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卫生部护理中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的任务是什么?（论文文献综述）
李全平[1]（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表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李宁[2]（2020）在《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会医学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亡,历经近百年崎岖波折又波澜壮阔的历史。“齐鲁医学”曾经是中国教会医学的一张“名片”,其典型性和代表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齐鲁医学”的发展历程几乎贯彻整个山东教会医学从起源到消亡的全部过程,代表着山东教会医学的最高水平,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北协和、南湘雅、西华西”等国内三大头牌医学齐名,并称为“东齐鲁”,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齐鲁医学”品牌由英美加中四国共同缔造和培育,其人员和经费至少由四个国家的十三个基督教组织供给,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点资助的医学机构之一,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对不同势力态度的矛盾性恰好为研究“齐鲁医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绝佳机会;三是“齐鲁医学”由教会医学向“人民医学”转型的过程异常复杂,经历了南迁福州、内部分裂、派系争斗、与美决裂、思想改造等多重洗礼,最终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完成蜕变与重生,其过程既具有全国教会医学转型的通性特征,又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对于整个教会医学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齐鲁医学”的转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势力的怂恿和西方差会的鼓动下,齐鲁医学院做出了南迁福州的决定,大部分医学教授和本科生由山东济南迁往福建福州,齐鲁医院和少部分师生继续留守济南。不久,医预科随文理学院南迁杭州。一时间国内出现三处齐大校区和两个领导核心,形成南北对峙。南迁不仅造成“齐鲁医学”的内部分裂和派系对立,更为后来被新政权认定为“落后”和“反动”埋下了伏笔。随着杭州和福州的相继解放,齐鲁医学院在南迁一年之后选择回迁济南,“齐鲁医学”在形式上实现了合体和统一,但是南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旧有矛盾的积累效应下被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校权之争。以吴克明为代表的亲国民党守旧势力与以杨德斋为代表的亲共产党新晋势力为获得学校控制权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新派势力在新政权的支持下两次挫败“倒杨”运动,赢得校权之争的胜利。随后,“齐鲁医学”开启了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在齐鲁医院建立第一支党小组,不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积极向新政权靠拢。自1949年底收回校权到1952年院系调整,“齐鲁医学”随着齐鲁大学同步启动了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系统改革,开始了艰难而又深刻的历史转型。思想政治方面的改革是新政权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其他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针对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宗教氛围浓厚、“亲美”“崇美”思想严重、政治意识淡漠、片面强调专业技术等状况,新政权以齐大行政管理层和共产党工作小组为媒介,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开展爱国爱党教育、常规思政教育、亲苏学苏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使“齐鲁医学”广大师生和医护人员增加了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了解,提高了思想政治意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转向全面控诉美国侵略和爱国主义教育,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逐渐改造为反美仇美排美情绪,通过鼓励学生参军参干、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等实际行动与美国划清界限,将全体师生团结在爱党爱国拥军的旗帜下,为后来的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同时,“齐鲁医学”其他方面的转型改革亦在同步进行。在教学育人方面,齐鲁医学院积极响应新政府提出的“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在招生对象、招生名额、入学资格、培养目标、学制学时、教学课程等方面进行深刻改革,不断满足新中国对医学人才的迫切需求。在社会服务方面,齐鲁医院主动参与灾区医疗救灾、疫病防治服务、公共卫生教育,将发挥专业优势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齐鲁医学院及齐鲁医院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中外教会拨款的传统方式,积极争取新政府的资助,通过有条件地接受捐赠、开展资产清查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多种途径拓展筹资渠道,最终与外国教会彻底割裂经济联系,完全实现了经济自立。上述改革措施的实施,既体现了新政权和新执政党对“齐鲁医学”提出的外在要求,也体现了“齐鲁医学”人审时度势、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调适和努力。1952年10月,齐鲁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走向消解,包括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在内的原有组织被撤并重组,随之而来的是“齐鲁医学”在性质内涵和组织属性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齐鲁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医学院,附属齐鲁医院则成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齐鲁医学”从此涅盘重生,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齐鲁医学”在名称、性质和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其优秀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的人文根脉得以传承和保留下来,并最终发展成当今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齐鲁医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教会医学与山东地方社会的互动史,二者互相影响、相互形塑而又彼此同化、趋于融合。“齐鲁医学”在西方传统与中国文化之间、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外国资源和本土力量之间、现代化转型与传统惯性之间不断寻求某种平衡,并以彻底本土化、中国化的结局完成转型使命。
徐驰[3]（2020）在《静脉用药调配中心静脉输液安全质量敏感指标的构建与应用》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本研究基于“结构-过程-结果”理论模型,通过德尔菲（Delphi）专家咨询法构建科学、灵敏、实用、统一的适合PIVAS静脉输液安全质量控制的敏感质量指标体系;将质量控制敏感指标应用于PIVAS静脉输液质量安全的现况调查,发现PIVAS静脉输液质量安全中存在的问题,为各PIVAS的相互交流与学习提供科学基础。方法（1）本研究以“结构-过程-结果”理论为理论模型,通过对文献的系统回顾,初步构建静脉用药调配中心静脉输液安全质量敏感指标;（2）在对两轮德尔菲专家咨询意见的汇总与统计后,筛选出评价指标,分析出专家的积极性、权威程度、意见集中程度及协调程度,形成静脉用药调配中心静脉输液安全质量敏感指标;（3）使用层次分析法及yaahp软件计算出评价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系数;（4）以方便抽样法选择青岛市5家静脉用药调配中心为评价对象,应用已构建的评价指标,对静脉用药调配中心的工作质量做出评价。结果（1）经过两轮德尔菲专家咨询,本研究得到以下结果:专家的积极程度分别为86.7%和100%;专家的权威程度分别为0.880和0.905;专家意见的协调系数分别为0.360和0.493,且P均小于0.001。（2）指标咨询结果:通过文献回顾法初步拟定的静脉用药调配中心静脉输液安全质量敏感指标包括3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及36个三级指标;根据第1轮函询结果:删除了2项三级结构指标;将过程指标中11项三级指标整合成4项,形成了第二轮专家咨询问卷,问卷指标涵盖3项1级指标,13项2级指标和27项3级指标;根据第2轮函询结果:修改了1项三级指标的名称,同时在第二轮问卷中就计算公式添加了备注和说明,最终形成静脉用药调配中心静脉输液安全质量敏感指标,内容涵盖一级指标3个,二级指标13个和三级指标27个。（3）运用层次分析法及yaahp软件计算出各项指标的权重系数,其中一级指标的权重系数分别是:结构指标为0.1429,过程指标为0.4286,结果指标为0.4286。（4）应用已构建的评价指标对青岛市5家静脉用药调配中心进行调查发现:5家PIVAS日人均工作量差异较大;静脉用药调配中心护理人员存在学历低,工龄短的问题;“药物调配无菌操作正确率”为94.78%-96.94%;各PIVAS的培训考核方式单一,尚缺乏科学全面的培训考核系统;部分静脉用药调配中心“药品效期和批号”、“账物相符率”合格率较低,“科室分装错误率”较高;临床科室对静脉用药调配中心“药品配送时间”满意度普遍较低;静脉用药调配中心工作人员对“工作压力与环境”、“薪酬与付出的比例”满意度较低。结论:本研究基于较成熟的“结构-过程-结果”的理论模型,采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构建的静脉用药调配中心静脉输液安全质量敏感指标科学合理、覆盖面全、条理清晰;采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模式,计算得到各评价指标的权重设置结果,具有科学性、可靠性;静脉用药调配中心静脉输液安全质量敏感指标帮助PIVAS发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静脉用药调配中心静脉输液安全质量敏感指标的构建为推进PIVAS质量监测和持续改善提供参考工具。
