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同治中兴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蒲安臣,丁韪良,同治中兴,总税务司
同治中兴论文文献综述
理钊[1]（2017）在《同治中兴时期的叁个外国人》一文中研究指出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与中国发生商贸往来的西方国家,已有英、法、美、俄、普等,来往于中国的外国人,也日渐增多,其中既有传教士、商人、军人,也有外交官等。在这些外国人中,特别是在那些传教士、外交官中,绝大多数都是怀抱理想、知识渊博的精英人士,其中不乏想为这个国家做一点事情,帮助这个国(本文来源于《民主与科学》期刊2017年06期）
刘振兴[2]（2017）在《阎敬铭与同治中兴》一文中研究指出咸同年间,山东捻、幅、教等叛乱四起,严重威胁清廷京畿安全。而其时山东巡抚谭廷襄面对乱局,显得力不从心。同治二年(1863年),朝廷令阎敬铭“移孝作忠”,急赴山东,处理乱局。山东作为剿捻的主战场,筹集剿捻饷糈为山东巡抚的重要任务。阎敬铭到任后,通过严催钱粮税收、抽收厘金、酌提关税、劝捐等方式,多方筹措,保证剿捻军饷的供应。在攻剿捻军和地方性匪乱期间,阎敬铭看到山东兵勇疲敝不堪,团练混乱。于是,阎敬铭采取招募新勇、整顿旧勇、编练炮船、增设马队等方式,整顿山东勇营;通过剿办和羁縻“强团”、请奖和旌恤“良团”的方式,区别良莠,规范团练,从而提高了山东兵勇和团练的战斗力。在做好这些工作的同时,阎敬铭全力配合僧格林沁和曾国藩攻剿捻军,此外还实力进剿本地“土捻”。随着剿捻的深入,阎敬铭看到山东官场的腐败。于是阎敬铭提出“安民必先察吏”的主张,通过严行清算交代、严格捐纳、清理词讼等方式,规范山东吏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绅起着重要作用。捻军的兴起,士绅受到极大的冲击,阎敬铭通过多种手段重新恢复士绅的传统作用。面对战乱引起的灾黎,阎敬铭采用蠲缓、工赈、改征等方式,安置灾民。阎敬铭力图通过以上诸如整顿吏治、重视士绅、安抚灾黎的措施,来重建被战乱冲击的旧的行政秩序。战乱亦对原有的经济秩序产生巨大的破坏,阎敬铭从招抚流民、清厘厘金和关税、治理漕运、整理盐务四个方面来恢复山东经济秩序。同治六年(1867年),阎敬铭调离山东。在鲁五年,阎敬铭通过以上这些举措,镇压了东省境内的反清斗争,整顿了吏治,增加了财政收入。阎敬铭离任后丁宝桢继任巡抚,在阎敬铭治理山东的基础上,进一步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最终使山东的社会经济秩序得以恢复。阎敬铭为山东一省的中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本文来源于《华中师范大学》期刊2017-05-01）
王学斌[3]（2017）在《同治中兴的“二五计划”》一文中研究指出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的得力幕宾薛福成，写下《中兴述略》一文，内称：“（朝廷）倚任曾公，授之相位，东南军事，咸命节制”，“中原绥谧，西洋之人，亦且 栗弭伏，不敢败和议”，“扫除数百万狺狺之豺虎而灭其景迹，数年之间，区宇奠定如故”。(本文来源于《中国经营报》期刊2017-03-27）
迟云飞[4]（2015）在《晚清“同治中兴”的再认识》一文中研究指出同治中兴,是清朝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并且度过了英法联军侵华战争危机之后,人们对政局的一种笼统说法,尤其为当时的统治者津津乐道。但是,同治朝之后不到40年,清朝就灭亡了,所以后来人们对同治中兴有不同的解读,觉得它完全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何来中兴之说?这个问题,对于认识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甚至直至清亡的中国政治格局都有极大的关系。统治危机是否真有缓解?中兴是否存在抑或只是个气泡?大清朝为什么最终灭亡?本文试对(本文来源于《历史教学(上半月刊)》期刊2015年07期）
魏国武[5]（2015）在《肃顺:“同治中兴”先导者》一文中研究指出风雨飘摇的晚清时代,曾有过一段回光返照式的表面繁荣——所谓的"同治中兴",能出现这样暂时的兴盛主要在于重用了一大批有能力的汉人,有人曾把"委任汉大臣,坐致中兴"的功劳归于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欣。其实,以汉制汉之策的倡行者是被他们杀掉的肃顺,慈禧太后们不过是继承了这政策而已。正是由于肃顺力排众议,重用汉臣,(本文来源于《海峡通讯》期刊2015年02期）
赵雨[6]（2013）在《“同治中兴”与经学学术》一文中研究指出同治帝在位期间，晚清中国在长久积弱之后出现了一段短暂的复振，史称“同治中兴”。这段时间政治相对安定，经济有所恢复，外交获得喘息之机，新兴的军事工业开始建设发展，文化教育也体现出相当的活力。地方督抚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首，中央政府以恭亲王、文祥等为主(本文来源于《光明日报》期刊2013-09-09）
杨得实[7]（2013）在《“同治中兴”时期八旗兵改造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中国内部发生大规模起义动乱和外部西方列强入侵,清政府被迫进入到全面求变的新时期,自强求富呼声逐渐高涨。在清廷推进的声势浩大的洋务革新运动里,八旗军队革新,相较于汉族官僚所领导的军事变革运动显得默默无闻,低调沉闷。本文将以满清政权为主体对象,把注意力倾注到这一领域,涉及八旗军的起源背景,结合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代的具体历史事件,分析内部动乱、外部入侵两方面对清政府的刺激、激励,发掘出触发变革的历史动力,理清这段历史较为详细的全程,以军事近代化前进方向作为参照标准,衡量改革运动前后兴衰,得失与成败。受当时的国际关系、实力对比格局的决定,清政府要领导内部进行自强,始终离不开外国援助,“中外关系”遂成为贯穿洋务运动的主线内容,这也使本文在材料选取上向对外关系相关史料倾斜,从中抽丝剥茧,理清条理,解析清廷对外合作的种种细节,呈现出八旗军在满洲皇族重臣领导下进行军事变革的概貌。旗军由于特有的“中央军”属性,其自强振兴的过程,自然迥异于湘、淮军势力,两者之和,才是那个年代里中国军事近代化步伐的完整面貌。因此,对洋务运动里八旗军的研究,在“汉族洋务”唱主角的环境里,就有着必要的补充作用。(本文来源于《华中师范大学》期刊2013-05-01）
