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国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杨成龙[1]（2021）在《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研究 ——以上海高校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高校党的建设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党的建设中具有特殊地位。高校基层党建工作是高校党建工作的基石,是有效推进高校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的重要基础,提升高校基层党建质量既是贯彻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也是高校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现实需要。本文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初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高校基层党建质量概念,提出高校基层党建质量应包括正确的目标价值、组织建设质量、党员队伍建设质量、制度建设质量、考核评价质量等五个方面的内容。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基层党建理论进行梳理和阐述,系统考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基层党建的重要论述,提出马克思主义基层党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命题。在此基础上,论文阐明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的基本特征,论述高校基层党建五个方面的目标——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学校治理、团结动员师生、推动学校改革发展,提出高校基层党建三大价值取向,即服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突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阐述基层党建应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在初步构建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论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高校基层党建进行历史考察,分析上海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有益的经验和历史启示。同时对新时代上海高校基层党建现状进行分析,总结高校基层党建取得的五个方面的成绩,分析院（系）党组织建设、基层党支部建设、基层党务工作队伍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基层党建制度建设及基层党建考核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从六个方面提升新时代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的主要路径,在此基础上初步构建高校基层党建质量评价体系。
隋从容[2]（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安工作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工作。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持续安全稳定的“两大奇迹”,是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取得这样的成就,既凝聚着全国公安战线和广大公安民警的艰苦努力,更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卓越智慧和能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公安工作摆在事关国家政权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位置,在汲取国内外公安工作理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主题,顺势而为,在逐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安事业的进程中,对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职责任务、公安工作的着力点以及公安工作主体建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深入探索与回答,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科学,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无论是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还是为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公安工作提供理论参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需要在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观照和双向互动中剖析和探讨。为此,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较研究与归纳总结提炼相融合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综合发力的必然结果。发生学告诉我们,任何理论和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都有其必然的发生基础,也必然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等国际国内因素对公安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是其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公安工作的艰辛探索是其形成与发展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是其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来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历史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至1992年期间,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的历史转折时期,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继承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民主法制思想为统领,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形成了以“稳定压倒一切”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开创了公安工作思想发展的新局面。第二阶段,1992年至2002年期间,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确立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历史时期,以依法治国思想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法治化建设,形成了以“讲政治、讲法制、讲服务”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推向一个新高度。第三阶段,2002年至2012年期间,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时期,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的正规化建设,形成了以“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全面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蓬勃发展。第四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判断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平安中国思想为统领,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更高需求为目标,着重从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层面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形成了以“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其基本内容是:围绕着“什么是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使命任务;围绕着“为什么要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价值取向;围绕着“怎样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方针策略和举措;围绕着“谁来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关于公安工作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使命任务,回答了公安工作“是什么”的问题。关于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维护社会治安要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人民满意是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努力建设平安中国,回答了公安工作“为什么”的问题。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持改革强警、科技兴警战略,回答了公安工作“怎么做”的问题。政治建警,全面加强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建设;从严治警,依法加强公安队伍纪律规矩意识和正规化建设;素质强警,切实提高公安队伍的战斗力,回答了公安工作“谁来做”的问题。上述内容的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鲜明的特征。其总体特征是:从生成方式和过程来看,具有时代性、继承性、实践性特征;从内容构成上来看,具有科学性、政治性、法治性特征;从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上来看,具有人民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主要在于: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思想指南;其实践意义主要在于:科学统领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有效推动了公安制度改革创新,有力推进了法治公安建设,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宁提供了坚强保障,在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该思想无论是对公安工作的定性定位问题,还是公安工作应该坚持的原则、路线、方针、策略,抑或是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等方面,都对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有所发展,同时,也有效地统筹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为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要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总结经验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就该思想发展的基本经验,概而言之,主要表现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指导思想,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坚持服从和服务党的中心工作这一根本立足点,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这一根本价值指向,坚持辩证思维、法治思维这一方法论等;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通过强化公安民警的理论信仰,改进公安民警教育方式、强化理论武装,将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转化为公安工作的政策、制度、运行体系,转化为公安干警的需要等手段,让思想掌握广大公安民警,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在回答时代之间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正确认识坚持与发展的关系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既不能认为它具有历史条件的局限就认为它已过时,弃之不用,也不能认为是终极的理论,而教条僵化,生搬硬套,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尤其是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习近平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李丽[3]（2020）在《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法治要良好运行,健全完备的制度体系和公民深厚的法治观念是其必要条件,法治观念是推动法治发展的精神支撑和动力。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的培育既是农村法治社会有效建立的根本所在,也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基础环节,更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然而与国家法治化进程相比,农民的法治观念还明显不适应法治社会的要求,农民法治观念培育也愈显无力和低效。现实抵牾催促着我们对农民法治观念培育进行反思和检视,以实现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良性质变。缺乏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只有明晰基本理论问题,才能进一步把握培育农民法治观念的精髓和理想进路。法治是一种成熟、多元而独特的文化品格和制度框架,作为上层建筑,根植于社会现实土壤的中国法治必然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内涵。法治观念是法治的个体观念表达,是个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象与法治规律的主观心理感受和把握,是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能动反映和内在自觉。法治观念包含法治认知、法治情感、法治意志三个相互关联又逐层递进的结构要素。新时代中国农民的法治观念是指农民个体所具备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相适应的主观心理感受和内在自觉。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是培育者与农民的双向互动,既包括培育者的法治教育引领过程,又包括农民自主建构过程,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应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法、培育环境四要素,遵循法治知识的传授与教育、法治实践的体悟与认同,法治环境的联动与耦合的培育机理。我们对农民法治观念的内在结构、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要素和运行机理的理论解答,搭建起了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的培育架构和模型。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指向的“农民”是生活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整体意义上群体,拥有广义的外延范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判断,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规划,新时代背景为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提供了新际遇。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的培育既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农民法治观念的提升为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也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创造了条件。