吕玉环[4]（2020）在《《东亚医疗及社会福利制度：探索其可持续性》翻译实践报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翻译实践报告所选文本《东亚医疗及社会福利制度:探索其可持续性》（以下简称《东亚医疗及社会福利制度》）,是由山口大学大学院东亚研究科成员编着的国际经营管理类书籍,于2018年3月23日由日本中央经济社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国际视角出发,分三部分共14个章节阐述了以东亚国家为主的医疗福利制度的构建及医疗经营现状,主要介绍了东亚各国医疗制度基本情况、医疗经营及地区医疗福利状况。其中,第一部分“东亚各国医疗制度简介”主要从六个视角介绍了日本、韩国、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同时介绍了英国的医疗保障制度与之进行比较;第二部分“医疗经营”主要从三个视角分别介绍了不同规模的公立医院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影响护士离职的因素、老后所需资金的推测分析;第三部分“地区医疗养老”则从五个视角分析了日本各地区预防医疗的动向、医疗地域变迁及其可持续性、地区全民医疗的公私协作及针对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必要医疗合作。本书属于企业管理专业类书籍,其分析的主要内容是医疗·福利系统的构建与相关设施的有效经营。以日本为首,从经营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考虑东亚医疗与养老的可持续性方案。本翻译报告通过分析原文,将专业术语和长句分为经济、医疗、护理3类。文中专业词汇表述严谨、准确,需要准确充分的把握原文信息,避免漏译、错译。为此,有必要在翻译过程中考虑中文译文读者的思维习惯,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例如直译、变译、加注解释法等。此外,由于中日语言上的差异,且日语文章的逻辑性与汉语不同,因此翻译时语言的逻辑转换也是不可缺少的。原文的逻辑性如果直接套用在译文上,原文的本意可能会有所偏差。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翻译时需要通过逻辑补充、逻辑转换、逻辑重构等翻译方法来保障译文的逻辑性。此外,该文本由不同作者共同编着而成,所以各章节之间的语言表达存在差异,所以本翻译报告在保证译文内容准确的前提下,尽力还原作者的语境语气及写作风格?只有把握医疗、养老类书籍的文体特征,才能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其语言结构特色,并做到有的放矢,翻译出更为地道、专业的译文文本?本翻译实践报告参考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所提出的翻译标准“信、达、雅”,对文本中所出现的专有名词、复杂长句等翻译重点及难点进行分析。对原文要遵守“信”,对译文要保证“达”,对译文表达要追求“雅”。原文主要是以医疗为研究目的的着作,在本次翻译中对“信、达、雅”的理解为:“信”是对原文的理解;“达”是译文与原文的契合度;“雅”是译文表述的可接受度。在实际进行翻译工作时,针对专业词汇采用了直译、变译及加注解释的翻译方法;针对文本翻译采用了逻辑增补、逻辑转换与逻辑重组的翻译策略。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保证行文流畅,处理好译文与原文的关系,结合上下文语境探究文中所蕴含的逻辑关系,进而翻译出译文读者所能接受的文本。本翻译实践报告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章:对笔者所选文本的执笔机关、文本特点及在翻译过程中所参考的翻译理论进行简单介绍;第二章:主要从词语和句子两个方面结合严复的“信、达、雅”翻译理论进行分析,简析医疗经营类文本的翻译特点并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进行翻译;第三章:此次翻译实践的总结及感想。随着现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快速发展,为促进相关知识和理论的完善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医疗、福利制度相关书籍的翻译变得越来越重要。本翻译报告的目的是了解东亚各国的医疗及福利制度,分析原文语言的特征和表达的逻辑性。在此基础上,以编写专业且易懂的译文为目标。
王瑶华[5]（2020）在《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文中研究指明西方史学界一直以来对于中国近现代科技史极为关注,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身体史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近些年来,中国学者亦对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主要包括卫生与身体、医学与身体、身体政治、身体规训、女性身体研究等。但目前学界对于近代中国身体检查的研究分析还比较少,而体检问题的确是身体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领域。近代“身体检查”制度是西医生理解剖学身体观与检查机制的结合,旨在促进民众健康,同时协助安排重要的社会事件——入学、入伍、选择职业等。本论文即围绕近代中国的体检问题展开分析,结合医学化理论,对不同人群的体检过程做出详细梳理,并讨论它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丰富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医学史的研究内涵。本文通过文献调研、案例分析和多学科研究视角的综合运用,以晚清民国时期的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作为考察对象,从医学化理论的两大层面——制度与知识层面展开讨论,聚焦于学生、职业人员、孕产妇三类人群,阐述西方体检模式和制度在中国发展的过程。论文由此探讨近代中国身体医学化和身体标准化的问题,分析体检被纳入民众日常生活与国家现代化叙事的方式与过程。论文主体主要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本文的理论基础,即近代中国体检是如何在医学化的理论视角下被阐述的。接下来三大部分分别论述体检制度与实践中的三类人群,其中学生和职业人员是从医学化的第一个层面,政策制度与组织管理展开讨论,孕产妇则是从医学化的第二个层面,医学知识与疾病认识论展开分析。第五部分为讨论,尝试分析了体检中的身体认知观念,西医体检知识和制度在进入中国后如何与各种要素发生关联与互动,以及体检在国家和民族层面对国民健康身份的构建三大问题。对近代中国体检制度与实践的研究,归根结底,是对一种身体知识与技术在近代中国出现、应用与发生转变的过程的研究。由此,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五个结论:第一,体检与医学化问题密切相关,即身体在经历西方生物学和解剖学概念解释,并通过一系列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技术手段,逐步被纳入到医疗权力体系中,受到各种检查机制的管理。第二,医学化将体检由医院场域扩展到学校、军队、各种职业团体、孕产妇等特殊人群,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检成为一种标准化的活动和世俗化的制度安排,成为对某些“异常”身体进行构建和监管的技术手段。第三,体检制度在近代中国社会推广并逐渐成为由政府主导的行为,根本原因是身体认知观念的变化与检查身体方式的变化,即由中国传统取象类比,推求而得的观察方式,逐渐被遵循着科学语言的标准化检查方式所取代。第四,医学化两个层面在具体的体检实践中相互交叉,由此产生了背后复杂的互动网络。知识、技术、医护人员、潜在患者群体、各类相关机构等行动者的行为被叠加在一起,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得以显现。第五,体检在近代中国同整个国家和民族健康紧密联结在一起,它是一种国民健康身份认同技术。形形色色不同的身份正是在体检技术和与之相关的各种关系要素,以及国家民族现代性诉求的主流话语绘制下共同构建而成的。最后,在学术与现实意义上,期望本论文对于增进中国近代史、医学史、身体史等学术领域的研究能够有所贡献,并希望帮助我们分析当今社会体检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历史成因,反思当下身体是否过度医学化的现象。同时,也为当今学术界关于身体、医疗、卫生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可能的分析视角。
朱瑟夫（MIMBALE MOLANGA Joseph）[6]（2020）在《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应对研究》文中指出1976年刚果（金）首次爆发埃博拉以来,在44年时间里,该国历经十次疫情肆虐,成为遭遇埃博拉疫情袭击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国家。最新一次疫情于2018年8月爆发,是仅次于2013-2015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第二大埃博拉疫情。与此前肆虐的多次疫情不同,本次埃博拉病毒致病性强、病毒变异明显,给治疗和预防带来新的挑战。疫情扩散迅速、伤亡较大,快速向周边国家传播,然而,刚果（金）在应对中遭遇了国内的暴力和不信任危机、政治休整与阴谋论,让疫情的应对阴云密布。本次疫情爆发后迅速引起了世界关注,包括刚果（金）在内的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广泛关注和介入,成为疫情应对的重要支持力量。面对疫情,刚果（金）政府迅速采取行动,采取了一系列防控举措。这些措施包括:加强疫情监测,建立埃博拉治疗中心;监测病例或追踪传播途径;对疑似或确诊病例展开隔离;提高公众认知;开展疫苗接种行动;在受影响地区提供安全饮用水;监督安全体面的丧葬;加强跨界监测等在其他地区奏效的常规措施。然而,受到刚果（金）政府行政与管理能力所限,以及受影响地区的不安全状况,让这些原本对症的应对措施频频失效。美国、欧盟各国和中国等世界大国以各种形式参与了本次疫情应对。美国通过美援署和疾控中心捐款1.96亿美元,是刚果（金）此次疫情的最大捐助国,在疾病监测、传染预防和控制,安全体面的安葬,水卫生等领域采取积极行动,对快速发现病例、减少疫情蔓延具有重要意义。欧洲国家在欧洲联盟的框架内,通过派遣一线医疗队拯救生命,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措施,在当地社区之间开展合作和提高疾病认识以预防和控制疫情,提供保健服务以及安全体面的安葬等等有力的措施,为刚果（金）的埃博拉应对措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国也是非洲卫生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在本次埃博拉应对中,中国主要通过提供卫生基础设施、医疗设备、医药物资、捐赠埃博拉应对资金、通过共享的方式传递健康知识、提高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的治疗能力等方面提供援助,为刚果（金）的埃博拉应对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帮助。面对刚果（金）本次埃博拉疫情,各类国际组织积极展开各种形式的国际应对行动。首先,世卫组织也即世界卫生当局正在协调实地行动,动员各国对埃博拉应对展开资助,进行试验性疫苗的登记工作。世卫组织是在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高危地区部署最多资源和人员的国际组织。同样,世界银行也则致力于一线应对、加强卫生系统和准备等方面的,以减少病毒传播风险。刚果（金）的埃博拉应对措施也有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无国界医生组织、基督复临会发展和救济局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应对工作提供了饮用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方面最佳做法相关的专门知识。虽然在本次埃博拉的疫情应对中,刚果（金）政府和国际社会积极应对,但疫情却延绵不断,无法得到有效根除,其原因深刻而复杂。首先,刚果（金）国内的政治治理失序带来各类卫生项目的频频失败,本次疫情爆发在刚果（金）政局动荡和长期战乱的地区,不仅政府内部无法有效沟通协调抗疫举措,而且反对势力利用疫情不断制造暴力争端事件,让疫情应对项目无疾而终。第二,缺乏规划的外来援助让国际应对难以奏效。众多的外部应对组织和机构从自身经验出发提供各类援助,而刚果（金）国内缺乏对接此类援助的专业机构和人员,巨额的援助无法有效协调流向最需要援助的地区和人群。第三,脆弱的刚果（金）卫生系统无法应对国内不断出现的突发情况。刚果（金）政府出台的战略响应计划曾为疫情控制带来曙光,但行动中的暴力争端、卫生系统的不堪一击、专业医疗人员和物资的严重匮乏等屡屡给刚果（金）政府的行动带来执行中的巨大阻力。第四,受到政府行政能力的限制,各类应对措施的实际效应与预估效应相去甚远。
