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医是怎样治病的（论文文献综述）
李城希[1]（2021）在《祖父之死与鲁迅对中医的批判》文中研究说明鲁迅以小说艺术、文化反思、生活回忆三种不同方式对中医展开的严厉批判引起了持续广泛的关注和讨论[1],但迄今为止尚未见到人们对鲁迅批判中医的原因及其合理性提出质疑。据周建人回忆,何廉臣1904年替初病的祖父首诊即下惊人的死亡结论并拒绝作任何治疗的努力。如果周建人的回忆属实,何廉臣的行为就可谓相当残酷,隐含着人性恶,无论与中医还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都构成严重冲突,这或许才是鲁迅批判中医的重要原因。
曹应旺[2]（2021）在《中国共产党对中医文化的传承》文中提出中医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中的珍贵品。中国共产党关注中医、重视中医,重视从保护人民身体健康的立场和坚持预防为主的方法上传承中医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中医文化是这个深厚根基的内容之一。今天和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也一定与中西医结合、中国新医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肖雄[3]（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指出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潘硕[4]（2021）在《近代云南教会医院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基督教医疗卫生事业是近代基督教传教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近代中国有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云南是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的重要内陆地区。自鸦片战争,在遭到中国民众的种种抵制之后,传教士们选择了在华开办学校、创办医院等公共事业来改变传教士们的文化侵略者形象,消除中国民众对基督教的抵制情绪,其目的是更易于传播基督教教义。近代的云南教会医院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本文主要通过对云南教会医院现存的档案及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和分析,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近代云南教会医院的开办背景、发展历程、主要活动、教会医院的本土化以及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比较完整地展现近代云南的教会医院及其对云南社会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从而揭开教会医院的神秘面纱,加深人们对此类医院的了解。文章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简述选题缘由与意义,以及学术史回顾。第二部分介绍教会医院的创建背景,传教士来华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中华归主”,医学传教作为一种简易有效的传教手段势必会刺激基督教对教会医院的重视;近代云南的地理因素和社会需要也是主要原因。第三部分概述了近代云南教会医院的发展过程,包括初创时期、发展时期、云南教会医院的改造时期三个历史阶段。第四部分厘清云南教会医院的卫生防疫活动、开办护士学校和治病救人活动。第五部分以惠滇医院在云南本土化进行个案分析,以研究近代云南教会医院的本土化特征。第六部分是对近代云南教会医院的认识与评价。第七部分是结语对近代云南教会医院的总结。
毛和荣[5]（2021）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文中提出目的通过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及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系统梳理,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征、历史影响、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通过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各历史发展阶段的梳理及传播学分析,以及中国-阿尔及利亚中医中心（中阿中医中心）建设过程回顾及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实践分析,揭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规律,为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提供有益参考,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更好“走出去”,为“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方法1.通过查阅地方志、卫生志、文化志、医学史、学术论着、政策文件等文献资料,并通过实地考察蕲春、荆州、神农架等地,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发展历史、发展现状、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考证。2.通过深度访谈荆楚中医药文化专家、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医疗援外项目负责人、医疗援外翻译、医生等,获取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对外交流传播的第一手数据、信息,弥补纯文献资料的不足,为提出有针对性论点和建议提供参考。3.通过河南、江西、荆楚等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比较研究及荆楚本地各次区域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现状的对比,归纳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色、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为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发展与对外交流传播提供借鉴。4.通过中阿中医中心这个重要平台建设的过程回顾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案例分析,透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规律,剖析“一带一路”战略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逻辑关联。5.通过将预设的理论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实践相结合,剖析相关理论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实践的指导意义,为当下及未来中医药文化传播提供有益的思考。