理论概括是把握事物本质规律的重要方式,任何一项研究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引。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应以马克思主义的法治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农民教育思想作为其理论成长点和根基,并提取绵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借鉴西方的成熟学说。这些理论成果为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提供了强有力的学理依托。历史是真理之母。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应链接历史,感悟历史经验对现实的启迪与昭示。改革开放是我国法治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起点。1978年以来,我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经历了准备阶段（1978年——1985年）、起步阶段（1986年——1996年）、展开阶段（1997年——2011年）和新时期（2012年——至今）。脉络的梳理使得培育经验愈加清晰,四十多年来,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根本遵循;采取“送法下乡”模式,将农村纳入现代法治建设的轨道;紧抓依法治村,建立村民自治制度,为农民践行民主法治观念提供制度平台;坚持德、法共治,发挥思想道德教育在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助推作用;开展农村立法、司法、执法建设,注重农村法治建设为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带来的积极影响。透过历史之境,总结培育经验,为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提供历史参照与借鉴。疑乃思之始,问乃学之端。问题是创新的起点,是实践的指引,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最优良的方法论传统和最鲜明的方法论特征。新时代农民的法治观念既有积极表现,也确实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法律知识不断丰富,但法治认知模糊;法治期待产生,但司法认同度不高;守法观念形成,但依法办事观念欠缺。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在新时代的开展并非一帆风顺,面临着农民主体性的缺场,“唯培育者为主体”倾向;培育内容多以法律知识为中心,忽视法治的价值内涵;培育多采用单向度灌输式方式,忽视法治实践与交往互动;各培育主体未形成有效合理,农村普法机制运行不畅;农村法治建设不完善,培育微观环境不佳等多维度困境和挑战。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全面、深入、辩证地挖掘问题根源,能深化我们对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研究当前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现实抵牾,有利于定位化解矛盾的着力点,为构建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理路提供现实指引。在这样一个革故鼎新的伟大时代,我们必须顺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新要求,呼唤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回归和彰显,探究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路向。理论、历史、现实像是三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必须坚持培育的社会主义方向、主体间性原则和本土化原则,以完善农村法治建设、促进农民全面自由发展为根本目标,以提高农民法治认知、强化法治情感体验、增强法治信任、培养法治思维为具体目标,构建多层次培育目标体系。根据农民心理发展特点,农村培育环境与资源,结合农民法治需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价值取向,培育应采用“唤起民众”式培育法、法治实践体验法、生活化培育法,重点培育农民的法律至上观念、权利保障观念、依法办事观念、权力制约观念。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可遵循以下路径开展:发挥党政的主导作用,扩大社会主体的参与范围,凸出重点农民群体的培育工作,明晰各培育主体责任,共同构建“党政、社会、农民”协同联动的培育大格局;通过完善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机构设置、加紧队伍建设、强化经费保障、健全评估体系完善农村普法机制,增强法治宣传教育实效;让农民在各类法治活动中,在依法治村的实践中,在纠纷处理解决中深化民主法治实践,提升农民法治体验;通过完善农村法治建设、推进农业现代化大发展、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构建“一核三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等途径优化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乡土环境。
吴远星[4]（2020）在《基层负担为何减不下去？ ——一个“加码式减负”的解释性框架》文中提出一直以来,基层深受形式主义和过量工作之困扰,基层干部不堪重负。为此中央决心为基层减负,并将2019年确立为“基层减负年”。但对珠三角Z镇的田野调查发现:“基层减负年”以来,形式主义依旧严重,过量工作明减暗增,减负成效不佳。对此现象,学界尚未有过正面、系统的探讨,媒体主流观点将此归咎于政绩观、责任观、党性修养、作风观念等主观因素,即倾向于“作风观念论”。本文认为该观点有一定解释力,但不足以完整回答该困惑。对此,本文从体制层面进行剖析,提出一个“加码式减负”的解释性框架,分析的结论是:“基层减负年”只减工作手段不减过度职责、只减形式工作不减过度任务的减负是扬汤止沸、治标不治本,阻碍基层减负的根源其实在体制上。具体而言,政府的工作职责之所以不断增加,基层的压力日益增大,有三个层面的原因。首先,由外而内,全世界行政国家都在不断扩张,并且我国使命型政党的前瞻开辟和无限责任政府的兜底式关怀、以及全能型政府职能转移不顺进一步加剧政府职能扩张趋势;其次,自上而下,压力型体制的加码惯性层层传导压力和加码,并且技术治理的失准成本和碎片化行政的多头治理进一步加剧加码幅度;最后,自下而上,在避责和竞争逻辑驱动下,基层也主动增负,并且合规成本的日益提高进一步加剧增负成本。唯有从体制上消除阻碍减负的因素,即加强党建引领,克服部门壁垒;推行“吹哨报到”,加强基层联动;落实权责清单,推进资源下沉;加快职能转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才能真正为基层减负增效。
张鹏[5]（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历史演进研究》文中提出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把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集中教育活动置于党的建设过程进行考察,综合运用历史和文本的研究方法,把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集中教育进行历史细分,划分为20世纪80-90年代的集中教育、21世纪初期的集中教育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集中教育等三个历史阶段,并按照历史演进的逻辑对每一个历史阶段进行系统梳理,重点突出党的集中教育的时代特征和时代使命,在此基础上,系统勾勒四十年党的集中教育活动的演化轨迹,历史把握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集中教育活动的发展脉络,进而整体透视党的集中教育的成功因素、基本特征和基本经验启示。第一章,绪论。主要从选题背景、选题意义、概念界定、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论文的创新点、重难点和不足等五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的基础性问题进行交代,为本研究深入开展和有序推进奠定知识性基础。第二章,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集中教育理论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是成体系化的理论存在。本节立足于马克思主义集中教育的理论发展史,重点回溯了马克思恩格斯集中教育理论、列宁集中教育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集中教育理论。这些为本研究的深入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理论准备。第三章,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历史回顾。本节立足于国家改革开发前的政治、经济体制历史大时代背景,对这一时期的延安整风运动、“三查三整”、整风整党、1957年整风、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等教育活动进行了深入分析,还原了这一阶段党的集中教育活动的实践进程,刻画出这一阶段党的集中教育活动的演进方式。第四章,20世纪80-90年代党的集中教育活动演进。本节立足于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转型的大时代背景,对这一时期的整党、“三讲”教育活动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进行了深入分析,还原了这一阶段党的集中教育活动的实践进程,勾勒了这一阶段党的集中教育活动的演进脉络。第五章,21世纪初期党的集中教育活动演进。本节立足于21世纪头十年中国所处的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时代背景,对这一阶段党内先后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创先争优活动等三次集中教育活动进行了剖析,勾画了这一时期党的集中教育实践路线图。第六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演进。本节立足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历史背景,对这一时期中央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行深入剖析,动态把握这一阶段党的集中教育活动的演化轨迹。第七章,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经验透视。本节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集中教育的历史长镜头,对这一长时段党的集中教育进行透视,重点剖析了党的集中教育取得成功的因素,考察了党的集中教育所表征出来的新特点,基于此得出了党的集中教育的经验和启示。
李元勋[6]（2019）在《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脱胎于“政社合一”人民公社体制的村民自治,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时代背景下萌发起来的,是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力量介入高位推动的中国特色的基层直接民主形式,是乡村治理的主体框架和核心内容及有效方式,是基层群众自治在农村的民主实践和伟大创举。改革开放之初,这种发韧于农村的由村民创造的民主改革实践,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广。国家逐步通过立法形式对这种民主形式进行了制度化设计,形成了一套科学、完备的村民自治法律体系,使之上升为制度化的基层民主形式和在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上运行。同时又从法律层面上保障了亿万农民的合法权益,真正实现了村民当家作主。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治理方式不可能一成不变,它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实状况的变迁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村民自治的实现形式甚至文字表述都会发生某些变化。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实现了从村民自治向乡村治理话语体系的转变。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区建设的推进,十八大后要求探索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特别是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健全“自治、德治、法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便成为重要的政策话语,实现了从自治到共治的转变。通过对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基层民主发展与具体实践的梳理和研究,总结概括出了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成效与基本经验。本论文共包括六个部分,由绪论和正文五章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缘起及意义,核心概念的界定,相关文献综述,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和可能创新之处,并梳理了本论文的理论渊源。第一章是村民自治的萌生。本章对村民自治产生前的乡村治理作了梳理与分析;对其产生的背景作了深度剖析,这些背景主要包括宽松的政治环境、包产到户的推行、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的变化等因素。梳理了村民自治兴起的过程,从建立第一个村委会到在全国的普及,村民自治组织在广大农村得以全面建立。第二章是村民自治的发展。本章对村民自治活动的发动和村民自治的发展作了论述,这一时期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颁布为起点的,主要是开始建章立制,推进村民自治达标示范活动,与村民自治相关的一些规章制度得以完善、村务公开的广泛开展和选举模式的创新。第三章是村民自治的深化。1998年《村组法》正式颁布实施,村民自治实践全面推行,进行了世纪之交“真枪实弹”的选举;在新农村建设战略提出背景下,村民自治面临新挑战,农村社区建设不断开展与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建设逐步规范和选举方式方法不断创新。第四章是村民自治的提升。在这一时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以村民自治为主体框架和核心内容的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和实践场域,开启了对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开始了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中共十八大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要求广大基层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各地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开始了对基层民主协商的探索与实践。在进入新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背景下,针对“三农”问题,党中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开启了对“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模式的探索和实践。第五章是村民自治的成效和历史经验。从总体上来看,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经过40年的发展,成效显着,制度化、规范化不断加强,各项民主机制体制逐步完善,农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基本得以实现。通过考察村民自治40年的进程得出了最基本的经验:就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理有机结合,始终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首创精神,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坚持问题导向,循序渐进推动制度革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发展道路。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7]（2019）在《青海解放70年大事纪略》文中认为编者按历史是一面镜子。纪念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做好现在、开辟未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青海解放70周年，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纂了《青海解放70年大事纪略》。《纪略》突出体现党的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各民族团结奋斗三大历史主要脉络，重?
