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韦伯的政治理念及其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李青[1]（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认为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张丽娟[2]（2020）在《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研究》文中指出美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起步较早且富有成效,经过多年的理论证成及实践检验,在环境行政执法方面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且行之有效的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该机制的运行使美国突破了环境行政执法困境,实现了联邦与州环境执法机构的合作共治及环境执法机构与被监管者的利益共赢。我国目前所面临的环境执法困境与当年的美国类似,环境治理理念的转变及环境执法模式的演变过程等也与美国环境法的发展过程具有相似性,美国在环境行政执法中所积累的经验无疑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以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该机制的生成基础、主体及运行,总结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经验,并立足于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实际,提出借鉴美国经验的本土化路径。不仅可以丰富我国环境行政执法的理论体系,也可以促进我国环境行政执法困境的化解及环境治理体制的创新,兼具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构建旨在提高环境行政执法的效率,增强环境行政执法的效果;并以遵循环境结果与环境责任共担,构建良好的机制促进守法,执法机构与资源配置合理,执法手段与制度保障有效为基本原则;该机制具有环境秩序的维护、环境效率的提高和环境正义的实现等法律价值。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生成是一定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社会经济发展对执法合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联邦制的政治体制需要执法合作,整个社会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推动了执法合作,这些都构成了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生成的现实基础。同时,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生成受法经济学、法社会学和行政法学中相关理论的影响最大。美国在环境行政执法中,依据法经济学的博弈论构建多元化的执法合作手段,基于成本效益理论对执法合作的实效进行评估;根据法社会学中社会控制论进行执法合作主体的选择,根据社会利益论进行主体利益关系的调整;在行政法学方面,福利行政法观、利益代表模式、合作治理理论对执法合作都有较大的影响和促进。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中的主体由监管者和被监管者构成。对于监管者而言,机构设置和公权力配置是其进行环境行政执法合作的基础。另外,由于在行政执法中,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并非是平等的法律关系主体,因而更需要为被监管者设定相应的权利与义务,以缓解行政执法中的冲突。在美国,以庞德为代表的法学家提出了“社会控制理论与利益学说”,这种利益权衡思想成为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中主体的利益导向,即通过平衡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实现执法合作中各主体的利益共赢。在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运行上,环境执法机构通过对各种利益冲突的识别、平衡,最终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维护秩序、效率与正义。在联邦与州非对等的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模式下,受联邦驱动,国家环保局与各州环保局基于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考量和成本效益分析,通过订立环境绩效合作协议、启动环境保护资金援助和提供环境保护技术援助等方式进行合作。同时,为了提升执法合作的效果,联邦环境执法机构还注重对各州的环境行政执法进行监督与控制。在环境执法机构对被监管者进行环境行政执法的实践中,双方基于博弈分析和成本效益考量,以四位一体的“防损式”执法手段及基于和解的“降损式”执法手段为载体,在环境执法机构的主导下进行合作。并通过司法审查及公众监督提升执法中合作的实施效果,实现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虽然政治制度和国情具有很大差异,但中美在环境行政执法理念和执法模式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从执法理念的角度看,我国与美国环境行政执法理念的转变过程相似,即从单纯的监管走向合作;从执法模式的角度看,我国和美国环境行政执法模式也经历了大体类似的演变过程,即威慑型执法到合作型执法;从执法依据的法律渊源来看,虽然美国是判例法国家,但在环境行政执法中与我国相似,均以成文法为主要基础。这些都成为我国借鉴美国环境执法机构的合作共治模式、环境执法机构与被监管者的利益共赢模式的基础。因此,立足于我国与美国环境行政执法的异同、环境管理体制的区别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况,我国可通过设立中央与地方环境协调办公室、推进中央与地方的环境信息共享、应用灵活的环境保护资金援助手段、创新地方政府绿色GDP考核方式等加强中央与地方在环境行政执法中的协调与配合;通过环境行政执法预警制度、环境行政执法和解制度等的构建与实施,实现环境执法机构与被监管者的利益共赢。
牛晓雨[3]（2020）在《西方理性主义大学理念 ——嬗变与危机》文中研究表明理性起源于古希腊的逻各斯（logos）和努斯（nous）。虽然理性的概念经历了千年演变,逻各斯和努斯所概括理性的核心内容始终是理性概念的底色。中世纪神圣文明中,上帝成为统合逻各斯和努斯绝对理性的化身。17世纪,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近代哲学原则,把人的主体性从对上帝的依附中释放出来。笛卡尔之后,康德着名的三大批判对理性进行了思考,认为人的理性是一切的准则;康德还强调实践理性,赋予意志一种“能够受到某种不涉及行为者作为感性存在者的需要或关切的行为规则（实践原则）的推动而行为的能力”。黑格尔用“绝对理性”将理性的两个方面（逻各斯和努斯）有机统一起来,把“绝对理性”当作世界的灵魂,认为这就是世界的内在和本质。黑格尔将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和对理性的推崇发展到了历史的顶点,理性成为人们心中新的上帝。以理性为核心的理性主义是西方现代大学最为关键、最为核心的哲学拱心石。西方大学模式是中国近代大学的母本,也是今天中国大学发展的重要参照。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方法,历史与理论相结合地梳理了西方理性主义大学理念的嬗变,探讨西方理性主义大学理念的危机与风险。研究发现,理性主义大学理念经历了古希腊理性主义大学理念、英法启蒙理性主义大学理念、德国古典理性主义大学理念和晚近理性主义大学理念的嬗变,指引着大学从“构思中的雏形大学”发展成为“作为启蒙武器的大学”、“理性权威统治下的大学”再到“抗争的理性主义大学”。理性主义大学理念以追求“理性”的大学及其使命、追求“科学”的大学学术和追求“自我”的大学教育为特点。然而,随着理性主义危机的暴露,理性主义大学理念的危机也无法隐蔽,理性的至高无上地位实际上是形而上学对大学使命的束缚,理性的片面发展反而带来了大学学术和大学教育的异化。
杜文彬[4]（2020）在《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文中认为作为应对21世纪人才需求挑战的战略举措,我国STEM教育的政策要求与实践探索方兴未艾,急需系统的基础研究和理论成果支持。与此相对照,美国作为最早开展STEM教育的发达国家,其推动STEM教育的历史脉络和经验教训,对于深化我国STEM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尤其是本土化的课程理论建构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美国STEM教育以20世纪80年代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提出“科学素养”作为开端。短短三十几年间,其已完成从科学教育改革思潮到实体课程的进化,并依托STEM学校,以“必修课”形式嵌入到课程体系之中。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美国STEM教育的生长空间构筑于学校教育人才供给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之间的差异。学校教育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手段、课程评价以及课程管理机制与社会人才需求的数量、类型、规格之间存在多重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STEM教育的发展动因。以STEM教育发展多重矛盾的结构变化与矛盾解决主体在不同“行动者”间的转换为依据,可将美国STEM教育发展划分为STEM教育思想萌芽、课程体系初建、制度化推进以及标准化课程建设四个阶段。这背后既体现着学校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大潮的回应,也凝结着科教精英、民间团体以及政府等不同利益团体以教育改革回应社会矛盾的斗争与妥协。20世纪80年代至2000年是STEM教育的思想萌芽时期。美国政治经济发展新格局带来大量高素质劳动力需求,面向少数精英的结构主义教育已经难以满足新的人才结构需要。为解决上述矛盾,科教精英发起了以STS运动、2061计划为代表的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以破除科学教育精英化的弊端。这次改革使科学教育呈现出大众化、素养化、跨学科整合以及标准化等有别于传统科学教育的新特征。STEM教育理念内核,包括面向国家劳动力需求的培养目标、跨学科整合的课程内容、秉承建构主义理念的教学方法、以及具有标准化评价烙印的课程评价,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构筑起来。尽管“STEM”这一专用术语尚未出现,其思想萌芽已经孕育在科学教育改革之中。但由于工程教育在STEM整合中缺乏实质性的地位,STEM教育尚未形成正式概念,也难以脱离于传统科学教育框架而获得自主发展。以“STEM教育”专门术语在2001年的出现为标志,2001年至2005年STEM教育处于课程体系初建阶段。随着美国不断向第三产业转化升级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海外精英对STEM工作岗位的占领,硬科学在美国学校教育中不断式微。为保证市场中STEM专业人才储备,以工商业主利益为代表的民间组织纷纷要求学校加强硬科学教育。