结果1.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经历了孕育发展期（远古时代-商朝）、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发展徘徊期（民国-解放前）、恢复发展期（解放后-20世纪末）、全面发展期（21世纪以来）。荆楚中医药文化在每个时期都产生了较重要的历史影响。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经历了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发展滞缓期（民国-改革开放前）、全面发展期（改革开放以来）。每个阶段都留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传播学特征。3.“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了中阿中医中心的建设进程。中阿中医中心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但面临体制不畅、缺乏长远规划、存在潜在传播风险等现实困境。从传播学视角看,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传播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反馈与评价体系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是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五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五大要素又自成体系,构成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结论1.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为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荆楚中医药文化反过来也为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荆楚中医药文化呈现出较明显的地域特色,集中体现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汇通南北、开拓创新、内涵丰富等特征,同时存在地域、科目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未来发展应对相关问题给予关切和处理,以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良性和全面发展。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时代与科技的发展进步、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日益频繁。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史上,李时珍中医药文化特别是《本草纲目》一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以自发为主。随着文化软实力重要性的日益提高,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越来越紧密地与国家外交战略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3.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证明,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效果不仅与文化自身的影响力有关,而且与国家的战略规划、政策支持,特别是中医药临床疗效等因素息息相关。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五大要素自成体系,五大要素体系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对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5.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还取决于各级政府在相关事务上的顶层设计,取决于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身内涵尤其是其普适价值的挖掘和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另外,培养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提升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在中医药学、外语、跨文化交际、国际政治、当地法律、传播学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亦显得尤为重要。
李全平[6]（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提出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王彦彦[7]（2020）在《岭南中医妇科治疗月经病学术源流及诊疗特色整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综合运用文献研究、中医学术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通过网络文献检索系统、广州市各大图书馆、访谈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或后人、跟名老中医出诊学习等四种途径,对岭南中医名家治疗月经病学术思想、诊疗特色及临床经验等进行大规模的收集整理,发掘岭南地区月经病的发病特点和名家调治月经病的诊治规律,初步呈现岭南中医妇科医家治疗月经病的学术思想源流及特色经验集成,为临床继承应用岭南中医妇科学术流派的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提供依据。在此基础上,用参与性研究方法初步验证其中一位名医的经验方的临床疗效,为岭南中医妇科学术思想的临床疗效提供循证依据。为中医妇科后辈学习岭南中医妇科提供指引,为发挥岭南中医妇科优势,继承与发扬岭南中医妇科奠定一定的基础。方法:本研究工作主要通过广泛收集历代岭南中医妇科名家相关历史记载、发表论文、医案医着、名医弟子的跟师记录、心得、经验总结及其他途径关于名医的一些记录等,搜集其中各岭南名医关于月经病诊治的学术背景、学术思想,临床经验,有效病案等,通过比较研究的科研方法,归纳整理出岭南名医对于月经病诊治的特色和规律,形成“岭南中医妇科治疗月经病”学术源流。同时对岭南中医妇科名家治疗月经病的诊疗特色进行整理研究,采用文献收集、名老中医自身总结、名家访谈、弟子访谈、跟诊学习等形式,采用传统及现代的多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手段,研究当代岭南妇科名医的学术思想、思辨特点、临床经验、方药特色、典型医案,总结其共性规律和特点,总结岭南中医妇科流派的学术思想。在基于上述岭南中医妇科名家治疗月经病的临证经验特色总结下,选择岭南妇科名家李丽芸的一个经验方药,采用参与性临床研究,从方药、治法入手,凝练形成代表性研究方案,评价临床疗效,为岭南中医妇科学术思想的临床疗效提供循证依据。