李文杰[8]（2019）在《理论与实践 ——人民陪审员制度研究》文中指出让一般民众参与国家司法审判,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主要制度设计之一。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司法彰显民主和保障公正的重要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属于典型的参审制度,是中国式的陪审制度。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实践成效,但其却几度沉浮和复苏,表现出极不稳定的发展历程和实践运作。至2004年《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颁行和实施,预示着法治语境下人民陪审员制度建设的再度起航。然而,《决定》的出台与实施并未彻底消除理论和实务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诘问,由此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从价值论到结构论再到实践论,不一而足。理论争议的趋向和程度加剧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进程和力度,并催生了《人民陪审员法》出台和实施。作为对理论诘问和实践问题的回应,该法吸纳了诸多理论建议,使其在制度目的、结构安排和程序设计等方面更具合理性和精细化,趋向于理想型的制度模型。当然,人民陪审员制度也未失制度建设的中国特色,凸显陪审员制度建设的中国道路。然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这一转向,是理论逼供使然还是审慎实践需求的考量仍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鉴于此,有必要对其作进一步的深化分析和研讨,力图从本源上攫取保证人民陪审运行和效果彰显的理论资源。基于这一问题的设定,本文在梳理陪审制度历史的基础上以人民陪审实践活动为研究视角,重点分析了制度认同、陪审员遴选、参与庭审和庭审评议等环节中的现实状况,并结合量化分析对制度运行中的相关因子作了假设验证分析。全文除导言外共分7章,各章概要分述如下。导言部分,确定了论文的研究进路,厘定了当下陪审制度的不同形式并作了概要性的陈述,为后文研究展开和分析确立了逻辑思路。作为国家司法体制中的一种具体的制度形式,陪审制度是为学界耳熟能详的话题。目前,关于陪审制度的渊源、种类、制度内容、运行机理和功能的学术研究已日臻完善,分析也愈发透彻和明晰。但是,这一研究现象的背后,却缺乏对具体制度实践的翔实考察,造成理论阐述上的错位和实践运作的乱象,尤其是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方向和目标的定位。正因如此,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是普适性价值和理念指导下的陪审制度,是否存在制度构造和具体实践的差异性。并且,这种差异性在不同时期和地域有存在何种表现?进一步的追问是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模式下的制度构造是否是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中的唯一参照系和评判标准。在此基础上探究当今社会中存续并与我国司法环境、诉讼构造和政治结构等相近的国家陪审制度,更有助于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推进和内容深化。第一章以陪审制度的萌芽样态为起点,主要解释和分析了陪审制度的古代类型、演变形态及相应的制度构造。考虑到学界对陪审制度起源的争议,文章将以下述逻辑展开论述,（1）古雅典和古罗马的陪审制度。重点阐述了古雅典的赫里埃和古罗马百人团会议等参审制度及其运行机制。（2）在前述解析的基础上,文章转向对英国陪审团制度的分析。英国陪审团经历了由起诉陪审制向审理陪审制的演进过程,最终形塑出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团制度。（3）论述了美国对陪审团制度的移植,并建构了适应本土政治气候条件的大小陪审团制度类型及各自的运行程序。（4）论述了陪审制在欧亚的移植及运行的情况。内容涉及制度移植经历及其失败的成因,以及后期陪审制度的建设和改造。第二章论述了陪审制度的基本理念,以类别化方式将基本理念划分为传统型和发展型理念。传统型理念分为民主价值、公正价值和分权制衡功能。发展型理念是以司法改革需求和精神而界定的制度理念,包括增进国民对司法的理解,提高国民对司法的信赖;强化司法的民主正当性;深化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的改造。第三章以历史视角论述了近代中国陪审制度建设和变革的状况。第一节主要分析了清末陪审制度的立法和司法概况,揭示了引进陪审制度的必要性和欲以达至的目的。在此基础上解析了制度构造、运行机理,以及其与中国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的冲突,并推导出陪审制度难以贯彻落实的真实原因。第二节介绍和分析了民国时期的《参审陪审条例》和《反革命案件陪审暂行法》的立法背景、具体内容和运行程序,并论证了两部法律难以实施并彰显功能的真实原因。第三节简要分析了工农政权、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时期的人民陪审制度,以各期陪审法的具体内容,探讨了陪审合议制、陪审员来源和庭审评议等程序问题。第四章回归到1949年1999年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立法和实践状况。以数据逻辑看,该阶段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立法和司法上均呈显着弱化的趋势。依据这一趋势,发现政治结构、治理方略、司法功能和司法理念等变化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有着显着影响,尤其是司法功能的几度转化,直接导致了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曲折发展的历史,也导致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功能的反复更迭。第五章以社会转型的视阈,分别以社会转型的速度、深度、方向和可控性等方面剖析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再度兴起的背景和原因,并以近十年人民陪审员制度实践数据对其效果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分析显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效果评价因评价指向的差异而形成了“一种制度,两种评价机理”的现象。其中,官方评价遵循了民主化的逻辑,将参审人数、参审案件数量等参数作为评价指标,并得出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善的喜人效果;而理论评价则以实践过程中的参数为验证指标,指出人民陪审工作严重虚华,未能彰显制度的预期功能。第六章以上海三区基层人民法院的陪审实践为分析对象,重点检测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实践中各项环节的运行状况。第一节为调查对象、研究工具和调查时间。介绍了展开研究的前期工作和内容安排,包括调查法院、受试对象、调查方式和调查时间等内容,以及对调查结果的具体说明;第二节是确定研究问题并依文献提出相应假设。为能保证分析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本文设计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方式,并根据问题设计相应验证假设。第三是统计结果。主要包括问卷信息的收集、整理和统计,包括陪审员信息资料、遴选资料、庭审调查和庭审评议等信息,并对相关数据信息作统计技术的处理。第四节是结果分析和假设验证。根据统计结果,对制度实践中陪审员的遴选情况、专业结构、来源结构和庭审表现等内容进行分析和释明。在此基础上,结合先期理论研究的结论采取回归分析和相关性分析,诊断文中假设是否成立,并由此判断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理论建议和改革举措是否得当。第七章内容是依据前文分析结论而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路径的展望和具体设计。通过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践观察和统计分析,发现导致陪审效果不彰的原因并非是单一的制度性问题,而是涵盖了文化因素、主体性问题和相关制度的衔接问题等。为此,本章内容提出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和完善的主体性建设和规范的互补机制建设为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其中,主体性建设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主体意识之缺失为分析和推演基点,提出法治自觉、陪审自信和陪审自强等主体意识的建构路径;规范互补机制则围绕人民陪审规范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单一性为出发点,论证了规范脱轨或偏误所引致的问题及其风险;进而,提出内部规范的优化、互补和外部规范互补机制两种建设路径。内部规范互补强调制度内部各项规范的完善及相互协调关系;外部规范互补强调诉讼规范与人民陪审规范之间的协调与支持。
徐亚清[9]（2018）在《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信访的治理逻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信访,即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和国家对来信来访的处理,是本土语境下产生的治理活动。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信访既可解读为社会场景中的一种现象,又可视作学术研究中的一类概念。作为现象,信访的存在贯穿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至今的社会场景中,如果究其缘起,此种现象甚至可追溯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政权建构中所创设的群众工作。作为概念,对信访的研究长期存在于诸多学科中,如历史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近几年来,主要的趋向是考察现实场景中的微观化的信访政策和个体化的信访活动。微观化、个体化的趋向主要受国外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方法论,以及制度经济学聚焦所谓个体偏好的特质的影响。受此影响,诸多研究开始聚焦信访者的个案,力图从个案中考究信访逻辑。此类研究丰富了信访的案例基础,然而信访本身是渗透于国家和社会治理,影响日常生活各个层面的现象,其传统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故而研究不应止步于微观化视角,而应更具有整体化、历史化的逻辑。换言之,是整体化、历史化地考察信访的治理逻辑。整体化、历史化的逻辑,使历史制度主义成为信访研究需直面的对象。历史制度主义的兴起,对应着国外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对行为科学等实证主义范式的反思。历史制度主义具有的特质可归纳为三点。一是漫长历史时空的基础性。其将社会现象置于整体化而非碎片化的格局中加以诠释,使之具有历史的厚重感。二是国家概念的凸显。这在受到历史制度主义影响的晚近历史社会学中有明显的体现。其将国家视角引入,从国家政权建构的历史中探究一系列社会表达活动,从而克服了既往功能主义研究存在的“社会中心论”的倾向。三是对历史路径持续和变迁的考究。如路径依赖、拐点等词汇,是旨在诠释历史传统的延续和重要时空节点中传统的沿革、新兴要素的出现。若回到信访的研究主题,不难发现,既往研究中对历史制度主义的关注并非绝对空白,但诸多研究或是直接忽视、或是“引而不用”,即并未直接透视历史制度主义的核心内涵。此局限性揭示了信访研究缺乏整体性、历史性的瓶颈,亦为研究的深化揭示了方向。历史制度主义,可为信访研究构筑总体脉络,且能将其置于本土历史演化的时空之中进行更为深刻的诠释。关键在于如何依托信访研究主题,基于本土语境,构筑起历史制度主义对信访概念的支撑。首先,信访需理解为一种治理方式。毋庸置疑,信访是本土语境下,与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相伴相生的治理之道,存在于社会表达和国家回应的诸多层面。其次,对历史制度主义需实现更为深刻、更为本土化的解读。