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肿瘤家族史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贲门腺癌,高低发区,肿瘤家族史,术后预后
肿瘤家族史论文文献综述
雷玲玲,王献增,魏锦昌,程锟,李吉林[1]（2019）在《肿瘤家族史对贲门腺癌患者术后预后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探讨肿瘤家族史对贲门腺癌(GCA)患者术后预后的影响。方法:3 088例接受根治术治疗的GCA患者的临床、病理和随访信息取自河南省食管癌重点开放实验室50万例食管癌和贲门癌临床信息数据库。高发区2 315例,低发区773例。结果:在高发区,家族史阴性和阳性患者肿瘤长径、分化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5);在低发区,家族史阴性和阳性患者肿瘤长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5)。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肿瘤家族史阳性是低发区GCA患者术后预后的独立保护因素[HR(95%CI)=1. 338(1. 084～1. 651)]。结论:低发区肿瘤家族史可能是GCA患者术后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本文来源于《郑州大学学报(医学版)》期刊2019年02期）
陈凤[2]（2019）在《肿瘤家族史对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应对方式影响的护理观察》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通过观察肿瘤家族史对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应对方式的影响,为帮助患者积极面对疾病采取有针对性护理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医学应对问卷(MCMQ)对121例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进行调查。结果121例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采用的"面对"应对方式显着低于常模(P<0.01),采用"回避"和"屈服"应对方式高于常模(P<0.01或P<0.05);有肿瘤家族史患者采取"面对"应随方式多于无家族史的,采取"回避"和"屈服"应对方式少于无家族史的;无家族史食道癌患者采用"面对"应对方式少于其他部位肿瘤患者,采用"屈服"应对方式明显多于其他部位肿瘤患者。结论肿瘤家族史对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应对方式有影响,且对不同部位肿瘤患者的应对方式也可有影响。护士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患者的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状况,帮助患者以积极健康的心态面对疾病。(本文来源于《实用临床护理学电子杂志》期刊2019年09期）
石鹏,蔡钦波,李广华,何裕隆[3]（2018）在《恶性肿瘤家族史与胃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探讨一级亲属恶性肿瘤家族史与胃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08年至2015年行根治性胃癌切除术的1065例胃癌患者的临床病例资料,其中一级亲属无恶性肿瘤家族史者954例,有恶性肿瘤家族史者111例,包括有胃癌家族史者53例,有其他恶性肿瘤家族史且无胃癌家族史者58例。采用双侧χ~2检验和Wilcoxon秩和检验分析胃癌患者一级亲属恶性肿瘤家族史与其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并行Log-rank检验;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一级亲属恶性肿瘤家族史对胃癌患者预后的影响。结果有恶性肿瘤家族史胃癌患者的发病年龄和肿瘤长径显着低于无恶性肿瘤家族史的患者(P<0.05)。有恶性肿瘤家族史患者的总生存期(OS)和无进展生存期(PFS)均呈现高于无恶性肿瘤家族史患者的趋势。其中,有胃癌家族史患者的OS和PFS与无恶性肿瘤家族史患者无明显差异。但有其他恶性肿瘤家族史且无胃癌家族史的患者,OS和PFS均显着高于无恶性肿瘤家族史患者(P<0.05)。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校正年龄、性别、肿瘤位置、肿瘤最大径,分化程度,T分期和N分期后,胃癌家族史和其他恶性肿瘤家族史与患者的肿瘤复发和死亡风险均无显着相关。结论有、无一级亲属恶性肿瘤家族史的胃癌患者之间存在临床病理特征的差异,并且恶性肿瘤家族史与胃癌患者预后存在相关性,但其并不是影响胃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本文来源于《消化肿瘤杂志(电子版)》期刊2018年04期）
