如何受到外部环境如政府、市场、标准委员会的影响,对于企业在标准竞争过程中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文献相对较少。制度创业视角关注行动者如何利用资源改变环境以满足自身利益,尤其适合弥补移动通信行业现有理论视角的不足。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制度创业理论视角,对中国移动通信行业TD-SCDMA与TD-LTE技术发展与标准竞争过程进行了案例研究。其次,在对中国3G技术研发背景与大唐电信面临的挑战的相关分析基础上,本研究回顾了制度创业理论的核心概念:合法性、制度创业行为和制度创业模型。通过将大唐电信公司推动TD-SCDMA成为中国3G技术标准之一所采取的制度创业行为及策略进行阶段性划分,选取了推动制度创业进程的关键事件,并参考其他学者关于制度创业的相关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制度创业三阶段模型。该模型将大唐电信的制度创业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制度创业准备阶段、制度创业能动变化阶段及制度再生阶段。进一步地,本研究通过分析4G移动通信技术标准中TD-LTE合法性确立验证了该制度创业三阶段模型。最后,上述案例分析证实了制度创业理论可以适用于分析技术标准这一特殊“制度”的产生。本研究经过案例分析与模型建立得出以下结论:（1）制度创业动因与情境影响制度创业者行为方式;（2）新制度产生是不同行动者共同推动的结果;（3）新制度不一定代表行业效率最优解,而且制度创业者也并不一定是新制度下的最大受益者。本研究结论为政府及企业在未来移动通信行业技术标准竞争提供了一定的决策参考。
石军伟[3]（2020）在《比较优势陷阱、创新偏差与后发大国全球价值链突破——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与经验证据》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构建了国家"等竞争优势曲线"模型,分析了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机制使后发大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理论机理。其中,发达国家对先进技术转移的阻断带来的"产业消解"是后发国家陷入全球价值链突破困境的现实基础。论文提出了"创新偏差"这一工具性概念,构建了后发大国突破全球价值链的非线性路径空间,并从政策导向、市场需求、技术差距、组织战略等多个层次论述了后发大国新兴产业"创新偏差"的决定机制。对通信设备制造业代表企业——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全球价值链创新突破实践进行了案例研究,结果证明了该框架的有效性。本文建议后发大国应该摆脱传统的线性升级路径,通过有效培育本土市场需求、积极建设产业基础技术体系、持续的技术研发投资、构建"双引擎模式"、世界级的管理创新体系等多元途径,不断积聚破坏性创新能力,缩短创新偏差,提升非价格竞争力,最终成功实现全球价值链突破。
程龙[4]（2019）在《共同人文关系网络对世界服务贸易网络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20世纪末至今,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革新和现代科学的快速发展,服务贸易发展越来越迅速,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服务贸易作为不发生所有权转移的无形商品所进行的国际交易直接受到通信网络,计算机网络的影响。因此服务贸易比货物贸易具有更加明显的技术属性、知识属性和网络特征。同时,国际贸易又往往嵌入在由语言、宗教、区域贸易协定等所组成的人文关系网络之中,而服务贸易的无形性（没有实物形态产出）、同步性（服务供给和消费同时发生）、差异性（服务供给和需求的个体差异很大）等特征使服务贸易更容易受到人文关系的影响。复杂网络的研究方法可以将人文关系与服务贸易关系纳入同一体系,从宏观角度全面系统的分析人文关系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分析的情况下,结合复杂网络技术,社会网络理论,国际贸易理论、计量经济学对服务贸易的格局形成与人文关系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主要回答以下问题:如何构建多种服务贸易网络和人文关系网络?如何从国家节点角度,网络整体角度分析服务贸易的发展与格局变化?人文关系网络整体结构是否与服务贸易网络的结构相关?人文关系网络的内部子结构特征是否对服务贸易的内部结构特征产生影响?论文首先构建了十类服务贸易网络和共同人文关系网络并对网络结构和特征进行了分析。本文采用UNComtradeEBOPS中从2006年到2014年全世界218个国家金融、运输、保险、旅游、特许权使用费、计算机、通信、政府、建筑、个人文化娱乐服务十大类服务贸易数据集构建了不同类型服务贸易网络。通过选取节点度等多种网络指标对服务贸易网络进行分析发现世界服务贸易格局呈现明显“核心——边缘”结构,且核心化程度不断增加。同时处于核心的服务贸易进出口大国具有以下特征:1具有开放的市场,较低的市场准入条件并且拥有完备的服务贸易制度体系。2这些国家之间具有较强的制度与文化关联,这些国家既是服务贸易出口大国也是服务贸易进口大国,相互之间服务贸易业务往来紧密。3这些服务贸易进出口大国都拥有国际性服务贸易企业集团,这些企业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较高的服务业技术水平,良好的国际信誉,服务贸易业务遍布全球。本文对共同人文关系网络研究主要包括社会文化关系层面的语言、宗教关系,以及制度协议层面的共同区贸协定关系。通过对这些网络进行分析发现,共同人文关系网络都具有较为明显的社团特征。基于世界服务贸易“核心——边缘”结构的基本格局,本文结合社会网络理论与贸易理论从服务贸易技术垄断角度阐述世界服务贸易“核心——边缘”结构的成因与共同人文关系对服务贸易技术转移的影响机制。首先服务贸易核心国家出口企业的异质性特点是服务贸易技术垄断的根本原因。核心国家服务贸易企业由于研发投入固定成本高,甚至高于商品贸易出口企业。因此核心国家服务贸易企业生产率应该普遍高于商品贸易出口企业,从而具有雄厚的技术经济实力,维持其核心竞争力。相对而言边缘国家的服务贸易企业在发展服务贸易业务时在资本投入与技术积累上与核心国家服务贸易企业具有较大差距,技术追赶困难,面临核心国家服务贸易的竞争难有招架之力。其次服务贸易的无形性为边缘国家的技术模仿带来天然障碍。由于服务的无形性,边缘国家服务贸易企业没有具体的服务产品可以模仿,因此边缘国家企业对服务贸易的模仿成本和风险也并不比创新的成本和风险小,从而缺乏模仿激励。于此同时,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服务贸易生产和消费的空间分离进一步加强,边缘国家企业对核心国家企业的技术模仿更是难上加难。最后获得垄断利润会激励核心国家企业通过技术垄断控制市场。服务贸易技术垄断导致边缘国家只有配合核心国家服务贸易利润最大化才能加入世界服务贸易体系,核心国家服务贸易企业成为服务贸易的最大收益者,“核心——边缘”国家差距不断拉大。边缘国家要发展服务贸易必须实现服务贸易技术的转移,而共同人文关系可以在三方面促进核心国家服务贸易技术转移:1共同人文关系形成的社团可以促使边缘国家与核心国家形成利益共同体,用其他经济社会利益与核心国家交换服务贸易核心技术,促成服务贸易技术转移。2共同人文关系可以降低服务贸易技术转移过程中边缘国家和核心国家之间的文化摩擦,加快技术转移过程3共同人文关系作为能够为服务贸易的技术转移增加多种传播渠道,同时为服务贸易技术转移的人员交流创造更多更好的环境,促进企业对服务贸易技术人才的引进。最后论文对共同人文关系对服务贸易关系的影响以及共同人文关系社团对服务贸易“核心——边缘”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为了实证检验共同人文关系对世界服务贸易的影响,论文提出了一种网络计量方法QAP加权网络分析方法人文关系网络与服务贸易网络纳入统一体系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共同人文关系与服务贸易关系显着相关,在三种不同的人文关系中对服务贸易影响最大的是共同区域贸易协定关系,然后是共同语言关系,最后是宗教关系。与此同时,同种人文关系对不同服务贸易的影响也不同。其中受共同语言关系影响最大的是旅游贸易和知识产权特许权贸易,受共同语言关系影响最小的是金融和保险金融类服务;受共同宗教关系影响最大的是旅游贸易和建筑贸易,影响最小的是金融与保险等金融类服务贸易;共同贸易协定关系影响最大的是金融贸易和保险贸易,其次是运输、建筑、计算机、通信、个人文化消费贸易,影响最小的是运输贸易。然后引入核心度、社团哑变量参考钻石模型对共同人文关系社团对服务贸易“核心——边缘”结构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共同语言关系、共同宗教关系、共同区域贸易协定关系中的社团结构对服务贸易“核心——边缘”结构都有明显影响,其中大社团对服务贸易“核心——边缘”结构影响较小社团要显着。
于峰[5]（2019）在《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路径研究（1877-1943）》文中认为1876年贝尔发明电话,次年,英国工程师毕晓普就将磁石式对讲电话带入上海租界。此后的六十多年,上海租界电话交换技术经历了磁石制、共电制和自动电话制三种制式发展阶段,管理模式从许可证经营发展到特许专营,电话经营公司主体也随着技术的演进而转换。本文在全球电话技术发展的背景下,以技术史和跨国史的视角,依托有关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和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的一手史料、同时期电信专业人士的专着和学术论文,以及上海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档案、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和北华捷报等核心史料,探讨并重构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的历程,分析每一次技术升级和重大改造背后的多种成因及其得失。研究发现,在上海租界电话技术演进过程中,发明专利、设备制造商、跨国公司以及租界当局行业监管等内外因素对其最终技术路径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上海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研究中,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研究发现,1930年上海租界电话特许专营权的竞争中,以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为代表的新兴跨国企业,依靠共电式电话向旋转式电话升级过程中对专利技术的垄断以及跨国资源整合优势,在租界“自治”行业规制下,通过干预本地工部局董事会选举和大英帝国海外殖民政治,巧妙规避了英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障碍,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战胜了遵从于传统投资型的英国企业,最终获得上海租界四十年电话特许经营权。