简单“复制”仍然是停留在所谓的“引而不用”。相反,需够透过信访,实现历史制度主义扎根本土语境之后的丰富与创新。国外范式的合理性与本土语境的根源性的契合,方才是历史制度主义视域得以构建的基石。其三,对信访的研究,需探求其治理的内核所在。这既是历史制度主义要义的体现,亦是克服既往研究中个体、微观视角局限的研究。因为唯有透过围绕信访的、表层化的、纷繁复杂的各类现象,去探究信访作为本土治理之道所具有的基本维度,方能真正理解信访的缘起、奠基、变迁和当前阶段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源。信访为何存在,信访为何不能简单理解为“提意见的处理工作”,信访的传统究竟如何,现阶段的现象与传统之间究竟有何联系,有何变化?这实质是对信访治理逻辑的主题研究。因此,可提出制度、场景、话语的三重交互辩证的维度,将此三重维度视为形塑信访治理逻辑的基本层面。制度是诠释信访的首要层面,因为信访之所以成为长期、普遍的现象,得益于党和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创设。在本土语境下,这体现在领导同志的发函、指示、党代会的战略路线、国务院的条例制定等。信访在制度层面的演化历史,将使研究直接越过微观化的“藩篱”,将社会成员的表达、政府的回应与整合均置于以国家政权的建构和治理为核心的、刚性化、整体化的制度框架。场景之维是信访演化的现实基础,可理解为制度演化的现实载体,是信访的治理之场。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域下,场景自然不会局限于对二十一世纪现阶段的孤立化诠释,而会探求漫长的历史时空演化,场景应视作是这一演化的聚焦之处。话语之维的提出是契合了历史制度主义对传统的考究,并基于本土语境对研究的深刻意义。信访的治理逻辑,亦可解读为信访现象背后核心化的话语规范,话语规范由制度承载,在场景的历史演化中形成,渗透于场景的各个层面,随着场景的演化而发生改变,其调适又将重新形塑制度、深刻影响场景。制度是刚性承载、场景是演化之源,话语则是核心依托,使信访的治理逻辑得以明朗。信访治理逻辑的缘起,既要考察制度的创设和场景的基础,又要从核心层面考究信访背后群众工作的话语传统。话语在治理实践中的成熟最终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信访工作得以奠基。遵循话语脉络,方能将信访的场景划分为革命政权建构阶段的缘起、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奠基和改革开放至今的延续性与同传统相差异的断裂性三个基本阶段。在考究中可发现,一些地方在治理实践中由“主动”动员意见转为“被动”回应表达,便充分印证了治理逻辑的断裂。对于信访制度的走向,社会各界存在较多论争,所谓“扩权论”、“取消论”曾一度引发学界研究的关注。制度层面的争论植根于制度背后话语体系在场景变革中的适应性问题,即全面扎根基层、总体动员意见、充分维护权益的群众工作传统,是否能够在信息技术革命与社会转型交融的场景中扎根,能否真正与法治化、信息化进程辩证统一?对信访治理逻辑的诠释,最终得出的是信访治理逻辑转向的命题,即由相对静态场景中的话语传统,转向为基于场景变革,实现制度的调整、改革同话语的适应、丰富相结合。基于此,研究共分九个部分。其中第一章是研究绪论。第二章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基本理论基础的前提下,选择了与历史制度主义内涵相契合的国家理论、话语理论作为研究话语基础,并阐释制度、场景、话语三重交互辩证的维度。第三章阐释信访治理逻辑之生成,包括革命政权建构阶段的话语缘起、治理的路径求索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制度性奠基。第四章诠释改革开放之后信访治理逻辑的延续,包括常态工作的恢复与适应、信访制度的法治化与场景变革中的信息化。第五章是解读信访治理逻辑的断裂,包含制度本身在社会场景分化中的割裂与科层管理问题、信息化过程中的复杂风险样态、社会价值的分化对传统话语共识的挑战。第六章是论述信访治理逻辑的断裂成因,包含制度文本与制度执行的内在张力、场景自身在断裂式变革中产生的异质性主体与不确定问题、话语在共识上的整合失效对社会复杂样态的加剧。第七章是诠释关于信访治理逻辑走向的论争和各自的内在问题,包括“扩权论”与法治化的张力、“取消论”的价值偏差与治理失效、“调整论”需面对的逻辑核心与表达张力。第八章是探讨研究自身对信访治理逻辑的展望,即改革中如何依托场景变革样态、法治趋向、群众工作传统实现对信访治理逻辑之重塑。第九章为余论,其中回顾了研究的整体思路,并对信访话语的研究价值和主题深化方向做了自身构想。
彭召元[10]（2018）在《民主行政理论视域下农村基层民主监督研究 ——基于湖北省来凤县百福司镇的案例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中共十八大以来,执政党把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建立党内巡视制度、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修改《宪法》、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这一系列举措体现了执政党进行自我塑造、惩治贪污腐败的决心。但在我国广大农村基层,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机构并不存在,而传统官僚行政思想却根深蒂固。村民委员会的定位虽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但村委会及其成员所掌握的公权力并不小,如果不对其进行有效监督,村级公权力就有可能被滥用,进而损害村民们的切身利益,不利于农村稳定和发展。针对农村基层民主监督问题,已有研究主要是从政治学、传统官僚行政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角度进行研究,大都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也不够深入和具体。基于此,本研究选择一个新的视角,以民主行政理论为指导,对湖北省来凤县百福司镇农村基层民主监督的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本研究以民主行政理论监督特点为准绳,结合湖北省来凤县百福司镇民主监督问卷调查所得数据,分别从监督的主体、内容、依据和方法对当地民主监督现状和效果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完善当地民主监督的具体建议。在监督主体上要成立组织机构并提高主体成员素质;在监督内容上,要明确监督的边界;在监督依据上,要落实国家法律政策、制定可操作具体细则、完善村规民约和自治章程；在监督方法上,要建立村民参与决策机制、增加村民质询和罢免村干部的机会、开拓村民利用网络和舆论媒体进行监督的渠道。
二、全国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国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研究 ——以上海高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和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主要创新和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研究的相关概念界定及基本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的内涵 |
| 一、基层党建的内涵 |
| 二、高校基层党建的内涵 |
| 三、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的内涵 |
| 第二节 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的主要内容 |
| 一、高校基层党建的目标与价值 |
| 二、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 |
| 三、高校党员队伍建设的质量 |
| 四、高校基层党建制度建设质量 |
| 五、高校基层党建考核评价质量 |
| 六、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的内在逻辑 |
| 七、影响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的主要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基层党建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基层党建的重要论述 |
| 二、列宁关于基层党建的重要论述 |
| 第二节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基层党建的重要论述 |
| 一、毛泽东基层党建思想 |
| 二、邓小平关于基层党建的重要论述 |
| 三、江泽民关于基层党建的重要论述 |
| 四、胡锦涛关于基层党建的重要论述 |
| 第三节 习近平关于基层党建的重要论述 |
| 一、抓基层、打基础,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
| 二、创新组织形式,扩大党组织覆盖面 |
| 三、纯洁党的队伍,保持党的先进性 |
| 四、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 |
| 五、严肃党内生活,提高党内生活质量 |
| 六、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发扬党内民主 |
| 七、加强党员发展,优化结构提高质量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高校基层党建的特征、目标、价值与导向 |
| 第一节 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的基本特征 |
| 一、紧迫性——基于对农村、企业基层党建的比较分析 |
| 二、艰巨性——基于高校承担的特殊使命 |
| 三、复杂性——基于在职教师、学生、退休教师三类人员比较分析 |
| 四、创新性——基于对基层党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节 高校基层党建的目标 |
| 一、宣传党的主张的战斗堡垒 |
| 二、贯彻党的决定的战斗堡垒 |
| 三、领导学校治理的战斗堡垒 |
| 四、团结动员师生的战斗堡垒 |
| 五、推动学校改革发展的战斗堡垒 |
| 第三节 高校基层党建的价值取向 |
| 一、坚持服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
| 二、突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 |
| 三、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 |
| 第四节 基层党建的导向 |
| 一、坚持目标导向 |
| 二、坚持问题导向 |
| 三、坚持结果导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上海高校基层党建的历史考察（1949-2012） |
| 第一节 上海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公开与建设(1949-1956) |
| 一、基层党组织的公开与积极建党 |
| 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与党员发展 |
| 第二节 上海高校基层党建的快速发展(1956-1966年) |
| 一、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快速发展 |
| 二、注重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与“左倾错误”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与上海高校基层党组织的瘫痪(1966-1976) |
| 一、基层党组织受到极大冲击,基本瘫痪 |
| 二、知识份子沦为“臭老九”,党员发展缓慢 |
| 第四节:上海高校基层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1976-1989) |
| 一、基层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 |
| 二、拨乱反正与积极发展党员 |
| 第五节 上海高校基层党组织的改革发展(1989—2012) |
| 一、“八九”动乱与基层党组织的改革发展 |
| 二、“八九”动乱反思与党员快速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上海高校基层党建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新时代上海高校基层党建高质量创新发展 |
| 一、实施高校党建重点任务,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进一步增强 |