结果:在岭南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岭南地区中医妇科流派的发展受岭南文化的历史沉淀影响深刻。岭南中医妇科形成因素包括地域、经济文化、体质因素等。岭南中医妇科流派的构成代表有罗氏妇科、蔡氏妇科两支妇科派系,还包括以妇科病为专科的岭南医家及兼治妇科病的名家。岭南中医妇科流派治疗月经病的学术特点:（1）传承发扬中医,创新中医理论,培养数代岭南名医;（2）百病生于气,重视调理气机;（3）因地制宜,注重湿热致病,顾护气阴;（4）四诊合参,重视望诊、脉诊;（5）心身同治,调畅情志,重视情志治病;（6）调理肾脾,先天与后天并重;（7）用药轻灵,善用南药花药;（8）结合岭南饮食文化,药食同源,重视药膳。本研究选择岭南妇科名家李丽芸教授经验方之补肾健脾法中药复方,治疗脾肾两虚型经期延长（黄体功能不全）,运用随机对照方法,与地屈孕酮片作为对照,结果如下:两组患者治疗后经行时间延长的主证积分明显下降,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说明两组治疗疗效相当;两组治疗后中医证候积分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中药组在改善患者的中医症状方面更为有效。经过三个月经周期的治疗两组HPS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增加,而两组间治疗后对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两组的疗效相当。两组基础体温高温相持续时间经治疗后延长,而治疗后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两组在延长黄体期时间方面疗效相当。两组黄体中期血清孕酮值（BBT上升6-8天）经治疗后较前显着增加（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两组治疗均有可能提高黄体中期血清孕酮值而改善黄体功能。但因两组治疗前后黄体中期血清孕酮值水平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组间不具可比性,尚不能证明中药组对提高黄体中期血清孕酮水平的有效性。结论:岭南气候地理的独特性造成了岭南地区有别于我国其他地区的疾病特点及居民体质,如外邪常夹湿邪入侵人体,月经病患者也多气虚、阴虚及痰湿体质等;岭南地区还有采用当地中草药煲凉茶和煲汤的饮食文化习惯,因此药膳调经也成为岭南中医妇科的一大特色。岭南妇科流派传承特点:以代表性南海罗氏妇科为例,其调经特色在于:（1）崇尚景岳,调经首重阴阳;（2）脾肾为本,气血为用;（3）养阴保津,驱邪扶正,攻补有度;（4）治疗重视地域气候的差异;（5）善用南药,药性平和;（6）重视情志治病。罗元恺教授继承发扬,衷中参西,提出女性肾气—天癸—冲任—子宫轴的概念,这是岭南中医妇科理论上的重大突破。罗氏的传人欧阳惠卿、李丽芸、罗颂平、王小云等传承罗氏的学术思想,又各有发展创新。欧阳惠卿致力于补肾活血法在妇科领域常见病、难治病的应用研究,其科研成果硕果累累。李丽芸充实了补肾法,提出经典的补肾八法,丰富了补肾调周法的经验。罗颂平立足天人合一,提出月经周期与太阴月节律同步的创新观点。王小云经多年临床实践及科学研究,形成特色明显的中医“心身同治”学术思想,创新以情胜情的情志疗法。同时岭南妇科流派传承人为岭南中医妇科流派的研究开创流派工作室,培养人才,为岭南妇科流派作出贡献。潮汕蔡氏妇科其传承以家传为主,兴盛至今的除了其百年不衰的疗效。近现代名医蔡仰高、蔡纯臣刻苦努力传承良好的家风医德,崇仲景学说,重脾肾,博采众长,重视祖方、偏方,又有创新。至现代蔡妙珊教授继承先辈经验,又结合吸收院校中医教学,将蔡氏妇科发扬壮大。临床验证方面,李丽芸教授经验方之8号健脾补肾方对脾肾不足型经期延长（黄体功能不全）患者是有效的,其疗效与地屈孕酮片改善黄体功能不全型经期延长的疗效相当,而对改善患者脾肾不足型中医症状方面更优于地屈孕酮。此经验方具有临床可行性及可重复性。
杜丽[8]（2020）在《基于“毒-效-证”相关性的乌头用药规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厘清川乌头与草乌头分化应用的时间节点及毒、效特点,搜集历代乌头方剂,构建方药数据库,对炮制、用量、用法、剂型、配伍药物、主治病证等进行数据挖掘,探讨乌头增效减毒的用药规律,以期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归纳法梳理中医历代文献方药资料,探讨乌头的毒效特征及影响毒效的相关因素,考辨川、草乌分化应用的由来;运用数据挖掘技术,通过频数统计、聚类分析等方法,探讨乌头的增效减毒方法及其与主治病证相关的用药配伍规律。结果:1.川乌头与草乌头分化应用的时间节点至少在唐朝后期,已早于宋代本草记述而先于临床应用。2.川、草乌的毒效特点为疏利迅速、开通关腠,大辛大热、祛风逐寒,毒紧性烈、善起沉疴,引经报使、直达病所;影响乌头毒、效的相关因素,包括剂型、炮制、用法、用量、病证、配伍、体质等。3.通过合理配伍可增效减毒,常用方法有:配伍辛味之品以祛邪,诸辛并用,祛风湿邪,辛温同用,祛瘀止痛;配伍辛香之品以行气活血;配伍苦咸寒之品以疗痈疡;配伍息风止痉药以疏风;配伍温里之品以温脏祛寒;配伍有毒药物以毒攻毒。配伍甘味之品以缓毒;配伍益气补脾之品以扶正克毒;配伍酸敛药物以制辛烈;配伍滋阴之品以防伤阴;配伍寒凉药以制热毒。4.川乌最常配伍温里、祛风寒湿、补虚、息风止痉、祛痰、活血化瘀等药物,如肉桂、防风、当归、天麻、天南星、川芎等,主要治疗痹证、中风、痛症、疮疡病类、头痛等疾病,常见证候有寒痛证、虚寒证、风寒湿证、痰瘀互结证、寒凝气滞证等。草乌最常配伍祛风湿、祛痰、活血化瘀、息风止痉、补虚、温里等药物,如羌活、半夏、乳香、天麻、甘草、干姜等,主要治疗疮疡病类、痹证、痛症、骨伤科等疾病,常见证候有寒痛证、风寒湿证、热毒证、风寒冷毒证等。结论:1.乌头毒效一体,其祛风逐寒、温经止痛之效与辛烈温燥之毒,皆源于其味之辛、性之热。2.川乌、草乌二者的主要功效为祛风除湿,温经逐寒,通痹止痛,其主要中毒机制为倾损中和、泄人真元、燥热耗阴、损伤胎元,草乌的药力更强、毒性更大,川乌毒性稍缓、兼有温补之功。3.古代乌头多以炮制品入药。川乌、草乌多配伍辛、温,归肝经、脾经的药物。4.性味既是乌头毒、效之源,亦是影响毒效发挥的关键。合理调整乌头剂量,可控毒减毒,结合给药途径、剂型、主治病证、年龄、体质等因素,酌情施药,是保证乌头临床安全用药的有效方法。
王思特[9]（2020）在《文化人类学语境下的中医音乐治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医音乐治疗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最早可追溯到巫术丛林时代,但是其思想观念和实践经验却散落在各类浩瀚的文献中,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上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音乐治疗的理论和方法传入我国,90年代开始来自中医学界和音乐学界的学者带着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探索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音乐治疗体系。但由于中西方医学理论体系的不同,西方音乐治疗建立在形式逻辑和系统实验方法基础上,中医音乐治疗以象数模型和辨证思维为基础,其理论语言具有抽象性和不可证伪性,在当代世界音乐治疗体系中鲜有话语权。如何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建立既有本土化特色又能比肩现代西方医学的中医音乐治疗体系,不仅是一个医学技术和方法论问题,更是一个需要反思的文化问题。将中医音乐治疗的研究放入到文化人类学的语境下,以“多元”视角构建中医音乐治疗研究的三维立体空间,即历史语境空间、跨学科语境空间、跨文化语境空间,通过回望传统、关照当下、放眼世界、谋求中医音乐治疗未来发展的格局,通过对中医音乐医疗与西方音乐治疗的比较,揭示中医音乐医疗的本土化特征和独特的时代价值。