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城市经济系统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城市“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时空特征,影响因素
城市经济系统论文文献综述
马蓓蓓,钟堃,李海玲[1]（2019）在《黄土高原地区城市“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一文中研究指出依据脆弱性评价的"暴露性-敏感性-适应能力"准则,采用熵权法、加权求和模型、空间回归模型等方法探讨2005—2015年黄土高原地区城市"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时空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黄土高原地区城市"社会-经济"系统整体属于中度脆弱,并处于良性的发展轨道;不同类型城市的"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呈现差异化的演变特征,资源型城市和大部分城市群的脆弱性下降,省会城市由于极化效应面临着较强的风险胁迫;脆弱性指数自东向西逐渐增强,大地形单元作为自然环境本底对脆弱性分异具有重要影响,脆弱性热点区始终集中在青海省东部的黄土高原沟壑区;脆弱性评价中的适应能力维度对该区域城市"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影响最为显着,表明当前黄土高原地区城市发展的核心问题已从促进经济增长转化为提高可持续性,突出表现为强化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经济效益、调节城乡不均衡性和降低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本文来源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期刊2019年04期）
胡映雪[2]（2019）在《云南省边境口岸与载体城市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实证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云南省位于中国的西南地区,与缅甸、老挝、越南叁国相邻,是中国联系东南亚、南亚的桥头堡。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沿边地区的发展得到国家很大的关注,1991年后云南省各口岸陆续开放,为云南省边境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之后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兴边富民的工程也为云南边境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国家的“沿边开发开放”政策的指导下,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沿边地区开发开放规划(2014-2020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等一系列边境口岸发展政策,这为云南省经济的开发开放带来了新挑战,也为云南省边境口岸的建设带来了新动力。在此发展机遇下,研究边境口岸与载体城市经济系统间的协调发展,不仅有助于口岸城市的发展,也能够有助于城市形成带动地方经济的区域增长极,这对于云南省在此时代背景下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本文以增长极理论、跨国叁角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口岸产业聚集理论为理论指导,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建立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边境口岸与载体城市经济系统间的协调程度与两个系统间各因素的关联程度。首先本文以云南省各边境口岸发展情况为着眼点,运用时间序列对云南省各口岸的发展情况以及各边境口岸城市的情况做出分析,由于云南省边境口岸分布于中缅、中越、中老边境线上,因此在对边境口岸及载体城市分析时,也对连接不同国家的边境口岸进行了对比分析。其次本文运用RCI指数对云南省各边境口岸与城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根据口岸职能与城市职能的大小关系,对各口岸与载体城市间关系的强弱给出定义。最后选取能够代表口岸系统发展情况的指标:口岸进出口额、口岸过货量、口岸人流量叁项指标与最能够代表城市经济系统发展情况的指标表:GDP、人均GDP、一二叁产业生产总值、固定投资和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几项指标。建立灰色关联度模型,以瑞丽口岸及瑞丽市为例进行研究,分析瑞丽口岸及瑞丽市经济在协调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存在的问题给出相关的建议。在对瑞丽口岸研究过程中发现,瑞丽口岸与瑞丽市经济系统间的协调程度有待于提升,口岸与城市经济间的发展处于濒临失调阶段。从系统间各因素关联程度来看,瑞丽口岸与瑞丽市的全社会消费平零售总额这一经济指标关联程度较大,这意味着口岸的发展有效的带动了瑞丽市的消费升级;与固定资产投资和第二产业产值关联度最低,这证明口岸的发展未能带动当地基础设施的良好发展,也可以说瑞丽市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瑞丽口岸的发展。因此根据分析过程中提出的问题本文从完善口岸基础设施、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增强区域合作等四个方面给出相应的建议。(本文来源于《云南财经大学》期刊2019-06-14）
贾小乐,周源,延建林,魏亿钢[3]（2019）在《基于能值分析的环太湖城市群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采用能值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2015年环太湖城市群生态经济系统的能值流量,并构建多维度的生态经济系统指标体系,综合评价环太湖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程度和健康水平。研究结果表明:(1)可更新资源利用不足,在能值利用总量中占比最大值仅为7.95%;(2)不可更新资源消耗过度,在能值利用总量中占比最小值达到56.95%;(3)(除苏州市外)可更新资源产品中肉类与水产品占比最小值已达63.08%,急需对传统的农业结构进行调整;(4)不可更新资源产品均以水泥和钢铁为主,占比最小值已达88.02%,应该加快传统的工业转型升级;(5)输入能值占比最大值仅为36.27%,商品进出口呈现贸易顺差,对外经济开放仍有发展空间;(6)废弃物与可更新能值比率最大值仅为12.8%,废弃物能值比最小值仅为0.19%,废弃物排放和利用水平有待提高;(7)湖州市可持续指标ESI和能值可持续发展指标EISD为1.59和2.99,在环太湖城市群中更具可持续发展潜力;(8)苏州市健康能值指数EUEHI和改进的健康能值指数EUEHI′为8.22和1.65,在环太湖城市群中健康水平较低。据此结果提出了有助于环太湖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共赢的可持续发展对策。(本文来源于《生态学报》期刊2019年17期）