| 二、注重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高校党员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
| 三、严格党员教育管理,党员队伍建设质量明显提升 |
| 四、从严要求,高校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层层落实 |
| 五、加大支持,队伍建设和制度保障日趋增强 |
| 第二节 新时代上海高校基层党建问题分析 |
| 一、院(系)党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 |
| 二、基层党支部建设存在的问题 |
| 三、基层党务工作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
| 四、党员队伍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五、基层党建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
| 六、基层党建考核评价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时代上海高校基层党建质量提升的路径 |
| 第一节 提升院(系)党组织建设质量的基本路径 |
| 一、加强院(系)党组织班子建设 |
| 二、增强院(系)党组织政治功能 |
| 三、提升院(系)党组织组织力 |
| 四、健全院(系)党组织党建责任考核评价机制 |
| 五、强化院(系)党组织的支撑保障 |
| 第二节 提升基层党支部建设质量的基本路径 |
| 一、优化党支部设置 |
| 二、选优建强党支部班子 |
| 三、强化党支部政治功能 |
| 四、提升党支部组织力 |
| 五、健全党支部考核、保障体系 |
| 第三节 提升基层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质量的基本路径 |
| 一、完善配套政策,做好顶层设计 |
| 二、明确职业标准,加强队伍选聘 |
| 三、着力选优配强,重点抓好三支队伍建设 |
| 四、强化培养管理,提升队伍素质能力 |
| 五、完善考核激励,激发队伍活力 |
| 第四节 提升高校党员队伍建设质量的基本路径 |
| 一、提升发展党员质量 |
| 二、提升党员教育管理质量 |
| 第五节 提升高校基层党建制度质量的基本路径 |
| 一、健全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度 |
| 二、完善基层党建工作制度 |
| 三、进一步健全基层党建工作督查制度 |
| 四、健全党建投入和队伍保障制度 |
| 第六节 提升高校基层党建考核评价质量的基本路径 |
| 一、健全基层党建考核评价制度 |
| 二、充实基层党建考核评价主体 |
| 三、完善基层党建考核评价指标 |
| 四、优化基层党建考核评价方法与程序 |
| 五、强化基层党建考核评价结果运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高校基层党建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高校基层党建质量评价的内涵 |
| 一、评价目标 |
| 二、评价内容 |
| 三、评价指标 |
| 四、评价方法 |
| 五、评价主体 |
| 六、评价结果运用 |
| 第二节 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评价内容及指标 |
| 一、院(系)党组织建设质量评价及主要指标 |
| 二、党支部建设质量评价及主要指标 |
| 三、基层党务工作队伍建设质量评价及主要指标 |
| 第三节 高校党员队伍建设质量评价内容及指标 |
| 一、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评价及主要指标 |
| 二、党员教育管理工作质量评价及主要指标 |
| 第四节 高校基层党建制度建设质量评价内容及指标 |
| 一、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制度质量评价 |
| 二、高校党员队伍建设制度质量评价 |
| 三、高校基层党务工作队伍建设制度质量评价 |
| 四、高校基层党建工作考核激励制度质量评价 |
| 第五节 高校基层党建考核评价质量评价内容及指标 |
| 一、基层党建考核评价主体质量及指标 |
| 二、基层党建考核评价内容质量及指标 |
| 三、考核评价指标体系质量及指标 |
| 四、高校基层党建考核评价方法的质量及指标 |
| 五、高校基层党建考核评价结果的运用质量及指标 |
| 附 1：高校基层党建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 |
| 致谢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对象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点与不足之处 |
| (一) 创新之点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生成逻辑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时代背景 |
| (一) 国际背景:全球化和国际警务改革对公安工作带来新影响 |
| (二) 国内现实:社会转型对公安工作提出新要求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实践基础 |
|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安工作的历史实践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公安工作的现实实践 |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理论来源 |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公安工作的相关理论 |
| (二) 毛泽东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 |
| 一、改革开放起步与全面展开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1978年-1992年) |
| (一) 在拨乱反正中初步形成 |
| (二) 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走向成熟 |
| (三) 在党的十三大以后至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一时期的进一步发展 |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1992年-2002年) |
| (一) 党的十四大至党的十五大这一时期初步形成 |
| (二) 党的十五大以后至党的十六大召开这一时期走向成熟 |
|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2002年2012年) |
| (一) 党的十六大至党的十七大这一时期为形成期 |
| (二) 党的十七大至党的十八大召开这一时期为进一步发展期 |
|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2012年至今)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内容 |
| 一、关于公安工作的性质任务 |
| (一) 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依然需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 |
| (二) 在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和工作大局中公安工作处在很重要的位置 |
| (三) 公安机关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使命任务 |
| 二、关于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 |
| (一) 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不能动摇 |
| (二) 全面加强和改善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 |
| 三、关于公安工作的价值取向 |
| (一) 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 |
| (二) 人民满意是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 |
| (三)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
| 四、关于公安工作的实现路径 |
| (一) 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做好公安工作的首要问题 |
| (二) 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
| (三) 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
| (四) 坚持改革强警、科技兴警战略,增强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
| 五、关于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 |
| (一) 政治建警:全面加强革命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政治过硬 |
| (二) 从严治警:全面强化纪律规矩意识确保公安队伍纪律作风过硬 |
| (三) 依法治警:全面推进正规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责任过硬 |
| (四) 素质强警:积极推进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本领过硬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总体特征 |
| 一、生成过程的时代性实践性和继承性 |
| 二、内容构成的科学性政治性和法治性 |
| (一) 严密的科学性特征 |
| (二) 鲜明的政治性特征 |
| (三) 强烈的法治性特征 |
| 三、本质属性和价值依归的人民性 |
| (一) 价值指向的人民性 |
| (二) 力量源泉的人民性 |
| (三) 评判标准的人民性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价值意义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一) 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
| (二) 丰富发展了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实践意义 |
| (一) 科学统领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 |
| (二) 有效推动了公安制度改革创新 |
| (三) 有力推进了法治公安建设 |
| (四) 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宁提供了思想保障 |
| 第六章 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 |
| 一、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坚持和发展 |
| (一) 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 |
| (二) 以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为根本原则 |
| (三) 以坚持服从和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立足点 |
| (四) 以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为根本价值指向 |
| (五) 以坚持辩证思维法治思维为方法论 |
| 二、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坚持和发展 |
| (一) 让思想掌握广大公安民警 |
| (二) 在解决现实问题和时代之间中不断深化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 |
| 三、在正确认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中坚持和发展 |
