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办理赴日留学的步骤(论文文献综述)
胡裕岭[1](2020)在《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与分歧(1904-1949)》文中研究说明社会的变革离不开科学技术革命,法律的发展亦如此。当下的中美贸易战也再次告诉我们,谁掌握了核心基础科学技术,谁就掌握了更多的经济贸易和法律规则的话语权。科学技术不仅事关经济利益、政治变革,而且事关民族兴亡、文化存续。反观中国近代法律大变革的历史,是时,既有国体衰败,列强侵扰,传统频遭质疑,政改瞬息万变,又有实业兴邦,人权浪潮,租界法权失落,西学持续涌入。1904年香港警察开始使用英国亨利制指纹分析法押印指纹,1905年,青岛巡捕局开始使用德国汉堡式指纹分析法查证犯罪嫌疑人,1918年夏全印赴上海公共租界学习亨利制指纹分析法……然而对这一时期指纹证据技术的系统性梳理尚处空白。温故而知新,述往事而思来者。考证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技术分歧、本土探索等,不仅可丰富近代法律的研究,而且可为当下司法改革挖掘本土资源。本文以指纹证据技术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为研究对象,选取1904年至1949年为研究时间段,通过一系列史料考据和问题探讨,试图厘清中国指纹证据技术的历史发展脉络,考证指纹证据技术的早期实践和应用情况,阐释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路径和发展动因,分析指纹证据技术标准的争议与分歧,反思指纹证据技术引入发展与分歧视角下的检警关系、科学技术与司法关系等问题,以求补正指纹证据技术学术史上的部分漏误,探索证据科学发展规律以及为当下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司法改革尤其是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挖掘本土资源,提供些许镜鉴。中国为何要引入指纹证据技术这门“西学”?法制的冲突首先是文化的冲突。指纹证据技术这门西学在清末时期引入中国并非易事。帝制中国晚期,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和天朝大国之说,已让士大夫阶层陷入对传统文化的盲目自信。他们视传统制度和经验为正统,稍有抵触者即视为异端。但随着西学东渐,西学在中国不断传播,传统经验已暴露出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科学性问题。直至康熙三年“历法狱案”爆发,表面上是历法较量,实则是中学与西学的话语权之争。然而如何看待和引入较为科学的西学,同时扞卫传统政体,统治者必须为其寻得合理的文化解释。“西法中源”,西方先进的历法和数学源自中华传统文明的学说首先为这一问题的回答拾得文化自信,但很快就在逻辑上不攻自破,既没有看到科学发展的普遍性,也未能解释为何西学在当时更先进于中学。直到鸦片战争再一次将“中弱夷强”的现实问题随着炮火摆在统治者面前。“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固有政治文化传统“体”不变的前提下,采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用”的学说登上历史舞台。尽管存在洋务派的“补救”论和维新派的“会通”论等多种解释,但它一样没有回答“西学”何以领先“中学”何以落后的原因,甚至掩盖了体制上的弊病。1898年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号召“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主张“博采西学”。“西用”的范围进一步扩展。警察制度、检察官侦查机制等一系列近代刑事司法制度开始引入并建立起来,指纹证据技术自此被“名正言顺”地引入中国。在当时西方指纹证据技术何以领先于中国?中华文明或是世界上最早将手印或指纹印痕应用于证据领域的文明地区之一。从现有的中西方史料和考古发现来看,中国是最早将手印纳入证据体系的国家。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了大量民间契约中以按捺手印为凭证的方法,这些凭证往往成为案件诉讼过程中的关键证据。按捺手印为凭证,在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又称“下手书”“画指券”“画指节”“手摩”等。据文献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周代,而且在指纹纹线特征的识别与鉴定领域十分发达,曾被应用于司法个案。这种方法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领先地位,辐射影响极其深远。但中国古代对指纹的认识经验判断大于科学分析,始终未能成为一种科学,甚至存在经久失传的现象。如在清代曾有文献认为“画十字”与按捺指纹同义。直至19世纪西方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推动了人类对指纹的科学认知。指纹证据技术便在近代皮纹学、解剖学等学科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了高尔顿——亨利、武塞蒂赫等不同的指纹分类系统。指纹人各不同、终身不变的特性,使之得以应用到证据科学领域。阿根廷、印度、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纷纷将指纹正式纳入到证据体系中。受特殊的历史环境影响,指纹证据技术在中国的实践几乎与世界同步。据史料记载,至迟自1904年始,指纹证据技术在青岛、上海、香港等地区的侦查活动中得以实践。而且随着《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大陆报(The China Press)》等近代报刊报道,指纹证据技术为国人所知并逐渐在中国萌芽兴起。中国是通过何种方式引入和推广指纹证据技术的?没有证据科学支撑的法律制度难以实现其司法价值。清末民初政府虽然先后效仿日本等国家建立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但当拷讯技术逐步废除,一时间失去证据科学的支撑,司法效能极其低下,司法官员互相推诿,甚至出现派员学习西方催眠术以资审案的闹剧。从中可见当时对西学证据科学的渴望。世界指纹证据技术应用的第一人、武塞蒂赫指纹分类系统的发明者胡安·武塞蒂赫访华传学,留学生归国以及租界地区的早期实践为统治者提供了指纹证据技术这门科学。民初司法部与内务部掀起在全国范围内学习传授指纹证据技术的热潮。政府通过开办指纹传习所、讲习所,在警校办设指纹专科、开设指纹课程,派遣惠洪、夏全印等赴租界学习,派遣留学生先后赴日本、奥地利、德国、美国学习指纹证据技术等方式引入和推广指纹证据技术。同时,夏勤、伍冰壶、张元枚等个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凭借一己之力为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和发展作出了不朽贡献。经过政府、社会和个人多方面的努力,指纹证据技术短短几年在中国得以实践,并几乎与日本、英国、美国等先进国家保持相当水平,且涌现出一大批指纹专家。司法部先后颁布《办理指纹须知》《试办指纹法令》作为指导手册以将其固定、统一下来,全面推广。上海、南京、天津、汉口、北平、重庆、青岛、汉口等城市警察部门先后建立起指纹专门机构。指纹证据技术的应用取得较大成效,在各地破获多起案件。何种指纹证据技术最为适合中国国情?民国政府尤为重视指纹证据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不仅在司法领域三令五申鼓励和支持该技术的推广,而且还曾将指纹证据技术应用于身份证件识别等领域。教育部甚至通令全国各国立大学、私立大学、省教育厅酌设指纹学科。指纹证据技术的知识甚至还出现在高考试题中。然而,中央政令不行、国家内政不一的政治环境在给了各地得以分别实践世界不同指纹证据技术的同时,也给发挥指纹证据技术功能、实现跨区域犯罪侦查协作带来重大障碍。指纹证据技术不仅在各省市存在地域之差,而且同一省市的监狱部门与警察部门所应用的技术标准也是五花八门。根据1935年的史料统计,在全国19个提供指纹办理情况的警察部门中,所采用的指纹技术标准有英国亨利制、德国汉堡式、法国爱蒙培尔制、阿根廷武塞蒂赫制以及中华式等多种,而且其中亨利制也有英式和夏全印式之分;汉堡式还有德式、日式之分。通过分析不同种指纹分析的初步(基本)、二步(附属)和三步(次附属)分析方法,可以发现武塞蒂赫制最为简单,基本分析仅有四大类,但难以应对较大的指纹样本量,因而有附属分析又分十六种,难免前者过于简单,后者又过于复杂。汉堡式与亨利制指纹分类基本相同,在斗形纹的区分上有所差别。在编码技术上,武塞蒂赫制依然最为简单,但查找起来每次至少要找出五个号码,而亨利制第一步仅需确定计数或不计数即可。如果到第二步继续查找,武塞蒂赫制恐怕要找出二十五个号码,而亨利制仅四个号左右即可查出。相比之下汉堡式则也非常简单,仅需用阿拉伯数字编号即可,但本质上与亨利制并无较大差异。分析发现,中华式并没有根据中国人的指纹特点加以本土化,而是将亨利制和爱蒙培尔制加以综合,甚至存在许多错误。1933年民国政府开启了指纹证据技术标准的统一之路,发现并决定以中国人指纹之特性定立指纹技术标准。然而技术的分歧与争议远远超过了技术探讨本身。分歧的背后却是师承关系、学源背景等力量的交织角逐。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政部通令警察部门采用亨利制标准,但并未与司法部达成一致意见。至1949年,指纹证据技术标准未能实现实质统一。