上海租界作为大英帝国的海外飞地,无疑为这场东-西方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冲击与回应提供了一个竞技场,脱胎于朝贡体系的国民政府,沦为多元利益诉求中的一个“棋子”,无力改变租界自治下的政治走向与结局。论文共分为七个章节。绪论部分,首先阐述选题的意义,引出论文的主线——从技术与制度两个层面来考证上海租界电话史,进而探讨西方近代科技文明在租界发展的历史遗存及对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启示。在梳理学界研究现状和成果的同时,重点介绍文献分布情况,新史料的发现以及考证方面所做的工作,明确本论文的目标及其研究方法。以中西交通史视角来看,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次西学东进的过程,上海租界作为大英帝国海外殖民扩张下的一块“飞地”,在这场东西方文明碰撞中无疑充当着“桥头堡”,发挥了示范效应。正因如此,租界电话史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科技“内史”,而应当将电话技术放在东西文明交汇的文化透镜下进行审视与反思。在第1章中,笔者用有限篇幅,简单介绍了上海租界形成与治理模式,探讨了上海租界与宗主国之间内在制度沿革与文化脉络,为后文探讨行业规制的发端、发展与演进提供了一个语境。其中,兰宁的遗着《上海史》让我们直接触碰到上海公共租界那段“隐蔽”的历史时空。作为上海租界电话史研究,论文将对电话技术的研究限定在1877-1943这66年时间跨度内,对其技术和行业规制的演变进行梳理和考证。但从历史沿革来看,电话技术脱胎于电报,早期的电话线路即为电报线路,监管制度同样脱胎于电报的管理方式,这使得研究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在电话技术本身,而应将研究领域延展到电报,尤其是工部局电报公务网向电话网整体升级改造这一历史事件。在租界早期有关电话的报道中,电报工程师毕晓普是一个活跃人物,已有的研究对此着墨不多。笔者从史料出发,对其在上海租界电话技术引入、试验、应用推广及商业化运营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客观评价;同时,重点介绍了上海租界在电话早期与电报共生时期的发展状况,考证了上海租界磁石式电话发展进程中所特有的两种技术形态——“简式”磁石式与“复式”磁石式。这是第2章的主要内容。第3章探究的是上海租界电话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即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三十年的发展期。在这段时期,租界电话经历了从磁石式、共电式和自动式三种制式技术的演进。文献的梳理和考证成为了本章的重要工作。研究发现,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从磁石式向共电式演进中,华洋公司选择了一种由爱立信公司生产的“改进型”磁石与共电混合模式作为过渡。这一发现,颠覆了早期国内学者对我国电话技术演进形态的认知。同时,对变局中自动式电话技术的梳理,使得华洋公司电话技术演进的脉络以及每一次路径选择变得更为清晰。尽管海外学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关注并深入研究跨国公司的全球影响力及其内在运作机制,但在中国租界史的研究中,跨国公司这条“巨鳄”却一直处于“潜伏”的状态,鲜有学者关注。第4章填补了这一空白,对两大跨国公司,即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与爱立信公司的海外对决,及其对上海租界电话技术自动式升级中路径选择的影响做了探讨。《爱立信公司大事记》、《I.T.T.:The Management of Opportunity》等西方史料和外文专着,为本章的跨国史学研究提供了材料。第5章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演进,将整个发展分为了三个阶段。笔者从工部局董事会会议纪要一手史料出发,考证了不同时期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特点与得失。最有价值的工作,是依托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详细分析并再现了1930年租界电话特许权之争背后的国际政治因素、跨国公司的利益角逐以及工部局自治等多元利益的博弈,从制度上掀开了披在西方政治文明身上的神秘外衣。大英帝国殖民时期的海外贸易,仍然以维护本国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但是,由于租界自治的出现,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打破,多元利益的博弈已经形成,最终资本的力量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6章是结语部分,通过对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规制演进的历史研究,给出对租界电话发展史的总体评价。
李超[6]（2017）在《高速铁路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基于中国城市、行业和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以9.7%持续快速增长,并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密切相关的一个客观事实是,中国政府同期施行了以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大规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众多学者认为,超前发展的交通基础设施,是“中国经济奇迹”诞生的一个关键因素。进入21世纪,中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高速铁路建设,规模之大,发展之迅速,世所罕见。短短不到十年间,高速铁路网已经覆盖全中国,连接了中国超过60%的地级城市。根据国际铁路联盟（UIC）的最新统计,截止到2017年7月,中国已经新建了超过2.4万公里的高速铁路,高铁里程超过全世界60%,每天运营着超过2500对的动车组列车,每年高速铁路运送的客流量超过8亿人（2014年的统计）。高速铁路作为一种新型的客运交通基础设施,时速是普通铁路的2-3倍,可以给旅客节省大量时间,扩大出行可达范围（Accessibility）。正如Spiekermann and Wegener（1994）所说,高速铁路让整个大陆都变小了,这可能会催化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那么,巨大高速铁路网络到底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哪些影响呢?学者们对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关于高铁这种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影响的文献却并不多见。就目前的文献而言,高铁是否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并未得到一个确切的结论（Yin et al.,2015）。一部分学者认为,高速铁路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增加人口与就业。另外一部分学者对此持怀疑的态度,他们认为高速铁路可能会产生“虹吸效应”（Siphon effect）,导致当地经济资源的流失,抑制经济增长。还有学者则认为高速铁路对区域经济影响不显着,或者存在很强的异质性。随着中国高速铁路的发展,近年来也有学者以中国为背景,做了更加细致的实证研究,但同样结论仍不一致（Zheng and Kahn,2013;Qin,2017）。尽管文献用世界各地的高铁数据研究了高速铁路对区域经济的作用,但是仍然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早期文献中关于高速铁路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更多发现的是一种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Givoni,2006）。简单比较高铁开通前后沿线城市的经济发展情况,并不能证明高铁对区域经济的作用。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学者们更加注重实证研究中的因果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利用更大的数据和更先进的计量方法,对于高速铁路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作进一步识别。第二,文献关于高速铁路的“经济分布效应”研究并不充分。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会引起经济要素的空间转移,导致经济聚集或者扩散,从而改变经济的空间分布格局,这就是新经济地理学所谓的“经济分布效应”。高铁到底会导致经济活动在空间上聚集还是扩散,目前还鲜有文献对此进行研究。第三,文献关于高速铁路“经济专业化效应”的研究并不充分。高速铁路不仅会导致生产要素在空间上转移,同时也会导致生产要素在行业间转移。高速铁路开通可能会促进一些行业的快速发展,进而改变高铁城市的经济专业化模式,但目前研究这类问题文献并不多见。第四,文献中关于高速铁路如何影响区域经济的微观渠道研究并不充分。目前对高速铁路的实证研究,大多是利用国家或地区数据的宏观研究。但宏观研究并不能充分分析高速铁路对企业与家庭产生的作用,因而不能阐明高速铁路影响区域经济的微观渠道。因此,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迅猛发展的中国高速铁路为我们检验高铁对区域经济影响的提供了良好的实证环境。高速铁路分年逐步开通的过程使得高铁这一政策本身具有准自然实验（Quasi-experiment）性质,这为本文使用自然实验的方法来识别高铁的政策效应提供了理论依据。从理论上来说,高铁经过的地级市,受高铁的影响更大,可以将其视为实验组;相应地,没有高铁经过的市,则可以被视为控制组。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通过比较实验组与控制组样本高铁开通前后区域经济的变化,来检验高铁对区域经济的政策效应。利用双重差分,可以在消除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初始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同时可以排除其它事件对实验组与控制组产生的相同冲击,从而可以更准确地识别来识别高铁建设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效应（Causal Effect）。因此,本文基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市级经济总量数据与行业就业数据,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企业调查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从宏、中、微观三个层次,系统考察了中国高速铁路对区域经济的影响。