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骆驼草周刊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骆驼草》,京派,编辑主体,编辑理念
骆驼草周刊论文文献综述
于娇[1]（2017）在《前期京派文人的精神停泊地》一文中研究指出“京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文学群落。他们松散而自由,凝聚而强大,他们渴望在单纯的文学世界里建设自我与社会的价值,构建属于他们的文学观和情感话语。尽管这种行为一度遭到质疑和非议,“京派”也渐渐消逝在40年代的文学浪潮之中,但是“京派”的自由之精神和审美之眼光仍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因此他们的影响并非仅仅停留在文学之上,更多地投射在文化层面。“京派”的出现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他们没有明确的团体或者核心刊物,也没有标志性的宣言,而是通过同气相求、同声相和长期酝酿而成。“京派”作为一个群体在现代文坛上首次发声便是从《骆驼草》开始的。《骆驼草》周刊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开表示要继承《语丝》传统的以散文为主的综合性文学期刊。冯至在《骆驼草》影印本序中提到“《骆驼草》创刊的本意,可以说是要继承《语丝》的传统。作者自由发表意见,不求一致”(1)他们也曾张贴过广告宣布创办《骆驼草》,像过去《语丝》那样和读者们见面。由此可见,《骆驼草》在创刊伊始是想和《语丝》一样“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2)虽然在编辑群体和文学立场的左右下,《骆驼草》背离了它的原始初衷,并没有排击“旧物”,而是欣赏“旧物”,但这种背离却催生了《骆驼草》自己的话语方式:一方面,以退回书斋的方式,拒绝对政治谄媚,鄙视文学的商业性和政治化,强调回归文学本身,坚持用个人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表达情思;另一方面,试图回归传统文学世界,利用现代性的眼光重新整合传统文化精华,延续文学的现代性进程,从传统中探究出中国文学发展的独特的道路,在被物化和政治化了的文学中开辟一条新路。除了建立“京派”自己的话语方式之外,《骆驼草》亦可以视作20年代末知识分子分化的产物。面对着社会浪潮的风云变幻,知识分子扪心自问:在政治权力至上的时代,是要依附政治顺应时代来实现自我价值,还是要与时代抗衡,坚守文学的独立性,坚持个性主义?很显然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前期京派文人在拒绝了“入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文学的意义。这既是周作人等人苦涩的选择也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尴尬,更是时代的局限。在依附政治与保持独立精神之间,周作人等前期京派文人选择在《骆驼草》上埋首耕耘,为他们自己同时也在为现代文学的走向发出声音。在《骆驼草》这个自由的话语平台上,他们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他们乐于凝聚一个小团体,他们欣赏着自我的羽毛,他们对峙着霸权话语,即使这种坚守不被认同。也正是由于这种坚守,使得《骆驼草》在30年代的北平文学荒漠中散发着独特的幽香,这样一抹亮色必然会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因此笔者试图从《骆驼草》这一现代传播媒介入手,从历史文化语境、编辑群体、文化立场以及文本实验四个方面,进一步挖掘《骆驼草》以自我独立的话语调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审视其文本内容的现代性精神,正视其在“京派”历史长河中的开端地位,探究以《骆驼草》所引领的文学史道路揭示其现实意义。本文一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主要写是《骆驼草》的成刊语境。正是由于数千年来北京城一直是文人的精神栖息地,它的传统文化氛围才使得周作人、废名、俞平伯这类偏爱传统文化的作家寻得归属感,也使这些作家浸染了北京城静穆、淡然的的文化气息;另外北平文化中心地位的丧失和南方文坛的繁盛,都刺激着昔日活跃于文坛的周作人等人,他们虽苦守书斋但不甘于寂寞,他们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才催生出了《骆驼草》。第二章和第叁章是《骆驼草》的编辑主体与文化立场,这是《骆驼草》呈现出与其他期刊不同风貌的重要原因。偏爱传统文人交往方式的“苦雨斋”文人在《骆驼草》这一“准公共空间”上相互唱和,达到一种精神的共鸣。