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国:管理引入两分法（论文文献综述）
王彩霞[1]（2021）在《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如何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实现不同需求层次的内外协调?本研究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在当前时代条件下,这项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就发展战略而言,成为现代化强国是中国预计于2050年实现的目标。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增强了海内外华人对中国实现该目标的信心,然而,中国当前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有鉴于此,明确现代化的引领性地位是中国今后坚定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基础与方向,这也为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理论研究提供框架与目标。为此,本文化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搭建国家需求层次分析框架,分析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国际发展合作历程,探讨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可行性路径。在分析框架创建方面,本文以人为标准,衡量国家建构,分别结合历史、时代与文化三种情境,推演出国家具备权力、利益与道德三类人格。由这一多元人格属性可见,国家是包含主权象征、利益集成与人本关切的复合体。因此,国家行为受多重因素制约,具有一定可观察性,可外化国家基本需求。考虑到,人的需求与国家需求具有通约性,故此,可借助人的需求类比国家需求,这构成跨学科应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前提。据此,国家需求分为主权需求、发展需求、国际责任需求、国际地位需求与现代化需求,不同需求层次的内涵因时因事因国别因形势而异。在需求正向转化上,后一需求以前一需求的实现为前提;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出现由较高层次需求向较低层次需求的逆转。在国际社会化情境中,国家对自身需求的调节以及国家间需求的调和,同属国家间互动与需求协调的研究议题,这构成本文的基本架构与主要内容。具体至案例选择,本文以中国自建国至今的国际发展合作进程与转型为研究重点。改革开放是分析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演化的时间分界线,受时代认知、路径抉择与规范扩散影响,自改革开放后,国家优先需求发生调整,由主权需求优先调整为发展需求优先。当前,在中美大国竞争升级、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发展格局亟需重塑等背景下,中国进入不同层次需求均需兼顾的新时期。由此,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亟待转型。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多重压力。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公共危机,百年变局变数增多,全球化逆潮与民粹主义叠加。受此冲击,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难度加大。面对这一外部环境变化,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处境相同,既遭受外界对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质疑,也承受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除环境不确定性、身份被质疑以及竞争多元化的外部挑战外,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外界过度关注特定经济发展指标,这会干扰国家对现代化目标的理性认识;历史已存的发展失衡程度与时剧增,这不仅阻碍国家发展模式调整,也会制约国际发展合作水平提升;国内与海外利益人为划界,这会固化国家对长远利益的统筹布局。总之,诸多因素导致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其次,国家自身需求认知失调。受主客观因素所限,国内与国际需求的分化大于整合;受国内外舆论影响,国际责任与国际地位需求所获关注不均;因目标宽泛,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关联不足。再次,国际社会对国家需求的认可不足。外界在关注中国发展的同时,对多边发展倡议存疑;制度性话语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外交在由双边互动向多边参与拓展的进程中,缺乏社会基础。最后,国家多元需求实现存在制度建设欠缺,长期延续的优惠型国际发展合作原则、实践与主流国际发展话语体系存在张力,尚无应对全策;在管理上,专业机构尚待加强能力建设;多边合作的路径选择受到既有经验的制约。为推进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稳慎转型,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具体应对举措。其一,为明确发展需求,基于科学了解的实际,创新发展质量评估;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提高不同区域人力资源积累;基于海内外利益关联性,增拓中国利益;基于对内生性需求的关注,培养随时而动的定力。其二,为整合需求层次,将国际责任需求及时适度纳入可持续发展范畴;将维护主权完整与坚定发展需求作为追求大国地位的前提;将国民理性培育与大国崛起难度,用于协调内外对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知。其三,为提升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以切实的合作成效,破除外界疑虑;以运用话语扩散规律为前提,提升多边参与话语效能;以实际互动,消除各方假想,通过国际组织积累正向互动资源;以应对气候变化与疫情为契机,开展国际公共外交。其四,为完善国家需求实现机制,结合自身实际,针对性采纳国际发展规范;结合已有条件,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全面评估;结合能力与时机,推进三方合作制度化;结合内外机制现状,提高国际竞争抗风险能力。综上,这些路径有助于中国通过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向现代化目标稳健迈进。
