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部直属高校咨委会全会在渝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梅士伟[1](2020)在《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等教育通过人力资本增值而为现代社会提供强大的发展内驱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历经建国以来7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革新,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教系统。然而,由于高等学校(本论文研究对象限定为我国公办高等学校)外部管理制度不完善、市场参与机制不规范、社会公众参与不充分,内部治理结构失衡、主体道德行为失范、权力监督体系不完善,致使高校腐败易发频发,关键领域问题凸显,大案要案警钟不断,窝案串案时有发生,制约大学的教育教学、学术创造、服务社会、文化赓续使命,消解其学术本质和公益属性,弱化其道德标高和社会公信力,迟滞“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建设步伐。高校腐败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折射出现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已无法满足党和国家及社会公众的需要。因而,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高校全面从严治党的行动连带,是“办好人民满意高等教育”的价值依归,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结构转向。我国现行高校腐败治理主要基于政府作为高校举办者的地位,通过执政党和政府及作为其政治属性延伸的高校党委行使腐败治理权力,对高校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行使者实施控制、监督、惩治,保证高校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与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达到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治理目标。而从高等教育发展来看,高校办学资金来源日益多样化,多元利益相关者愈来愈迫切地要求与政府主体共同参与高校腐败治理。在治理理论的引导下,处理多元利益主体对高校的利益诉求,进一步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成为高校反腐倡廉的“新边疆”。因而,本文基于治理理论与机制设计理论,以高校腐败治理机制为研究对象,围绕“高校腐败的表现样态与成因机理”“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与历史变迁”“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容结构与绩效评价”“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生问题与优化建议”的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对治理理论、机制设计理论进行理论阐释,揭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动力系统、控权逻辑、规则供给、行动框架”的统一,进而厘清各要素的实质内涵。通过治理系统的外部情境和内部环境解构治理动力,通过权力监督、制约与惩治的合理性、有效性分析控权逻辑,通过规则体系与规则生成阐释规则供给,通过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与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梳理行动框架,从学理层面理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涵。随后,对高校腐败治理的演进历程进行考察。按照时间序列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校反腐败工作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并梳理出每个阶段治理机制的主要特征。(1)1949-1978年,以思想改造为核心,以运动式批判为主导;(2)1978-1989年,以纠正行风为特征,以整风式拒腐为主导;(3)1989-2002年,以遏制寻租为基础,以专项式打击为主导;(4)2002-2012年,以体系建设为中心,以系统化惩防为主导;(5)2012至今,以顶层设计为重点,以制度化治本为主导。在此基础上,总结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动力系统---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行动框架---从运动式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再次,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扎根理论,高度关注高校教职员工对高校腐败治理的心理感知,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三级编码方法梳理出目前高校腐败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两种具体机制: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并分别探讨两类机制的具体构成,包括科层治理机制所涵盖的控制、监督、惩治、制度建设、问责,以及网络治理机制所涵盖的信任、合作、制约、技术创新、文化惯例等要素的确切内涵,从而系统构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复次,鉴于高校腐败治理的实践性,运用量化研究方法,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中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治理绩效的影响。遵循“网络治理机制---科层治理机制---腐败治理绩效”的主体关系,经由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应然样态,即高校腐败治理的完整运行体系应当是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的整合体。最后,结合高校腐败治理机制过程的演进分析,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面临的运行困境,一是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二是机制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弱化,三是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割裂。据此,从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整合与互动的角度,提出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建议。一是重塑行动者的主体性,二是提升治理动力的集成性,三是强化治理过程的协同性,四是重点强化问责、技术创新、制度建设。研究中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问题,在目前来看只是一个开始。本文运用治理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的框架,来探讨和设计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体系,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一是立足治理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高校腐败控制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二是基于扎根理论方法,从高校腐败研究的制度、体制层面深入到高校腐败治理的具体机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三是统合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剖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与绩效水平,提出优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廉晓红[2](2019)在《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指明中共党组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制度形式,是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的一个重要制度创造,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非党的组织和机构中得到贯彻执行的重要途径。中共党组的存在以及发展壮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坚强有力的重要抓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和制度保障。本文对中共党组制度的研究置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各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中,通过运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对中共党组发展情况进行了宏观的历史考察和认真的梳理总结,积极探究中共党组独具特色的发展规律,提出了中共党组发展可以分为提出确立、发展承续、全面建立、弱化撤销、曲折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等六个不同阶段的观点。在中共党组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本文力求厘清中共党组在这个时期发展的脉络,研究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在提出确立阶段,中共党组组织建设先于制度完善的特点非常突出,在中共四大正式提出中共党组的前身——中共党团的概念之前,中共党团就已经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成立了。在发展承续阶段,中共七大正式将中共党团更名为中共党组,开始了中共党组发展的新里程。在全面建立阶段,中共党组与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代背景同频共振,为适应革命战争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掀起了全面建立的热潮。在弱化撤销阶段,受毛泽东几次重要批示的影响,中共党组从全面建立开始走向逐步弱化,最终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政治环境下再无存在和发展的空间而被迫全部撤销。在恢复发展阶段,中共党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构想的影响下,中共党组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党的十三大后经历了再次被撤销的命运,只不过这次撤销范围较小,局限在政府机关的范围之内。1989年政治风波结束后,党中央吸取教训,加强对中共党组的建设,中共党组又逐步走向规范有序的发展道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阶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党中央加强了对中共党组制度的规范化建设,研究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这是第一部完整系统的中共党组制度规定,为中共党组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在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共党组的发展有过坦途,更经历过挫折,有过全面建设的大好形势,更经历过被全面撤销的艰难境地。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艰难曲折的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共党组展现出了异乎顽强的生命力,朝气蓬勃地走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彰显了中共党组制度本身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指导下,中共党组必将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完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和制度保障。