首先,从宏观层面,本文使用2001-201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了高速铁路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发现高速铁路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但高铁的影响只有水平效应,没有增长效应。具体表现为:高铁开通后,市总人口、GDP及人均GDP显着增长,而人口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并没有显着的变化。鉴于高速铁路建设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根据Faber（2014）中的做法,使用工具变量回归后,结论依然成立。为了考察高速铁路的“经济分布效应”,本文将样本分为大城市和小城市两个子样本,分别估计了高速铁路对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影响,发现高速铁路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经济分布效应”:大城市在高铁开通后获益更多,小城市则变化不大,导致城市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最后渠道分析中,我们发现高速铁路影响区域经济的主要原因是促进了当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而城市就业和FDI的增长只能部分解释高铁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其次,从中观层面,本文充分运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行业就业信息,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高速铁路对城市就业与专业化模式的影响。我们发现高速铁路促进了城市就业增长,无论是单位就业还是私营个体就业。就产业结构而言,高速铁路显着提高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水平,而降低了第一产业的就业水平。根据文献中广泛运用的Inconsequential Place方法,处理高铁线路建设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之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按照投入产出表我们计算了各行业对客运的依赖程度,构建了一个准自然实验,利用三重差分分析（Difference-in-Difference-in-Difference）,来识别高铁与城市就业的因果关系,同时研究高速铁路对区域经济专业化模式的影响。我们发现,高速铁路开通,会促进高铁城市内客运依赖度高的行业快速发展,从而改变城市的经济专业化模式。最后,本文考察了高速铁路对各行业影响的异质性,发现行业的客运依赖度与行业受高铁的影响呈正相关关系。最后,从微观层面,本文以中国第一条高速铁路——秦沈客运专线的开通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了高速铁路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利用连接相同端点城市的历史线路——沈山铁路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估计结果表明,高速铁路导致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大约9%。高速铁路作为一种高效、便捷的客运交通工具,可以扩大旅客的出行范围,让劳动者在更广阔的范围与雇主进行薪资与技能的匹配,从而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为了验证这个假设,本文进行了分样本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员工流动性更高的非国企和员工就业选择空间更大的资本密集型企业,相对于国企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在高铁开通后,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更多,从而验证了高速铁路是通过加速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优化资源的配置,来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这个假设。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根据对高速铁路与区域经济发展这部分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大多数文献仅仅关注了高铁对各地区经济总量或者就业人数的影响,而对区域“经济的分布效应”研究甚少。本文分别检验了高铁对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影响,来分析高铁的“经济分布效应”。结果发现高速铁路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经济分布效应”:大城市在高铁开通后获益更多,而小城市的变化不大,导致中国城市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第二,本文按照投入产出表计算了各行业对客运的依赖程度,构建了一个准自然实验来识别高铁与城市就业的因果关系,同时研究高速铁路对区域经济专业化模式的影响。我们发现,高速铁路开通,会促进高铁城市内客运依赖度高的行业快速发展,从而改变城市的经济专业化模式。部分文献研究了其它交通基础实施（高速公路与机场）对区域经济专业化的影响,但鲜有专门研究高铁经济专业化的文献,本文的研究丰富了这部分的文献,加深了对高铁如何影响区域经济的认识。第三,目前关于高速铁路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宏观层面的分析,并不能阐明高铁影响区域经济的微观渠道。本文利用中国第一条高铁的开通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从微观角度,实证考察了高速铁路对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我们发现高速铁路显着提高了高铁站附近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本文通过分样本回归分析,证明了高速铁路是通过促进劳动要素流动、整合区域市场,从而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本文给出了高速铁路影响区域经济的一个微观渠道。第四,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一定的创新。首先,本文实证研究都是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并进行了多种稳健性检验,在识别高铁与区域经济的因果关系上有一定的进步。其次,本文在文章三个实证部分,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处理。
苑占伟[7]（2017）在《中国通信运营商战略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信息产业经过四次发展革命之后,传统通信运营商的网络运营、语音运营市场逐渐萎缩,处境艰难。中国通信运营商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或者积极转型,培育发展新动能;或者固守现有发展战略,逐渐被市场淘汰。本文在研究中国通信运营商战略转型背景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系统学相关理论及分析工具,研究中国通信运营商在战略转型面临的问题,论文以系统理论和战略转型相关理论为基础,应用系统动态自适应理论,提出中国通信运营商动态自适应战略转型模型,并对其运行机理进行详细阐述。在中国通信运营商动态自适应战略转型模型理论基础上,借鉴华为公司转型成果,结合中国通信运营商自身的行业特点,对中国通信运营商战略转型进行顶层设计并对转型的实践进行系统论述。主要研究成果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使用系统学理论,结合中国通信运营商的特点,建立中国通信运营商系统模型,全面、系统、动态的将中国通信运营商作为整体进行分析,解决现有企业转型分析方法和机制中孤立、片面的问题。（2）以往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对企业在内外部环境确定的情况下进行的研究,但就目前看,通信运营商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并不是静止的,其战略转型实践也不应该是静止的。本文建立的中国通信运营商动态自适应战略转型模型主要研究在内外部环境日益复杂多变的条件下企业战略转型的问题和途径,研究如何选择模型输入量、如何获取内外环境数据、如何进行攻防识别监控、如何保证转型动作策略执行的效果,以实现中国通信运营商全面、动态、前瞻性的转型。对现有转型理论进行补充,界定和明确了中国通信运营商战略转型的实质和内涵,为中国通信运营商在转型机制、转型模式方面提供新的理论方法。（3）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例研究,使用中国通信运营商动态自适应战略转型模型,对中国通信运营商所处的内外部环境进行分析,确定转型的输入量,输出转型动作策略,论述转型监控手段,保证转型的效果,对本文理论成果在实践中如何检验进行了深入探讨。（4）在分析中国通信运营商动态自适应战略转型模型中的内外环境探测模型时,丰富PEST分析方法内涵,除分析国内环境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外,增加国际环境的分析维护,即PEST+分析方法。在传统五力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企业自适应能力”维度,更加全面地分析企业竞争环境和核心竞争力,即竞争六力模型分析。