这一诉求为工程教育进入基础教育体系开辟了通道,使STEM教育获得“工程”拼图,实现了其概念的完整建构。完成概念建构的STEM教育在大型学术团体主导下实现了课程开发、教学设计、教师专业发展方面的长足进步,课程体系建设初见形态。但由于发展主体各自为政,STEM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也呈现出各课程要素发展不均衡、发展动力受限等缺点。要应对伴随再工业化战略而来的STEM人才需求大潮,就必须在课程管理体系中做出调整,在更强力量的主导下实现整体推进。伴随着2006年《崛起于聚集的风暴之上》报告的发布,STEM教育正式进入联邦视野。2006年至2011年是STEM教育制度化推进阶段。为配套促进制造业回岸的再工业化战略,美国政府通过财政支援、整体规划、项目引导以及法令保障手段,强势主导着STEM教育发展。同时,联邦政府还统合各利益主体形成发展合力,实现了STEM教育国家战略式推进。该阶段STEM教育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各种STEM课程设计与实施层出不穷,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也由于财政的突然倾斜,该时期STEM教育呈现一种聚焦价值讨论而轻视实践质量的状态,功利主义与形式主义危机接踵而至。以201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对全美STEM教育项目的质量审查为开端,STEM教育进入标准化课程建设时期。为应对美国STEM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形式主义与功利主义危机,曾一度缺位的课程专家重新主持STEM课程改革。以课程专家为主导,各发展力量通过构建横纵衔接的一贯制课程体系、开发聚焦学生自主探究的教学设计、以及制定州级STEM课程实施标准,实现STEM教育的标准化课程建设,并构筑起“联邦主导——地方规范——学校自主开设”的课程实施体系。至此,STEM教育依托STEM学校,以必修课身份在学校课程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纵观美国STEM教育发展历程,可发现STEM教育各个阶段都和特定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背景紧密相连,有其独特的发展机制,包括从外力推进与内部自觉的发展动因机制,以工程为基点的跨学科内容整合机制,以及由多元走向统一规范的课程实施机制。我国STEM教育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呈现着发展力量自发性、课程开发多元化与课程实践零散化等特点。从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梳理美国STEM教育发展历程中的相关经验、教训与发展机制,对接我国STEM教育本土化发展现状,本研究认为美国STEM教育发展对我国具有以下发展启示:首先,在与“结构”的关系上,应适度超前于社会发展与学校教育间的矛盾暴露;其次,需联合各方“行动者”发挥多元主体共同推进效用;最后,还要遵循科目发展的一般规律,尤其在内容开发机制与实践机制上要契合我国当前教育发展背景与育人要求,选择适配的发展方式。
丁明春[5]（2020）在《程序民主研究 ——熊彼特、达尔、哈贝马斯程序民主观比较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当今时代,民主既是一种政治价值,也是一种政府形式,对民主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向往。然而,传统的民主理论普遍侧重于从宏观价值的角度阐释民主的内涵及意义,尤其关注掌握权力的主体是多数还是少数,却对民主统治的程序过程重视不够。程序民主本质上属于经验民主的范畴,它关注民主的实现过程与运行机制,重视对民主过程的描述性分析,将民主视为一种制度化、规范化的程序规则与机制,以促进民主价值、理念、目标等实体内容得到实现。同时,程序民主与实体民主是相对应而存在的,二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民主政治相辅相成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通过民主程序所作的决定及其产生的结果不一定是最好的或者最符合正义要求的,但现代民主政治依然被大多数热忱的民主主义者视为实现民主价值以及理想目标的有效途径与方式。随着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民主理论家倾向于从程序的角度阐释和理解民主,程序民主逐渐成为民主问题研究的重要切入点。熊彼特、达尔与哈贝马斯分别作为当代西方三大主要民主流派——精英民主、多元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核心代表人物,他们都特别强调程序民主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致力于摆脱传统民主理论所遗存的价值纷争,试图以一种相对中立的程序化的方式推进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有鉴于此,本文拟在阐释程序民主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分别对熊彼特的精英主义程序民主观、达尔的多元主义程序民主观以及哈贝马斯的商议性程序民主观进行评述分析,系统论述三种不同的程序民主观的思想渊源、理论基础、核心内涵、形式特征以及实践条件等内容,进而对三种程序民主观进行深层次比较分析,以揭示它们之间存在的主要的异同之处,并对程序民主的未来发展进行初步的思考。熊彼特精英主义程序民主观的核心在于竞争性政治选举。熊彼特认为,18世纪的古典民主学说所预设的“共同幸福”及“人民意志”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所谓“人民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理论的虚构。在熊彼特看来,人民的任务主要是选举政府而不是直接进行统治,民主政治最终只能是少数职业政治家的统治。也就是说,民主只是遴选政治精英的程序设计与制度安排,它只是一种选择政治领导人目的的途径或方式。一旦选举程序结束,普通民众便自行退出政治舞台,由被选举出来的职业政治家承担具体政治事务管理以及公共决策的责任。在熊彼特那里,民主选举过程本质上是竞争政治权力的过程,政治精英通过竞争选民的选票获得政治领导职位进而掌握政治权力,并以此维持民主政治的正常运转。因此,熊彼特的程序民主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民主价值纠缠不清的争论,使得民主更加贴近现实的政治生活,从而更加具备实践性与可操作性。达尔多元主义程序民主观的核心在于多重少数人的统治。在达尔看来,多元主义民主建立在多元共享的权力观的基础之上,是一种以相对独立的自治组织为载体,并主张以社会制约权力的多重少数人统治的过程。多元化的社会组织或利益集团通过与政府机构的互动合作与博弈,构成了表达民意、保障民权以及制约权力的重要力量。达尔认为,理想的程序民主具体体现为一系列民主程序标准和条件,包括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以及成年人的公民权,其程序民主理论的主旨在于围绕这些程序标准与条件构建一种具备现实基础的理想的程序民主制度。同时,达尔强调权利是民主统治过程的关键性构成要素,民主体制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利体制,从而使政治平等成为了程序民主重要的价值导向。由此,达尔的程序民主包含了自由、平等权利等实质性民主成分,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程序民主与实体民主的统一。哈贝马斯商议性程序民主观的核心在于理性协商与交往预设的制度化。与熊彼特和达尔不同,哈贝马斯在汲取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民主模式合理成分的基础上,通过理想的商谈与决策程序将二者融合起来构建了一种程序主义的规范民主模式。在哈贝马斯看来,商议性政治的程序构成了民主过程的关键环节,民主政治实际上就是一种公共协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理想的商谈环境为理性交往奠定了基础,以主体间性为基础的话语沟通实现了真正意义上平等主体之间的自由商谈,从而为公民意见或公共舆论的形成,以及交往权力转化为行政权力提供了支撑与保障。哈贝马斯的程序民主实际上体现为一种双轨制的商议民主结构,既包括建制化商谈程序所主导的宪政民主政治,也包括非正式地发生于公共领域之中公民意见或公共舆论形成过程的商议政治,这一民主模式将商谈、对话、自我理解的话语及正义的话语交织在一起,为达成公正合理的结果奠定了基础。通过比较研究发现,熊彼特、达尔与哈贝马斯的程序民主思想均体现了民主程序与实质相对分离、民主现实与理想相互依存,以及权力制约与权利保护并重的理论特质和实践逻辑。尽管如此,由于受到特定文化背景、所属民主流派思想观念以及各自生活阅历等相关因素的影响,熊彼特、达尔与哈贝马斯对民主实现的基本形式、民主运转的核心过程、民主互动的理性基础、公民参与的层次范围以及民主共识的达成途径等方面的理解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之处。具体来讲,关于民主实现的基本形式,熊彼特和达尔倾向于坚持“以投票为中心”的竞争性选举,他们认为民主政治其实就是选举政治,民主政治运行中的选举程序是不可或缺的;与此同时,达尔强调在合理保障公民平等投票权的基础上,促进政府决策间接地体现选民的意志和利益;哈贝马斯则认为,投票选举并不足以实现真正的民主,民主是通过协商与对话的方式实现的,“以对话为中心”才能体现民主实现形式的真意。关于民主运转的核心过程,熊彼特和达尔偏向于自由主义对民主过程的理解,认为民主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妥协过程,主要是通过利益交换来实现特定主体利益的最大化;同时,达尔还特别强调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与妥协,以弥补个体公民政治参与能力的不足;而哈贝马斯更倾向于强调民主作为一种公共商谈的过程,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充分的理性商谈与审慎互动,在合理保护个体利益的基础上有效维护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关于民主互动的理性基础,熊彼特和达尔侧重于强调个体理性,以追求和实现最大化的个体利益;在此基础上,达尔主张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来实现和维护个体公民的利益;而哈贝马斯更加强调公共理性的作用,致力于通过公共理性寻求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公民愿望的决策方案。关于公民参与的层次范围,熊彼特强调公民参与仅限于投票选举政治领导人,具体的政治事务交给经由选举程序遴选出来的政治精英负责;达尔强调公民参与不应局限于选举政治领导人,还要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力;哈贝马斯认为,商议民主建立在利益相关者充分沟通与理性商谈的基础之上,公共协商通过公民参与来维持运转,积极、普遍的公民参与是实现民主政治稳定运转的必要条件。关于民主共识的达成途径,熊彼特与达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偏好聚合,通过竞争性选举、投票等方式将个体偏好和利益聚集起来,以多数人的共识代替民主共识;同时,达尔主张个体公民通过加入社会组织或利益集团,以实现更加有效的利益或偏好聚合;而哈贝马斯则寄希望于通过转换偏好的方式获得共同的善,并认为普通公民在商谈与对话的基础上适时改变个体偏好更有利于培养独立人格以及达成民主共识。综上所言,熊彼特、达尔与哈贝马斯的程序民主思想分别代表了当代西方精英民主理论、多元民主理论以及协商民主理论对于程序民主问题的理解与思考。