透过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和分歧我们可以反思哪些问题和经验教训?回顾与反思1905年至1949年指纹证据技术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可以看出其盲目性、重复性、世界性和依赖性的发展特征。从本文第一章西学引入文化解释的局限性中亦可以分析出其对指纹证据技术引之不谓来由、发展不问现实和争议流于人事的问题影响。同时,政治需求、学科教育、职业团体以及个人作用都对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和分歧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民国指纹证据技术诸多未竟之路也给我们当下带来些许启示。如指纹鉴定标准的统一应尽早确立,且应以国人指纹特征为依据;指纹鉴定标准的确立应有司法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共同组织专家委员会开展。除此之外,在指纹证据技术推广中,如何看待学历制教育与在职培训的利弊对当今警察教育乃至其他职业教育而言也具有一定的历史镜鉴意义。短期的在职培训能够顺应技术与知识拿来主义之需,不仅见效快成本低,而且能够快速顺应社会的发展变革,但从根不上不能解决技术与知识的研发问题。然而学历教育完成了这一问题吗?似乎还值得更多地反思。透视指纹证据技术标准的分歧纷争,不仅可以窥见民国时期检警关系之变化以及侦查权力的扩张与异化,而且更可以从中探析科学和司法的关系,可以为指纹鉴定标准和采信规则的确立、证据科学与证据法学的发展以及司法改革中中国特色法治路径话语权的探索提供些思路。
徐冠华[2](2020)在《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研究(1902—1912年)》文中研究指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自16世纪下半叶开始,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积累时期迫切向海外扩张进行的。早期传播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传教士个人介绍和引进,中国接受西学呈现出被动、零散的状态。到了19世纪40年代,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西学特别是西方科学的重要性,试图通过主动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求得国富民强,呼吁清政府从国家层面开展了一系列变革,筹办新式学堂以开展科学教育便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国家层面开始创办大学堂开展科学教育活动始于19世纪90年代后期。甲午战争的失败让士人反思单纯学习西方技术的局限性,从政治改革的角度提出改革传统书院教育模式,仿照西方国家教育模式开展科学教育,以培养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由此,山西大学堂等一批新式大学堂陆续成立并开展了科学教育活动。在1904年清政府颁布新学制后,山西大学堂与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成为清末时期仅存的三所国立大学堂。山西大学堂成立于1902年,是按照清政府“新政”改革要求创办的首批新式大学堂,同时又是解决“山西教案”问题、英国人利用“庚子赔款”创办的大学,学堂创办之初便有着西方文化的深深烙印。从1902年创办到1912年根据民国教育宗旨将山西大学堂改为山西大学校近10年时间中,中西文化在大学堂内部的碰撞、交流、融合成为一大特色。本文在整体架构上,将山西大学堂开展的科学教育活动放置于近代中国西学传播的整体进程中,重点考察从创办到改校将近10年的时间内所开展的相关科学活动,对山西大学堂的创办背景、学堂科学教育的组织、实施和影响进行历史脉络的整理。论文既从学堂围绕科学教育而开展的科学课程制订、科学教材编译、科学知识普及、科学人物活动、科学人才培养等微观层面进行考察,力求厘清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科学,从传统书院教育向新式高等教育转型的具体历程,又从西学在近代中国传播和影响的宏观层面,考察大学堂科学活动在学习引进西方科学中的作用,对科学本土化和近代山西科技、经济快速发展所起到的积极影响。在细节研究上,专注于大学堂学习引进的西方科学内容、科学专业设置与变迁过程、科学仪器设备和实验室的建设、科学人物及开展的具体活动、国外留学活动专业选择、毕业生从事科技工业行业的贡献等,深入梳理西方科学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普及过程中由浅入深、由边缘而主体、由被动而主动的历史变迁,以细节佐证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在改变社会和民众对西方科学的认识所发挥的作用,阐述科学教育活动在促进科学本土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本文注重历史文献搜集与考证,广泛搜集了清末民初关于山西大学堂的史料,包括奏折、办学合同、使用的科学教材、授课科目、教习目录、毕业生目录等资料和档案文献,实地考察山西大学堂原办学地址和遗留建筑、历史实物等,配合当时报刊等关于山西大学堂的招生招聘、办学影响、科学活动的报道,呈现西方科学在大学堂普及和传播的历史;注重有效利用口述史研究方法,针对历史实物遗失多、搜集不易的难点,采访和聆听大学堂外国教习后人、毕业生后人讲述,与历史记载和文献相互印证,力求尽可能真实还原大学堂开展科学活动的历史,客观研究山西大学堂在西方科学普及和传播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全文共分为八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说明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文章整体设计和构架、当前研究现状、研究目的、创新之处和关键问题。在分析西学在近代中国传播和普及的现状后,提出国家开展科学教育之于科学本土化的重要意义。山西大学堂作为近代国家创办的首批国立大学堂之一,研究其开展科学教育及科学活动的情况和影响,对于研究和理解西学传播和科学本土化是极为合适的案例。第二部分为“近代中国科学教育活动与山西大学堂的创建”。介绍近代中国学堂开展科学活动的整体情况,主要是在教育“新政”制定前后学堂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的模式,在中西学交流碰撞的背景下梳理山西大学堂从筹办到正式创办的曲折历程。第三部分为“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围绕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重点从学科设置、科学课程进行梳理,对办学的科学仪器及实验室、西学教习延聘、学生招生与培养方式等情况进行考察,对大学堂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的模式从整体上进行介绍。第四部分为“山西大学堂科学教材编译活动”。考察山西大学堂的科学教材及学习引进的科学知识,对大学堂专门的教材编译机构——上海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山西大学堂活版部等进行考证,系统整理译书院从国外翻译的最新科学书籍,并对大学堂科学教材的内容、使用、影响进行研究。第五部分为“山西大学堂科学人物群体及活动”。考察山西大学堂的科学人物及科学活动的开展情况,研究科学人物的科学思想、在大学堂内部、外围开展的具体科学活动及贡献。第六部分为“山西大学堂留学活动开展及成效”。对山西大学堂毕业生的留学情况进行考证,主要是在当时留学浪潮下赴日本和英国留学的情况、所学专业及回国后的贡献,为山西地方科技、工业发展发挥的作用等,总结山西大学堂留学活动的成效。第七部分为“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特点及价值”。比较同时期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的开展情况,总结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的特点,分析科学教育活动对于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从文化融合的视角总结大学堂科学科学教育活动对于科学本土化的作用。第八部分为结语。总结文章研究得失。创办新式学堂开展科学教育活动虽然未能挽救清王朝覆亡的结局,但围绕新式学堂科学教育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对西学特别是西方科学在中国的普及和传播意义重大。山西大学堂等一批新式学堂开展的科学课程制订、科学教材编译、科学人才培养、科学考察研究等一系列科学活动,对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认识和普遍接受西方科学有着重要的作用。山西大学堂中西结合的教育方式不仅开启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纪元,而且有效促进了西方科学在中国本土化的进程,对推动中国科学体制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贡献。同时,在高等教育中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深刻影响了近代山西科技、政治、文化等社会的全面发展。