李浩,黎弘毅[3](2019)在《贵州教育改革开放40年研究》文中认为教育是国之大计,尤其是和平建设时期,发展教育尤其重要。因历史原因、地理原因,贵州教育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状态。改革开放以后,贵州省委省政府认识到发展教育的极端重要性,立足现实、抢抓机遇、后发赶超、尽全力改革发展教育。历经40载,贵州教育发展变化巨大、成绩斐然。由于教育是一个内容丰富、结构复杂的庞大体系,并且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改革发展所经历时间长,所经历的事情也多、所涉及的内容繁杂。要梳理好、研究透40年贵州的教育改革这一伟大历史,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仅此抛砖引玉而已。本文试图从改革开放以来的贵州教育政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民族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等几个方面来进行思考。第一部分主要围绕"贵州教育政策",阐述改革开放以前、改革开放以后贵州教育政策的基本情况、分析贵州教育政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贵州教育政策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存在的历史教训等。第二部分就"贵州基础教育"进行展开。主要讲述了不同时期的贵州基础教育发展概况,分析了改革开放后贵州基础教育的成就、不足、历史影响及启示。第三部分以"贵州高等教育发展"为主线,介绍了改革开放前后贵州高等教育发展概况,归纳其成就、特点和历史作用。第四部分抓住"贵州民族教育"这一特色,梳理了改革开放前后贵州民族教育的主要历史事实,探讨贵州民族教育的发展规律、总结其经验、指出其不足。第五部分把握"贵州职业教育"这一关键词,搜集整理了改革开放前后的贵州职业教育的主要历史事实,分析了贵州职业教育发展主要措施、成效及问题,探讨其发展历史规律。第六部分紧扣"贵州特殊教育"这一主旨,归纳分析了改革开放前后贵州特殊教育发展的基本情况,概括贵州特殊教育发展的成就,了解贵州特殊教育存在的问题,探索其给后人的启迪。
商晶晶[4](2019)在《地方公办高校巡视问责制研究》文中指出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现代高等教育逐步从社会的边缘成为了社会的中心。高等教育所承担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创新等功能,都反映出其在社会发展中承担着越来越大的责任。而随着高校自主权的逐步下放,高校自主管理高校事务过程中,各类腐败、学术不端行为频发,使得其社会声誉贬损,如何对高校所承担的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监督与制约成为高校治理过程中的关键问题。2010年,中共中央在颁布的《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强教育监督检查,完善教育问责机制”(1),引入高等教育问责制,是提高大学治理能力的必然趋势。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国家陆续出台的各类试图规制高校办学规范的政策常被悬置,而相应的措施成效也不尽如人意。而十八大以后,高校巡视工作的开展,其针对高校党委,指向明确,并督促高校迅速反应及时整改的模式,能对高校起到及时、权威、全面的问责效用,能有力的推动高校治理能力的提升,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高校巡视问责模式正在逐步形成。国内外对高校问责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增加,但是对于中国特色巡视制度的研究则较少,因此本文首先通过对当前高校问责及巡视制度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辨析高校巡视问责这一核心概念,其次,通过对地方公办高校巡视文本的分析了解高校巡视开展的现状及重点内容,并认为巡视在一定程度上对高校进行了全方面的审查,实际上起到了高校问责的作用,再次,对被巡视高校进行问卷、访谈等多种方式的调研,具体探析高校巡视问责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其中包括通过问卷了解高校内部群体对于高校巡视的了解程度及对巡视问责的认可程度,通过访谈了解高校巡视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困境。并通过对美国公办高校问责制的分析与解读,在基于本国国情及高校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对美国高校问责制的特点及方式方法有所借鉴。最后,为完善地方公办高校巡视问责制提出相应的创新路径和行动策略。
张学娟[5](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文中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加强干部和干部制度建设,党的干部制度建设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有机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全面执政的背景下开启了现代干部制度建设,这在党的干部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过程中,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干部制度建设更具有重要性与独特性。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从中探索出干部制度建设的实践模式和方法意义,以史为鉴,能更好地回应当下干部制度化建设的新命题。论文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的指导下,充分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党史党建等相关理论,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实践逻辑、政治功能以及经验与问题进行探讨,并得出相应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庞大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着干部制度建设思想,集中体现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和社会主义廉价政府构建理论中。列宁在治国实践中首次形成了干部制度体系,包括干部的选拔任用、培训教育、管理与监督等。毛泽东更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干部制度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系列干部标准、干部路线与干部管理方法。这些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理论渊源,也凸显出干部制度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必须置于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框架内考察,才能以正确的逻辑理顺其时代背景。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领导人民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上海的城市建设与发展也在城乡关系重塑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定位,党要想顺利实现组织适应性转型,成功领导国家建设,必须要有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干部队伍作为支撑。另外,从制度的路径依赖看,这一时期的干部制度化建设既有着传统文官制度的遗留,又有着革命时期中共干部制度的探索,更有着苏联干部制度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路径影响。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历着由大规模干部的吸纳、整顿到系统化干部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以1953年分部分级管理制的实施为界,可将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分为两个历程。1949-1952年为干部队伍的扩充、整顿阶段,上海通过南下干部进驻、对旧人员的任用和提拔新干部,并对干部进行教育与整顿,扩充和规范了干部队伍。1953-1956年为干部制度的制定与完善阶段,在党管干部原则的强化和分部分级管理制的实施下,上海逐步建立起干部选拔任用制、干部教育培训制、干部人事管理制、干部监督制等较为规范的干部制度体系,有效保障了上海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是意识形态、政治组织、政治运动等多要素互动作用的结果。干部意识形态塑造奠定了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基础,同时,干部制度建设又强化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组织构成了干部制度化建设的行动空间,党组织在党管干部原则下对干部制度建设起着核心作用;政府组织以其专业特色和职能分散特点,发挥着其在制度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群团组织在干部制度建设中起到了辅助性作用。政治运动在特殊的历史年代成为干部制度化建设的重要推手,在政治运动中,干部制度得以规范化。这三个要素之间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交融,共同推进着干部制度化建设。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颇有成效,党成功构建上海新政权建设所需的干部网络体系。党在推进干部制度建设中,规范了党组织、稳定了政治秩序、积累了执政资源,实现了上海政权稳固和经济的恢复发展。其中更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当前干部制度化建设启示深刻。论文从制度与制度化建设视角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建设,并选取1949-1956年上海作为案例。论文不仅从宏观上把握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程,还试图从微观上探讨干部制度化建设如何在组织、群体、事件、行为中推进。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能从总体上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城市干部建设中的努力,凸显城市干部制度建设的特色。干部制度建设既是历史之鉴,也是时代之需。新时代,党应充分重视干部制度与意识形态、组织建设的互动,继续推进干部制度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建设。