通过比较分析可知,在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程序民主的发展依然面临着危机与困境。因此,在推进程序民主未来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促进程序民主与实体民主的融合,防止陷入程序至上主义的困境,还应当加强民主程序建设,构建完善的程序控权机制,以推进现代民主政治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顾天勇[6]（2020）在《雅安市名山区政府行政效能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行政效能建设是指各级机关在价值取向的指引下,开展权力制约、能力建设、效能评估、激励问责等工作,促进政府效率、效益和效果全面提升的综合性工作。近年来,县级政府行政效能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发展要求还有不少差距,对县级政府行政效能建设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当前提升行政效能是是政府部门面临的重要问题,中国是单一制的国家,以某个县区为研究对象具有代表性,因此进行雅安市名山区政府行政效能建设研究对提升县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用文献研究法梳理了政府行政效能建设的概念和理论,奠定全文理论基础。梳理了雅安市名山区政府行政效能建设取得的进展,主要包括:行政效能建设的价值取向得到较好践行、行政权力的制约逐步深化、政府能力水平逐步提升、效能评估纵深推进、激励问责体系逐步健全完善。本文用定性研究法梳理了雅安市名山区政府效能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践行价值取向还不到位、行政权力制约还有待规范、能力建设还不适应发展要求、效能评估质量水平不高、激励和问责不匹配。究其原因,主要包括:政府行政效能的目标定位不明确、行政权力的边界不清晰、能力建设制度衔接不顺畅、效能评估体系缺位、激励问责机制不健全。本文用比较分析法梳理了国内相关县（区）开展政府效能建设的经验及启示。在此基础上,对应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建议:第一,坚守效能政府价值取向;第二,加强行政权力制约;第三,强化政府能力建设;第四,提升行政效能评估水平;第五,营造良好效能建设环境。本文通过对雅安市名山区政府效能建设进行了详细研究,对雅安市名山区政府更好履行职能、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对其它县级政府行政效能建设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王超[7]（2020）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全球教育治理背景下,教师教育质量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通过提升教师教育质量,改善教师队伍素质,进而提升本国教育质量,从而实现有效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目标,已经成为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共识。教师教育质量监测体系作为教师教育质量监测的“体检仪”与“指挥棒”,无论是为教师教育质量设置底线,还是指明发展方向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安大略省是加拿大的教育重镇,教育水平位居世界前列,这与安大略省对教师教育质量的重视分不开,探究安大略省关于教师教育质量监测的经验得失,能够为我国构建教师教育质量监测体系,提供一定的启发与思考。通过对教师教育质量与教育质量监测的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与分析,同时以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观点为依据,建构起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体系分析框架,并据此对加拿大安大略省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体系及其实践进行了考察。除去绪论与余论,本研究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主要对安大略省教师教育及其质量观进行了历史追溯,研究发现:安大略省的教师教育及其质量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聚焦的重点也不一样:英法殖民统治时期,强调以宗教伦理为核心的教师质量,为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公立学校教育的兴起,使教师职业化、专业化和世俗化趋势不断加强,伴随着这一趋势的是对以科学知识为重点的师范教育质量的重视,教师教育制度化时期开启;随着科技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安大略教师教育也进入了大学化的发展阶段。第二部分主要考察安大略省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体系的构成及其实践运行。研究发现,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指导下,安大略省建构起相对完善、特征鲜明的教师教育质量监测体系包括:专业化的监测机构、标准化的监测内容以及运用定量化的监测方法与工具。第三部分对安大略省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体系的各组成部分及其实践进行了反思与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胡晓珊[8]（2020）在《中国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学理上讲,师范教育的价值取向,乃至教育的价值取向,应当在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之间达成于某种合理的分寸。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师范教育价值取向却偏重于以社会发展为标尺,导致师范教育中“人”的边缘化,限制了师范生生命的完整性,制约着我国基础教育人才的质量。本研究旨在对国家所秉持的师范教育价值取向进行梳理和分析,尝试探讨国家作为决策者对师范教育价值取向在社会和个人之间所作的权衡与抉择,并对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的偏差及其根源作出判断。在此基础上,基于对“人”的理解,阐明师范生作为完整的“人”的地位与价值,以此来重构师范教育价值取向。依据以上思路,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是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的认识路径及分析框架。基于对价值取向主客体关系认识路径的明晰,以师范教育价值取向主体相关的价值观念层、需要层和行动方向层为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的构成要素,以该主体认知之下的师范教育定位、目的和实践路径为分析维度,从而整体、完整地构建师范教育价值取向分析框架。第二部分是建国后我国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的回顾。以建国后至今的社会改革及教育调整为依据,将师范教育划分为四个阶段:急速发展期（1949-1957年）,从建国初至“大跃进”前夕;调整停滞期（1958-1977年）,从“大跃进”到改革开放前夕;恢复重建期（1978-1999年）,改革开放至师范教育混合开放体系的初步形成;转型提升期（2000-现今）,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至现今。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历史分析法,从各个时期社会改革、教育及师范教育调整、政策文本、具体的培养模式和措施入手,对国家的师范教育价值取向之价值观念层、需要层及行动方向层进行了分析,以呈现各阶段师范教育的不同取向。第三部分是我国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的偏差及其根源分析。基于对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的历史回顾,既往取向过于重视社会及其需要的价值导向,出现了师范教育价值取向中价值观念层单一化、需要层片面化及行动方向层工具化等偏差,弱化了师范生的主体立场。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从传统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传统教育对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的影响,以及传统社会教师定位对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的影响,来分析师范教育价值取向偏差的根源。第四部分是师范教育价值取向重构的人学视角。基于师范教育价值取向历史进程中“人”的边缘化问题,反思人的地位与价值,对人的内涵、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教育的关系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在此基础上,对人的属性、存在方式及需要进行了解析,从而为师范生作为完整的“人”的立场来重构师范教育价值取向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五部分是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的重构。结合师范教育领域,回归师范教育价值取向分析框架,以师范生为核心价值,重新确立“以师范生为本”的价值观念,围绕个体性发展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职责,以师范生的生命完善为需要,并选择相应的激发师范生生命活力的行动方向,来全方位地对师范教育价值取向进行重构。
陈宁[9]（2020）在《西方公共行政范式转换探析》文中认为1887年,美国学者威尔逊发表了着名的《行政学之研究》一文,此文的发表标志着公共行政学成为了一门脱离政治学的独立学科。在公共行政学百余年发展与演变的历程中,其无论在价值取向上,还是在理论与研究方法上,都发生了重大的范式转换。公共行政这些范式的转换深刻影响了公共行政的实践发展。从时间发展的角度,可知公共行政学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范式转换,即从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到新公共管理范式,由新公共管理范式到新公共服务范式三次转换,这三次重大的范式转换对公共行政发展有着重大突破。通过对西方公共行政范式发展的研究,可以为我国的行政学研究以及政府管理提供价值,理论和方法上的借鉴与启发。因此,本文将梳理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三次范式转换探寻其对我国建立公共行政范式作用与影响。