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历史文献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美学分析与文化分析方法。首先,追溯巫术文化语境下音乐治疗的发展与变迁,揭示巫术音乐治疗与中医音乐治疗的关系及其当代回归。巫术音乐治疗,在其观念表达上不仅显示出与中国传统医学的“分而未离”,也与现代医学模式“生理-心理-社会”不谋而合,巫术音乐治疗的当代回归,不仅是民间自发的养生文化现象,也折射出对当代医学困境的反思;其次,挖掘传统文化语境下中医音乐治疗的文化基因,梳理儒道文化中的音乐治疗思想、观念和实践。“阴阳”“五行”的音乐治疗观往上可追溯到上古农耕时代的自然观和殷商时期的五方观念,向后则影响了儒道两家音乐治疗的观念、理论和实践,传统文化的基因决定了中医音乐治疗区别于现代西方音乐治疗的本土文化特征,也决定了中医音乐治疗的理论体系、思维方法、价值理念和临床运用;再次,分别展开美学向度和医学向度的理论研究,通过对音乐与医学关系的分析,建立一个不同学科之间平等对话的语境。运用普遍与个案结合的方法讨论音乐“美”的治疗价值,从美学现象分析中,归纳出音乐“美”具有“共振刺激”“平衡补泄”“反映移情”的治疗功能,以及表现为“生理”“心理”“社会”三个层面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治疗机制。从中医方法论出发,总结中医音乐治疗的思维方式、现代医学价值及其文化内涵,中医文化、传统文化与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具有多层次同构关系,在微观层次上表现出乐理与医理的同构,在中观层次上是文化基因的同构,在宏观层次上由人类学视角体现出“本民族”、“本土化”的健康理念和生命意识;最后,将西方音乐治疗与中医音乐治疗进行跨文化比较,在跨文化语境中审视中医音乐治疗“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及意义,正是中西方文化既有差异又有共振的现象,才使中医音乐治疗的“本土化”走向“国际化”成为可能。
周宣妮[10]（2020）在《《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节选）汉译英翻译实践报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历史绵延五千年,中医文化与巫文化则根植于这块土地,成为古代乃至当代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巫的基因潜藏于中医文化之中,既是其有别于西医的显着特点,又是掣肘其今后发展的理论障碍。故而,笔者选取《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节选）一书进行翻译实践,并基于实践中遇到的重难点撰写相关实践报告,旨在丰富“功能目的论”在医经翻译领域的研究成果,促进中医文化外宣事业的发展。笔者选取该书第二章第一节作为源文本,并以“功能目的论”作为理论指导,从词汇、句法层面,对大量翻译实例进行分析,旨在探讨目的论的“忠实”与“连贯”原则在医经及医学史类文本翻译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对翻译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重难点进行分析归纳之后,选取中医与巫术专用术语、典籍书名、历史文化负载词三个部分进行词汇层面探讨。并采取归化策略,即:释义法、综合法、仿造法、套译法,与异化策略:音译、直译、文内加注等多种方式进行翻译。在句法层面,中英文法差异较大。因此在翻译中文无主句时,译者采取拆分短句、补充主语、非谓语动词转化等方法提取文内逻辑关系,辨清主从,对源语段进行短句切分,增添缺省,重新整合。竹节句英译方法则包括顺译法、增译关联词与拆分短句,使形散的中文句式转化为逻辑结构严明的英文。报告认为,归化策略能提升译文的可接受性,异化策略则能保留原文异域性质,译者需根据不同的目的与需求,适时调整策略,在实现“忠实”于原文与保持译文“连贯”之间取得微妙平衡。随着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进程加快,保留一定的异质特征反而有助于实现文化传播的目的。中医术语英译和中医文化的传播是医经翻译中的重难点。此次翻译实践过程中,笔者以文化外宣为目的,探求多样化的翻译方法,平衡“忠实”与“连贯”原则,旨在形成具有异域特征的中医文化译本,丰富医经及中医医学史领域文本的英译研究成果,为中医医经英译实践提供借鉴方法,并助力中医文化对外宣传,讲好中医学故事。
二、中医是怎样治病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医是怎样治病的（论文提纲范文）
（1）祖父之死与鲁迅对中医的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 一、“药引奇特”：鲁迅批判中医的理由难以成立 |
| （一）医术与中医的用药 |
| （二）中西医比较与中医的局限 |
| （三）“骗子”与中医的医德 |
| （四）诊费昂贵与中医的价值 |
| （五）名医与不治之症 |
| （六）孤证与批判的依据不足 |
| 二、周建人的回忆：何廉臣为初病的鲁迅祖父诊断的行为及过程 |
| （一）突发疾病 |
| （二）及时延请何廉臣 |
| （三）诊断过程 |
| 1．鲁迅祖父就诊时的身体与精神状态。 |
| 2．何廉臣的诊断行为及过程。 |
| 三、无法调和的冲突：鲁迅对何廉臣诊断行为的知晓及可能反应 |
| （一）鲁迅对祖父的病及何廉臣前来诊断的行为及过程当有详尽了解 |
| 1．长子长孙地位决定了家中大事会及时向鲁迅告知。 |
| 2.1906年鲁迅回绍兴时对祖父的病及何廉臣前来诊断的过程当会作详尽了解。 |
| 3．与周作人同赴日本，对祖父的病及何廉臣前来诊断过程的认识会不断加深。 |
| （二）鲁迅对祖父的情感 |
| （三）鲁迅对何廉臣诊断行为及过程的可能认识 |
| 1．两个“何医生”的原型与何廉臣。 |
| 2．何廉臣拒绝治疗的行为与人性恶。 |
| 3．何廉臣曾经的行为与鲁迅的“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 |
（2）中国共产党对中医文化的传承（论文提纲范文）
| 一、五千年历史中的珍贵品 |
| (一)对中医功绩的认识 |
| (二)提出中医对全世界有贡献 |
| (三)认识中医的“中”“本”“防” |
| 二、关注中医，重视中医 |
| (一)近代中医受到冷落 |
| (二)中国共产党对中医的关注和重视 |
| (三)传承好、发展好中医 |
| 三、传承中医文化，保护人民身体健康 |
| (一)重视防疫 |
| (二)重视治疗常见病 |
| (三)重视广大基层的医疗卫生工作 |
| (四)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 |
| 四、传承中医文化，坚持预防为主的方法 |
| (一)毛泽东、周恩来时代的“预防为主” |
|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预防为主” |
| 五、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新医学 |
| (一)中西医结合 |
| (二)创造中国新医学 |
| (三)新时代的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 |
（3）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4）近代云南教会医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近代云南教会医院的创办背景 |