他们认为文学不是政治的玩偶,也并非大众消费的快餐,文学具有独立性和纯粹性。第四章主要以《骆驼草》所刊载的文本本身为对象。笔者试图探究这些精致的文本中潜藏着的审美现代性意蕴。无论是周作人小品文中所表现的理性哲思,还是废名小说中所构建的梦的真实,都显现出前期京派文人尝试着整合中西方文化资源,利用西方的技法重塑传统文学的血肉的努力探索。这有益于我们在重视京派与传统文化关系之外,看到京派酝酿之时就与现代性结下了不解之缘,弥补了京派与现代性的裂痕;第五章在分析了《骆驼草》停刊的原因之外,着重分析《骆驼草》之于“京派”的开端意义,以及它对当下的我们在现代化大潮的冲刷下如何创办纯文学期刊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虽然《骆驼草》周刊只发表了26期,如流星一般划过中国百年文坛,却仍然有人忘不掉它的美丽与辉煌。打开尘封在历史尘埃下的《骆驼草》,怎样还原它,如何重新解读它,怎们看待它成为周作人等前期京派文人的精停泊地,显得十分必要。(本文来源于《辽宁大学》期刊2017-04-01）
张满满[2]（2016）在《文体的“觉醒”-《骆驼草》周刊散文文体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创刊于1930年的《骆驼草》周刊,提倡“有闲”和“不谈国事”的趣味写作。这一看似“谈闲话、玩古董”式的写作,实际上却凭借其深厚的学养与明达的思想对多种散文文体进行了自觉的建构尝试。论文拟以《骆驼草》周刊作为研究原点,具体分析了在《骆驼草》周刊上的创作对于诗化散文、文化小品和笔记体散文叁种散文的文体建构有着怎样的贡献,进而确认《骆驼草》周刊对于叁十年代初期散文文体建构的意义。文章的主体部分共分为五章,导言部分在介绍《骆驼草》周刊的缘起以及现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总结研究的不足之处,进而确认论文的选题为《骆驼草》周刊对叁十年代初期散文文体建构的影响。主体部分第一章对《骆驼草》周刊的基本运作模式和内容、主题进行探析,以期对《骆驼草》本身以及创作内容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对《骆驼草》建构现代散文全新体式的“野心”做简要的概述。第二章主要探讨《骆驼草》对诗化散文意境的营造、性灵的彰显的影响,从题材、形式和写作手法等方面对于该类散文的建构意义进行分析。第叁章则侧重于分析《骆驼草》上由周作人开启的文化小品写作如何实现“思、情、识”叁位一体,实则是想说明“理趣之美”的确立对于文化小品在美学追求上的重要意义。第四章重点研究《骆驼草》对于笔记体散文的影响,对于《骆驼草》如何从思想方面和价值取向上内在规定了此类散文的一些精神内质进行探讨。通过二、叁、四章的论述,我们也能够从形式、写法、文学理念和思想内涵叁个层面上对于《骆驼草》周刊本身进行逐渐深入的挖掘。更为重要的是“骆驼草”同人正是试图通过多种散文文体的写作,呼吁现代散文能够通过文体革命实现思想革命,从而实现再造文明的文化野心；因此文章的结语部分是对现代散文建构意义的总述。本选题的创新之处是第一次从“文体”研究的角度确认《骆驼草》周刊的文学价值。在此基础上对于学界认为《骆驼草》周刊是消极的趣味化写作这一标签式评价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更正。而当我们在具体分析《骆驼草》周刊对于叁种散文文体建构的影响时,实际上就更正了学界对于《骆驼草》周刊上述的这一标签式评价。论文立足于影响研究,同时注意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以具体的资料和文本分析作为立论的根据,力求对于《骆驼草》周刊有一个多维、立体的认识。(本文来源于《杭州师范大学》期刊2016-05-01）
焦敬华[3]（2014）在《论1930年《骆驼草》周刊的文学观念》一文中研究指出20世纪20年代末,北京政治文化环境的荒漠化巨变使《骆驼草》周刊问世。作为当时北京唯一一份综合性文艺期刊,《骆驼草》周刊是一份富于自由主义气息的刊物。《骆驼草》以周作人为精神领袖,淡化《语丝》时期的凌厉,归隐书斋,专注于草木虫鱼式的趣味闲谈,不仅实践了他们"自我性灵的自由抒写"的文学观念,还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转向提供了契机。《骆驼草》周刊远避当时文坛的政治化与商业化,以个人性情的抒写为艺术之根本,从中西文化传统中寻求新的人生价值取向,对国民大众进行常识启蒙,以实现他们的自由主义文学观。(本文来源于《江西社会科学》期刊2014年04期）
焦敬华[4]（2013）在《《骆驼草》周刊的抒情文体》一文中研究指出以周作人为精神领袖的《骆驼草》同人远避现实残酷的斗争,退守书斋过着隐逸生活,从事抒发性灵的趣味小品文和抒情小说的创作。这一时期周作人的小品文从风格境界到美学境界都走向成熟,与俞平伯一起力争给小品文以文学正统之地位。废名的抒情小说达到了他无法超越的至高点。(本文来源于《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期刊2013年01期）