武淑梅[10]（2020）在《当代美国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研究》文中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融交锋的新形势,社会成员价值观呈现多元多样的新特点,如何在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社会思潮中凝聚大学生的价值共识,是高等院校亟待破解的重要问题。美国在两百多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构建了一套完善的价值观教育理论体系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跨越时空,对新时代我国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遵循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当代美国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为研究对象,对当代美国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内容、实践路径及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展开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深刻揭示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以扬弃的态度,积极探索其对当前我国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有益借鉴。论文由基础理论部分和应用研究部分构成。基础理论部分在诠释当代美国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相关释义的基本前提下,对当代美国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内容、实践路径、基本特征及发展趋势进行研究,为当代美国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勾勒了一幅总体性“认知图谱”。美国在长期的历史变迁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个人主义、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为主的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美国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内容,为把这些价值观成功植入大学生的头脑并转化为实际行动,美国高校主要诉诸于行政管理、教学课程、教学大纲、教学课堂和社会实践五种可行的实践路径。在此基础上,论文宏观抽象地概括了当代美国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主要特征,即教学引导与行政管理的有机统一、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的有机统一、直接课程和间接课程的有机统一、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的有机统一、注入教学与启发教学的有机统一。进而依托现有研究成果和当前状况对当代美国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客观、理性的判断和预测,即价值观教育的教育政策趋向加强化、价值观教育的教师品性趋向标准化、价值观教育的教育学科趋向全科化、价值观教育的社会实践趋向国际化。应用研究部分首先采用辩证法提出当代美国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三个批判点,即价值观教育活动难以获得社会认同、价值观教育内容难以满足现实需求、价值观教育路径难以保证教育效果。进而始终秉持扬弃的态度,提出其对新时代我国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六点经验启示,即完善高校价值观教育的教育政策、制定高校价值观教育的整体规划、加强高校价值观教育的行政管理、完善高校价值观教育的课程建设、加强高校价值观教育的师德建设、注重高校价值观教育的隐性维度。
二、韦伯的政治理念及其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韦伯的政治理念及其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相关研究 |
| (二)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研究概况 |
| (三)现代性相关研究 |
| (四)文献述评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现代性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关系 |
| (二)理论基础 |
| (三)具体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内容 |
| 四、核心概念 |
| (一)现代性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 |
| 第一章 “侍奉上帝”与宗教信徒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时期的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阶段的美国社会发展样态 |
| (二)前殖民阶段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概况 |
| 二、“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清教政治模式在殖民地初步践行 |
| (二)殖民地经济贸易水平逐渐增强 |
| (三)欧洲文化教育传统在北美的沿袭 |
| (四)宗教性教育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 |
| 三、“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义问答”模式中的家庭教育 |
| (二)“社区布道”中的科学知识推广 |
| (三)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的科学实践 |
| (四)“报刊出版”中的科学知识扩散 |
| 四、“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为开拓“新耶路撒冷”而教 |
| (二)教育类型与方式分散多样 |
| (三)以立法巩固教育的宗教性 |
| (四)教育的实用性倾向日渐凸显 |
| 五、“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宗教神性对自然人性的无情宰治 |
| (二)“杂乱拼凑”的教育师资队伍 |
| (三)“潜匿于神学体系中的科学知识”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层级化明显 |
| 第二章 “科学立国”与“国家公民”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新生国家为自由民主而战 |
| (二)“旧科学”的落寞与“新科学”的荣盛 |
| (三)“大觉醒运动”与西进运动的发展 |
| (四)以立法形式巩固民主政治观的实践 |
| 二、“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培育民族情感”的场馆科学实践 |
| (二)“宣扬理性”的公共讲座与科学博览会 |
| (三)“知识福音”与教会性科学知识推广 |
| (四)政治主导的科学知识推广实践 |
| (五)职业科学人的热情参与 |
| (六)“公民社会塑造”与科学新闻出版 |
| 三、“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科学立国”成为核心价值诉求 |
| (二)“宗教性的消退”与“世俗化的觉醒”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具有国家化倾向 |
| (四)注重借鉴西欧教育的优质经验 |
| 四、“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立国之师”的质量参差不齐 |
| (二)“科学立国”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 |
| (三)“科学立国”的实利主义倾向显现 |
| (四)“国家公民培育”面临“肤色歧视” |
| 第三章 “技术时代”与“科技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内战对美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助推 |
| (二)“手工训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进步主义运动与进步教育实践 |
| 二、“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会推行的“科学肖陶扩之旅” |
| (二)“政府推动”的技术知识推广 |
| (三)“报刊科学”中的科技知识传递 |
| (四)科学场馆的科学知识宣传 |
| (五)技术行会的产业技能培训 |
| (六)“新闻媒体人”的科技资讯传播 |
| 三、“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以培育具有技术理性的产业人为目标 |
| (二)教育内容更注重生产实用性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遵循“新闻模式” |
| (四)“新闻人的出场”与“科学人的隐退” |
| 四、“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唯技术理性的价值取向盛行 |
| (二)科学新闻的“碎片化”与“主观化” |
| (三)伪科学与迷信冲击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出现衰退迹象 |
| 第四章 “科学危机”与“批判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危机”激化了美国社会发展矛盾 |
| (二)“莫斯科的威胁”与“华盛顿的警觉” |
| (三)公众“科学万能论”价值观的消解 |
| (四)“经济起落”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颠簸” |
| 二、“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新闻科学”的“荧幕化”与内容“专精化” |
| (二)增强公众科学鉴别力的“电视科学” |
| (三)创设“科学原生态”的场馆科学模式 |
| (四)“共筑科学理解力”的“科学共同体” |
| (五)“从做中学”的社区化科学教育 |
| 三、“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理解科学”的政治取向较为明显 |
| (二)理性批判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三)“现代公众”概念的逐渐清晰化 |
| (四)科学与消费的联姻:“科学广告”盛行 |
| 四、“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消费文化对公众理智精神的侵蚀 |
| (二)科学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滑落 |
| (三)迷信和虚假内容仍然充斥其中 |
| (四)公众定位从“知识缺失”转向“理解缺失” |
| 第五章 “交往社会”与“实践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哲学的“生活实践转向” |
| (二)知识生产模式的后现代转型 |
| (三)社会转型对非正式科学教育提出新要求 |
| (四)美国社会持续关注科学教育事业 |