周荣耀,程静,柴静,卢曼曼,沈兴蓉[4]（2019）在《合肥市社区居民肿瘤预防信念与肿瘤家族史关系》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了解安徽省合肥市社区居民肿瘤预防信念与肿瘤家族史的关系,为有肿瘤家族史人群的肿瘤预防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于2016年7月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在合肥市6个社区抽取2 378名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合肥市2 378名社区居民中,有肿瘤家族史者754人(31.59%);无肿瘤家族史的社区居民肿瘤预防信念量表易感性认知、收益性认知、障碍性认知和综合得分分别为(2.69±0.57)、(3.34±0.76)、(1.79±0.47)和(2.90±0.36)分,均低于有肿瘤家族史社区居民的(2.84±0.53)、(3.45±0.65)、(1.82±0.50)和(2.97±0.32)分(均P <0.05);家族成员患肿瘤数为1例社区居民的肿瘤预防信念量表易感性认知和综合得分分别为(2.82±0.54)和(2.96±0.31)分,均低于家族成员患肿瘤数为≥2例社区居民的(2.91±0.50)和(2.99±0.33)分(均P <0.05);家族中非一级亲属患肿瘤社区居民的肿瘤预防信念量表易感性认知、收益性认知和综合得分分别为(2.82±0.54)、(3.40±0.66)和(2.96±0.32)分,均低于家族中一级亲属患肿瘤社区居民的(2.85±0.52)、(3.47±0.65)和(2.97±0.31)分(均P <0.05)。结论有肿瘤家族史、家族成员中患肿瘤数较多和一级亲属患肿瘤的社区居民肿瘤预防信念得分较高。(本文来源于《中国公共卫生》期刊2019年01期）
倪迎春[5]（2018）在《肿瘤家族史与胃癌发病风险关系的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研究背景胃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胃癌检测数据显示,胃癌发病率逐年降低,特别是发达国家。但是,胃癌在全球肿瘤的发病率排位中居第五位,在死亡率排位中居第叁位。并且,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峻,胃癌患者的绝对数量也不断增加,疾病负担沉重。在全球范围内,胃癌高发区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尤其是韩国、日本和中国)、中东欧以及南美洲地区;低发区主要在北美洲和非洲等地区。虽然我国的胃癌发病率较高,但是胃癌的发病也具有地域差异性,以上海、甘肃、江苏、青海等地区高发。泰兴市位于我国胃瘤高发地区,该地区全人群胃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为38.5/10万和32.8/10万,仅次于食管癌、肝癌,在恶性肿瘤发病及死亡中位居第叁位(2013年肿瘤分析报告),高于全国胃癌发病平均水平(31.28/10万)。胃癌按照Lauren病理分型标准可被分为肠型胃癌和弥漫型胃癌两大类。按照肿瘤基因组计划最新胃癌分类标准,又被分为EB病毒阳性型(Epstein-Barr virus-positive,EBVP)、微卫星不稳定型(microsatellite unstable,MSI)、染色体不稳定型(chromosomally unstable,CIN)和遗传稳定型(genetically stable,GS)四类。胃癌的发生、发展是由遗传变异等内因和化学、物理、生物等外因共同长期作用的结果。幽门螺旋杆菌(Helicobacterpylori,HP)感染、高盐高油的饮食习惯、EBV感染以及E钙粘蛋白(E-cadherin,CDH1)基因突变等被认为是胃癌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虽然对胃癌的发病危险因素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胃癌的病因仍不十分清楚。再加上沉重的胃癌疾病负担,更需要进一步深入开展对胃癌病因的探索工作。一切疾病的发生都有其遗传学基础,胃癌也不例外。遗传因素通常用肿瘤家族史来测量和研究,目的是增强结论的现实意义。关于肿瘤家族史与胃癌发病关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79年,徐星高等人发现了胃癌发病的家族聚集性特点。