焦敬华[5]（2012）在《《骆驼草》周刊的文学品格》一文中研究指出作为1930年北京唯一一份综合性文艺期刊,《骆驼草》周刊独特的文学品格主要体现在:精英文化的办刊理念,集中系统展现自由文艺观的个人专栏,集着者、编者、发行者于一体的编辑模式等叁个方面。(本文来源于《科教文汇(中旬刊)》期刊2012年11期）
李丹[6]（2009）在《文学的自由与红尘的超脱》一文中研究指出与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层出不穷的带有左翼倾向的文学期刊相对,《骆驼草》在北平的出现自有其独特的意义。本文试图从历史文化语境、作家的思想体验,以及《骆驼草》本身的文学实践中,进一步发掘当时历史语境下属于《骆驼草》个体的独特性,发掘《骆驼草》所引领的文学、文化现象给予我们的文学史启示。《骆驼草》周刊是现代文学史上继《语丝》之后又一个以散文创作为主的综合类文学期刊。《骆驼草》的创刊及其文学立场的确立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北平传统文化氛围的浸润,文化中心南移之后北平文坛的沉闷、以及随之而来的平静超然的生存空间,革命文学兴起的刺激等等。《骆驼草》的创刊标志着1926年以后在周作人身边形成的文学集体在30年代初文坛的第一次公开露面,与革命文学相对,他们鲜明地表现出了一种自由主义文学倾向:反对把文学当作批判政治的工具,主张文学“言志论”,极力维护文学的纯粹与独立,同时以其创作实践支持这一理论呼声。周作人的小品文在冲淡闲适的背后寄寓着一种探寻最适合于自然人性的文化方式的努力;废名的小说将力求表达与现实对立的内心世界的真实,以及人类对幻想、永恒与美的思索;梁遇春的散文于种种矛盾之中寻找人生的意义与生命的本质,处处闪烁着思辨的睿智的光彩;徐祖正的理论文章为革命文学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与批评,同时鲜明地表现自己的文学主张:文学只能是文学,这是不可更改的信仰。《骆驼草》同人的文学创作具有明显的“向内转”的倾向,其核心都是回归到文学本身,并从中寄寓超越时代现实的文学理想与文化理想。这并非完全遁世的,而是以自己独立的存在超然于“革命”与“不革命”的二元对立之外,建立自我文学趣味、文化建构的“言说平台”,试图以一种文化的和审美的方式来介入文学,于政治化、商业化之外,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出路做出一次新的探索。《骆驼草》并非完全自觉地引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京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这种文学现象是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文学受到政治等外力干涉和挤压时所出现的必然反应,虽然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在当时乃至以后近半个世纪都一直受到压抑和批判,但是它所坚守的“文学的自由与红尘的超脱”都一直作为一股潜流始终伴随着文学发展的进程。(本文来源于《东北师范大学》期刊2009-05-01）
焦敬华[7]（2009）在《“进击”向“退隐”转型中的“趣味隐逸”》一文中研究指出从晚清的京师大学堂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大学,北京以其拥有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聚集了大批优秀的文人,并在外来文化思潮大量涌入和现代传播媒介的推动下成为文化中心。但是20年代军阀混战造成了北京政治环境的污浊,一批进步文人遭到严酷的迫害,大量文学期刊也被查封。进步报刊《语丝》也难逃噩运,被奉系军阀查封。语丝派成员也随之分化为分别以鲁迅和周作人为代表的两大阵营。为了寻找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庇护,大批文人辗转来到当时的国际大都市上海。这次迁徙不仅是文化中心的南移,还导致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历史性转移。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爆发后,中国文坛进入了史称的叁十年代文学,这是一个浴血的文学年代。1930年左联的成立则标志着文学向左转。五四时期大量涌入中国的外来文艺思潮经过历史的筛选与中国本土文艺实践运动相结合,形成了叁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两大文艺思潮相对立的局面。在新的时代、文化大背景下,留守北京的周作人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与左右翼文人的对抗中创办了《骆驼草》周刊。