闫博[2]（2021）在《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最为宝贵的一条经验就是通过渐进式改革,逐步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改革的顺序上,是先一般商品价格、后生产要素价格;在改革的路径上,是先双轨、后并轨。与其他经济领域的改革类似,利率市场化改革作为纵贯中国金融改革历程持续时间最久、覆盖范围最广、因此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一项改革,凸显了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在2015年放开存款利率行政管制后,正式进入了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的攻坚阶段。为此,如何构建这一机制,不仅关乎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终成败,而且也决定了整个金融改革的成败。由此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当局、金融市场主体以及学术界,都高度关注这一重大问题。由于这场改革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放松金融管制”、特别是后发展国家的“金融深化”（亦即“金融自由化”）的继续。为此,从全球的视角,即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的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实践和经验展开考察,研究中国如何通过渐进的方式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第2章通过对货币政策有关概念的界定厘清以及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的梳理,试图勾勒出一个较为完整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基本框架。一方面,从货币决策理论与货币操作实践始终存在所谓的“两分法”这一实际出发,在厘清并界定货币政策框架有关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后发现,如何选取以及选取何种货币政策工具并非最主要的问题。因为这主要与一国金融体系发展的历史沿革、金融市场健全发育程度以及货币政策当局决策的习惯偏好有关;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一直被视为一国货币政策作用于实体经济的逻辑起点。为此,属性的选择才是区分数量型调控或价格型调控的根本依据。另一方面,无论是过去传统的货币政策操作,还是近年来涌现出的大量非常规性货币政策操作,都是以短端（主要是隔夜）货币市场利率作为最主要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是各国中央银行坚持践行的操作准则。在此基础上,本章逐步勾勒出中央银行依靠调节短端（隔夜）基准利率（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依靠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以及公开市场操作,充分发挥流动性效应和预期效应,引导货币市场利率趋于货币政策当局的合意区间,从而推动基准收益率曲线发生相应变化,以此影响各类金融产品定价和市场主体行为,进而改变投资和消费,最终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逻辑主线和基本框架。本文将遵循这一逻辑主线,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其中的关键环节和重要节点进行研究。第3章以美国、欧元区以及印度、土耳其为例,论述了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的形成以及调控实践。首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都实施了以取消利率管制为主要内容的利率自由化。利率管制的取消对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应当看到,利率市场化仅仅是市场化利率形成以及调控机制建设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除此以外,还要求货币政策框架也相应转型。其次,在实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国家都最终选择了以短端（隔夜）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价格型调控模式。然而不同的是,美联储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作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希望市场主体通过阅读央行设定目标利率水平与实际利率偏离所表达的货币政策立场形成相应预期,由此做出更加高效合理的决策;而欧元区、印度和土耳其央行则选择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开展的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希望利用更加容易控制的业务利率保留一定操作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应该说,不同模式的选择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主要取决于一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以及市场交易习惯。最后,在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的构建上,这些国家又都相继建立健全了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但是其结果则不尽相同:美国和欧元区货币市场利率调控效果比印度和土耳其好;土耳其为应对资本外流,引入了新的具有实验特征的货币政策框架,以此尝试挑战“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最终以失败告终。由此可见,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虽然从表面上看相似之处较多,但效果差异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客观规律,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值得记取。