| (一) 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 |
| (二) 坚持好发展好习近平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基本问题概说 |
| 2.1 法治观念的透析 |
| 2.1.1 法治观念的界定 |
| 2.1.2 法治观念的结构 |
| 2.2 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界定 |
| 2.2.1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含义 |
| 2.2.2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要素 |
| 2.2.3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机理 |
| 2.2.4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新时代际遇 |
| 2.3 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思想溯源 |
| 2.3.1 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 |
| 2.3.2 文化基因:中国农民培育的相关理论 |
| 2.3.3 西学借鉴:西方法治教育的相关理论 |
| 第3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历史回溯 |
| 3.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历史进程 |
| 3.1.1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准备阶段(1978 年——1985 年) |
| 3.1.2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起步阶段(1986 年——1996 年) |
| 3.1.3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展开阶段(1997 年——2011 年) |
| 3.1.4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新时期(2012 年——至今) |
| 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经验总结 |
| 3.2.1 党的领导是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根本遵循 |
| 3.2.2 “送法下乡”是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主要模式 |
| 3.2.3 村民自治为农民践行民主法治观念提供了制度平台 |
| 3.2.4 思想道德教育是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助推器 |
| 3.2.5 注重农村法治建设为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带来的积极影响 |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现实检视 |
| 4.1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实效 |
| 4.1.1 法律知识不断丰富,但法治认知模糊 |
| 4.1.2 法治期待产生,但基层司法认同度不高 |
| 4.1.3 守法观念形成,但依法办事观念欠缺 |
| 4.2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中存在的问题 |
| 4.2.1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呈现“唯培育者主体”倾向,农民主体性缺场 |
| 4.2.2 农民法治观念的培育以法律知识为中心,忽视了法治的价值内涵 |
| 4.2.3 农民法治观念多采用单向度灌输式培育,法治实践与交往互动重视不足 |
| 4.2.4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未形成有效合力,农村普法机制运行不畅 |
| 4.2.5 农村法治建设不完善,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微观环境不佳 |
| 4.3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困境的根源剖析 |
| 4.3.1 社会层面:“半熟人社会”的乡土社会结构 |
| 4.3.2 经济层面:“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利弊考量 |
| 4.3.3 政治层面:“非利益捆绑”的村镇关系 |
| 4.3.4 文化层面:传统乡土法文化的掣肘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基本对策 |
| 5.1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原则 |
| 5.1.1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
| 5.1.2 坚持主体间性原则,凸显农民主体地位 |
| 5.1.3 坚持法治观念培育与乡村“本土资源”相结合 |
| 5.2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目标 |
| 5.2.1 全局性的根本培育目标安排 |
| 5.2.2 系统性的具体培育目标设定 |
| 5.3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内容 |
| 5.3.1 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法律法规普及 |
| 5.3.2 凸出对法治价值内容的教育与引导 |
| 5.4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方法 |
| 5.4.1 “唤起民众”式培育法 |
| 5.4.2 法治实践体验法 |
| 5.4.3 生活化培育法 |
| 5.5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具体路径 |
| 5.5.1 明晰培育主体,推进党政、社会、农民协同联动 |
| 5.5.2 完善农村普法机制,增强法治宣传教育实效 |
| 5.5.3 深化农民法治实践,提升农民法治体验 |
| 5.5.4 优化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环境,营造良好氛围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录一: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状况调查问卷 |
| 附录二: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访谈提纲 |
（4）基层负担为何减不下去？ ——一个“加码式减负”的解释性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概念界定 |
| 1.4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1.5 研究思路 |
| 2 “加码式减负”:一个解释性框架 |
| 2.1 何谓“加码式减负” |
| 2.2 “加码式减负”的三个维度 |
| 2.2.1 由外而内:行政国家吸纳职能 |
| 2.2.2 自上而下:压力型体制的加码 |
| 2.2.3 自下而上:基层主动增负 |
| 3 珠三角Z镇政府“加码式减负”的实践 |
| 3.1 Z镇政府工作负担的勾勒 |
| 3.1.1 形式主义 |
| 3.1.2 过量工作 |
| 3.2 各级政府对Z镇的减负举措 |
| 3.3 减负后的现状 |
| 3.3.1 形式主义依旧严重 |
| 3.3.2 过量工作明减暗增 |
| 3.4 本章小结 |
| 4 基层负担难减的原因分析 |
| 4.1 政府职能日增 |
| 4.1.1 行政国家扩张 |
| 4.1.2 使命型政党的前瞻开辟和无限责任政府的兜底关怀 |
| 4.1.3 全能型政府职能转移不顺 |
| 4.2 压力下传加码 |
| 4.2.1 压力型体制的加码惯性 |
| 4.2.2 技术治理的失准成本 |
| 4.2.3 碎片化行政的多头治理 |
| 4.3 基层主动增负 |
| 4.3.1 避责逻辑下的主动增负 |
| 4.3.2 竞争逻辑下的主动增负 |
| 4.3.3 合规成本日增下的主动增负 |
| 4.4 本章小结 |
| 5 基层减负之路在何方 |
| 5.1 加强党建引领 |
| 5.2 推行“吹哨报到” |
| 5.3 推进资源下沉 |
| 5.4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访谈材料记录表 |
| 附录三 2018年以来Z镇迎接的督查考核类事项 |
| 附录四 减负以来(2018年11月1日后)Z镇迎接的调研类事项 |
| 附录五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 |
| 附录六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 |
| 附录七 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若干具体措施 |
| 附录八 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若干举措 |
| 致谢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及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及其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研究的重点、难点 |
| 1.4.3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集中教育概念界定 |
| 2.1.1 党内教育 |
| 2.1.2 党内集中教育 |
| 2.1.3 党内集中教育的基本要素 |
| 2.1.4 党内集中教育的基本要求 |
| 2.2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集中教育的理论 |
| 2.2.1 关于集中教育的阵地理论 |
| 2.2.2 关于理论掌握群众的理论 |
| 2.2.3 关于集中教育转化的理论 |
| 2.3 列宁关于集中教育的理论 |
| 2.3.1 关于教育阵地理论的发展 |
| 2.3.2 关于教育的灌输理论 |
| 2.3.3 关于集中教育的方法论 |
| 2.4 毛泽东关于集中教育的理论 |
| 2.4.1 关于干部教育的理论 |
| 2.4.2 关于思想教育的理论 |
| 2.4.3 关于作风教育的理论 |
| 2.4.4 关于集中教育方法的理论 |
| 2.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教育理论 |
| 2.5.1 邓小平关于集中教育的理论 |
| 2.5.2 江泽民关于集中教育的理论 |
| 2.5.3 胡锦涛关于集中教育的理论 |
| 2.5.4 习近平关于集中教育理论 |
| 2.6 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的研究意义 |
| 2.6.1 开展集中教育的必要性 |
| 2.6.2 开展集中教育的可能性 |
| 2.6.3 开展集中教育的原则 |
| 2.6.4 开展集中教育的方法 |
| 第3章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历史回顾 |
| 3.1 延安整风运动 |
| 3.1.1 坚持理想信仰 |
| 3.1.2 推进历程 |
| 3.1.3 延安整风运动深刻的影响 |
| 3.2 三查三整 |
| 3.2.1 土地革命顺利进行 |
| 3.2.2 三查三整的方法和过程 |
| 3.2.3 党内民主和党外民主相结合 |
| 3.3 建国初期整风整党运动 |
| 3.3.1 新形势与新任务 |
| 3.3.2 整风的原则 |
| 3.3.3 整风运动成效 |
| 3.4 1957 年整风运动 |
| 3.4.1 开展整风运动原因 |
| 3.4.2 整风运动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
| 3.4.3 整风运动的失误带来的启示 |
| 3.5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 3.5.1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 |
| 3.5.2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进程 |
