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继承中山先生遗志 搞好医学教育工作(论文文献综述)
鲁梦宇[1](2021)在《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清人诗歌别集之富,堪称历代之最,其中清人注本的数量虽非洋洋大观,但亦不乏精要者。举凡清诗史上革故鼎新、开宗立派以及引领一时风气的诗苑名宿,如钱谦益、吴伟业、朱彝尊、王士禛等人诗作,均有注本传世,在清代读书人中间产生了很大反响。与前人相比,今人对清诗清注的关注度不高,对其研究亟待深入。从表象来看,明末、清初时段几位重要诗人如吴伟业、朱彝尊、王士禛,其诗集注本多产生在乾隆、嘉庆时期,看似是时间链条上的自然反应,其实与这一时期的学术背景不无关系。乾嘉时期蜂起而出的吴、朱、王三家注本,影响较大者至少有十种,部分注本虽已经得到很好的整理,但系统的研究尚未展开,作为清诗清注的典型代表,它们对诗歌注释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与乾嘉时期清诗学文本的勾连,以及对当今注释学理论和实践的启示,都值得深入探讨。文本文献的考察是清诗清注研究的首要任务。现存清诗别集注本近六十种,在初步了解其存世面貌后,还应作重点探究。在学界已经取得部分整理成果前提下,吴伟业和朱彝尊两家诗注是文献考察的薄弱环节。在吴伟业诗歌的清注本内部,钱陆灿、靳荣藩、吴翌凤三家注均有较清晰的版本源流,唯独程穆衡原笺处于尚待发掘的状态。程笺虽未付剞劂,但一直以写本面貌暗自流传,存世的《梅村诗笺》稿本和《吴梅村诗笺》钞本共同构成了程笺早期的文本状态;学界通行已久的“程笺杨补”本,是经过杨学沆增删补注后的版本,距离程笺原貌已经相去甚远,杨学沆虽有补注之功,亦兼修改之失。江浩然《曝书亭诗录笺注》为朱彝尊诗歌第一家选注本,有初刻本和覆刻本两种;俟后杨谦《曝书亭集诗注》出,因是全注本,故在读书人中争相传阅,其杨氏木山阁刻本成书时间可以确定在乾隆三十年(1765)至三十七年(1772)之间,民国时又有木石居石印本出。江、杨注本外,嘉庆间孙银槎作《曝书亭诗集笺注》,因锓版时剜改“屈五”(屈大均)有关之文字,颇为学人所指摘。经过考察,孙注所用《曝书亭诗集》底本可能来自四库本,因此承袭了四库本的剜改处理方式。时代特点与学术渊源是推进清诗清注研究的第二个层次。首先是乾嘉时代学风的沾溉。中国十八世纪前后的学术以注释为要宗,重经重史的风尚是官方统治者以及上层文化精英共同参与和推动的结果,在这种大的学术背景下,注释学普遍繁荣,读书人将注释看成一种对“着述立言”有极大功用的方式。从唐诗清注、宋诗清注到清诗清注概不例外,其中很多注家更是身兼经史与文学的佼佼者。在清诗清注内部,诞生了以惠栋《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为中心的多家注本,如程穆衡、靳荣藩、吴翌凤、江浩然、杨谦、孙银槎注等颇具代表性的优秀之作。其次是文化政策和社会环境。在清代普遍严密的文网下,书籍的收藏、刊刻、传抄与注释之间出现了值得深思的互动现象。其中,注本对原诗的抄录,是催动禁毁诗集传播的动力之一。而在清诗清注本的刊刻过程中,刊刻者的地位和作用凸显出来,他们与注家的关系,对注释文本的校勘整理,以及对刻印成本的考虑,都深刻影响了清诗清注的阅读和传播。价值考量是清诗清注考论的最终落脚点。清诗清注作为文献载体,不仅具有文本研究的意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清诗清注的价值可以在与评点、选本等清诗学着作的关联和互通中得到彰显。在清诗清注本中,程穆衡原笺从考订诗歌本事出发,又不局限于考证本身,广征史料,遍访故老耆旧,以寥寥数评道出吴伟业的诗意与诗心;靳荣藩在“繁冗”特色之下,具有“评注结合”以及“分体分评”的意识;杨谦注搜集朱彝尊诗不遗余力,并将同题唱和之作列于注中,客观上具有选本的效果;江浩然注仿王士禛《精华录》体式,遴选朱彝尊诗歌中之菁华而为之注,与杨谦殊途同归。这些极具代表性的清诗清注本,是注、评之间融通的典范,也正是其价值所在。此外,清代诗论家多为当时的一流学者,他们对清诗清注的关注和推动,很能代表清诗学阵营的某种态度。比如王鸣盛为靳荣藩注作序阐扬诗论主张和注释理念,翁方纲为江浩然注作序论及诗注诗法,赵翼作为清诗学阵营中的主将,也对靳荣藩注给予了高度评价。最后,对清诗清注重要注本进行点校整理,是学界一直以来的诉求,也是诗歌文本细读的题中之义。相较今人的注释,清人注在语言结构和习惯,本事感知,以及诗歌共情能力等方面都存在优势。通过清诗清注的考察和论述推而广之,中国传统注释学应该立足本体,借鉴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研究方法,将过去以文本为中心的思路,转向文本和注家并重,发掘注家在文本阅读和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为注释学理论体系的重构提供新的思考。
张雪飞[2](2021)在《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衣之于人,自人类文明伊始就如影随形、相伴相生。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倾向于遮蔽人身形体,不太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和个体特性;彰显等秩阶次,关注人的文化表征和社会意蕴。晚清民国是服饰传统、规制、风格和文化剧变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形态、社会认识、女性社会角色转轨的关键阶段。人衣关系经历了抗争与冲突、困顿与反思,在张力和矛盾中蜕变和进化。研究这一时期女性服饰变革,对于社会制度变迁、服饰文化转型、妇女解放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论文包括四个主体部分:第一章站在人衣关系的视角,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发掘和梳理女性服饰变革的历史脉络;第二章从纺织原料、分析并阐述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从纺织原料、面料的技术革新、成衣制造方式和产业更新,以及纺织贸易市场变化三个方面,讨论服饰变革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分析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联,也即从“衣”的层面对人衣关系的变革动力进行历史透视;第三章从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文化现象、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和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这三个层面,探讨社会变革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剖析伴随其间的人衣关系的变化特征;第四章从夷夏之防、道器之辨、礼俗之隔和荣耻之变四大关系入手,揭示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联系,厘清服饰变革的深层机理。本文主要观点和创新如下:1.服饰潮流是一种能够同时揭示服饰变革现象和本质所在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本文试图打破以往以主流历史分期、社会变革为纲的近代服饰史叙事,以及服饰品类、服饰流派、服饰空间扩散的服饰专题分类,由人衣关系的生理要求、观念思想、社会生活、审美文化、技术支持等不同侧面考察服饰潮流的变革趋势,抽象概括出“衣以容身”“衣以立身”“衣以适人”“衣以彰人”四大服饰潮流。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展现服饰变革的全貌,既符合服饰本身的历史脉络和嬗变轨迹,尊重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规律,又呈现服饰变革的创新性与继承性、往复性与多样性,揭示种种复杂多栖的规律和特性,为研究服饰变迁的技术、社会和文化因素提供线索和链接。2.产业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为供给带动需求、需求拉动供给给出历史的有力借鉴。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与技术变革,特别是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的进步,根本地改变了服饰面料性能、服用加工技艺,为服饰结构的改良和变革提供了可能的物质和工艺基础,形塑了纺织服装贸易和消费的全新格局,为晚清民国女性服饰时尚的兴起和潮流的延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本文绘制出服饰潮流与相关因素的关联机制分析框图,展示说明了产业技术变革如何对服饰变革发挥作用,特别是对影响方式、路径和机理方面的系统阐释。技术变革是对“衣”的物理特性、生产方式、市场供给和美学价值的创新,为“人”提供可消用、选择和适配的服用方案。作为服饰消费主体的“人”根据自身的穿用需求、经济基础和消费偏好以及文化审美,影响纺织、服装的贸易市场格局,对服装原料面料、剪裁结构方式提出需求。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实质上通过改变“衣”的供给进而影响“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又进而促进“衣”的技术和产业升级改革。3.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相互促进、互为因果,服饰时而领着、时而跟着,既能动于社会变革,又从动于社会变革。一方面,社会变革是服饰变革的引领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妇女解放思潮启蒙、引导着近代女性以主体身份参与到社会运动之中,推动着服饰潮流的发生和传播。以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和长江三角洲的“摩登”为代表的服饰社会现象为女性服饰潮流蓄能积力;另一方面,服饰变革是社会变革的能动者。代表性女性和女性群体以或拟男化、中性化的服饰行为,或个性化、大众化的穿衣方式,推动着妇女解放,成为社会变革不容小觑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服饰既作为被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改良和引导的主要对象,同时又充任着女性参与社会变革的道具、工具和面具。