张光润[6](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研究指明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杨燕江[7](2018)在《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条件下,背负救亡图存和延续民族文化命脉的历史使命,开启了在边省云南的“教育长征”,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其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甚至已经跨越了时代、超越了国界。西南联大的成功与其管理模式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西南联大的成功是其管理模式的成功。本文基于原始档案发掘和相关史料梳理的基础上,借鉴管理学和教育学的理论与方法,系统阐释了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背景(环境)、要素、关系和特征,探讨了其实践效能、当代价值及现实启示。具体而论,在办学实践中形成的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有其特殊的地理、自然、人文环境。最大的背景和最重要的环境是抗日战争的爆发,日本的侵略和残暴行径激起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抗战救国激情,坚信了“南渡”的抱负和信念;云南自“重九起义”以来逐渐积淀而成的革命传统和悠久的历史与民族文化对西南联大管理文化产生了特殊影响;云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对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运行提供了难得的实践环境。与此同时,以龙云为代表的云南地方政府与国民党中央政府间复杂的关系变动,为其管理模式创造了难得的学术自由空间和较宽松的政治氛围。在组织架构及资源要素上,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所依寄的组织系统架构包含了最高决策机构常委会和校务委员会、教授会两个参议机构(分权力机构),职能部门教务处、总务处、训导处三大处和独立设置的会计室,教学机构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五个学院,还包括各临时专门委员会、研究所等机构。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常委”及教授群体构成的人力资源、办学经费预算及办学成本所需的财物资源、行政管理时间与校址选择空间形成的时空资源,是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三大资源要素。为保障顺畅运转西南联大对外须处理好与国民政府教育部、云南地方政府这两对关系,对内则要处理好与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的联合与合作,以此保障内部组织机构间能构建起常委会主持全校校务、校务委员会主掌行政事务、教授会专注学术事宜、三大处分司日常管理与服务、学生自治会致力于维护学生权益的运行机制。深入窥探,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综合体,特别在教职员与学生管理上多有创造。统而观之,西南联大管理模式呈现出在遵循部令与寻求自主间保持张力、决策的集体协商与执行的通力配合、具有稳态结构的内部管理运行系统、机构负责人频繁更替带来管理与学术交互等显着特征。另外,制度、人、文化是穿插于整个管理模式间三个不可或缺的显着因子,自治精神对管理硬化的消解则是其独特本质的最直接体现。总体而言,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是在抗日战争特殊的环境中,基于西方现代大学管理理念和制度,延续并创新了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管理经验,吸收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历史地形成的。该模式在杰出人才培养、高水平学术研究、服务地方需求和国防需要、传承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均取得了成就。有鉴于此,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成功实践,对同样处于历史转型期的当今中国大学仍然具有诸多启示:同时对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推进构建现代大学治理模式同样具有现实参考意义。
张杰[8](2017)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北伐战争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对中国形式上的统一。政权的巩固使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了较为稳定连续的政策,而不再像北京政府时期,教育政策常因政权更替而具有间断性。但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战争、经济危机和自然灾害等种种因素,又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本文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校学生管理为研究对象,充分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从思想道德教育、行为规范管理和救济帮扶政策等角度阐述该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的改革实践,以期对高校学生管理的历史演变、内容范畴、方法举措、历史地位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研究,从而力图从根本上去把握该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的基本内涵与变化规律。本文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校学生管理,是国民党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实践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系统培养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自我管理能力,以增强国民党对青年学生的管制力,并向社会输送具有“共和精神”的大学毕业生的重要途径。党化教育和训育,旨在强化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政治化、系统化、制度化的党义教育课程和训育管理举措,使“三民主义”理论和国民党党义的灌输融入学生日常管理。高校训育机关围绕训育目标,依照训育原则,组织实施对学生的训练、教育,试图让学生时时处于国民党的思想控制之下,目的就是让学生认同国民党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观念,进而认可国民党的统治地位。自治组织的管理和操行的培养,旨在规范大学生的操守行为。高校学生自治组织主要有学生自治会和学生团体两种组织形式。学生在组织活动和参与活动的过程中,锻炼了能力,学习了知识,联络了感情,但过度的学生自治权力有时又对学校日常秩序产生了负面影响。各专科以上学校制订操行考查规程,随时考查学生的操行,并评定等级或酌予操行成绩,将其作为学生评奖评优的条件之一,借此达到对学生进行行为规范教育的目的。学生资助和就业管理,旨在帮扶经济困难和就业困难的学生。抗战时期,许多大学迁移至西部,产生了大批流亡大学生。政府为适应战时各方面人才的需求,并争取这部分青年向国民党政府靠拢,先后制定了奖学金、贷金、公费以及战区学生优待等资助措施,同时社会各界也纷纷伸出援手,捐资助学。高校一方面积极向政府请求补助,另一方面也设立本校奖学金,设置勤工助学岗位,鼓励学生发起筹款运动,多渠道筹措资金救济学生。南京国民政府中后期,在政治、经济、教育以及学生个人主观选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面临严峻形势。一方面,经济不景气,许多企业面临破产倒闭,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疲软;另一方面,高校的招生结构和课程体系的不合理,以及学生就业指导的缺乏,使毕业生的职业素养与社会需求脱节。此外,社会用人机制不科学和大学生职业期望值过高,也是造成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政府为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成立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开办毕业生就业训导班,高校亦成立职业介绍机关,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就业问题,但没有达到治本的效果。综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校学生管理概貌,一些教育家摒弃封建教育观念,积极引入西方教育理论,在管理中尊重学生个性发展,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生管理思想的进步性,促进了中国高校学生管理体制的新陈代谢。但另一方面,在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下,高校沦为统治阶级教化学生的工具,导致高校学生管理带有浓厚的“管制”色彩。官僚作风的束缚,管理制度的欠科学性,管理机制的被动性以及经费支持的不力,制约了高校学生管理的发展。