滕柳[8]（2015）在《中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我国制造业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改变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新常态”,以前固有的发展模式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中国经济需要在增速、结构与改革三方面取得更科学的平衡。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结构处于大调整时期,全球经济增长缓慢,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内忧外患使得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之路愈显艰辛。而电子信息产业是知识、技术和资本高度密集型产业,其基础性突出、技术难度高、关联性强,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制造业的整体水平,也是一国或地区制造业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加快电子信息产业建设,不但可以牵引和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改变中国传统的产业结构和提升就业水平,还能促进解决长期困扰中国政府的资本过剩、内需不足、市场疲软、产能过剩等宏观经济上的主要问题。提升电子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对于破解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困局、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达到新的平衡具有突出意义。因此,探寻电子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增长的内在机制,完善促进电子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产业政策,就成为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进行初步的探索,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途径,以供有关各界参考。首先,构建了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客观的评估;其次,通过国际比较,明确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强弱;第三,在研究分析主要电子信息产业强国产业政策基础上,充分借鉴其宝贵经验,以促进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主体分为理论框架与评价体系、实证分析、经验借鉴以及提高电子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途径和方法四个部分。理论框架与评价体系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本文对国内外产业竞争力的理论观点与评价体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和梳理,并比较分析了各种方法的优缺点,从中汲取有益的部分来充实本文的理论框架与评价体系。其中主要借鉴了马克思的价值创造理论和四分法、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和价值链理论以及巴拉萨等人衡量比较优势的指标等。2.本文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了产业国际竞争力内涵,即产业国际竞争力应该涵盖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三个环节的竞争力,包含以下几方面的能力: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持续获取利润的能力;掌握比较优势并形成竞争优势的能力;持续创新的能力;占据国际市场份额的能力。3.在上述理论框架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的“三因素”评价体系,价值创造环节主要从生产角度来考察产业竞争力,是产业竞争力的来源;价值实现环节主要从交换角度来考察产业竞争力,是产业竞争力的表现;价值分配则主要侧重于一国产业的利润实现和议价能力,是产业竞争力的结果。实证部分的研究是在理论框架与评价体系的基础上,首先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背景、历程、现状和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初步判断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价值链低端,国际竞争力亟待提高。其次,本文采用综合评价法和比较分析法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横向比较研究,分别从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三个环节对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其主要目标是考察各国在电子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形成的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优势,以确切判断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具体情况。考虑到电子信息产业涵盖产品的复杂性和广泛性,本文还选取了计算机、电子元器件、通讯设备和广播电视制造业三个细分行业进行综合评价和横向比较。除此之外,为了反映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竞争力的变化,本文还加入了动态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以判断电子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发展趋势和路径方向。通过经验数据和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总体国际竞争力呈现增强态势,主要源于价值实现竞争力的提升,而在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环节虽有所增强,但其国际竞争力仍偏弱。具体而言,在价值创造环节中,中国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要素贡献度两个指标排名靠后,而资本要素贡献度和专利申请数排名靠前,说明一是中国人力资本相对较弱,知识技术含量不高;二是中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发展主要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处于规模扩展和粗放型增长阶段,逐渐成为发达国家的生产基地;三是技术创新在量上有较大的飞跃,但质上却差强人意,主要以微小的跟随创新为主,且由于没有很好地遵循市场需求,缺乏推向市场化的途径,技术转化率偏低。在价值实现环节中,中国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国际市场占有率和贸易竞争指数三个指标排名均靠前,说明中国已成为电子信息产品的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出口竞争力较强,占据大部分国际市场份额。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在发达国家向外转移电子信息产业中的制造环节过程中,抓住机遇承接了大量的产业转移。当前,中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处于以外资企业主导、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市场扩张阶段。在价值分配环节中,中国出口相对价格指数和工业增加值率两个指标排名较靠后,说明中国电子信息产品技术含量较低,增值部分较少,缺乏国际知名品牌。此外,大量技术水平不高的中小企业同质化、低水平的经营模式和恶性竞争,造成企业盈利空间小,整体仍处于价值链低端。2.从细分行业来看,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特点。计算机制造业在价值实现环节,优势十分突出,我国为净出口国,出口竞争力很强,主要生产微型电脑、笔记本电脑等西方技术成熟的产品,从价值创造环节来看,我国发挥的是劳动力成本优势,在价值分配环节,竞争力就较弱。电子元器件制造业从价值实现环节来看,明显落后于其他行业,我国为电子元器件净进口国,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中低端元器件,而高端产品大量依赖进口,关键技术受制于国外,不具备比较优势,我国电子元器件行业的出口竞争力弱于计算机、通讯设备和广播电视制造业。通讯设备和广播电视制造业从动态分析来看,劳动力要素贡献度增长很快,资本要素贡献度增长较慢,说明该行业近年来在人力资本上有很大的提高,已经开始进入内涵式发展道路,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本文在理论框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考察了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本文发现,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仍显不足,人力资本投入明显落后于其国际竞争力的增长。为此,本文从宏观制度建设、中观产业政策和微观企业对策三个层面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和应对策略。在价值创造环节,本文认为应注重技术创新的质量和转化,大力提升人力资本,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要素贡献度以及技术专利的质量。在价值实现环节,本文认为应继续发挥我国的规模优势,政府要为中国电子信息产品“走出去”创造良好的贸易政策环境,并进一步发挥产业集群和聚集效应,以保持中国在价值实现环节的优势。在价值分配环节,本文认为应通过一系列的产业政策,诸如培育大型跨国集团、改善组织结构、加强品牌建设等,增加产品附加值促进结构升级,提升我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位置。
