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肿瘤浸润模型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乳腺肿瘤,肿瘤移植,鼠,模型
肿瘤浸润模型论文文献综述
王兴,柳迪,唐丽,贺福初[1]（2016）在《人乳腺癌肿瘤移植裸鼠模型的构建及其肿瘤浸润髓系细胞的分离》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人乳腺癌肿瘤移植裸鼠模型的构建及其肿瘤浸润髓系细胞的分离。方法将p HAGE-EF-Zs GDEST质粒与病毒包装质粒p MD2.G和ps PAX2首先通过磷酸钙转染方式包装带绿色荧光的慢病毒,再利用包装好的慢病毒感染BT474细胞,通过流式分选筛选阳性细胞,扩大培养后,种植于裸鼠乳腺脂肪垫,应用活体荧光成像仪和体外测量肿瘤大小,对人-裸鼠肿瘤移植模型的构建效果进行评价;通过机械法分离该小鼠模型的肿瘤浸润髓系细胞。结果筛选出带绿色荧光的BT474稳定株,种植于裸鼠乳腺脂肪垫,构建了人-裸鼠肿瘤移植模型,并分离出其肿瘤浸润髓系细胞。结论成功分离出了肿瘤浸润髓系细胞,为后续研究肿瘤浸润髓系细胞的功能奠定了基础。(本文来源于《军事医学》期刊2016年07期）
王健[2]（2015）在《新型斑马鱼模型在研究肿瘤浸润、转移和血管侵袭机制中的应用》一文中研究指出第一部分新型斑马鱼肿瘤模型的建立及巨噬细胞介导的肿瘤转移机制的实验研究研究背景现在在世界范围内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越来越高,而转移常常是造成癌症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造成了肿瘤的转移?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了肿瘤微环境。肿瘤微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由多种细胞和结构成分混合而成的综合体,包括肿瘤细胞、巨噬细胞、成纤维细胞、血管内皮细胞、周细胞等,肿瘤微环境可以为癌症的生长和转移提供支持。在各种被募集的细胞中,巨噬细胞存在于肿瘤进展的各个阶段而且数量巨大。一般情况下,巨噬细胞被认为是可以吞噬异物,杀灭肿瘤细胞的,起到清道夫的作用,但是在许多临床和基础研究中却发现,巨噬细胞起到了促进肿瘤生长和转移的作用。在原发肿瘤中,巨噬细胞可以诱导新生血管生成,促进肿瘤细胞的侵袭、迁移以及破坏血管进入血液循环,在肿瘤转移的过程中,巨噬细胞可以促进肿瘤细胞在转移部位的定植和生存。巨噬细胞有很多亚型,最常用的分型就是M1和M2,M1又叫做经典途径激活的巨噬细胞,与Thl辅助T细胞对病原体的反应有关,M2又叫做旁路途径激活的巨噬细胞,与Th2辅助T细胞有关。有研究认为,肿瘤组织中浸润的巨噬细胞已经由M1亚型转变为M2亚型。尽管许多研究认为肿瘤相关巨噬细胞能够促进肿瘤的转移,但这仍然存在争议。目前研究肿瘤转移的模型主要为小鼠模型,通常只能观察肿瘤发展终末期发生转移的情况,但临床实际情况是许多癌症因为转移灶才明确了诊断,而那时原发肿瘤仍然很小甚至无法探测。所以如何研究肿瘤发生早期出现转移的机制仍需要一种新的动物模型。由于斑马鱼基因与人类基因的相似度达到了87%,而且具有繁殖快、花费较少、实验周期短等优势,最近几十年在生物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斑马鱼就开始被用做发育遗传学中的动物模型,而直到1982年,有研究发现长期暴露在致癌物质下的斑马鱼长出了肿瘤,斑马鱼才开始被用作肿瘤模型。相比与小鼠肿瘤模型,斑马鱼模型有两个主要的优势,首先,斑马鱼不受动物数量的限制,每个实验组可以使用成百上千的胚胎,而小鼠如果每组超过10只就会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其次,在小鼠中如果要对移植的肿瘤细胞显像,一般使用荧光蛋白或者生物发光,分辨率较低,而在透明的斑马鱼中则可以使用高分辨率荧光共聚焦显微镜对单细胞进行显像。我们在此前的一项研究中将荧光染料标记的肿瘤细胞植入到斑马鱼的卵周隙中,建立了一种新的肿瘤模型,斑马鱼胚胎透明的特性使我们可以从单细胞水平对肿瘤的生长和转移进行体内显像,结果发现组织缺氧可以明显的促进肿瘤细胞的转移。而在本研究中,我们试图通过引入肿瘤微环境中不同的细胞成分来建立一种全新的斑马鱼模型。目的本研究旨在使用斑马鱼胚胎建立肿瘤细胞与巨噬细胞相互作用的肿瘤微环境的模型,然后使用荧光显微镜和共聚焦显微镜动态观察肿瘤细胞的转移特性以及肿瘤细胞与其他细胞(例如巨噬细胞、内皮细胞)之间的关系。并结合临床标本对肿瘤转移的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多种不同的细胞因子刺激对巨噬细胞性质变化的影响,评价不同的巨噬细胞亚型对肿瘤生长和转移的作用。方法1.使用不同的细胞因子(IL6、TNFα、TGFβ、IL4、IL10、LPS、IFNγ)体外刺激小鼠或者人的巨噬细胞,得到不同的巨噬细胞亚型M1和M2。2.使用磁珠分选从小鼠或人的肿瘤组织中直接得到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s)。3.将不同颜色的荧光染料标记的肿瘤细胞单独或者和巨噬细胞一起注射到受精后48h的转基因FLU:EGFP斑马鱼胚胎的卵周隙中,建立肿瘤微环境模型。4.使用荧光显微镜和共聚焦显微镜在单细胞水平动态观察肿瘤细胞、巨噬细胞和内皮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肿瘤细胞的侵袭和转移情况。结果1.成功建立了不同颜色的肿瘤细胞和巨噬细胞共存的肿瘤微环境模型。2.使用IL6和TNFα体外刺激的巨噬细胞或者从高表达IL6和TNFα的肿瘤中分离出的巨噬细胞可以明显促进肿瘤细胞的转移,而且大部分肿瘤细胞都跟巨噬细胞耦合在一起转移。从野生型LLC肿瘤中分离出的巨噬细胞只能微弱地促进肿瘤细胞地转移,而对照组使用PBS进行刺激的巨噬细胞并不能促进肿瘤细胞的转移。3.使用TGFβ、IL4和IL10共同刺激得到的或者从小鼠肿瘤组织中分离得到的M2亚型的巨噬细胞显着的促进肿瘤细胞的转移,大部分转移的肿瘤细胞都伴随着巨噬细胞。而使用LPS和IFNγ共同刺激得到的或者从小鼠肿瘤组织中分离得到的M1亚型的巨噬细胞没有表现出促进肿瘤细胞转移的特性。4.从出现转移的临床病人新鲜肿瘤组织中分离出的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在斑马鱼模型中能够明显促进肿瘤细胞的转移,而从没有出现转移的临床肿瘤标本中分离出的巨噬细胞只能够微弱地促进肿瘤细胞的转移。结论1.成功建立了肿瘤细胞、巨噬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叁种细胞相互作用的肿瘤微环境模型,并可使用多种颜色进行体内显像。2.IL6和TNFα的体外刺激或者体内作用都可以改变巨噬细胞的性质,使其促进肿瘤转移。3.体外刺激或者是从肿瘤组织分离得到的M2亚型的巨噬细胞可以促进肿瘤转移,而M1亚型的巨噬细胞没有表现出这种能力。4.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s)促进肿瘤细胞转移的能力与其对应临床病人所患肿瘤是否出现转移相关联,肿瘤的转移需要通过TAMs的介导来实现。第二部分斑马鱼原位肿瘤模型的建立及视网膜母细胞瘤侵袭和转移机制的实验研究博士研究生：王健导师：孙玉萍教授研究背景视网膜母细胞瘤是儿童当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在眼内肿瘤居于首位,常见于视网膜核层,有家族遗传性,多发生于5岁以下儿童,可单眼、双眼先后或同时患病,极易发生转移,最常见的转移途径是从眼球的后极部开始,沿视神经入脑并向眼外蔓延,恶性程度高,死亡率高,因此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是提高生存率和降低死亡率的关键。