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互动,本质上是服饰与人的主体性关系。从被“衣”掩饰的“人”到以“衣”修饰的“人”,再到借“衣”立身的“人”,透过近代女性的服饰行为,抑或是社会舆论对女性服饰的评价和反应,“衣”之功能得到重新辨析,服饰下的人性得到解放,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得以进化。4.文化变革既是阻碍服饰变革的重要防线,反过来又是催化服饰变革的深层动因。长久以来,华夏服饰是区辨夷夏族群、承载文野观念的文化载体。无论是葆有华夷文化优势的历史时期还是闭关自守被强力冲击的晚清之际,拥护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的“庙堂”及士大夫们反对服饰变革。而随着近代西方传教士的“诱导”,本来象征文明的缠足成为野蛮文明的标记,夷夏之别破防、文野之位互换,趋新大势和尊西倾向成为服饰变革的新动向。在西学东渐、西器东传的时代背景下,服制是扞卫“中体”的“重器”,象征着传统儒家文化的伦常名教、制度文物以及体统规矩,不可“轻言”变革。而在改良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时期,服制改革成为复兴民族、更易“人心”的方略,由器而道的“天演”进化论提倡优胜劣汰、强权竞争,成为推动服饰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传统礼俗社会中,服饰是“礼治”的重要媒介,以礼化俗,以礼节俗。礼乐制度的高度发展是服饰文化长期保持稳定、难以遽变的根本。晚清宗法秩序遭遇挑战,作为民众生活“风俗”的服饰改良提出变革要求,女性服饰潮流甚或走在了服制法规之前,由俗入礼。文化是慢变量,近代服饰变革的不易和反复,皆出自于文化内核“面子”、服饰面子即文化里子,能小变则不大变,能形变则不质变。而服饰变革的发端和剧变,仍需归因于文化内核“面子”。在敏感于外人观感、维护文化“面子”的同时,服饰悄然生变,服饰由宗族和伦理走向民族和国家,再走向个体和自我,“人衣关系”不再等同于纲常伦理的“人人关系”。5.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的路径并完全不遵循“器物-制度-文化”的现代化三阶段,而是多个范畴兼而有之,各个阶段均有参与。服饰变革属于物质器技,亦成为寄托人伦关系的社会制度,甚至还是文化思想的重要表征,事实上是“器物”“制度”和“精神”的“三位一体”,难以区分先后甚至彼此。整体来看,女性服饰变革是在制度层变革时生发的。反缠足运动发端于呼吁制度改革的戊戌维新,辛亥以后服饰等级制度改弦更张,服饰听取民便。新文化时期反思文化,女性服饰在更大范围、更大波次、更大程度上发生变革,服饰潮流渐趋成型,人衣关系也随之转换、调整。但局部而言,在学习西器的洋务时期,洋纱、洋布大量进驻开埠城市,上海等地的年轻、时尚、社交女性已开始穿用洋布衣。在民风开放、趋新入时的地区,原料面料、穿衣方式等物质层面的变化来的较早,相对顺利地被一部分女性所接纳,但并未涉及到服饰文化层面的对抗与哲思。对于广大乡村地区的劳动女性,质地厚实、自产自销的土布更便于劳作,物质层面的服饰变化来得更为迟滞、缓慢,或许到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发生变化之后,服饰才相随而变。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呈现出多轨道、多征候、多阶段并行不悖的复杂格局。6.服饰变革本质而言是“人衣关系”的更新与重构。服饰不是纯粹单一的自然物,而是典型的文化产物。变革时期人衣关系变化的意义在于,“人”既是具体的、个体的人,同时也是群体的、社会化的和历史性的人。“衣”既是具有物质属性的衣,同时更是代表民族风俗、承载社会功能、表征时代特征的“衣”。服饰变革之前,衣的礼治、标示、文化功能更为显着;服饰变革之中,衣的工具、道具、面具功能更加显露;服饰变革之后,衣服重归保暖和装饰的基本功能。考虑到人衣关系的复杂多元性,“人的穿着”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适身、得体、体面和得当/适境。初级层面的“适身”强调作为生物体的人和作为自然物的衣。更高级层面的“得当/适境”更看重中国文化下具有多种属性之“人”的穿衣要领和不同穿着场合下“衣”的服饰文化要素。广而言之,人衣关系甚至可能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互动交融、和谐共彰应该是人类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
刘波[3](2021)在《明清藩封体制视角下的朝鲜王朝国家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百年来,中外学界对朝鲜国家机构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学界前贤考察议政府和备边司等机关的职能与沿革运作,又阐述朝鲜政治体制与中国典制之间存在关联,但并未从整体上考察这些机构的组织方式和权力运行的基本特征,且选择的对象仅局限在各职事机关。此外,研究者往往将朝鲜国家机关的研究局限在政治制度史框架内,未曾放置于更宏大的明清时代中朝政治秩序结构内进行探讨。本文旨在梳理朝鲜政治组织架构和权力支配结构的总体面貌,并以“藩封体制”视角审视中朝政治秩序对朝鲜国家机构建置和权力运行产生的影响。学界通常以“华夷秩序”“朝贡关系”“朝贡体制”“朝贡贸易关系”或“朝贡贸易体制”等作为诠释明清时代对外交往性质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明清中国与朝鲜关系的不同侧面,固然有其学术价值,然惜在过分强调的是明清中朝关系框架下的行为活动,既未指明朝贡行为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也未界定朝贡主体的范围界限,因而使用模糊的或统摄性的概念去考察中朝关系的基本属性时,反而会冲淡所得结论的严谨性,甚至会将明清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混为一谈。鉴于“朝贡关系”“朝贡贸易关系”等概念削弱了明清中国和朝鲜王朝关系性质的独特性,故本文提出和采用藩封体制概念。本文认为,明清中国与朝鲜通过政治和军事活动确立了君臣名分,二者共同构筑了较为稳定的带有权力秩序性质的藩封体制。在此种政治体制框架下,朝鲜遵循以明清中国为权威中心的政治秩序,有藩屏天子和事大中国之任,而明清中国视朝鲜为藩属国,积极履行“字小”和怀柔远人之责。本文运用藩封体制视角对朝鲜国家机构进行系统考察后,认为朝鲜不在明清中国管辖的行政范围内,可以“自为声教”,其国的政治制度建设与运作却深受藩封体制下“上国”典制文化的影响,权力结构间也渗透着藩封体制的政治秩序。朝鲜国王的统治名义主要通过明清皇帝颁赐王爵、赐金印、赐舆服和赐谥号等途径获取,其又充分利用在藩封体制攫取的名分,以诸侯名义确立多项礼制法规,由此确立域内的统治合法性。王储权力与王权强弱紧密相关,国王通过请求明清皇帝册封王储爵位、自行制定和颁布王储的礼仪制度等方式,确立王储在藩封体制权力秩序中的礼制名分,以提高和强化王储在境内的权威。国王和王储以下的诸司百官并不受爵于明清皇帝,国家庶务和官员任免自理,这使得朝鲜政治制度建设和运作具有较高的自主性,但诸司百官的设置与权力运作保持本国“土俗”特征之余,作为国王的“陪臣”,也深受藩封体制的影响。朝鲜政务统领机关经历了都评议使司—议政府—备边司的转变。都评议使司被改置成议政府,是李芳远在藩封体制恢复后,为进一步伸张王权,仿照明朝废黜宰相之法对国政运营格局进行改制的结果。16世纪中叶,明朝和朝鲜同时陷入“南倭北虏”困境。在藩封体制边疆危机背景下,议政府署理和审议国政形同虚设,而备边司作为临时统筹边地军务的机关崛起,并最终在“壬辰倭乱”后确立统领国政之权。朝鲜中央政务执行机关围绕“六曹”展开,即“六曹”及分率的各属司具体执行庶务,承政院等阙内机关协助国王掌控和调整“六曹”施政,监察和谏诤机关纠察“六曹”政务过失,军政分离的军事机关独立于“六曹”之外,宗亲府等机关优礼宗亲勋贵,汉城府专管王京事务。“壬辰倭乱”后添设“六曹”行政体系之外收支“大同法”米谷的宣惠厅等机关,但目的是解决此前六曹分理政事时权力运行不畅和效率低下的困境。以上机关的总体布局,是太宗至成宗时期君主加强集权的产物,同时也是朝鲜认同和效仿明朝制度,进而改造国初承袭高丽旧制的结果。朱元璋赐朝鲜国号,郑道传等人把明朝与朝鲜比作成周与箕子,这造就了朝鲜君臣模仿周代六官和明代六部之制编纂国家政典,并按“六典”体例运营国政的政治思维。朝鲜地方政务分理机关分作行政和司法机关、军事机关和土官衙。它们的职能是为国王代行守土,在朝鲜制定的在藩封体制官爵序列中有其名分,但因处于外方而不直接参与事大活动,受藩封体制的直接影响要弱得多。朝鲜国家机构的体系布局固然与王权伸张或收缩、权力支配结构、政务运作方式等因素相关,但它亦受藩封体制的影响而进行调整,且权力支配结构间渗透着藩封体制的层级性政治秩序。明清中国并不直接干涉域外藩国政治体制的建设和运作,这使得朝鲜设计、组织和变革国家机构时具有较高的自主性。通过梳理,朝鲜国家机构的变革损益与周边局势的变动存在密切关联,权力结构总体呈现出完整的金字塔式特点,但其组织方式过于繁冗,政务运作不时出现“统而失序”,而且还存在两班职官阶层固化和“贵族政治”等基本特征。
陈秋旭[4](2021)在《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宣传报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泰东日报》创办于大连,创刊于1908年11月3日,停刊于1945年10月,其在刊时间历经清末、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三个阶段,历时37年之久,与日本统治关东州的时间基本相始终。在1918年—1928年这十年间,该报的办报风格和政治倾向与之前后时期有明显的不同,这十年间《泰东日报》的报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反对国外势力在华侵略,反对国内军阀势力的统治,介绍国内外先进思潮,并声援大连民众的政治抗争。作为日系报纸,又身处被殖民统治下的大连,不仅记录了近代以来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大连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侵略史,同时敢于发声,彰显自己的政治主张,呈现出与其他同时期日系中文报纸不同的特点。《泰东日报》作为日系报纸,又身处被殖民统治下的大连,缘何在1918年—1928年间敢于彰显自己不同的政治主张?其政治主张在宣传报道中有哪些具体体现?