朱江丽[9]（2014）在《异质性视角下中国空间集聚效率研究》文中提出长期以来,以“造城模式”和“工业园模式”共同推进经济增长是中国政府参与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手段,也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集聚发展模式。尽管这一模式在短期内促进了经济GDP增长,但是政府凭借行政力量大操大办,严重妨害了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其结果是部分欠发达地区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程度远远跟不上空间扩张,集聚经济陷入低效化粗放型的发展瓶颈。这一现实问题暴露出理论与实践对空间集聚的认识不足,忽略了空间集聚的基本规律与属性,尤其是效率属性。因此,本文以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选择为线索,解释具有不同效率属性的空间集聚的形成机理以及制度约束对其的影响,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不仅进行数值模拟验证,而且从中国企业和人口空间集聚以及协调发展的角度提供中国空间集聚效率的实证分析。这一研究对于认识中国空间集聚发展的基本特征、把握空间集聚发展的基本规律、合理促进城镇化与产业经济发展以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政策参考价值。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通过构建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集聚模型分析不同效率属性的空间集聚形成与演变机制,发现:（1）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集聚模型同样具有新经济地理模型的一般特征,即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循环因果关系、内生的非对称性、突发性集聚以及区位黏性。（2）高、低技术企业在价格指数效应、本地市场需求效应以及竞争效应的影响下在地区之间流动,而且高、低技术企业具有不同的流动选择,高技术企业对技术竞争更加敏感,低技术企业更加依赖劳动力资源;普通劳动力在自身异质性偏好以及高、低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下流动。（3）贸易自由度的变化会影响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集聚。随着贸易自由度改变会出现决定企业集聚与分散的突破点和持续点,突破点和持续点受到工业品效用权重、普通劳动力对地区异质性的偏好、工业产品差异化程度以及经济体普通劳动力比重等经济条件的影响;贸易自由度变动对普通劳动力影响取决于贸易自由度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合力。（4）企业与劳动力的空间选择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不仅劳动力的流动依赖于高、低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而且高、低技术企业的流动与集聚受到普通劳动力的异质性偏好以及普通劳动力与企业家占比的影响。第二,通过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集聚的拓展模型,指出地区政策和户籍制度对企业与劳动力集聚具有重要的政策效应。（1）鼓励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对促进地区集聚具有积极意义,但限制普通劳动力流入的管理政策对经济集聚发展具有消极效应。（2）户籍制度改革总体上促进人口城镇化以减速度递增的趋势,有助于缩小阶级收入差距;同时户籍制度改革效应对空间经济格局的影响效果受到了农村劳动力迁移成本以及贸易自由度的制约。第三,基于异质性企业空间集聚的层面考察中国空间集聚效率,主要统计与实证结论如下:（1）中国产业空间集聚度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中国产业经济呈现出由东向西阶梯型递减的非均衡分布特征,而且传统工业和流通部门的规模与分布范围都远远超过了现代生产型服务业。二是虽然传统产业集聚测算指标显示绝大多数产业的产业集聚度呈现上升趋势,但考虑到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后发现,多数产业地区聚类集聚程度没有变化或下降了。三是制造业次级产业中,以资源开采或加工类产业为代表的低技术或中低技术产业集聚度提高,但中高技术产业出现了扩散的趋势。（2）通过分析2003-2011年行业数据,验证了异质性企业集聚是造成中国集聚规模提高但集聚效率低下的原因。具体来说一是从产业专业化集聚的角度验证了越是技术水平低的产业越容易受到优惠政策刺激而集聚发展,集聚效率与集聚规模呈现正U型曲线特征;二是从地区制造业多样化集聚的角度,证明了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虽满足倒U型曲线特点但是位于集聚效率随规模增长下滑的一端;水平中等的中部地区集聚效率与集聚规模呈现正U型曲线并位于拐点右侧,崛起势头良好;西部地区集聚规模不足导致集聚效率提升潜力较好。（3）进一步在异质性企业集聚理论指导下,分别利用2008-2012年全国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和2005-2007年通讯电子设备制造业微观数据分析了异质性企业集聚的影响因素,指出市场需求、市场竞争、财税政策与户籍政策是影响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进而影响空间集聚效率的重要因素。第四,基于人口集聚的层面考察中国空间集聚效率,主要发现如下:（1）中国人口分布、流动与集聚特征是:一是中国呈现出人口密度自东向西阶梯性递减的“带状”格局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块状”集聚特征。二是中西部地区人口不断向东部人口集聚地区流动。三是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劳务输出大省和劳务输入大省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四是东部发达地区城市人口分布相对集中形成了水平较高的城市群,但是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分别面临着人口集聚不足和经济集聚不足的客观困难。（2）按照理论模型所提供的结论,利用2000-2011年长三角城市数据验证了企业空间分布与城市公共投资、城市旅游发展水平、城市绿化水平等影响人口异质性偏好的因素,都是影响城市人口集聚的重要因素,同时深化出口开放将放大企业对人口的吸纳能力。（3）在人口空间集聚中人力资本越多,人口空间集聚效率越高,因而以人力资本为被解释变量,进一步分析人口空间集聚效率的影响因素:财政对教育的人均投入、中高等院校规模、第三产业占比、工业化和城镇化都对地区人力资本培育规模增长具有显着的积极影响,包括市场潜能、人口密度等经济地理条件以及工业化与城镇化程度越高,越能促进地区人力资本就业规模。这折射出人才不仅在于培育,更在于“吸引与利用”。另外,从对外开放的角度,制造业FDI空间集聚促进人力资本就业规模增加,服务业FDI空间集聚有助于改善人力资本结构,进而促进中国空间集聚效率提升。第五,基于中国产业-人口-空间协调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空间集聚效率,具有以下三点特征:一是中国经济发展具有以产业发展为主要驱动力,人口与空间系统开发相对滞后的特征。二是中国产业-人口-空间综合协调水平不高,尤其是产业与空间两两协调度偏低,直接拉低了空间经济协调度与集聚效率,这也反映出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不当。三是东部地区各省市产业-人口-空间系统协调度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但是这一差距表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本研究的启示是,尊重市场规律,转变政府职能,促进资本与人口自由流动,提高空间集聚效率,同时合理引导经济要素向更广的内陆地区转移,还要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发展,推进经济、人口与空间协调发展,真正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这一启示会在对产业集群发展战略、人力资本开发战略、新城镇化战略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方面产生较强的政策指引与参考价值。
崔伟[10]（2013）在《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海外发展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通信服务公司）是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大型企业,由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三大电信运营商控股。中国通信服务公司于2002年开始全球化布局,在海外市场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其中一些经验对正在探寻国际化路程的中国企业具有借鉴价值。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在海外发展中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公司海外发展中的经营管理水平不高,其主要体现在内部同业竞争、本土营销缺乏、海外市场营销管理分散、战略合作伙伴过度依赖和产业价值链下游等问题。从而导致企业盈利下降、市场竞争力削弱以及在海外市场中无法独立生存。当然中国通信服务股份公司海外发展的过程中的这些问题是众多因素造成的,但最为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海外发展中组织结构和市场管理机制的不完善。本文以中国通信服务公司的海外业务为研究对象,以企业的海外战略目标的主线,从海外发展中组织结构和市场管理机制两方面,并结合企业的海外市场发展现状：内部同业竞争、本土化营销缺乏、海外市场营销管理分散、战略联盟限制和产业价值链下游局限等几个问题。并对所遇到的阻碍因素进行了策略上的重点分析,最后,结合该企业战略目标以及实际的海外发展现状,提出了优化海外组织结构、强化本土化营销、海外市场营销虚拟集中管理、战略合作联盟管理与核心能力延伸等发展策略建议,以及为保证策略落地效果所需关注的其他关键因素。
二、影响2000年中国通信市场的15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影响2000年中国通信市场的15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2）制度创业理论视角下移动通信行业技术标准竞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实践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实践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数据 |
| 2.2 描述性统计:移动通信行业技术标准制定相关文献的全景图 |
| 2.2.1 发文数量与发文机构分析 |
| 2.2.2 发文期刊分析 |
| 2.2.3 发文作者和合着网络分析 |
| 2.3 共词分析 |
| 2.4 不同理论视角下移动通信行业技术标准竞争的文献梳理 |
| 2.4.1 基于规制理论视角的研究 |
| 2.4.2 基于技术管理理论视角的研究 |
| 2.4.3 基于产业组织理论视角的研究 |
| 2.4.4 基于战略管理理论视角的研究 |
| 2.5 已有文献的研究局限 |
| 第三章 中国3G技术研发背景与大唐电信面临的挑战 |
| 3.1 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的代际更迭 |
| 3.2 中国政府与企业支持本土3G技术的原因 |
| 3.2.1 经济原因 |
| 3.2.2 政治原因 |
| 3.3 大唐电信开发TD-SCDMA技术标准面临的挑战 |
| 3.3.1 来自内部技术资源的挑战 |
| 3.3.2 来自外部环境的挑战 |
| 第四章 大唐电信制度创业行为与TD-SCDMA合法性确立 |
| 4.1 TD-SCDMA技术标准发展历程 |
| 4.2 制度创业相关概念及理论 |
| 4.2.1 制度创业与制度创业者 |
| 4.2.2 合法性 |
| 4.2.3 制度创业行为 |
| 4.2.4 制度创业模型 |
| 4.3 数据来源 |