| 二、“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为公众参与科研创设“公共科学领域” |
| (二)鼓励实践探索的科学场馆活动 |
| (三)推行交互对话的科学传播模式 |
| (四)“活动式”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开展 |
| (五)“专业化”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 |
| 三、“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强调公众参与科学的机会平等 |
| (二)注重科学参与的交互性对话 |
| (三)凸显公众参与科学的情境化 |
| (四)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的成效测评 |
| 四、“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公众参与”面临过度商业化的侵蚀 |
| (二)科学人与公众的科学理解错位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缺乏自我批判反思 |
| (四)公众参与科学的活力受限 |
| 第六章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审思:历程审视、影响因素、经验与反思 |
| 一、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审视 |
| (一)目标追求: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 |
| (二)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 |
| (三)实践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 |
| (四)“自我批判”: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 |
| 二、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分析 |
| (一)美国文化传统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二)资本主义精神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分权自治政治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四)科学自身发展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实践经验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清晰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实施模式多元化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社会支持力度高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更强调成效评价 |
| 四、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与反思 |
| (一)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
| (二)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 |
| (三)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本土化转译 |
|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改革年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2）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理论研究成果 |
| (二)国外理论研究成果 |
| (三)理论研究存在的不足 |
| 三、论文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本体解析 |
| 第一节 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界定 |
| 一、美国环境行政执法的涵义与特点 |
| (一)环境行政执法的涵义 |
| (二)环境行政执法的特点 |
| 二、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内涵与构成要素 |
| (一)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概念 |
| (二)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特征 |
| (三)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构成要素 |
| 第二节 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构建的目标及原则 |
| 一、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构建的目标 |
| (一)环境行政执法效率提高 |
| (二)环境行政执法效果增强 |
| 二、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构建的原则 |
| (一)环境结果与环境责任共担 |
| (二)构建良好的机制促使守法 |
| (三)执法机构与资源配置合理 |
| (四)执法手段与制度保障有效 |
| 第三节 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价值 |
| 一、环境秩序的维护 |
| 二、环境效率的提高 |
| 三、环境正义的实现 |
| 第二章 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生成基础 |
| 第一节 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生成的现实基础 |
| 一、社会经济发展对执法合作的影响 |
| (一)国家对政府管制手段的反思 |
| (二)“威慑型”执法模式的转变 |
| 二、社会政治制度构成对执法合作的需要 |
| (一)环境执法机构间的合作共治 |
| (二)环境执法机构间的监督与控制 |
| 三、社会重视环境保护对执法合作的推动 |
| (一)环境执法机构的设立 |
| (二)公众监督作用的发挥 |
| 第二节 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生成的理论基础 |
| 一、法经济学视角的考量 |
| (一)基于博弈论的多元化执法合作手段构建 |
| (二)基于成本效益理论的执法合作实效评估 |
| 二、法社会学视域的分析 |
| (一)依据社会控制论的执法合作主体选择 |
| (二)依据社会利益论的主体利益关系调整 |
| 三、行政法学视野的检视 |
| (一)福利行政法观对执法合作的推动 |
| (二)利益代表模式对执法合作的影响 |
| (三)合作治理理论对执法合作的促进 |
| 第三章 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主体 |
| 第一节 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中主体的结构 |
| 一、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中的监管者:执法机构 |
| (一)联邦环境执法机构的设置及权力配置 |
| (二)州环境执法机构的设置及权力配置 |
| 二、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中的被监管者:排污企业 |
| (一)排污企业的权利配置 |
| (二)排污企业的义务设定 |
| 第二节 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中主体的利益导向 |
| 一、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中的利益平衡 |
| (一)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平衡 |
| (二)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 |
| 二、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促进利益共赢 |
| (一)社会公共福利的增进 |
| (二)私人经济利益的保障 |
| 第四章 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运行 |
| 第一节 美国联邦与州环境执法机构的执法合作 |
| 一、非对等执法合作模式的采用 |
| (一)联邦与州环境执法机构执法合作的利益平衡模式 |
| (二)联邦环境执法机构对州环境行政执法的监控 |
| 二、执法合作的实施方式 |
| (一)签订环境绩效合作协议 |
| (二)启动环境保护资金援助 |
| (三)提供环境保护技术支持 |
| 第二节 美国环境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执法合作 |
| 一、执法中合作的实施手段 |
| (一)四位一体的“防损式”执法手段 |
| (二)基于和解的“降损式”执法手段 |
| 二、执法中合作的利益考量 |
| (一)“防损式”执法合作的博弈分析 |
| (二)“降损式”执法合作的成本效益考量 |
| 三、执法中合作的外部监督 |
| (一)司法审查手段的应用 |
| (二)公众监督方式的运用 |
| 第五章 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借鉴 |
| 第一节 借鉴基础 |
| 一、中美环境治理理念的转变相似 |
| 二、中美环境行政执法模式的演变过程类似 |
| 三、中美环境行政执法均以成文法为主要依据 |
| 第二节 合作共治方式的借鉴 |
| 一、美国联邦与州环境行政执法合作的经验 |
| (一)以环境信息技术的应用促进联邦与州执法合作 |
| (二)以环境保护合作资助推动联邦环保政策在各州落实 |
| (三)将执法合作与监控并用提升联邦与州合作效果 |
| 二、我国中央与地方环境行政执法协调配合的方式选择 |
| (一)设立中央与地方环境协调办公室 |
| (二)推进中央与地方的环境信息共享 |
| (三)应用灵活的环境保护资金援助手段 |
| (四)创新地方政府绿色GDP考核机制 |
| 第三节 利益共赢模式的借鉴 |
| 一、美国环境执法机构与被监管者利益共赢的经验 |
| (一)“防损”与“降损”的有效结合 |
| (二)注重“成本效益”的内在逻辑 |
| 二、我国环境执法机构与被监管者利益共赢的制度设计 |
| (一)建立环境违法预警制度 |
| (二)构建环境行政执法和解制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3）西方理性主义大学理念 ——嬗变与危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实践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1.大学理念 |
| 2.理性和理性主义 |
| 3.功利主义、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 |
| 4.西方理性主义大学理念 |
| (四)文献综述 |
| 1.大学理念内涵和哲学基础研究 |
| (1)大学理念内涵研究 |
| (2)大学理念哲学基础研究 |
| 2.大学理念嬗变和危机研究 |
| (1)大学理念嬗变研究 |
| (2)大学理念危机研究 |
| 3.西方理性主义大学理念研究 |