手术治疗是目前主要的治疗手段,其他治疗手段还包括化学治疗、放射治疗、冷冻治疗、光凝治疗等。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发病原因是Rb抑癌基因的全部两个等位基因失活导致了其抑癌功能的缺失,它是一种具有高度的遗传倾向的恶性肿瘤,大约40%的病人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Rb基因携带者的后代大约有50%的几率发病。最近,视网膜母细胞瘤作为遗传性的肿瘤模型,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最初研究者们是将分离培养的视网膜母细胞瘤细胞系例如Y79细胞注射到免疫缺陷小鼠的皮下成为移植瘤模型,或者是将肿瘤细胞注射到大鼠眼睛的玻璃体腔里建立原位瘤模型。此后,随着转基因技术的迅速发展,大量的转基因视网膜母细胞瘤小鼠模型被应用到基础研究中,例如人为的使癌基因SV40-T抗原过表达建立了LHEETATAG视网膜母细胞瘤模型,多种转基因小鼠模型的出现为研究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发生机制以及新型抗肿药物的评价提供了便利,但是如何重现视网膜母细胞瘤多发于儿童的实际情况,如何在显微水平研究视网膜母细胞瘤发生早期生长和转移的机制尚缺乏理想的动物模型。目的本研究旨在使用斑马鱼胚胎建立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原位癌模型,然后使用荧光显微镜和共聚焦显微镜在单细胞水平动态地观察肿瘤细胞的侵袭转移以及肿瘤细胞与血管之间的关系,并研究抗血管药物或者吗啉基对视网膜母细胞瘤生长和转移的影响。方法1.将不同的视网膜母细胞瘤细胞系注射到Flil:EGFP转基因斑马鱼胚胎眼球中的玻璃体腔,建立原位肿瘤模型。2.使用抗血管药物舒尼替尼或者抑制肿瘤血管生长因子的吗啉基作用于斑马鱼胚胎,然后在不同的时间点使用荧光显微镜和共聚焦显微镜动态观察肿瘤细胞的侵袭和转移情况以及肿瘤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果1.成功建立了视网膜母细胞瘤的斑马鱼原位肿瘤模型。2.高转移的视网膜母细胞瘤细胞系在斑马鱼模型中同样表现出了高转移特性,而非转移的视网膜母细胞瘤细胞系在本模型中没有出现转移。3.使用抗血管药物舒尼替尼或者抑制肿瘤血管生长因子的吗啉基可以明显抑制视网膜母细胞瘤的转移。结论1.不同的视网膜母细胞瘤细胞系在斑马鱼原位肿瘤模型保持了原有的转移特性,说明本斑马鱼模型很高的临床相关性。2.使用抑制血管生成的药物或手段可以抑制视网膜母细胞瘤的转移。(本文来源于《山东大学》期刊2015-03-20）
庞婧,郝大鹏,徐文坚,董诚,李晓莉[3]（2013）在《骨肿瘤髓外浸润实验模型的建立及影像学与病理学评价》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采用不同方法建立VX2兔骨肉瘤髓外浸润模型,并分别对其进行影像学及病理学观察,以探讨不同模型建立方法在骨肉瘤髓外软组织浸润研究中的价值。方法实验分两组:(1)悬液组:将VX2肿瘤细胞悬液,经兔右侧胫骨近端前缘植入髓腔内,建立兔VX2骨肿瘤模型,共种植23只。(2)瘤块组:将1mm3大小的VX2肿瘤软组织块,经与悬液组相同部位植入兔胫骨髓腔内,共种植32只。两组模型兔均于肿瘤种植后第4周行影像学检查(包括X线平片、CT、MRI平扫及增强扫描)及病理学检查,观察病变部位骨质破坏、骨膜反应、骨皮质破坏及软组织浸润情况并进行影像学表现主观评分(分为Ⅰ～Ⅲ级)。在MRI图像和病理标本上,分别测量肿瘤软组织浸润区域的最大径(a)和最小径(b),计算肿瘤软组织浸润区域体积(V),并对测量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1)悬液组种植模型兔23只,存活14只;瘤块组种植32只,存活28只。至病理标本制备前共存活模型兔42只,其右侧胫骨上段均见肿瘤生长。悬液组14只中,影像学主观评分Ⅰ级1只(7.1%),Ⅱ级6只(42.9%),Ⅲ级7只(50.0%);瘤块组28只分别为Ⅰ级0只,Ⅱ级2只(7.1%),Ⅲ级26只(92.9%)。两组模型兔影像学主观评分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1),且评分为Ⅲ级的模型兔中,瘤块组明显多于悬液组,故瘤块组影像学主观评分高于悬液组。(2)悬液组模型兔在MR图像和病理标本上软组织浸润区域a、b及V分别为18.4(11.2)mm、6.7(14.8)mm及413.0(4084.3)mm3和23.5(12.1)mm、5.6(9.4)mm及2450.9(4978.9)mm3。瘤块组的a、b分别为(26.5±4.3)mm、(22.3±3.7)mm,V为6619.7(6059.0)mm3;病理学测量a、b分别为(26.6±3.6)mm、(23.1±3.8)mm,V为6810.2(4548.6)mm3。悬液组MR图像肿瘤软组织浸润区域最大径与病理测量最大径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29),最小径测量值及体积与病理学检测结果存在统计学差异(P值分别为0.02、0.03,均<0.05);瘤块组以上各测量结果与病理学观察结果均未见明显差异(P值分别为0.59、0.40、0.59,均>0.05),说明瘤块组MR与病理学测量结果存在较好的一致性。结论与肿瘤悬液种植法相比,在相同肿瘤生长时间内,应用肿瘤组织块种植的VX2兔骨肉瘤模型更容易成功制备生长形态较为一致,且能准确反映肿瘤病理学改变的肿瘤模型。(本文来源于《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期刊2013年08期）
史秋月[4]（2012）在《带Michaelis-Menten型信号产出项的肿瘤浸润模型》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考虑一个带Michaelis-Menten型信号产出项的趋化-趋触系统,该系统被用来刻画癌症浸润的过程。在初始数据是充分光滑的假设之下,我们证明该系统存在唯一且有界的整体光滑解。该模型由叁个反应-扩散-偏微分方程组成,描述了肿瘤细胞浸润过程中肿瘤细胞、基质降解酶、细胞外基质的变化。首先,利用压缩不动点定理证明了系统局部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然后在初始数据充分光滑的前提下,利用抛物方程的Schauder理论和Lp理论的方法证明对带有米式方程的肿瘤浸润模型的整体解的唯一性与有界性。(本文来源于《东华大学》期刊2012-01-01）
史秋月[5]（2011）在《带Michaelis-Menten型产出项的肿瘤浸润模型》一文中研究指出考虑一个带Michaelis-Menten型信号产出项的趋化-趋触系统,该系统被用来刻画癌症浸润的过程.在初始数据是充分光滑的情况之下,证明该系统存在惟一且有界的整体光滑解.该模型由3个反应-扩散-偏微分方程组成,描述了肿瘤细胞、基质降解酶、细胞外基质的变化.首先,对该模型用偏微分方程原理来加以分析研究,利用压缩不动点定理证明了系统局部解的存在性和惟一性,然后在初始数据充分光滑的前提下,证明该系统存在惟一且有界的整体光滑解.(本文来源于《纺织高校基础科学学报》期刊2011年03期）