| 4.4 制度创业准备阶段——制度变化、标准构建及寻求技术可行性 |
| 4.4.1 直接参与策略与代言人策略 |
| 4.4.2 协作R&D |
| 4.4.3 内向型开放式创新 |
| 4.5 制度创业能动变化阶段——标准的理论化与扩散 |
| 4.5.1 产业联盟 |
| 4.5.2 开放型标准战略 |
| 4.5.3 调动社会力量 |
| 4.5.4 信息咨询策略 |
| 4.6 制度再生阶段——TD-SCDMA合法性确立 |
| 4.7 制度创业三阶段模型构建 |
| 第五章 制度创业三阶段模型验证:TD-LTE合法性确立案例 |
| 5.1 数据来源 |
| 5.2 TD-LTE发展概述 |
| 5.3 制度创业阶段划分及模型构建 |
| 5.3.1 制度创业准备阶段 |
| 5.3.2 制度创业能动变化阶段 |
| 5.3.3 制度再生阶段 |
| 5.4 制度创业三阶段模型:TD-LTE |
| 第六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结论与启示 |
| 6.1.1 结论 |
| 6.1.2 启示 |
| 6.2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共同人文关系网络对世界服务贸易网络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目的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际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理论研究概述 |
| 1.2.2 人文关系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 |
| 1.2.3 贸易网络与人文网络的研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世界服务贸易网络的构建与演化分析 |
| 2.1 服务贸易网络的构建与指标介绍 |
| 2.1.1 服务贸易网络体系的构建与数学表示 |
| 2.1.2 服务贸易网络指标介绍 |
| 2.2 服务贸易网络体系分析 |
| 2.2.1 通信服务贸易网络分析 |
| 2.2.2 计算机服务贸易网络 |
| 2.2.3 建筑服务贸易网络 |
| 2.2.4 金融服务贸易网络 |
| 2.2.5 政府服务贸易网络 |
| 2.2.6 保险服务贸易网络 |
| 2.2.7 个人文化娱乐服务贸易网络分析 |
| 2.2.8 特许权使用费服务贸易网络分析 |
| 2.2.9 运输服务贸易网络分析 |
| 2.2.10 旅游服务贸易网络分析 |
| 2.3 服务贸易“核心——边缘”结构 |
| 2.4 小结 |
| 第3章 共同人文关系网络构建与分析 |
| 3.1 共同人文关系网络指标介绍 |
| 3.2 共同人文关系网络构建与分析 |
| 3.2.1 共同语言关系网络 |
| 3.2.2 共同宗教关系网络 |
| 3.2.3 共同区域贸易协定关系网络 |
| 3.3 小结 |
| 第4章 共同人文关系影响服务贸易结构的理论机制分析 |
| 4.1 服务贸易“核心——边缘”结构的决定因素——技术垄断 |
| 4.1.1 问题的提出和服务贸易核心国家技术垄断的目的 |
| 4.1.2 服务贸易核心国家技术垄断的成因分析 |
| 4.1.3 服务贸易技术垄断的后果 |
| 4.2 技术转移的内涵及技术转移与技术垄断的关系 |
| 4.2.1 技术转移的内涵 |
| 4.2.2 服务贸易技术转移与技术垄断的关系 |
| 4.2.3 核心国家服务贸易企业技术转移特点 |
| 4.3 共同人文关系对服务贸易技术转移的促进作用 |
| 4.3.1 共同人文关系可以提高服务贸易核心国家技术转移动力 |
| 4.3.2 共同人文关系可以减少边缘国家服务贸易技术转移文化摩擦 |
| 4.3.3 共同人文关系可以增加边缘国家服务贸易技术转移途径 |
| 4.4 小结 |
| 第5章 共同人文关系网络对世界服务贸易网络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QAP加权网络分析方法 |
| 5.1.1 QAP相关性分析方法 |
| 5.1.2 构建QAP加权网络的距离计算方法 |
| 5.2 QAP加权网络构建 |
| 5.3 共同人文关系网络对世界服务贸易网络的影响分析 |
| 5.4 小结 |
| 第6章 共同人文关系社团对服务贸易“核心——边缘”结构的实证研究 |
| 6.1 复杂网络社团分析介绍 |
| 6.2 人文关系网络社团划分 |
| 6.2.1 社团划分算法介绍 |
| 6.2.2 共同人文关系社团划分 |
| 6.3 共同人文关系社团对服务贸易“核心——边缘”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共同人文关系社团贸易量演化分析 |
| 6.3.2 共同人文关系社团对服务贸易“核心——边缘”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4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及出版着作目录 |
（5）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路径研究（1877-194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由来 |
| 0.2 学界研究现状 |
| 0.2.1 晚清到民国电话史研究 |
| 0.2.2 当代中国电话史研究 |
| 0.2.3 国外学者研究成果 |
| 0.3 文献分布与订正 |
| 0.3.1 核心史料来源及文献出处 |
| 0.3.2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的订正 |
| 0.3.3 《上海邮电志》的订正 |
| 0.4 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
| 0.4.1 拟实现的目标 |
| 0.4.2 方法与路径 |
| 第1章 租界的形成与治理模式 |
| 1.1 租界的设立与扩张 |
| 1.1.1 租界的形成 |
| 1.1.2 租界的扩张 |
| 1.2 上海租界的治理模式 |
| 1.2.1 英美公共租界 |
| 1.2.2 法租界 |
| 小结 |
| 第2章 毕晓普主导下的电话引入(1877-1900) |
| 2.1 电话发明与海外扩张 |
| 2.1.1 阶段性特征 |
| 2.1.2 欧美电话发展情况 |
| 2.2 毕晓普,上海租界电话第一人 |
| 2.2.1 租界早期报道 |
| 2.2.2 电报工程师 |
| 2.2.3 三次电话试验 |
| 2.3 两雄相争到东洋专营 |
| 2.3.1 单线简式磁石 |
| 2.3.2 单线复式磁石 |
| 2.3.3 一场有争议的招标 |
| 小结 |
| 第3章 欧洲势力扩张下的路径依赖(1900-1930) |
| 3.1 共电制交换技术 |
| 3.1.1 汉口路14号 |
| 3.1.2 远东最先进电话系统 |
| 3.1.3 多局制 |
| 3.2 变局中的自动交换技术 |
| 3.2.1 自动电话概况 |
| 3.2.2 上海第一个自动台 |
| 3.2.3 按次计费 |
| 3.2.4 升级五位号码 |
| 3.3 安森报告 |
| 3.3.1 上海电话的悲剧 |
| 3.3.2 十字路口 |
| 3.3.3 出售华洋公司 |
| 小结 |
| 第4章 美国力量成就技术终极变革(1930-1943) |
| 4.1 跨国公司的海外对决 |
| 4.1.1 贝恩与I.T.T. |
| 4.1.2 海外对决 |
| 4.2 美商旋转制一统天下 |
| 4.2.1 旋转制 |
| 4.2.2 改造工程 |
| 4.2.3 一市两制 |
| 4.3 技术演进的终极定格 |
| 4.3.1 跨国公司组织架构 |
| 4.3.2 寓管理于会计 |
| 4.3.3 全球一体化 |
| 小结 |
| 第5章 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演进 |
| 5.1 1877 -1883,混业竞争格局下的许可证管理 |
| 5.1.1 电报管理模式 |
| 5.1.2 工部局的抉择 |
| 5.2 1883 -1908,自然垄断格局下的许可证管理 |
| 5.2.1 改造公务电报网 |
| 5.2.2 取消电话许可费 |
| 5.2.3 引入最高限价规制 |
| 5.2.4 东洋公司最后的抉择 |
| 5.2.5 特许专营规制的诞生 |
| 5.3 1908 -1943,契约规制框架下的特许专营管理 |
| 5.3.1 行业规范 |
| 5.3.2 调整收费 |
| 5.3.3 规制中的重大决策 |
| 5.4 1930 上海租界电话特许专营权之争 |
| 5.4.1 迟到的改革 |
| 5.4.2 贝恩的警告 |
| 5.4.3 海外的博弈 |
| 5.4.4 最后的较量 |
| 小结 |
| 第6章 结语 |
| 附录1 :上海租界电话大事年表 |
| 附录2 :上海租界电话人物传略 |
| 附录3 :上海租界电话用户发展情况表 |
| 附录4 :上海租界电话公司历史沿革示意图 |
| 附录5 :中、英译名对照表 |
| 附录6 :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大事记(英文) |
| 附录7 :柯尔(P.H.Cole)报告(英文)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与学术活动 |
| 致谢 |
（6）高速铁路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基于中国城市、行业和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创新 |
| 1.3.1 研究视角的创新 |
| 1.3.2 研究方法的创新 |
| 2.背景介绍 |
| 2.1 高速铁路定义 |
| 2.1.1 高铁的定义 |
| 2.1.2 高铁的技术要求 |
| 2.2 世界高铁的发展 |
| 2.2.1 铁路提速史 |
| 2.2.2 高铁的诞生 |
| 2.2.3 高铁进入欧洲 |
| 2.2.4 高铁在其它国家（地区）发展 |
| 2.3 世界高铁的现状 |
| 2.3.1 各大洲高铁发展比较 |
| 2.3.2 各国高铁发展比较 |
| 2.3.3 中国与其它国家高铁发展比较 |
| 2.4 中国高铁的发展 |
| 2.4.1 中国铁路六次大提速 |
| 2.4.2 中国高铁发展现状 |
| 2.5 中国高铁的运营情况 |
| 2.5.1 高铁速度 |
| 2.5.2 高铁班次 |
| 2.5.3 高铁票价 |
| 2.5.4 高铁客流量 |
| 2.6 本章小结 |
| 3.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经济增长理论 |
| 3.1.2 新经济地理理论 |
| 3.1.3 理论小节 |
| 3.2 相关文献 |
| 3.2.1 研究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 |
| 3.2.2 研究基础设施与经济专业化的文献综述 |
| 3.2.3 研究基础设施与企业生产率的文献综述 |
| 3.2.4 文献小结 |
| 4.高速铁路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来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证据 |
| 4.1 引言 |
| 4.2 估计方法与计量模型 |
| 4.2.1 研究设计 |
| 4.2.2 双重差分模型 |
| 4.2.3 计量模型 |
| 4.3 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
| 4.3.1 数据来源 |
| 4.3.2 描述统计 |
| 4.4 实证结果 |