徐坤[9](2017)在《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研究(1938-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国民党在继承北洋政府原有行政系统的书刊审查机构的基础上,另立一套党务系统的书刊审查机构,这形成一种双重衙门式体制。此种体制又加剧党政机关之间的权力冲突。中央宣传部与内政部,以及上海市党部与上海市政府之间就曾多次发生书刊审查竞争事件。直至抗战全面爆发,国民党高层人员修正《出版法》,决定组建“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审会”),统一党政机关的书刊审查权力,进而实现“齐一国民思想”。中审会是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部、行政院内政部、教育部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联合成立于1938年10月的全国最高书刊审查机关。中审会是一个松散的多派系联合机关,不设最高长官,采取合议制。各省市审查机关的组织和派系情况亦是如此。各派系的书刊审查机关及其人员只是简单地并入中审会,却未能有效地整合。于是,中审会内围绕领导权的派系之争在所难免。CC系的党务人员充任负责日常事务的秘书一职,故在权力之争中占据主动权。正如印维廉担任中审会秘书一职后,假借职务之便,操纵会务,并排挤其他派系人员,发展个人势力。中审会内形成一个以印维廉为核心的群体——“印维廉派”。1941年各级审查机关改隶行政机关后,合议制变成集权制。潘公展担任中审会主任委员后,借组织调整和人员变动的机会,拆解原有的印维廉派,壮大潘公展派。潘公展又利用其对各省市审查处处长的推荐权,安排亲信担任各省审查处处长。各省审查处处长亦在各处内发展个人派系。潘公展又创办《审查通讯》和建立秘密通讯的制度,达到对中审会各层人员直接控制的目的。潘公展通过行政和派系两个系统实现对中审会的完全掌控。中审会的本职工作虽是审查,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潘公展和印维廉根据战争形势、国共关系和出版业发展状况,先后将工作重心由审查转向宣传和指导两个领域。从1938年至1940年,中审会在国民党高层支持下,克服党内外的阻力,强制推行原稿审查制度:其和中统局合作,强化自身的调查工作;其和党、政、军、警、宪机关合作,举办联合大检查。从1941年至1943年,中审会组织出版“思想斗争丛书”,宣扬“一次革命论”,抵制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其编印“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宣扬“中国精神”,抗拒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说。从1944年至1945年,中审会创办《出版界》月刊和建立“中国着作人协会”,一方面可以笼络两界人士,另一方面则可引导出版界和文化界人士为国民党的文化建设服务。然而,中审会的消极审查和检查工作始终不能根绝“违禁书刊”;其被动地驳斥为主的宣传工作终究不能形成统一的理论;其道德说教式的指导,又无法挽救出版业的崩溃和扭转文人穷困的局面。中审会自身又受到派系政治的反噬和派系斗争的困扰。故中审会始终未能统一党内思想,更没有实现“齐一国民思想”的初衷。抗战胜利后,战时原稿审查制度已无存在的理由,中审会被缩编为“出版辅导委员会”,划归中央宣传部;其出版品登记和审查工作移交给内政部。
徐莉[10](2017)在《基于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可持续变革研究 ——以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2010-2015)为例》文中认为教育2030提出“全面整合的可持续变革方式”的新主张,并强调没有这种变革方式的出现,全球的改革事业都将因此受阻。变革路径的逻辑重构,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的重大命题,也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命题。在这个深层意义框架内,理论指导对成功实践变得空前重要。那么,这个新变革方式的核心是什么?其对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意义又是什么?本研究认为,此两个问题都非现存理论所能解决,需要跳出现有框架来探索和审视。然而,这种新理论意识却并没有真正地被感知到,教育改革的现状仍在边角思想的传统框架内徘徊。研究发现,终身教育体系构建需要整体重新设计,而非在既有框架下能改造而成的,硬把两个体系进行拼接的结果,不是把事情搞得更糟,就是毫无意义。而这种路径却仍在被不断地重复着,由此使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步履维艰。基于研究问题,本文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指导,以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为案例,着眼于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尝试了以新方法和新视角,系统探讨了变革的内在机理及规律,并最终形成了系统的可持续变革理论框架。全文沿着理论—实证—理论的线索展开:首先,构建了以突破性变革为起点的问题前提及新概念框架。针对终身教育与变革理论研究中概念使用的混乱问题,尝试将概念对象从单个变为图式块进行研究,为本文新理论体系提供了概念框架,并有效解决了相关概念混乱的现实难题;其次,着力对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及其变革系统机制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为案例研究及理论构建提供了逻辑框架和分析工具;进而,为确保研究的可靠性,采用罗伯特·K·殷创立的案例实证研究法,对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案例进行了系统严谨的研究。研究经过历时两年多的田野调查,收集了七种来源数据,包括遍及全国的50余人(共计300多小时)的关键人物访谈和4个学习型城市1600份调查问卷及其他类重要资料。获得了理论构建的重要数据资料。并取得可作为研究工具共享使用的附带性成果:一份案例实证研究设计,一个终身教育改革试点研究数据库;最后,在理论研究与案例抽象基础上形成可持续变革理论体系。并据此设计了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新路径方案(见图7-8),以及中国教育改革的对策建议和改革生态诊断案例。本研究的结论,关于可持续变革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理论框架:由“外边界框架”“思想体系”“可持续适应性内构件”三部分构成。外边界框架(见图7-2),根据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原理得出。框架界定了完整的理论视界,主要部分包括:变革目标体系、变革实施体系和人的要素三个方面,以及整体变革生态的形成和可持续性能的生成。该框架将有助于确保变革理论研究及实践操作的完整无残损性;思想体系(见表7-1),来源于对案例实证研究结论的抽象。体系构成于五个关键要件,即分别从时代、社会、事物自身、以及事物的质变标志、质变的深、广度五个视角上抽取观察事物发展阶段的关键信号。这些信号可帮助人们准确判断变革对象的发展阶段,以便决定选择适宜的变革策略。此5个关键信号构成系统,被视为使变革具有可持续性的关键系统,可为科学构建变革中的关键和首要的目标问题,减少变革失误提供科学支持。可持续适应性内构件(见图2-4,图2-5),是由“适时、适度、连续”三个核心要素构成的可持续变革系统内模型,其作用是,从根本上说明可持续变革机制的来源,揭示出实现变革有效而可持续的内在机理。此模型源自于对复杂适应系统变革机制的探索,是可持续变革理论最深层的本质内核。其核心思想是,变革策略和变革干预强度的选择,要与变革对象在发展不同阶段上的特点相适应。是“整合的”“包容的”“可永续的”变革系统理想状态模型。第二,形成了 3个配套的理论操作工具:(1)可持续变革等级量表(表7-4)。本量表可在三个方面为选择变革路径提供支持:一是根据“方向、张力、节奏、内涵、广度”几个关键要素间关系的规律,识别事物发展阶段;二是根据事物发展的阶段,选择适宜的变革策略;三是根据变革策略确定改革内容,并由此确定变革在制度体系、组织结构、文化价值等几个方面实现变革的任务目标;(2)变革策略整合模型(图7-4)。整合已有变革理论中孤立使用的不同变革模型而形成的变革类型选择参照表;(3)可持续变革三层任务操作框架(图7-5)。可持续变革实施过程路线图,是一份有助于改善变革质量的操作性工具。该工具可为克服变革实施的随意性提供设计规范和原则。本研究提出的可持续变革理论的中心思想是,生态、适应及可持续性,即有节律有张力并且节律张力合理的连续可持续性的变革过程。研究的主要突破:一是使变革系统自身成为了与时代相适应的可持续适应性系统;二是为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开辟了新道路;三是在现有维持型变革基础上,使变革类型得到了扩展和完整。事物的发展总是按照两个相对的方向运行而不断循环往复的,传统变革理论关注的是保持事物已确定状态下的稳定问题,本研究关注了另一个方向上的问题,即发展与突破的问题,亦即如何推动某种新质事物产生的问题。
二、教育部直属高校咨委会全会在渝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教育部直属高校咨委会全会在渝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趋势的行动连带 |
(二)现代社会权利本位的价值依归 |
(三)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结构转向 |
二、研究价值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贡献 |
三、研究述评 |
(一)国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逻辑演进 |
(二)国外高等教育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总体图示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四、研究设计 |
(一)思路安排 |
(二)研究方法 |
五、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 |
(二)不足 |
第一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一、概念界定 |
(一)高校腐败 |
(二)治理机制 |
二、理论基础 |
(一)治理理论 |
(二)机制设计理论 |
第二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机理剖析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动力系统 |
(一)系统情境的宏观驱动 |
(二)治理网络的开放赋能 |
(三)主体价值的内生激发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控权逻辑 |
(一)高校权力监督的有效性 |
(二)高校权力制约的正当性 |
(三)高校权力惩治的现实性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规则供给 |
(一)生成路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统一 |
(二)规则执行:强制、激励与认同接续 |
四、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行动框架 |
(一)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 |
(二)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 |
(三)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 |
第三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历程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历史变迁 |
(一)1949-1978年:动员群众,思想改造,运动式批判 |
(二)1978-1989年:清理整顿,纠正行风,整风式拒腐 |
(三)1989-2002年:破除垄断,遏制寻租,专项式打击 |
(四)2002-2012年:体系建设,点面结合,系统化惩防 |
(五)2012年至今:顶层设计,聚焦监督,制度化治本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 |
(一)动力转换: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 |