李泽红[4]（2019）在《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与城市生态经济系统理论比较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与城市生态经济系统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并行提出并逐步发展起来的以城市人与自然关系为主题的较为经典的理论。两个理论的形成具有相同的时代背景,并都借鉴了系统科学的研究范式,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在理论形成的学科基础、思想基础、学科范畴、研究对象、研究尺度、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由于两个理论产生于不同学科领域,在理论形成过程中彼此借鉴、吸收和融合较少,部分学者对二者差异性的认识较为模糊,并存在争议。在今后的研究中,建议生态学、经济学、城市科学领域的学者加强相关理论的交叉研究,这有利于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和城市生态经济系统理论的完善,并有助于产生新的交叉学科和理论创新。(本文来源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期刊2019年02期）
胡军华,景琪[5]（2018）在《沿海城市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健康评价》一文中研究指出文章运用综合指数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建立包含海洋经济支持系统、海洋社会支持系统、海洋生态支持系统在内的海洋生态经济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及模型,将其应用到我国沿海城市。结果表明:(1)近7年经济、生态、社会叁个支持系统健康质量呈上升趋势,说明我国的海洋生态经济系统逐渐朝着优化的方向推进;(2)沿海省市经济质量状况存在明显差异,普遍存在海洋科技滞后的因素;(3)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生态环境恶劣对海洋生态经济水平的破坏是多角度的,社会发展、海洋经济、生态水平等方面仍需进一步融合,进而对尚不明确的海洋生态经济质量健康状况进行复合评价。(本文来源于《生态经济》期刊2018年10期）
黄玉兴,陈忠暖,陈婷[6]（2018）在《长株潭“3+5”城市群经济系统协同演化的时空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依据经济功能的分异将长株潭(长沙、株洲、湘潭)"3+5"城市群经济系统分解为生产子系统、流通子系统、分配子系统和消费子系统.通过构建灰色系统熵、系统耦合度、耦合协调度以及序参量,对该城市群经济系统演化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合理性进行刻画.研究结果表明:(1)消费市场的发育与拓展主导推进长株潭"3+5"城市群经济系统持续有序演进;(2)交通网络的快速完善,推进了核心区乃至城市群整体的流通系统合理性发育,对于物流、人流突出的外围城市而言,则超出了其经济总系统的整体水平,产生负荷;(3)长株潭"3+5"城市群消费能力不足,但发展潜力较大.(本文来源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期刊2018年04期）
盛永财,孜比布拉·司马义,卢有斌,李颖,阿不都外力·阿不力克木[7]（2018）在《国际陆港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研究——以乌鲁木齐市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基于乌鲁木齐市2000~2013年发展统计数据,采用集对分析法,对乌鲁木齐市陆港经济系统脆弱性进行定量化综合测评。结果表明:2000~2013年,乌鲁木齐市陆港经济系统整体为临界脆弱状态,脆弱性由2000年的0.525上升为2013年的0.531;乌鲁木齐市陆港经济系统的敏感性与应对能力呈上升趋势,在敏感性波动上升与应对性平稳上升综合作用下,脆弱性在波动中未发生显着变化;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贸易市场不集中、劳动力素质偏低和地区财政自给能力偏弱,是乌鲁木齐市陆港经济系统脆弱的主要特征。(本文来源于《黑龙江大学自然科学学报》期刊2018年03期）
荣伟,焦伟,侯宪东[8]（2018）在《基于引力模型的城市人工生态与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研究——以干旱区克拉玛依市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以内陆干旱区石油工业新城克拉玛依市为研究区,以城市人工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为研究对象,划分7块城市人工生态与社会经济评价区,构建系统综合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引力模型探讨系统间相互关系。结果表明,滨河南岸生态新城耦合协调度D值最高;银河生态老城、九龙潭生态景区、金龙湖生态湿地两系统间协调耦合关系均为磨合发展型,其叁者耦合度均超过0.90;西北防风林生态-社会经济发展关系敏感,易受干扰;滨河南岸生态新城人工生态系统对其他6个区域的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引力水平最高,平均f值为1.798 4;风栖水库生态圈人工生态系统的优良状况,对滨河南岸生态新城社会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具有3.630 7的高水平单向引导作用,其逆向差值df为-1.998 9,主要原因来自系统距离比较优势和风栖水库对滨河南岸生态系统的正向引力干扰。(本文来源于《西部大开发(土地开发工程研究)》期刊2018年06期）