| 4.对已有研究的评价 |
| (五)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1)文献研究法 |
| (2)历史分析法 |
| (六)研究的创新点 |
| 1.研究问题的创新 |
| 2.研究方法的创新 |
| 一、理性主义:从古希腊到现代 |
| (一)理性主义的初生:古希腊理性主义 |
| (二)理性主义的高潮:近代启蒙理性主义 |
| (三)理性主义的顶点:德国古典哲学理性主义 |
| (四)理性主义的笼罩:理性主义的现代反思 |
| 二、西方理性主义大学理念嬗变 |
| (一)古希腊理性主义大学理念:“构思中的雏形大学” |
| 1.柏拉图的大学理念 |
| 2.亚里士多德的大学理念 |
| (二)英法启蒙理性大学理念:“作为启蒙武器的大学” |
| (三)德国古典理性主义大学理念:理性权威统治下的大学 |
| 1.康德的大学理念 |
| 2.费希特的大学理念 |
| 3.洪堡的大学理念 |
| 4.施莱尔马赫的大学理念 |
| (四)晚近理性主义大学理念:“抗争的理性主义大学” |
| 1.英国理性主义大学理念 |
| 2.美国理性主义大学理念 |
| (五)西方理性主义大学理念嬗变的基本维度 |
| 1.追求“理性”的大学及其使命 |
| 2.追求“科学”的大学学术 |
| 3.追求“自我”的大学教育 |
| 4.三者之间的关系 |
| 三、西方理性主义大学理念的风险与危机 |
| (一)“理性”罔故“生存”:大学使命的偏移 |
| (二)“科学”滑向“事实科学”:大学学术的异化 |
| (三)“他者”掩盖“自我”:大学教育的异化 |
| 四、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1.着作 |
| 2.期刊 |
| 3.其他 |
| (二)英文文献 |
| 1.着作 |
| 2.期刊 |
| 3.其他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问题界定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STEM教育的一般研究 |
| 二、美国STEM教育发展历程相关研究 |
| 三、已有研究审视与思考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课程史研究的理论审视 |
| 二、学校科目社会史研究视角与研究思路 |
| 三、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的研究方法选择 |
| 第四节 研究意义 |
| 一、深化STEM教育基础理论研究 |
| 二、为我国STEM教育本土化实践提供参考经验 |
| 第二章 美国STEM教育发展的多重矛盾与发展阶段 |
| 第一节 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STEM教育发展的多重矛盾 |
| 一、STEM教育发展矛盾的梳理 |
| 二、推动STEM教育发展多重矛盾的基本解释 |
| 第二节 STEM教育发展的矛盾结构变化与阶段划分 |
| 一、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孕育STEM教育思想萌芽 |
| 二、工程教育的加入带动STEM教育课程体系初步建设 |
| 三、政府力量主导学校课程改革与STEM教育制度化建设 |
| 四、课程专家主导的STEM教育标准化课程体系构建 |
| 第三章 科学教育改革中的STEM教育思想萌芽 |
| 第一节 学校教育面临转型课题 |
| 一、精英化科学教育难以满足大量技术型人才需求 |
| 二、高等教育中的科学与工程教育式微 |
| 第二节 科学教育新特征的出现 |
| 一、不同团体的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试验 |
| 二、多重改革下科学教育呈现新特征 |
| 第三节 科工教育改革的实践火种 |
| 一、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下的科学课程整合实践 |
| 二、前瞻性却举步维艰的工程教育项目发展 |
| 第四节 思想萌芽期STEM教育的发展特征 |
| 一、STEM教育的理论基础大致形成 |
| 二、STEM教育的实践路径初见端倪 |
| 三、STEM概念发展尚未完善 |
| 第四章 工程教育推动的STEM课程体系初步建设 |
| 第一节 STEM人才预警与工程教育的纳入 |
| 一、硬科学专业选择持续遇冷引发STEM劳动力危机 |
| 二、STEM本土人才储备需从基础教育改革入手 |
| 三、基础教育中纳入工程教育实现STEM专业准备 |
| 第二节 依托工程教育实现STEM教育完整拼图 |
| 一、以工程教育作为STEM整合的“催化剂” |
| 二、“术语”出现与STEM教育步入系统化发展 |
| 第三节 民间大型学术团体主导的STEM课程研究 |
| 一、STEM课程改革全国示范项目出现——以“项目引路计划”为例 |
| 二、《学生如何学习科学》发布与对探究式教学手段的重新思考 |
| 三、教师教育学院协会引导的全国性STEM教师专业发展项目研究 |
| 第四节 STEM课程体系的初建表现 |
| 一、STEM课程理念共识初步形成 |
| 二、STEM课程开发技术层面的经验累积 |
| 三、多方主体尚未形成发展合力 |
| 第五章 政府主导下的STEM教育制度化推进 |
| 第一节 STEM教育的国家战略式发展需求 |
| 一、联邦政府的“风险投资” |
| 二、标准化运动下STEM教学质量堪忧 |
| 三、STEM教育的国家战略上升进程 |
| 第二节 政府主导的STEM教育政策建设 |
| 一、大力度财政拨款为STEM教育改革提供保障 |
| 二、STEM教育发展的顶层设计 |
| 三、以竞争性拨款项目调动各方STEM教育参与热情 |
| 四、立法以昭示发展STEM教育的国家意志 |
| 第三节 政府引领下STEM教育多主体发展合力形成 |
| 一、联邦主导下民间组织的STEM教育推动路径 |
| 二、“多元主体”STEM教育改革模式形成 |
| 第四节 制度化推进期STEM教育的发展特点 |
| 一、为满足国家劳动力需求而发展的STEM教育 |
| 二、STEM教育价值唤醒研究的热潮 |
| 三、趋向多元的STEM课程设计与实施 |
| 第六章 STEM教育的标准化课程建设 |
| 第一节 STEM教育发展面临内外困境 |
| 一、再工业化战略持续升级带来STEM劳动力需求倍增 |
| 二、STEM教育实施出现形式主义危机 |
| 三、功利主义反噬STEM劳动力培养效率 |
| 第二节 迈向标准化的STEM课程建设 |
| 一、横纵衔接的STEM课程体系 |
| 二、聚焦学生自主探究的教学设计 |
| 三、内容性与表现性一致的STEM课程实施标准 |
| 第三节 标准化课程建设阶段STEM教育的发展特征 |
| 一、课程专家成为STEM教育发展的主导力量 |
| 二、纳入人文学科提升STEM教育育人价值 |
| 三、强化问责保障STEM教育发展质量 |
| 四、层次分明的课程实施体系实现STEM教育有效落地 |
| 第七章 STEM教育发展机制及其启示 |
| 第一节 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美国STEM教育发展机制解析 |
| 一、从外力推进到内部自觉的发展动因机制 |
| 二、以工程为基点的跨学科内容整合机制 |
| 三、由多元走向统一的课程实施机制 |
| 第二节 美国STEM教育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 一、我国STEM教育发展的现状与需求 |
| 二、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美国STEM教育发展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与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5）程序民主研究 ——熊彼特、达尔、哈贝马斯程序民主观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梳理与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四、可能的创新及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程序民主基本理论阐释 |
| 一、程序民主的涵义 |
| (一)民主概念的基本含义 |
| (二)程序民主的概念内涵 |
| (三)程序民主与实体民主 |
| 二、西方程序民主观念起源与思想演进 |
| (一)古希腊时期程序民主观念的萌芽 |
| (二)近代以来程序民主思想的演进 |
| 三、程序民主的特征 |
| (一)程序民主的独立性 |
| (二)程序民主的过程性 |
| (三)程序民主的交涉性 |
| (四)程序民主的公开性 |
| (五)程序民主的公正性 |
| (六)程序民主的稳定性 |
| 第二章 熊彼特的精英主义程序民主观 |
| 一、熊彼特精英民主的思想渊源 |
| 二、对“古典民主理论”的反思与批判 |
| (一)对“共同福利”与“人民意志”的证伪 |
| (二)对政治中人的本性的分析 |
| 三、作为一种“竞争政治领导权过程”的民主 |
| (一)民主的现实:民主政治是政治家的统治 |
| (二)民主的表征:为政治决策而实行的制度安排 |
| (三)民主的核心:竞争性的政治选举 |
| 四、民主价值与事实的相对分离 |
| (一)民主的价值与方法:从“人民主权”到“民主选举” |
| (二)民主的主体与形式:从“由谁统治”到“如何统治” |
| (三)民主的实质与程序:从“实质民主”到“程序民主” |
| 五、程序民主成功运行的条件 |
| (一)足够优秀的政治精英阶层 |
| (二)政治决策的有效范围相对有限 |
| (三)训练良好并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官僚队伍 |
| (四)较强的民主自控能力 |
| 第三章 达尔的多元主义程序民主观 |
| 一、达尔多元民主思想的生成背景 |
| 二、对传统民主理论的批判与继承 |
| (一)对“麦迪逊式民主”的批判 |
| (二)对“平民主义民主”的超越 |
| (三)对“精英主义民主”的扬弃 |
| 三、作为一种“多重少数人统治过程”的民主 |
| (一)民主的基础:多元共享的权力观 |
| (二)民主的载体:相对独立的自治组织 |
| (三)民主的核心:多重少数人的统治 |
| (四)民主的逻辑:以社会制约权力 |
| 四、理想的程序民主及其衡量标准 |
| (一)程序民主的假设与前提 |
| (二)民主程序的标准与条件 |
| (三)民主程序与实质的融合 |
| 五、现实的多头政体与程序民主 |
| (一)现实的多头政体 |
| (二)多头政体与民主程序 |
| 第四章 哈贝马斯的商议性程序民主观 |
| 一、哈贝马斯商议民主的理论基础 |
| 二、对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民主的批判与超越 |
| (一)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民主争论 |
| (二)对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民主观的超越 |
| 三、作为一种“公共协商过程”的民主 |
| (一)民主的基础:理想的商谈环境 |
| (二)民主的核心:商谈与交往预设的制度化 |
| (三)民主的理性: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
| 四、双轨制的商议民主结构 |
| (一)公共领域与商议性政治 |
| (二)非建制化商谈:形成公民意见的途径 |
| (三)建制化商谈:制定公共决策的方式 |
| 五、商议民主与法治国理想 |
| (一)人权与人民主权的协调 |
| (二)基本权利的商谈论理解 |
| (三)商谈论与法治国原则的重构 |
| 第五章 熊彼特、达尔与哈贝马斯程序民主观的比较 |
| 一、熊彼特、达尔与哈贝马斯程序民主观的相似性 |
| (一)程序与实质相对分离的民主观 |
| (二)现实与理想相互依存的民主观 |
| (三)权力制约与权利保护并重的民主观 |
| 二、熊彼特、达尔与哈贝马斯程序民主观的主要差别 |
| (一)民主实现的基本形式:投票中心、平等投票与对话中心 |
| (二)民主运转的核心过程:利益妥协、团体竞争与公共商谈 |
| (三)民主互动的理性基础:个体理性、集体行动与公共理性 |