《骆驼草》周刊远避当时文坛的政治化与商业化,强调纯文艺创作,以个人性情的抒写为艺术之根本,坚守精英主义文化立场以及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性,体现了《骆驼草》同人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在时代大环境的转型下,以周作人为精神领袖的《骆驼草》同人远避现实惨酷的斗争,摒弃语丝时期的进击精神,从时代主流撤离下来,退守书斋过着隐逸生活,从事于抒发性灵的趣味小品文和抒情小说的创作以及外来文化的译介。这一时期周作人的小品文从风格境界到美学境界都走向成熟,与俞平伯一起力争给小品文以文学正统之地位。废名的抒情小说则达到了他无法再超越的至高点。《骆驼草》周刊是周作人等自由主义作家自由发表言说的一份有着浓郁自由主义气息的小刊物,其草木虫鱼式的趣味闲谈实际上蕴含着他们“自我性灵的自由表现”的文学观念。作为1930年北京唯一一份综合性文艺期刊,《骆驼草》周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价值与作用。在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发展历程中,《骆驼草》周刊是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从含混状态到完全获得独立发展空间的转型期。在文化中心南迁文坛向左转、上海文坛的商业性和中西文化交融过程中,《骆驼草》同人自觉从本土文化中寻找创新基点,坚守五四纯文学创作、倡导文学本体观,为叁十年代文学及现代文坛提供了另一条发展道路。(本文来源于《华中师范大学》期刊2009-04-01）
李秀清[8]（2006）在《《骆驼草》周刊的特色》一文中研究指出1930年5月12日,一份印得十分精致的小型周刊被送到读者面前——这就是周作人主持下的《骆驼草》。该刊由周作人主持,实际上负责编辑和校对的是废名和冯至。《骆驼草》的定名出自废名,其含义是“骆驼在沙漠上行走,任重道远,有些人的工作也像骆驼那样辛苦,我们力量(本文来源于《新闻爱好者》期刊2006年07期）
王健[9]（2004）在《《骆驼草》周刊的文学—文化阐释》一文中研究指出期刊与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地域文化、社团流派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文化生态环境，并在互动关系中共同发展。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从本质上体现为文体的进化，文化传播媒介的现代化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必要前提。期刊以其鲜明的时代气息、清晰的办刊旨趣、平民化的传播特质，彻底打破了书籍的长期垄断，迅速成为文化传播的有力工具，并将文学生产的各环节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时代、地域、刊物、社团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良性文化生态。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每段路都与文学期刊紧密相联。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于现代文学的发展走向，对于中西方文化冲撞中的文学选择，对于后来京派文人群落及其风格的形成，甚至对于当代一些作家作品及期刊而言，《骆驼草》的存在和影响不容忽视——如倡导回到文学本体，规避文学功利性，追求个体精神自由，坚守精英主义文化立场等。本文以《骆驼草》为研究原点，立足于其文化生态环境，透过对其文学立场、办刊理念、编辑主体的考察来探究《骆驼草》同人在整合中西文学优长，建构中国本土文学体式，实践精英文化方面的努力以及由此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第叁条道路对后世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试图在对《骆驼草》个案的文学—文化阐释中，解读期刊在文学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北京丰厚的传统文化积淀，独特的地域文化与1930年左右文化生态环境的荒漠化造就了《骆驼草》，并形成了一个以周作人及其苦雨斋为核心的左翼与右翼之外的特殊的文人群落，以其执着、坚忍的文化品格在继承“五四”民主与科学传统的同时，力图修复“五四”文学革命的狂飚对民族文学传统的割裂。《骆驼草》承续了《语丝》任意而谈的自由精神，但在期刊定位、刊载内容、内部统一性上又和《语丝》有根本的不同。《骆驼草》的办刊理念为：内容定位上对现实采取旁观态度，不参与社会政治，强调纯文学；形式定位上反对大众文化标准化、均一化、模式化的生产方式，以个人情思表现为艺术的根本，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性；风格定位上追求冲淡、和谐、节制的古典风格；发行定位上走小众化精英刊物的路线。 《骆驼草》周刊主要的编辑特色为编者与着者身份合一，因此周作人与废名等人同时作为创作主体和编辑主体，其思想文风的转变与《骆驼草》的编辑理念、刊载作品互为映照。从他们的文学主张与实践可以窥见《骆驼草》的基本立场：既重视文学的独立自足性，要求文学超然于政治与商业因素之外，又试图整合中西文化资源，从传统中理出中国文学发展的民族化道路，以此对抗西方文学的话语强势；同时，注重保持个体精神的独立性，为之后京派的发展厘定了方向，为今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开辟了道路。(本文来源于《青岛大学》期刊2004-04-01）