梁胜翔[7]（2020）在《我国西部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建设研究》文中指出研究背景2009年3月,我国启动实施覆盖全民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并将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作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过去的10年多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取得了显着的进展和成效,为改善居民健康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共卫生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缺乏合格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却成为影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质量的瓶颈问题。因此,自2010年开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培训在全国各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广泛开展,然而,一系列研究表明,当前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培训效果不佳,全国尤其是西部地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素质不高、服务能力不强的问题仍然得不到有效解决,其主要原因是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应该具备的核心能力不明确,导致培训项目设计缺乏核心能力理论支撑。国际上,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已相继建立了各自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核心模型,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能力建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以能力为导向的核心能力模型所驱动。目前,国内尚未见基于核心能力理论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的系统研究。研究目的本研究对重庆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现状及培训需求进行系统评估,并在建立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的基础上,开发出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培训项目设计）提供理论基础及依据,并为人员能力建设提出对策建议。研究方法1.研究地点选择:本研究根据地理位置和2016年的GDP情况,选择重庆市8个主城区和18个区/县作为研究地点,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91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4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48个乡镇卫生院）作为研究现场。2.定量研究:采用连续性抽样方法选取了1275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包括服务机构领导和一线工作人员）作为研究对象。自制调查问卷,分别对研究地点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现状及培训需求进行调查,调查项目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专业、职称、执业资格类别、工作岗位、工作经历、培训次数、培训需求（包括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内容、沟通能力、流行病调查、需求评估、干预措施制定、满意度调查或评价项目开展效果、授课技能9个维度）。采用Epidata 3.02软件建立数据库,使用SPSS 21.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的一般情况、人员能力现状及培训需求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对城市与农村、主城区与区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专业、职称等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采用卡方检验筛选培训需求的相关因素,再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方法对筛选出来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所有统计学检验均为双侧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定性研究:采用有目的抽样方法,在所选研究地点基层卫生机构中抽取负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的领导以及从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人员（兼顾各个项目）进行个人深入访谈（In-depth interview,IDI）,用信息饱和原则决定最终样本量。个人深入访谈根据事先制定的半结构化访谈题纲来进行,领导的访谈题纲内容主要包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力资源状况相关信息（即本单位工作人员数量、质量以及稳定性）、对当前人员培训的现状、当前培训项目存在的问题以及培训需求。一线工作人员的访谈题纲内容包括他们对自身服务能力的自我评估,他们对培训的参与情况,对当前培训的看法以及培训需求。所有访谈均在访谈对象所在卫生机构选择安静的办公室或会议室进行,每次访谈大约持续40-60分钟,在受访者的知情同意下,所有访谈均用录音笔进行了录音。最后,采主体框架分析法对所有访谈资料进行分析。4.德尔菲法:本研究共选择了17名来自中国东部、西部、北部和南部不同地区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领域专家参加两轮Delphi咨询。在Delphi咨询之前,通过文献研究、专家会议、岗位分析、专家会议等研究方法初步构建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以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初稿和咨询问卷。然后,经过2轮Delphi咨询构建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以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研究结果1.调查对象一般情况:问卷调查中,一共调查1275人,其中有效问卷1244份,有效率为97.6%。调查对象中,57.9%来自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4-34年龄段占38.7%,大部分（82.6%）为女性。学历以大专为主（62.3%）,93.1%的调查者接受过医学院校教育,40.8%为护理专业,超过一半（54.6%）的调查对象职称为初级。工作5年以上的占36.7%,72.6%的人员具有执业资格,执业护士占56.9%,大多数（83.7%）之前没有公共卫生相关工作经历,40.4%的人具有护理工作经历。一共纳入10个基层卫生机构的的10名领导和35名一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人员进行个人深入访谈。在10名领导中,超过一半（6位）是女性;超过一半的领导（6/10）年龄在30至40岁之间;大多数领导（8/10）工作年限在三年以上。在一线工作人员当中,超过一半（21/35）来自社区卫生中心,超过四分之三（27/35）是女性,绝大多数一线工作人员（32/35）的年龄≤40岁,大多数（21/35）的工作年限不到3年。2.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现状:在卫生人力资源数量方面,所有基层卫生机构领导认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编制及现有人员数量严重不足,特别缺全科医生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在人力资源能力素质方面,一线工作人员和领导都均认为,现有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学历低（学历以大专以下为主）、职称低（以初级职称为主）。总体而言,在学历构成上,78.5%为大专及以下学历;在专业构成,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背景的人员占比低,41%以上的工作人员为护理专业出身,尤其是城市和主城区的基层卫生机构,护士占比将近50%。只有5.9%的工作人员具有公共卫生专业背景;在职称构成上,初级职称或无职称工作人员占比达80%,而副高职称仅占3%。多数一线工作人员认为自身能力不足,难以胜任本职工作,尤其在一些对专业知识和技能要求高的服务项目（如健康教育、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等）完全胜任的工作人员不到一半,而且大多数人员不胜任的原因是因为知识和技能都缺乏。3.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现状:85%以上的工作人员在半年内最少接受过1次以上的培训。但是,绝大多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领导认为,目前的培训效果欠佳,培训并没有使人员能力得到根本提高。主要原因有:一是由于人员短缺,导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无法安排人员参加培训;二是目前的培训没有很好地组织,层层培训导致培训内容重复。此外,专业性强的培训（如重性精神病和慢病管理）没有由专业机构承担;三是当前的培训通常集中在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相关的政策和服务规范上,培训缺乏公共卫生核心能力的培训。同时,由于培训缺乏需求评估,导致部分培训项目与工作人员的实际需求不匹配;四是目前的培训形式单一,通常只通过讲座进行,或者以会代训,主要针对理论知识的传授,缺少实践操作层面的培训;五是大多数培训时间太短,培训时间碎片化,不能系统提高知识和能力;六是培训师资不固定、能力有待提高,同时,培训教材不统一,难以保证培训同质化。4.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培训需求评估: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人员培训需求的9个维度中,专业知识占91.3%,专业技能占84.6%,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内容78.8%,沟通能力64.3%,干预措施制定41.6%。需求评估占33.2%,流行病学调查32.5%,满意度调查或项目开展效果评价27.9%,授课技能占26.7%。通过二分类logistic回归对上述培训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人员培训需求受专业背景、学历、职称、执业资格类别以及工作岗位等多种因素影响,尤其工作岗位是9个维度培训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5.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的建立:经过2轮Delphi咨询,建立了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该框架由1个总功能（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维护公众健康）,8个子功能（“居民健康素养提升”、“居民健康信息管理”、“社区健康监测与需求评估”、“维护全生命周期健康”、“疾病预防与控制”、“社区卫生应急管理”、“多部门协作”、“政策、规划制定与评价”）构成。6.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的构建:通过两轮Delphi咨询,构建了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该核心能力模型由3个一级指标（包括专业知识、实践技能、理念与价值观）、19个二级指标（包括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知识、社区健康监测能力、社区健康需求评估能力、政策和干预措施制定及实施和评价能力、健康管理能力、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与应急处置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交流与沟通能力、管理和领导能力、基本科学研究能力及职业精神等）、60个三级指标（包括流行病与医学统计学、中医药健康管理知识、居民健康状况及疾病危险因素监测能力、参与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价的能力、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技能、慢病患者健康管理能力、流行病学调查能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能力、社会动员技能、工作伙伴关系建立、项目管理能力、基本研究设计和实施能力、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及奉献精神等）和129项具体能力界定组成。研究结论重庆市基层卫生机构仍然存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力资短缺、人员能力素质不高以及人员培训效果不佳的问题。同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的培训需求呈现多元化,不同人员的培训需求各有侧重。本研究所建立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基于核心能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培训奠定了基础,为卫生行政部门进一步改进培训项目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增强培训项目的针对性、提高培训的效果、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的服务能力提供了有力保障。根据目前重庆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的现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要进一步重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2.国家要在政策层面上加大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3.以核心能力为导向,调整改革医学院校公共卫生相关专业学历教育课程体系,提高学生岗位胜任力。4.基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人员核心能力模型开发能力培训项目,开展基于核心能力模型的培训,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人员能力建设效果。
