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分子考古学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考古遗址,DNA,春秋战国时期,近东地区
分子考古学论文文献综述
蔡大伟,张乃凡,朱存世,朱司祺,郭家龙[1]（2018）在《宁夏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黄牛的分子考古学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一、引言在人类历史上,牛与人类的关系极为密切,除了为人类提供大量的肉食资源、奶和毛皮,还为人类提供使役畜力,在农业种植生产与货物运输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迄今,牛已经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家畜之一,多达14亿头,其中亚洲占总数的33%。与小型家养动物相比,牛的饲养需要更多的人力管理,需要精心的放牧及精细的饲料喂养~([1]),牛在人类社会中还扮演着其他重要作用,世界各地不同民族过去和现在祭祀(本文来源于《边疆考古研究》期刊2018年01期）
栾伊婷[2]（2016）在《后套木嘎遗址古代牛的分子考古学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后套木嘎遗址位于吉林省大安市,2011~2014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和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后套木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初步构建了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汉代的考古学文化的编年与序列。该遗址出土遗存大致可以分为七期,其中第叁期是“后套木嘎第叁期类型”遗存,年代为距今6500—5600年左右;第四期属于哈民忙哈文化遗存,年代为距今5500-5000年,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本文选取了第叁、第四两期出土的34例古代牛样本,对其进行了分子考古学研究,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几点:第一,对34例古代牛样本进行前期处理、打磨、抽提、PCR等实验操作,成功从中提取出24例mt DNA序列。整个实验过程严格按照古DNA实验流程操作,尽可能杜绝一切外源污染和样本交叉污染,以保证得到的古DNA序列真实有效。第二,根据变异位点将24例序列分为9个单倍型:BP1-BP9,对其进行BLAST共享序列搜索、系统发育分析和遗传距离计算的结果显示,后套木噶第四期的HT31样本属于家养黄牛中的T3世系,这是我国东北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家养黄牛,距今5000年左右。其余23例古代牛为原始牛中的C世系,现代家养黄牛中未发现C世系存在,表明这一世系可能并没有被人类驯化,其母系遗传对现代黄牛没有基因贡献。第叁,将古DNA结果与后套木嘎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沟的研究情况结合分析,表明当时自然环境优越、野生动物资源丰富、人类捕猎技术十分成熟,因而肉食资源十分丰富,正因如此后套木嘎古代野牛未被驯化。第四,后套木嘎遗址第四期遗址中发现距今5000年左右的家养黄牛,与西北地区发现的最早家养黄牛时间相近,这暗示黄牛可能通过两条路线进入中国,一条是通过新疆-河西走廊向东传播,另一条是经由欧亚草原-东北亚,传入我国北方地区。(本文来源于《吉林大学》期刊2016-06-01）
郭晓蓉[3]（2015）在《“蒙古族源问题的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吉大召开》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报讯 郭晓蓉报道 7月1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蒙古族源问题的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研究”子课题学术研讨会在吉林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内蒙(本文来源于《中国文物报》期刊2015-07-07）