第4章在梳理发达经济体和后发展经济体货币政策操作实践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建立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的经验:第一,在货币政策决策层面,应当给予中央银行更大、更多、更加独立自主的政策制定权,并且在货币政策具体执行实施过程中,不受或较少受到外界干扰。在此基础上,中央银行应当建立健全更加科学高效透明的决策机制,并尽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频率,对外公布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以及前瞻和愿景,以此有效引导各类市场主体的预期,最终达到事半功倍的调控效果。第二,在货币政策操作层面,货币政策框架从以数量为主向以价格为主转型势在必行,其中最为关键的核心,是要逐步推动实现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向短端（隔夜）利率转换。与此同时,建立健全利率走廊调控机制,并始终注重其与公开市场操作的协调配合。由于这种政策组合有助于降低公开市场操作的使用频率及操作成本,能够消除因市场摩擦对短端利率调控带来的诸多影响,因此已经成为发挥流动性效应与预期效应相一致的最佳选择。第三,在货币政策传导层面,遵循国际短端市场基准利率的改革趋势,遴选覆盖范围更加宽广、隔夜期限、有质押担保的回购利率作为短端市场基准利率。在此基础上,应当通过多种渠道,持续树立并巩固提高该利率在整个利率体系中的基准地位以及不断扩大其在各类金融产品定价方面的应用。与此同时,多策并举,建立一个期限结构相对完整、市场流动性较强、产品内容丰富、交易主体广泛多元的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体系,完善市场基准收益率曲线。第四,在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上,“走廊”的上限应当设计为匿名申请制,且有较为宽泛的抵押资产清单。“走廊”的下限可以根据一国准备金缴存实际,选择清算账户余额利率或超额准备金利率（在极端情况下也可选择隔夜逆回购利率）。政策利率应该与一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选择模式相关,但是在利率期限、决策方式（频率）等方面,应该与利率走廊上、下限保持一致。政策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引导调控作用是其遴选的重要参考标准。同时,利率走廊形态并无好坏优劣之分,本质上应该是能够适应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变化,实现货币政策当局调节短端利率波动的初衷。但是在设立初期,应本着简单规范便于操作的原则,从而使各类市场主体形成成熟稳定的利率走廊调控预期。第5章在厘定基准利率含义、分类以及中央银行基准利率选择偏好的基础上,以政策利率和市场利率分析为例,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央行基准利率的不同选择模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作者认为:一方面,如果选择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基准利率,根据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国际实践以及对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选择隔夜期限利率较为科学合理。此时央行基准利率与货币政策操作目标重合于R001（或DR001）目标水平,类似于美联储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R操作对象除了存款类金融机构,还包含了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抵押品相对宽泛,市场代表性更强;而DR则仅限于存款类金融机构,抵押品范围较窄但质量要求较高,能够最大限度降低因抵质押品质量优劣以及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多寡对利率波动带来的影响,无风险性以及基准性更强。特别是自201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频繁强调DR在我国市场基准利率遴选培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重要地位,表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有逐渐转换到存款类金融机构之间交易的倾向。由此R与DR一度分化明显。为此,从货币当局的政策引导和偏好习惯上看,DR001目标成为央行基准利率（操作目标）的可能性更大;从市场代表性（或引导更大范围内货币市场利率水平）看,R001更为合适。另一方面,如果选择央行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当前比较合适的是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这种选择也更加符合我国央行更加倾向于开展7天期限市场操作的偏好。但选择7天期限利率作为操作目标期限,显然与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当前各国均以隔夜利率作为操作目标的经验不符。然而,现实中同样采取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英格兰银行,历史上也曾经开展过多品种、多期限的公开市场操作,最终才逐步收敛到短端（隔夜）公开市场操作,并将其作为基准利率。第6章基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框架,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论证了短端基准利率选择以及短端基准利率向中长期利率传导的有关问题。一方面,在短端基准利率选择的实证分析上,如果央行基准利率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模式,从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属性出发,实证结果表明,R001与DR001均具备较好的基准性、市场代表性、稳定性、无风险性以及与实体经济相关性等特征,在技术性上都具备成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的条件;但是DR001目标作为基准利率更加具有政策指向性,而R001目标更具有市场代表性。在实践操作中,建议对所有机构（特别是除存款类金融机构外）一视同仁,平滑因市场分割导致DR与R分化,畅通利率传导。