张玮,胡艳玲,王琪,杨幸子,阳志军[6]（2011）在《血清MMP-9、Hpa、CL含量联合检测判断卵巢恶性肿瘤浸润转移程度的数学模型建立及验证》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构建MMP-9、Hpa、CL含量联合检测卵巢恶性肿瘤浸润转移诊断模型并对模型进行验证。方法:利用SAS8.0软件包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以250例血清样本基质酶类(MMP-9、Hpa、CL)含量来建立回归模型,168例血清样本基质酶类含量用于验证所得到的模型,并与CA125检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所建诊断模型为:Logit(P)=14.90-43.24×CL-33.12×h1-43.80×mL+71.08×(CL×h1)+55.83×(CL×mL),采用该模型进行临床验证时,当模型计算值为211 899时,灵敏度为70.4%,特异度为63.9%,曲线下面积为0.732,标准误为0.038,95%可信区间为(0.656~0.807),P=0.000,灵敏度及特异度均高于其中任一种标志物单一检测。结论:MMP-9、Hpa、CL含量联合诊断模型可预测卵巢恶性肿瘤浸润转移程度,有望在临床上成为判断卵巢恶性肿瘤侵袭、转移的指标之一。(本文来源于《广西医科大学学报》期刊2011年02期）
崔纯[7]（2010）在《带Volume-filling效果的肿瘤浸润模型》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研究一个由Chaplain和Lolas提出的带趋化-趋触项的肿瘤浸润模型。该模型由叁个反应-扩散-趋化偏微分方程组成,描述肿瘤细胞、基质降解酶、宿主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该模型包含两个有界的非线性的密度依赖的趋化性和趋触性敏感函数。首先,利用压缩不动点定理证明了模型局部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然后利用抛物方程的Schauder理论和Lp理论的方法证明了整体古典解的存在唯一性。进一步,对带有拥挤项的肿瘤浸润模型的有界性进行了分析。(本文来源于《东华大学》期刊2010-11-01）
杨幸子[8]（2010）在《基质金属蛋白酶等几种酶类与卵巢恶性肿瘤浸润转移关系的研究及诊断模型的建立》一文中研究指出卵巢癌死亡率在妇科肿瘤中居首位。尽管肿瘤减灭术及以铂类为基础的联合化疗在卵巢癌的治疗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因缺乏有效的早期诊断方法,70%的患者初诊时已为晚期患者。手术及化疗后复发率高、易出现耐药,因而患者的5年生存率长期停留在30%左右。基质酶类通过降解细胞外基质(ECM)在肿瘤的侵袭和转移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本课题探讨MMP-9, Hpa, CL与卵巢恶性肿瘤发生、发展、转移及其预后价值,构建了叁种酶类联合诊断卵巢癌浸润转移诊断模型并对模型进行验证。最后,对已发表的基质酶类组织含量表达相关研究内容的文献进行META分析,用循证医学的观点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分析,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以期更好、更快地解决上述卵巢巢癌酶学诊断中的主要问题。血清MMP-9、Hpa、CL的检测对卵巢癌浸润转移判断的临床价值目的：探讨卵巢肿瘤患者外周血基质酶类的表达及与其临床病理的相关性。方法：采用ELISA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了217例卵巢恶性肿瘤、101例卵巢良性肿瘤及101例正常对照的血清中几种基质酶含量的表达,将结果与临床及病理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恶性卵巢肿瘤患者血中基质酶含量的表达均显着高于良性组及正常对照组,差异有显着性(P<0.05)；在恶性卵巢肿瘤患者血清中,基质酶类的表达与病理类型无关,与临床分期、组织分化程度有关；CL表达与腹腔转移有关,Hpa表达与远处转移有关,MMP-9表达与腹腔转移有关。相关分析显示血清CL与CA125的相关系数为0.051,P=0.434。P>0.05,二者无明显相关性。血清Hpa与CA125的相关系数为0.183,P=0.005。两者呈正相关,即Hpa含量越高患者,CA125含量也越高；血清mmp9与CA125的相关系数为0.131,P=0.044,两者呈正相关,即MMP-9含量越高患者,CA125含量也越高。结论：基质酶类的表达与卵巢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有关,并与恶性肿瘤的浸润转移有关。认为几种基质酶类有望在临床上成为判断侵袭、转移的指标之一。血清基质酶类含量联合检测判断卵巢恶性肿瘤浸润转移诊断模型的建立及验证目的：构建了叁种酶类联合诊断卵巢癌浸润转移诊断模型并对模型进行验证。方法：采用SAS8.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模型建立方法采用logistic回归。以250例血清样本叁种酶类含量来建立回归模型,168例血清样本叁种酶类含量用于验证所得到模型,并与CA125检测结果进行对比。结果：最终所建诊断模型为：Logit(P)=14.90-43.24xCL-33.12xhl-43.80xml+71.08x(CLxhl)+55.83x(CLxml)1.模型对于肿瘤性质判断的灵敏度为86.4%,特异度为82.1%,ROC曲线下面积为0.935,P值为0.000,灵敏度及特异度均高于任一种标志物单一检测,故本模型用于判断卵巢恶性肿瘤有显着意义。2.模型对于肿瘤浸润转移判断的灵敏度为70.4%,特异度为63.9%,ROC曲线下面积为0.732, P值为0.000,灵敏度及特异度均高,故本模型用于判断卵巢恶性肿瘤浸润转移有显着意义。结论：本研究所建模型具有较好的诊断效能,在判断肿瘤性质及进展程度时的灵敏度特异度均较高。本实验尽可能收集多的血清样本,但样本量毕竟有限。如能更加大量增加样本量,对模型进行调试及完善,使其更加接近肿瘤实际演进情况,则以诊断模型协助诊断恶性肿瘤有望成为新的辅助诊断模式。液态芯片检测血清MMP-9、Hpa、CL的临床验证试验目的：探讨液态芯片卵巢肿瘤患者外周血基质酶类的表达及与其临床病理的相关性。方法：运用流式荧光法检测了96例卵巢恶性肿瘤、79例卵巢良性肿瘤及55例正常对照的血清中几种基质酶含量的表达,将结果与临床及病理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1.恶性卵巢肿瘤患者血中基质酶含量的表达均显着高于良性组及正常对照组,差异有显着性(P<0.05)；在恶性卵巢肿瘤患者血清中,基质酶类的表达与病理类型无关。2.液态芯片法检测基质酶对于判断卵巢肿瘤性质的判断灵敏度分别为：CL84.3%,Hpa 72.3%,MMP-973.5%；特异度分别为：CL76.0%,Hpa 84.0%,MMP-988.0%。3.液态芯片法检测基质酶对于判断卵巢肿瘤转移的判断灵敏度分别为：CL867.9%,Hpa 62.5%,MMP-975.0%；特异度分别为：CL66.7%,Hpa 63.0%,MMP-963.0%。4.液态芯片法检测基质酶含量,判断卵巢恶性肿瘤性质的检验效能总体上优于ELISA法,尤其在判断肿瘤良恶性时的特异度明显高于ELISA法。5.液态芯片法与ELISA法检测卵巢恶性肿瘤转移与否的检验效能相差不多。结论：液态芯片是可同时、快速、准确检测多种肿瘤标志物的综合技术,其灵敏度和特异度均高,有望用于肿瘤标志物检测。基质酶类在卵巢恶性肿瘤组织中表达的Meta分析目的：评价基质酶类在卵巢组织中的含量对肿瘤性质的判断。方法：检索CBMdisc光盘数据库、EMBASE数据库MEDLINE数据库,确定纳入标准,筛选符合纳入标准的2000年1月至2009年12月公开国内外发表的文献16篇。通过各研究间的异质性分析及固定效应、随机效应两种模型的综合分析得出生存结果,统计学方法采用Cochrane协作网提供的软件包RevMan 4.2.10。结果：在MMP-9表达的研究中,纳入的7个研究,OR=11.43,OR95%C1为6.78,19.27,P<0.00001。基质金属蛋白酶在恶性及非恶性卵巢肿瘤组织中含量有统计学差异；研究间无异质性。2.在Hpa表达的研究中,纳入的6个研究,OR=8.62,OR95%CI为4.57,15.28,P<0.00001。乙酰肝素酶在恶性及非恶性卵巢肿瘤组织中含量有统计学差异；研究间无异质性。3.在CL表达的研究中,纳入的3个研究,OR=2.70,OR95%CI为0.26,27.97,P=0.41。组织蛋白酶在恶性及非恶性卵巢肿瘤组织中含量无统计学差异；研究间存在异质性。结论：Meta分析的结果说明恶性组基质蛋白酶及乙酰肝素酶的表达显着高于非恶性组,组织蛋白酶未见差异。由于目前的循证医学证据均是一些分散的小样本病例,基质酶类在恶性卵巢中的表达作用,尚需要大规模多中心的研究。根据现有研究结果,基质酶类有望成为最新的卵巢肿瘤标志物。(本文来源于《广西医科大学》期刊2010-06-01）