接着,陆续在我国大连、河南林县、甘肃武威市、陕西咸阳市等胃癌高发区开展了多项相关研究。这些研究均提示肿瘤家族史在胃癌发病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些研究多采用横断面或病例对照研究设计,存在着研究样本量较少、亚组分析结果不一致以及未严格区分胃癌与胃食管交界处肿瘤等问题,而且亲属队列研究设计应用非常少。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索肿瘤家族史与胃癌发病的关系。2010年到2013年间,本课题组在泰兴市开展了针对上消化道肿瘤病因的以人群为基础的病例对照研究。在现场调查中发现,该地区胃癌发病也具有家族聚集现象,这就给本研究提供了基础。因此,本研究拟借助此项以人群为基础的病例对照研究,采用病例对照设计和Kin-cohort研究设计从两个角度探索肿瘤家族史与胃癌的关系,以期细致全面地阐述肿瘤家族史对胃癌发病的影响。研究目的借助此项严格的以人群为基础的病例对照研究,于胃癌高发地区江苏省泰兴市构建研究人群,收集研究对象相关信息描述肿瘤家族史的分布情况,探讨肿瘤家族史与胃癌发病的关系以及讨论胃癌发病的影响因素及分子机制,以期为确立当地人群胃癌早期筛查指标提供理论基础,并为未来深入开展胃癌遗传学研究提供参考依据。研究方法2010年10月到2013年9月,在泰兴市四家可以做胃镜的医院收集这叁年的胃癌新发病例,每年年底在泰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肿瘤登记处补充可能遗漏的病例信息。以5岁年龄组和性别作为成组匹配条件,从泰兴市人口注册系统中随机抽取相应的对照。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并采集生物学样本。数据录入清理后利用肿瘤家族史暴露信息,采用病例对照研究设计和Kin-cohort研究设计方法,从两个角度分析肿瘤家族史与胃癌发病的关系。在病例对照研究设计中,通过建立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计算肿瘤家族史与胃癌发病关系的比值比(odds ratio,OR)及其95%可信区间(95%confidence interval,95%CI),探讨肿瘤家族史对胃癌发病的影响;并根据研究对象一级亲属患肿瘤的种类、患病人数的不同做亚组分析。在Kin-cohort研究设计中,先证者(病例组和对照组)所有的一级亲属组成一个亲属队列,“随访”观察该亲属队列,直到研究结局(肿瘤发病或死亡或失访)出现,并纪录他们的肿瘤发病年龄或者死亡年龄。根据先证者是否患胃癌,把该亲属队列分为暴露组和非暴露组。分别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和Nelson-Aalen累积发病风险曲线,应用Cox比例风险模型比较暴露组与非暴露组患上消化道肿瘤和患胃癌的累积风险。所有分析均采用Stata14.0软件完成。研究结果1.病例对照研究设计。本研究共纳入胃癌新发病例481例,合格对照1972例。病例组与对照组家庭人口数、同胞以及子女的分布情况均衡,具有可比性(P>0.05)。泰兴市胃癌家族史阳性率病例组和对照组分别是20.0%和11.0%。研究结果表明:①肿瘤家族史阳性者患胃癌的风险增大(OR =1.64,95%CI:1.33-2.02)。无论是父母还是同胞中有患肿瘤者,都会增加胃癌的发病风险(OR= 1.44,95%CI:1.15-1.81;OR=1.60,95%CI:1.27-2.03)。②消化系统肿瘤家族史阳性者胃癌发病风险比消化系统肿瘤家族史阴性者增高了 69%(OR =1.69,95%CI:1.37-2.08)。食管癌家族史阳性者患胃癌的风险是食管癌家族史阴性的1.41倍(OR =1.41,95%CI:1.08-1.84);结直肠癌家族史与胃癌发病无关(OR=1.75,95%CI:0.96-3.17)。③胃癌家族史阳性是胃癌发病的危险因素(OR=2.10,95%CI:1.61-2.73),经多因素调整后仍有统计学意义(OR=2.11,95%CI:1.60-2.78)。且胃癌发病风险随着家族内患胃癌的一级亲属个数的增加而呈现上升趋势(P<0.001)。父母中有患胃癌者会增加其本人患胃癌的风险(OR=2.19,95%CI:1.58-3.02),经多因素调整后仍有统计学意义(OR=2.20,95%CI:1.58-3.08)。亚组分析结果显示,父亲患胃癌者患胃癌的风险、母亲患胃癌者患胃癌的风险分别是父亲不患胃癌者、母亲不患胃癌者的2.01倍和2.75倍。同胞患胃癌者也会增加其本人胃癌的发病风险(OR=1.89,95%CI:1.26-2.84)。2.Kin-cohort研究设计。非暴露组(对照的一级亲属)包括1972例对照的15744个一级亲属,暴露组(病例的一级亲属)包括481例胃癌患者的3937个一级亲属。截至80岁,病例的一级亲属、对照的一级亲属患胃癌的累积风险分别是9.48%和6.64%。Cox比例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截至85岁,病例一级亲属患上消化道肿瘤(胃癌和食管癌)的风险是对照一级亲属的1.44倍(HR=1.44,95%CI:1.25-1.65)。