同时,更加关注短端（特别是隔夜）市场利率稳定,并逐步将短端（特别是隔夜）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最终如何选择应适时追踪央行后续政策取向以及市场接受程度为宜。如果央行基准利率选择特定期限业务利率模式,实证检验结果表明,7天逆回购利率能够较好引导短端市场（基准）利率以及相关期限货币市场利率。在实践操作中,可以参考欧元区央行的做法,暂不公布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多渠道引导金融机构通过识别7天逆回购利率与R007/DR007（或R001/DR001）之间的基差来判断货币当局政策立场变化,以此实现利率调控的意图,并适时考察上述过程中市场主体变化,择机论证有无将其逐步转向短端（隔夜）公开市场操作并将其作为基准利率的可能性,从而更好地符合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国际经验。另一方面,在向中长期利率的传导上,基于弹性分析以及SVAR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选定的短端市场基准利率对不同期限国债收益率均能产生影响;但是随着期限的增加,利率传导效果呈现逐渐衰减趋势。同时,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金融体系日益健全,各类微观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持续增强,短端利率向中长期利率传导效果已经明显提升,利率传导机制更加通畅高效。实证检验结果为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保障。第7章从中国金融体系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这一实际出发,重点聚焦信贷市场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的构建。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虽然已经正式宣布完全放开存贷款利率行政管制,但出于多方面考虑,作为过渡时期措施仍保留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一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体系双轨制的特征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变向通过行为协同参考贷款基准利率定价。同时,由于资金来源的属性不同,银行内部资产仍采取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双轨并行的方式定价,市场利率与贷款利率的变化难以一致。这种利率双轨制的基础已经由此前的行政约束转变为当前的市场主体的惯性适应,并且对经济发展、乃至各类社会主体的融资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基于TVP-VAR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在这种隐性利率双轨制时期,短端利率向中长端利率传导效果不佳,向价格水平传导的效果也不够显着。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以贷款利率双轨合一为突破口,推动市场利率与贷款利率并轨,牵头推进以新的报价原则、新的报价行、新的期限品种、新的形成方式和新的报价频率为主要内容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改革。其中最为显着的特点,在于将此前LPR锚定贷款基准利率,转换为锚定“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并多策并举推出配套措施,持续巩固和强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基准地位和作用。这对于健全央行的利率调控体系、疏通利率传导机制以及快速稳健实施贷款利率并轨、乃至下阶段实现存款利率的并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第8章在简要回顾中国利率调控机制演变历程的基础上,对当前我国的隐性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一方面,遵循价格型调控操作主流模式,央行一直在持续推进利率走廊的建设。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持续政策指引以及不断完善,当前利率走廊正处于隐性建设阶段,且相关技术储备已初具雏形:隔夜“常备借贷便利”（SLF）被设计成为利率走廊上限;由于我国一直实施存款准备金制度,因此超额准备金利率作为利率走廊下限较为合适;而在我国尚未明确央行短端基准利率是选择市场基准利率目标还是特定期限操作业务利率的情况下,本着审慎原则,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和DR（R）目标都具备政策利率的技术准备。从上述假设变量构建的隐性利率走廊运行效果看,我国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和波动性均呈下降趋势,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效果初步显现。另一方面,从已经实施利率走廊的国家实践经验来看,利率走廊本质上应该是一种预期管理工具,因此需要央行与市场主体经历一个渐进式的自适应过程。着眼于建立健全我国未来的利率走廊调控机制,聚焦当前利率走廊运行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第一,应更加注重货币市场整体利率水平稳定。在重点关注存款类金融机构融资利率稳定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应当通过扩大一级交易商范围,将非银行机构纳入其中,或由其直接参与货币市场交易,以此统筹兼顾货币市场整体利率稳定。第二,扩大“常备借贷便利”（SLF）操作主体范围,并不断完善质押品制度,持续巩固“常备借贷便利”（SLF）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功能作用。第三,适时明确我国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并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及宣示,适当的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调控,持续向市场传递央行政策意图。在条件成熟时,探索将政策利率期限由7天转向隔夜期限,以此更好地符合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调节货币市场隔夜利率的政策初衷。