高雅云[4]（2014）在《长宁遗址古代黄牛分子考古学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长宁遗址是青海省东部湟水流域一处重要的齐家文化居住址。齐家文化的年代约距今4,200-3,800年左右，正处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过渡阶段，也是文化面貌、社会形态及生业模式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从地理位置来看，该遗址处于北方农牧交错带及河西走廊沿线，中西文化交流频繁，是西方驯化动物传入中原的重要途径。研究这个地区古代黄牛的遗传结构，对于我们认识中国黄牛的起源与传播路线以及当时人类的文化交流情况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使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对长宁遗址出土的21个古代黄牛样本进行了mtDNA研究，通过与其他古代和现代黄牛数据的比较分析，结合考古学文化，对中国黄牛的起源和迁徙情况进行了探讨。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内容：第一，对长宁21个古代黄牛的mtDNA实验成功得到了17个序列。根据变异位点，这17个序列可以分为叁个单倍型。通过黄牛世系分型位点可以确定，长宁古代黄牛均属于近东起源的T3世系。共享单倍型搜索、系统发育分析和群体遗传距离计算的结果显示，长宁古代黄牛可能与欧洲、近东、东北亚地区的现代黄牛具有共同的母系祖先，并对中国现代黄牛基因库的形成具有重要贡献。第二，将长宁与中国北方青铜时代其他考古遗址出土的古代黄牛数据进行比较，并结合世界古代、现代黄牛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长宁古代黄牛与西部早期驯化黄牛的基因型已有显着差别，而与中原地区古代黄牛的遗传结构相近。在长宁古代黄牛中占主导的H5单倍型很可能是在亚洲形成、发展并进一步传播到东部地区，因此甘青地区很可能是中国黄牛主要基因型形成并发展的重要地区。第叁，相关考古学研究表明，中西方文化的接触与交流在新石器晚期就可能已经开始，在距今4,000年前，青铜器、驯化动植物等很可能就已经通过人群的迁徙、贸易亦或是文化的交流传播到了中国，并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结合DNA数据和考古学文化分析，探讨了中国黄牛起源于近东，并很可能通过新疆—河西走廊—甘青地区—中原地区这个路线自西向东传播的观点。(本文来源于《吉林大学》期刊2014-04-01）
蔡大伟,孙洋,汤卓炜,周慧[5]（2014）在《中国北方地区黄牛起源的分子考古学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国黄牛的起源及驯化一直是考古学家和遗传学家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的研究多是基于古代黄牛遗骸的形态学鉴定和对现代地方黄牛品种的DNA分析,而针对中国古代黄牛的DNA研究尚少。本文对中国北方5个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出土的42个黄牛进行了线粒体DNA分析,并结合现代黄牛线粒体DNA数据以及考古学文化对中国黄牛的起源、传播路径及其与早期文明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在青铜时代早期,中国北方古代黄牛均为普通牛,未见瘤牛。古代黄牛主要由T2,T3和T4构成,近东起源的T3世系在古代黄牛中占统治地位,频率高达81.0%。近东起源的普通牛可能随着早期人群的迁徙经过两条路线进入中国。(本文来源于《第四纪研究》期刊2014年01期）
陈曦[6]（2013）在《分子考古学技术发展简史》一文中研究指出考古学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自诞生至今约一百多年，丰富的考古资源和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成为考古学迅速发展的依靠，同其他新兴学科一样，考古学有其本身的局限性，传统考古学研究方法已经不能满足考古研究所需的精确性和真实性，科技考古正好弥补了这一点，而分子考古学正是(本文来源于《中国文物报》期刊2013-04-26）
孙洋[7]（2013）在《陶寺和二里头遗址古代黄牛分子考古学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陶寺遗址和二里头遗址是中原地区极其重要的大型遗址，是探讨夏文化和文明起源的两个重要地点。本研究将以15个陶寺遗址古代黄牛个体和15个二里头遗址古代黄牛个体的骨骼或牙齿样本为实验材料，用古DNA方法提取DNA，并对得到的mtDNA序列进行分析，确定其世系归属和单倍型，对中国黄牛的起源驯化、迁徙传播路径以及早期文明进行分析讨论。本研究从陶寺遗址15个个体古代黄牛样本得到13个个体的mtDNA高可变区序列，均为普通牛，只有一个为T4世系，其余12个均为T3世系，分属4个单倍型。从二里头遗址15个个体古代黄牛样本得到9个个体的mtDNA高可变区序列，均为普通牛，其中7个为T3世系，分属2个单倍型；其余两个分别是T2和T4世系。