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社会史论战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中国社会史论战”,唯物史观,大革命,新史学
社会史论战论文文献综述
李肖含[1]（2019）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与1930年代唯物史观的兴起》一文中研究指出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重要事件。长期以来,研究者强调论战的意识形态之争,却遮蔽了论战发生的学术逻辑。事实上,晚清以来传统学术研究方法的变革与转换,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当时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革命运动低谷期出现了革命理论传播的高潮,看似矛盾,实则有其自身发展演变的内在必然逻辑。(本文来源于《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6期）
左玉河[2]（2019）在《政治性与学术性: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双重特性》一文中研究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直接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目前学界对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性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从政治角度审视社会史论战,将其定性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争,强调其政治意义;二是从学术理路上审视中国社会史论战,将其视为唯物史学内部的争论,强调其学术意义。尽管双方存在较大分歧,但都一致承认这场学术论战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学术讨论与政治诉求混合在一起,决定了这场学术论战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内涵。正因政治性与学术性混合在一起,故人们对这场论战的定位才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也正因政治性与学术性混杂在一起,故仅仅从政治或学术的视角审视这场论战,都是偏颇的。只有将政治性与学术性结合起来加以综合审视,才能真正认清这场论战的真实面相,才能真正理解它所催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品质。(本文来源于《史学月刊》期刊2019年07期）
康桂英[3]（2018）在《何干之对社会史论战中“中国奴隶社会问题”的总结及批判》一文中研究指出20世纪30年代思想界发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一个事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中国奴隶社会问题是其中争论的一个焦点。1937年,当社会史论战接近尾声时,何干之撰写了《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一书,对声势浩大的社会史论战进行了总结和批判,充分肯定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存在,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适用性。何干之对社会史论战中"中国奴隶社会问题"的总结和批判既成为今天学界了解社会史论战的重要学术资料,也为今天学界提供了认识这一问题的学术视角。(本文来源于《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8年03期）
赵梅春,尹星腾[4]（2017）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反思(1949年以前)》一文中研究指出对于发生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史学界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的社会史论战包括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以及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狭义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则指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社会发展史的论争。本文涉及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就其狭义而言的。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其关注点在现实社会,旨在说明中国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以明确中国革命的对象与前途。中国社会史(本文来源于《理论与史学》期刊2017年00期）
朱慈恩[5]（2017）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基于学术共同体的考察》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社会史论战中形成了学术共同体。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所共同信仰的学术信念和价值目标是唯物史观,他们一方面从理论上阐发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则在研究实践中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具体的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从共同体的外部环境来看,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其他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流派进行论战,在此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社会史论战中的研究成果对于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来源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7年05期）
李娟[6]（2017）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来龙去脉》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这与当时特定的理论和历史背景密不可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并受到普遍重视，这为社会史论战提供了理论前提。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则直接促成了大论战的发生，“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本文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报》期刊2017-02-21）
陈怀宇[7]（2017）在《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1956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一文中研究指出1948 1972年,西欧中国学家们组织了每年一度的学术会议,轮流在欧洲各个城市举行,发表论文交流学术信息。这一会议最初由西欧学者主办,后来扩展到苏联、东欧乃至全世界,基本形成了一个中国学全球共同体。1955 1956年中国学者两次应邀参加,先后有翦伯赞、周一良、夏鼐、张芝联四位学者参加。他们不仅在会上发表论文,介绍中国近代史研究,还组织了新中国考古成就展,吸引了广大中国学家们的注意。其中最有意义的中外史学交流是1956年巴黎会议上发生的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中国学者介绍了基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分期理论,适逢欧洲学者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也热衷于经济社会史研究思路,遂引发了国际大论战。这次论战参与者(本文来源于《文史哲》期刊2017年01期）
张晓霞[8]（2016）在《1927-1937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史是以中国的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史为现实依托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不可避免的带有了一定的政治色彩。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先进的思想,它所具有的学理性价值是非凡的。但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学理性研究的价值往往被遮蔽在宏大的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话语之下。而纵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并非-帆风顺。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各派学说纷纭,各种思潮激荡,马克思主义是在与十余种学术思潮的交锋中,逐渐显示出其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方面的优越性,才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仍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与解决中发挥着首屈一指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是研究的应有之义。如何进一步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学术领域的作用也是学者们探讨的重要话题。在这种情况下,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探寻其发展的历程以及在近代中国学术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对于进一步发挥其学理性价值有一定的意义。因此本文拟从思想与学术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传播展开学理性的研究,并以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为切入点,探寻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情形与特征,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产生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主要对1927——1937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传播的背景展开分析。