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西晋文学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佛教文学,七僧,竹林七贤,孙绰
西晋文学论文文献综述
米文靖[1]（2019）在《西晋七僧佛教文学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孙绰在《道贤论》中,依据品性、才华等,将两晋时期的七位着名高僧比附于魏晋年间的“竹林七贤”,这七位名僧不仅有着类似于“七贤”的经历,而且在品性、德操上与“七贤”有着相通之处,最重要的是他们在文学上同“七贤”一样有着不俗的表现。然而,不同于“七贤”在诗歌等体裁上取得的成就,“七僧”的文学成就则主要表现在翻译文学和创作文学上。翻译文学以竺法护师徒、帛远为代表,竺法护师徒的译经广泛,几乎涉猎当时已有所有的大小佛典,其翻译作品,语言呈现出“辞质胜文”的特点,文辞整体质朴无华、简约精湛,最为贴近原典的本意,帛远的翻译作品展现了“七体”这一文学现象和近似“语录体”的叙事模式;“七僧”的文学创作方面,以支道林为首,他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的五言诗,在诗歌中大量地运用了迭词,增强了诗歌的韵律,另外他的诗歌中呈现玄、佛思想交融的趋势,支道林在其他文学体裁方面,同样有着较高的成就,其赞佛诗增加了佛像赞这一新的内容,在颂赞内容上具有开启之功。当然,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也有些不足,如大量使用佛教用语、大量用典及过多玄言说理因子等,造成作品语言晦涩难懂,不利于作品的深层次理解,又或者着书立言时常有遗漏或偏颇之处。总而言之,“七僧”在当时的文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和佛典翻译都为当时文坛注入新的血液与活力,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来源于《湖南师范大学》期刊2019-06-01）
徐梁[2]（2019）在《玄学与文学的互通——论西晋永嘉时期的文学史意义》一文中研究指出西晋前中期的玄学与文学存在不兼容的现象,但到了永嘉时期,一些兼通玄学和文学的士人获得清谈家王衍的欣赏,并成为东海王司马越的僚属,凭借着偏擅玄学的高层政治人物的影响力,玄言文学得以成为永嘉时期的文学主流。到了东晋时期,一方面,这些士人所出之家族演化成门阀士族,由此玄学和文学兼备于一人就逐渐成为东晋高层政治中的主流文化类型;另一方面,这些士人打通了玄学与文学的隔阂,由此东晋时期的文学之士也有机会直接获得清谈贵族的赏识,这同样促成了东晋文学的繁荣。(本文来源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1期）
徐梁[3]（2018）在《西晋时期玄学与文学不兼容现象之构成》一文中研究指出西晋时期的玄学家很少兼善文学,同时文学家也很少兼长玄学,两者之间的不兼容现象相当明显。可以从语言本身、文化形态和社会生态叁个层面深入剖析这种分峙现象的复杂构成:首先,玄学与文学的语言在内部构造和使用场合方面都存在着显着的差别,隐含着分流的可能性;其次,清谈玄学在西晋时期的贵族士人群体中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并从思想性的交流形态演变成政治性的交游形态;最后,清谈玄学主要流行于西晋京城洛阳,来自其他地域的、以文学见长的士人无法了解京城流行文化的实际运作,由此就与玄学交游圈产生了隔阂。两种文化的不兼容主要由两个社会群体的隔阂所造成。(本文来源于《文学遗产》期刊2018年06期）
李晓阳[4]（2018）在《京都洛阳与西晋文学关系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京都洛阳是西晋文人交游、仕宦以及进行文学创作的中心,其与西晋文学的关系不容忽视。洛阳处于河洛地域,它的自然、人文等环境影响了西晋文人及其创作。本文立足于西晋文人的作品及相关史料,运用文献研究法、统计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力图揭示京都洛阳与西晋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进行探讨。其中正文部分共有叁个章节,第一章从整体上考察京都洛阳与西晋文人的互动关系。首先从洛阳的京都史及西晋京都洛阳的特征,洛阳的文人构成,文人集团叁方面着手,论述京都洛阳对西晋文人的集聚作用;其次对西晋文人的京都书写进行梳理,进一步分析京都洛阳与西晋文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二章探究京都洛阳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与地域风物对西晋文人的生活心态、思维方式、审美观念等方面的影响。论述洛阳山水促使西晋文人的自然审美意识逐渐觉醒,山水文学得以兴盛,并考察了洛阳园林与植物在文人作品中的书写方式。第叁章则选取公宴诗、赠答诗、哀伤诗等叁种与京都洛阳密切相关的诗歌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京都洛阳与西晋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河洛地域与时代风气的影响下西晋文学的特点。(本文来源于《江南大学》期刊2018-06-01）