王铭军[9]（2009）在《肿瘤浸润趋化趋触性模型的分析与模拟》一文中研究指出近年来,人们对于肿瘤浸润数学模型的研究兴趣逐年增加(参看文献[7-8,16,18,33,37,40-43,47]),特别是在文献[7]中,Chaplain和Lolas(2005)发展了新的肿瘤浸润数学模型,该模型是关于尿激酶型血纤维蛋白溶酶催化剂(uPA)系统(该系统中含有不同种类的降解酶催化剂)及其在肿瘤浸润生物组织中所起的作用。我们知道,肿瘤浸润的发生是与肿瘤细胞分泌的基质降解酶(MDEs)对细胞外基质(ECM)的降解有紧密关系的。然而,在Chaplain和Lolas模型中,除了肿瘤细胞的随机运动之外,肿瘤细胞的转移还与两种细胞运动机制有关,即:chemotaxis(趋化性机制):细胞倾向于向可扩散的基质降解酶(MDE)的浓度变大的地方运动和haptotaxis(趋触性机制):细胞倾向于不扩散的基质密度增大的地方运动。实际上,早在1970年Keller和Segel就已经提出了古典的chemotaxis模型,Chaplain和Lolas模型是Keller和Segel提出的古典的chemotaxis模型的扩展(参看文献[29])。由此可知,Chaplain和Lolas发展了古典的chemotaxis模型,本文称之为:chemotaxis-haptotaxis模型(参看文献[7,8]),该模型描述了肿瘤细胞、基质降解酶和细胞外基质之间相互作用的动力学。本文主要是研究Chaplain和Lolas模型及其子模型的解的定性性质。首先,本文研究抛物--椭圆chemotaxis-haptotaxis模型。该模型是一个3×3抛物--常微--椭圆chemotaxis-haptotaxis系统,即这个模型是由叁个方程组成:一个方程是抛物型偏微分方程,它描述了肿瘤细胞密度在chemotaxis和haptotaxis的机制下的动力学;一个方程是椭圆型偏微分方程,它描述了蛋白水解酶浓度的动力学;还有一个方程是常微分方程,它描述了细胞外基质密度在蛋白酶水解作用下的动力学。在叁维空间,当μ＞0(μ是肿瘤细胞的logistic增长率)充分大时,通过从L~1(Ω)到L~2(Ω)再到L~4(Ω)来抬高解的先验估计的正则性,我们证明了该系统的全局古典解的存在性、唯一性和一致有界性;在二维空间,通过L~1(Ω)→L~3(Q_T)→L~2(Ω)→L~4(Q_T)→L~3(Ω)的新的L~P估计技术,抬高解的先验估计的正则性,我们证明了,对于任何μ＞0,该系统解的存在性、唯一性和有界性。在研究中,我们发展了一些新的L~p估计技术。以上提到的Ω## R~d(d=2或3)是一有界区域,而Q_T=Ω×(0,T)。接下来,我们研究了抛物一抛物chemotaxis-haptotaxis模型。该模型是一个3×3抛物--常微--抛物系统,也由叁个方程组成:一个方程是描述肿瘤细胞密度变化的反应--扩散--趋化趋触性抛物型偏微分方程;另一个方程是描述蛋白水解酶浓度变化的反应--扩散抛物型偏微分方程;还有一个常微分方程描述的是细胞外基质密度在蛋白酶水解作用下的变化。对于该模型,我们做了以下研究工作:在一维空间,对任何chemotaxis系数x＞0,我们证明了组合的chemotaxis-haptotaXis模型古典解的整体存在性和唯一性。在叁维空间,当μ＞0充分大时(其中,μ是肿瘤细胞的logistic的增长率),我们证明了该模型解的整体存在性。而对于二维空间,对于任意的μ＞0,该模型的整体解均存在(证明已经在文献[42]中给出)。此模型证明的关键点是要从L~1到L~P(p＞3)抬高解的正则性。同时,我们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3×3抛物--常微--椭圆的肿瘤浸润chemotaxis-haDtotaXis系统的研究方法是有别于3×3抛物--常微--抛物的肿瘤浸润chemotaxis-haptotaxis系统的。它们之间有两个主要的区别:首先,前者的解比后者的解关于时间t有更弱的正则性,这是由于前者含chemotaxis因子项受到一个椭圆方程的控制。因此,在证明抛物--常微--椭圆系统的古典解的局部存在性时,有别于抛物--常微--抛物系统的证明,我们需要仔细地选择映射空间X_M和映射函数F。其次,文献[42]和本文对于证明古典解的整体存在性的基本思想都是抬高解的估计的正则性。但是,本文的抛物--常微--椭圆系统是从L~1(Ω)到L~3(Ω)抬高解的正则估计,而文献[42]是从L~1(Ω)到L~3(Ω×(0,T))抬高解的正则估计。本文的抛物--常微--抛物系统和抛物--常微--椭圆系统以及文献[42]中的L~p技术也是各不相同的。除了在上面提到的假设条件下解的整体存在以外,对于抛物--常微--椭圆系统,在同样的假设条件下还证明解是一致有界的。当然,我们应该指出:关于文献[42]和本文的抛物--常微--抛物系统的解的有界性仍然是有待解决的问题。最后,我们要对简化的chemotaxis-haptotaXis模型的爆破性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从上面的证明结论我们知道,在叁维空间,对于充分大的μ＞0,该模型是存在全局古典解的;而当μ＞0充分小时,模型的整体解是否存在,据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在理论上仍然没有证明。但是,利用隐式有限差分格式对简化了的chemotaxis-haptotaxis模型进行数值模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于充分小的μ＞0,该系统模型的解存在爆破的现象。(本文来源于《东华大学》期刊2009-11-01）
杨柳晓[10]（2009）在《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与肝癌预后及其与“免疫微环境分子预测模型”的关系》一文中研究指出肝细胞癌(以下简称肝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位居全球恶性肿瘤发病率第六位、死因的第叁位。在我国为恶性肿瘤的第二位死因,也是肝硬化病人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尽管近几十年来肝癌临床和基础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总体而言,肝癌预后并无显着改善,总的5年生存率仍不足5%。手术目前仍是治疗肝细胞癌最有效的方法,但远期疗效欠满意,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肝癌极高的转移复发率:即使是根治性切除的患者,5年转移复发率仍高达60-70%,局部治疗则更高。因此,深入研究肝癌转移复发机制、找出有效预测肿瘤复发的指标、积极预防和及时治疗复发是提高肝癌患者总体疗效的关键所在。肝癌复发转移是多环节、多阶段、多基因参与的动态过程。传统的肿瘤研究多注重于肿瘤细胞自身,试图从癌细胞本身基因与表型改变来解释肿瘤的发生及进展。