郭文菁[8]（2012）在《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的领导集团比较（1862-1875年）》一文中研究指出19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和日本发生了两场重大的变革运动——同治中兴和明治维新。纵观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这两大改革所面临的国情和背景,相似点极多,然而,这两个事件的最终结局却大相径庭——同治中兴并没有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危机中挽救出来，只是从时间上延缓了大清封建帝国的灭亡；而明治维新则改变了日本的发展道路，成为其由弱变强的关键。因此，本着追根溯源的目的和以史为鉴的原则，对发生在约略同一时期的这两场决定中日两国历史命运的变革进行比较就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意义。本文通过研究1862——1875年的同治中兴和明治维新的领导集团，发现中国同治中兴的领导者主要是文人士大夫阶层，而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则主要是武士阶层。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同治中兴和明治维新改革中领导集团的比较，来揭示其截然不同结局的必然规律。希望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角度，来为当今中国跨世纪的变革以及世界的改革趋势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方法和思想。(本文来源于《吉林大学》期刊2012-05-01）
姚勇[9]（2009）在《保守中的进步》一文中研究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巨变时期,一个是春秋战国时代,一个是晚清。历史的巨变往往产生新的学说思想。在前一个时期,在中国社会内部生产、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产生了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这一思想伴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不断丰富发展,但在这一时期所奠定的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和主流价值观却成为以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的思想内涵。在后一个时期,在外来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刺激下,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从家庭手工业开始)首先在外来侵略下发生巨变,从而逐渐波及到政治文化的领域,产生了一股对西方侵略的反动意识。这一意识有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前期仍以儒家思想为主旨,逐步学习吸收西方的器与道;在晚清后期,儒家思想开始失去其社会主导思想的地位,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的废止,使得传统思想失去了一个主要的依托。而发生在前一时期的洋务思潮,正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观而对西方新知的有限学习和吸收,其具体的社会实践,就是洋务运动。尽管产生于两个巨变时期的这两种思想有着诸多的不同,但是其中“一以贯之”的还是儒家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精神。冯友兰先生曾说:“在历史演进中,我们不能恢复过去,也不能取消过去。我们只能继续过去。历史之现在,包含着历史的过去。这就是历史的演变,所遵循的规律是辩证的——。在历史之演变中,变中有不变在。”本文所要考察的,正是通过中国历史上这两个巨变时期儒家思想的简单对比,试图说明以“经世致用”为代表的儒家优秀思想在近代的价值和意义。不管你对儒家思想是推崇还是批判。中国近代历史和近代思想史的主题是:中国如何去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近代化。纵观中国近代史上的各种思想,其方法大概有两种,一是向后看,从传统中、从历史中,找出富国强兵的思想与方法。这是一种方便的方法。阻力少,且资料丰富。于是传统文化思想中那些积极上进、勇为事功的内容得到挖掘、复兴、发扬、光大。二是向外看。那就是引进西方的东西。这就有点困难了。引进什么,能不能引进,都是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可谓困难多多、阻力重重。然而向后看和向外看又是相辅相成的,向后看使我们在民族的传统思想中找到了根,向外看使我们学到了自身没有的东西,从而得到充实和发展。以同治时期的洋务派为例,在传统儒家思想精神的号召下,引进西方的一些东西,以期达到强邦兴世的目的。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在实践中也取得了一点成绩;成绩又激励着那些有志于事功的改革家们进一步实践他们的经世思想,进一步开展洋务运动;并且创造了一点奇迹,即所谓的“同治中兴”。而他们所据之思想武器,正是儒家所传承的“经世致用”的精神。