宋波[3](2020)在《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理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清末壬寅学制的建立和癸卯学制的颁布施行,以及民国初期建立的壬子癸丑和壬戌四部学制,标志着我国近代学校教育开始进入制度化和系统化时期。学制的频繁变革是清末民初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既反映出其在整个国家教育制度中的核心地位,又反映出国家政体的变动对学制的深刻影响。我国近代学制作为西化的产物,先后经历了壬寅和癸卯学制效仿日本,壬子癸丑学制延续清末仿日并逐步转向欧美,最后至壬戌学制全面转向美国的演变历程。近代学制的变革,因政治体制、社会环境、效仿对象和制定主体的不同,导致不同学制的教育宗旨、修业年限和课程设置等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每一部学制的颁布,对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群体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批评主体依据自己的教育思想、利益立场、价值取向和对西方学制的了解,站在不同的立场,通过各类报刊、教育杂志、教育会议等不同途径,对学制发表各种意见、评论和建议。这些意见、评论和建议,既是对学制问题的一种关注和反思,也是其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的一种抗争行为,由此造成学制批评者与制定者之间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作为学制制定部门,根据学制批评者们的意见、评论和建议,不断修正学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促进学制的不断完善,实现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和整体发展。因此,学制批评是促进近代学制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清末民初学制批评,是人们对教育改革主导权、教育利益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关注、评价和争夺的反映。学制批评的产生源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政治体制的变化是学制变革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学制批评得以发生的极为重要的环境基础。批评主体的教育背景、生活经历和工作经历,特别是接受西方民主与教育思想的经历,是学制批评得以产生的认知基础。报刊杂志、教育社团等现代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和快速发展,是学制批评得以实现传播的重要渠道和途径。清末民初的学制批评,是中国在寻求教育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保持中国的特殊性和学习西方现代性的冲突与交融的一种反映。批评的实质是东西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之争,结果是中国教育思想传统性中心地位逐步丧失。清末民初学制批评,揭示了我国近现代学制从诞生到逐步成熟、从传统走向现代转型的曲折、艰辛历程。近现代学制的诞生,特别是壬戌学制形成,奠定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内容架构,标志着中国教育从近代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清末民初学制批评揭示了我国近代学制发展的曲折历程,对当代的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王越[4](2020)在《社会资本对方正县村民赴日务工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研究社会资本对方正县村民赴日劳务的影响。通过文献分析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等三种方法,探讨方正县村民拥有的社会关系、信息网络和社会信任等三方面的社会资本对其赴日务工质量的影响。首先,通过文献分析法建立本文研究的理论框架,并通过访谈法修正本文研究的理论框架,进行变量测量。其次,用问卷调查法收集与理论框架中变量相关的数据,并通过SPSS软件24.0版本对问卷数据进行数据分析。问卷调查研究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对决策约束有显着性影响;社会资本对务工质量的工作地域和时薪存有显着性影响;社会资本通过决策约束对务工质量产生间接影响;人力资本对务工质量存在显着性的影响。最后,根据研究发现提出方正县村民赴日务工存在的问题:社会资本是影响赴日务工质量的双刃剑;决策约束阻力大影响务工质量;人力资本水平限制赴日务工质量提升。同时从社会资本角度分析问题的成因,并针对不同的问题,从方正县村民个人、政府、出国劳务机构等三个角度提出了建议对策。
陈日红[5](2020)在《日本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影响》文中认为“图案”一词,最早由日本人将其与英文“DESIGN(设计)”对译而成。自20世纪初作为“新学”从日本传入后,便正式拉开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序幕。从最初的“图案”,发展演变为当下的“艺术设计”,至今已走过百年风雨历程。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工艺图案教育受日本影响较深。从大量史料研究来看,日本自1868年开始推行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目的的明治维新运动,积极吸收西方文明成果。他们通过推行新学制,以传统工艺为基础,融合西方近代设计思想,大力兴办工艺图案教育,并积极参加和举办国际国内博览会,来推动图案事业的发展。且在一批工艺图案教育家的大力倡导和深入研究下,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具有日本特色的图案学和图案教育体系。从而具备了影响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条件。从“甲午”惨败中警醒的国人,不仅看了到新兴工业文明在传统农耕文明面前的优势,更看到了国民教育在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日本成为近代中国主要的学习对象,包括其教育制度。为救亡图存,中国大批有识之士纷纷赴日考察绘画和工艺图案教育,将日本近代《学制》中的工艺图案教育移植到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中,并兴办工艺学堂,在师范学堂中开办图画手工专业,从而催生我国近代正规工艺图案教育的较早萌芽。在“支那保全论”背景下,日本向中国派出百余位教习,深度参与中国新式学堂中手工、图画、工艺和图案等课程的教学。他们将日本较为成熟的图案学科体系、课程模式和教材范本带入中国,为萌芽时期的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注入新的血液。自20世纪初至40年代,一批批中国青年学子在民族危亡时刻,为“实业救国”而东渡扶桑,在日本各学校学习绘画、工艺和图案等专业。尽管他们中只有少部分人克服各种困难完成学业,但数百位留日美术生将日本近代各时期工艺图案教育的最新成果带回国内,并播散之。中国留日美术学生回国后,大部分进入国内正在兴办的各类公立或私立美(艺)术专门学校,有的成为学校创办者而积极倡导工艺图案教育,有的成为图案科教授或主任而躬耕工艺图案教育第一线,实现其“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美育救国”的理想。因有留日经历,故他们在办学模式、学科专业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均移植或模仿日本工艺图案教育体系。这些学校,既为发展中的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培育了师资,也为社会工商业发展培养了急需的实用美术人才。近代各美(艺)术学校均设有工艺图案专业,其师资多为有留日背景者,经过二三十年发展,逐步构建起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体系。在此期间,日文优秀原版工艺图案教材被引进,或被指定为学校教材由日本教习授课,或作为参考书目被一引再引。一些有留日背景或接受过日式图案教育的学者们,或是积极译介日本教材,或是借鉴日本文献编撰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教材。早期图案学家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基础上,并将中国传统艺术理念融入其中,来解析中国传统图案构成原理,并提出“美”与“实用”的图案设计原则,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图案学”理论雏形。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图案学思想,对中国新时期的工艺美术和艺术设计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一直绵延至今。总体观之,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日本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深度的影响,促成了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体系和图案学的初步形成,为其后中国工艺美术和艺术设计教育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又因在“以日为师”的背景下,不顾国情一味地移植和模仿日本,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导致囫囵吞枣而消化不良,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迟滞和阻碍了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全面发展。