随着基因、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进展,人们发现:作为与肿瘤密不可分的肿瘤局部微环境对肿瘤演进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微环境与肿瘤细胞之间存在复杂的交叉对话、相互利用的关系,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反映、改变甚至逆转了肿瘤生物学特性,对肿瘤表观遗传学、干细胞、免疫逃逸、转移潜能等等产生重要的影响。肿瘤微环境之所以日益受到重视,就是在传统研究的不足基础上,看到了癌与宿主互动的极其重要性。更有研究发现,肿瘤局部微环境免疫学因素是一个优于TNM分期的,迄今为止最准确的独立预后指标。因此,肿瘤学家和免疫学家们逐渐达成公识:癌症是一种免疫和微环境疾病。肝细胞癌治疗效果之所以不尽如人意,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对人体早期肝癌的生物学特性知之甚少。早期肝癌的研究对于控制肿瘤进展,延长患者生存具有重要的意义:①研究表明,早期相对良性的肿瘤向晚期恶性状态演变的过程中,免疫编辑起着重要的作用。免疫编辑分免疫清除、免疫对抗、免疫逃逸3个过程,在肿瘤的不同发展阶段,免疫编辑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早期肿瘤局部微环境中,以免疫清除为主要作用方式。免疫清除是指机体免疫系统识别肿瘤细胞,并且通过多种途径杀伤肿瘤组织的过程,在该阶段,如果机体能成功清除肿瘤组织,肿瘤免疫编辑至此结束,如果不能完全清除,则进入免疫对抗和免疫逃逸阶段,肿瘤亦发展为中晚期。因此,对于早期肝癌局部免疫微环境的研究能让我们了解并掌握免疫清除的机制,以便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免疫清除的功能,使其不进入免疫对抗甚至免疫逃逸的阶段,从而有效控制肿瘤的进展。②研究早期肝癌患者术后复发转移的预测符合肿瘤防治中“早”的原则,而中晚期肝癌患者本身具有极高的复发转移率,对其复发的预测反倒显的意义不大。③肿瘤的预后具有异质性,早期肿瘤预后并不一定好,因此通过对早期肝癌患者的研究,筛选出其中的高危人群进行恰当的干预,对提高整个肝癌患者人群的生存具有显着的价值。目前国际上有多种肝细胞癌的分期标准,但对早期肝癌的定义并没有一定的共识。传统“小肝癌”的定义具有早期肝癌的模糊影子,但不完全等同于早期肝癌的概念,原因有①对小肝癌瘤体大小的设定没有统一的公认的标准(2cm、3cm、5cm不等);②有些小肝癌早期就出现微小转移灶,这也是许多肝癌患者根治术后早期复发转移的原因。现在临床上最为常用的是BCLC分期对早期肝癌的定义,即单个肿瘤结节≤5cm,或结节≤3个,每个直径≤3cm,无血管侵犯及肝外转移,肝功能A或B级,生活状态WHO标准C级,在早期肝癌里,如单个结节直径≤2cm,肝功能A级则称为非常早期肝癌。这一定义是术前的判断标准,具有镜下癌栓(微血管侵犯)的患者也被纳入其中。而我们在第一部分的研究中发现,癌栓在各个临床病理特征中是导致术后复发和较差生存的最重要的因素,其危险度远大于肿瘤大小、包膜、分化、数目等。在我们的研究队列中,无镜下和/或肉眼癌栓患者的5年无瘤生存和总生存分别为59%和64%,显着好于上述定义的BCLC早期患者的52%和56%。我们认为:对于肝癌术后预测复发和生存的研究而言,无镜下和/或肉眼癌栓作为早期肝癌的定义具有良好的代表性和实用性。肝脏作为免疫特惠器官具有独特的免疫系统并参与机体局部及整体水平免疫调节,而肝癌微环境在肝癌发生发展和侵袭转移的演进中发挥了异常重要的作用。我所高强等人在先前工作中全面分析了27个免疫效应/过继免疫、免疫抑制和炎症相关的基因,找出了8个与肝癌转移复发显着相关的免疫效应/过继免疫基因(GNLY、GZMB、TRAV10、CD3Z、TBX21、IFNG、GATA3、IRF1),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免疫微环境分子预测模型”,进一步证实了免疫微环境在肝癌转移复发中的作用。因此,探索肝癌微环境中影响肿瘤恶性表型、侵袭转移能力等特征的免疫细胞的特性,从细胞、分子,基因等水平综合评价构成肝癌微环境的各组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肝癌的诊断、分期分型、靶向性治疗、预防转移复发、提高疗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首先从肝癌微环境中免疫活性细胞的层面和角度,利用组织微阵列和免疫组化技术,原位、在体和系统地探索了肝癌局部微环境中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不同类型(亚型)、数目、部位与功能状态在肝癌(尤其是无镜下和/或肉眼癌栓的早期肝癌)复发转移中的作用,发现肝癌微环境中免疫抑制细胞和免疫效应细胞之间的比例关系是肝癌转移复发和总生存的独立预测指标。提出了:肿瘤局部微环境中免疫抑制作用与免疫效应作用两者缺一不可,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决定了局部的免疫状态,并影响、甚至决定了肿瘤的进展程度和方向,两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局部免疫效应作用越强,越不利于肿瘤生长侵袭,反之,局部免疫抑制作用越强,则越有利于肿瘤侵袭转移。然后对我所高强博士提出的“免疫微环境分子预测模型”在各种不同肝癌患者群体(总体、无癌栓、BCLC分期A期)中的复发转移危险程度进行验证和评估。并评价各种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亚型在高低不同风险组间的差异,提出预测模型与癌内调节性T细胞联合能更好的预测不同发展阶段的肝癌患者复发与生存情况。实现了将分子与细胞两个不同层面的因素结合起来证实免疫微环境在肝癌预后方面的重要意义,也证实了肿瘤微环境中各组成成份之间具有一个多层次、多角度、多环节的相互关系。第一部分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与肝细胞癌复发转移关系的研究本研究旨在从细胞水平探索肝癌局部微环境中各种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亚型的数目、部位、功能状态在肝癌复发转移中的作用,找出能影响肝癌复发转移的预测指标。本研究中,我们随机选取了2002年1月—2006年12月之间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行根治性手术切除的肝细胞癌患者298例。利用高通量的组织微阵列及免疫组化染色,研究癌内及癌旁微环境CD57+NK细胞、Foxp3+调节性T细胞、Granzyme B+活化的细胞毒性淋巴细胞、CD45RO+记忆T细胞、CD8+细胞毒T细胞的分布、数目与肝癌复发转移的关系。结果发现:(1)除FOXP3+Treg癌内细胞数大于癌周细胞数外,其余各免疫效应细胞的细胞数均表现为癌周远远大于癌内。(2)单因素生存分析示:癌内微环境中所有的细胞都与DFS、OS显着相关(P均＜0.05),其中除了IFOXP3+Treg与DFS、OS呈负相关外(P均＜0.001),其余各免疫效应细胞(ICD57+、ICD45RO+、IGrB+、ICD8+)与DFS、OS均呈正相关。在癌周微环境中,所有的细胞都与DFS显着相关,而与OS相关的仅PFOXP3+Treg和PCD8+TILs。(3)多因素生存分析发现:癌内微环境中:IFOXP3+Treg与患者的DFS、OS显着负相关(HR=2.312,P＜0.001/HR=2.267,P＜0.001)。而ICD8+和ICD45RO+TILs与患者的DFS、OS呈显着正相关(ICD8+:HR=0.499,P=0.005/HR=0.481,P=0.002;ICD45RO+:HR=0.436,P＜0.001/HR=0.634,P=0.038)。癌周微环境中与DFS密切相关的有PCD8+TILs和PCD45RO+TILs,与OS显着相关的有PCD8+TILs。在临床病理特征中,肿瘤分化、数目、癌栓与DFS呈显着负相关;而与OS显着负相关的有术前血清γGT、肝硬化、肿瘤分化、癌栓。