第四,逐步消化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通过货币政策当局以及市场主体的共同努力,尽快完成这个渐进式自适应过程,最终完成由隐性建立到显性确立的过程。第9章为全文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在对全文的研究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建议:第一,应切实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前瞻性。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根据宏观调控以及经济发展需要,逐步收敛过多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至1-2个;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更多的货币政策决策权,逐步提高利率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充分发挥预期效应,通过多种渠道、多策并举,切实提高央行与市场各类主体沟通效果,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以及前瞻引导能力。第二,持续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逐步收敛过多的货币政策工具,避免政策工具使用碎片化、操作短期化以及释放信号相悖等问题,更加注重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尽快明确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并适时推动货币政策框架相应以新的基准利率目标为核心开展相关操作;加强测算我国自然利率,并逐步探索切实符合我国实际的合理利率水平,以此根据产出缺口开展相关操作及调控;在继续广泛推进LPR应用贷款利率定价的同时,进一步培育以DR为代表的银行间基准利率体系建设,提高国债发行频率,以此加快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并不断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第三,着力增强配套措施建设。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逐步消化此前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并将其降低至一个合理区间水平。同时,将使用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工具的落脚点由此前的稳定市场流动性,转变为稳定货币市场利率;加快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强化市场定价机制建设;加快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严格规范推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实施全口径预算约束管理;加强财政配套政策支持,优化国债发行期限结构,提高国债发行频率,着力增强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对于既有研究绝大多数对央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模式不够全面、清晰、准确的实际,本文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比较全面、客观地阐述了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或者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两种模式有关问题,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第二,相对于既有研究绝大多数将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以及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独立研究而言,本文抓住央行短端基准利率这个共同逻辑起点,并以此为源点,将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二者进行有机统筹,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格局,对我国货币政策以数量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转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刘廷宇[3]（2021）在《承接外包对中国技能工资差距影响的理论分析和计量检验》文中指出技能工资差距是指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劳动力市场技能工资差距逐年扩大,引发了学界的思考。以Feenstra&Hanson（1996）为首的研究认为外包这一新兴的国际分工贸易模式是引致技能工资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随着信息通讯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更新迭代,各国企业间的沟通成本迅速降低,使得跨越不同国境的“碎片化”生产模式成为可能。外包的核心原理在于,发达经济体中的跨国企业为维持企业核心竞争力,将非核心产品的生产环节转移至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中,从而构成了中间品贸易的图景。发达经济体将中间品生产过程外包至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过程中,对于本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显着影响,中间品生产过程的转移使得大量位于低端制造业的本国非熟练技能劳动力面临绝对工资降低、失业或职业转换等问题。事实上,从接包方视角来看,承接中间品生产过程对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同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高技术密集度的中间品产品制造环节可能会通过要素市场扭曲改善、产品价格变动、技术溢出等渠道作用于本国劳动力市场,从而影响技能工资差距:从要素扭曲视角来看,承接外包水平的上升可能会通过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企业进入退出条件的改善、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等途径降低行业内垄断,改善福利损失与要素市场扭曲,进而影响技能工资差距;从产品价格变动视角来看,承接外包水平的变化可以引致产品价格变动,进而影响要素相对需求变动,并影响技能工资差距;从技术溢出视角来看,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技术模仿等途径吸收发包方的前沿技术,进而影响技能工资差距。