陆海[8]（2020）在《医药卫生类高职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以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更关注生活质量尤其是医疗卫生服务质量问题,而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目前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比较薄弱,医药卫生人才极度短缺和培养质量不高,医药卫生人才培养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瓶颈问题。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我们要充分认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医学教育与其他学科教育也要有效区分,不能简单沿袭普通高等教育或者非医学学科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照抄照搬培养方案和教学方式,医学类职业教育必须根据医药卫生行业特性来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建立科学的教育教学质量管理机制、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用以保障向社会输出高质量的医药卫生技能型人才。教育质量是职业院校发展的生命线,因此,提高教育质量,构建内外部质量保证体系尤为重要。建立教育教学质量管理机制和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并非只是一个教育层面的问题,同时也是学校内部教育教学质量控制和“双高计划”建设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在新时代教育背景下明确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内涵,制订医药卫生类高职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和建立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具有极高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操作意义。本论文主要通过教育评价学、职业教育学和国家对职业教育有关纲领性文件的学习;结合卫生职业教育特点对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进行研究;提出建立医药卫生类高职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的逻辑框架和指标设置构想,还以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讨论建立医药卫生类高职人才培养体系的实现路径与效果。论文按“理论基础—探讨研究—实证分析—路径与方法--结论与展望”的逻辑行文。第一章阐述研究背景,评析研究现状,厘清建立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的理论基础和界定相关概念。第二章从“重要性”、“必要性”和“实践意义”三个方面说明医药卫生类高职建立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的意义所在。第三章探讨建立医药卫生类高职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的策略。建立体系必须了解医药卫生类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特点和解决目前国内医药卫生类高职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借鉴职业教育发达的欧美国家做法和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医学高等职业教育主要专业教学标准,笔者总结出医药卫生类高职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逻辑框架,并对指标体系的建立也做了初步探讨。第四章以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讨论医药卫生类高职建立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的实现路径与效果。附录部分包含医药卫生类高职运用教育质量评价体系进行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的一个案例--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培养质量调查及分析报告。分析数据来源于该校2015-2018届毕业生培养数据。
杨中浩[9]（2020）在《基于医疗服务相对价值的公立医院薪酬规制研究》文中认为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是医改核心任务,目的是建立导向清晰的薪酬激励机制,保障医务人员合理薪酬水平。长期以来,我国公立医院逐渐形成以经济效益为导向的薪酬制度,以科室为经济核算单元,实行以收减支、按比例提成。医院薪酬总量和人均水平不受约束,医务人员薪酬与所在医院、科室、甚至是个人经济创收挂钩,而经济效益受到医疗行为和政府规制共同影响。由此导致薪酬分配难以体现医疗服务价值,驱使医生流向薪酬较高的专科,加剧急诊、儿科等较低薪酬专科的医生短缺,专科之间医生资源配置更加不均衡,也诱导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对此,医改要求建立体现公益性和医疗服务价值的公立医院薪酬制度,破除逐利机制。尽管近年来改革频出,但大多局限在医院内部计薪公式的改变,切断薪酬与经济效益的关联,引入非经济因素,而外部政策层面改革滞后;部分地区探索的薪酬总量规制仍与经济性指标挂钩,引导医院形成逐利性薪酬制度的外部规制环境没有转变,医院间的薪酬差异依旧和经济效益相关,医疗服务价值没有得到重视。现有研究多立足医院外部宏观政策和医院内部微观分配层面,或是分析单项规制对医院薪酬的影响,或从薪酬分配制度、水平、结构等方面论证我国公立医院薪酬体现医疗服务价值不足等问题,但缺乏站在公立医院的机构管理层面中观视角（办医主体）、基于医疗服务价值构建公立医院薪酬规制的研究成果。本文研究主要围绕三个问题:（1）公立医院薪酬规制现状如何,通过什么途径对公立医院薪酬产生什么影响。（2）医疗服务价值如何合理度量,在公立医院机构层面的薪酬水平中是否合理体现。（3）如何构建与经济运营效益脱钩、与医疗服务价值挂钩的公立医院薪酬规制模型框架,既破除逐利性,又不损害医疗服务产出效率。研究目的是,围绕公立医院薪酬改革目标,立足公立医院机构管理的中观视角,剖析现有薪酬规制效应和医疗服务价值体现问题,基于医疗服务价值的合理度量和体现,提出公立医院薪酬规制模型框架。研究方法主要包括,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薪酬规制国内外主要模式、医疗服务价值度量方法,构建回归模型分析薪酬规制效应,利用DEA投入产出模型研究医院薪酬的医疗服务价值体现问题,结合理论分析方法提出和论证薪酬规制模型框架。实证研究采用东部某省（市）属30家三级公立医院2008-2018年机构层面的医疗业务和经济运行数据,数据来源是国家法定财务报表和医院信息系统等。主要研究内容:（1）理论基础。围绕研究问题,重点回顾薪酬相关理论、规制经济、标尺竞争和生产前沿面等理论。（2）现状分析。梳理我国公立医院薪酬规制历史沿革,归纳比较新医改时期公立医院薪酬规制的主要模式,分析借鉴典型国家经验。（3）薪酬规制效应分析。利用样本医院面板数据构建回归模型,结合理论推导,分析薪酬规制对公立医院薪酬水平的影响程度和路径。（4）公立医院薪酬投入与医疗服务价值产出分析。通过比较研究,提出符合医改和薪酬规制需求的医疗服务价值度量方法,利用样本医院数据进行度量,从投入产出角度评价医院薪酬投入与医疗服务价值产出是否匹配。（5）构建薪酬规制模型框架,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进行论证。（6）归纳主要结论和提出政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公立医院薪酬规制缺乏清晰导向、总量约束和竞争机制。我国公立医院薪酬规制经历了规制、放松规制、再规制的过程,从公益性转向逐利性,再回归公益性。再规制不是重回计划经济,而是通过薪酬总量规制,整合医疗价格等相关规制,建立激励性的薪酬规制。从当前改革看,公立医院薪酬总量核定的收入系数、支出比例、结余奖励、增幅核定四种模式,与改革预期存在差距:薪酬总量核定与医院经济效益依旧挂钩;薪酬规制对薪酬总量约束不强,缺乏配套政策;公立医院之间竞争机制缺失,医院薪酬总量取决于自身绩效,同行绩效提升不会引起自身薪酬总量减少,难以产生激励作用。英国、德国、美国尽管国情不同,但是公立医院医务人员薪酬均受到政府规制,改革方向也是趋同的:一是薪酬尽量与医疗业务脱钩;二是规制与竞争互相结合,采取有管理的竞争、构建内部竞争市场等改革举措;三是规制协同性强,通过工资制和完善的支付体系、充分的劳动力市场竞争等实现薪酬规制。第二,薪酬规制主要通过干预医院经济运营显着影响薪酬水平,医院薪酬与经济运营效益密切相关。回归分析显示,薪酬总量规制（狭义的薪酬规制）对样本医院薪酬水平有显着正向影响;医疗服务产品市场相关规制中（广义的薪酬规制）,诊疗服务、检查化验、药品等价格规制对薪酬水平均达到1%显着水平的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589、0.470、0.084,运营收支平衡、财政投入政策影响不显着,说明规制间缺乏合力;薪酬总量规制削弱了其他薪酬规制的影响程度,但医院薪酬与经济运营效益未完全脱钩。理论分析显示,薪酬规制通过薪酬总量规制、医疗价格规制、财政投入政策和运营收支平衡等四个途径影响医院薪酬总量的形成:医院管理者决定薪酬分配总量时,受到薪酬总量规制和运营收支平衡约束;薪酬分配总量的决定机制影响医院内部分配和诊疗行为;诊疗行为在医疗价格规制等作用下,也对医院经济运营产生影响。第三,以医疗服务项目行业成本度量的相对价值更加符合薪酬规制需求。从度量对象看,医疗服务项目覆盖全部医疗服务活动,细分度高、可比性强、同质化高,与现行支付体系一致,优于病种等其他度量对象。从度量依据看,由于医疗价格调整滞后于实际成本变化,还要考虑患者负担、医保支付、物价等因素,难以动态反映医疗服务供给成本,根据成本度量优于按收费价格度量。从度量标尺看,相对价值可避免价值绝对量难以度量的问题,国际经验也表明基于相对价值的医保支付等领域改革产生了较好的激励机制。从度量结果看,按行业平均成本度量的医疗服务相对价值,与按收费价格度量结果明显不同。如果薪酬规制采用按收费价格度量的医疗服务价值,会诱导医院规避成本高、定价低的医疗服务,而行业成本高的医疗项目往往难度大、风险高,或是开展较少的新项目,反而是政府办医鼓励开展的;以行业实际成本作为“影子价格”度量价值,能引导医院增加此类医疗服务供给,对于能普遍开展的医疗服务,同业竞争会引起行业成本下降,医疗服务相对价值也相应动态下调。第四,公立医院薪酬投入与医疗服务相对价值产出严重背离。从样本医院DEA模型分析结果看:行业平均效率方面,以医疗服务相对价值为产出的模型综合技术效率值为0.72,明显低于以运营收入为产出的对照模型效率值（0.88）,纯技术效率值、规模效率值也是如此,样本医院总体上达到运营收入产出较高的效率状态,但与医疗服务价值产出发生背离;医院个体效率方面,无论是以医疗服务相对价值为产出,还是以诊疗服务收入、运营收入、综合服务量作为产出的对照模型,都有样本医院明显偏离生产前沿面,存在投入冗余,医院间的效率差异明显,这也构成薪酬规制的必要性。第五,基于医疗服务相对价值的薪酬总量规制是薪酬规制框架的核心。在实施薪酬总量规制的同时,整合医疗服务产品市场的相关规制,可以实现医院薪酬与医疗服务价值挂钩、与经济运营效益脱钩的规制目标,其作用机制包括:一是根据公立医院医疗服务相对价值投入产出效率,直接约束薪酬总量;二是调整面向医疗服务市场的医疗价格规制、财政投入政策等,干预医院投入产出效率,间接影响薪酬总量;三是利用运营收支平衡,约束医院薪酬发放。薪酬规制下,公立医院产生抑制逐利性的内在动力,不再无限扩大薪酬总量和医疗规模,医疗行为发生转变。理论分析显示,以行业平均成本度量医疗服务相对价值实施薪酬规制,可以人为地构建内部竞争市场,形成激励机制,缓解信息不对称,尤其医疗价格无法动态反映实际成本的情况下,让公立医院业绩评价回归价值。