(4)将IFOXP3+Treg与各免疫效应细胞联合分组分别经多因素分析,发现癌内微环境中Treg与各免疫效应细胞间的比例关系均可作为DFS及OS的独立预测指标(P均＜0.001)。(5)将IFOXP3+Treg联合各免疫效应细胞分组的各组经多因素生存分析证实,癌内微环境Treg少,同时免疫效应细胞多者DFS和OS均较好(Ⅰ组);而反之,癌内微环境Treg多,同时免疫效应细胞少者DFS和OS均较差(Ⅳ组),其预测能力远远优于目前临床上常用的大小、包膜、数目、分化等肿瘤进展的衡量标志,甚至优于公认的TNM分期和癌栓(Ⅰvs.Ⅳ组的HR均最大,P值最小)。(6)癌内微环境中各TILs与癌栓都具有显着相关性,癌栓阳性者,其局部浸润的IFOXP3+Treg更多,而癌栓阴性者,则局部浸润的ICD57+、ICD45RO+、IGrB+、ICD8+更多。与肿瘤分化密切相关的有IFOXP3+Treg和ICD45RO+(分化越差,IFOXP3+Treg越多;分化越好,ICD45RO+越多)。与肿瘤大小密切相关的有ICD45RO+和ICD8+TILs(肿瘤直径越大,ICD45RO+和ICD8+TILs局部浸润越少)。IGrB+TILs还与肿瘤的包膜及数目显着相关(肿瘤有包膜和/或单发者,局部浸润的IGrB+TILs更多)。癌周微环境中各TILs与肝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均无显着相关性。以上结果表明,作为构成免疫微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肝癌局部的肿瘤浸润淋巴细胞是一个复杂的多细胞群体,它们之间及其与肿瘤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肝癌复发转移中起了十分重要作用。在越靠近肿瘤的局部微环境中,以FOXP3+Treg为主导的免疫抑制优势状态越明显,并抑制了其他免疫效应细胞的浸润和功能。肝癌局部微环境中免疫抑制与免疫效应作用的的力量对比关系决定了局部的免疫状态,并影响、甚至决定了肿瘤的进展方向,局部免疫效应作用越强,越不利于肿瘤生长侵袭,反之,局部免疫抑制作用越强,则越有利于肿瘤侵袭转移。因此,通过综合评价肝癌微环境中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类型、数量、分布以及功能状态可以准确地把握肝癌患者局部免疫状态,也提示了更深入研究免疫微环境与肝癌的相互作用、探索肝癌侵袭转移和免疫逃逸机制的理论意义和临床指导价值。第二部分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与早期肝细胞癌复发转移关系的研究本研究旨在从细胞水平探索肝癌局部微环境中各种肿瘤浸润淋巴细胞在早期肝癌(无肉眼和/或镜下癌栓)中的分布情况,评价各细胞数目、部位、功能状态在早期肝癌复发转移中的作用,找出能影响早期肝癌复发转移的预测指标,筛选出早期肝癌患者术后转移复发的高危人群。本研究中,我们选取了第一部分患者队列中经病理证实无镜下和/或肉眼癌栓的患者167例。利用高通量的组织微阵列及免疫组化染色,研究癌内及癌旁微环境CD57+NK细胞、Foxp3+调节性T细胞、Granzyme B+活化的细胞毒性淋巴细胞、CD45RO+记忆T细胞、CD8+细胞毒T细胞的分布、数目与早期肝癌复发转移的关系。结果发现:(1)仅FOXP3+Treg癌内细胞数大于癌周细胞数,其余各免疫效应细胞的细胞数均表现为癌周远远大于癌内。(2)单因素生存分析示:癌内微环境中,IFOXP3+Treg与DFS、OS呈负相关(P=0.030/0.003),而ICD45RO+TILs与DFS、OS均呈正相关(P=0.010/0.012)。在癌周微环境中,PFOXP3+Treg仅与OS呈负相关(P=0.032),PGrB+与DFS、OS均呈正相关(P=0.005/0.039)。(3)多因素生存分析发现:ICD45RO+TILs与DFS、OS均呈显着正相关(P＜0.001,P=0.003);而IFOXP3+Treg及PFOXP3+Treg仅与OS呈显着负相关(P=0.034/0.033),与DFS却无显着相关性。在临床病理特征中,AFP与DFS呈显着负相关(P=0.002);肿瘤分化及γGT与OS呈显着负相关(P=0.038/0.002)。不论是对于DFS还是OS而言,较多的癌内微环境ICD45RO+TILs都具有良好的保护作用。(4)将癌内微环境中FOXP3+Treg与各免疫效应细胞联合分组分别经多因素分析,发现Treg与各免疫效应细胞间的比例关系均可作为OS的独立预测指标,但与第一部分结果不同的是,仅以Treg与CD45RO+TILs的比例关系能同时预测DFS和OS。(5)将IFOXP3+Treg联合ICD45RO+TILs分组的各组经多因素生存分析证实,分析发现,癌内微环境Treg少,同时CD45RO+TILs多者DFS和OS均较好(Ⅰ组);而反之,癌内微环境Treg多,同时CD45RO+TILs少者DFS和OS均较差(Ⅳ组),其预测能力也远优于其他临床病理特征,包括TNM分期(HR最大,P值最小)。(6)癌内微环境中:IFOXP3+Treg的细胞数目与肿瘤的数目及分化有显着相关性,肿瘤的数目多和/或分化差者,局部浸润的IFOXP3+Treg数目更多。IGrB+TILs与肿瘤包膜有密切相关,肿瘤有包膜者,局部浸润的IGrB+TILs数目更多。ICD45RO+TILs与肿瘤分化及TNM分期有显着相关性,ICD45RO+TILs局部浸润多者,肿瘤分化及分期更好。癌周微环境中:无一癌周TILs与肿瘤病理特征有显着相关性。以上结果表明,在早期肝癌的局部微环境中,以CD45RO+记忆T细胞作为主导细胞发挥的免疫效应作用占优势,而起着免疫抑制作用的Treg则处于弱势(多因素分析中,FOXP3+Treg与DFS无相关性)。这也验证了我们第一部分提出的肝癌局部微环境中免疫抑制与免疫效应作用的的力量对比关系决定了局部的免疫状态,并影响、甚至决定了肿瘤的进展程度和方向,局部免疫效应作用越强,越不利于肿瘤生长侵袭,反之,局部免疫抑制作用越强,则越有利于肿瘤侵袭转移。结合第一部分的结果,我们也可以设想:随着肿瘤的生长进展,肿瘤局部的免疫平衡被不断打破,至中晚期时,已逐渐形成了以Treg为代表的免疫抑制为主导的局部免疫状态。因此,通过综合评价肝癌微环境中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类型、数量、分布以及功能状态,准确地把握肝癌患者局部免疫状态,筛选出早期肝癌患者术后转移复发的高危人群,进行及早干预,对提高整个肝癌患者人群的生存率具有深远的意义。第叁部分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与“免疫微环境分子预测模型”的关系本研究旨在通过联合分子和细胞两个不同层面,研究“免疫微环境分子预测模型”与局部微环境中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之间的关系,找出模型预测的转移复发的风险与患者实际转移复发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并探讨该预测模型与免疫细胞联合进一步提高肝癌转移复发预测能力的可能。我所高强博士等人在筛选了27个与肝癌转移复发相关的免疫效应/过继免疫、免疫抑制和炎症相关代表基因的基础上,建立了以8个癌内免疫效应/过继免疫相关基因(GNLY、GZMB、TRAV10、CD3Z、TBX21、IFNG、GATA3、IRF1)为主的“免疫微环境预测模型”。RS8=(-4.554×IFNG value)+(-4.820×TBX21value)+(-4.472×GATA3 value)+(-6.554×GZMB value)+(-6.934×IRF1 value)+(-4.810×GNLY value)+(-4.077×CD3Z value)+(-3.758×TRAV10 value)。RS值越高,表明患者复发转移的风险越大。该模型反映了癌内微环境中免疫效应/过继免疫在肝癌复发转移过程中的作用,对肝癌复发转移具有较高的预测能力。