| 第一节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教会医院的创办 |
| 第二节 基督教在云南传播 |
| 一、基督教在云南的初期传播 |
| 二、基督教在云南传播的突破性发展 |
| 三、基督教在云南传播的高潮 |
| 第三节 近代云南创办教会医院的地理因素和社会需要 |
| 一、地理因素 |
| 二、社会需要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云南教会医院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初创时期(1901—1919) |
| 第二节 发展时期(1920—1949) |
| 第三节 云南解放与教会医院的改造(1950—1952) |
| 小结 |
| 第三章 云南教会医院的医疗卫生活动 |
| 第一节 教会医院的卫生防疫活动 |
| 一、宣传普及卫生意识 |
| 二、参加卫生防疫活动 |
| 第二节 开办护士学校 |
| 一、大理内地会福音医院私立护士学校 |
| 二、惠滇医院高级护士职业学校 |
| 第三节 治病救人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云南教会医院本土化的“缩影”:惠滇医院 |
| 第一节 惠滇医院的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惠滇医院本土化的具体表现 |
| 一、医教分离——惠滇医院的正规化 |
| 二、惠滇医院加深与社会各界的合作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云南教会医院的认识与评价 |
| 第一节 教会医院为近代云南培养了医疗人才 |
| 第二节 促进云南中、西医融合,在救死扶伤中发挥作用 |
| 第三节 一定程度上改变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卫生观念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5）“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表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绪论 |
| 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中医药文化的当代价值凸显 |
| 1.1.2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受到各方重视 |
| 1.1.3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
| 1.1.4 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助推“一带一路”倡议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有助于推动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深入研究 |
| 1.2.2 有助于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 |
| 1.2.3 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 |
| 2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 2.1 研究对象 |
| 2.2 概念界定 |
| 2.2.1 荆楚文化 |
| 2.2.2 中医药文化 |
| 2.2.3 荆楚中医药文化 |
| 2.2.4 “一带一路” |
| 2.2.5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3.1 研究思路 |
| 3.2 研究方法 |
| 4 研究内容与基本框架 |
| 4.1 研究内容 |
| 4.2 基本框架 |
| 5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5.1 研究重点 |
| 5.2 研究难点 |
| 5.3 创新之处 |
| 第二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特征 |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 |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历史影响 |
| 2.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孕育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1.1 孕育发展期(远古-商朝) |
| 2.1.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定型期与历史影响 |
| 2.2.1 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 |
| 2.2.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快速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3.1 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 |
| 2.3.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4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继承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4.1 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 |
| 2.4.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5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高峰期与历史影响 |
| 2.5.1 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 |
| 2.5.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6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徘徊期与历史影响 |
| 2.6.1 发展徘徊期(1912 年-1949 年) |
| 2.6.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7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恢复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7.1 恢复发展期(1949 年-20 世纪末) |
| 2.7.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8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全面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8.1 全面发展期(21 世纪以来) |
| 2.8.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与发展规律 |
| 3.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 |