李海玲[9]（2018）在《黄土高原地区城市“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时空格局演变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黄土高原地区GDP年均增速高达15.50%,经济增长迅速,生态环境治理效果显着。但近年来,在城镇化高速推进的背景下,黄土高原地区城市的“社会-经济”系统在公共设施、社会保障、产业布局、经济发展等诸多层面表现出脆弱状态,城市所面临的风险亟需识别和管控。现阶段,“一带一路”进入全面推进阶段、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叁五”规划和西部大开发“十叁五”规划相继出台,国家宏观战略规划给研究区域城市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带来环境、产业、人口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扰动风险。目前,黄土高原地区正值爬坡过坎、转型升级、加速崛起的关键时期,如何协调经济增长、产业承接与升级、城镇化、资源环境承载力及城市社会等多方面的关系,是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从以上背景出发,在界定城市“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概念的基础上,以脆弱性的“暴露性-敏感性-适应能力”为评价准则,构建了城市“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指标体系。基于市域研究尺度,选取2005、2015年两个时间断面,采用层次分析法、熵值法和加权求和模型方法计算脆弱性指数,运用ArcGIS和OpenGeoda等软件,研究黄土高原地区城市“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时空格局,并探讨其脆弱性的影响因素。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从整体看,2005-2015年黄土高原地区城市“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可分为低度脆弱性、较低脆弱性、中度脆弱性、较高脆弱性和高度脆弱性5种级别。黄土高原地区的总体脆弱程度属于中度,约60%的城市处于较低脆弱性和中度脆弱性级别,“级差化”显着。在空间分异上,城市“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随着黄土高原地区向内陆方向的延伸,自东向西呈现“梯度化”的递增格局。(2)从动态演变来看,黄土高原地区城市“社会-经济”系统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且研究区域内部各地级行政区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从行政级别看,一般地级市、地区和自治州等城市“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处于下降趋势,省会城市脆弱性反而上升,应成为黄土高原地区城市可持续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从指标体系准则层看,人口发展、社会发展、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等分层脆弱性呈现上升趋势,基础设施和经济效率等分层脆弱性呈现下降趋势。(3)从空间分异看,黄土高原地区城市“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总体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异格局。高度脆弱性区域、较低脆弱性区域和低度脆弱性区域分布较为稳定,高度脆弱性区域分布在青东地区的海南藏族自治州和黄南藏族自治州,较低脆弱性区域集中分布在关中地区和晋东地区,低度脆弱性区域集中分布在省会城市和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延安市等资源型城市;较高脆弱性区域和中度脆弱性区域分布具有不稳定性,较高脆弱性区域由内蒙古南部、陕北地区向宁夏南部和青东地区转移,中度脆弱性区域由陇东地区和陇中地区向陕、晋两省交界处转移。(4)热点分析表明,黄土高原地区城市“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空间集聚表现出热点区域和冷点区域稳定分布在某一地形单元上的特征,热点区稳定分布在黄土高原沟壑区;冷点区稳定分布在东、南河谷平原区和东部山地区。分系统脆弱性空间集聚演变特征具有显着差异性,社会系统脆弱性空间集聚变动微弱,经济系统脆弱性空间集聚格局变动剧烈。(5)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和空间回归模型表明,从脆弱性评价的叁准则看,暴露性和适应能力是影响黄土高原地区城市“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的主要方面,表征系统受到风险胁迫程度的暴露性指标,如工业废水排放等,表征系统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的适应能力指标,如医疗、科教投入、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治理等是黄土高原地区城市发展的薄弱环节;从脆弱性评价的目标层看,黄土高原地区城市“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影响因素由经济因子,如人均GDP、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等,转向社会因子,如科教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万人拥有医院和卫生院床位数等,除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属于暴露性外,其余指标均属于表征系统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的适应能力指标;此外,从外部宏观层面看,自然地形单元、国家战略规划等因素对黄土高原地区城市“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格局塑造也具有重要影响。(本文来源于《陕西师范大学》期刊2018-05-01）