李颖[6](2020)在《嘉纳治五郎与中国近代教育》文中认为嘉纳治五郎在日本作为“柔道之父”和教育家广为人知,而在近代中日交流史上,他也是一位对近代中国教育颇具影响的人物。嘉纳治五郎曾于1902年来中国考察,期间与张之洞、张百熙、端方、罗振玉、钱恂、盛宣怀等清末官员、文人、学者多有接触。他创办的宏文学院是近代日本接受中国留学生最早且影响最大的学校,鲁迅、陈独秀、黄兴、杨昌济、林伯渠等许多对近代中国贡献巨大的人物都曾求学于此。此外,他还多次接待清末赴日考察教育的官绅,与他们进行过深入交流,在多数清末考察日记中都能找到嘉纳治五郎的相关记载。本文所研究的是清末时期嘉纳治五郎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时间跨度为自嘉纳治五郎接受中国留学生的1896年至清朝覆灭的1911年的15年间。主要通过研究嘉纳治五郎与中国留学生、官员、文人等知识阶层的来往与交流,考察其与近代中国教育的关系。一方面,分析嘉纳治五郎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给这些与他有直接接触的人引发的思考和对其日后行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而将目光放大到整个清末中国近代教育,正是这些善于学习和接受国外成功经验的知识阶层引发了中国近代教育革新,因此可以进一步得出嘉纳治五郎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另一方面,探究嘉纳治五郎通过在中国实地考察及与中国知识阶层的直接交流中,逐渐形成的中国观和教育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如何反映在他所采取的行动上,又如何反作用于中国的近代教育。通过对二者相互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的深入探讨,对嘉纳治五郎与近代中国教育的关系进行客观、全面的考察。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序章部分介绍当时的时代背景,梳理并总结迄今为止中日两国学者对嘉纳治五郎在中日教育交流领域的研究成果。介绍本文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第一章介绍嘉纳治五郎的生平及其对华教育思想。第二章研究嘉纳治五郎接收中国留学生的经过和教育成果。包括宏文学院的开设到关闭的整个历程、宏文学院的教学情况,并通过宏文学院中国留学生致嘉纳治五郎书信看宏文学院教育。另外,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中国留学生的情况。第三章是对嘉纳治五郎赴中国考察的研究。梳理其在中国考察的具体行程、接触过的重要人物、进行交流的内容及其所感,分析此行的重要意义。第四章研究嘉纳治五郎与清末赴日考察学务的官绅之间的交流。通过研究嘉纳治五郎与清末赴日考察官绅的交往,探讨其与清末赴日考察官绅教育思想的交流,以及对中国近代兴学的帮助。嘉纳治五郎是与中国近代教育有着密切联系的日本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教育家之一。在他的身上,即可以看到当时日本高级知识分子典型的对华教育观,亦或多或少地反映着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他致力于中国留学生教育,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提供建议与帮助,在中国清末教育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王伟军[7](2019)在《武田泰淳的中国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篇论文是以日本第一“战后派”作家武田泰淳的家学熏陶、中国因缘、从军体验和中国体验为考察核心,探究武田泰淳的文学历程和中国认知,发掘其包括侵华战争观在内的中国观特色,廓清其纷繁芜杂人生世界里的中国元素,界定其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所谓的中国观,即为武田泰淳在其生命历程中对中国历史、文学、文化以及侵华战争等中国认知、中国思想的总和;全文分为四个章节的内容。第一章着重考察武田泰淳在少年、青年时代的历史背景和特征,结合少年武田泰淳生活时代日本政治、教育、军事状况的总体面貌,从其佛教寺院家庭出身和汉学熏陶的中国因缘视角切入,追溯其直至大学时代反感寺院生活的内在原因,梳理其参加无产阶级反帝反战运动、最终被迫“转向”,饱尝革命无望屈辱感的青春轨迹,进而透视出武田泰淳中国观萌芽阶段的时代特色。第二章主要将呈现1937年秋武田泰淳从军入伍之前的中国视域和中国文学研究会时代的中国观特色。论述和例证竹内好创立“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中日文学交流史意义,剖析加入“中国文学研究会”对武田泰淳实现青春梦想、救赎寺院生活烦恼、解脱“转向”屈辱感的特殊作用,厘清武田泰淳在精神上诀别佛教寺院生活的心理架构;通过武田泰淳利用“中国文学研究会”平台交往中国朋友谢冰莹以及“谢冰莹事件”、告别杜宣的历史真实情况;探索出受日本军国主义政治压制、迫害的文人武田泰淳反抗意识的萌生基础。第三章是考察武田泰淳的从军体验、上海体验与其反战思想、现实中国观的内在联系。内容包括,重点考察武田泰淳作为热爱中国之日本青年的矛盾心理和屈辱心理,首先结合武田泰淳战争期间创作的诗歌和随笔作品,界定其从军体验、中国观和文学发端的基本时代特色,再结合“中国文学研究会”时代交往中国友人的细节与从军体验的中国观感,审视其有别于“笔部队”作家和近代日本文人在中国人形象叙述上迥然有异的独特视觉;透视出其从军体验、中国观、中国人观与其处女作评传《司马迁》的内在联系,解释武田泰淳《司马迁》世界史观的自我认识与其在思想上抗拒侵华战争的心理诉求,厘清武田泰淳在战争期间反战思想的生成基础;武田泰淳站在“加害者”位置,如何看待自己上海时代的中国体验,以怎样的心境迎接日本战败,这一系列问题与其净土宗佛教思想、《司马迁》的世界史观和“灭亡”思想的形成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探究武田泰淳文学思想的建构与其战争期间的中国体验、中国观的密切关系,为其战后中国题材或战争题材小说的解读提供值得信赖的理论依据。第四章是考察武田泰淳作为战后派小说家的中国观特色,研究视角侧重考察在武田泰淳中国观基础上形成的侵华战争反省意识;结合其随笔《关于灭亡》,小说《审判》《蝮蛇的后裔》和《风媒花》等,总括其侵华战争反省彻底性的内在诱因;说明其中国观侧重从中国女性特质上探究中国历史、文化潜在魅力和精神力量的独特视觉;界定武田泰淳之于日本侵华战争既是一位“加害者”,同时也是一位“受害者”的历史定位。在论文的结语部分,总体概括近代以来日本知识阶层中国观变迁的总体趋向,析出武田泰淳中国观和侵华战争观的阶段性特征与个性光泽,呈现出这位热爱中国日本知识分子曾经的生存窘境和面对侵华战争相对做到敢于批判、理性思考的文人品味,最后点出武田泰淳中国观和侵华战争观在文学史、思想史、中日文学文化交流史上的非凡意义,界定其中国思想之于中日两国走向和平友好未来的现实价值。
田静[8](2019)在《商务日语专业国际交流合作模式探究》文中认为商务日语专业的目标是培养拥有较好的日语语言表达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与商务运作能力,能够尽快适应社会和企业要求的毕业生。文章以国际交流为平台,探析海外短期实习、赴日就职、留学这三种合作项目在日语实践教学、尤其是在提高学生实践能力方面的成效,以及运行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点,探究解决方案,以便为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借鉴。