结合新疆小河墓地、青海长宁遗址以及内蒙古大山前遗址的古代黄牛mtDNA实验数据，均未发现瘤牛，普通牛在中国古代黄牛占据主要地位。结合现代中国瘤牛自南向北频率逐渐降低，推测印度起源的瘤牛由南面传入中国，且进入中原以及北方地区至少是在距今3500年前之后，晚于普通牛传入中国的时间。二里头遗址古代黄牛是五个遗址黄牛中唯一一个同时拥有T2、T3和T4世系的群体，比例分别为11%、78%和11%，而对中国地方品种现代黄牛mtDNA研究，对应的世系比例为8.9%、81.2%和9.9%，并且唯有二里头黄牛的所有单倍型在中国现代地方黄牛品种个体中存在并且广泛分布，表明经历数千年的时间，中原地区古代黄牛的基因稳定地遗传下来。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对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贡献并延续不断，为二里头遗址与夏的都城关系提供新的思考视角。小河墓地古代黄牛11个个体mtDNA分属7个单倍型，呈现极其丰富的遗传多样性，且有分享建立者世系的个体存在，小河墓地黄牛群体历史更古老，具有欧洲谱系特征，揭示其与西亚的密切关系，结合考古学文化现象，西亚起源的黄牛应最早到达中国西北地区，然后继续向东扩散。根据大山前遗址、陶寺遗址和二里头遗址T4世系黄牛由北向南频率逐渐降低，西北地区的小河墓地、甘青地区的长宁遗址以及均未发现T4世系黄牛，北亚雅库特黄牛中T4世系超过50%以及现代T4黄牛独特的东北亚分布特点，均支持该世系起源于东北亚地区。结合体质人类学，古人及植物DNA数据，考古学文化，提出了黄牛传入中国的基本模式：中国黄牛有普通牛和瘤牛两大母系来源，近东起源的的普通牛经过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随着早期人群的迁徙进入新疆和北方草原地区，并继续向东和向南扩散至黄河流域；东北亚起源的T4世系黄牛向南扩散至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在距今4000年—3500年的时间，受到西北方向和北方的黄牛的交叉渗透影响，总之，中国黄牛迁徙传播方向大致为东进和南下。受到来自印度起源瘤牛北上的影响是在更晚的时期。(本文来源于《吉林大学》期刊2013-04-01）
蔡大伟,汤卓炜,陈全家,韩璐,周慧[8]（2010）在《中国绵羊起源的分子考古学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绵羊(domestic sheep,Ovis aries)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动物之一,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大量的产品(如肉、奶、羊毛纤维等),在人类的早期文明中扮演着农业、经济、文化甚至是宗教的角色,这一切使得家绵羊成为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驯化的最成功的动物之(本文来源于《边疆考古研究》期刊2010年00期）
赵欣[9]（2009）在《辽西地区先秦时期居民的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以辽西地区先秦时期的人骨材料为研究对象,从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两个方面入手,结合了考古学、古气候学的研究成果,从人本身出发,对辽西地区先秦时期居民的种属、遗传结构进行较为全面地考察,并对其渊源、流向、发展、迁徙、与周边居民的相互关系等进行探索,为探讨辽西地区乃至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谱系等问题提供丰富的人种学和遗传学资料。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新石器时代的辽西地区,“古东北类型”居民应该是这里最原始的土着,他们基因较单一,应该是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进入青铜时代后,生产力水平提高,人的流动性增强,人群间的基因交流逐渐增多,辽西周边地区“古华北类型”的居民的一支进入了辽西,并逐渐代替了“古东北类型”居民成为这里的主体人群。到了青铜时代晚期,一支流动性和迁徙性较强、形态特征属于“古蒙古高原类型”的人群从蒙古高原南下进入辽西地区,为辽西地区人种组成和基因多态性注入了新的元素。这一时期,辽西地区古代居民的不同人种类型呈现交错分布的状态。总之,辽西地区先秦时期居民种系成分复杂,具有多元性。(本文来源于《吉林大学》期刊2009-04-01）