利用DEA模型得到的各医院薪酬总量目标投入占行业薪酬总量比例,可对冗余和高效医院分别核减、核增薪酬总量,产生正向激励作用。根据上述结论,建议通过薪酬总量规制实现医院薪酬与医疗服务价值挂钩,同时基于实际成本动态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探索财政投入与医疗服务产出挂钩,薪酬规制的各项措施要相互融合和制衡,并采取灵活多样的实施方式。可能的创新点:（1）尝试提出了“依投入产出效率直接核定薪酬总量、从投入产出两侧间接调控薪酬总量、用运营收支平衡约束薪酬总量发放”的公立医院薪酬规制模型框架,实现薪酬总量规制与相关政府规制的整合,解决现有模式下医院薪酬与经济运营效益挂钩、存在医疗服务诱导动机等问题。一方面,基于医疗服务相对价值产出效率核定薪酬总量,实现医院薪酬与经济运营效益脱钩;另一方面,薪酬总量得到规制部门认可和相关规制支持,同时医院根据医生的医疗服务相对价值产出支付薪酬,在医院内外部形成一致、与医疗服务价值挂钩的激励导向。（2）研究提出基于医疗服务项目行业成本度量相对价值更适合薪酬规制需求的观点。根据医疗市场特征和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目标,借鉴相对价值理念和改革经验,提出以医疗服务项目为对象、以成本为依据、以相对价值为标尺的度量方法,并利用样本医院实际业务数据,对按行业平均成本和现行收费价格两种方法的度量结果进行比较,验证方法可行性,从供方角度解决医疗服务价值难度量的问题,为薪酬规制提供评价依据。（3）从中观视角系统地研究了公立医院薪酬规制问题。公立医院薪酬研究多关注医院内部薪酬分配和单项规制宏观影响,缺乏中观视角和系统性研究。本研究立足医院机构管理层面,从中观视角,界定公立医院薪酬规制概念,开展薪酬规制现状、规制效应、医疗服务价值度量体现等理论和实证分析,对整合薪酬相关规制和构建新的薪酬规制框架提出结论建议,既丰富了公立医院规制理论研究,也为深化医改、尤其薪酬制度改革提供参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4）围绕薪酬总量规制核心问题,系统梳理我国公立医院薪酬规制演进过程,归纳比较我国公立医院薪酬总量核定的四种典型模式,结合模型简化和逻辑推导,系统分析不同模式的内在机制和优缺点,为薪酬规制理论研究提供实践基础。
李宗明[10]（2020）在《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医疗改革不断深入,特别是198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医疗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医疗服务市场化效率大大提升,而公立医院公益性减弱,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不公平,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医疗纠纷案件层出不穷、各种“医闹”和暴力伤医事件频繁上演的社会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医患关系的密切关注和深刻反思。2009年实行新医改以后,医患关系虽然有所缓解,但公立医院公益性减弱的状况并没改善,依然存在医患矛盾。我国当前多元复杂的医患矛盾,已成为各地政府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和推动卫生事业科学发展非常棘手的社会难题,阻碍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和经济社会繁荣稳定。基于此,在新时代背景下,继续研究医患关系制度模式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以制度经济学基本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的历史演进,利用公共选择理论和演化博弈论等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演进中的制度主体在医患关系制度模式选择中的行为特征和制度困境,从而提出破解制度困境的对策建议,最终目标是完善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促进医患关系更加和谐。本文的医患关系是指医患双方在医疗活动中所形成的特殊的契约关系和委托代理关系,是医患双方利益主体的利益博弈关系,以及在一定制度约束和社会道德约束下保持的一种医患风险分担关系;医患关系模式是指政府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过程中的制度安排,用以规范医患双方医疗服务行为的一套管理制度、运行机制和法律规范体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管理制度统一由中央政府制定安排;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医疗市场化改革中,公立医院实行公司化运营,公益性减弱,虽然提升了医疗服务效率,但医疗资源配置却不公平,导致医患矛盾频发,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了安全隐患。在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制度模式中,政府起决定性作用,应承担相应的制度责任、法律责任、财政责任和监管责任。建国以来,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的历史演进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形成三类医患关系模式:（1）计划经济时期和谐稳定的医患关系模式。我国医疗卫生制度单一,医患关系制度安排稳定,公立医院公益性突出,全民医疗保障水平低下,医患之间不存在经济利益冲突,医患关系比较和谐稳定。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效率,医疗资源和医疗保障资金浪费严重,国家财政负担沉重,医患关系制度模式改革提上了日程。（2）改革开放至新医改前矛盾冲突的医患关系模式。随着医疗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公立医院实行公司化运营,医疗服务效率提升,但公立医院公益性减弱,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患者医疗费用负担沉重,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逐渐突显,导致医患之间利益冲突加剧。中央政府在2009年又启动了新一轮的医患关系制度模式改革。（3）新医改以来多元复杂的医患关系模式。政府加大了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在注重医疗服务效率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增加公立医院公益性,试图改善公立医院医患关系。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形成了如浙江宁波的“宁波解法”、福建三明的“三医联动”以及广东省第三方人民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联合机制等,取得了一定成效,医患矛盾有所缓和,医疗服务质量有所提升。当前,在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演进过程中,存在医疗市场化改革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委托—代理”困境、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制度主体（地方政府、医疗群体、患者群体）演化博弈“囚徒”困境和医患关系模式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等制度困境。针对以上困境,制定了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模式制度变迁的优化路径:一是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克服“路径依赖”;二是建立医疗纠纷预防机制,妥善处理医疗纠纷;三是实行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合理化解医患矛盾;四是建立健全医疗责任保险机制,完善医疗服务体系;五是建立健全医疗法规制度,保障医患基本权益。本研究的创新之处:（1）研究视角具有创新性。本文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的制度变迁,丰富了医患关系模式的研究。（2）理论运用具有创新性。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制度模式的历史演进,用公共选择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分析医患关系制度模式演进的困境及其原因,深化了医患关系制度模式的研究,丰富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对经济学科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通过对我国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的研究,其理论分析可为我国新时期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模式提供理论依据,其政策建议可为政府制定和谐医患关系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二、卫生部护理中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的任务是什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卫生部护理中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的任务是什么?（论文提纲范文）
（1）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史料与文献回顾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五、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南迁福州与北归济南:转型的时空背景 |
| 第一节 南迁福州 |
| 一、酝酿南迁:三派势力博弈 |
| 二、选址福州:各方推进南迁 |
| 三、南下福州:顺利完成迁移 |
| 三、福州一年:勉强恢复教学 |
| 四、留守济南:艰难维持残局 |
| 第二节 北归济南 |
| 一、山东情结:回归原动力 |
| 二、校产羁绊:难舍的家业 |
| 三、协商回济:积极的态度 |
| 四、顺利回迁:各方的帮助 |
| 小结 |
| 第二章 校权之争与行政改革:行政上开启转型 |
| 第一节 校权之争:新旧势力的博弈 |
| 一、留济齐大校务:旧权把持 |
| 二、校权回收运动:大势所趋 |
| 三、两次“倒杨”运动:斗争不止 |
| 第二节 行政改革:运转机制的蜕变 |
| 一、软弱的齐大校政 |
| 二、积极的行政改革 |
| 三、齐鲁医院的调整 |
| 四、争取“国立”运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教育改革与医疗服务:业务上推行新政 |
| 第一节 教育改革 |
| 一、招生改革 |
| 二、教学改革 |
| 第二节 公卫服务 |
| 一、参与医疗救灾 |
| 二、疫病防治服务 |
| 三、公共卫生教育 |
| 第三节 支援战争 |
| 一、踊跃参军参干 |
| 二、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 |
| 三、收治志愿军伤病员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费改革与资产管理:经济上实现自立 |
| 第一节 美国经济封锁 |
| 一、教会拨款的限制 |
| 二、进口设备的限制 |
| 第二节 拓展筹资渠道 |
| 一、有条件接受捐赠 |
| 二、向政府申请补助 |
| 第三节 改革资产管理 |
| 一、资产清查:奠定改革基础 |
| 二、资产纠纷:化解资产矛盾 |
| 第四节 增产节约运动 |
| 一、“三自”革新运动 |
| 二、医院经费改革 |
| 三、“三反”“五反”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抗美援朝与思想改造:政治上实现新生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师生思想状况 |
| 一、宗教色彩浓厚 |
| 二、亲美思想严重 |
| 三、政治意识淡漠 |
| 第二节 抗美援朝教育运动 |
| 一、保卫和平签名运动 |
| 二、控诉美国文化侵略 |
| 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
| 四、全面驱离美籍教师 |
| 第三节 革命政治教育 |
| 一、常规思政教育 |
| 二、爱国爱党教育 |
| 三、亲苏学苏教育 |
| 第四节 思想改造运动 |
| 一、原有问题及改造过程 |
| 二、改造效果和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院系调整与明确隶属:全方位完成转型 |