循着这一思路,本文以长春市图书馆馆藏120卷《泰东日报》微缩胶片为文献史料,在通读全部报纸的基础上,重点截取1918年—1928年这十年间的宣传报道,采用历史学和新闻传播学相结合的方法,试图从《泰东日报》在这十年间所发生的转向入手,探究其发生转向的成因,并详细阐述《泰东日报》这十年间所发生的转向在具体报道中如何体现,由此分析此一时期《泰东日报》作为进步思想的宣传阵地,在当时中国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对推动社会进步所产生的积极意义。本研究除绪论和结语部分之外,主体分为六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该论文的选题缘起,综述本问题的研究现状,归纳所使用的史料,介绍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考察和分析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的转向。在系统梳理《泰东日报》并纵向比较该报37年的办报历程后,发掘出《泰东日报》在1918年—1928年间的特殊性,并从时代背景和报人思想两个层面入手,探究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发生转向的成因。第二章至第六章,系统论述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宣传报道发生转向并体现进步性的具体表现。其中:第二章,梳理并分析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对国际时局及列强侵华行径的关注和报道。这一时期的《泰东日报》在金子平吉和傅立鱼的主持和影响下,虽身处东北地区,但一直关注国际和国内局势。面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泰东日报》敢于发声,及时报道国际时局,揭露英、美、日等列强的侵略行径和本质,并对日本在大连及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行径予以报道。第三章,梳理并分析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对军阀统治下国内时局的关注和报道。这一时期的《泰东日报》,对当时的国内局势进行连续报道,揭示了一个腐败低效、不受信任的政府形象,呈现出混乱动荡、日益凋敝的社会现状,并以社论、时评或者社会新闻报道的方式,对军阀统治下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进行报道,尤其是奉系军阀统治下东北民众的社会生活给予关注和同情。第四章,梳理并分析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对世界革命及先进思潮的宣传和报道。此一时期,《泰东日报》以鲜明的民主革命立场,宣传以十月革命为代表的世界革命高潮;通过发表中国共产党人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以及一些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译介国外作品,介绍国外社会生活和进步文化。第五章,梳理并分析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对国内革命及思想的宣传和报道。这一时期,《泰东日报》对中国近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革命运动以及三民主义给予持续关注和报道,支持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宣传三民主义;同时,关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重大事件,报道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关注中共早期活动,支持国民党左派反对蒋、汪统治的政治活动;批判旧思想,宣传新思想,培养爱国精神,抵制日本对大连民众的奴化教育。第六章,探讨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对大连社会及民众的关注和报道。1918年—1928年间,大连爱国团体先后成立,《泰东日报》秉持鲜明的政治立场,与这些爱国团体相互呼应,支持并参与大连民众的政治抗争,向大连民众宣传进步思想和生活方式,同时高度重视实业的宣传和推广,对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寄予希望。结语部分,在全面梳理《泰东日报》在1918年—1928年间宣传报道中所彰显的理性与进步的基础上,与同时期的《盛京时报》和《顺天时报》报道内容加以比较,突出论述了这一时期《泰东日报》的特殊意义和作用,同时也提出这一时期《泰东日报》宣传报道的不足之处。
李全平[5](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指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汤振[6](2020)在《白岩朴殷植的文坛活动与文学创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朴殷植(1859-1925),韩国近代着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爱国启蒙思想家、独立运动家以及政治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朴殷植于韩国国内开展爱国启蒙运动,积极进行散文创作和文学翻译活动,以揭露批判日本的殖民侵略和宣扬爱国启蒙意识。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韩国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为继续开展抗日独立运动、挽救民族危亡,1911年,朴殷植流亡中国。流亡中国期间,他先后辗转东北、北京、香港和上海等地区,积极进行散文创作和历史传记小说创作,与此同时,他还与中国维新派人士及革命派人士围绕韩国独立运动及中韩联合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交流,促进了近代中韩两国的人文交流。朴殷植的文学翻译、散文创作及历史传记小说创作体现了强烈民族意识、近代意识和抗日意识,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朴殷植文学作为一种反帝反殖民的后殖民书写,体现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思考和近代自觉,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此外,朴殷植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之间相关影响、借鉴和促进,因此,朴殷植文学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本文旨以文本分析为基础,综合运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后殖民主义、社会历史批评、文学社会学及政治美学批评等理论和研究方法,具体考察朴殷植的文坛活动,并对其文学创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阐述朴殷植文学创作的意义和价值,及其文学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韩国国内爱国启蒙运动时期,朴殷植通过《皇城新闻》、《大韩每日申报》、《西北学会月报》及《西友》等报刊杂志积极开展独立言论和文本翻译活动,并撰写着作。流亡中国时期,朴殷植进行了积极的报刊舆论和文学着述活动,他先后担任《香江杂志》、《新韩青年》、《四民报》、《道路月刊》及《五九》等中韩报刊杂志的撰述人或主编,并在以上报刊杂志发表散文文章,积极开展抗日救国言论活动。不仅如此,在中国东北地区时,创作《梦拜金太祖》、《渤海太祖建国志》、《泉盖苏文传》等历史传记小说。在北京、上海等地创作出版了《安重根传》、《李舜臣传》、《韩国痛史》、《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等着作,宣扬韩国志士的抗日壮举,揭露和批判日本殖民者的残暴统治,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朴殷植积极寻求中国人士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与援助。他审时度势,以中韩联合为导向,跨越党派差异,不仅与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展开交流,更与景梅九、汪精卫、黄介民等革命派人士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联络。朴殷植与中国人士围绕抗日救国的时代课题所进行的交流活动,促进了中韩知识分子共同的身份认同,推动了中韩联合,并为中韩两国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当时的中国文学界和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朴殷植也因此实现了作为流亡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朴殷植的文学翻译包括对汉文版《瑞士建国志》的翻译和对清末散文作品的翻译。因作者政治思想的差异,中韩两国的政治形势以及两国读者期待视野的不同,同一时期,在翻译内容上区别甚微的两版《瑞士建国志》在中韩两国被作出了不同的解读,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朴殷植版本的《瑞士建国志》更为符合本国国情,以瑞士建国的历史给予韩民众以鼓舞和激励,以此宣扬民族意识,增强民众的爱国心。此外,朴殷植还对梁启超散文及清末来华美国传教士所作散文进行了译述和刊登。通过将译述作品和原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朴殷植文本翻译的特点,包括语言、句式的改变及对原内容的删减和改写等。朴殷植对清末散文译述的背后是当时中韩两国所共同面临的民众爱国心缺失问题和教育问题。通过翻译清末散文作品,吸收借鉴和宣传了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和教育改革思想以及西方教育思想,促进了韩国爱国思想的传播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朴殷植对汉文版《瑞士建国志》的翻译及对清末爱国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借鉴与吸收,体现了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韩两国在知识和思想上的交流与共享。