(二)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 |
(三)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 |
(四)行动框架:从运动式为主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经验回视 |
(一)坚持党的领导,规范机制运行的方向性 |
(二)坚持专业化反腐,发挥纪检监察机构职能 |
(三)坚持系统化反腐,形成整体性治理格局 |
(四)坚持以责任制为核心,推动渐进式治理 |
第四章 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探析 |
一、研究设计及实施 |
(一)扎根理论编码方法 |
(二)理论性取样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三级编码 |
(一)开放性编码 |
(二)主轴性编码 |
(三)选择性编码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深层意涵 |
(一)科层治理机制 |
(二)网络治理机制 |
第五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对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
一、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构建 |
(一)研究假设 |
(二)预测问卷设计 |
(三)正式问卷与实证分析 |
(四)验证性因子分析 |
二、理论模型拟合及路径分析 |
(一)结构方程的拟合 |
(二)直接作用下的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三)直接作用下的科层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四)中介作用下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的影响探究 |
三、结果与讨论 |
(一)研究假设结果汇总 |
(二)检验结果与分析 |
第六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困境 |
一、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 |
(一)“组织-环境”框架下的“脱耦” |
(二)多层次目标体系的功能冲突 |
二、治理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割裂 |
(一)规制缓和与政府监督博弈失衡 |
(二)低组织化造成社会监督行动局限 |
(三)身份困境导致纪检监督的结构性悖论 |
(四)校内民主监督的“空心化”矛盾 |
三、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弱化 |
(一)治理的公共性欠缺 |
(二)多重关系诱发治理的内卷化 |
(三)路径依赖导致治理工具单一 |
第七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优化方略 |
一、行动者主体性的生态化建构 |
(一)以角色转换优化党委政府控制职能 |
(二)以激励相容强化主体责任 |
(三)以嵌入化激发纪检监督的“结构洞”优势 |
(四)完善基于“日常生活”的实体性师生监督 |
(五)以自主性保障社会主体的参与性 |
二、治理动力集成性的多元化整合 |
(一)权力驱动与权利驱动的互动 |
(二)外部驱动与内部驱动的重构 |
(三)以权威驱动调适利益驱动 |
三、治理过程协同性的动态化平衡 |
(一)高校腐败治理与政府腐败治理的目标协同 |
(二)透明度与回应性的认知协同 |
四、关键影响路径的功能性再造 |
(一)构建以价值理性为导向的问责机制 |
(二)从数据民主向技术治理进阶 |
(三)一体性推进制度化治理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由及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思路与框架 |
五、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第一章 中共党组的前身——中共党团的提出与确立(1921—1927) |
第一节 党团制度的缘起与无产阶级政党组建党团 |
一、党团制度的起源 |
二、无产阶级政党组建党团 |
三、国民党党团 |
第二节 中共党团组织的出现与党团制度的正式确立 |
一、中共党团组织的出现与基本情况 |
二、中共党团制度的正式建立与法理确认 |
第三节 中共党团组织出现原因探究 |
一、苏联向中国进行革命输出的必然结果 |
二、适应中国近代革命斗争实践的必然选择 |
三、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奋斗目标不断谋求发展壮大的必然要求 |
第四节 早期中共党团组织的功能作用 |
一、大力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 |
二、为党在农村的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
三、积极推动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 |
第二章 中共党团的进一步发展与承续(1927—1945) |
第一节 八七会议前后中共党团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
一、中共党团干事会的成立 |
二、八七会议的召开与白色恐怖下的中共党团建设的推进 |
三、中央第17号通告对于党团和其他党群组织关系处理的规定 |
第二节 在土地革命风暴中的中共党团的发展 |
一、中共六大对党团制度的规范与强化 |
二、在处理苏维埃与党的关系中的中共党团 |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与第一个中共党团制度条例的出台 |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团的调整与加强 |
一、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党团组织建设政策的调整 |
二、皖南事变与中共设置党团政策的改变 |
三、抗日根据地内中共党团组织建设 |
四、中共七大党章将中共党团更名为中共党组 |
第三章 中共党组的全面建立(1945—1954) |
第一节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组的发展 |
一、中共党组在解放区政府和群团组织中的逐步设立 |
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组相关制度规定 |
三、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组发展的特点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党组的全面设立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央政权系统中普遍设立中共党组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地方政权系统中设立中共党组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群众团体系统中设立中共党组 |
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共党组建设特点 |
第四章 中共党组的逐步弱化与撤销(1954—1977) |
第一节 毛泽东的批示与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 |
一、毛泽东的批示对政务院党组运转机制的影响 |
二、政务院党组干事会的更名与撤销 |
三、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与中共党组设置的变化 |
第二节 中共八大召开后中共党组的弱化 |
一、中共八大党章关于中共党组的规定 |
二、中央财经、政法等5个小组的成立 |
三、政府部门和群团组织党组改建为党委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党组的撤销 |
一、中央国家机关和群团组织中共党组的撤销 |
二、在中共九大党章中取消关于中共党组的规定 |
第五章 中共党组在曲折中继续发展(1977—2012) |
第一节 中共党组的重新恢复 |
一、十一大党章恢复对中共党组设置的规定 |
二、在政权系统和群团组织中中共党组的恢复设置 |
三、十二大党章对中共党组设置的系统规范 |
第二节 中共党组的再次撤销 |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政治体制改革 |
二、党的十三大的召开与中共党组的再次撤销 |
第三节 中共党组的重新建设与发展 |
一、1989 年政治风波与中共党组的重新建设 |
二、十四大党章对中共党组规定的修改 |
三、党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首次提出 |
第六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党组的新发展(2012 年至今) |
第一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党组的守正创新 |
一、十八大党章中有关中共党组的规定 |
二、《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的出台 |
三、两个与中共党组相关规则办法的制定 |
四、中共党组、部门党委、机关党委等的区别 |
第二节 党的十九大后中共党组的创新发展 |
一、十九大党章中有关中共党组的规定 |
二、《党组讨论和决定党员处分事项工作程序规定(试行)》的出台 |
三、《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的正式颁布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共党组发展的原因探究 |
一、为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提供重要组织制度保障 |
二、新时代推进和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 |
三、适应了新时代中共党组制度自身规范建设的现实需要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共党组的作用发挥 |
一、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中的作用发挥 |
二、在重要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发挥 |
三、党组性质党委的作用发挥 |
四、在人民团体和文化组织中的作用发挥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3)贵州教育改革开放40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一、改革开放后贵州教育政策发展 |
(一)改革开放前的教育政策发展概况(1949-1978年) |
(二)改革开放以后的教育政策发展概况(1978-) |
(三)贵州教育政策实施所取得的成就 |
(四)贵州教育政策的特点 |
(五)贵州教育政策落实中存在的问题 |
二、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基础教育发展 |
(一)改革开放前的贵州基础教育概况 |
(二)改革开放以后贵州基础教育概况 |
(三)改革开放以后贵州基础教育的成就及不足 |
(四)贵州基础教育发展的启迪 |
三、改革开放后贵州高等教育研究 |
(一)改革开放以前贵州高等教育发展概况 |
(二)改革开放后贵州高等教育发展概况(1977-2017) |
(三)贵州高等教育发展特点 |
(四)贵州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作用 |