高原[9](2018)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活动研究(1905-1919)》文中认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的前身是1902年由中国留日学生蔡锷、范源濂、曹汝霖、章宗祥等人在中国驻日公使馆的协助下成立的中国留学生会馆。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以全体中国留日学生为会员,以“维护留日学生权益,维护国家尊严,使留日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等为宗旨,是中国留日学生的核心团体。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成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中几经解散和重建的艰难发展,同时也为争取留日学生的合法权益,扞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开展了一系列的爱国活动。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规则”,严重损害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合法权益。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的领导下,中国留日学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并以集体罢学归国的形式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是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为争取自身合法权益,扞卫民族尊严所开展的第一次集体斗争,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胜利,这也成为留日学生群体走向成熟的标志。1915年5月,袁世凯公然接受日本方面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12月,又宣布承受帝位。中国留日学生闻讯后,冒着大雨在日本东京召开大会,重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受大会委托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沉痛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野心和历史,并号召国民共同反对。此外,针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一方面通过声援西南护国义军,保卫共和成果;另一方面,通过创办《民彝》杂志深刻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在海内外同胞的共同斗争下,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最终不了了之,袁世凯也被迫取消帝制,并在众叛亲离中命归黄泉。1918年,段祺瑞执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军事协定,再次引发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抗议行动。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的领导下,中国留日学生成立救国团,集体归国,进行反日救国活动。中国留日学生救国团在国内开展了广泛的爱国活动,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准备了条件。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位于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不但声援国内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而且还委派代表回国支援五四爱国活动,为中国近代史上这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光润[10](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指出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二、办理赴日留学的步骤(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办理赴日留学的步骤(论文提纲范文)
(1)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与分歧(1904-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对象 |
三、文献综述 |
四、研究价值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共识: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解释与基础 |
第一节 指纹证据技术引入的文化解释 |
一、西法中源 |
二、中体西用 |
三、博采西学 |
第二节 指纹证据技术引入的制度准备 |
一、警察制度建立 |
二、检察官侦查权的创设 |
三、刑事证据制度的法律探索 |
第三节 指纹证据技术传播的教育基础 |
一、留学制度 |
二、警察学校与司法传习所 |
三、翻译学术着作、创办警务杂志 |
第二章 萌芽:指纹证据技术的滥觞与早期实践 |
第一节 中华文明或最早将手印纳入证据体系 |
一、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指纹印痕的文明地区之一 |
二、中华文明最早将手印纳入证据体系 |
三、中国古代手印证据应用的特征与局限 |
第二节 指纹证据技术的科学发展起源于西方 |
一、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的科学基础 |
二、指纹证据技术的诞生与应用 |
第三节 西方指纹证据技术的传入与实践 |
一、近代报刊的报道 |
二、租界等地的实践 |
第三章 发展:指纹证据技术的学习与应用考据 |
第一节 指纹证据技术的曲折前页 |
一、拷讯技术的存废之争 |
二、学习催眠术 |
第二节 指纹证据技术的传播途径 |
一、发明者亲授 |
二、官方办学 |
三、遣员学租界 |
四、派遣留学生 |
五、国内与国际交流 |
六、个人研究传播 |
第三节 指纹证据技术的实践情况 |
一、司法行政部门 |
二、警察部门 |
三、刑事案例考察 |
四、指纹证据技术实践的问题 |
第四章 分歧:指纹证据技术的标准之争 |
第一节 争议基础——各地实践差异 |
一、标准不同实践受阻 |
二、各地实践统计情况 |
第二节 争议焦点——技术标准之差 |
一、亨利制指纹分析法 |
二、武塞蒂赫制指纹分析法 |
三、汉堡式指纹分析法 |
四、爱蒙培尔制指纹分析法 |
五、中华式指纹分析法 |
六、几种分析方法的评述 |
第三节 争议背后——学说派系之争 |
一、师承关系与学源背景 |
二、人事关系 |
三、着说情况 |
四、地域差异 |
第四节 指纹证据技术统一之努力 |
一、技术标准的选择 |
二、技术统一计划 |
三、形式上的仓促统一 |
第五章 反思:指纹证据技术的发展镜鉴 |
第一节 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的特征与启示 |
一、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特点 |
二、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的问题与文化因素 |
三、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的其它因素 |
四、民国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的启示 |
第二节 指纹证据技术的传承与培育方式 |
一、学术研究规范对技术传承的影响 |
二、技术培育方式的问题 |
第三节 指纹证据技术视野下的检警关系 |
一、检警指纹证据技术的并行发展 |
二、技术分歧下侦查权的扩张与异化 |
第四节 指纹证据技术视野下的科学与司法关系 |
一、证据科学于司法的价值 |
二、证据科学于司法的局限性 |
三、司法于证据科学的采信 |
参考文献 |
译名索引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2)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研究(1902—1912年)(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研究缘起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0.3 研究价值 |
0.4 研究设计和研究内容 |
0.5 研究方法 |
0.6 创新之处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第一章 近代中国科学教育活动与山西大学堂的创建 |
1.1 近代中国科学教育活动的发端 |
1.1.1 西方科学传入中国 |
1.1.2 近代中国的科学活动 |
1.1.3 近代中国科学教育活动开展 |
1.2 清末山西大学堂的创建 |
1.2.1 山西大学堂的历史沿革 |
1.2.2 山西大学堂的创办进程 |
1.2.3 山西大学堂的办学款项筹备和基础设施建设 |
1.3 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与西学专斋 |
第二章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
2.1 山西大学堂的科学教育活动设计 |
2.1.1 中学专斋科学教育活动设计 |
2.1.2 西学专斋科学教育活动设计 |
2.2 山西大学堂科学仪器购置及实验室建设 |
2.3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材来源 |
2.4 山西大学堂课程教习聘任 |
2.5 山西大学堂学子招生与培养 |
2.5.1 学子招生——西学薄弱 |
2.5.2 授课方式——中西迥异 |
2.5.3 学子培养——注重实践 |
2.5.4 毕业考核——出身奖励 |