遗憾的是,现有的理论基础与经验分析多数集中于发达经济体,针对承接外包一方的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总体较少。基于此,本文试图将承接外包纳入现有中间品贸易理论模型之中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场景。本文将从要素扭曲改善渠道、产品价格变动渠道、技术溢出渠道以及工资分布视角入手,通过理论分析与计量检验探究承接外包对中国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这一研究不仅能够扩展与丰富现有中间品贸易理论,而且对新时代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及政府定位不平等现状、实施民生举措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与理论支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首先,文章探究了承接外包通过要素市场扭曲改善渠道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文章构建了承接外包通过改善要素市场扭曲影响技能工资差距的理论分析框架,随后利用面板中介效应模型进行计量检验,并探讨了异质行业的情形。结果显示:（1）承接外包能够有效改善要素市场扭曲现状;（2）承接外包通过改善要素市场扭曲进一步促进了其对中国技能工资差距的抑制作用;（3）承接外包的扭曲改善效应主要集中于低技术行业,在高技术行业中不显着。其次,文章探究了承接外包通过产品价格变动渠道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文章扩展了Hijzen（2007）的贸易外包模型,随后利用委托工资结构模型探究了异质性承接外包指标的产品价格变动渠道对于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1）承接外包引致的产品价格变动可通过要素偏向效应与行业偏向效应两种渠道影响工资差距;（2）狭义承接外包对于行业整体工资水平与产品价格均产生了显着负向的影响;（3）狭义承接外包的产品价格效应显着降低了中国高技能劳动力与中、低技能劳动力间的工资差距,并且这一作用主要由要素偏向效应所主导。再次,文章探究了承接外包通过技术溢出渠道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文章扩展了Acemoglu&Autor（2011）的李嘉图工作任务模型,随后基于多年份CHIP数据,并结合多层线性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对模型推演得到的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结果显示:（1）承接外包与常规任务偏向型技术进步均引致了高技能劳动力和中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扩大、中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缩小的工资极化现象;（2）承接外包对低技能群体和高技能群体的工资具有明显的非对称影响,相对而言其更偏向于促升高技能劳动群体的工资水平;（3）承接外包进一步通过技术外溢效应诱发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极化。最后,文章从工资分布视角探究了承接外包对于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文章结合微观数据探究了承接外包对于不同工资分位群体的影响差异,随后进一步结合随机截距多层线性模型、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模型以及无条件分位数分解法等计量手段,从组内效应、组间效应等多维度视角剖析了技能工资差距的形成机理以及承接外包影响工资分布的作用途径。结果显示:（1）承接外包显着促进了工资分布的两极分化,但对工资多极极化的影响不显着;（2）承接外包在职业和教育层面上均存在显着的极化促进作用;（3）承接外包对于高工资群体的偏向逐渐减弱,从而降低了其对于工资极化的推动作用,并且此作用源自其工资结构效应而非工资构成效应。在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承接外包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不容忽视。尽管本文研究显示承接外包能够显着降低技能工资差距,但工资差距的降低主要源于现阶段中国参与国际贸易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制造为主。随着贸易强国战略的稳步推进、产业链话语权的不断提高,未来中国的贸易产品中,创新驱动产品与生产性服务产品的市场份额必然会不断扩大,这会进一步刺激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并扩大技能工资差距。因此,有关部门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并采取必要的福利措施,否则在国际经济贸易新格局下,国内的收入分配差距可能会被进一步拉大,从而激发一系列社会矛盾。
王宇琦[4]（2021）在《西方政府绩效理念的价值转变探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冲击,各国政府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政府绩效管理中,绩效评估扮演着十分重要角色,它对提高效率、改善服务质量等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价值取向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灵魂,对政府绩效评估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因此,本从理论基础、价值表现和政府实践问题三个方面入手,对西方政府绩效理念的价值转变进行探究。在理论上,它分析了各个阶段的政府绩效理念和价值呈现:从古典经济理念主导阶段（传统公共行政）到顾客满意理念创新阶段（新公共管理）,再到公共服务理念回位阶段（新公共治理）,即从“效率至上”到“服务优先”再到“公共利益凸显”的价值取向为核心价值的演变。并得出西方政府绩效理念的价值转变的特征、规律和对于研究我国政府绩效理念研究的启示。