四、改革开放后贵州民族高等教育发展 |
(一)改革开放前贵州民族高等教育发展概况 |
(二)改革开放后贵州民族高等教育概况 |
(三)贵州民族高等教育发展的原因 |
(四)贵州民族高等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
(五)贵州民族高等教育发展建议 |
五、改革开放后贵州职业教育 |
(一)改革开放以前贵州职业教育发展概况 |
(二)改革开放后贵州职业教育发展状况 |
(三)贵州职业教育发展特点 |
(四)贵州职业教育的历史作用 |
六、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特殊教育发展概况 |
(一)改革开放以前贵州特殊教育发展概况 |
(二)改革开放后贵州特殊教育发展概况 |
(三)改革开放后贵州特教育殊基本经验及存在问题 |
(四)贵州特殊教育发展对贵州的影响 |
附录 |
(4)地方公办高校巡视问责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方法 |
1.3 相关研究综述 |
1.3.1 问责和问责制 |
1.3.2 教育问责制 |
1.3.3 高校问责制 |
1.3.4 巡视制度 |
1.3.5 高校巡视问责制 |
第二章 高校巡视问责制:历史审视与现实发展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问责与问责制 |
2.1.2 高校问责制 |
2.1.3 高校巡视问责制 |
2.2 高校巡视问责制的历史审视 |
2.3 高校巡视问责制的现实发展 |
第三章 地方公办高校巡视问责现状分析 |
3.1 地方公办高校巡视开展情况分析 |
3.2 高校巡视流程 |
3.3 地方公办高校巡视过程中取得的成果——基于巡视文本内容分析 |
第四章 地方公办高校巡视问责实施困境分析——基于X高校巡视个案分析 |
4.1 X高校巡视实施基本情况 |
4.2 X高校巡视问责实施困境剖析 |
第五章 美国公办高校问责制实施情况及启示 |
5.1 美国公办高校问责制实施情况 |
5.1.1 美国公办高校问责制实施的制度基础 |
5.1.2 美国公办高校问责制的运行情况 |
5.2 美国公办高校问责制的启示 |
5.2.1 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权责划分 |
5.2.2 问责主体多元,参与方式简单,形成共同治理的局面 |
5.2.3 信息公开与社会监督是有效保障 |
第六章 完善地方公办高校巡视问责制的机制研究 |
6.1 权力机制:实现“刚性”的高校巡视问责 |
6.1.1 以立法为保障,完善法律法规 |
6.1.2 以“章程”为依据完善高校内部监管体系 |
6.2 能力机制:实现高校巡视问责各要素的有效“整合” |
6.2.1 高校巡视问责主体多元化 |
6.2.2 高校巡视问责对象明确化 |
6.2.3 高校巡视问责内容合理化 |
6.2.4 高校巡视问责程序规范化 |
6.2.5 高校巡视问责效果最大化 |
6.3 动力机制:实现高校巡视问责作用长效化 |
6.3.1 加强高校信息公开力度 |
6.3.2 建设高校数据信息共享平台 |
6.3.3 培养高校问责文化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附录2 |
致谢 |
作者简介 |
1 作者简历 |
2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 参与的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主要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评价与展望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一)干部 |
(二)制度与制度化 |
四、研究框架、内容与方法 |
(一)研究框架与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五、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理论溯源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干部制度建设的理论论述 |
一、建立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 |
二、建设廉洁高效的行政队伍——社会主义廉价政府构建理论 |
第二节 列宁干部制度建设思想 |
一、强调干部的选拔与任用 |
二、重视干部的培训与教育 |
三、加强干部的管理与监督 |
第三节 毛泽东干部制度建设思想 |
一、制定干部标准与干部路线 |
二、干部工作要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 |
三、干部要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时代背景 |
第一节 执政空间转换下中国共产党组织适应性分析 |
一、反应性适应:中共执政方式亟待调整 |
二、结构性适应:政党组织结构亟待优化 |
三、功能性适应:中共执政能力亟待提升 |
第二节 历史与环境视角下干部制度建设的路径依赖 |
一、中国传统官僚体制下文官考试、培训与管理制度 |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干部管理的制度探索 |
三、苏联干部制度建设的路径探索 |
第三节 城乡关系重塑下上海城市发展与管理的定位 |
一、从消费性城市到生产性城市:新政权建立初期资源短缺下的上海城市发展路径 |
二、从异质化到同质化:新政权建立初期上海城市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 |
三、从失序到有序:新政权建立初期上海城市再组织化的定位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考察 |
第一节 1949-1952 年:上海干部队伍的扩充与整顿 |
一、上海城市管理模式与干部现状 |
二、上海干部吸纳工作的展开 |
三、上海干部队伍的初步整顿与干部制度的酝酿 |
第二节 1953-1956 年:上海干部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
一、国家政治制度逐步确立与上海干部制度建设 |
二、上海党管干部原则和分部分级管理模式的建立 |
三、上海具体干部制度的制定与完善 |
四、上海干部制度建设的规范性特征与变量考察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实践逻辑 |
第一节 价值理念:干部意识形态的塑造 |
一、意识形态与制度: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一种理论关联 |
二、干部意识形态担当者形象的新定位 |
三、干部意识形态担当者形象的再塑造 |
第二节 组织载体:干部制度化建设的行动空间 |
一、组织嵌入与制度演进:干部制度化建设行动空间的一个分析框架 |
二、权力空间:权力集中与党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
三、行政空间:职能分散与政府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基础意义 |
四、社会空间:力量支撑与群团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辅助作用 |
第三节 政治运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政治策略 |
一、破与立:政治运动对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双重影响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干部制度建设相关的政治运动梳理 |
三、整党运动:政治运动中推进干部制度化建设的一个案例考察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功能分析 |
第一节 强化组织:上海市社会整合与政权稳固 |
一、构建了上海市的干部网络系统 |
二、完成了上海市各级政权建设 |
三、实现了党组织适应性转变 |
第二节 稳定秩序:城市的高效管理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 |
一、城市专业化干部管理队伍形成 |
二、上海城市的高效管理 |
三、上海经济的恢复发展 |
第三节 积累资源: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奠定 |
一、意识形态执政资源的巩固 |
二、中共执政群众资源的丰富 |
三、中共执政组织资源的优化 |
四、制度执政资源的初步构建 |
第四节 增强能力:中国共产党执政水平的提升 |
一、强化党生存抗变能力 |
二、提升党社会整合能力 |
三、增强党领导城市发展的能力 |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与现代启示 |
第一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
一、注重理论传承与干部制度创新同步 |
二、重视意识形态建设与干部队伍治理并举 |
三、加强党组织建设与干部制度建设互动 |
四、坚持宏观系统性与微观灵活性相结合 |
第二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教训 |
一、组织机构中出现干部配备不合理的现象 |
二、干部管理中存在红与专区分上的盲目性 |
三、大众参与在干部制度运行中的弱点 |
第三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具体启示 |
一、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性与包容性建设 |
二、加强党员干部队伍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建设 |
三、加强干部制度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建设 |
四、加强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与社会性建设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作者简历及在学阶段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一、作者简历 |
二、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6)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对象 |
二 研究综述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第一节 家世考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第二节 童年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三 预科成学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二 游学美欧 |
第一节 缘起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一 出版品交换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结语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参考文献 |
后记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7)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 选题缘起 |
(二) 概念界定 |
(三) 研究意义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一) 关于民国及抗战时期内迁高校的研究 |
(二) 关于以“西南联大”为主体对西南联大本身的研究 |
(三) 关于西南联大管理的研究 |
(四) 研究现状评述 |