| 3.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规律 |
| 4 本章小结 |
| 第三部分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理论基础 |
| 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 |
| 1.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的提出 |
| 1.2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
| 1.3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内涵要义 |
| 1.4 中医药文化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 |
| 2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 |
| 2.1 文化对外传播的内涵要义 |
| 2.2 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价值 |
| 2.3 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 |
| 2.4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第四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与启示 |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发展阶段与传播学分析 |
| 1.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孕育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1.1 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 |
| 1.1.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黄金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2.1 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 |
| 1.2.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3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发展滞缓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3.1 发展滞缓期(1912 年-1978 年) |
| 1.3.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4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全面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4.1 全面发展期(1978 年以来) |
| 1.4.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经验启示 |
| 3 本章小结 |
| 第五部分 案例分析:中阿中医中心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1 中阿中医中心建立背景 |
| 1.1 历史基础 |
| 1.1.1 中医药医疗实践基础 |
| 1.1.2 中医药文化传播基础 |
| 1.2 现实因素 |
| 1.2.1 阿尔及利亚人民不断增长的卫生健康需求 |
| 1.2.2 中医药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 |
| 2 中阿中医中心建设概况 |
| 2.1 建设过程 |
| 2.2 建设模式 |
| 2.3 建设成效 |
| 2.4 建设困境 |
| 3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实践分析 |
| 3.1 传播主体分析 |
| 3.2 传播内容分析 |
| 3.3 传播媒介分析 |
| 3.4 传播受众分析 |
| 3.5 传播效果分析 |
| 4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反思 |
| 5 本章小结 |
| 第六部分 构建“一带一路”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 1 “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意义 |
| 1.1 坚定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彰显荆楚中医药文化独特魅力 |
| 1.2 增强荆楚中医药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
| 1.3 服务“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助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
| 2 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对策建议 |
| 2.1 加强顶层设计,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建设有机对接 |
| 2.2 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挖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普适价值 |
| 2.3 增强多元传播要素的协同效应,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 3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二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大事记 |
| 附录三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大事记 |
| 附录四 专家官员访谈录 |
| 4-1 温长路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2 吕文亮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3 巴元明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4 周仲瑜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5 胡峰队长访谈录(节选) |
| 4-6 王莎主任电话访谈录(节选) |
| 4-7 胡海涛老师访谈录(节选) |
| 附录五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编(译)着作 |
| 致谢 |
（6）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岭南中医妇科治疗月经病学术源流及诊疗特色整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岭南中医妇科流派源流 |