| 第一节 院系调整:完成转型的直接推动力 |
| 一、全国院系调整的背景与过程 |
| 二、齐鲁大学的调整 |
| 三、齐鲁医院的归属变更 |
| 第二节 山东医学院的调整适应 |
| 一、原山东医学院基本情况 |
| 二、调整初期的混乱情况 |
| 三、初步的改革调整 |
| 第三节 齐鲁医院的改革调整 |
| 一、院系调整初期的混乱现象 |
| 二、齐鲁医院的全面改革 |
| 第四节 明确归属:步入新的起点 |
| 一、医院承担医学教学任务 |
| 二、行政体制上的关系不明确 |
| 三、明确隶属与管理关系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静脉用药调配中心静脉输液安全质量敏感指标的构建与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研究背景 |
| 1.1 静脉用药调配中心质量管理现状 |
| 1.2 护理敏感性质量指标的研究现状 |
| 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2.1 研究目的 |
| 2.2 研究意义 |
| 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4 技术路线 |
| 5 研究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6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一部分 静脉用药调配中心静脉输液安全质量敏感指标的构建 |
| 1 指标设置原则 |
| 2 研究程序及步骤 |
| 3 研究结果 |
| 4 讨论 |
| 第二部分 静脉用药调配中心静脉输液安全质量敏感指标的应用 |
| 1 研究对象 |
| 2 方法 |
| 3 统计学处理 |
| 4 结果 |
| 5 讨论 |
| 6 结论与建议 |
| 7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静脉用药调配中心与护理敏感指标的国内外现状分析 |
| 1 静脉用药调配中心的国内外现状分析 |
| 2 护理敏感性质量指标的国内外现状 |
| 3 总结 |
| 综述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致谢 |
（4）《东亚医疗及社会福利制度：探索其可持续性》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要旨 |
| 第一章 翻訳任务の绍介 |
| 1.1 原书の绍介 |
| 1.2 原书の特徴 |
| 1.3 厳复の翻訳理论 |
| 第二章 翻訳事例の分析 |
| 2.1 语汇の翻訳 |
| 2.1.1 医疗?福祉専门用语 |
| 2.1.2 组织名称 |
| 2.1.3 その他の语汇 |
| 2.2 文の翻訳 |
| 2.2.1 论理补完 |
| 2.2.2 论理変换 |
| 2.2.3 论理再构成 |
| 第三章 翻訳実践报告のまとめ |
| 3.1 翻訳実践のまとめ |
| 3.2 翻訳についての心得 |
| 参考文献 |
| 付録Ⅰ:原文 |
| 付録Ⅱ:訳文 |
| 谢辞 |
（5）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2 研究背景、内容与方法 |
| 2.1 身体医学化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1.1 国外学者对身体医学化问题的研究概况 |
| 2.1.2 国内学者对身体医学化问题的研究概况 |
| 2.1.3 小结 |
| 2.2 近代中国医疗卫生史与身体观念研究综述 |
| 2.2.1 近代中国医疗卫生史相关研究 |
| 2.2.2 近代中国身体史的相关研究 |
| 2.2.3 近代中国健康观念的相关研究 |
| 2.2.4 近代中国体检兴起的相关研究 |
| 2.2.5 小结 |
| 2.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2.3.1 概念限定与说明 |
| 2.3.2 研究内容 |
| 2.3.3 研究方法 |
| 2.3.4 选题意义 |
| 2.3.5 创新性 |
| 3 身体医学化与近代中国的身体检查 |
| 3.1 晚清民国时期体检在中国的发展概述 |
| 3.2 近代中国体检中的身体观基础和技术基础 |
| 3.2.1 机械论、解剖学身体观与近代中国体检 |
| 3.2.2 科学度量观与近代中国体检 |
| 3.2.3 身体影像技术与近代中国体检 |
| 3.3 小结与研究思路 |
| 4 晚清民国时期学生体检制度与实践的发展 |
| 4.1 清末学生体检制度观念的萌发与初步实践(1902-1911) |
| 4.2 北洋政府时期学生体检制度与实践的发展(1912-1927) |
| 4.2.1 各自为政时局下的学生体检制度与实践 |
| 4.2.2 存在的问题与统一标准的呼声 |
| 4.3 南京国民政府学生体检制度的正式建立与全面实施(1928-1937) |
| 4.3.1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学生体检制度的正式建立 |
| 4.3.2 健康检查逐渐纳入学校行政体系 |
| 4.4 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学生健康检查统计 |
| 4.5 全面抗战时期学生健康检查(1937-1945) |
| 4.5.1 战时学校健康(卫生)教育与健康检查 |
| 4.5.2 战时学生营养问题与健康检查 |
| 4.6 民国时期学生体检——以清华大学为例 |
| 4.6.1 清华学堂和清华学校时期的学生体检(1911.4-1928.7) |
| 4.6.2 国立清华大学时期的学生体检(1928.8-1937.7) |
| 4.6.3 抗战时期中的清华学生体检(1937.8-1946.7) |
| 4.6.4 复员后的国立清华大学时期的学生体检(1946.8-1948.12) |
| 4.7 小结 |
| 5 民国时期职业人员体检制度与实践的发展 |
| 5.1 民国初年至1933年职业人员体检 |
| 5.1.1 1931年之前职业人员体检的初步发展 |
| 5.1.2 应考公务人员体格检验制度的正式建立(1931-1933) |
| 5.2 1933年以后职业人员体检概况 |
| 5.2.1 行政公务人员 |
| 5.2.2 铁路服务人员 |
| 5.2.3 其他从业人员 |
| 5.3 特殊职业体检——以军人为例 |
| 5.3.1 陆军体检 |
| 5.3.2 空军飞行员体检 |
| 5.4 小结 |
| 6 民国时期孕产医学化与产检 |
| 6.1 孕产医学化:“异常”身体的建构 |
| 6.2 民国时期妇婴卫生行政与产检事业概况 |
| 6.3 产检:对“异常”身体的检测 |
| 6.3.1 时间上的监测 |
| 6.3.2 检查人员与场所的转变 |
| 6.3.3 检查项目与内容 |
| 6.4 基于产检的医学统计与研究 |
| 6.5 小结 |
| 7 讨论 |
| 7.1 体检与近代中国身体认知观念的转变 |
| 7.1.1 中西医“身体检查”观之比较 |
| 7.1.2 “健康检查”与“健康”认知观念 |
| 7.2 体检之“网”: 认知观念与制度安排的互动 |
| 7.2.1 实践中的技术: 北平公共卫生示范区中的体检 |
| 7.2.2 北平示范卫生区中体检知识和技术网络的生成 |
| 7.2.3 体检网络相关行动者行为链条分析 |
| 7.3 近代中国的体检与健康身份认同 |
| 7.3.1 从健康的身体到健康的国家 |
| 7.3.2 健康检查与身体隐喻 |
| 7.3.3 健康检查与身体、健康和身份的构建 |
| 7.4 小结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应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与依据 |
| 1.选题的理论意义 |
| 2.选题的实际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综述 |
| 2.国外研究综述 |
| (三)论文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及研究途径和方法 |
| 1.解决的主要问题 |
| 2.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从全局的角度来看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爆发 |
| 一,埃博拉疫情的十次爆发 |
| 二,埃博拉病毒的临床分析及刚果(金)第10次埃博拉疫情的特点 |
| (一)结构形态 |
| (二)病毒分型 |
| (三)传播方法 |
| (四)致病原理 |
| (五)第十次埃博拉疫情的主要特征 |
| 第一,疫情传播迅速、伤亡较大 |
| 第二,快速向周边国家扩散 |
| 第三,刚果(金)在应对中遭遇了暴力和不信任危机 |
| 第四,埃博拉应对中,刚果(金)国内不断遭遇政治休整与阴谋论 |
| 三,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进展序列 |
| 第二章 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应对 |
| 一,刚果(金)国内的埃博拉应对措施 |
| 二,实地行动的进行 |
| 三,刚果(金)政府发挥的作用 |
| (1)政府无力确保埃博拉应对的安全 |
| (2)刚果(金)政府的权力斗争 |
| (3)埃博拉贪污 |
| (4)应对资金管理缺乏透明度 |
| 四,五项国家应对计划 |
| 第四个战略应对计划(2019年7月-12月) |
| 五,资助国家应对计划 |
| 第三章 各国政府的应对 |
| 一,美国 |
| (一)美国应对埃博拉疫情的主要渠道 |
| (1)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
| (2)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 |
| (二)美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制约 |
| 二,中国 |
| (一)中国在刚果(金)的卫生援助 |
| (1)向刚果(金)派遣医疗队 |
| (2)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
| (3)医疗设备和药品 |
| (4)健康知识传递 |
| (5)从防疫角度看 |
| (二)中国协助应对埃博拉疫情 |
| 三,欧洲联盟框架内的欧洲国家的贡献 |
| 第四章 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应对 |
| 一,多边和国际组织的援助 |
| (一)世界卫生组织 |
| (二)世界银行 |
| (1)世界银行在刚果(金)金的长期参与 |
| (2)加强刚果(金)卫生系统 |
| (3)加邻国疫情的防备努力统 |
| 二,非盈利组织及其他捐助者的贡献 |
| (一)无国界医生组织应对 |
| (二)基督复临会发展及救济署(ADRA) |
| 第五章 讨论和建议 |
| 一,埃博拉应对中的风险因素 |
| (一)国家权力危机和不安全感 |
| (二)不安全的代价:发生在布腾博协调中心的重大安全事件的案例 |
| 二,协调埃博拉反应的问题 |
| 三,埃博拉应对的优化评估 |
| 四,对埃博拉应对的动态评价 |
| (一)埃博拉疫苗接种计划 |
| (二)刚果(金)的卫生系统 |
| 五,本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 附录C |
| 附录D |
| 附录E |
| 缩略语 |
| 图列表 |
| 表列表 |
| 攻读研究生期间成果 |
| 致谢 |
（7）我国西部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表 |
| 英文摘要 |
| 中文摘要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8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建设相关理论探讨 |
| 2.1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 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三章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现状及需求评估 |
| 3.1 研究方法 |
| 3.2 结果 |
| 3.3 讨论 |
| 第四章 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构建研究 |
| 4.1 研究方法 |
| 4.2 结果 |
| 4.3 讨论 |
| 第五章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构建研究 |
| 5.1 研究方法 |
| 5.2 结果 |
| 5.3 讨论 |
| 全文总结和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核心能力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件一 |
| 附件二 |
| 附件三 |
| 附件四 |
| 附件五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和参加科研工作情况 |
| 致谢 |
（8）医药卫生类高职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以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现状评析 |
