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组方模式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量化测评,量表,系统化,标准化
组方模式论文文献综述
侯政昆,胡文,刘凤斌,陈新林,黄仲羽[1]（2018）在《中医“症状-证型-中药-组方-评价”系统量化研究模式的分析探讨》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医标准量化研究顺应了时代和社会需求,但目前仍面临较多问题责难。本研究立足于中医整体观念的理论特色和主观思维的辨识本质,尝试引入量表学、测量学、计算机网络等新方法技术,分析患者症状信息采集、辨证标准化、方药标准量化、诊疗解释及评价的整合方法,探讨建立贯穿中医临床诊疗始终的"症状-证型-中药-组方-评价"系统量化模式,并采用"主观+客观""定量+定性""技术+经验"的复合结构来解决相应局限,形成具有临床应用价值、量化标准明确有效、体现中医"辨证-治疗-评价"诊疗体系的多维动态一体化解决方案,为中医标准量化的系统研究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本文来源于《中华中医药杂志》期刊2018年01期）
周洁,刘阳,何敏,王蓓蕾,庄艺[2]（2016）在《以“君、臣、佐、使”遣药组方的理念探讨灸药并用的具体模式》一文中研究指出通过临床观察和文献回顾,分析中药和灸法的各自特点,阐释针灸与中药结合的古今研究,尝试从中医辨证施治角度探讨灸药结合的的优势及具体方式,推导出"君、臣、佐、使"的灸药组方模式,将灸和经络穴位作为方药中的元素,即作为一味"药",进行遣药组方,使灸药发挥相须、相使等作用,以期获得更好的临床疗效,为临床诊治疾病提供思路。(本文来源于《湖南中医杂志》期刊2016年05期）
李崇超[3]（2015）在《方剂史上的叁种组方模式探讨》一文中研究指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方剂有不同的组方模式。通过对中医学历史脉络的考察可知,方剂组方模式经历过法术思维模式、数术思维模式和药物功效模式叁个不同的阶段。经方与时方存在着组方模式的不同,君、臣、佐、使理论产生于数术思维模式之下,叁种组方模式对方剂学的发展都作出过历史性的贡献。(本文来源于《中医杂志》期刊2015年23期）
朱琳[4]（2014）在《浅析遣药组方模式》一文中研究指出通过分析历代医家的组方模式,揭示遣药组方与病因、病机、病证以及脏腑生理病理特点的关系,从而有助于掌握遣药组方的规律性,以便为现代临床遣药组方提供思路,提高临床疗效。(本文来源于《中华中医药学会第十四次中医方剂学学术年会论文集》期刊2014-12-12）
王萍,王烨燃[5]（2013）在《民国时期方剂组方模式浅析》一文中研究指出民国时期多数民国医家继承了传统组方理论,但受西医传入的影响,民国时期中医的组方理论体系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中西药合用的组方思想和中药西用、西药中用的组方模式,对组方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来源于《二零一叁年编辑出版年会暨慢病防控优秀论文汇编》期刊2013-09-27）
王萍,王烨燃[6]（2013）在《民国时期方剂组方模式浅析》一文中研究指出民国时期多数民国医家继承了传统组方理论,但受西医传入的影响,民国时期中医的组方理论体系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中西药合用的组方思想和中药西用、西药中用的组方模式,对组方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来源于《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期刊2013年12期）
罗伯承[7]（2012）在《基于中西医药理论融合的组方模式探讨》一文中研究指出中西医药理论融合组方(“融合组方”)是指临证在遣药组织一首方剂时,引入西医解剖、生理、病理等知识以及中药药理实验研究等成果,作为中医组方用药的依据,或者将中西药物融入一个制剂中应用于临床。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归纳,揭示“融合组方”的渊源、规律、利弊,试图使中西医药结合组方得以规范化,为中西医结合临床和科研提供理论依据。论文分叁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融合组方”的渊源。认为清末中西医汇通学派的形成和民国时期中医科学化思潮的产生为“融合组方”奠定了基础；而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为“融合组方”提供了广阔的平台。第二部分探讨了“融合组方”的具体模式。通过对大量相关文献的梳理、概括,发现中西药物合用和中西医理融合是“融合组方"的两种主要模式。