| 第一节 岭南中医妇科流派形成的背景 |
| 一、岭南中医妇科的形成因素 |
| 二、岭南中医妇科的源流 |
| 第二节 岭南中医妇科流派治疗月经病的学术特点 |
| 一、传承发扬中医,创新中医理论 |
| 二、百病生于气,重视调理气机 |
| 三、因地制宜,注重湿热致病,顾护气阴 |
| 四、四诊合参,重视望诊、脉诊 |
| 五、心身同治,调畅情志,重视情志治病 |
| 六、调理肾脾,先天与后天并重 |
| 七、用药轻灵,善用南药花药 |
| 八、结合岭南饮食文化,药食同源,重视药膳 |
| 第三节 岭南中医妇科与国内其他妇科流派治疗月经病特色比较 |
| 第二章 岭南中医妇科名家治疗月经病的学术经验 |
| 第一节 研究纳入标准 |
| 一、岭南中医妇科名家研究的纳入标准 |
| 二、流派研究的纳入标准 |
| 三、排除标准 |
| 四、纳入结果 |
| 第二节 清代岭南中医妇科名家 |
| 一、何梦瑶 |
| 二、刘渊 |
| 三、何守愚 |
| 四、潘名熊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中医妇科名家 |
| 一、吕楚白 |
| 二、吕安卿 |
| 三、谢泽霖 |
| 四、郭梅峰 |
| 第四节 新中国成立后岭南妇科医家 |
| 一、罗氏妇科 |
| 二、蔡氏妇科名家 |
| 三、其他妇科名家 |
| 第三章 名家及传承人的访谈 |
| 第一节 访谈法研究概述 |
| 一、访谈方式 |
| 二、访谈的研究步骤 |
| 第二节 访谈名家 |
| 一、访谈中医名家李丽芸教授 |
| 二、访谈中医名家王小云教授 |
| 三、访谈中医名家蔡妙珊教授 |
| 第三节 访谈中医名家传承人 |
| 一、采访题目 |
| 二、采访时间地点 |
| 三、采访目的 |
| 四、访谈概要 |
| 第四节 岭南中医妇科学术流派的学术思想传承主线 |
| 一、罗氏妇科的主要学术传承思想 |
| 二、蔡氏妇科学术思想传承 |
| 三、本研究的创新性 |
| 第四章 李丽芸教授经验方治疗黄体功能不全致经期延长的临床疗效观察 |
| 第一节 研究方案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对象 |
| 三、实验方案 |
| 四、观察指标 |
| 五、数据管理及统计分析 |
| 第二节 研究结果 |
| 一、一般临床资料观察 |
| 二、疗效标准及结果 |
| 三、讨论 |
| 四、结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8）基于“毒-效-证”相关性的乌头用药规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提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乌头相关文献研究 |
| 一、乌头名称衍变及川乌、草乌分化考辨 |
| 二、乌头产地及基原考证 |
| (一) 产地考证 |
| (二) 基原考证 |
| 三、乌头之毒 |
| (一) 毒性源流 |
| (二) 中毒机制 |
| (三) 中毒表现 |
| (四) 中毒解救 |
| (五) 使用禁忌 |
| (六) 配伍禁忌 |
| (七) 炮制减毒 |
| (八) 配伍减毒 |
| 四、乌头性效 |
| (一) 性味归经 |
| (二) 功效主治 |
| (三) 性效特点 |
| 五、影响乌头毒、效的相关因素 |
| (一) 药材品质 |
| (二) 用量 |
| (三) 用法 |
| (四) 剂型 |
| (五) 配伍 |
| (六) 煎煮时间 |
| (七) 病证 |
| 第二部分 乌头减毒增效用药规律研究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内容 |
| (一) 数据库选择标准 |
| (二) 乌头方信息数据库构建 |
| 三、研究方法 |
| (一) 数据挖掘技术 |
| (二) 数据标准化处理 |
| (三) 统计学方法 |
| 四、研究结果 |
| (一) 历代含乌头方剂基本情况分析 |
| (二) 给药途径分析 |
| (三) 炮制分析 |
| (四) 剂型分析 |
| (五) 其它毒效相关因素分析 |
| (六) 量效关系研究 |
| (七) 乌头方配伍规律分析 |
| 第三部分 讨论 |
| 一、乌头毒效的辩证关系 |
| (一) 毒效一体 |
| (二) 毒效两面性 |
| 二、影响乌头毒效的相关因素分析 |
| (一) 炮制 |
| (二) 剂型 |
| (三) 单复方及是否含酒 |
| (四) 用量 |
| (五) 给药途径 |
| (六) 配伍方法 |
| 三、乌头主治病证用药规律分析 |
| (一) 痹证 |
| (二) 痛症 |
| (三) 寒痛证 |
| (四) 风寒湿证 |
| (五) 中风病 |
| (六) 疮疡病类 |
| (七) 虚寒证 |
| (八) 热毒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查新报告 |
| 发表论文 |
（9）文化人类学语境下的中医音乐治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1 研究的缘起 |
| 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 “中医音乐治疗”在中医学学科体系内的概念和研究范围 |
| 2.2 “中医音乐治疗”在音乐学学科体系内的概念和研究范围 |
| 2.3 “中医音乐治疗”之中医学与音乐学的关系 |
| 2.4 “文化人类学”相关概念 |
| 3 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
| 3.1 中医学界的研究 |
| 3.2 音乐学界的研究 |
| 3.3 其它领域的研究 |
| 3.4 问题与展望 |
| 4 研究目标和主要内容 |
| 4.1 研究目标 |
| 4.2 主要研究内容 |
| 5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部分 起源与变迁:巫术文化语境下的中医音乐治疗 |
| 1 舞、医、巫同源 |
| 2 巫术音乐治疗的文化功能 |
| 2.1 反抗厌胜型的巫术音乐治疗 |
| 2.2 宗教祭祀型的巫术音乐治疗 |
| 2.3 养生娱乐型的巫术音乐治疗 |
| 3 巫术音乐治疗的观念表达 |
| 3.1 自然观:从调和自然到调和身心的交感音乐巫术 |
| 3.2 社会观:从群体认同到跳神通灵的踏歌狂舞 |
| 3.3 生命观:从生育繁衍到祈求长生的歌唱巫术 |
| 4 巫术音乐治疗的变迁与当代回归 |
| 4.1 巫术音乐治疗与中医文化 |
| 4.2 巫术音乐治疗的当代回归 |
| 5 小结 |
| 第二部分 基因与传承：传统文化语境下的中医音乐治疗观 |
| 1 “阴阳”“五行”音乐治疗观 |
| 1.1 象数思维的音乐理论 |
| 1.1.1 音乐起源思想 |
| 1.1.2 音乐实践活动 |
| 1.1.3 音乐律制 |
| 1.1.4 音乐与健康 |
| 1.2 沟通天人的古琴音律 |
| 1.2.1 器物层面的天人合一 |
| 1.2.2 演奏状态的天人合一 |
| 1.2.3 从古琴律学到五行音乐疗法 |
| 1.3 五行音乐疗法的多层思维 |
| 1.4 “阴阳”“五行”音乐治疗观评述 |
| 2 儒家文化语境下的音乐治疗观 |
| 2.1 礼乐养生观 |
| 2.2 美善相“和” |
| 2.3 仁义道德观 |
| 3 道家文化语境下的音乐治疗观 |
| 3.1 “有声之乐”的动态养生 |
| 3.1.1 游戏与自娱 |
| 3.1.2 长啸放情 |
| 3.2 “无声之乐”的静观养生 |
| 3.2.1 “大音希声”的养生内涵 |
| 3.2.2 养生之乐的“音”“心”关系 |
| 3.2.3 “平和”“淡和”之乐养生 |
| 3.3 “非礼”“求真”与超越生死的生命观 |
| 3.3.1 从“非礼”到“求真” |
| 3.3.2 超越生死的生命观 |
| 4 小结 |
| 第三部分 审美与健康:美学语境下的中医音乐治疗 |
| 1 中医音乐治疗与音乐美学 |
| 1.1 音乐美学的相关概念 |
| 1.2 美学语境研究的必要性 |