| 3.5.3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历史影响 |
| 第4章 20 世纪80-90 年代党的集中教育活动演进 |
| 4.1 整党教育活动 |
| 4.1.1 历史遗留问题倒逼 |
| 4.1.2 整党目标的精准性 |
| 4.1.3 全面恢复党的肌能 |
| 4.2 “三讲”教育活动 |
| 4.2.1 适应中国社会转型的选择 |
| 4.2.2 “三讲”教育的核心是讲政治 |
| 4.2.3 “三讲”教育路线图 |
| 4.3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 |
| 4.3.1 加强农村党的建设的现实要求 |
| 4.3.2 着眼于农村党员干部思想武装 |
| 4.3.3 极大提升了农村党员干部能力 |
| 第5章 21世纪初期党的集中教育活动演进 |
| 5.1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
| 5.1.1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的历史选择 |
| 5.1.2 核心是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
| 5.1.3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有序推进 |
| 5.2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
| 5.2.1 关于发展理念的党内教育课 |
| 5.2.2 把握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关键词 |
| 5.2.3 全党践行科学发展观能力全面提升 |
| 5.3 创先争优活动 |
| 5.3.1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继续 |
| 5.3.2 创先争优活动的核心要义 |
| 5.3.3 营造了创先争优的社会风气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演进 |
| 6.1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
| 6.1.1 着力化解党的四风问题 |
| 6.1.2 全面践行为民务实清廉的作风主题 |
| 6.1.3 党的作风建设的一场深刻革命 |
| 6.2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
| 6.2.1 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的新部署 |
| 6.2.2 核心内容是“严”与“实” |
| 6.2.3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顶层设计 |
| 6.3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
| 6.3.1 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部署 |
| 6.3.2 “学”与“做”的内在逻辑 |
| 6.3.3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
| 6.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
| 6.4.1 “初心”就是谋幸福,谋复兴 |
| 6.4.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
| 第7章 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经验透视 |
| 7.1 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成功因素分析 |
| 7.1.1 中央统筹领导党的集中教育实践活动 |
| 7.1.2 试点先行完善党的集中教育实践活动方案 |
| 7.1.3 科学设定党的集中教育实践活动的目标要求 |
| 7.1.4 动态跟踪指导党的集中教育实践活动 |
| 7.2 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基本特征 |
| 7.2.1 贯穿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 |
| 7.2.2 分批分类开展党的集中教育活动 |
| 7.2.3 领导带头推动党的集中教育活动走向深入 |
| 7.2.4 上下联动有序推进党的集中教育实践活动 |
| 7.3 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历史地位 |
| 7.3.1 在思想建党方面发挥极大的作用 |
| 7.3.2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
| 7.3.3 党内集中教育加强了党内的团结 |
| 7.4 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经验总结与启示 |
| 7.4.1 集中教育是用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武装全党的重要法宝 |
| 7.4.2 集中教育是确保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重要路径 |
| 7.4.3 中国共产党的集中教育活动必须长期坚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价值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可能创新之处 |
| 六、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一章 村民自治的萌生 |
| 一、1949-1978 年乡村治理的简要回顾 |
| (一)农民协会和乡—村政权组织 |
| (二)合作化时期的乡村治理 |
| (三)人民公社体制下的乡村治理 |
| 二、村民自治产生的背景 |
| (一)宽松的政治环境 |
| (二)包产到户的推行 |
| (三)农村管理出现组织真空与公共权力缺位 |
| (四)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的变化 |
| 三、村民自治组织的逐步建立 |
| (一)人民公社体制改革与第一个村委会的成立 |
| (二)由点到面建立村民委员会 |
| (三)民主选举的初步探索:“海选” |
| 第二章 村民自治的发展 |
| 一、村民自治制度化的初步探索 |
| (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颁布 |
| (二)“莱西会议”促进村级组织的健全 |
| (三)初步建章立制 |
| (四)民主选举的进一步探索 |
| 二、开展村民自治达标示范活动 |
| (一)推进达标示范活动的急迫性 |
| (二)开展达标示范活动的进程 |
| (三)村民自治达标示范活动的成效 |
| 三、村民自治制度化的推进 |
| (一)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完善 |
| (二)村务公开的广泛开展 |
| (三)选举模式的创新 |
| 第三章 村民自治的深化 |
| 一、村民自治的全面实践 |
| (一)《村组法》正式颁布实施 |
| (二)世纪之交“真枪实弹”的选举 |
| (三)依法罢免民选村官 |
| (四)民主选举中暴露的问题 |
| 二、制度化建设的逐步完善 |
| (一)从国家到地方对制度的逐步规范 |
| (二)民主选举的进一步规范与超越 |
| (三)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推进与创新 |
| 三、新农村建设战略下的村民自治实践 |
| (一)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村民自治的挑战 |
| (二)农村社区建设的开展 |
| (三)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成效 |
| 第四章 村民自治的提升 |
| 一、基层协商民主的探索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对协商民主的诉求 |
| (二)基层协商民主理论的提出 |
| (三)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 |
| 二、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 |
| (一)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背景 |
| (二)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实践 |
| (三)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成效 |
| 三、“自治、德治、法治”合一的乡村治理探索 |
| (一)治理有效提出的背景 |
| (二)打造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 |
| (三)“三治合一”治理模式的实践 |
| 第五章 村民自治的成效与历史经验 |
| 一、村民自治的成效 |
| (一)丰富了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推动着中国政治发展 |
| (二)村民自治的法制保障不断完善 |
| (三)民主实践不断规范 |
| (四)村民民主参与意识、法制观念增强 |
| 二、村民自治的历史经验 |
| (一)党的领导是村民自治发展最根本的政治保障 |
| (二)依法治理是村民自治发展的法理基础 |
| (三)充分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和主体地位 |
| (四)顺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村民自治发展的动力 |
| (五)推进村民自治始终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7）青海解放70年大事纪略（论文提纲范文）
| 编者按 |
| 1949年 |
| 1950年 |
| 1951年 |
| 1952年 |
| 1953年 |
| 1954年 |
| 1955年 |
| 1956年 |
| 1957年 |
| 1958年 |
| 1959年 |
| 1960年 |
| 1961年 |
| 1962年 |
| 1963年 |
| 1964年 |
| 1965年 |
| 1966年 |
| 1967年 |
| 1968年 |
| 1969年 |
| 1970年 |
| 1971年 |
| 1972年 |
| 1973年 |
| 1974年 |
| 1975年 |
| 1976年 |
| 1977年 |
| 1978年 |
| 1979年 |
| 1980年 |
| 1981年 |
| 1982年 |
| 1983年 |
| 1984年 |
| 1985年 |
| 1986年 |
| 1987年 |
| 1988年 |
| 1989年 |
| 1990年 |
| 1991年 |
| 1992年 |
| 1993年 |
| 1994年 |
| 1995年 |
| 1996年 |
| 1997年 |
| 1998年 |
| 1999年 |
| 2000年 |
| 2001年 |
| 2002年 |
| 2003年 |
| 2004年 |
| 2005年 |
| 2006年 |
| 2007年 |
| 2008年 |
| 2009年 |
| 2010年 |
| 2011年 |
| 2012年 |
| 2013年 |
| 2014年 |
| 2015年 |
| 2016年 |
| 2017年 |
| 2018年 |
| 2019年 |
（8）理论与实践 ——人民陪审员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进路、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陪审制度缘起与演进 |
| 第一节 陪审制度缘起 |
| 一、古雅典陪审制度 |
| 二、古罗马陪审制度 |
| 第二节 现代陪审制度 |
| 一、英国陪审制度 |
| 二、美国陪审团制度 |
| 第三节 陪审制度演进样态—以法国和日本为例 |
| 一、法国参审制度 |
| 二、日本裁判员制度 |
| 第二章 陪审制度的基本理念 |
| 第一节 传统型理念 |
| 一、司法民主的理念 |
| 二、裁判公正的理念 |
| 三、权力制衡的理念 |
| 第二节 变革型理念 |
| 一、增进司法信赖 |
| 二、强司法民主正当性 |
| 三、对诉讼结构的改造功能 |
| 第三章 近代中国陪审制度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清末陪审制度 |
| 一、立法背景 |