亚组分析结果显示,病例的男性一级亲属、病例的女性一级亲属患上消化道肿瘤的风险比对照的男性一级亲属、对照的女性一级亲属高(HR=1.38,95%CI:1.17-1.63;HR=1.58,95%CI:1.24-2.02)。另外,病例同胞患上消化道肿瘤的风险比对照同胞高67%(HR=1.67,95%CI:1.39-2.00)。研究还发现,截至85岁,病例的一级亲属患胃癌的风险是对照一级亲属的1.81倍(HR=1.81,95%CI:1.47-2.22)。调整性别因素后,病例的一级亲属患胃癌的风险是对照一级亲属的1.79倍(HR=1.79,95%CI:1.46-2.20)。亚组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病例男性一级亲属、病例女性一级亲属还是同胞,患胃癌的风险均高于对照组(HR=1.64,95%CI:1.29-2.08;HR=2.37,95%CI:1.59-3.55;HR=1.71,95%CI:1.29-2.27)。结论1.肿瘤家族史阳性是胃癌发病的危险因素。随着家族内患肿瘤人数的增加,胃癌发病风险增高。2.一级亲属罹患消化道肿瘤(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位置不同,胃癌发病风险也不同。3.截至85岁,胃癌患者一级亲属的胃癌累积发病风险高于健康人群一级亲属的胃癌累积发病风险。(本文来源于《山东大学》期刊2018-04-15）
[6]（2018）在《肿瘤家族史者应评估患癌风险》一文中研究指出目前,癌症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近日发布的《2016年度北京市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显示,2006~2015年恶性肿瘤发病率年均增长1.6%,已连续10年成为北京市居民的死亡首因。癌症虽不会遗传,但基因和染色体异常会遗传给下一代,产生对癌症的易感性,比没有异常的人患肿瘤风险更高。据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家族遗传性肿瘤研究中心介绍,协作组将帮助临床医生掌握肿瘤易感(本文来源于《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期刊2018年03期）
陈龙[7]（2018）在《恶性肿瘤家族史与恶性肿瘤相关信念和行为的关系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通过分析探讨恶性肿瘤家族史与家庭成员恶性肿瘤相关信念和行为的关系,为今后利用家族史开展恶性肿瘤预防干预提供线索。方法根据系统的文献综述和调查研究结果,以“健康信念模型”为理论基础,加之专家咨询和预调查设计出结构化调查问卷;然后采用横断面设计和入户访问式问卷调查,按照整群随机抽样方法,由经过培训的医科学生在选定调查地点进行现场问卷调查。主要采用了卡方检验、方差分析、二元logistic回归和多重线性回归等方法分析恶性肿瘤家族史与恶性肿瘤相关信念和行为的关系。假设检验取双侧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共纳入2309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恶性肿瘤家族史报告率为31.6%(729/2309)。男女性别之比为1:1.20,平均年龄为61.41±13.34,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和医疗保险在恶性肿瘤家族史分组间分布均有统计学差异(P<0.001)。合肥市社区居民恶性肿瘤相关信念总体状况较好。社会人口学因素对合肥市社区居民的健康信念相关维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易感性认知、严重性认知、收益性认知和恶性肿瘤相关信念认知总水平上,有家族史的调查对象均优于无家族史的调查对象;在障碍性认知上,有家族史的调查对象要差于无家族史的调查对象;而在有效性认知上,有家族史的调查对象和无家族史的调查对象之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本次共纳入23项恶性肿瘤相关行为,经单因素分析,有7项行为在家族史分组间有统计学意义;经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后,仅在常吃腌制食品这一项行为上,有家族史的调查对象是无家族史的调查对象的1.407倍(95%CI:1.163~1.701),家族史对其他22项恶性肿瘤相关行为的影响均无统计学意义,而社会人口学因素对恶心肿瘤相关行为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对恶性肿瘤相关行为汇总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后,影响恶性肿瘤相关行为的主要因素有: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健康信念各维度等。