| 1.3 音乐美学在中医音乐治疗中的运用 |
| 2 音乐“美”的治疗价值论 |
| 2.1 音乐“美”的治疗价值 |
| 2.2 具有治疗价值的音乐“美” |
| 2.2.1 音乐“美”的探讨 |
| 2.2.2 具有治疗价值的音乐“美”的内容 |
| 2.3 治疗音乐的价值构成与价值评价 |
| 2.3.1 技术构成与价值构成 |
| 2.3.2 价值评价与价值取向 |
| 3 音乐“美”的治疗功能与治疗机制——以阮籍的《乐论》与《酒狂》为例 |
| 3.1 阮籍的《乐论》 |
| 3.1.1 《乐论》的成书时间 |
| 3.1.2 调和儒道的理性主义 |
| 3.2 阮籍的《酒狂》 |
| 3.2.1 音乐结构的规整 |
| 3.2.2 乐思材料的统一 |
| 3.2.3 调式的统一 |
| 3.2.4 “偏离—回归”的生命现象 |
| 3.2.5 理性主义的生命哲学 |
| 3.3 音乐“美”的治疗功能和治疗机制 |
| 3.3.1 “共振刺激”治疗功能 |
| 3.3.2 “平衡补泄”治疗功能 |
| 3.3.3 “反映移情”治疗功能 |
| 3.3.4 三个层面的治疗机制 |
| 4 小结 |
| 第四部分 方法与哲学:哲学语境下的中医音乐治疗 |
| 1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中医与传统音乐的关系 |
| 1.1 同根同源的文化滥觞 |
| 1.2 传统基因的文化共振 |
| 1.2.1 阴阳——消长起伏的生命现象 |
| 1.2.2 五行五音五脏——天人合—的整体观 |
| 1.2.3 中正平和——治未病思想 |
| 1.3 殊途同归的终极关怀 |
| 2 中医文化视域下的音乐养生思想 |
| 2.1 以乐养气 |
| 2.2 以乐养德 |
| 2.3 以乐养形 |
| 2.4 以乐养神 |
| 2.5 古代音乐养生思想的现代价值 |
| 3 中医音乐治疗的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 |
| 3.1 乐能乱阴阳,亦能调阴阳——负反馈控制法 |
| 3.2 乐者乐也——意象与联觉 |
| 3.3 中医方法论与艺术思维相互交融 |
| 3.4 与现代科学方法论不谋而合 |
| 4 中医音乐治疗的现代医学价值与文化内涵 |
| 4.1 古代中医音乐治疗的现代医学价值 |
| 4.1.1 声波治疗 |
| 4.1.2 诱发“α波” |
| 4.1.3 音乐引导想象 |
| 4.1.4 对现代医学的借鉴意义 |
| 4.2 古代中医音乐治疗的文化内涵 |
| 4.2.1 微观层次——乐理与医理的同构 |
| 4.2.2 中观层次——文化基因的同构 |
| 4.2.3 宏观层次——本土化的生命意识 |
| 5 小结 |
| 第五部分 冲突与发展:文化比较语境下的中医音乐治疗 |
| 1 西方音乐治疗的历史和观念 |
| 1.1 起源与神话 |
| 1.2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公元前5世纪—公元3世纪) |
| 1.3 中世纪时期(3-14世纪) |
| 1.4 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14-17世纪) |
| 1.5 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时期(17-19世纪) |
| 2 中医音乐治疗的历史和观念 |
| 2.1 起源与神话 |
| 2.2 春秋至秦汉时期(公元前5世纪—公元3世纪) |
| 2.3 魏晋隋唐时期(3-10世纪) |
| 2.4 宋元明清时期(10-19世纪) |
| 3 中西音乐治疗的历史和观念比较 |
| 3.1 起源观念的比较 |
| 3.2 古希腊与春秋秦汉时期的比较(公元前5世纪—公元3世纪) |
| 3.2.1 音乐和谐观 |
| 3.2.2 调式与健康 |
| 3.3 3-19世纪的比较 |
| 3.3.1 人的觉醒 |
| 3.3.2 类同相召 |
| 3.4 19世纪以后的比较 |
| 4 中医音乐治疗的“本土化”与“国际化” |
| 4.1 “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内涵 |
| 4.2 中西音乐医疗文化中的通约性问题 |
| 4.2.1 可通约性 |
| 4.2.2 难以通约性 |
| 4.3 “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
| 4.3.1 可通约性是“国际化”的基础 |
| 4.3.2 难以通约性体现“本土化”的特色 |
| 4.3.3 信息论美学对“本土化”和“国际化”的意义 |
| 5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节选）汉译英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翻译任务描述 |
| 1.1 任务背景 |
| 1.2 任务意义 |
| 1.3 医经翻译研究综述 |
| 第二章 翻译文本分析 |
| 2.1 文本来源 |
| 2.2 文本内容 |
| 2.3 文本特征 |
| 第三章 翻译过程描述 |
| 3.1 译前准备 |
| 3.1.1 平行文本梳理 |
| 3.1.2 翻译辅助工具及术语库运用 |
| 3.1.3 翻译理论选择 |
| 3.2 译中过程 |
| 3.3 译后审校 |
| 第四章 目的论指导下的翻译案例分析 |
| 4.1 目的论指导下的词汇层面译例分析 |
| 4.1.1 中医与巫术专用词汇的翻译 |
| 4.1.2 典籍书名的翻译 |
| 4.1.3 历史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
| 4.2 目的论指导下的句法层面译例分析 |
| 4.2.1 无主句的翻译 |
| 4.2.2 竹节句的翻译 |
| 4.3 翻译实践小结 |
| 第五章 翻译实践总结 |
| 5.1 实践收获与启发 |
| 5.2 实践问题与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翻译任务原文及译文 |
| 附录二 术语表 |
| 致谢 |
四、中医是怎样治病的（论文参考文献）
- [1]祖父之死与鲁迅对中医的批判[J]. 李城希. 绍兴鲁迅研究, 2021(00)
- [2]中国共产党对中医文化的传承[J]. 曹应旺.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2)
- [3]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
- [4]近代云南教会医院研究[D]. 潘硕.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5]“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D]. 毛和荣. 湖北中医药大学, 2021(01)
- [6]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7]岭南中医妇科治疗月经病学术源流及诊疗特色整理研究[D]. 王彦彦.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0(09)
- [8]基于“毒-效-证”相关性的乌头用药规律研究[D]. 杜丽.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20(01)
- [9]文化人类学语境下的中医音乐治疗研究[D]. 王思特.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20(02)
- [10]《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节选）汉译英翻译实践报告[D]. 周宣妮. 湘潭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