本研究中,我们仍利用第一部分研究随机选取的298例肝癌患者。首先,检测这298例肝癌标本的8个模型应用的癌内免疫效应/过继免疫相关基因(GNLY、GZMB、TRAV10、CD3Z、TBX21、IFNG、GATA3、IRF1)的表达情况,并根据上述模型公式计算出每位患者的RS8分值,利用前期研究设定的cutoff值将298例患者分为复发转移高危组和低危组。首先对高低风险两组进行生存分析以验证模型的预测效率;然后分析低风险组患者中部分早期出现复发、高风险组患者中却有长期不复发现象的原因及其与局部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之间关系;最后将“免疫微环境分子预测模型”与局部TILs联合分析来预测肝癌的复发转移。结果发现:(1)K-M生存曲线分析:对于总体298例患者,RS8模型在无瘤生存和总生存两方面均可以将患者显着区分为高危和低危组(P均＜0.001)。对于167例无癌栓患者,RS8模型在无瘤生存方面可以将患者区分为高危和低危组(P=0.019),而在总生存上则无法显着区分高危和低危组(P=0.076)。对于156例BCLC分期A期的患者,RS8模型在无瘤生存和总生存两方面均可以将患者显着区分为高危和低危组(P=0.039,P=0.021))。(2)比较各TILs与RS8模型的关系发现:癌内微环境CD57+、GRB+、CD45RO+、CD8+TILs与RS8模型之间均呈显着相关性(P均＜0.001),相反的,FOXP3+Treg与RS8模型间则未见显着相关性,癌周微环境中各TILs与RS8模型间也均无显着相关性。(3)用细胞原始连续计数法、中位数法、最小P值法这叁种不同的方式分组TILs,分别分析高/低风险组患者实际复发与否及其与TILs关系发现:癌内微环境FOXP3+Treg与RS8模型中高/低风险患者实际是否复发都有显着的相关性(详见表21)。(4)将RS8模型与IFOXP3+Treg联合行K-M生存曲线分析可见:对叁个不同的肝癌患者组成群体(总体298例患者、167例无癌栓患者、156例BCLC分期A期患者)而言,它都能将DFS、OS显着区分为高危和低危组(P均＜0.001),其中,RS低风险同时IFOXP3+少者(Ⅰ组)在DFS和OS上均有良好的预后;相反的,RS高风险且IFOXP3+多者(Ⅳ组)DFS和OS均较差。(5)将RS8模型与IFOXP3+Treg联合进行多因素分析发现:RS8模型联合IFOXP3+Treg预测DFS、OS危险度的效率较单独RS8模型要更好(HR更高)。(6)联合RS8模型与IFOXP3+Treg进行AUC分析显示:RS8模型联合IFOXP3+Treg的ROC曲线下面积最大(AUC=0.699),显着优于RS8模型(AUC=0.635),也大于BCLC分期(AUC=0.657)、TNM分期(AUC=0.617)、癌栓(AUC=0.670)等目前临床上常用的肝癌预后预测指标。以上结果表明,“免疫微环境分子预测模型”能较好的预测肝癌的复发转移,但其仅从分子层面探索了代表癌内免疫效应/过继免疫对肝癌复发转移及预后的影响,忽略了局部微环境中免疫抑制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免疫微环境分子预测模型”联合FOXP3+Treg对肝癌患者预后的较高的预测效率证实了分子与细胞这两个不同的研究层面是互动的,也进一步说明了肿瘤局部微环境的免疫状态取决于免疫效应作用与免疫抑制作用的协调,两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因此,从细胞、分子,基因等水平综合评价构成肝癌微环境的各组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肝癌的诊断、分期分型、靶向性治疗、预防转移复发、提高疗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结论1)肝癌微环境调节性T细胞、记忆T细胞、细胞毒性T细胞与根治性切除术后复发转移密切相关。癌内微环境免疫抑制细胞(调节性T细胞)及其与各免疫效应细胞(NK细胞、记忆T细胞、活化的细胞毒性淋巴细胞、细胞毒性T细胞)的比例关系是肝癌术后复发转移和总生存的独立预测指标。从细胞水平表明了免疫微环境在肝癌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癌内微环境中记忆T细胞、调节性T细胞与早期(无镜下和/或肉眼癌栓)肝癌患者根治性切除术后复发转移和生存密切相关。记忆T细胞及其与调节性T细胞的比例关系是早期肝癌术后复发转移和总生存的独立预测指标。3)我所高强等人建立的“免疫微环境分子预测模型:对肝癌转移复发有较好的预测效率,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一定的通用性。4)“免疫微环境分子预测模型”联合调节性T细胞能更好的预测肝癌患者根治性切除术后复发转移和总生存,证实了分子与细胞这两个不同的研究层面是互动的,也进一步说明了肿瘤局部微环境的免疫状态取决于免疫效应作用与免疫抑制作用的协调,两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缺一不可。创新点1)首次发现和报道了肝癌微环境中调节性T细胞和记忆T细胞的比例关系是早期肝癌术后复发转移和总生存的独立预测指标,并显示了筛选早期肝癌患者术后复发高危人群的效率。2)通过对“免疫微环境分子预测模型”的验证及其与局部肿瘤浸润淋巴细胞关系的研究,将分子与细胞两个不同的层面结合起来评估肝癌微环境在肝癌转移复发和预后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潜在应用价值1)肝癌微环境免疫活性细胞的类型(亚型)、数目、分布和功能状态是术后复发转移的新的独立预测指标,可用于临床筛选高危复发患者和指导术后治疗。2)肝癌微环境中调节性T细胞和记忆T细胞的比例关系是早期肝癌术后复发转移和总生存的独立预测指标,可用于筛选出临床上早期肝癌患者术后复发的高危人群,并提供了预防复发的靶点。3)分析癌内微环境免疫活性细胞的状态,联合“免疫微环境分子预测模型”可以提高单独使用模型的预测效率,用于肝癌患者复发转移和总生存的前瞻性预测并指导个体化治疗的实施。(本文来源于《复旦大学》期刊2009-05-06）
肿瘤浸润模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第一部分新型斑马鱼肿瘤模型的建立及巨噬细胞介导的肿瘤转移机制的实验研究研究背景现在在世界范围内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越来越高,而转移常常是造成癌症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造成了肿瘤的转移?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了肿瘤微环境。肿瘤微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由多种细胞和结构成分混合而成的综合体,包括肿瘤细胞、巨噬细胞、成纤维细胞、血管内皮细胞、周细胞等,肿瘤微环境可以为癌症的生长和转移提供支持。在各种被募集的细胞中,巨噬细胞存在于肿瘤进展的各个阶段而且数量巨大。一般情况下,巨噬细胞被认为是可以吞噬异物,杀灭肿瘤细胞的,起到清道夫的作用,但是在许多临床和基础研究中却发现,巨噬细胞起到了促进肿瘤生长和转移的作用。在原发肿瘤中,巨噬细胞可以诱导新生血管生成,促进肿瘤细胞的侵袭、迁移以及破坏血管进入血液循环,在肿瘤转移的过程中,巨噬细胞可以促进肿瘤细胞在转移部位的定植和生存。巨噬细胞有很多亚型,最常用的分型就是M1和M2,M1又叫做经典途径激活的巨噬细胞,与Thl辅助T细胞对病原体的反应有关,M2又叫做旁路途径激活的巨噬细胞,与Th2辅助T细胞有关。有研究认为,肿瘤组织中浸润的巨噬细胞已经由M1亚型转变为M2亚型。尽管许多研究认为肿瘤相关巨噬细胞能够促进肿瘤的转移,但这仍然存在争议。