第三章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材编译活动 |
3.1 山西大学堂初创时期科学教材编译 |
3.1.1 清末科学教材编译活动的兴起 |
3.1.2 山西大学堂对科学教材的需求 |
3.2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材编译活动机构设置 |
3.2.1 山西大学堂上海译书院的创建 |
3.2.2 山西大学堂活版部的创建 |
3.3 山西大学堂上海译书院教材编译及内容 |
3.3.1 高等学堂用书 |
3.3.2 中等学堂用书 |
3.3.3 师范学堂用书、参考用书等 |
3.3.4 科学教材编译人员组成 |
3.3.5 山西大学堂上海译书院编译活动的特点 |
3.4 山西大学堂活版部编译教材 |
3.5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材编译活动影响 |
3.5.1 对中国科学教材的充实 |
3.5.2 编译科学教材的传播 |
3.5.3 编译活动之于近代中国科学启蒙 |
第四章 山西大学堂科学人物群体及活动 |
4.1 山西大学堂科学人物考 |
4.1.1 西学专斋的科学人物 |
4.1.2 中学专斋的科学人物 |
4.1.3 上海译书院的科学人物 |
4.1.4 山西大学堂的管理人员 |
4.2 山西大学堂科学人物活动考 |
4.2.1 山西大学堂创办者的科学活动 |
4.2.2 山西大学堂教习群体的科学活动 |
4.2.3 其他教习的科学活动 |
4.3 科学人物的待遇及奖励 |
第五章 山西大学堂留学活动开展及成效 |
5.1 清末留学教育浪潮中的山西官派留学活动 |
5.1.1 清末留学教育的起步 |
5.1.2 山西地方留学活动 |
5.2 山西大学堂学子赴日留学考证 |
5.2.1 留日学生批次及人员 |
5.2.2 留日学生的专业特点 |
5.2.3 留日学生的活动及影响 |
5.2.4 赴日留学兴起的原因分析 |
5.3 山西大学堂留英学生群体 |
5.3.1 留英学生批次及人员 |
5.3.2 官派西斋留英学生专业分析 |
5.3.3 西斋留英学生对山西科技发展的贡献 |
5.3.4 赴英留学取得成效的原因分析 |
第六章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特点及价值 |
6.1 同时期国立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开展 |
6.1.1 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活动 |
6.1.2 北洋大学堂的科学教育活动 |
6.2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的特点 |
6.3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对科学本土化的价值 |
6.3.1 推动近代教育体制变革 |
6.3.2 提升山西科技工业水平 |
6.3.3 影响山西政治文化发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 研究背景 |
(二) 研究目的 |
二、核心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一) 核心概念 |
(二) 研究对象和范围 |
三、研究文献综述 |
(一) 关于清末民初发表的有关学制研究的文着述评 |
(二) 关于民国时期教育改革和学制改革的资料整理与论着述评 |
(三) 关于中国近代学制研究的论着述评 |
(四) 关于教育批评有关理论研究述评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二) 研究方法 |
五、研究创新点 |
第一章 壬寅和癸卯学制批评 |
第一节 壬寅和癸卯学制批评的主体构成 |
一、壬寅和癸卯学制批评的代表人物分析 |
二、壬寅和癸卯学制制定者与批评者的代表人物之比较 |
第二节 壬寅和癸卯学制批评的客体内容 |
一、关于教育宗旨的批评 |
二、关于初等和中等教育课程的批评 |
三、关于学制年限的批评 |
第三节 壬寅和癸卯学制批评的历史影响 |
一、促进教育宗旨的改革和毕业奖励的废止 |
二、促进初等教育学习年限和科目的调整 |
三、促进中等学堂文实分科和师范教育的修订 |
四、促进女子教育纳入学校教育制度体系 |
五、促进高等教育法政学堂的建立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壬子癸丑学制批评 |
第一节 壬子癸丑学制批评的主体构成 |
一、壬子癸丑学制批评的代表人物分析 |
二、壬子癸丑学制制定与批评的代表人物之比较 |
第二节 壬子癸丑学制批评的客体内容 |
一、关于壬子癸丑学制的总体性批评 |
二、关于教育宗旨的批评 |
三、关于学制阶段划分的批评 |
四、关于复古教育的批评 |
第三节 壬子癸丑学制批评的历史影响 |
一、促进教育宗旨的再易 |
二、加速初等教育制度的改订 |
三、促进中等教育制度的完善 |
四、促进大学制度的修正 |
五、促进师范教育的改革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壬戌学制批评 |
第一节 壬戌学制批评的主体构成 |
一、壬戌学制批评的代表人物分析 |
二、参与壬戌学制制定与批评的代表性人物之比较 |
第二节 壬戌学制批评的客体内容 |
一、关于各学段划分的批评 |
二、关于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批评 |
三、关于课程设置的批评 |
第三节 壬戌学制批评的历史影响 |
一、促进教育宗旨的完善 |
二、促进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 |
三、加速乡村教育与文化的衰落 |
四、削弱师范教育的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的发生理路 |
第一节 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的发生动因 |
一、政治生态变化是清末民初学制批评发生的制度环境 |
二、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是清末民初学制批评发生的外在动力 |
三、传播媒介快速发展是清末民初学制批评发生的平台支撑 |
第二节 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的发生路径 |
一、专业性教育期刊成为清末民初学制思想传播的主渠道 |
二、教育社团成为探讨和传播学制思想的新制度媒介 |
三、教育会议成为集中讨论和统一学制思想的重要方式 |
第三节 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的发生逻辑 |
一、清末民初学制批评发生的社会基础 |
二、清末民初学制批评发生的教育基础 |
三、清末民初学制批评传播的技术条件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的理论审思与当代启示 |
第一节 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的主要特点 |
一、清末民初学制批评发生过程,反映西方学制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历程 |
二、清末民初学制批评发生过程,反映人才观和教育观的转变 |
第二节 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的理论实质 |
一、清末民初学制批评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危机在教育领域的表征 |
二、清末民初学制批评是中国教育转型在价值路向上的困惑 |
第三节 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的当代启示 |
一、教育实践者应以更开放心态和思维面对和利用教育批评 |
二、教育批评者应以更加理性和富有建设性的论见开展批评活动 |
三、构建教育批评者参与教育政策制定活动的途径和机制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社会资本对方正县村民赴日务工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
一、本文的研究思路 |
二、本文的研究方法 |
第四节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一、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二、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
三、文献总体评价 |
第五节 本文的创新点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方正县村民赴日务工历史渊源与时代背景 |
第一节 方正县村民赴日务工的历史渊源 |
一、方正县日本遗孤的出现 |
二、日本遗孤返乡寻亲带来大量社会资本 |
第二节 方正县村民赴日劳务时代背景 |
一、农村出现剩余劳动力 |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出国劳务兴起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
第一节 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
一、格兰诺维特的社会资本理论 |
二、边燕杰的强关系力量假设 |
三、本文对社会资本的定义 |
第二节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