目前中西药物的合用,主要用于中成药的开发；而中西医理融合,则是临床“融合组方”的常见形式。‘该形式包括中医辨证为主融合西医辨病、西医辨病为主融合中医辨证两类：其中前者以传统药性结合现代药理、中医病机结合西医病理者居多,后者以依据病理指标辨病组方、专病组配专方、精简复方组方和有效组分配伍组方等为常。第叁部分探讨了“融合组方”模式提出的意义,并在分析其模式利弊的基础上进行了展望。“融合组方”模式提出的意义在于：藉以从新的视角诠释现代制方原理,完善传统中医制方理论；以新的认识研制新方,为安全高效、质量可控提供可能。“融合组方”利在可从不同层面增强方剂疗效、有益中医药学的创新；弊在因为忽略方剂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忽视药物理化性质及其拮抗作用,无法保证安全有效,且易致中医药理论异化、退化。深信趋利去弊,将使其优势凸显。(本文来源于《湖南中医药大学》期刊2012-05-01）
段好磊,董文亮,郭炜,韩涛[8]（2011）在《清肝益气法防治原发性高血压的组方模式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观察清肝益气降压方单次和疗程给药对自发性高血压大鼠(SHR)血压的影响,探讨治未病理论指导下病证方药相结合组方模式的可行性。方法:根据原发性高血压初期的辨证分型和治法,将24只雄性自发性高血压大鼠随机分为模型对照组、清肝益气组、清肝泻火组和疏肝抑火组,测量单次给药后2 h、4 h、8 h的收缩压以及疗程给药42 d后的收缩压,观察血压变化情况,并以Wistar大鼠作空白对照。结果:清肝益气降压方有确切的降压作用,单次给药时清肝益气组大鼠给药后2 h、4 h的血压较给药前明显降低(P<0.05);疗程给药后清肝益气组与模型对照组相比血压明显下降(P<0.05)。结论:清肝益气降压方具有降压作用,说明病证方药结合的组方设计是一种极具临床价值的组方模式。(本文来源于《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期刊2011年01期）
吕仕超,张军平[9]（2010）在《中医临床药物组方模式与思维》一文中研究指出复方是药物经过有机组合,利用其相互间的协同或拮抗作用,提高疗效或减少不良反应,以治疗病情复杂的疾病。中医药理论是组方的理论基础,药理研究是组方的科学发展。在传统中医药理论指导下,以现代药理研究成果为依据,运用现代药理学的成果来丰富中医的辨证论治,探索药物组方新模式,充分发挥中西医药理论的优势,才能更好地发挥组方的最大功效,减少不良反应。(本文来源于《江苏中医药》期刊2010年03期）
张流秀[10]（2010）在《方剂的析方与组方新模式》一文中研究指出通过对疾病实质的研究和临床组方的实际,提出了在君臣佐使之外析方与组方的全新模式——祛邪还正。祛邪包括3个方面,即排邪、化邪、抗邪;还正包括3个方面,即纳正、理正、扶正。这完全超越了历来方剂学析方跟组方君、臣、佐、使的传统模式。(本文来源于《亚太传统医药》期刊2010年01期）
组方模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通过临床观察和文献回顾,分析中药和灸法的各自特点,阐释针灸与中药结合的古今研究,尝试从中医辨证施治角度探讨灸药结合的的优势及具体方式,推导出"君、臣、佐、使"的灸药组方模式,将灸和经络穴位作为方药中的元素,即作为一味"药",进行遣药组方,使灸药发挥相须、相使等作用,以期获得更好的临床疗效,为临床诊治疾病提供思路。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组方模式论文参考文献
[1].侯政昆,胡文,刘凤斌,陈新林,黄仲羽.中医“症状-证型-中药-组方-评价”系统量化研究模式的分析探讨[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8
[2].周洁,刘阳,何敏,王蓓蕾,庄艺.以“君、臣、佐、使”遣药组方的理念探讨灸药并用的具体模式[J].湖南中医杂志.2016
[3].李崇超.方剂史上的叁种组方模式探讨[J].中医杂志.2015
[4].朱琳.浅析遣药组方模式[C].中华中医药学会第十四次中医方剂学学术年会论文集.2014
[5].王萍,王烨燃.民国时期方剂组方模式浅析[C].二零一叁年编辑出版年会暨慢病防控优秀论文汇编.2013
[6].王萍,王烨燃.民国时期方剂组方模式浅析[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3
[7].罗伯承.基于中西医药理论融合的组方模式探讨[D].湖南中医药大学.2012
[8].段好磊,董文亮,郭炜,韩涛.清肝益气法防治原发性高血压的组方模式研究[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
[9].吕仕超,张军平.中医临床药物组方模式与思维[J].江苏中医药.2010
[10].张流秀.方剂的析方与组方新模式[J].亚太传统医药.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