目前研究肿瘤转移的模型主要为小鼠模型,通常只能观察肿瘤发展终末期发生转移的情况,但临床实际情况是许多癌症因为转移灶才明确了诊断,而那时原发肿瘤仍然很小甚至无法探测。所以如何研究肿瘤发生早期出现转移的机制仍需要一种新的动物模型。由于斑马鱼基因与人类基因的相似度达到了87%,而且具有繁殖快、花费较少、实验周期短等优势,最近几十年在生物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斑马鱼就开始被用做发育遗传学中的动物模型,而直到1982年,有研究发现长期暴露在致癌物质下的斑马鱼长出了肿瘤,斑马鱼才开始被用作肿瘤模型。相比与小鼠肿瘤模型,斑马鱼模型有两个主要的优势,首先,斑马鱼不受动物数量的限制,每个实验组可以使用成百上千的胚胎,而小鼠如果每组超过10只就会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其次,在小鼠中如果要对移植的肿瘤细胞显像,一般使用荧光蛋白或者生物发光,分辨率较低,而在透明的斑马鱼中则可以使用高分辨率荧光共聚焦显微镜对单细胞进行显像。我们在此前的一项研究中将荧光染料标记的肿瘤细胞植入到斑马鱼的卵周隙中,建立了一种新的肿瘤模型,斑马鱼胚胎透明的特性使我们可以从单细胞水平对肿瘤的生长和转移进行体内显像,结果发现组织缺氧可以明显的促进肿瘤细胞的转移。而在本研究中,我们试图通过引入肿瘤微环境中不同的细胞成分来建立一种全新的斑马鱼模型。目的本研究旨在使用斑马鱼胚胎建立肿瘤细胞与巨噬细胞相互作用的肿瘤微环境的模型,然后使用荧光显微镜和共聚焦显微镜动态观察肿瘤细胞的转移特性以及肿瘤细胞与其他细胞(例如巨噬细胞、内皮细胞)之间的关系。并结合临床标本对肿瘤转移的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多种不同的细胞因子刺激对巨噬细胞性质变化的影响,评价不同的巨噬细胞亚型对肿瘤生长和转移的作用。方法1.使用不同的细胞因子(IL6、TNFα、TGFβ、IL4、IL10、LPS、IFNγ)体外刺激小鼠或者人的巨噬细胞,得到不同的巨噬细胞亚型M1和M2。2.使用磁珠分选从小鼠或人的肿瘤组织中直接得到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s)。3.将不同颜色的荧光染料标记的肿瘤细胞单独或者和巨噬细胞一起注射到受精后48h的转基因FLU:EGFP斑马鱼胚胎的卵周隙中,建立肿瘤微环境模型。4.使用荧光显微镜和共聚焦显微镜在单细胞水平动态观察肿瘤细胞、巨噬细胞和内皮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肿瘤细胞的侵袭和转移情况。结果1.成功建立了不同颜色的肿瘤细胞和巨噬细胞共存的肿瘤微环境模型。2.使用IL6和TNFα体外刺激的巨噬细胞或者从高表达IL6和TNFα的肿瘤中分离出的巨噬细胞可以明显促进肿瘤细胞的转移,而且大部分肿瘤细胞都跟巨噬细胞耦合在一起转移。从野生型LLC肿瘤中分离出的巨噬细胞只能微弱地促进肿瘤细胞地转移,而对照组使用PBS进行刺激的巨噬细胞并不能促进肿瘤细胞的转移。3.使用TGFβ、IL4和IL10共同刺激得到的或者从小鼠肿瘤组织中分离得到的M2亚型的巨噬细胞显着的促进肿瘤细胞的转移,大部分转移的肿瘤细胞都伴随着巨噬细胞。而使用LPS和IFNγ共同刺激得到的或者从小鼠肿瘤组织中分离得到的M1亚型的巨噬细胞没有表现出促进肿瘤细胞转移的特性。4.从出现转移的临床病人新鲜肿瘤组织中分离出的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在斑马鱼模型中能够明显促进肿瘤细胞的转移,而从没有出现转移的临床肿瘤标本中分离出的巨噬细胞只能够微弱地促进肿瘤细胞的转移。结论1.成功建立了肿瘤细胞、巨噬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叁种细胞相互作用的肿瘤微环境模型,并可使用多种颜色进行体内显像。2.IL6和TNFα的体外刺激或者体内作用都可以改变巨噬细胞的性质,使其促进肿瘤转移。3.体外刺激或者是从肿瘤组织分离得到的M2亚型的巨噬细胞可以促进肿瘤转移,而M1亚型的巨噬细胞没有表现出这种能力。4.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s)促进肿瘤细胞转移的能力与其对应临床病人所患肿瘤是否出现转移相关联,肿瘤的转移需要通过TAMs的介导来实现。第二部分斑马鱼原位肿瘤模型的建立及视网膜母细胞瘤侵袭和转移机制的实验研究博士研究生：王健导师：孙玉萍教授研究背景视网膜母细胞瘤是儿童当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在眼内肿瘤居于首位,常见于视网膜核层,有家族遗传性,多发生于5岁以下儿童,可单眼、双眼先后或同时患病,极易发生转移,最常见的转移途径是从眼球的后极部开始,沿视神经入脑并向眼外蔓延,恶性程度高,死亡率高,因此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是提高生存率和降低死亡率的关键。手术治疗是目前主要的治疗手段,其他治疗手段还包括化学治疗、放射治疗、冷冻治疗、光凝治疗等。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发病原因是Rb抑癌基因的全部两个等位基因失活导致了其抑癌功能的缺失,它是一种具有高度的遗传倾向的恶性肿瘤,大约40%的病人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Rb基因携带者的后代大约有50%的几率发病。最近,视网膜母细胞瘤作为遗传性的肿瘤模型,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最初研究者们是将分离培养的视网膜母细胞瘤细胞系例如Y79细胞注射到免疫缺陷小鼠的皮下成为移植瘤模型,或者是将肿瘤细胞注射到大鼠眼睛的玻璃体腔里建立原位瘤模型。此后,随着转基因技术的迅速发展,大量的转基因视网膜母细胞瘤小鼠模型被应用到基础研究中,例如人为的使癌基因SV40-T抗原过表达建立了LHEETATAG视网膜母细胞瘤模型,多种转基因小鼠模型的出现为研究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发生机制以及新型抗肿药物的评价提供了便利,但是如何重现视网膜母细胞瘤多发于儿童的实际情况,如何在显微水平研究视网膜母细胞瘤发生早期生长和转移的机制尚缺乏理想的动物模型。目的本研究旨在使用斑马鱼胚胎建立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原位癌模型,然后使用荧光显微镜和共聚焦显微镜在单细胞水平动态地观察肿瘤细胞的侵袭转移以及肿瘤细胞与血管之间的关系,并研究抗血管药物或者吗啉基对视网膜母细胞瘤生长和转移的影响。方法1.将不同的视网膜母细胞瘤细胞系注射到Flil:EGFP转基因斑马鱼胚胎眼球中的玻璃体腔,建立原位肿瘤模型。2.使用抗血管药物舒尼替尼或者抑制肿瘤血管生长因子的吗啉基作用于斑马鱼胚胎,然后在不同的时间点使用荧光显微镜和共聚焦显微镜动态观察肿瘤细胞的侵袭和转移情况以及肿瘤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果1.成功建立了视网膜母细胞瘤的斑马鱼原位肿瘤模型。2.高转移的视网膜母细胞瘤细胞系在斑马鱼模型中同样表现出了高转移特性,而非转移的视网膜母细胞瘤细胞系在本模型中没有出现转移。3.使用抗血管药物舒尼替尼或者抑制肿瘤血管生长因子的吗啉基可以明显抑制视网膜母细胞瘤的转移。结论1.不同的视网膜母细胞瘤细胞系在斑马鱼原位肿瘤模型保持了原有的转移特性,说明本斑马鱼模型很高的临床相关性。2.使用抑制血管生成的药物或手段可以抑制视网膜母细胞瘤的转移。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肿瘤浸润模型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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