贺威丽[5]（2018）在《西晋乐制新变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与曹魏乐制相比,西晋乐制新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统合南北乐署、乐人;乐律"标准器"制作及校正;清商乐的整理与雅化;"新声辞"雅乐制作;鼓吹署隶属太常。西晋乐制新变对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礼乐歌辞创作的兴盛;文人乐府诗创作的繁荣;强化了文学创作中的摹古倾向;促进了诗歌语言、形式的变化;促成了乐府诗批评的兴起。(本文来源于《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8年03期）
张喜贵,李晓阳[6]（2018）在《论西晋朝隐风尚及其与山水文学勃兴的关系》一文中研究指出出与处作为矛盾的对立面而存在。随着隐逸观念的递嬗,朝隐的兴起逐渐淡化了传统隐逸以道抗势的抗议精神。西晋时期,玄学、儒学的相互作用,在上层统治者的支持以及私人庄园兴起等诸多因素影响下,朝隐一时蔚然成风。西晋的朝隐具有与前代不同之处:享乐性、消极性。西晋的朝隐风尚促使文人士子开始逐渐关注山水之美,启引了他们的山水审美观,山水文学得以勃兴。(本文来源于《商丘师范学院学报》期刊2018年04期）
蔡丹君[7]（2017）在《西晋末年北方坞壁文人文学考论》一文中研究指出在西晋覆亡之初,北方广泛分布的坞壁对于晋末文人、文学具有间接的保全作用。当时,北方社会遭到严重破坏,文学活动难以进行,尤其是曾经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学发展局面被彻底打破,人们大量逃往坞壁。在整个北方地区文学发展普遍凋零的情况下,坞壁之间尤有零星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一些民歌经典。当时的文学创作情况充分表明,晋末动乱之时,北朝和南朝文学分野的一些基本特征已经有所显露。(本文来源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7年04期）
来森华[8]（2016）在《论西晋皇室文学活动的特点》一文中研究指出《文心雕龙·时序》云:"逮晋宣始基,景、文克构,并迹沉儒雅,而务深方术。至武帝维新,承平受命,而胶序文章,弗简皇虑。降及怀、愍,缀旌而已。"~((1))从刘勰到现今相关的文学史叙述,基于宏观层面认为西晋统治者大都无涉文学,但从相关文献材料及时下文人应制诗文进行考察,不难发现西晋皇族成员虽多不才,但他们积极组织或(本文来源于《古籍研究》期刊2016年02期）
段春杨[9]（2015）在《生命忧惧中的自我救赎——西晋文学的生命主题》一文中研究指出西晋时期文人在面临现实的生死与社会责任的矛盾时,试图寻找新的安身立命的途径,在此过程从表现出独特的生存状态和对生命的反思,在文学创作中呈现出独特的生命价值观念,钩沉出他们对生命主题的特有理解。钟嵘《诗品序》曰:"太康中,叁张、二陆、两潘、一左,勃而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1实际上活跃于西晋文坛的的重要作家还应包括稍早的傅玄、张华等人,他们以(本文来源于《文艺评论》期刊2015年10期）
蔡丹君[10]（2015）在《乡里遗民社会与“五凉”文学物质的形成——西晋末年北方文学存续之一例》一文中研究指出西晋末年(303~317)以后,地处西陲的凉州地区因其暂安的社会环境,成为晋末文化存续之地。而凉州文学发展之主体,并非中原移民,而是本土乡里着姓。凉州本土势力之间互相依赖,其乡里社会的文化传承机制,保证了凉州地区实现文化发展之自足。晋末凉州乡里着姓参与扶持了晋愍帝政权,这一政治活动,给凉州人造成了深刻影响,是其长期坚持西晋遗民立场的重要原因之一。受此影响,凉州地区的文学颇具遗民特质,保留了西晋时期的一些文学传统。(本文来源于《中国典籍与文化》期刊2015年02期）
西晋文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西晋前中期的玄学与文学存在不兼容的现象,但到了永嘉时期,一些兼通玄学和文学的士人获得清谈家王衍的欣赏,并成为东海王司马越的僚属,凭借着偏擅玄学的高层政治人物的影响力,玄言文学得以成为永嘉时期的文学主流。到了东晋时期,一方面,这些士人所出之家族演化成门阀士族,由此玄学和文学兼备于一人就逐渐成为东晋高层政治中的主流文化类型;另一方面,这些士人打通了玄学与文学的隔阂,由此东晋时期的文学之士也有机会直接获得清谈贵族的赏识,这同样促成了东晋文学的繁荣。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西晋文学论文参考文献
[1].米文靖.西晋七僧佛教文学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9
[2].徐梁.玄学与文学的互通——论西晋永嘉时期的文学史意义[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3].徐梁.西晋时期玄学与文学不兼容现象之构成[J].文学遗产.2018
[4].李晓阳.京都洛阳与西晋文学关系研究[D].江南大学.2018
[5].贺威丽.西晋乐制新变及其对文学的影响[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6].张喜贵,李晓阳.论西晋朝隐风尚及其与山水文学勃兴的关系[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8
[7].蔡丹君.西晋末年北方坞壁文人文学考论[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8].来森华.论西晋皇室文学活动的特点[J].古籍研究.2016
[9].段春杨.生命忧惧中的自我救赎——西晋文学的生命主题[J].文艺评论.2015
[10].蔡丹君.乡里遗民社会与“五凉”文学物质的形成——西晋末年北方文学存续之一例[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