| (四)公民参与的层次范围:有限参与、扩大参与与普遍参与 |
| (五)民主共识的达成途径:利益聚集、偏好聚合与偏好转换 |
| 三、三种程序民主观比较的思考与评析 |
| (一)三种程序民主观相互关系的思考 |
| (二)三种程序民主观的理论贡献与不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雅安市名山区政府行政效能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论文创新点 |
| 2.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政府 |
| 2.1.2 行政效能建设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行政组织理论 |
| 2.2.2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2.3 多元公共行政理论 |
| 2.3 政府行政效能建设的主要内容 |
| 2.3.1 价值取向 |
| 2.3.2 权力制约 |
| 2.3.3 能力建设 |
| 2.3.4 效能评估 |
| 2.3.5 激励问责 |
| 3.雅安市名山区政府行政效能建设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3.1 雅安市名山区基本情况 |
| 3.2 雅安市名山区政府行政效能建设成效 |
| 3.2.1 行政效能建设的价值取向得到较好践行 |
| 3.2.2 行政权力的制约逐步深化 |
| 3.2.3 政府能力建设水平逐步提升 |
| 3.2.4 效能评估纵深推进 |
| 3.2.5 激励问责体系逐步健全完善 |
| 3.3 雅安市名山区政府效能建设存在的问题 |
| 3.3.1 践行价值取向还不到位 |
| 3.3.2 行政权力制约还有待规范 |
| 3.3.3 能力建设还不适应发展要求 |
| 3.3.4 效能评估质量水平不高 |
| 3.3.5 激励和问责不匹配 |
| 3.4 雅安市名山区政府效能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3.4.1 政府行政效能的目标定位不明确 |
| 3.4.2 行政权力的边界不清晰 |
| 3.4.3 能力建设制度衔接不顺畅 |
| 3.4.4 效能评估体系缺位 |
| 3.4.5 激励问责机制不健全 |
| 4.国内政府效能建设的代表性举措借鉴及其启示 |
| 4.1 行政效能建设代表性案例 |
| 4.1.1 苏州昆山市政府效能建设 |
| 4.1.2 深圳市福田区政府效能建设 |
| 4.1.3 福建省晋江市政府效能建设 |
| 4.2 对县级政府效能建设的启示 |
| 4.2.1 重视价值取向的引领作用 |
| 4.2.2 注重限制政府公权力 |
| 4.2.3 注重持续提升政府能力 |
| 4.2.4 重视政府效能的评估反馈 |
| 5.雅安市名山区政府行政效能建设的对策建议 |
| 5.1 坚守效能政府价值取向 |
| 5.1.1 强化效能建设顶层设计 |
| 5.1.2 完善内部运行制度机制 |
| 5.1.3 持之以恒抓好效能建设 |
| 5.2 加强行政权力制约 |
| 5.2.1 保持核心公共政策稳定性 |
| 5.2.2 进一步精简行政审批 |
| 5.2.3 提升市场监管水平 |
| 5.2.4 增加公共服务供给 |
| 5.3 强化政府能力建设 |
| 5.3.1 强化人力资源管理 |
| 5.3.2 提高决策能力水平 |
| 5.3.3 抓好电子政务建设 |
| 5.4 提升行政效能评估水平 |
| 5.4.1 健全内部评估制度 |
| 5.4.2 深化完善外部评估 |
| 5.4.3 拓展评估范围领域 |
| 5.5 营造良好的效能建设环境 |
| 5.5.1 强化政府行政行为监督 |
| 5.5.2 营造宽松的干事创业环境 |
| 6.研究结论和建议 |
| 6.1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加拿大安大略省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全球教育治理背景下教师教育质量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
| (二)教师教育质量监测体系是教师教育质量的“体检仪”和“指挥棒” |
| (三)我国教师教育质量需要有效监测 |
| (四)安大略省教师教育值得借鉴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教师教育质量的研究 |
| (二)关于教育质量监测的研究 |
| (三)对已有研究的述评与展望 |
| 三、概念界定 |
| (一)教师教育 |
| (二)质量、教师质量与教师教育质量 |
| (三)监测、质量监测与教师教育质量监测 |
| 四、理论依据与分析框架 |
| (一)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体系的理论依据 |
| (二)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体系的分析框架 |
| 五、研究设计 |
| (一)研究问题与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加拿大安大略省教师教育的历史发展 |
| 一、源起:以宗教伦理为核心的教师质量 |
| 二、制度化:以科学知识为重点的师范教育质量 |
| 三、安大略省教师教育的大学化发展 |
| 第二章 加拿大安大略省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的指导理念 |
| 一、新自由主义与安大略省教师教育改革 |
| 二、新自由主义指导下安大略省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教师教育治理模式的分析 |
| 第三章 加拿大安大略省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主体的多元性与专业化 |
| 一、政府层面的教师教育质量监测机构及其职责 |
| 二、社会层面的教师教育质量监测机构及其作用 |
| 三、大学层面的教师教育质量监测机构及其职能 |
| 第四章 加拿大安大略省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内容的全面性与标准化 |
| 一、职前教师教育项目认证标准 |
| 二、职前教师教育招生录取质量标准 |
| 三、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质量标准 |
| 四、职前教师教育结果质量标准 |
| 第五章 加拿大安大略省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方法与结果分析的定量化趋势 |
| 一、教师教育质量监测的方法与工具 |
| 二、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的结果分析与应用 |
| 第六章 讨论与建议 |
| 一、关于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的指导理念 |
| 二、关于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机构的多元性与专业化 |
| 三、关于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内容的标准化 |
| 四、关于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与分析的定量化趋势 |
| 余论:作为教师教育治理术的质量监测及其限度 |
| 参考文献 |
| 1.中文文献 |
| 2.英文文献 |
| 3.网络资源 |
| 附录 |
| 附录1 安大略省教师教育机构内部质量评估组织结构 |
| 附录2 教师教育方案专业认证中知识、技能的预期目标 |
| 附录3 布鲁克大学教师学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中国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社会转型对师范教育提出的挑战 |
| (二)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的反思 |
| (三)师范教育理论研究的诉求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关于价值的研究 |
| (二)关于价值取向的研究 |
| (三)关于教育价值取向的研究 |
| (四)关于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的研究 |
| (五)已有研究的总结与启示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价值 |
| (二)价值取向 |
| (三)师范教育 |
| (四)师范教育价值取向 |
| 四、研究的目的、意义及创新 |
| (一)研究的目的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三)研究的创新 |
| 五、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的思路 |
| (二)研究的方法 |
| 第一章 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的认识路径与分析框架 |
| 一、主客体关系的价值取向认识路径 |
| (一)对价值取向主体的认识 |
| (二)价值取向主客体关系的内涵 |
| (三)价值取向的主体性原则 |
| 二、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的分析框架 |
| (一)师范教育价值取向构成要素划分的依据 |
| (二)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的构成要素 |
| (三)师范教育价值取向构成要素的分析维度 |
| 第二章 建国后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的回顾 |
| 一、师范教育急速发展期——社会政治经济取向(1949-1957年) |
| (一)以政治、经济因素为主导的价值观念 |
| (二)以培养服务于政治稳定、经济复苏的教师为需要 |
| (三)政治突出、知识本位的行动方向 |
| 二、师范教育调整停滞期——社会政治取向(1958-1977年) |
| (一)以政治因素为主导的价值观念 |
| (二)以培养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教师为需要 |
| (三)劳动为先、革命本位的行动方向 |
| 三、师范教育恢复重建期——社会经济取向(1978-1999年) |
| (一)以经济因素为主导的价值观念 |
| (二)以培养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教师为需要 |
| (三)知识中心、技能导向的行动方向 |
| 四、师范教育转型提升期——教师专业发展取向(2000年-现今) |
| (一)偏向于以“人”为主导的价值观念 |
| (二)以培养专业型教师为需要 |
| (三)师德为要、实践导向的行动方向 |
| 第三章 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的偏差及根源分析 |
| 一、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的偏差透视 |
| (一)师范教育价值取向中价值观念层的单一化 |
| (二)师范教育价值取向中需要层的片面化 |
| (三)师范教育价值取向中行动方向层的工具化 |
| 二、师范教育价值取向偏差的根源探究 |
| (一)传统社会对教育的影响 |
| (二)传统教育对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的影响 |
| (三)传统社会教师定位对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的影响 |