| 三、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教育评价学理论 |
| (二)职业教育学理论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一)“质量”和“教育质量” |
| (二)“体系”和“质量评价体系” |
| (三)“高职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和“教育评价” |
| 五、研究的现实基础和研究内容 |
| 六、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七、研究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研究创新点 |
| (二)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医药卫生类高职建立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的意义 |
| 一、建立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的重要性 |
| (一)建立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是国家发展高职教育的明确要求 |
| (二)建立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是高职院校保障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迫切需要 |
| 二、高职建立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的必要性 |
| (一)“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教育类型不同 |
| (二)高职教育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不同 |
| (三)高职教育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标准不同 |
| 三、医药卫生类高职建立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的实践意义 |
| (一)反映医药卫生行业用人单位对人才培养的质量需求 |
| (二)促进学校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
| (三)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
| (四)践行医学高职人才培养模式 |
| (五)有利于规范医药卫生类高职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 |
| 第三章 建立医药卫生类高职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策略研究 |
| 一、医药卫生类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特点 |
| (一)面向基层培养实用型医疗卫生人才 |
| (二)德育为先、全面发展、终身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 |
| (三)“以行业需求为导向,能力培养为核心,职业素质提升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 |
| (四)专业设置标准高 |
| (五)重视临床教学实践活动 |
| (六)与专业建设紧密结合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
| 二、目前国内医药卫生类高职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沿用学科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 |
| (二)缺乏对卫生类职业教育特点强调与重视 |
| (三)质量评价标准没有与时俱进 |
| 三、建立医药卫生类高职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的策略 |
| (一)国外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带来的思考 |
| (二)人才培养目标和专业教学标准决定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构建思路 |
| (三)构建医药卫生类高职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的设想 |
| 四、指标体系的建立 |
| (一)指标设置原则 |
|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 |
| 第四章 医药卫生类高职建立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的实现路径与效果 |
| 一、医药卫生类高职建立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的实现路径 |
| (一)引进第三方评价机构,完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建设 |
| (二)建立多方参与的教学质量评价组织机构 |
| (三)建立常态化教学评价与反馈机制,发挥质量评价的作用 |
| 二、医药卫生类高职建立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的效果 |
| (一)招生就业方面成效 |
| (二)教育教改方面成效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培养质量调查及分析报告—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培养质量调查及分析报告 |
| 附录二 :人才培养质量调查问卷学生版—广西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人才培养调查问卷 |
| 附录三:人才培养质量调查问卷单位(企业)版—广西药品行业人才培养状况及人才需求调查表 |
| 附录四 :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学校版) |
| 附录五 :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学生版)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读硕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基于医疗服务相对价值的公立医院薪酬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问题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和研究范围 |
| 一、公立医院 |
| 二、薪酬规制 |
| 三、医疗服务相对价值 |
| 四、研究范围界定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医疗服务市场及公立医院规制理论的研究 |
| 二、政府规制对我国公立医院薪酬影响的研究 |
| 三、公立医院薪酬对医疗服务价值体现的研究 |
| 四、文献评述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
| 四、技术路线 |
| 第五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薪酬相关理论 |
| 一、人力资本理论 |
| 二、薪酬公平理论 |
| 第二节 规制经济理论 |
| 一、规制的基础理论 |
| 二、激励性规制理论 |
| 第三节 标尺竞争理论 |
| 一、标尺竞争理论的发展 |
| 二、标尺竞争理论在医疗服务市场的应用 |
| 第四节 生产前沿面理论 |
| 一、生产前沿面理论的发展 |
| 二、数据包络分析法 |
| 第三章 公立医院薪酬规制进展和国内外模式比较 |
| 第一节 我国公立医院薪酬规制的历史演进 |
| 一、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7年) |
| 二、经济转型时期(1978-2008年) |
| 三、新医改时期(2009年起-至今) |
| 四、三个时期的薪酬规制特征分析 |
| 第二节 新医改时期我国公立医院薪酬规制模式比较 |
| 一、薪酬规制的主要模式 |
| 二、薪酬规制的内在机制分析 |
| 三、研究结论和启示 |
| 第三节 典型国家公立医院薪酬规制模式比较 |
| 一、英国公立医院薪酬规制 |
| 二、德国公立医院薪酬规制 |
| 三、美国公立医院薪酬规制 |
| 四、研究结论和启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公立医院薪酬规制效应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薪酬规制对公立医院薪酬水平的影响程度分析 |
| 一、研究假设 |
|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
| 三、指标选择和计算方法 |
| 四、模型构建 |
| 五、实证结果和分析 |
| 六、稳健性分析 |
| 七、研究结论和启示 |
| 第二节 薪酬规制对公立医院薪酬水平的影响路径分析 |
| 一、理论推导 |
| 二、实证分析 |
| 三、路径归纳 |
| 四、研究结论和启示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公立医院薪酬投入与医疗服务价值产出分析 |
| 第一节 医疗服务价值度量方法比较 |
| 一、度量维度分析 |
| 二、度量方法比较 |
| 三、研究结论和启示 |
| 第二节 医疗服务相对价值的模拟度量 |
| 一、数据描述 |
| 二、度量方法 |
| 三、度量结果 |
| 四、研究结论和启示 |
| 第三节 基于DEA模型的薪酬投入和医疗服务相对价值产出分析 |
| 一、模型设定、数据说明和变量定义 |
| 二、第一阶段DEA结果 |
| 三、第二阶段SFA环境变量分析和投入松弛量修正 |
| 四、第三阶段DEA结果 |
| 五、Malmquist跨期分析结果 |
| 六、研究结论和启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医疗服务相对价值的公立医院薪酬规制模型框架构建和论证 |
| 第一节 薪酬规制目标和模型构建 |
| 一、薪酬规制目标 |
| 二、薪酬规制模型构建 |
| 第二节 薪酬规制模型的理论分析:基于标尺竞争理论 |
| 一、理论模型设定和分析 |
| 二、标尺竞争理论引入公立医院薪酬规制的适用性 |
| 三、研究结论和启示 |
| 第三节 薪酬规制模型的实证分析:薪酬总量模拟规制 |
| 一、薪酬总量模拟规制思路 |
| 二、从减少投入冗余角度模拟核减薪酬总量 |
| 三、从鼓励投入有效角度模拟调整薪酬总量 |
| 四、研究结论和启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一、公立医院薪酬规制缺乏清晰导向、总量约束和竞争机制 |
| 二、现有薪酬规制通过干预医院经济运营显着影响薪酬水平 |
| 三、以医疗服务项目行业成本度量的相对价值更适合薪酬规制需求 |
| 四、公立医院薪酬投入与医疗服务相对价值产出存在背离 |
| 五、基于医疗服务相对价值的薪酬总量规制是薪酬规制框架的核心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通过薪酬总量规制实现公立医院薪酬与医疗服务价值挂钩 |
| 二、应基于医疗服务实际成本动态调整医疗服务价格 |
| 三、探索建立财政投入与医疗服务价值产出的挂钩机制 |
| 四、公立医院薪酬规制的各项措施要互相融合和制衡 |
| 五、公立医院薪酬规制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元化方式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10）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一)国内背景 |
| (二)国际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 一、研究对象 |
| 二、总体框架 |
| 三、重点难点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基本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一)比较综合法 |
| (二)历史分析法 |
| (三)归纳分析法 |
| (四)博弈分析法 |
| (五)调查访谈法 |
| 第二章 国内外文献研究概述 |
| 第一节 国外文献研究概述 |
| 一、医患关系模式相关理论研究 |
| (一)帕森斯的“病人角色”理论 |
| (二)萨斯—霍伦德的医患三模式 |
| (三)弗莱德森的医患冲突理论 |
| 二、国外典型的医患关系模式 |
| (一)美国“患者权利保护人”制度模式 |
| (二)英国三级投诉和全科医疗制度模式 |
| (三)德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模式 |
| (四)日本医疗纠纷预防及处理机制模式 |
| 第二节 国内文献研究概述 |
| 一、医患关系模式研究领域广泛 |
| 二、医患关系模式理论视角多样 |