| 4.4.1 基本回归结果 |
| 4.4.2 内生性的处理 |
| 4.4.3 “共同趋势”假设检验 |
| 4.4.4 稳健性检验 |
| 4.5 进一步分析 |
| 4.5.1 经济分布效应 |
| 4.5.2 渠道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5.高速铁路、就业增长与专业化模式：基于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
| 5.1 引言 |
| 5.2 研究背景与计量模型 |
| 5.2.1 估计方法 |
| 5.2.2 计量模型 |
| 5.3 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描述统计 |
| 5.4 实证结果 |
| 5.4.1 基本回归结果 |
| 5.4.2 内生性的处理 |
| 5.4.3 “共同趋势”假设检验 |
| 5.4.4 稳健性分析 |
| 5.5 进一步分析 |
| 5.5.1 客运依赖度 |
| 5.5.2 行业异质性 |
| 5.6 本章小结 |
| 6.高速铁路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
| 6.1 引言 |
| 6.2 研究背景与计量模型 |
| 6.2.1 背景介绍 |
| 6.2.2 估计方法 |
| 6.2.3 计量模型 |
| 6.3 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变量选取 |
| 6.3.3 描述统计 |
| 6.4 实证结果 |
| 6.4.1 基本回归结果 |
| 6.4.2 “共同趋势”假设检验 |
| 6.4.3 内生性的处理 |
| 6.5 稳健性分析 |
| 6.5.1 连续距离 |
| 6.5.2 工业增加值 |
| 6.5.3 铁路提速 |
| 6.5.4 高速公路 |
| 6.5.5 安慰剂测试 |
| 6.6 影响渠道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7.结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7）中国通信运营商战略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通信运营商界定 |
| 1.1.2 经济政策环境 |
| 1.1.3 产业市场环境 |
| 1.2 论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论文框架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和创新 |
| 1.4.1. 论文的研究内容 |
| 1.4.2.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国内外战略转型理论研究综述 |
| 2.1 关于战略管理相关理论研究 |
| 2.1.1 战略管理概念研究 |
| 2.1.2 战略管理内容 |
| 2.1.3 战略管理理论演化 |
| 2.1.4 战略管理的简要评述 |
| 2.2 关于战略转型相关理论研究 |
| 2.2.1 战略转型概念研究 |
| 2.2.2 战略转型分类研究 |
| 2.2.3 战略转型的影响因素 |
| 2.3 通信运营商企业战略转型研究 |
| 2.3.1 企业战略转型概念研究 |
| 2.3.2 通信运用商企业战略转型的简要评述 |
| 2.4 关于战略转型相关分析工具文献综述 |
| 2.4.1 PEST分析法 |
| 2.4.2 SWOT分析法 |
| 2.4.3 雷达模型分析法 |
| 2.4.4 六力模型分析 |
| 第三章 外部环境机遇与挑战分析 |
| 3.1 PEST+分析 |
| 3.1.1 政治环境 |
| 3.1.2 经济环境 |
| 3.1.3 社会环境 |
| 3.1.4 技术环境 |
| 3.1.5 国际环境 |
| 3.2 竞争六力模型分析 |
| 3.2.1 竞争对手分析 |
| 3.2.2 潜在进入者的威胁 |
| 3.2.3 替代品的威胁 |
| 3.2.4 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 |
| 3.2.5 客户的讨价还价能力 |
| 3.2.6 企业的自适应能力 |
| 第四章 内部环境优势与劣势分析 |
| 4.1 优势 |
| 4.1.1 传统积累的优势 |
| 4.1.2 万物互联时代的新优势 |
| 4.2 劣势 |
| 4.2.1 资本价值 |
| 4.2.2 市场业绩 |
| 4.2.3 客户吸引 |
| 4.2.4 社会声望 |
| 4.2.5 组织环境 |
| 4.2.6 产业贡献 |
| 4.2.7 创新能力 |
| 4.3 雷达模型分析 |
| 第五章 中国通信运营商战略转型模型设计 |
| 5.1 中国通信运营商战略转型理论基础框架 |
| 5.1.1 系统理论 |
| 5.1.2 企业理论 |
| 5.2 企业转型案例借鉴 |
| 5.2.1 中国移动公司转型案例 |
| 5.2.2 华为公司转型成果借鉴 |
| 5.3 中国通信运营商系统模型 |
| 5.4 中国通信运营商动态自适应战略转型模型 |
| 5.4.1 内外环境探测分析 |
| 5.4.2 模型自学习形成转型目标 |
| 5.4.3 转型动作策略执行 |
| 5.5 中国通信运营商战略转型整体设计 |
| 第六章 中国通信运营商战略转型的实施 |
| 6.1 通信运营商转型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
| 6.1.1 运营商转型必要性分析 |
| 6.1.2 运营商转型可行性分析 |
| 6.2 中国通信运营商战略转型目标 |
| 6.2.1 融入国家战略,提供更优质的基础设施 |
| 6.2.2 重构通信4.0新型网络架构 |
| 6.2.3 布局第三条增长曲线 |
| 6.2.4 依托开放平台,打造共赢生态链 |
| 6.2.5 大数据助力运营商数据运营 |
| 6.3 转型动作策略执行 |
| 6.3.1 环境认知 |
| 6.3.2 资源整合 |
| 6.3.3 管理控制 |
| 6.3.4 持续创新 |
| 第七章 转型风险控制及保障措施 |
| 7.1 转型的风险识别及控制 |
| 7.1.1 转型中的风险 |
| 7.1.2 转型的风险控制 |
| 7.2 转型中的保障措施 |
| 7.2.1 组织机构改革 |
| 7.2.2 推进国资改革 |
| 7.2.3 机制体制改革 |
| 7.2.4 内部产权优化 |
| 7.2.5 企业文化建设 |
| 第八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8.1 研究总结 |
| 8.1.1 主要结论 |
| 8.1.2 本文的不足 |
| 8.2 下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英文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部分研究成果 |
（8）中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产业竞争力内涵 |
| 1.2.2 产业竞争力理论基础 |
| 1.2.3 国内外关于产业竞争力研究的整体情况 |
| 1.2.4 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方法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4 拟采用的研究方法、数据资料及可行性分析 |
| 1.4.1 拟采用的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资料及可行性分析 |
| 1.4.2.1 数据来源 |
| 1.4.2.2 数据可行性分析 |
| 1.5 创新点和难点 |
| 1.5.1 创新点 |
| 1.5.2 难点和不足 |
| 第2章 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2.1 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2.1.1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和基本特征 |
| 2.1.1.1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 2.1.1.2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基本特征 |
| 2.2 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 |
| 2.3 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
| 2.3.1 价值创造指标体系 |
| 2.3.2 价值实现指标体系 |
| 2.3.3 价值分配指标体系 |
| 2.3.4 研究方法 |
| 第3章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发展历程和现状 |
| 3.1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界定和分类 |
| 3.2 世界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发展历程和现状 |
| 3.2.1 世界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发展历程 |
| 3.2.2 世界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现状 |
| 3.3 中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发展历程和现状 |
| 3.3.1 中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发展历程 |
| 3.3.2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现状 |
| 3.4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存在的问题 |
| 第4章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价值创造竞争力分析 |
| 4.1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全球生产格局 |
| 4.2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专利申请格局 |
| 4.3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价值创造竞争力静态比较分析 |
| 4.3.1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整行业静态价值创造竞争力分析 |
| 4.3.2 计算机制造业静态价值创造竞争力分析 |
| 4.3.3 电子元器件制造业静态价值创造竞争力分析 |
| 4.3.4 通讯设备和广播电视制造业静态价值创造竞争力分析 |
| 4.4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价值创造竞争力动态比较分析 |
| 4.4.1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整行业动态价值创造竞争力分析 |
| 4.4.2 计算机制造业动态价值创造竞争力分析 |
| 4.4.3 电子元器件制造业动态价值创造竞争力分析 |