一、本文的理论框架 |
二、本文的研究假设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第一节 变量测量 |
一、自变量“个人社会资本”测量 |
二、因变量“务工质量”测量 |
三、中间变量“决策约束”测量 |
四、控制变量“人力资本”测量 |
第二节 资料收集方法 |
一、访谈法 |
二、问卷调查法 |
第三节 信度与效度检验 |
一、信度检验 |
二、效度检验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主要研究发现 |
第一节 样本的描述统计 |
一、参与调查的方正县村民基本情况 |
二、赴日务工的原因与困难 |
第二节 赴日务工决策约束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一、计算变量 |
二、社会资本与决策约束相关分析 |
三、社会资本与决策约束回归分析 |
第三节 赴日务工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一、务工质量概述与计算变量 |
二、社会资本对务工质量的影响 |
三、决策约束对务工质量的中介效应 |
四、人力资本对务工质量的影响 |
五、务工质量的综合影响因素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方正县村民赴日务工问题成因分析和建议 |
第一节 社会资本是影响赴日务工质量的双刃剑 |
一、问题成因分析 |
二、对策建议 |
第二节 决策约束阻力大影响赴日务工质量提高 |
一、问题成因分析 |
二、对策建议 |
第三节 人力资本水平限制赴日务工质量提升 |
一、问题成因分析 |
二、对策建议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附录二 :调查问卷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5)日本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1.3 主要研究方法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1.5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1.6 相关概念的界定 |
第2章 “文明开化”推动日本近代工艺图案教育发展 |
2.1 明治维新推动日本近代教育发展 |
2.1.1 学习欧美启动新学制建设 |
2.1.2 日本近代学制的颁布与完善 |
2.2 日本近代工艺图案教育 |
2.2.1 工部美术学校 |
2.2.2 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 |
2.2.3 东京美术学校 |
2.2.4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
2.2.5 京都高等工艺学校 |
2.2.6 东京高等工艺学校 |
2.3 日本积极参加和举办国际国内博览会 |
2.3.1 积极参加万国博览会 |
2.3.2 大力举办国内劝业博览会 |
2.4 日本近代工艺图案教育先驱 |
2.4.1 日本近代工艺教育之父——纳富介次郎 |
2.4.2 日本近代工业(工艺)教育开拓者——手岛精一 |
2.4.3 日本近代工艺图案教育家——松冈寿 |
2.4.4 日本工艺图案第一大家——岛田佳矣 |
2.5 日本近代工艺图案研究成果 |
2.5.1 日本第一部工艺通史《工艺志料》 |
2.5.2 日本第一部图案研究着作《一般图案法》 |
2.5.3 日本第一部工艺图案教材《工艺图案法讲义》 |
2.5.4 大日本图案协会与日本第一本工艺图案杂志《图案》 |
2.6 本章小结 |
第3章 “甲午战败”促使中国学习日本工艺图案教育 |
3.1 有识之士考察日本工艺图案教育 |
3.2 东京美术学校接待中国考察者 |
3.3 效仿日本的《癸卯学制》与工艺图案教育 |
3.3.1 《癸卯学制》制订中的日本因素 |
3.3.2 《癸卯学制》中工艺图案教育设置的日本化倾向 |
3.3.3 《癸卯学制》颁布之后的中国工艺图案教育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支那保全”催生来华日本教习 |
4.1 日本教习来华背景 |
4.1.1 “支那保全论”的产生 |
4.1.2 “支那保全论”使日本对中国输出教育 |
4.1.3 清政府对延聘日本教习的态度 |
4.2 日本教习在华教学活动及影响 |
4.2.1 在华日本教习基本概况 |
4.2.2 担任图画、手工和工艺图案等课程的日本教习 |
4.2.3 日本教习在华的相关活动 |
4.2.4 日本教习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影响 |
4.3 知名日本教习个案考析 |
4.3.1 最早来华的工艺教习盐田真 |
4.3.2 影响最大的来华图案教授斋藤佳三 |
4.3.3 其他日本教习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实业救国”掀起赴日留学热潮 |
5.1 留学日本的诸多因素 |
5.1.1 深重的民族灾难危机 |
5.1.2 便捷的地理文化因素 |
5.2 日本接收中国留学生的背景及准备 |
5.2.1 日本政府在宏观政策方面的准备 |
5.2.2 以东京美术学校为代表的学校接收中国留学生 |
5.3 在日学习绘画与工艺图案的中国留学生 |
5.3.1 留日学生整体概况 |
5.3.2 留日绘画和工艺图案学生名录 |
5.4 工艺图案学生留日经历个案考析 |
5.4.1 东京美术学校图案科首位外国留学生陈之佛 |
5.4.2 申请助学金完成学业的王道平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以日为师”深度影响中国工艺图案教育 |
6.1 近代各校工艺图案教育均受日本不同程度影响 |
6.1.1 照搬日本体系的北平艺专工艺图案教育 |
6.1.2 仿效日本模式的上海美专工艺图案教育 |
6.1.3 融合东西所长的国立杭州艺专工艺图案教育 |
6.1.4 逐渐本土化的私立武昌艺专工艺图案教育 |
6.2 近代工艺图案教材中的日本因素 |
6.2.1 大量引进日本原版工艺图案教材 |
6.2.2 积极翻译日本工艺图案教材 |
6.2.3 借鉴参考日籍文献编写本土教材 |
6.3 图案学的中国化及后续影响 |
6.3.1 图案学的中国化 |
6.3.2 图案学思想的后续影响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 |
7.1 促进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体系和图案学的初步形成 |
7.2 盲目借鉴迟滞了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全面发展 |
致谢 |
参考文献 |
(6)嘉纳治五郎与中国近代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要旨 |
序章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第二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第三节 先行研究综述 |
第一章 嘉纳治五郎介绍 |
第一节 嘉纳治五郎生平 |
第二节 嘉纳治五郎的对华教育思想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嘉纳治五郎与中国留学生教育 |
第一节 接受中国留学生经过 |
第二节 宏文学院的教学情况 |
第三节 从留学生致嘉纳治五郎书信看宏文学院教育 |
第四节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中国留学生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嘉纳治五郎的中国教育考察 |
第一节 中国考察的经过 |
第二节 嘉纳治五郎与中国官员的交流 |
第三节 参观考察各类学校 |
第四节 中国之旅对嘉纳治五郎中国观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嘉纳治五郎与中国赴日考察官绅 |
第一节 嘉纳治五郎与赴日考察官绅的交流 |
第二节 嘉纳治五郎对中国兴学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7)武田泰淳的中国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问题及意义 |
二、先行研究概况 |
(一)日本方面研究概况 |
(二)中国国内研究概况 |
三、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视角 |
(二)研究方法 |
四、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武田泰淳中国观之萌芽 |
第一节 净土宗寺院家庭与汉学熏陶 |
一、“大岛觉”的中国元素介入 |
二、反帝反战斗士的“泡影” |
第二节 “异形者”的精神苦斗 |
一、“异形者”之自觉 |
二、《异形者》的主人公“柳” |
三、笔谈、决斗与诀别 |
第三节 “红色和尚”的苦恼 |
一、斗士的“转向” |
二、精神压抑的寺院生活 |
第四节 “中国文学研究会”前夕的武田和尚 |
一、大学时代的迷惘 |
二、日本中国研究的崭新面貌 |
小结 |
第二章 “中国文学研究会”时代的中国观 |
第一节 “中国文学研究会”创立的背景与条件 |
一、研究会的时代特征 |
二、竹内好的第一次中国之旅 |
三、研究会的创意与现实困境 |
四、研究会时代武田泰淳的中国文学观 |
第二节 “谢冰莹事件”与《在日本狱中》 |
一、赴日留学的女作家谢冰莹 |
二、患难与共的友谊 |