朴殷植的散文创作体现了他独特的时代认识,包含中国认识、日本认识、中韩关系认识、东亚认识及世界认识等。韩国国内时期,朴殷植的时代认识聚焦于清政府制度改革、韩国自强以及东亚三国联合等层面。此阶段,对于中国及东亚的认识面较为狭窄,且某些认识存在偏颇。朴殷植的中国流亡体验,包括在华革命实践和人文交流活动等,大大地丰富和拓宽了朴殷植的时代认识,促进了其时代认识的发展。朴殷植的中国认识变得更为多角度、辩证和全面客观,如对革命派的肯定和批判以及对袁世凯的双重认知等。对中韩关系及世界形势也有了更为准确、客观的认识。其散文文本呈现着强烈的抗日意识、中韩联合意识和东亚和平意识,体现了其从周边走向中心的政治和文化的自觉。朴殷植的历史传记小说积极建构本国的历史英雄人物叙事,塑造英雄人物形象,以此宣扬历史人物的爱国精神和抗敌精神,鼓舞和激励国民学习英雄的爱国精神和反抗精神;同时,期待国民中涌现新的英雄,拯救民众和国家于危难之中,恢复国家的独立与自由。在进行英雄想象的同时,着力于国民话语和抗日话语的建构,揭露小中华意识或慕华事大思想所导致的国民奴隶根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爱国精神丧失以及民族团结意识缺失等问题,批判愚昧、冷漠、旁观、涣散等根深蒂固的旧国民性;并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提出教育改革方案,尤其强调精神教育的重要性,着力于改造旧国民性和培养新国民。与此同时,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扬了抗日意识和中韩联合意识,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弘扬了民族精神,体现了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爱国热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本价值和社会价值。朴殷植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朴殷植从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汲取营养,丰富了自身的文学世界,并完善了自身的文学体系。与此同时,它也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安重根叙事和抗日戏剧的丰富和发展。在影响与接受的背后,隐藏着当时中韩两国的社会形势和国际局势以及读者的阅读需求。这展现了中韩文学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体现了中韩近现代文学密切交流的一面。表明了朴殷植文学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价值。朴殷植的文学创作是一种颠覆强权的被殖民者的知识生产活动,再加上其个人具有深刻的殖民地体验和跨文化体验。因此,朴殷植文学具有后殖民性与离散性。从文化意义上看,他的文学体现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思考和近代自觉,鲜明地展现了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的面貌以及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体现了其作为来华韩国流亡文人的文化自觉,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朴殷植文学在当时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下,具有相当的建设性和前瞻性。研究朴殷植文学有利于透过作品了解日帝殖民统治的时代背景下,中韩两国的社会状况及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当今所面临的时代课题。探讨朴殷植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及其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所做的贡献,有助于深入发掘以“互为主体”、“和谐共存”为核心的20世纪东亚精神和文化自觉,为促进当今中韩关系的发展乃至构建东亚和谐共存体系提供借鉴。
王彦[7](2020)在《西学启蒙 ——孙中山留学夏威夷经历考察(1879-188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开时代之新,推翻了中国朝代更替的历史循环,建立了中华民国,开启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国家独立,走向现代国家建设的征程。而始终引领着孙中山革命事业前进方向的乃是他提出的以“三民主义”为代表的革命思想纲领,因此理解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成为了解近代中国跌宕起伏的革命进程的关键,而理解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必须考察其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孙中山的西学启蒙教育。1879年十三岁的少年孙中山远渡重洋赴夏威夷留学,入读意奥兰尼学校(Iolani School),1883年因提出领洗入教而被孙眉遣送回国。在夏威夷的四年留学经历使孙中山得到了西学启蒙教育并有了接触基督教的机会,这为日后赴香港读书以及受洗入教做了铺垫。晚清的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有志于救国救民的知识分子纷纷从西学之中寻找救国良方,提出了诸多改良国家的方案。其中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为广大仁人志士指明了摆脱帝制走向现代化国家的方向,得到无数海内外爱国者的支持和拥戴。那么,生于畎亩的孙中山是如何从中国政治权力的边缘地区——广东翠亨村,选择走向推翻清朝帝制的革命之路呢?农家少年孙中山在远离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的边缘之地——夏威夷接受的西学教育和宗教启蒙如何启发孙中山对现代国家的思考呢?本文即是基于这些问题,在收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讨论:第一、十九世纪夏威夷王国的社会变迁与在檀华人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第二、夏威夷王国的教育发展与意奥兰尼学校的建校背景;第三、孙中山就读教会学校期间校园生活的考察;第四、孙中山留学夏威夷对其革命与宗教思想的意义。通过对以上四个方面的探究,可知孙中山夏威夷留学期间在教会学校接受的教育使他接触到西方思想和基督教教义,这两种思想都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夏威夷求学期间所经历的西学学术训练和基督教生活方式,启发了他的革命思想,增强了他对西方价值观和基督教的认同。深入探究这段留学经历对于我们理解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来源以及他的人格发展、人生走向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宋浠睿[8](2020)在《孙中山民生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长期的闭关锁国导致内忧外患,动荡不安。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为了改变中国屈辱的命运,推翻了中国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转型,并建立了中华民国。带着如何使中华儿女真正吃饱穿暖的现实思考,孙中山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对策,并建立了民生主义思想体系。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将对民生问题的考察提升到为国家民族担当的高度,具有超越时代的理论价值。这一思想涉及土地、经济以及社会教育等多方面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善民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问题的研究提供较为丰富的理论素材。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做出了多角度、多方位的解读,但是只有全面把握民生主义的内涵,深入理解民生主义所凸显的理论局限与内在矛盾,才能在新的历史方位中更为切实地领会这一思想的时代价值。本文不仅研究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具体内涵,同时深入研究其详细的发展脉络,以求全面、客观地评价民生主义,梳理这些内容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以及把握其时代价值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的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当前的研究现状,简要做了相关概念的阐释,提出了研究途径与方法和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是交代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溯源,通过对中国传统民生思想和西方社会的民生理论及政策实践的回顾与考察系统梳理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思想渊源。任何思想家的理论学说都是经过了大量的理论铺垫与现实实践形成的,思想理论溯源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铺垫与支持。第三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内涵,简要分析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根本、核心、基础与实现的途径。第二部分梳理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发展历程,分别是民生主义的孕育萌芽阶段、发展过渡阶段和飞跃完善阶段。