结论在易感性认知、严重性认知、收益性认知和恶性肿瘤相关信念认知总水平上,有家族史的调查对象均优于无家族史的调查对象;在障碍性认知上,有家族史的调查对象要差于无家族史的调查对象;而在有效性认知上,有家族史的调查对象和无家族史的调查对象之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恶性肿瘤相关信念对恶性肿瘤相关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特定时点的恶性肿瘤家族史与恶性肿瘤相关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没有统计学显着性。(本文来源于《安徽医科大学》期刊2018-03-01）
吴晓丹,蔡娟,税敏,邓杨,田亚杰[8]（2018）在《胃肠道恶性肿瘤家族史结直肠癌患者延诊现状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积极治疗癌前病变、早诊早治是预防和治愈结直肠癌的关键,对于家族史阳性的人群更是如此,关于家族史阳性的结直肠癌患者既往肠癌筛查率和就诊延误等情况的研究尚不多见。本研究拟调查胃肠道恶性肿瘤家族史阳性的结直肠癌患者就诊延误的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结直肠癌的防治及临床健康教育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选取2016-01-01-2016-12-31就诊于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的153例胃肠道恶性肿瘤家族史阳性的结直肠癌患者,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就诊情况调查表对其进行问卷调查。结果从发现症状到目标医院就诊时间中位数为15.00周,平均(18.15±12.43)周,>12周61例,就诊延误率高达39.9%。多元回归分析显示,体检情况(t=-4.254,P<0.001)、患癌亲属人数(t=2.405,P=0.017)和居住地(t=2.565,P=0.011)是影响患者就诊时间的主要因素,P<0.05。患者既往体检接受率低(42.5%),多数人体检未将肠癌筛查列为常规。结论家族史阳性的结直肠癌患者就诊延误现象严重,宜更深入普及结直肠癌防治知识和高危人群的肠癌筛查,尤其要关注落后、农村地区的民众;以肠癌患者为切入点,提高其亲属的肠癌筛查率,是针对性强而有效可行的方法。(本文来源于《中华肿瘤防治杂志》期刊2018年04期）
董超[9]（2017）在《专家提醒:肿瘤家族史者应评估患癌风险》一文中研究指出癌症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近日发布的《2016年度北京市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显示，2006~2015年恶性肿瘤年龄标化发病率年平均增长1.6%,恶性肿瘤已连续10年成为北京市居民的死亡首因。如今，癌症的高发也导致家族里患癌人数(本文来源于《保健时报》期刊2017-08-10）
崔熙娟[10]（2017）在《肿瘤家族史与大肠癌临床特征及预后关系的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探讨肿瘤家族史与大肠癌临床特征及预后的关系,为疾病的预防及临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本文采用队列研究的科研设计,回顾性选取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在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医院经手术治疗且病理确证实为大肠癌的患者,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性别、肿瘤大小、肿瘤部位、分化程度、TNM分期(Classification tumor,nodes,metastasis)等。并对其进行随访,起始为患者手术时间,截止时间为2016年3月10日,至患者死亡、复发、转移、失访或最后一次随访时间为终点。依据家族中一级或二级亲属至少有一例肿瘤患者分为肿瘤家族史阳性大肠癌和肿瘤家族史阴性大肠癌,运用SPSS 2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两组临床特征差异,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两组生存率,并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率组间比较;采用Cox回归模型行多因素分析大肠癌预后的影响因素。