| 二、立法效果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陪审制度 |
| 一、立法概况 |
| 二、实践效果 |
| 第三节 早期人民陪审员制度 |
| 一、工农民主政权时期人民陪审制度 |
| 二、抗日民主政权和解放战争时期人民陪审工作的发展 |
| 第四章 新中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立法概况及司法实践 |
| 第一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辉煌期(1949 年~1957 年) |
| 一、人民陪审立法的概况 |
| 二、人民陪员制度的实践效果 |
| 第二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前进期(1958 年~1966 年) |
| 一、人民陪审立法的概况 |
| 二、人民陪员制度的实践效果 |
| 第三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过渡期(1976 年~1999 年) |
| 一、人民陪审立法的概况 |
| 二、人民陪员制度的实践效果 |
| 第五章 我国现行人民陪审员制度 |
| 第一节 人民陪审立法的背景 |
| 第二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立法概况 |
| 第三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践效果 |
| 一、官方评价及依据 |
| 二、理论评价及依据 |
| 第六章 人民陪审员制度运行的实证考察 |
| 第一节 调查对象、研究工具和调查时间 |
| 一、调查对象 |
| 二、调查工具 |
| 三、调查时间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及研究假设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统计分析 |
| 一、信度分析 |
| 二、效度分析 |
| 三、描述性分析 |
| 第四节 结果分析和假设验证 |
| 第七章 面向“法治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 |
| 第一节 法治中国之维的主体性建构 |
| 一、法治中国概念的内涵 |
| 二、法治中国的主体性建构 |
| 三、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主体性建构 |
| 第二节 规范互补之维的制度建设 |
| 一、内生性规范的互补 |
| 二、外生性规范的互补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9）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信访的治理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图 |
| 一、研究思路设计 |
| 二、技术路线图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点与存在的难点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存在的难点 |
| 第二章 研究主题的学理阐释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信访 |
| 二、治理逻辑 |
| 三、信访的治理逻辑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与借鉴 |
| 一、理论基础 |
| 二、理论视角与反思性借鉴 |
| 第三节 信访治理逻辑的三重维度透视 |
| 一、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制度奠基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化进程 |
| 二、由静态化的格局转向信息时代多元复杂治理图景的变迁 |
| 三、从群众工作的话语创设到自我调适与被动回应的并存 |
| 四、场景变革中的制度演进与话语重构 |
| 第三章 信访治理逻辑的生成:国家政权的建构方位 |
| 第一节 话语缘起:“自上而下”的基层调查与权益维护 |
| 一、调查的缘起与基层的记忆 |
| 二、《兴国调查》的历史节点与话语方位 |
| 第二节 孕育场景:革命政权建构时期的表达与平衡 |
| 一、权益保护的基层向度 |
| 二、治理实践的路径形塑 |
| 三、诉求反馈的核心承载 |
| 第三节 制度奠定: 新中国国家政权的建构与治理 |
| 一、从发函到“五一决定”的制度性基石 |
| 二、全局化的治理布局与信访工作的正式起步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逻辑延续: 改革开放中信访的治理功效 |
| 第一节 话语继承: 恢复性工作与常态化治理 |
| 一、历史事件处理的导向与恢复性举措 |
| 二、围绕信访的战略指令与权威共识 |
| 三、中共中央的指示工作与信访的话语愿景 |
| 第二节 制度设计: 信访法治化的脉络 |
| 一、改革的深入进行与信访的法治化演进 |
| 二、围绕《信访条例》的法治化探索 |
| 三、信访法治化的世纪回望与治理定位 |
| 第三节 场景适应: 深化变革中的信访信息化 |
| 一、信访信息化的先导与萌芽 |
| 二、信访信息系统的规范化设置与技术革新 |
| 三、信访信息化的路径探索与多元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信访的治理逻辑的断裂性 |
| 第一节 制度设置的割裂化与单向性 |
| 一、信访沟通机制的割裂化 |
| 二、非制度化参与的心态根源与结构性影响 |
| 第二节 场景变革的分化趋向与问题输入 |
| 一、多元信访主体的演化逻辑与活动方式的复杂样态 |
| 二、风险孕育的未知性与趋向的不确定化 |
| 三、多元复杂的问题输入 |
| 第三节 话语传承的现实偏移与实践张力 |
| 一、语言表达的偏移与共识规范的消解 |
| 二、价值偏移的技术化与话语统合的失效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信访治理逻辑的断裂成因 |
| 第一节 信访制度预期与治理实践的失衡 |
| 一、过度化的制度承载与权力依赖 |
| 二、单向化绩效考评与非制度化的信访活动 |
| 第二节 信访场景的多元样态与风险趋向 |
| 一、风险的记忆之场与持续演化 |
| 二、风险的网络样态与场景叠加 |
| 第三节 话语向度的多维化与失效性 |
| 一、价值样态的多样化与分割性 |
| 二、话语传统的向度变革与延续瓶颈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围绕信访治理逻辑的方向性论争 |
| 第一节 扩权论: 局部性扩张与法治化瓶颈 |
| 一、围绕信访的治理诉求与认知误区 |
| 二、科层的拓展化与身份的有限性 |
| 第二节 取消论: 效能的边缘化与场景的偏差性 |
| 一、现实治理效能的边缘化误区 |
| 二、错位化的场景判断与认同困境 |
| 第三节 调整论: 话语与变革之间 |
| 一、多重交织与调整之困 |
| 二、有限调试与转型阵痛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信访治理的逻辑转向: 传承与定位 |
| 第一节 场景变革: 风险坐标与治理契机 |
| 一、风险的同质化与转向的可能性 |
| 二、治理观的场景反思与变革契机 |
| 三、治理契机的节点与社会日常的承载 |
| 第二节 制度承载: 法治的权威与包容的格局 |
| 一、在法治框架内实现信访的制度定位 |
| 二、在深刻变革的场景中确立包容性制度导向 |
| 第三节 话语向度: 群众路线与公平正义 |
| 一、群众路线传统的整体性功能 |
| 二、公平价值的合理赋予 |
| 本章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10）民主行政理论视域下农村基层民主监督研究 ——基于湖北省来凤县百福司镇的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3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重难点与思路 |
| 1.5.1 研究重难点 |
| 1.5.2 研究思路 |
| 1.6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2 有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监督和民主行政 |
| 2.1.1 监督的内涵与构成要素 |
| 2.1.2 民主行政基本概念 |
| 2.2 民主行政的产生 |
| 2.3 民主行政理论的基本定理 |
| 2.4 民主行政与官僚行政的区别 |
| 2.5 民主行政监督的特点 |
| 2.5.1 多元的监督主体 |
| 2.5.2 明确的监督内容 |
| 2.5.3 制度化的监督依据 |
| 2.5.4 多样化的监督方法 |
| 3 湖北省来凤县百福司镇农村基层民主监督问题与原因分析 |
| 3.1 湖北省来凤县百福司镇农村基层民主监督问题分析 |
| 3.1.1 湖北省来凤县百福司镇背景介绍 |
| 3.1.2 问卷的设计与实施 |
| 3.1.3 问卷的分析 |
| 3.2 湖北省来凤县百福司镇农村基层民主监督问题的原因分析 |
| 3.2.1 封建传统思想较重 |
| 3.2.2 教育文化程度较低 |
| 3.2.3 经济发展速度较慢 |
| 3.2.4 民主政治水平较低 |
| 3.2.5 自治组织官僚化 |
| 3.2.6 社会基础设施薄弱 |
| 4 湖北省来凤县百福司镇农村基层民主监督的优化 |
| 4.1 夯实民主监督的基础 |
| 4.1.1 积极推进当地农村基层自我教育 |
| 4.1.2 大力发展当地农村基层特色经济 |
| 4.1.3 加快培育当地农村基层民主监督的文化 |
| 4.1.4 努力改善当地农村基层社会公共基础设施 |
| 4.2 完善民主监督的主体 |
| 4.2.1 加快成立村务监督机构 |
| 4.2.2 积极建设和完善社会团体和组织 |
| 4.2.3 努力提高村民监督意识、动力和能力 |
| 4.3 充实民主监督的内容 |
| 4.3.1 增强村干部公共服务的精神 |
| 4.3.2 防范村干部谋取私利的行为 |
| 4.3.3 明确民主监督的具体内容 |
| 4.4 落实民主监督的相关法律制度 |
| 4.4.1 加强对国家法律法规的宣传 |
| 4.4.2 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得到落实 |
| 4.4.3 制定出台操作性较强的法律细则 |
| 4.4.4 修订与国家法律法规相冲突的自治条例或细则 |
| 4.4.5 建立、完善农村基层村规民约和村民自治章程 |
| 4.5 丰富民主监督的方法 |
| 4.5.1 鼓励村民主动参与村务管理与监督 |
| 4.5.2 保障民主评议定期举行 |
| 4.5.3 落实对村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
| 4.5.4 增加村民利用社会舆论和网络进行监督的机会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全国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研究 ——以上海高校为例[D]. 杨成龙.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D]. 隋从容. 山东大学, 2020(09)
- [3]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D]. 李丽.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1)
- [4]基层负担为何减不下去？ ——一个“加码式减负”的解释性框架[D]. 吴远星. 暨南大学, 2020(04)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历史演进研究[D]. 张鹏. 吉林大学, 2019(02)
- [6]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研究[D]. 李元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7]青海解放70年大事纪略[N].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青海日报, 2019
- [8]理论与实践 ——人民陪审员制度研究[D]. 李文杰.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9]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信访的治理逻辑研究[D]. 徐亚清.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2)
- [10]民主行政理论视域下农村基层民主监督研究 ——基于湖北省来凤县百福司镇的案例分析[D]. 彭召元. 武汉大学, 20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