面对这两大任务,代表不同阶级、阶层的中国人,在不同时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和主张。有时还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甚至斗争。这些思潮主要有:嘉道时期的经世思想;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革命思潮;同光年间的洋务思潮和早期维新思潮;甲午战后的维新思潮;戊戌后到二十世纪初的思想启蒙以及二十世纪初的民主革命和立宪思潮等。陈旭麓先生曾说,这些思潮“表现为急剧的新陈代谢,螺旋的推进,螺旋特别多。”在晚清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1840——1912),出现这么多且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思想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恐怕只有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思想可与之相比,可那时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出现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因此就特别值得研究。这对于更好的认识中国的昨天,更好的认识中国传统思想的价值,更是更好的建设中国的今天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就是试图就这段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同治中兴”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想加以分析研究。(本文来源于《陕西师范大学》期刊2009-05-01）
张强,王雪燕[10]（2009）在《“内圣”与“外王”:晚清理学发展路向与同治中兴》一文中研究指出19世纪中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开始向近代转变的时期,随着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思想学术也发生了变化:由"内圣"而后"外王"的传统价值观和用遵循道德规范的"知理"来"治国"的方式已经行不通了。这促使晚清的理学群体发生分化,形成偏于"内圣"的修身派和侧重于"外王"的经世派。修身派强调个体道德修养,经世派注重建功立业。满清王朝在同治时期的复兴得益于经世派的"自强新政"运动,虽最终失败,但加速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本文来源于《求索》期刊2009年02期）
同治中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咸同年间,山东捻、幅、教等叛乱四起,严重威胁清廷京畿安全。而其时山东巡抚谭廷襄面对乱局,显得力不从心。同治二年(1863年),朝廷令阎敬铭“移孝作忠”,急赴山东,处理乱局。山东作为剿捻的主战场,筹集剿捻饷糈为山东巡抚的重要任务。阎敬铭到任后,通过严催钱粮税收、抽收厘金、酌提关税、劝捐等方式,多方筹措,保证剿捻军饷的供应。在攻剿捻军和地方性匪乱期间,阎敬铭看到山东兵勇疲敝不堪,团练混乱。于是,阎敬铭采取招募新勇、整顿旧勇、编练炮船、增设马队等方式,整顿山东勇营;通过剿办和羁縻“强团”、请奖和旌恤“良团”的方式,区别良莠,规范团练,从而提高了山东兵勇和团练的战斗力。在做好这些工作的同时,阎敬铭全力配合僧格林沁和曾国藩攻剿捻军,此外还实力进剿本地“土捻”。随着剿捻的深入,阎敬铭看到山东官场的腐败。于是阎敬铭提出“安民必先察吏”的主张,通过严行清算交代、严格捐纳、清理词讼等方式,规范山东吏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绅起着重要作用。捻军的兴起,士绅受到极大的冲击,阎敬铭通过多种手段重新恢复士绅的传统作用。面对战乱引起的灾黎,阎敬铭采用蠲缓、工赈、改征等方式,安置灾民。阎敬铭力图通过以上诸如整顿吏治、重视士绅、安抚灾黎的措施,来重建被战乱冲击的旧的行政秩序。战乱亦对原有的经济秩序产生巨大的破坏,阎敬铭从招抚流民、清厘厘金和关税、治理漕运、整理盐务四个方面来恢复山东经济秩序。同治六年(1867年),阎敬铭调离山东。在鲁五年,阎敬铭通过以上这些举措,镇压了东省境内的反清斗争,整顿了吏治,增加了财政收入。阎敬铭离任后丁宝桢继任巡抚,在阎敬铭治理山东的基础上,进一步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最终使山东的社会经济秩序得以恢复。阎敬铭为山东一省的中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同治中兴论文参考文献
[1].理钊.同治中兴时期的叁个外国人[J].民主与科学.2017
[2].刘振兴.阎敬铭与同治中兴[D].华中师范大学.2017
[3].王学斌.同治中兴的“二五计划”[N].中国经营报.2017
[4].迟云飞.晚清“同治中兴”的再认识[J].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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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得实.“同治中兴”时期八旗兵改造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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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强,王雪燕.“内圣”与“外王”:晚清理学发展路向与同治中兴[J].求索.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