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本研究共收集病例资料948例,剔除病例资料不完善的78例,纳入随访共870例;研究期间合计失访133例,随访737例,随访率为84.7%,其中肿瘤家族史阳性者192例(26.1%),阴性者545例(73.9%)。2.肿瘤家族史阳性大肠癌患者发病年龄为54.1±0.2岁,阴性组为62.7±0.5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2.78,P=0.000);3.肿瘤家族史阳性的大肠癌患者肿瘤长径为2.7±0.3cm,阴性组为4.4±0.2c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1.78,P=0.000);4.肿瘤家族史阳性的大肠癌患者体重指数较阴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5.198,P=0.002);5.肿瘤家族史阳性的大肠癌患者淋巴结转移率为44.8%,较阴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1.441,P=0.001);6.肿瘤家族史阳性患者肿瘤浸润深度较浅、临床病理分期较早,与阴性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405,P-0.001);7.肿瘤家族史在大肠癌患者发病性别、肿瘤分化程度上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8.肿瘤家族史阳性大肠癌患者3、5年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无瘤生存率(disease free survival,DFS)、无进展生存率(progress free survival,PFS)均低于阴性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1)肿瘤家族史阳性大肠癌患者发病年龄早,确诊时肿瘤体积较小、浸润深度浅、淋巴结转移率低、肿瘤TNM分期较早,提示国内肿瘤家族史阳性大肠癌患者相较阴性者能做到早发现,早诊断;2)虽然国内肿瘤家族史阳性大肠癌患者相较阴性者能做到早发现,早诊断,但肿瘤家族史阳性患者预后较阴性者差,提示由于内在致病基因的作用,肿瘤家族史阳性大肠癌患者疾病进展快,治疗效果不佳。肿瘤家族史可作为大肠癌独立预后因素。创新点:1)利用大样本数据率先分析了我国肿瘤家族史阳性大肠癌患者的临床特征;2)初步分析了我国肿瘤家族史阳性大肠癌患者的预后情况,为肿瘤家族史阳性高危人群的定期筛查、提前预防及临床治疗提供理论基础。(本文来源于《第四军医大学》期刊2017-05-01）
肿瘤家族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目的通过观察肿瘤家族史对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应对方式的影响,为帮助患者积极面对疾病采取有针对性护理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医学应对问卷(MCMQ)对121例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进行调查。结果121例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采用的"面对"应对方式显着低于常模(P<0.01),采用"回避"和"屈服"应对方式高于常模(P<0.01或P<0.05);有肿瘤家族史患者采取"面对"应随方式多于无家族史的,采取"回避"和"屈服"应对方式少于无家族史的;无家族史食道癌患者采用"面对"应对方式少于其他部位肿瘤患者,采用"屈服"应对方式明显多于其他部位肿瘤患者。结论肿瘤家族史对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应对方式有影响,且对不同部位肿瘤患者的应对方式也可有影响。护士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患者的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状况,帮助患者以积极健康的心态面对疾病。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肿瘤家族史论文参考文献
[1].雷玲玲,王献增,魏锦昌,程锟,李吉林.肿瘤家族史对贲门腺癌患者术后预后的影响[J].郑州大学学报(医学版).2019
[2].陈凤.肿瘤家族史对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应对方式影响的护理观察[J].实用临床护理学电子杂志.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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