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改革开放；两个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在这30年中，大体可分前后两个阶段，即前15年(1978—1992年)和后15年(1992—2008年)。
前15年中，起决定作用的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次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会议。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思想；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并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及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一个伟大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的到来，它在中国开辟了一个历史的新纪元。在此后的六年里，即从1978年开始，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启动阶段。并把改革的主战场放在农村。当时的重大举措是废弃了“人民公社”，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解放了，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农村有了生机，他们可在或多或少的几亩土地上种植自己认为有利可图的庄稼，解决了多少年未能解决的吃饭问题，促进了农业的大发展。与此同时，城市里对工商业也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改革，即通常讲的进入了“乔厂长”时代，即厂长负责制代替党委负责制，强化科学管理与经济核算，追求计划平衡与最优化，因而工业也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不可否认，在这个时期，就整个经济而言，还是以计划经济为指导，市场调节刚刚萌生。但从中已经可以清楚看出，市场调节优越于计划调节的显著特征。
但是，“乔厂长”的寿命很短，很快出现了局限性，加上这时在苏联以及东欧的一些计划经济比较完善的国家，都开始出现了计划经济的“末世”，计划经济不灵了，市场经济明里或暗里都在发展。在这种国内和国际因素综合推动下，市场经济很快在我国农村和城市以及工业等领域发酵、传导和推进，市场交换在扩大，大力推动城乡经济的发展。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会议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建设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国改革重点开始由农村转入城市。
这个会议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4年以后，我国工业在国有经济体制下引进“市场调节”机制，实行“政企分开”。相继在财政分配上实行“利改税”改革、在投资上实行的“拨改贷”改革、在流通上实行“双轨制”改革，在经营上实行“承包制”改革，乃至发生1988年的价格“闯关”。
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出现第二次高潮：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并且很快突破“画地为牢”的限制，发展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步，在农业产值中的乡镇企业比重开始超过种植业，农民突破了由“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的限制，“非农化”之潮开始兴起，传统的城乡壁垒开始动摇乃至局部坍塌。
但是，此时的乡镇企业仍未摆脱“给国有大企业拾遗补阙”和“不与国企争资源、争市场、争人才”的桎梏；同时工业承包制导致的“短期行为”、“公鸡下私蛋”、“个人负盈公家负亏”，“双轨制”下的“官倒”的丛生，也使改革的公正性受到责疑，从而导致80年代末的“改革危机”。
在此期间，由于新旧两种体制交替和转换，带来一些问题，其中突出的是经济秩序混乱，物价上涨过快，人民生活受到影响，人心有些不安和不满。
这时，社会上反改革的声浪更是甚嚣尘上。更在“特区”问题上大做文章，说“特区”是外国人的租界，搞“特区”就是搞资本主义，搞“特区”是“卖国行为”，等等。由于在改革中难免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左”倾势力急剧借题发挥，迫使中国的第一阶段的改革不得不落下帷幕。
从1992年开始，改革进入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上，邓小平“南巡讲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92年，邓小平力挽狂澜，他的“南巡讲话”扭转了乾坤，端正了以市场经济为改革取向的大方向，改革又在新的基础上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带来了一次大的思想解放，当年12月召开党的十四大，会议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断，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并强调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会议还强调，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将十四大决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对如何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来进行改革，进行了全面的战略部署。
随后，我国经济一往无前地向纵深发展，并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大批的国有企业从承包制转变到以公司制改革上来。完成了“转制”与“重组”。一部分乡镇企业也实行了“转制”和“重组”，因而极大地推动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
相继，各种金融工具与虚拟经济也在改革开放中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01年加入WTO的成功，国门大开，中国经济大踏步地走向世界，融入全球化潮流。
回想2001年加入WTO时，国内外议论颇多，主要的论点是两种：一是说，中国这种体制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关起门来还凑合，在开放了的全球化竞争中肯定要垮下来！这就是当时出现的所谓“中国崩溃论”。还有一种说法，全球化会加速中国融入国际市场，更多和更好地引进国外的人才、科技、资本，学习市场规则，汲取“普世价值”，进而接受法治、实行宪政民主，等等。让世界先进的东西来影响中国，改造中国，使中国强盛起来。这就是当时出现的所谓“中国进步论”。
事实已经验证，后一种看法是对的。假如WTO后，世界范围内的一切文明、文化，都在全球化进程中对我们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促进中国的进步，加快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这些年来，中国表现出来的强大“竞争力”，恐怕连自己都没曾想到。GDP、贸易与资本项目下的“双顺差”，科学技术、城市化都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地涌进中国，中国生产的商品也潮水般地涌向全球，因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根据美国人自己统计，在美国人的现行的家庭消费中，有近1/2的消费品是“中国制造”，他们惊叹：“如果没有‘中国制造’，如何活下去？”
进几年来，经济发展加快，方方面面几乎都以两位数增长，而且具有非常明显的“外向型”特征。仅就外贸而言，加入WTO后的中国外贸总额五年呈三倍增长，从2000年的4743亿美元，2005年飞速增加到14221亿美元，2007年到21738亿美元。而外贸顺差更是出现爆炸式增长：2004年为320亿美元，2005年达1019亿，2006年达1775亿，到了2007年达2622亿。不仅绝对值增长越来越快，相对增长率也越来越高：2007年与2001年相比，六年增长11.6倍，而最近三年竟增加了8倍还多!