| (一)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医患关系模式 |
| (二)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医患关系模式 |
| (三)基于社区卫生服务的朋友式医患关系模式 |
| (四)基于家长主义和尊重自主的医患协商模式 |
| 第三节 文献评述与问题的提出 |
| 一、文献评述与小结 |
| 二、问题的提出 |
| 第三章 基本概念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医患关系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医患关系的内涵 |
| (一)社会学视角的医患关系 |
| (二)伦理学视角的医患关系 |
| (三)法学视角的医患关系 |
| (四)经济学视角的医患关系 |
| (五)医患关系的实质 |
| 二、医疗纠纷的概念 |
| 三、医患关系模式的内涵 |
| (一)医患关系模式的概念 |
| (二)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的内涵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制度变迁理论 |
| (一)制度变迁的内涵 |
| (二)制度变迁的供给需求理论 |
| (三)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理论 |
| (四)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 |
| 二、公共选择理论 |
|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观点 |
| (二)公共选择理论的“有限理性”假设 |
| (三)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 |
| 三、演化博弈理论 |
| (一)博弈论的概念与分类 |
| (二)博弈论的表示法 |
| (三)演化博弈理论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的政府责任 |
| 第一节 社会管理中的政府职能 |
| 一、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 |
|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 |
|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 |
| 二、政府在医疗服务市场的职能 |
| (一)我国医疗服务市场的基本特征 |
| (二)政府是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 |
| (三)医疗服务市场的政府介入 |
| 第二节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模式中的政府责任 |
| 一、制度责任 |
| 二、法律责任 |
| 三、财政责任 |
| 四、监管责任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计划经济时期的医患关系模式概况 |
|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和谐稳定的医患关系模式 |
| 二、计划经济体制下医患关系模式典型特征 |
| (一)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医患关系制度稳定单一 |
| (二)公立医院公益性突出,医患关系和谐稳定 |
| 三、计划经济后期医患关系模式制度变迁动因分析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至新医改前的医患关系模式概况 |
| 一、改革开放至新医改前矛盾冲突的医患关系模式 |
| 二、改革开放至新医改前医患关系模式形成原因 |
| (一)推行医疗市场化改革,加速医患矛盾升级 |
| (二)医疗服务体制商业化,公立医院公益性减弱 |
| (三)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医患关系矛盾冲突 |
| 三、新医改前医患关系模式的制度变迁动因分析 |
| 第三节 新医改以来的医患关系模式概况 |
| 一、新医改以来多元复杂的医患关系模式 |
| 二、新医改试点医患关系模式典型案例 |
| (一)浙江省宁波市医疗纠纷“宁波解法” |
| (二)福建省三明市医疗改革“三医联动” |
| (三)广东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结合机制 |
| 三、新医改以来医患关系模式存在的突出问题 |
| (一)医患双方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医患矛盾有增无减 |
| (二)医患关系呈现多元化,医患利益冲突复杂 |
| (三)医患关系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医患关系改善甚微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当前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演进中的制度困境 |
| 第一节 医疗市场化改革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委托—代理”困境 |
| 一、中央与地方的委托—代理关系 |
| 二、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中的道德风险 |
| (一)制度制定的道德风险 |
| (二)制度执行的道德风险 |
| 第二节 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制度主体演化博弈“囚徒”困境 |
| 一、医患关系模式的制度主体 |
| 二、医患关系模式制度主体演化博弈分析 |
| (一)演化博弈模型的基本要素构建 |
| (二)三方利益主体的演化博弈行为分析 |
| (三)三方利益主体演化博弈的结果分析 |
| (四)和谐医患关系模式三方博弈决策行为 |
| 三、医患关系模式制度主体“囚徒”困境原因分析 |
| (一)政府部门忽视创造医患合作收益 |
| (二)医疗群体利用信息优势诱导需求 |
| (三)患者群体期望收益难以实现 |
| 第三节 医患关系模式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 一、医患关系制度处于无效率停滞的“锁定”状态 |
| 二、医疗制度供给主体的“利益粘滞”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构建我国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制度模式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克服“路径依赖” |
| 一、医患关系模式制度变迁路径优化原则 |
| (一)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 |
| (二)坚持创新引领原则 |
| (三)坚持政府权责统一原则 |
| 二、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实施统一制度安排 |
| (一)实行强制性的医患关系制度变迁 |
| (二)实施统一的医患关系制度安排 |
| (三)制定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 |
| 三、克服制度变迁“路径依赖”,重视制度创新与兼容 |
| (一)加快医患关系制度创新,克服“路径依赖” |
| (二)健立健全医疗法律法规,重视医患关系制度兼容 |
| 第二节 建立医疗纠纷预防机制,妥善处理医疗纠纷 |
| 一、建立医疗纠纷预防机制,防范医患纠纷产生 |
| (一)加强公立医院内部日常管理工作 |
| (二)重塑社会信任机制,弘扬医疗职业道德 |
| (三)加强医学知识宣传教育,引导患者转变就诊观念 |
| 二、建立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妥善化解医患矛盾 |
| (一)完善医患之间协商解决机制 |
| (二)实事求是妥善处置医疗纠纷 |
| 三、建立医疗纠纷补救机制,减少医疗事故损失 |
| (一)推行社会医疗互助体系建设 |
| (二)建立患者心理援助体系 |
| 第三节 实行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合理化解医患矛盾 |
| 一、建立健全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机制 |
| 二、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典型案例 |
| (一)宁波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 |
| (二)广东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 |
| 三、加强人民调解配套制度建设,保障医疗纠纷有效处理 |
| (一)设立医患纠纷合议庭 |
| (二)构建医疗纠纷处理机制 |
| (三)准确量刑公正司法 |
| 第四节 建立健全医疗责任保险机制,完善医疗服务体系 |
| 一、建立健全医疗责任保险机制 |
| (一)建立医疗责任风险分担机制 |
| (二)建立医疗损害保险制度 |
| (三)建立健全医疗保障体系 |
| 二、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典型案例 |
| (一)宁波市医疗责任保险理赔协商机制 |
| (二)广东省医疗责任保险机制 |
| 三、加快完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
| (一)强制实行医疗责任保险 |
| (二)完善现行医疗责任保险机制 |
| 第五节 建立健全医疗法规制度,保障医患基本权益 |
| 一、加强医疗法律保障,约束规范医疗行为 |
| (一)制定统一的《医疗执业法》 |
| (二)平等公正司法,加强医疗群体的保护 |
| (三)强化医务人员法律意识和职业素养 |
| 二、建立健全患者权利保护法律法规 |
| (一)厘清患者权利法律法规 |
| (二)制定《患者权利保护法》 |
| (三)坚持患者生命健康权利至上原则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第一节 全文总结 |
| 第二节 主要创新点 |
| 第三节 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指导教师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 |
| 答辩委员会决议书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件 |
四、卫生部护理中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的任务是什么?（论文参考文献）
- [1]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2]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D]. 李宁. 山东大学, 2020(06)
- [3]静脉用药调配中心静脉输液安全质量敏感指标的构建与应用[D]. 徐驰. 青岛大学, 2020(01)
- [4]《东亚医疗及社会福利制度：探索其可持续性》翻译实践报告[D]. 吕玉环.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5]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D]. 王瑶华.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1)
- [6]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应对研究[D]. 朱瑟夫（MIMBALE MOLANGA Joseph）.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1)
- [7]我国西部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建设研究[D]. 梁胜翔.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 2020(01)
- [8]医药卫生类高职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以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为例[D]. 陆海.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6)
- [9]基于医疗服务相对价值的公立医院薪酬规制研究[D]. 杨中浩.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10]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研究[D]. 李宗明. 深圳大学, 20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