三、武田泰淳的女侠情结 |
第三节 告别杜宣与受辱事件 |
一、挥泪的告别 |
二、被误解的耻辱 |
第四节 从少年迈向青年时代的人生困惑 |
一、从寺院少年到“红色和尚” |
二、不平静的研究会时代 |
小结 |
第三章 从军时代与上海时代的中国观 |
第一节 战争考验下的良知 |
一、出征中国的矛盾心理 |
二、武田泰淳文学的发端 |
三、武田泰淳从军思考的核心 |
第二节 辎重兵眼里的“中国人” |
一、《土民的表情》与《寄给北京诸位的诗》 |
二、武田从军思考的机缘与要义 |
三、《庐州风景》里的“小杨”姑娘 |
四、“小杨”的中国女性魅力 |
五、“研究会”被迫解散与《闪烁》 |
第三节 《司马迁》透露的“加害者”之苦闷 |
一、从军思考结晶之《司马迁》 |
二、耻辱感的慰藉 |
三、武田泰淳的“人”与“历史空间” |
四、《司马迁》思想之余韵 |
五、被钳制的反战思想 |
小结 |
第四章 战后派作家时代的中国观 |
第一节 上海体验与武田的“灭亡”思想 |
一、在上海迎接日本战败 |
二、《关于灭亡》的思想精髓 |
三、“中国”与女性 |
第二节 武田泰淳和他的《审判》 |
一、《审判》的写作动机 |
二、《审判》的整体评价与个性光泽 |
三、“杉”和“二郎”的形象 |
四、《审判》的反战意义与价值 |
第三节 《蝮蛇的后裔》与军国主义批判 |
一、从自我告白到军国主义批判 |
二、《蝮蛇的后裔》的创作背景与人物 |
三、人物象征性的隐喻 |
四、异色的侵华战争批判 |
第四节 侵华战争再反省之《风媒花》 |
一、竹内好与武田泰淳的思想异同 |
二、《风媒花》中的“峰三郎”与“军地” |
三、《风媒花》的特色与价值 |
小结 |
结语 |
一、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观面貌 |
二、武田泰淳中国观、战争观之个性 |
参考文献 |
附录 :武田泰淳年谱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商务日语专业国际交流合作模式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一、高职商务日语专业国际交流项目的内容与特点 |
(一) 赴日实习项目 |
1. 项目情况 |
2. 项目实施步骤 |
(二) 赴日就业项目 |
1. 项目情况 |
2. 项目实施步骤 |
(三) 赴日留学 |
1. 项目情况 |
2. 项目实施步骤 |
二、国际交流的成效与意义 |
(一) 赴日实习项目 |
1. 日语语言技能提高, 学习方法得以明显改善 |
2. 跨文化交际能力明显提高 |
3. 人文素养极大提升 |
4. 校企共赢 |
(二) 赴日就业项目 |
1. 综合素质得到极大提升 |
2. 提高了回国再就业的竞争力 |
(三) 赴日留学 |
三、当前国际交流所面临的问题与反思 |
(一) 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
(二) 对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尚待加强 |
(三) 学生的抗挫折能力有待提高 |
(四) 家长的支持力度有待提高 |
(五) 费用问题 |
四、结语 |
(9)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活动研究(1905-191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研究动态 |
三、创新之处 |
四、研究方法 |
五、重点与难点 |
第一章 中国近代留日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
第一节 近代留日教育的兴起 |
一、近代留日教育兴起的背景 |
二、清末留学日本国策的确立 |
第二节 近代留日教育的特点 |
一、时起时落的留日浪潮 |
二、文法与军事为主体的留学结构 |
三、反日情绪不断高涨的留学气氛 |
第二章 1905年留日学生总会反对“取缔规则”运动 |
第一节 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的初建 |
一、清末留日学生团体的纷纷建立 |
二、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的初建 |
第二节 留日学生总会反对“取缔规则”运动 |
一、“取缔规则”的出台 |
二、留日学生总会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 |
第三章 1915-1916年留日学生总会的反日讨袁斗争 |
第一节 留日学生总会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 |
一、留日学生总会的重建 |
二、留日学生总会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 |
第二节 留日学生总会的讨袁护国运动 |
一、声援护国运动,讨伐袁氏复辟 |
二、创办《民彝》杂志,宣传民主共和思想 |
三、成立神州学会及中国经济财政学会,图谋国家富强之道 |
第四章 1918-1919年留日学生总会的反日救国活动 |
第一节 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与拒约运动 |
一、留日学生救国团的成立及罢学归国运动 |
二、留日学生救国团归国后的爱国活动 |
三、北洋政府对留日学生救国团爱国活动的打压 |
第二节 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与五四运动 |
一、留日学生救国团与五四运动 |
二、东京留日学生总会与五四运动 |
第五章 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爱国活动的特点及影响 |
第一节 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爱国活动的特点 |
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 |
二、身处敌邦,率先开展反日斗争 |
三、以集体罢学归国的形式彰显爱国意志 |
第二节 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爱国活动的影响 |
一、促使日本进步人士反思日本的对华留学政策 |
二、爱国热情极大地感染了海内外的中国同胞 |
三、响应祖国号召回国参加建设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10)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对象 |
二 研究综述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第一节 家世考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第二节 童年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三 预科成学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二 游学美欧 |
第一节 缘起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一 出版品交换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结语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参考文献 |
后记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办理赴日留学的步骤(论文参考文献)
- [1]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与分歧(1904-1949)[D]. 胡裕岭.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2]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研究(1902—1912年)[D]. 徐冠华. 山西大学, 2020(12)
- [3]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理路研究[D]. 宋波.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
- [4]社会资本对方正县村民赴日务工的影响[D]. 王越.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5]日本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影响[D]. 陈日红.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1)
- [6]嘉纳治五郎与中国近代教育[D]. 李颖.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5)
- [7]武田泰淳的中国观研究[D]. 王伟军.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8]商务日语专业国际交流合作模式探究[J]. 田静.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 2019(01)
- [9]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活动研究(1905-1919)[D]. 高原. 江苏师范大学, 2018(10)
- [10]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