曾雯[10]（2009）在《从体质人类学、分子考古学看鲜卑、契丹的源流》一文中研究指出匈奴、鲜卑是中国北方古代强悍的游牧民族,他们对中国、北亚地区的政治、军事、文化都具有深远影响。本文在广泛收集已发表的鲜卑、契丹及相关人群人类学、分子考古学资料的基础上,运用聚类分析、共享序列分析、系统发育分析,证明了完工遗存可能并非鲜卑人的遗存,支持喇嘛洞居民和大同居民在种系构成方面与大多数鲜卑族居民差别较大,其可能为不以鲜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混杂人群;而朝阳组所代表的慕容鲜卑与其他组所代表的拓跋鲜卑之间似乎并不存在能将二者截然分开的遗传学距离。在鲜卑起源的问题上,如果把井沟子居民的族属推定为“东胡”,且鲜卑起源于东胡的观点,在体质人类学方面和分子考古学方面都是可以得到支持的。起源于大兴安岭的鲜卑人群与同样起源于东北的锡伯族、鄂伦春族人群与在母系遗传上有着极为密切的亲缘关系。就契丹的起源问题而言,以山嘴子组为代表的契丹族平民与贵族之间遗传学差异较大,而与鲜卑、东胡人群相对比较接近,应该是保留了较多来自东胡、鲜卑的遗传因素。而关于契丹出于黄帝系之契人,与殷商居民同源的说法,从体质人类学角度看是不能成立的。通过mtDNA的相关分析并不支持达斡尔族起源于契丹的说法。(本文来源于《吉林大学》期刊2009-04-01）
分子考古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后套木嘎遗址位于吉林省大安市,2011~2014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和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后套木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初步构建了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汉代的考古学文化的编年与序列。该遗址出土遗存大致可以分为七期,其中第叁期是“后套木嘎第叁期类型”遗存,年代为距今6500—5600年左右;第四期属于哈民忙哈文化遗存,年代为距今5500-5000年,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本文选取了第叁、第四两期出土的34例古代牛样本,对其进行了分子考古学研究,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几点:第一,对34例古代牛样本进行前期处理、打磨、抽提、PCR等实验操作,成功从中提取出24例mt DNA序列。整个实验过程严格按照古DNA实验流程操作,尽可能杜绝一切外源污染和样本交叉污染,以保证得到的古DNA序列真实有效。第二,根据变异位点将24例序列分为9个单倍型:BP1-BP9,对其进行BLAST共享序列搜索、系统发育分析和遗传距离计算的结果显示,后套木噶第四期的HT31样本属于家养黄牛中的T3世系,这是我国东北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家养黄牛,距今5000年左右。其余23例古代牛为原始牛中的C世系,现代家养黄牛中未发现C世系存在,表明这一世系可能并没有被人类驯化,其母系遗传对现代黄牛没有基因贡献。第叁,将古DNA结果与后套木嘎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沟的研究情况结合分析,表明当时自然环境优越、野生动物资源丰富、人类捕猎技术十分成熟,因而肉食资源十分丰富,正因如此后套木嘎古代野牛未被驯化。第四,后套木嘎遗址第四期遗址中发现距今5000年左右的家养黄牛,与西北地区发现的最早家养黄牛时间相近,这暗示黄牛可能通过两条路线进入中国,一条是通过新疆-河西走廊向东传播,另一条是经由欧亚草原-东北亚,传入我国北方地区。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分子考古学论文参考文献
[1].蔡大伟,张乃凡,朱存世,朱司祺,郭家龙.宁夏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黄牛的分子考古学研究[J].边疆考古研究.2018
[2].栾伊婷.后套木嘎遗址古代牛的分子考古学研究[D].吉林大学.2016
[3].郭晓蓉.“蒙古族源问题的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吉大召开[N].中国文物报.2015
[4].高雅云.长宁遗址古代黄牛分子考古学研究[D].吉林大学.2014
[5].蔡大伟,孙洋,汤卓炜,周慧.中国北方地区黄牛起源的分子考古学研究[J].第四纪研究.2014
[6].陈曦.分子考古学技术发展简史[N].中国文物报.2013
[7].孙洋.陶寺和二里头遗址古代黄牛分子考古学研究[D].吉林大学.2013
[8].蔡大伟,汤卓炜,陈全家,韩璐,周慧.中国绵羊起源的分子考古学研究[J].边疆考古研究.2010
[9].赵欣.辽西地区先秦时期居民的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研究[D].吉林大学.2009
[10].曾雯.从体质人类学、分子考古学看鲜卑、契丹的源流[D].吉林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