第四章通过历史文献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历史流变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围绕中国共产党对于民生主义的坚持与超越和中国国民党对于民生主义的发展与背离和进行了考察与分析。主要从政策和理论两个方面入手,通过纵向对比两党都是在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民生方面的完善与超越和中国国民党在民生方面的缺失与不足。第五章是新时代视域下对孙中山民生主义加以评析。分别是民生主义的内在矛盾、民生主义的理论价值和民生主义的历史贡献与思想局限三个方面。旨在对孙中山民生主义进行相对系统、公正的评析。第六章整理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合理吸收,也就是当代价值。笔者在此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当代价值整理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原则、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物质基础、坚持以发展农业为基本目标、坚持以发展教育为重要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在新时代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仍然可以从孙中山民生主义中提取许多的启示与价值。
郭亚宾[9](2020)在《耶律楚材治学理政研究》文中指出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号湛然居士,是我国金元之际一位杰出的契丹族政治家。他身为契丹皇族后裔,自幼生长于中原地区,在金元相交之际扈从成吉思汗西征十年,最终成为窝阔台主政时期的重要辅臣,为保存并发展中原及北方诸多地区的文明、促进蒙元政权的汉化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耶律楚材所处时代及其身世经历极为特殊。成吉思汗创建大蒙古国,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蒙元初期的治理转型是成吉思汗及其继任者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经历了辽宋夏金长时期分裂之后的中国,来到了新一轮文化融合的历史关口;从耶律楚材的八世祖耶律倍以来300多年的家族变迁史,清晰地展示了这支契丹皇族的汉化过程。耶律楚材自幼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身逢前所未有的历史变局,毅然承担起延续斯文一脉的人生使命。耶律楚材的治学体现了博约结合、道器并重的特点。从学术渊源来看,楚材主要受四方面影响:自八世祖耶律倍至父亲耶律履、母亲杨氏薪火相传的家学;伴随金朝科举制的发展,为进身仕途刻苦攻习的官学;面临生死抉择,皈依佛门师从万松行秀参悟的禅学;身处多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不拘门限广泛吸收的当时流传于北方的各类学术。在知识技能方面,楚材博览群书、业有专攻,他不仅通晓天文、地理、历史、博物、医药、礼法等诸多领域的知识,尤其擅长术数、理财和语言文章,体现了切合时务、经世致用的学术倾向。在艺术修养方面,楚材的诗歌创作独树一帜,被誉为“一代词臣倡始”;文章骈散兼备,娴熟老道;书法气势雄健,刚毅劲拔;鼓琴情理交融,技艺超群;他甚至能够捕捉到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艺术气息,以应对政治斗争对其内心产生的强烈冲击。在思想信仰方面,楚材既是一名标准的儒士,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同时对道家经典有着深入的研习和体悟,他出入三教,淹通百家,涵养出强大的精神力量,为建立卓越事功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障。耶律楚材参与治国理政历经成吉思汗、拖雷监国、窝阔台汗和乃马真后称制等四个时期。他凭借杰出的才干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一步步跻身蒙古帝国的核心决策层。他依据中原汉法谋划了涉及民生、经济、政治、法制等十个方面的治国方略,抓住窝阔台宽宏放权的历史机遇,以非凡的胆魄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在务实层面,他谏言颁布赦令、纠正野蛮提议、阻止屠城政策、设法安定逃民,竭尽全力保护百姓生命;主张编户齐民、抵制游牧泛滥、明确课税额度、坚持休养生息,千方百计恢复经济活力;提出建正朔、立朝仪、创机构、抑割据、建宫室的方案,努力推行政治制度改革;从具体事务入手,“给符印,立钞法、定均输、布递传”,多措并举推动法制建设。在务虚层面,他向蒙古统治者“时时进说周孔之教”,高高扬起儒家大旗,保护并任用一批中原士子,兴文教、开科举,搜索图籍,刊印经典,全力以赴恢复和发展中原文化;提出“华夷一混”的观点,主张各民族融合发展;坚持宗教宽容政策,倡导三教并行、发扬正邪之辨、遏制全真坐大、扶持正统佛教;表达了强烈的反战思想,不失时机地进献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引导蒙古政权开启协和万邦的大国外交,采取刚柔并济的内联之策。由于蒙古旧制与中原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加之楚材自身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他的改革事业遭受巨大挫折,但其辅政成效在当时已有显现,尤其对忽必烈时期全面推行汉法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之,耶律楚材的治学与理政密切相关,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充分体现了多元文化交融背景下中原士大夫治理世界性帝国的实践探索,他为极度崇尚武力的蒙元政权注入仁义、理性、协和、良序等思想因子,彰显了中华文治的价值取向和独特魅力,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李宜芯[10](2020)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大学组织变革的文化逻辑研究》文中认为大学组织变革的实质就是在外在环境与大学传统之间寻找动态平衡。然而,一些研究却对于大学传统的、习俗的、象征的方面不甚重视,在论述中只注重事实的描述而忽略了对大学价值、大学精神的探讨,大学在本质上是文化的场域,文化性是大学的内在属性,也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特性及其组织变革的动力与归依。在这个意义上,本研究关注大学组织变革的文化逻辑,并不是否定政治、经济条件对大学组织的重要或决定性影响,而是将政治、经济的逻辑纳入到更加深刻与复杂的文化场域中来探讨大学组织变革的内在规定性。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大学组织的变革行为无论在宏观的府学关系、中观的管理体系、微观的学科演化亦或是观念方面的转变都为探讨文化如何影响变革的议题提供了丰富而具有启发的样本。因此,本研究在对相关文献和概念进行总结与分析的基础上,以组织变革理论和大学组织文化理论为理论基础,以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为方法论,运用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在与相关教育事实对话的过程中较为系统地形成了以学术文化为核心、制度文化为桥梁、社会文化为模塑的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强化的文化生态复合体作为大学组织变革文化逻辑的分析框架,主要获得以下研究发现:第一,主要由学科文化、院校文化组成的学术文化逻辑是大学文化选择与创造功能得以达成的核心组织特质和要素。维多利亚时期,科学文化用开放理性的、抽象的、价值无涉的、可验证的、带有功利性的文化特质逐渐取代了宗教的、具体的、非生产的传统学术文化。学科文化的演进经历了文化的边缘与主导、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文化的筛选与整合、文化的生成与积累、文化扩散与转换五个阶段,具体表现为知识典范的科学化、科学与人文的协作、学科体系多样演化、专业知识系统化、科研成果得以运用五点。院校文化体现为四个方面,分别为,传统院校文化失范所引起的古典学院制褪色,学生社团成为导师制以外的启蒙活动,教学与科研的结合是文化涵化的结果,办学模式的变迁与认同暗含着文化代沟。第二,制度文化逻辑是源于制度又高于制度的价值和行为方式,属于一种“中介逻辑”,是大学组织内部整合功能与外部适应功能之间的桥梁、纽带、过渡与催化剂。维多利亚时期大学组织变革的制度文化从“内”学术文化到“外”社会文化的逻辑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首先,以学术为局面的学院、以学科内在逻辑为格度,大学基层组织建构了二者共存的文化差序格局;其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在日益增加的管理活动中产生了文化差异,大学采用分权治理移置差异、通过校长角色弥合差异,从而在决策流程中实现了学者作为主体的言说;最后,“程序先于权利”、“恰当援引先例”是英国大学法人制的文化内涵,这一时期公司法人的演进和信托制的延续为新大学的建立提供了法理上的正当性,古典大学按照皇家调查——议会立法——大学修章的程序依法改革。第三,社会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强大的历史惯性以及与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可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维多利亚时期的绅士文化彰显了英国悠久的民族性格,涵盖或部分吸收其它文化形式。从直接作用来讲,作为一种道德追求的绅士文化,引领了大学对社会责任的思考,表现为学者展开有关自由教育辩论和推进大学推广运动;作为一种目标导向的绅士文化,是城市学院不断前进的时代动力;从间接作用来讲,作为一种制约因素的绅士文化,既是英国大学渐进式发展的保障机制,也导致了城市学院的“学术漂移”、学术金本位困境和世俗政府的有限关注。换言之,在多维文化利益场境的影响下,大学文化自觉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大学组织变革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大学组织变革也引领了社会与民族文化的进步。大学组织变革的“本然”也在文化的视野下得以明晰。