马克思主义为何能够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十年中,在革命形势相对严峻的情况下取得快速的发展与传播,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政治方面来看,大革命的失败、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发生的变化、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为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提供了必要性；从思想方面看,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复杂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体现出的优势、以及发生在这一时期社会史论战的推动,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传播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第二部分,介绍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传播的情形,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首先,社会史论战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与传播。在社会性质论战、社会史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广泛运用与传播。其次,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与传播。这一时期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通过叁条路径实现,通过经典着作的翻译、着书立说、及“红色教授”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更加广泛的运用与传播。在多方的努力和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传播热潮。文章的第叁部分,主要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传播进行对比研究,探求其在本阶段的传播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职业性、学理性、深刻性、多元性等方面的特征。文章的第四部分主要阐述1927——1937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所产生的影响。首先,马克思主义传播热潮的出现,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更加深入广泛的传播与运用,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实践的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在深入传播的基础上,作为一种方法论被中国有识之士所广泛运用与接受,同时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展开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方法论资源。此外,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构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结合所学专业主要阐述了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也探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形成所发挥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的传播在发挥出积极作用的同时,由于时代与国情的限制,不可避免的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文章主要从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简单化、教条化以及传播过程中体现出的政治诉求两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局限性做了论述。文章旨在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论述,探析社会史论战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总结马克思主义在1927——1937年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所具有的特征,探究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与各种学术思潮和思想流派的充分对话中,实现了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问题、及中国学术的理论构建,探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发掘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性价值,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重要意义。笔者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一点努力,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研究贡献绵薄之力。(本文来源于《陕西师范大学》期刊2016-06-01）
张越[9]（2015）在《社会史大论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论析》一文中研究指出将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置于"学术视野"中考察,并非意味着可以轻视或绕开论战中无处不在的政治元素。社会史论战与唯物史观史学的建立有着密切关系,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革命性和实践性的品质特征,也带给马克思主义史学以理论思考和宏大叙事的基本特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真正形成规模并产生广泛影响,应当是延安和重庆两地唯物史观史学得以迅速发展的抗战时期,但是不能忽视社会史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的开创性意义。(本文来源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5年04期）
唐红丽[10]（2015）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再回眸》一文中研究指出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展开过一场波澜壮阔的大论战，史称“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论战的实质与核心在于弄清楚中国的社会性质:现实中国、古代中国、中国乡村的社会性质。经过论战，在理论上厘清了这样一个结论: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古代中(本文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报》期刊2015-02-04）
社会史论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直接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目前学界对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性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从政治角度审视社会史论战,将其定性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争,强调其政治意义;二是从学术理路上审视中国社会史论战,将其视为唯物史学内部的争论,强调其学术意义。尽管双方存在较大分歧,但都一致承认这场学术论战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学术讨论与政治诉求混合在一起,决定了这场学术论战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内涵。正因政治性与学术性混合在一起,故人们对这场论战的定位才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也正因政治性与学术性混杂在一起,故仅仅从政治或学术的视角审视这场论战,都是偏颇的。只有将政治性与学术性结合起来加以综合审视,才能真正认清这场论战的真实面相,才能真正理解它所催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品质。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社会史论战论文参考文献
[1].李肖含.“中国社会史论战”与1930年代唯物史观的兴起[J].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2].左玉河.政治性与学术性: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双重特性[J].史学月刊.2019
[3].康桂英.何干之对社会史论战中“中国奴隶社会问题”的总结及批判[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4].赵梅春,尹星腾.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反思(1949年以前)[J].理论与史学.2017
[5].朱慈恩.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基于学术共同体的考察[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6].李娟.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来龙去脉[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
[7].陈怀宇.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1956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J].文史哲.2017
[8].张晓霞.1927-1937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6
[9].张越.社会史大论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论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10].唐红丽.“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再回眸[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