| 4.4.4 通讯设备和广播电视制造业动态价值创造竞争力分析 |
| 4.5 结论 |
| 第5章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价值实现竞争力分析 |
| 5.1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全球贸易格局 |
| 5.1.1 全球电子信息产品贸易格局 |
| 5.2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价值实现竞争力静态比较分析 |
| 5.2.1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整行业静态价值实现竞争力分析 |
| 5.2.2 计算机制造业静态价值实现竞争力分析 |
| 5.2.3 电子元器件制造业静态价值实现竞争力分析 |
| 5.2.4 通讯设备和广播电视制造业静态价值实现竞争力分析 |
| 5.3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价值实现竞争力动态比较分析 |
| 5.3.1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整行业动态价值实现竞争力分析 |
| 5.3.2 计算机制造业动态价值实现竞争力分析 |
| 5.3.3 电子元器件制造业动态价值实现竞争力分析 |
| 5.3.4 通讯设备和广播电视制造业动态价值实现竞争力分析 |
| 5.4 结论 |
| 第6章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价值分配竞争力分析 |
| 6.1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格局 |
| 6.1.1 价值链的定义和成长路径 |
| 6.1.2 全球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价值链格局 |
| 6.1.3 中国在全球电子信息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 |
| 6.2 中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盈利现状分析 |
| 6.2.1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总体盈利状况 |
| 6.2.2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不同类型企业盈利状况 |
| 6.3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价值分配竞争力静态比较分析 |
| 6.3.1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整行业静态价值分配竞争力分析 |
| 6.3.2 计算机制造业静态价值分配竞争力分析 |
| 6.3.3 电子元器件制造业静态价值分配竞争力分析 |
| 6.3.4 通讯设备和广播电视制造业静态价值分配竞争力分析 |
| 6.4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价值分配竞争力动态比较分析 |
| 6.4.1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整行业动态价值分配竞争力分析 |
| 6.4.2 计算机制造业动态价值分配竞争力分析 |
| 6.4.3 电子元器件制造业动态价值分配竞争力分析 |
| 6.4.4 通讯设备和广播电视制造业动态价值分配竞争力分析 |
| 6.5 结论 |
| 第7章 各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政策经验借鉴 |
| 7.1 美国促进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分析 |
| 7.1.1 促进发展的政策 |
| 7.1.2 维护公平的政策 |
| 7.1.3 培育需求的政策和措施 |
| 7.1.4 促进创新的政策 |
| 7.1.5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 |
| 7.2 欧盟美国促进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分析 |
| 7.2.1 促进发展的政策 |
| 7.2.2 维护公平的政策 |
| 7.2.3 促进创新的政策和措施 |
| 7.3 日本促进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分析 |
| 7.3.1 促进发展的政策 |
| 7.3.2 培育需求的政策 |
| 7.3.3 促进创新的政策和措施 |
| 7.4 韩国促进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分析 |
| 7.4.1 促进发展的政策 |
| 7.4.2 促进创新的政策 |
| 7.4.3 促进产业集群的政策 |
| 7.5 结论与借鉴 |
| 第8章 提升中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竞争力的政策建议和对策 |
| 8.1 价值创造环节：提高技术创新质量和提升人力资本 |
| 8.1.1 注重技术创新质量和转化 |
| 8.1.2 加强人力资本开发 |
| 8.2 价值实现环节：继续保持规模优势 |
| 8.3 价值分配环节：增加产品附加值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异质性视角下中国空间集聚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空间经济学之前区位理论的发展综述 |
| 第二节 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与研究进展 |
| 第三节 异质性理论与空间集聚研究的新方向 |
| 第三章 空间集聚效率: 基于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集聚的理论模型 |
| 第一节 理论模型的基本假设与一般均衡性分析 |
| 第二节 不同效率属性的空间集聚形成机理 |
| 第三节 不同效率属性的空间集聚演变机理 |
| 第四节 模型对新经济地理模型的继承与发展 |
| 第四章 制度约束与空间集聚效率:基于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集聚的拓展模型 |
| 第一节 政府宏观调控与中国空间经济发展 |
| 第二节 地区政策对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集聚的影响 |
| 第三节 户籍改革对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集聚的影响 |
| 第四节 拓展模型的主要发展与应用价值 |
| 第五章 基于异质性企业集聚的中国空间集聚效率 |
| 第一节 中国空间经济的格局与集聚特征 |
| 第二节 中国集聚经济高规模与低效率并存之谜 |
| 第三节 中国上市企业空间集聚效率的影响因素 |
| 第四节 中国通信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效率的影响因素 |
| 第六章 基于人口集聚的中国空间集聚效率 |
| 第一节 中国人口分布与城市人口空间集聚特征 |
| 第二节 城市人口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以长三角为例 |
| 第三节 中国人口空间集聚效率的影响因素 |
| 第四节 FDI对人口空间集聚效率的提升效应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七章 基于产业-人口-空间协调发展的中国空间集聚效率 |
| 第一节 中国产业-人口-空间协调发展的评估与方法 |
| 第二节 中国产业-人口-空间协调发展水平的评估 |
| 第三节 中国产业-人口-空间协调发展的地区差距 |
|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已发表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海外发展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序 |
| 目录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技术路线 |
| 2 相关理论综述 |
| 2.1 企业海外发展跨国经营理论综述 |
| 2.2 国内外跨国经营研究综述 |
| 2.2.1 国内对跨国经营的研究 |
| 2.2.2 国外对跨国经营的研究 |
| 3 中国通信服务公司海外发展现状与阻碍因素 |
| 3.1 公司概况 |
| 3.2 海外市场发展概述 |
| 3.3 海外市场经营业绩 |
| 3.4 海外发展中存在的阻碍因素 |
| 4 中国通信服务公司海外发展策略建议 |
| 4.1 海外业务重组 |
| 4.2 本土化营销 |
| 4.3 海外市场营销集中管理 |
| 4.4 海外战略合作联盟管理 |
| 4.5 价值链上的核心能力提升 |
| 4.6 中国通信服务公司海外发展建议 |
| 5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影响2000年中国通信市场的15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5G技术背景下爱立信（中国）通信有限公司竞争战略研究[D]. 王磊. 东南大学, 2020
- [2]制度创业理论视角下移动通信行业技术标准竞争研究[D]. 田雨欣. 山西大学, 2020(01)
- [3]比较优势陷阱、创新偏差与后发大国全球价值链突破——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与经验证据[J]. 石军伟. 产业经济评论(山东大学), 2020(01)
- [4]共同人文关系网络对世界服务贸易网络的影响研究[D]. 程龙. 湖南大学, 2019
- [5]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路径研究（1877-1943）[D]. 于峰.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6]高速铁路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基于中国城市、行业和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D]. 李超. 西南财经大学, 2017(01)
- [7]中国通信运营商战略转型研究[D]. 苑占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8]中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D]. 滕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5(06)
- [9]异质性视角下中国空间集聚效率研究[D]. 朱江丽. 南京大学, 2014(05)
- [10]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海外发展策略研究[D]. 崔伟. 北京交通大学, 2013(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