二、继承中山先生遗志 搞好医学教育工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继承中山先生遗志 搞好医学教育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1)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清诗清注的概念与研究对象 |
第二节 清诗清注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第三节 研究重点和难点 |
第四节 选题价值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清诗清注的整体文献形态与面貌 |
第一节 清诗清注的刻印、传钞与整理简述 |
第二节 清诗清注的分期与分类 |
小结 |
第二章 清诗清注的专题文献考察 |
第一节 吴梅村诗注的分期和界定 |
一、吴梅村诗早期注本 |
二、吴梅村诗中期注本 |
三、吴梅村诗后期注本 |
第二节 文本的生成与演变——以南京图书馆藏孤本《梅村诗笺》为中心 |
一、“同声相应”的创作动力与未编年本的诞生 |
二、“挥汗书写”的辛酸经历与南图本的生成 |
三、从《梅村诗笺》到《吴梅村诗笺》的文本演变 |
第三节 程穆衡《吴梅村诗笺》钞本五种评介——兼及“程笺杨补”系统之失 |
一、集注本 |
二、北皮亭写本 |
三、独醒盦本 |
四、草堂本 |
五、旧山楼本 |
第四节 《吴梅村诗集笺注》“程笺杨补”钞本考述 |
一、杨学沆与《吴梅村诗集笺注》 |
二、“程笺杨补”钞本研究述略 |
三、士礼居钞本由戴光曾钞本“直接传写”而来 |
四、再谈保蕴楼钞本的避讳问题 |
五、退轩钞本及其庋藏线索 |
第五节 《吴梅村诗集笺注》排印本与整理本述评 |
一、俞庆恩与排印本《吴梅村诗集笺注》 |
二、整理本《吴梅村诗集笺注》的成就与创新 |
三、吴梅村诗注整理与研究的展望 |
第六节 江浩然《曝书亭诗录笺注》及其版本着录献疑 |
一、江浩然父子的笺注事业 |
二、着录情况辨析 |
第七节 杨谦《曝书亭集诗注》木山阁刻本的成书及流传 |
一、杨氏木山阁刻本成书时间 |
二、与杨氏木山阁刻本有关的其他刻印本 |
三、杨谦及其注本接受情况简述 |
第八节 孙银槎《曝书亭集笺注》及剜改“屈五”事小考 |
一、孙银槎及《曝书亭集笺注》版本情况 |
二、孙银槎注本的评价及剜改“屈五”成因 |
小结 |
第三章 清诗清注的时代背景与学术渊源 |
第一节 于着述有功事——清人对注释的普遍认知与实践 |
一、重经重史的风尚与经、史注释的地位 |
二、乾嘉时期诗歌注释的实证主义与学问化倾向 |
第二节 藏书、抄书、刻书与注书的互动——以清诗别集注家为中心 |
一、藏书家与注释者 |
二、注家与秘密传钞者 |
三、畅销注本及其早期推手 |
第三节 别集诗注的文本遗留和经验传承——从宋诗宋注到清诗清注 |
一、导源:别集诗注的繁盛及宋诗宋注的文本流传 |
二、鉴别:清人眼中的明人诗歌注本 |
三、远采:施注苏诗 |
四、近择:仇注杜诗在眼前 |
小结 |
第四章 清诗清注的体例与注释特色 |
第一节 笺诗矜奥博——惠栋注的体例及其垂范意义 |
一、经传单行的追求与注释文本功能的认知 |
二、“附事见义”与诗史观念 |
三、训纂与辑佚 |
四、诗歌系年与年谱编纂 |
五、重视考订风土名物 |
六、对待前人注释的态度 |
第二节 笺注吴诗“四难”何指?——程穆衡注本体例初探 |
一、“论世知人,唯贵核今”的注释理念与“注吴诗四难”的提出 |
二、十九条凡例的分类与特色 |
第三节 程穆衡《吴梅村诗笺》征引史料笔记考论 |
一、“稗史野乘”在程笺中的量化分布 |
二、未标明出处的史料来源 |
三、程笺引史着特点举证 |
小结 |
第四节 “仕不怠学”与“繁冗之弊”——靳荣藩及其注释特色成因探析 |
一、靳荣藩生卒年及“仕不怠学”的语义出处 |
二、《吴诗集览》及其注释特色 |
三、《吴诗集览》的成书背景 |
四、《吴诗集览》的学术渊源 |
小结 |
第五章 清诗清注与清诗批评的互动 |
第一节 引论:“破体”与“立式”——注、评融通的历史基础与文本可能 |
第二节 清人论诗语境中的清诗清注 |
一、从诗论到注论——王鸣盛《吴诗集览序》及其与清诗清注家的互动 |
二、清诗学主将之一的认可——赵翼对《吴诗集览》的评价 |
三、经典注释的“内部回响”——道咸以降注本对乾嘉注本的接受与评价 |
第三节 注诗者兼注人——明亡清兴中的诗意与诗心 |
一、国变中的人事解读 |
二、怨刺传统的追溯 |
三、浮沉于世的共鸣 |
四、借古抒怀的体察 |
第四节 《曝书亭集》诗注的“集句”精神与“选本”思维 |
一、杨谦“集句而注”的意义与效果 |
二、注家之心,选家之眼——江浩然注的选本思维 |
第五节 “会心妙笔”话渔洋——伊应鼎与清诗评注本实践 |
一、《会心偶笔》的成书缘由辨析 |
二、评注结合,各居其位——《会心偶笔》的核心体例 |
三、《会心偶笔》的行间注与总评特色 |
小结 |
第六章 清诗清注与当代注释学 |
第一节 文本细读与清诗别集注本的整理 |
一、清诗研究应该重视旧注本的点校和整理 |
二、清诗清注本与清诗今注本的比较优势 |
第二节 注释学理论的反思与建构 |
一、注释学相关理论研究的述要 |
二、从“由文及人”到“人文并重” |
三、从清诗清注研究中得到的思考 |
小结 |
结语 |
附录一 清诗清注总目初编 |
附录二 清诗别集注本叙录 |
附录三 清诗别集注本序跋辑校 |
附录四:清人语境中的清诗清注及注家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一、发表学术论文 |
二、参与课题 |
致谢 |
(2)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0.2 服饰变革文献综述 |
0.3 研究思路、框架与内容 |
0.4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0.5 创新点 |
第1章 人衣关系表里之辨——女性服饰潮流 |
1.1 衣以容身:松绑解放,开禁易俗 |
1.2 衣以立身:性别反叛,异中求变 |
1.3 衣以适人:简便合体,文明质朴 |
1.4 衣以彰人:流曲赋形,纳西慧中 |
1.5 思考与讨论:人衣关系的历史脉动与文化嬗变 |
第2章 经纬不辍纺新织异——产业进步、技术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2.1 有里有面:面料及其生产 |
2.1.1 纺、缫技术与原料更新 |
2.1.2 机织技术与质料革新 |
2.1.3 印染技术与纹样、色彩嬗变 |
2.2 有型有样:成衣及其制造 |
2.2.1 家庭生产 |
2.2.2 拎包客与前店后场 |
2.2.3 半标准化与标准化生产 |
2.3 有价有市:纺织贸易以及市场 |
2.3.1 纺织原料、纺织品贸易和市场 |
2.3.2 成衣市场及贸易 |
2.4 思考与讨论:纺织和制衣产业技术变革下的人衣关系 |
第3章 觉与不觉咸与维新——社会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3.1 局隅生变: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现象 |
3.1.1 广府地区缫丝女工与“自梳”现象 |
3.1.2 上海城市女性和“摩登”现象 |
3.2 起而求变: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 |
3.2.1 戊戌维新和不缠足会 |
3.2.2 辛亥前后的民权革命和女子参政运动 |
3.2.3 新文化和女学生爱国平权运动 |
3.2.4 新生活的反摩登实践与国货运动 |
3.2.5 社会运动中的女性角色和服饰角色 |
3.3 论而思变: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 |
3.3.1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
3.3.2 妇女解放思潮 |
3.4 思考和讨论:社会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第4章 易服不易表里乾坤——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 |
4.1 防与不防:“夷”“夏”文野观念转变 |
4.2 尊与不尊:“道”“器”体用概念解体 |
4.3 禁与不禁:“礼”“俗”治理秩序重构 |
4.4 变与不变:“荣”“耻”面子文化演进 |
4.5 思考与讨论:文化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余论 |
5.1 余论 |
5.2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后记 |
(3)明清藩封体制视角下的朝鲜王朝国家机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论文框架与研究思路 |
第一章 明清时代中朝“藩封体制”的权力构造与政治秩序 |
第一节 明清中朝关系属性研究的主要概念 |
第二节 明清中朝“藩封体制”的建立 |
(一)明初中朝藩封体制的建立 |
(二)清前期中朝藩封体制的重构与巩固 |
第三节 明清中朝藩封体制中的等级秩序与权力差异 |
小结 |
第二章 国王 |
第一节 国王的权力与地位 |
(一)国王的权力 |
(二)朝鲜国王在藩封体制中的角色与地位 |
第二节 王储的权力与地位 |
(一)王储的权力 |
(二)朝鲜王储在藩封体制中的名分和地位 |
小结 |
第三章 都评议使司、议政府与备边司 |
第一节 都评议使司 |
(一)都评议使司的创设与职能 |
(二)都评议使司的组织方式与权力运行 |
(三)都评议使司与国王的权力关系 |
第二节 议政府 |
(一)议政府的设立 |
(二)议政府权力收缩与“六曹”分理国政格局的确立 |
(三)议政府政务复核与审议权的更张 |
附:都统府 |
第三节 备边司 |
(一)备边司的建置 |
(二)备边司的职能与组织方式 |
小结 |
第四章 中央政务执行机关 |
第一节 协助国王处理政务的阙内机关 |
第二节 “六曹”及其分率的政务机关 |
(一)吏曹及其统辖的属司 |
(二)户曹及其统辖的属司 |
(三)礼曹及其统辖的属司 |
(四)兵曹及其统辖的属司 |
(五)刑曹及其统辖的属司 |
(六)工曹及其统辖的属司 |
第三节 “壬辰倭乱”后新置政务官厅 |
第四节 监察与谏诤机关 |
第五节 中央军事机关 |
第六节 汉城府与“京畿四府” |
第七节 宗亲勋贵之优礼机关 |
第八节 中央政务机关的设计布局与藩封体制的关联 |
小结 |
第五章 地方政务分理机关 |
第一节 八道及诸府州郡县行政与司法机关 |