问题是，国际资本为什么看好中国这块“热土”？一是，国际资本流动性过剩，世界上理想的投资场所不足，中国有广阔的市场，特别是尚未开发的有9亿多农民的农村市场，它像一块其大无比的“磁铁”，从四面八方吸引世界资本；二是在欧美各国的资本，为躲避他们所在国内的高税收、高福利制度以及工会、民主的压力，纷纷外逃，中国是他们的首选。在我国，因为外资进来太多，不得不提高外资进入的“门坎”，但外资仍是想方设法“前门进不来进后门”。
当今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按美元计已跃居世界第四，贸易总量居世界第三，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加强，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人们生活极大改善，
由于中国与世界双向交往扩大，在“世界影响中国，中国影响世界”的互动中，重心逐步向中国方面倾斜，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从而中国的声望、形象、地位等前所未有地提高了。
如果说1989年尚有个电视政论片叫《河殇》，还在忧患中国的“球籍”的话，那么，近年，国外又有一些热门政论片出笼，则在大声疾呼：“中国大国正在崛起!”
建国后，中国有一句震撼世界的“名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当时说这话时更多的是从政治上考量的，但在经济、科技、军事技术等方面，还比较落后，很难与世界一些强国相比。如今，情况完全不同了，事实已经证明，我们的方方面面都赶了上来，中国发生了沧桑巨变，敢于在世界人民面前挺起腰杆来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尊严。
中国的强大，不仅在亚太地区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引发全球的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化。近些年，中国为什么力争并取得主办奥运和世博？这一方面表明我们有能力来承办国际性的盛会，另一方面，我们也想以最大的动作在世人面前塑造新中国的崭新形象，并表明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和能量的、爱好世界和平的、能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的、对世界负责任的泱泱大国。事实已经证明，我们的想法已完全兑现。
美国《新闻周刊》2007年12月22日发表扎卡里的一篇题为《强悍然而尚显脆弱的超级大国的兴起》中说：“中国用20年的时间经历了欧洲用两个世纪才完成同样程度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转型。”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早在2005年11月23日载文说：“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正在实现从贫穷世界向机遇无限的世界跨越。”现任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柯伟亮认为，目前在中国，即使是像重庆这样的内地城市，也可与纽约相媲美。
如今，国内外许多人不断再问：中国为什么能在改革中如此神速地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的改革成就，是与中国渐进和稳步推进改革分不开的。当年，中国没有听从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张，实行全面私有化、金融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模式，而是使用了“谨慎开放市场，并尽量使用国内资源”的政策，实践证明，这种政策是正确的。中国之所以能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当前世界性金融海啸中免受较大冲击，就是明证。有人说，这种成就如同一部恢弘的交响曲，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我认为，对这种变化，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为过。关于这点，只要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对近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稍有所了解的人，以及理智清醒的人，都是不难理解的。
现在国际上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它主要是强调中国国力的强大会对他国构成威胁。这样的说法无论在事实上还是价值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一方面，中国的国力如今远未强大到足以威胁别人的程度；另一方面，中国从来没有威胁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相反，那些霸道的强权的国家在历史上或现实中却不断地威胁中国，中国有权强化自己的国力，防御来自国外的任何威胁或恐吓。相反，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对世界是件大好事，因为中国是礼仪之邦，是有良心的国度，随着中国的强大，中国必然会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加积极和重要的作用，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角色。
当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没有问题，问题还是存在的。诸如，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以及不完善的分配方式，造成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深层不稳定因素增加；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依赖外贸顺差，造成高额外汇储备，反过来又购买美国国债，助长了美国经济的高风险。同是，一个巨大的国家，靠外贸推动经济高速增长，是难以持久的，还有食品安全问题，进一步发扬政治民主等等。所有这些，中国领导层已经密切关注到了，采取了各种有效的治理措施，并已取得明显成效。
宋养琰，1925年10月15日出生于江苏省泗洪县，汉族，中共党员。1949年4月于安徽大学数学系毕业，1949年12月于华北大学毕业，1953年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毕业。
1954年至198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82年奉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5年晋升为教授。在1983年至1989年期间，曾任该院马列主义教研部主任、学报副主编、院务委员会委员、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院副院长和党组成员、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91年,被国务院评为有突出贡献的经济学家,终身享受国务院津贴。1997年被《经济学家》杂志评为全国多产经济学家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专著12本，发表论文约千篇。曾任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副会长和中国工经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并为国内多所高校聘为客座和兼职教授，为国内多家大型、特大型企业和集团公司聘为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