常玉苗[10]（2018）在《水资源环境与城市生态经济系统耦合模型及评价》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水资源环境与城市生态经济的矛盾不断深化,研究其耦合机理对于优化两者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利用系统分析方法建立由水资源、城市生态经济、水环境治理等方面组成的耦合度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水资源环境与城市生态经济的耦合度进行评价,计算水资源子系统、城市生态经济子系统、水环境治理子系统的综合评估值,得到11省(市)水资源环境与城市生态经济系统间的平衡关系,然后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11省(市)的耦合协调结果,并进一步分析处于高度协调、基本协同、过渡和失调衰退等类型的城市耦合状态。(本文来源于《水电能源科学》期刊2018年02期）
城市经济系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云南省位于中国的西南地区,与缅甸、老挝、越南叁国相邻,是中国联系东南亚、南亚的桥头堡。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沿边地区的发展得到国家很大的关注,1991年后云南省各口岸陆续开放,为云南省边境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之后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兴边富民的工程也为云南边境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国家的“沿边开发开放”政策的指导下,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沿边地区开发开放规划(2014-2020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等一系列边境口岸发展政策,这为云南省经济的开发开放带来了新挑战,也为云南省边境口岸的建设带来了新动力。在此发展机遇下,研究边境口岸与载体城市经济系统间的协调发展,不仅有助于口岸城市的发展,也能够有助于城市形成带动地方经济的区域增长极,这对于云南省在此时代背景下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本文以增长极理论、跨国叁角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口岸产业聚集理论为理论指导,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建立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边境口岸与载体城市经济系统间的协调程度与两个系统间各因素的关联程度。首先本文以云南省各边境口岸发展情况为着眼点,运用时间序列对云南省各口岸的发展情况以及各边境口岸城市的情况做出分析,由于云南省边境口岸分布于中缅、中越、中老边境线上,因此在对边境口岸及载体城市分析时,也对连接不同国家的边境口岸进行了对比分析。其次本文运用RCI指数对云南省各边境口岸与城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根据口岸职能与城市职能的大小关系,对各口岸与载体城市间关系的强弱给出定义。最后选取能够代表口岸系统发展情况的指标:口岸进出口额、口岸过货量、口岸人流量叁项指标与最能够代表城市经济系统发展情况的指标表:GDP、人均GDP、一二叁产业生产总值、固定投资和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几项指标。建立灰色关联度模型,以瑞丽口岸及瑞丽市为例进行研究,分析瑞丽口岸及瑞丽市经济在协调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存在的问题给出相关的建议。在对瑞丽口岸研究过程中发现,瑞丽口岸与瑞丽市经济系统间的协调程度有待于提升,口岸与城市经济间的发展处于濒临失调阶段。从系统间各因素关联程度来看,瑞丽口岸与瑞丽市的全社会消费平零售总额这一经济指标关联程度较大,这意味着口岸的发展有效的带动了瑞丽市的消费升级;与固定资产投资和第二产业产值关联度最低,这证明口岸的发展未能带动当地基础设施的良好发展,也可以说瑞丽市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瑞丽口岸的发展。因此根据分析过程中提出的问题本文从完善口岸基础设施、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增强区域合作等四个方面给出相应的建议。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城市经济系统论文参考文献
[1].马蓓蓓,钟堃,李海玲.黄土高原地区城市“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
[2].胡映雪.云南省边境口岸与载体城市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实证研究[D].云南财经大学.2019
[3].贾小乐,周源,延建林,魏亿钢.基于能值分析的环太湖城市群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研究[J].生态学报.2019
[4].李泽红.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与城市生态经济系统理论比较研究[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9
[5].胡军华,景琪.沿海城市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健康评价[J].生态经济.2018
[6].黄玉兴,陈忠暖,陈婷.长株潭“3+5”城市群经济系统协同演化的时空分析[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
[7].盛永财,孜比布拉·司马义,卢有斌,李颖,阿不都外力·阿不力克木.国际陆港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研究——以乌鲁木齐市为例[J].黑龙江大学自然科学学报.2018
[8].荣伟,焦伟,侯宪东.基于引力模型的城市人工生态与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研究——以干旱区克拉玛依市为例[J].西部大开发(土地开发工程研究).2018
[9].李海玲.黄土高原地区城市“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时空格局演变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8
[10].常玉苗.水资源环境与城市生态经济系统耦合模型及评价[J].水电能源科学.2018
标签：城市“社会-经济”系统; 脆弱性; 时空特征; 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