三、研究基本内容与结构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之背景论 |
第一节 历史渊源:云南的革命传统与三大学的使命粘合 |
一、云南省革命和历史文化传统的渲染 |
二、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的使命粘合 |
第二节 地理环境:办学的地理区位与便利的科研条件 |
一、云南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自然资源的丰富性 |
二、战时云南战略地位的增强和文教氛围的提升 |
第三节 战事激发:三大学的忍辱内迁与抗战必胜的信念 |
一、国民政府对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的战时内迁部署 |
二、日军惨无人道轰炸所激起的知识分子抗战到底的决心 |
三、北大、清华、南开“南渡”的抱负及发奋图强的信念 |
第四节 政治氛围:云南地方与国民政府关系变动形成的管理空间 |
一、龙云与蒋介石间复杂关系演变为西南联大管理创造中间地带 |
二、云南地方与国民政府相互角力为西南联大管理赢得宽松环境 |
小结 |
第二章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之要素论 |
第一节 机构设置——西南联大组织系统构架 |
一、西南联大的最高权力机构设置 |
二、西南联大的主要职能部门设置 |
三、西南联大的教学主体院系设置 |
四、西南联大的其他相关机构设置 |
第二节 人力资源——“三常委”及教授群体 |
一、西南联大管理中“三常委”领导特质 |
二、西南联大管理中教授群体特点的分析 |
第三节 财物资源——经费预算及办学成本 |
一、西南联大的经费预算及主要来源 |
二、西南联大的师生规模及维系成本 |
三、西南联大的新建校舍及图书仪器 |
第四节 时空资源——行政管理时间与校址选择空间 |
一、时间资源:西南联大各机构负责人管理时间分析 |
二、空间资源:对昆明、蒙自、叙永校址选择的考量 |
小结 |
第三章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之关系论 |
第一节 西南联大处理与政府的关系 |
一、西南联大与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关系 |
二、西南联大与云南地方政府的关系 |
第二节 西南联大与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的关系 |
一、共同开展教师聘用:混搭式的教师人事编制 |
二、共同承担教师薪酬:互助式的教师薪酬发放 |
三、共同进行学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分类管理 |
第三节 西南联大内部组织机构间的关系 |
一、常委会主持全校校务 |
二、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分掌日常行政和学术事务 |
三、教务、总务、训导三大处分司日常管理与服务 |
四、学生自治会致力于维护学生权益 |
第四节 “学校-教授-学生”三重关系构建 |
一、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严管与关怀并举 |
二、教授与学生的关系:教育和关照并用 |
三、学校与教授的关系:救济与支持并行 |
第五节 学生学术与社会相关联的制度安排 |
一、形式多样的学生实习与就业 |
二、以国防需求为导向服务社会 |
三、多层次的学生社会调研安排 |
四、学生学术及课外活动的规范 |
小结 |
第四章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之特征论 |
第一节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产生形式 |
一、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继承性 |
二、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创新性 |
第二节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显着特征 |
一、在遵循部令与寻求自主间保持张力 |
二、决策的集体协商与执行的通力配合 |
三、具有稳态结构的内部管理运行系统 |
四、机构负责人管理与学术工作的交互 |
第三节 “制度—人—文化”的有机统一 |
一、制度设计:规范的精细管理 |
二、人的作用:积极的能动因素 |
三、文化创设:自由氛围的营造 |
第四节 自治精神消解管理的硬化 |
一、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过度干预及其负效应 |
二、西南联大源自传统维护自治的内生动力 |
三、西南联大自治精神保护主动性与创造性 |
小结 |
第五章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之价值论 |
第一节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效能评价 |
一、西南联大的人才培养成效 |
二、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成效 |
三、西南联大的社会服务贡献 |
四、西南联大的文化传承创新 |
第二节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当代价值 |
一、在历史的转型中自觉肩负时代使命 |
二、在管理中对大学精神的坚守与变革 |
三、在大学坚持学术为志业的本真追求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8)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概念界定 |
三、学术史回顾 |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五、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的历史演变 |
第一节 高校学生管理的酝酿 |
一、历史背景 |
二、初步发展 |
第二节 高校学生管理的全面发展 |
一、各项管理措施协同推进 |
二、管理内容进一步拓展 |
第三节 高校学生管理的衰微 |
一、战后重建分散了高校精力 |
二、高校学生管理的弱化 |
小结 |
第二章 党化教育:高校学生的思想教育与管理 |
第一节 “党化教育”的发展历程 |
一、确立阶段 |
二、调整阶段 |
三、衰弱阶段 |
第二节“党化教育”的组织机构与课程安排 |
一、组织机构 |
二、课程安排 |
第三节 开展“党化教育”的辅助手段 |
一、加强对共产主义的防范 |
二、在学生中发展国民党员 |
第四节 “党化教育”的评价 |
一、“党化教育”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政治手段 |
二、“党化教育”扼杀了学生的自由精神 |
小结 |
第三章 训育:高校学生的道德教育与管理 |
第一节 训育体系的构建 |
一、训育目标与原则 |
二、训育制度与组织 |
第二节 导师制 |
一、实施动因 |
二、方法措施 |
三、各校推行的差异化 |
第三节 个案研究——以国立暨南大学为例 |
一、训育组织的演变 |
二、训育特色 |
第四节 训育成效与问题 |
一、训育成效 |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 |
小结 |
第四章 自治组织:高校学生的能力培养与管理 |
第一节 学生自治组织机构 |
一、学生自治会与学生团体 |
二、学生自治组织的功能 |
第二节 学生自治组织的运行机制 |
一、经费 |
二、工作机制 |
第三节 校方对学生自治组织的监管 |
一、制度约束 |
二、工作指导 |
三、行政管控 |
第四节 学生自治组织的评价 |
一、学生自治组织发挥了育人作用 |
二、过度自治对高校学生管理造成了困扰 |
小结 |
第五章 操行:高校学生的行为教育与管理 |
第一节 操行的培养 |
一、仪式教育塑礼仪 |
二、入学训练助适应 |
三、宿舍管理营舍风 |
四、学业管理促学风 |
五、服务社会践责任 |
第二节 操行的考查 |
一、考查操行的目的 |
二、操行的考查制度 |
第三节 操行的奖惩 |
一、奖励措施 |
二、惩戒措施 |
第四节 操行培养与管理的评价 |
一、积极意义 |
二、存在问题 |
小结 |
第六章 资助:高校学生的生活救济与管理 |
第一节 高校学生资助的动因 |
一、流亡学生的需求 |
二、争取青年的政治目的 |
第二节 政府的资助政策 |
一、中央政府的资助政策 |
二、地方政府的资助政策 |
第三节 社会各界的援助 |
一、国际组织与个人的援助 |
二、国内组织与个人的援助 |
第四节 学校与学生的自助措施 |
一、校方的资助举措 |
二、学生的自发筹款 |
第五节 学生资助的评价 |
一、学生资助的作用 |
二、学生资助的不足 |
小结 |
第七章 就业:高校学生的职业教育与管理 |
第一节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 |
一、毕业生就业的职业类型 |
二、毕业生就业的专业对口情况 |
三、毕业生供求不平衡 |
第二节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困难问题 |
一、严峻的就业形势与职业运动的爆发 |
二、就业困难问题的影响因素 |
三、学界对就业困难问题的研究 |
第三节 政府的就业扶助措施 |
一、成立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 |
二、开办毕业生就业训导班 |
第四节 高校的就业管理措施 |
一、安排学生实习 |
二、职业指导与职业介绍 |
小结 |
第八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的评析 |
第一节 高校学生管理的特点 |
一、“生本理念”的零星体现 |
二、管理体系的完整性 |
三、方法措施的管制性 |
四、不同高校学生管理发展的不平衡性 |
第二节 高校学生管理的缺失 |
一、官僚作风束缚 |
二、管理机制被动 |
三、制度有失科学 |
四、经费支持不力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论文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附录 |
致谢 |
(9)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研究(1938-1945)(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旨趣和意义 |
二、概念说明 |
三、学术史回顾 |
四、研究思路、创新点与难点 |
第一章 国民党党政双重衙门书刊审查体制的形成及其困境 |
第一节 从晚清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书刊审查体制的变迁 |
一、晚清时期书刊审查体制的初起 |
二、北洋政府时期书刊审查的法规和机构 |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容党于政的审查法规 |
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党政双重衙门式书刊审查机构 |
第二节 中央宣传部和内政部对上海书刊审查权的争夺 |
一、中央宣传委员会独揽上海书刊审查权 |
二、内政部强化上海书刊工作的中缀 |
三、中央宣传委员会书刊审查与新生事件 |
第三节 上海市党部、教育局和社会局对上海书刊审查权的角逐 |
一、上海市党部独揽书刊审查权 |
二、上海市党部与上海市教育局的权力冲突 |
三、上海社会局独掌书刊审查权的失利 |
小结 |
第二章 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成立及其组织沿革(1938—1945) |
第一节 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背景及其筹备过程 |
一、抗战初期国民党书刊审查政策的形成 |
二、抗战初期国民党中央书刊审查机构的雏形——“武汉检查出版品委员会” |
三、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草创 |
第二节 从多个派系联合到潘公展派化的中央审查机构 |