| 第四章 师范教育价值取向重构的人学视角 |
| 一、人学依据 |
| (一)人的内涵 |
| (二)人与社会的关系 |
| (三)人与教育的关系 |
| 二、人的解析 |
| (一)人的属性 |
| (二)人的存在方式 |
| (三)人的需要 |
| 第五章 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的重构 |
| 一、“以师范生为本”的师范教育价值观念 |
| (一)以师范生为核心价值 |
| (二)师范生的存在方式 |
| 二、以师范生生命完善为需要 |
| (一)师范生个体性发展需要 |
| (二)师范生社会性发展需要 |
| (三)师范生生命完善需要 |
| 三、激发师范生生命活力的行动方向 |
| (一)人文化的师范教育课程设置 |
| (二)生成性的师范教育教学范式 |
| (三)平等交往的师生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9）西方公共行政范式转换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总结 |
| 第一章 西方公共行政范式的涵义 |
| 第一节 行政范式的基本涵义 |
| 一、“范式”的涵义 |
| 二、公共行政范式的涵义 |
| 三、范式转换的涵义 |
| 第二节 西方公共行政范式的内容 |
| 一、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内容 |
| 二、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内容 |
| 三、新公共服务范式的内容 |
| 第三节 西方公共行政范式的理论基础 |
| 一、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理论基础 |
| 二、新公共管理范式的理论基础 |
| 三、新公共服务范式的理论基础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向新公共管理范式转换 |
| 第一节 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向新公共管理范式转换的历史背景 |
| 一、信息化对传统公共行政范式提出挑战 |
| 二、全球化对传统公共行政范式提出挑战 |
| 第二节 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向新公共管理范式转换的动因 |
| 一、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理论缺失 |
| 二、经济学理论为新公共管理范式提供了理论依据 |
| 第三节 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向新公共管理范式转换的内容 |
| 一、价值取向的转换:由效率取向到效率与市场化统一取向 |
| 二、理论基础的转换:由政治学理论到经济学理论 |
| 三、研究方法的转换:由综合性研究方法到经济学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向新公共管理范式转换的作用 |
| 一、积极作用 |
| 二、消极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公共管理范式向新公共服务范式转换 |
| 第一节 新公共管理范式向新公共服务范式转换的历史背景 |
| 一、新公共服务范式对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反思与批判 |
| 二、政治趋于民主化 |
| 第二节 新公共管理范式向新公共服务范式转换的动因 |
| 一、新公共服务范式对企业家政府的批判 |
| 二、新公共服务范式对公共利益漠视的批判 |
| 第三节 新公共管理范式向新公共服务范式转换的内容 |
| 一、价值取向的转换:由效率与市场化到服务与公平 |
| 二、理论基础的转换:由经济学理论到政治民主理论 |
| 三、研究方法的转换:由经济学方法到社会与民主相结合方法 |
| 第四节 新公共管理范式向新公共服务范式转换的作用 |
| 一、积极作用 |
| 二、消极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西方公共行政范式转换的审视与借鉴 |
| 第一节 西方公共行政范式转换作用的审视 |
| 一、范式转换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
| 二、范式转换对实践发展具有指导作用 |
| 第二节 西方公共行政范式转换的借鉴 |
| 一、价值取向:重视伦理取向的公共行政范式 |
| 二、理论基础:重视治理理论的公共行政范式 |
| 三、研究方法:重视反思与批判研究方法的公共行政范式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10）当代美国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政策导向: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二) 学科背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入推进 |
| (三) 研究视野:价值观教育研究呈现跨国别的发展趋势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一) 国外研究述评 |
| (二) 国内研究述评 |
| (三) 现有研究的不足 |
| 三、研究设计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研究意义 |
| (五) 创新思考 |
| 第一章 当代美国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相关释义 |
| 第一节 价值观 |
| 一、价值观的概念 |
| 二、价值观的特点 |
| 三、价值观的功能 |
| 第二节 价值观教育 |
| 一、价值观教育的含义 |
| 二、价值观教育的特点 |
| 三、价值观教育的作用 |
| 第三节 美国价值观教育 |
| 一、美国价值观教育的内涵 |
| 二、美国价值观教育的目标 |
| 三、美国价值观教育的历程 |
| 第二章 当代美国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个人主义 |
| 一、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形成 |
| 二、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内涵 |
| 三、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表现 |
| 第二节 自由 |
| 一、美国自由价值观的形成 |
| 二、美国自由价值观的内涵 |
| 三、美国自由价值观的表现 |
| 第三节 平等 |
| 一、美国平等价值观的形成 |
| 二、美国平等价值观的内涵 |
| 三、美国平等价值观的表现 |
| 第四节 民主 |
| 一、美国民主价值观的形成 |
| 二、美国民主价值观的内涵 |
| 三、美国民主价值观的表现 |
| 第五节 法治 |
| 一、美国法治价值观的形成 |
| 二、美国法治价值观的内涵 |
| 三、美国法治价值观的表现 |
| 第三章 当代美国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行政管理中的价值观教育 |
| 一、政策制度中的价值观导向 |
| 二、职能运作中的价值观导向 |
| 第二节 教学课程中的价值观教育 |
| 一、以不同学科知识涵养价值精神 |
| 二、以不同思维能力提升价值判断 |
| 三、以不同课程主题引领价值取向 |
| 第三节 教学大纲中的价值观教育 |
| 一、教学大纲课程目标中的价值导向 |
| 二、教学大纲课堂纪律中的价值导向 |
| 第四节 教学课堂中的价值观教育 |
| 一、课堂中的价值观了解与认知 |
| 二、课堂中的价值观判断与选择 |
| 三、课堂中的价值观体验与固化 |
| 第五节 社会实践中的价值观教育 |
| 一、服务学习中的价值观教育 |
| 二、海外学习中的价值观教育 |
| 三、社会实习中的价值观教育 |
| 第四章 当代美国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特征与趋势 |
| 第一节 当代美国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基本特征 |
| 一、教学引导与行政管理的有机统一 |
| 二、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的有机统一 |
| 三、直接课程和间接课程的有机统一 |
| 四、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的有机统一 |
| 五、注入教学与启发教学的有机统一 |
| 第二节 当代美国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发展趋势 |
| 一、价值观教育的教育政策趋向加强化 |
| 二、价值观教育的教师品性趋向标准化 |
| 三、价值观教育的教育学科趋向全科化 |
| 四、价值观教育的社会实践趋向国际化 |
| 第五章 当代美国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批判与借鉴 |
| 第一节 当代美国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批判反思 |
| 一、价值观教育活动难以获得社会认同 |
| 二、价值观教育内容难以满足现实需求 |
| 三、价值观教育路径难以保证教育效果 |
| 第二节 当代美国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经验借鉴 |
| 一、完善高校价值观教育的教育政策 |
| 二、制定高校价值观教育的整体规划 |
| 三、加强高校价值观教育的行政管理 |
| 四、完善高校价值观教育的课程建设 |
| 五、加强高校价值观教育的师德建设 |
| 六、注重高校价值观教育的隐性维度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四、韦伯的政治理念及其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2]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研究[D]. 张丽娟. 吉林大学, 2020(08)
- [3]西方理性主义大学理念 ——嬗变与危机[D]. 牛晓雨.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4]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D]. 杜文彬.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 [5]程序民主研究 ——熊彼特、达尔、哈贝马斯程序民主观比较分析[D]. 丁明春. 吉林大学, 2020(08)
- [6]雅安市名山区政府行政效能建设研究[D]. 顾天勇.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7]加拿大安大略省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体系研究[D]. 王超.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8]中国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研究[D]. 胡晓珊.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2)
- [9]西方公共行政范式转换探析[D]. 陈宁. 黑龙江大学, 2020(05)
- [10]当代美国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研究[D]. 武淑梅.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