王健[10]（2004）在《《骆驼草》周刊的文化生态学阐释》一文中研究指出源远流长的历史、丰厚的文化积淀 ,造就了北京独特的城市“精神品质”和历史文化环境与《骆驼草》文人内心世界的契合 ,其特殊的文化生态特点对周作人、废名等人的文化选择的影响即文化生态环境的能动作用来解读《骆驼草》周刊的生长和消亡 ,前期京派文人的思想风貌、文学主张 ,及其对后来京派文学发展的作用清晰可见(本文来源于《莱阳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04年01期）
骆驼草周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创刊于1930年的《骆驼草》周刊,提倡“有闲”和“不谈国事”的趣味写作。这一看似“谈闲话、玩古董”式的写作,实际上却凭借其深厚的学养与明达的思想对多种散文文体进行了自觉的建构尝试。论文拟以《骆驼草》周刊作为研究原点,具体分析了在《骆驼草》周刊上的创作对于诗化散文、文化小品和笔记体散文叁种散文的文体建构有着怎样的贡献,进而确认《骆驼草》周刊对于叁十年代初期散文文体建构的意义。文章的主体部分共分为五章,导言部分在介绍《骆驼草》周刊的缘起以及现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总结研究的不足之处,进而确认论文的选题为《骆驼草》周刊对叁十年代初期散文文体建构的影响。主体部分第一章对《骆驼草》周刊的基本运作模式和内容、主题进行探析,以期对《骆驼草》本身以及创作内容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对《骆驼草》建构现代散文全新体式的“野心”做简要的概述。第二章主要探讨《骆驼草》对诗化散文意境的营造、性灵的彰显的影响,从题材、形式和写作手法等方面对于该类散文的建构意义进行分析。第叁章则侧重于分析《骆驼草》上由周作人开启的文化小品写作如何实现“思、情、识”叁位一体,实则是想说明“理趣之美”的确立对于文化小品在美学追求上的重要意义。第四章重点研究《骆驼草》对于笔记体散文的影响,对于《骆驼草》如何从思想方面和价值取向上内在规定了此类散文的一些精神内质进行探讨。通过二、叁、四章的论述,我们也能够从形式、写法、文学理念和思想内涵叁个层面上对于《骆驼草》周刊本身进行逐渐深入的挖掘。更为重要的是“骆驼草”同人正是试图通过多种散文文体的写作,呼吁现代散文能够通过文体革命实现思想革命,从而实现再造文明的文化野心；因此文章的结语部分是对现代散文建构意义的总述。本选题的创新之处是第一次从“文体”研究的角度确认《骆驼草》周刊的文学价值。在此基础上对于学界认为《骆驼草》周刊是消极的趣味化写作这一标签式评价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更正。而当我们在具体分析《骆驼草》周刊对于叁种散文文体建构的影响时,实际上就更正了学界对于《骆驼草》周刊上述的这一标签式评价。论文立足于影响研究,同时注意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以具体的资料和文本分析作为立论的根据,力求对于《骆驼草》周刊有一个多维、立体的认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骆驼草周刊论文参考文献
[1].于娇.前期京派文人的精神停泊地[D].辽宁大学.2017
[2].张满满.文体的“觉醒”-《骆驼草》周刊散文文体研究[D].杭州师范大学.2016
[3].焦敬华.论1930年《骆驼草》周刊的文学观念[J].江西社会科学.2014
[4].焦敬华.《骆驼草》周刊的抒情文体[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3
[5].焦敬华.《骆驼草》周刊的文学品格[J].科教文汇(中旬刊).2012
[6].李丹.文学的自由与红尘的超脱[D].东北师范大学.2009
[7].焦敬华.“进击”向“退隐”转型中的“趣味隐逸”[D].华中师范大学.2009
[8].李秀清.《骆驼草》周刊的特色[J].新闻爱好者.2006
[9].王健.《骆驼草》周刊的文学—文化阐释[D].青岛大学.2004
[10].王健.《骆驼草》周刊的文化生态学阐释[J].莱阳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