第二节 八道及诸府州郡县军事机关 |
第三节 土官 |
小结 |
结论:朝鲜王朝国家机构的基本特征 |
(一)国家机构的设置与运行深受藩封体制的影响 |
(二)国家机构的调整变革与外部局势的变动密切关联 |
(三)金字塔式的权力支配结构 |
(四)国家机构组织过冗与权力运行中的“统而失序” |
(五)两班官僚阶层的固化与“贵族政治” |
附录 图表 |
附表 1:朝鲜文武两班散职资阶表 |
附表 2:高丽、朝鲜王朝与中国纪年对照简表 |
附图 1:世祖至中宗时期国家机构组织图 |
附图 2:宣祖至哲宗时期国家机构组织图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宣传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综述 |
三、史料及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 |
第一章 1918 年—1928 年《泰东日报》的转向 |
第一节 《泰东日报》的创办、发展及转向 |
一、《泰东日报》的创办及发展历程 |
二、1918 年—1928 年《泰东日报》所发生的转向 |
第二节 1918 年—1928 年《泰东日报》转向的成因 |
一、《泰东日报》办报环境的变迁 |
二、1918 年—1928 年《泰东日报》的报人思想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泰东日报》对国际时局及列强侵华行径的关注和报道 |
第一节 报道国际时局并揭露列强侵华行径 |
一、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时局 |
二、揭露英、美等国对中国主权的侵略 |
三、报道和揭露日本对中国的民族歧视 |
四、报道和揭露列强对中国民众爱国斗争的镇压和迫害 |
第二节 揭露日本在大连及东北的殖民统治 |
一、报道日本殖民统治下大连金融等其他社会现象 |
二、报道日本殖民统治下大连的卫生防疫事业 |
三、揭露日本在大连地区的奴化教育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泰东日报》对军阀统治下国内时局的关注和报道 |
第一节 揭露皖系军阀统治下的社会现状 |
一、反对皖系军阀时期复辟帝制 |
二、揭露皖系军阀举债卖国、出卖主权 |
三、谴责皖系军阀官僚阶层的腐败统治 |
四、揭露皖系军阀统治下的社会生活 |
第二节 揭露直系军阀时期的腐败统治 |
一、揭露曹锟贿选丑闻 |
二、揭露直系军阀时期军阀统治的本质 |
三、揭露直系军阀的专制独裁 |
四、报道直系军阀统治下的社会生活 |
第三节 揭露和抨击奉系军阀对东北地区的统治 |
一、揭露张作霖奉系军阀统治的真实面目 |
二、批判奉系军阀官场和官员的腐败现象 |
三、报道张作霖奉系军阀统治下东北民众的社会生活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泰东日报》对国外革命及先进思潮的宣传和报道 |
第一节 宣传以十月革命为代表的世界革命高潮 |
一、宣传俄国十月革命 |
二、支持中俄(苏)恢复邦交 |
三、记录当时世界革命高潮 |
四、报道日本国内革命及朝鲜独立运动 |
第二节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客观的介绍 |
一、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
二、对列宁的高度评价 |
第三节 对国外社会生活及文化的介绍和报道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泰东日报》对国内革命及思想的报道和宣传 |
第一节 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关注 |
一、支持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宣传三民主义 |
二、关注孙中山动态,报道纪念孙中山的活动 |
第二节 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重大事件的关注和报道 |
一、报道国内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 |
二、关注中共早期活动,对李大钊等人进行报道 |
三、报道国民党左派反对蒋、汪统治的政治活动 |
第三节 对新思想的宣传和报道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泰东日报》对大连社会及民众的关注和报道 |
第一节 《泰东日报》对大连爱国团体的关注与报道 |
一、傅立鱼组织创办的大连中华青年会 |
二、大连中华工学会和印刷职工联合会的相继成立 |
第二节 关注并支持大连民众的政治抗争 |
一、关注大连民众疾苦 |
二、支持大连民众进行政治抗争 |
第三节 对大连民众社会生活及方式的重视和宣传 |
一、对实业的重视和推广 |
二、关注并报道各项社会活动 |
三、批判旧思想,宣传健康、文明、上进的生活方式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白岩朴殷植的文坛活动与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动机与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范围及研究对象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第二章 朴殷植的文坛活动 |
第一节 韩国国内时期的文坛活动 |
一、报刊言论、着述出版及翻译活动 |
二、功利主义文学观 |
第二节 流亡中国时期的报刊言论及着述出版活动 |
一、报刊言论 |
二、着述出版 |
第三节 中韩联合视角下的朴殷植与中国人士的交流 |
一、与维新派人士康有为的交流 |
二、与革命派人士的交流 |
第三章 朴殷植的文学翻译 |
第一节 政治小说《瑞士建国志》的翻译 |
一、席勒戏剧《威廉·退尔》在东亚三国的文本传播 |
二、中韩版本的比较考察 |
三、翻译的文化政治: 排满革命与国族想象 |
第二节 清末散文作品的翻译 |
一、梁启超散文作品译述 |
二、清末来华美国传教士散文作品译述 |
第四章 朴殷植的散文创作与时代认识 |
第一节 韩国国内时期朴殷植的时代认识 |
一、中国认识 |
二、韩国自强认识 |
三、东亚认识 |
第二节 流亡中国时期朴殷植的时代认识 |
一、中国认识 |
二、中韩联合意识 |
三、世界认识 |
第五章 朴殷植的历史传记小说创作 |
第一节 朴殷植的历史传记小说概观及版本界定 |
一、历史传记小说概观 |
二、版本界定 |
第二节 建国、辅国与抗日英雄 |
一、朴殷植的英雄观 |
二、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 |
第三节 国民话语与抗日话语 |
一、国民性批判与培养新国民 |
二、抗日意识与中韩联合意识 |
第四节 创作特征 |
第六章 朴殷植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互动与交流 |
第一节 朴殷植《兴学说》与林乐知《文学兴国策》 |
一、Education in Japan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 |
二、《文学兴国策》在韩国的传播 |
三、参考与改写:《兴学说》 |
第二节 朴殷植《安重根传》与中国近现代安重根叙事 |
一、朴殷植《安重根传》的创作特征 |
二、朴殷植《安重根传》与中国近现代安重根叙事作品 |
三、影响与接受的背后动因 |
第三节 朴殷植《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与中国近现代抗日戏剧 |
一、《山河泪》对《血史》的接受与改编 |
二、对《山河泪》的参考与改作:《亡国恨》 |
三、影响与接受的动因、意义 |
第七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西学启蒙 ——孙中山留学夏威夷经历考察(1879-1883)(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选题意义 |
1.2.1 独特的留学史案例 |
1.2.2 民主革命思想的来源 |
1.2.3 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建立 |
1.2.4 全球史中的夏威夷 |
1.2.5 英国“公学制度”的海外传播 |
1.3 研究综述 |
1.3.1 关于孙中山家世的争论 |
1.3.2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相关研究 |
1.3.3 孙中山革命思想来源的争论 |
1.3.4 关于孙中山与夏威夷的研究 |
1.3.5 孙中山留学夏威夷研究现状 |
1.4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对象 |
1.4.2 研究方法 |
1.4.3 研究理论 |
1.5 创新之处与存在的不足 |
1.5.1 创新之处 |
1.5.2 存在的不足之处 |
二、背景考察 |
2.1 十九世纪的夏威夷 |
2.1.1 夏威夷历史概况 |
2.1.2 卡拉卡奥阿国王(King Kalakaua)的环球旅行 |
2.2 十九世纪夏威夷华人 |
2.2.1 十九世纪夏威夷华人概况 |
2.2.2 “茂宜王”孙眉 |
三、檀岛西学和初识基督教 |
3.1 夏威夷的教育发展 |
3.2 意奥兰尼学校的建立背景 |
3.3. 教会学校的校园生活 |
四、檀岛西学的意义 |
五、结论 |
参考文献 |
(8)孙中山民生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方法 |
1.4 论文创新点与不足 |
1.5 相关概念阐释 |
1.5.1 民生主义的概念 |
1.5.2 民生主义中的经济范畴 |
第二章 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溯源 |
2.1 民生主义形成的时代背景 |
2.1.1 近代中国社会民族危机的持续加剧 |
2.1.2 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 |
2.2 民生主义的本体文化根源 |
2.2.1 古代中国社会中的民本思想 |
2.2.2 近代中国社会中的民生理念 |
2.3 民生主义中的西方参系 |
2.3.1 西方经济思潮与政策实践 |
2.3.2 西方社会文化与法律制度 |
2.4 马克思主义对民生主义的现实启示 |
2.4.1 孙中山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思考 |
2.4.2 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政策实践 |