一、多派系联合组织蜕变为印维廉派化的党务机关 |
二、潘公展派与印维廉派争夺控制权 |
三、潘公展派化的党务机关 |
第三节 从双重派系控制到潘公展派化的省县审查机构 |
一、从多派系联合到双重派系下的省县审查机构 |
二、各省市审查处的指挥监督权之争 |
三、潘公展派化的省县审查机关 |
第四节 中央和地方审查机构的经费和编制变迁 |
一、编制和经费困窘时期(1938.10-1940.12) |
二、编制和经费充足时期(1940.12-1943.3) |
三、编制和经费萎缩时期(1943.4-1945.10) |
小结 |
第三章 调查、审查和检查工作 |
第一节 中审会原稿审查制度的运作及其权力扩张 |
一、原稿审查程序及其推行 |
二、原稿审查制度存废之争 |
三、厉行原稿审查后的免审和奖励制度 |
四、各机关专门书刊原稿审查权的整合 |
第二节 中审会与中统局的调查联系 |
一、中统局人员驻会工作 |
二、渝审会的“异党文化调查第一号”报告 |
三、渝审处调查工作的中统化 |
第三节 中审会与军警宪的检查合作 |
一、渝检处的成立及其运作 |
二、渝审处和各检查机关的联系机制 |
三、重庆党政军警宪机关总检查制 |
小结 |
第四章 思想战和文化战 |
第一节 思想战:宣扬“一次革命论”的“思想斗争丛书” |
一、印维廉与“攻势防御” |
二、思想斗争网络与“思想斗争丛书” |
三、“毕其功于一役” |
第二节 文化战:弘扬“中国精神”的《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 |
一、“编辑激励民族自尊心之通俗故事” |
二、党内外历史学家与“中国历代名贤传记故事集” |
三、“恢复民族固有的美德” |
小结 |
第五章 指导出版界和文化界 |
第一节 文字引导:创办《出版界》月刊 |
一、《出版界》的创刊 |
二、《出版界》月刊的引导 |
三、《出版界》月刊的停刊与民营出版业的失控 |
第二节 组织引导:建立中国着作人协会 |
一、中国着作人协会的筹办 |
二、中国着作人协会的引导 |
三、中国着作人协会的停顿与文化界的反弹 |
小结 |
第六章 派系斗争与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结束 |
第一节 CC系内的出版与文化领导权之争 |
一、中审会与“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对出版业领导权的争夺 |
二、中审会与“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 |
第二节 地方审查机构的存废之争 |
一、1943年的七省审查处裁撤事件 |
二、“第三战区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私设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10)基于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可持续变革研究 ——以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2010-2015)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一) 选题经过:对识别一个真问题的警醒和追求 |
(二) 选题反思:是否为一个真问题及研究的可行性 |
二、研究问题及研究目标 |
(一) 研究问题及研究目标的总体思考 |
(二) 研究问题和研究目标的具体呈现 |
三、研究意义及研究创新 |
(一) 研究意义 |
(二) 研究创新 |
四、研究综述 |
(一) 有关终身教育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
(二) 有关变革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三) 研究综述小结 |
五、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一) 研究方法 |
(二) 研究思路 |
第一章 可持续变革研究面临的基本问题 |
一、可持续变革研究的问题阐释 |
(一) “变革我们的世界”和“如何变革我们的世界” |
(二) 变革规律及“可持续变革”的思考框架 |
二、可持续变革研究面临的基本问题 |
(一) 研究的起点和目标方向问题 |
(二) 研究的基本概念问题 |
三、本研究基本问题的尝试性解释框架 |
(一) 关于起点和方向问题的解释框架 |
(二) 关于基本概念问题的解释框架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及可持续变革研究框架建构 |
一、探索人类社会复杂系统奥秘的工具:CAS |
(一)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阐释 |
(二)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的适切性 |
二、基于复杂适应系统(CAS)的变革机制初探 |
(一) 变革机制的宏观视域:人类社会复杂适应系统分析 |
(二) 变革机制的中观探察:变革真相与理想道路寻求 |
(三) 变革机制的深层探源:理想变革的适应性内模型及其含义 |
三、复杂适应系统(CAS)变革机制下研究框架建构 |
(一) 本文案例: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界定 |
(二) 研究空间:逻辑与实证之间的往返穿梭 |
(三) 研究框架:多视角分析框架的组合尝试 |
第三章 以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为案例的研究设计 |
一、案例意义:独具解剖和研究价值的典型实例 |
(一) 大力推进的时代价值 |
(二) 走出困境的研究价值 |
二、案例的研究目标及分析单位 |
(一) 研究目标 |
(二) 拟解决的问题及分析单位 |
三、案例的观察框架 |
(一) 确保足够视域度的双维度观察思路 |
(二) 变革的行动维度:启动—实施—成果 |
(三) 变革的目标维度:理想目标—政策目标—实践目标 |
(四) 双维度组合的案例观察框架构成 |
四、案例的数据收集与数据分析 |
(一) 数据收集:全面完整可靠多来源 |
(二) 数据分析:数据因子—数据单元—数据链—数据库 |
(三) 数据库建构 |
五、信效度及伦理问题 |
(一) 信效度 |
(二) 伦理遵循 |
第四章 社会惯常视角的案例研究结果呈现 |
一、试点启动:目标和规模 |
(一) 理想目标——国家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再推进 |
(二) 政策目标——新世纪中国迈向终身教育的规划纲要及实施 |
(三) 实践目标学校教育?高等教育?终身教育? |
(四) 一场空前规模的教育改革 |
二、试点实施:项目背景及行动策略 |
(一) 学习型城市建设项目 |
(二) 开放大学建设项目 |
三、试点结果:成效及制度化情况 |
(一) 学习型城市建设——向世界亮出一张靓丽的名片 |
(二) 开放大学建设——新历史起点上升起的一颗新星 |
(三) 不能不提的部分特别的改革者队伍 |
(四) 制度化成果——标志性文件及机构变化 |
第五章 局内人视角的案例评估与反思 |
一、经验启示:愈是基础性改变,愈能解决整体性问题 |
(一) 试点案例改革成功推进的主要经验 |
(二) 打散重组战略转型带来的革命性变化 |
(三) 试点案例战略转型经验的重要启示 |
二、教训反观:愈是局部上的困境,愈在折射着全局性后果 |
(一) 试点过程遇到的问题及困境 |
(二) 问题困境所致的阻滞性变革难题 |
(三) 试点案例问题及困境的深刻警示 |
三、试点结果的评估与反思:终身教育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
(一) 挤在方格子里的变革图景 |
(二) 试点结果并非为全局性问题的答案 |
(三) 冷静审视局部性改革成效 |
第六章 研究者视角案例改革路径的探察与审思 |
一、研究者视角试点案例改革模式的探寻 |
(一) 试点运行的改革系统环境 |
(二) 试点运行的改革内生空间 |
(三) 试点改革模式的形成及影响过程评估 |
二、试点改革路径的审视与反思:与解决终身教育问题南辕北辙 |
(一) 并非为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的适切路线 |
(二) 单一维持型模式的方向错误与不可持续性 |
三、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案例的理论启迪 |
(一) 对一项好的改革之关键要素的理论启示 |
(二) 案例研究结果与理论假设的模型匹配 |
第七章 可持续变革理论构建及终身教育建设改革路径重构 |
一、可持续变革理论的系统构建 |
(一) 名称来历及本研究的新定义 |
(二) 理论构建的前提及关键所在 |
(三) 可持续变革理论体系的整体构成 |
(四) 可持续变革的理论属性及优越性 |
二、范型:可持续变革理论下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路径重构 |
(一) 五要件内涵与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目标的识别与建构 |
(二) 可持续变革等级量表与终身教育体系构建路径选择 |
(三) 三层任务操作框架与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的方案设计 |
结论 |
一、研究回望 |
二、研究结果及主要贡献 |
(一) 变革理论的系统探索 |
(二) 方法论的新尝试 |
三、研究局限及研究展望 |
(一) 研究局限 |
(二) 研究展望 |
四、中国教育改革及试点案例的对策与建议 |
(一) 对教育改革进行系统诊断和修复 |
(二) 终身教育体系构建重新审视再出发 |
附: 可持续变革视域下的中国教育改革生态诊断 |
参考文献 |
附录1: 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研究访谈提纲 |
附录2: 关键人物访谈信息一览表(局内人与局外人) |
附录3: 中国学习型城市建设进展情况调查问卷(一) |
附录4: 中国学习型城市建设进展情况调查问卷(二) |
附录5: 关键文件一览 |
附录6: 读博期间主要科研成果及获奖 |
致谢 |
四、教育部直属高校咨委会全会在渝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D]. 梅士伟. 吉林大学, 2020(03)
- [2]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历史考察[D]. 廉晓红.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3]贵州教育改革开放40年研究[J]. 李浩,黎弘毅.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5)
- [4]地方公办高校巡视问责制研究[D]. 商晶晶. 浙江工业大学, 2019(03)
- [5]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D]. 张学娟.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6]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7]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研究[D]. 杨燕江. 云南大学, 2018(09)
- [8]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研究[D]. 张杰. 苏州大学, 2017(04)
- [9]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研究(1938-1945)[D]. 徐坤.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2)
- [10]基于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可持续变革研究 ——以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2010-2015)为例[D]. 徐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