第三章 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思想内涵与发展历程 |
3.1 民生主义的思想内涵 |
3.1.1 “平均地权”是根本 |
3.1.2 “节制资本”是核心 |
3.1.3 “振兴实业”是途径 |
3.1.4 “发展教育”是基础 |
3.2 民生主义的孕育萌芽 |
3.2.1 民生主义的萌芽 |
3.2.2 “平均地权”的提出 |
3.2.3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设想 |
3.3 民生主义的发展过渡 |
3.3.1 民生主义的宣传 |
3.3.2 《实业计划》的完成 |
3.3.3 教育思想的完善 |
3.4 民生主义的飞跃完善 |
3.4.1 “节制资本”的明确 |
3.4.2 从“平均地权”到“耕者有其田” |
3.4.3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完善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超越与背离 |
4.1 中国共产党对民生主义的坚持与超越 |
4.1.1 民生主题的坚持 |
4.1.2 政策措施的借鉴 |
4.1.3 理论层面的超越 |
4.1.4 政策措施的超越 |
4.2 中国国民党对民生主义的发展与背离 |
4.2.1 民生主题的继承 |
4.2.2 政策措施的发展 |
4.2.3 民生哲学的发展 |
4.2.4 政策措施的背离 |
第五章 新时代视域下孙中山民生主义的评析 |
5.1 民生主义的内在矛盾 |
5.1.1 对社会主义的认同问题 |
5.1.2 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问题 |
5.1.3 对马克思及其社会理想的认识问题 |
5.2 民生主义的理论价值 |
5.2.1 促进资本主义发展 |
5.2.2 倡导社会主义思想 |
5.2.3 饱含人文主义精神 |
5.3 民生主义的历史贡献与思想局限 |
5.3.1 民生主义在三民主义中的地位 |
5.3.2 民生主义的历史贡献 |
5.3.3 民生主义的局限性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合理吸收 |
6.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原则 |
6.1.1 把民生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着力点 |
6.1.2 坚持唯物史观的人民主体性 |
6.1.3 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与担当 |
6.2 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物质基础 |
6.2.1 持续发展生产力 |
6.2.2 加强基础设施与实业建设 |
6.2.3 缩小收入差距 |
6.3 坚持以发展农业为基本目标 |
6.3.1 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 |
6.3.2 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
6.3.3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
6.4 坚持以发展教育为重要手段 |
6.4.1 平衡教育资源 |
6.4.2 促进教育公平 |
6.4.3 发展素质教育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致谢 |
(9)耶律楚材治学理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四、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第一章 耶律楚材所处时代及其早年经历 |
第一节 全球史与中国史视角下的蒙元时代 |
一、八百年前的“天下” |
二、生生不息的“中国” |
第二节 顺承家族变迁做出的人生选择 |
一、与时推移的“家族” |
二、慨然领命的“士子” |
第二章 耶律楚材的学术渊源和治学范畴 |
第一节 中原为主和多元继承的学术渊源 |
一、家学 |
二、金代官学 |
三、禅学 |
四、当时流行于北方的各类学术 |
第二节 切合时务的器用之学 |
一、天文 |
二、地理 |
三、历史 |
四、博物 |
五、术数 |
六、医药 |
七、语言文字 |
八、理财 |
九、礼法 |
第三节 涵养身心的诗情艺境 |
一、诗歌 |
二、文章 |
三、书法 |
四、琴艺 |
五、生活 |
第三章 耶律楚材思想信仰的深度探析 |
第一节 儒释道及诸子之学 |
一、儒家 |
二、佛家 |
三、道家 |
四、诸子 |
第二节 独具特色的融会贯通 |
一、融通三教 |
二、治学特点 |
第四章 耶律楚材的治国方略 |
第一节 宰辅地位的确立 |
一、成吉思汗时期 |
二、拖雷监国时期 |
三、窝阔台即位前后 |
四、耶律楚材的官职及权限 |
第二节 治国方略的内容和特点 |
一、基本内容 |
二、主要特点 |
第五章 耶律楚材的理政措施 |
第一节 保护百姓生命 |
第二节 恢复和发展经济 |
一、增加编户齐民 |
二、保存中原经济 |
三、明确科税额度 |
四、坚持休养生息 |
第三节 推行中原政治制度 |
一、建正朔 |
二、立朝仪 |
三、创机构 |
四、抑割据 |
五、建宫室 |
第四节 倡导法制建设 |
第五节 恢复和发展中原文化 |
一、熏陶蒙古统治者 |
二、团结中原各界人士 |
三、发展文教事业 |
第六节 民族宗教政策 |
一、民族观和家族观 |
二、宗教政策 |
第七节 战争观及外交内联策略 |
一、战争观 |
二、外交思想及实践 |
三、稳固内部联盟的策略 |
第六章 耶律楚材辅政的成效 |
第一节 窝阔台的政绩与耶律楚材辅政之关系 |
第二节 晚年际遇再辨析 |
第三节 历史评价 |
余论 |
参考文献 |
耶律楚材大事年表 |
致谢 |
(10)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大学组织变革的文化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缘起及研究问题 |
1.2 研究意义 |
1.2.1 实践意义 |
1.2.2 理论意义 |
1.3 概念界定 |
1.3.1 大学组织与大学组织变革 |
1.3.2 文化逻辑 |
1.4 文献综述 |
1.4.1 国外相关研究 |
1.4.2 国内相关研究 |
1.5 理论基础 |
1.5.1 组织变革理论 |
1.5.2 大学组织文化理论 |
1.6 研究方法与实施 |
1.6.1 历史文献法 |
1.6.2 比较研究法 |
1.6.3 史料的鉴别 |
1.6.4 研究设计与研究思路 |
2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大学组织变革的学术文化逻辑 |
2.1 学科文化的演进 |
2.1.1 学科文化的边缘与主导:知识典范的科学化 |
2.1.2 学科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科学与人文的协作 |
2.1.3 学科文化的筛选与整合:学科体系多样演化 |
2.1.4 学科文化的生成与积累:专业知识的系统化 |
2.1.5 学科文化的扩散与转换:科研成果得以运用 |
2.2 院校文化的转型 |
2.2.1 院校文化失范:古典学院制的褪色 |
2.2.2 大学学生社团:导师制以外的启蒙活动 |
2.2.3 院校文化涵化:教学与科研的结合 |
2.2.4 院校文化代沟:办学模式的变迁与认同 |
3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大学组织变革的制度文化逻辑 |
3.1 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文化差序格局 |
3.1.1 差:以学术为局的学院 |
3.1.2 序:以学科为格的学系 |
3.2 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文化协商 |
3.2.1 大学管理活动与差异产生 |
3.2.2 大学分权治理与差异移置 |
3.2.3 大学校长角色与差异弥合 |
3.2.4 大学决策流程与主体言说 |
3.3 大学法人制的文化内涵 |
3.3.1 英国大学法人的内核 |
3.3.2 新型大学的合法建立 |
3.3.3 古典大学的依法修章 |
4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大学组织变革的社会文化逻辑 |
4.1 作为思想先导的绅士文化 |
4.1.1 有关自由教育的辩论 |
4.1.2 学者与大学推广运动 |
4.2 作为关键动力的绅士文化 |
4.2.1 中产阶级的晋升需求 |
4.2.2 城市学院的发展方式 |
4.3 作为制约因素的绅士文化 |
4.3.1 城市学院的学术漂移 |
4.3.2 “学术金本位”困境 |
4.3.3 世俗政府的有限关注 |
5 余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四、继承中山先生遗志 搞好医学教育工作(论文参考文献)
- [1]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D]. 鲁梦宇. 西北大学, 2021(12)
- [2]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D]. 张雪飞. 东华大学, 2021(01)
- [3]明清藩封体制视角下的朝鲜王朝国家机构[D]. 刘波.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宣传报道研究[D]. 陈秋旭.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5]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6]白岩朴殷植的文坛活动与文学创作研究[D]. 汤振. 山东大学, 2020(12)
- [7]西学启蒙 ——孙中山留学夏威夷经历考察(1879-1883)[D]. 王彦.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0(02)
- [8]孙中山民生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宋浠睿. 吉林大学, 2020(08)
- [9]耶律楚材治学理政研究[D]. 郭亚宾. 河北大学, 2020(08)
- [10]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大学组织变革的文化逻辑研究[D]. 李宜芯. 四川师范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