韦长喜[5]（2021）在《我国P2P网贷平台退出的民事责任研究》文中提出如今互联网技术的不断革新,为传统产业打造了创新的平台,形成了“互联网+”的系列创新产业,其中以P2P借贷最为活跃。P2P网络借贷模式最早起源于英国,2006年,以宜信为代表在中国成立,这些平台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网络借贷行业迈向了第一步,其后P2P网贷平台进行了疯狂扩张,最活跃的时候平台数量高达3437家。发展初期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以致网络借贷行业杂乱丛生,问题层出不穷。为了遏制这种现象,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中国人民银行等十个国家部委于2015年联合颁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随后,成立整顿领导小组进行整顿清理工作,当前P2P网贷平台数量已完全归零。平台归零不是终点,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才是根本,在平台的历史沿革中一共出现过三次清退潮,从历次的清退潮发现一个规律即大量平台投资者都是血本无归,用户个人信息、交易数据保护不周。为此笔者从私法的角度作进一步刨析,发现产生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平台退出的民事责任主体不明以及民事责任类型不健全”。鉴于此,论文为解决当前平台退出的民事责任主体不明的问题,借以杨立新“请求权与民事责任相对应”的观点,将责任主体划分为权利救济主体以及责任承担主体两种分别进行探析。而对于后者,为了更加周全保护受害者,追究平台退出的责任,笔者在现行的民事责任体系基础上,采用邱雪梅提出“契约—侵权—保护”三分法的民事责任体系,将现行民事责任体系难以厘清的责任划归为保护责任范畴加以保护,从“契约—侵权—保护”三个维度分别探析平台退出的民事责任类型,从而达到健全平台的民事责任类型的目的。任何责任承担方式都不是单独运行的法律制度,只有与其他规定和制度相互配合才能发挥最佳效果,因此在论文的最后,笔者试图从制度的健全、投资权益以及纠纷解决机制三个视角进行构建退出平台民事责任承担的配套制度,配套制度包括网贷平台退出机制、投资者权益保护协会和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以及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期望通过努力,能够为整顿工作提供理论依据,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切实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谢志刚[6]（2020）在《从比特币看经济理论中的计算问题——基于计算主义的思考》文中认为新兴数字货币比特币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共识机制",这从技术和社会经济两个层面对现有理论提出了挑战。在技术和算法层面,比特币通过区块链等多项创新初步解决了所谓的"拜占庭将军问题",成为诸多数字货币模仿的对象;在社会经济层面,比特币作为货币的社会认同仍然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当前的研究较多关注技术层面问题,而忽视了比特币在社会经济层面对现有经济理论的挑战。本文借鉴计算主义的基本视角,将"认知"与"决策"视为"计算",力图将两个层面的比特币"同意的计算"问题纳入一个较为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作为对"强计算主义"的一种调和,本文尝试将计算划分为"简单范式"的"计算I"与"复杂范式"的"计算II"两种基本类型,并据此对比特币做出初步分析。计算视角的剖析进一步反思了主流经济学范式的机械最大化理性的局限,揭示了一种经济学"计算复杂范式"的可能。
杨迪[7]（2020）在《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刑法自1997年全面修订以来,在20余年的时间里,立法机关通过多个修正案回应了社会对刑法和刑罚的期待。在逐步修订刑法的过程中,法网严密化和违法行为入罪成为一个显着的发展趋势。随着社会发展,犯罪态势和罪犯结构发生了变化,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的暴力犯罪数量下降,性质和情节较为轻微的犯罪案件数量上升。因此,建构起具有我国特点的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内核的轻罪制度,能够较为准确识别轻罪案件和轻罪罪犯,实现刑罚配置和刑事处遇的分类施策,既成为司法实践的迫切需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从世界范围看,包括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多个国家在内,均在其刑事实体法中或依照犯罪的严重程度为标准或以法定刑为标准或以宣告刑为标准,进行了重罪与轻罪的划分。与实体法上轻罪制度相适应,各国在其轻罪处罚机制上出现了轻缓化和多元化的趋势,在刑事诉讼程序上也建立了相应的特别化的轻罪处理机制。在刑事政策方面,西方国家也经历了调整的过程,逐渐形成了“轻轻重重”刑事政策。在“轻轻”方面,强调立法上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刑罚执行社会化和刑事诉讼程序简便化。在“重重”方面,强调对罪行严重或主观恶性较深的犯罪进行更为严厉的刑事政策调处。我国刑法中虽然并没有规定重罪与轻罪划分的犯罪分类制度,但无论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关区别对待和宽严相济的要求,还是近年来我国犯罪态势整体平稳、轻罪案件数量上升,刑事案件总体数量仍在高位徘徊和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仍然突出的现实状况,都要求建构起轻罪处理特别原则与机制,实现轻罪轻罚、重罪重罚。同时,我国历史上的“世重世轻”刑事政策,有关重罪区别对待的犯罪分类的雏形,区分刑罚轻重而设定的刑制以及轻刑案件特别的执行和处理程序,为轻罪制度的建构提供了文化土壤;刑事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则为轻罪制度的建构提供了制度土壤和实践经验。因此在我国建构轻罪制度,具有现实必要性和可行性,是理性的选择。传统观念中,我国对于刑罚功能的强调偏重于惩罚和威慑,认为刑法规制的是最严重的危害社会行为。与这种观念相适应,我国刑法立法模式上对于犯罪行为描述采用的是“定性+定量”模式。性质和情节没有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违法行为,在过去不会进入刑法的评价范围。在这一前提下,过去对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犯罪行为的刑事被告人,适用隔离措施是必须和适当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形势发生变化,社会公众对于悖德行为和越轨行为的情感和容忍度也发生变化,对于刑法功能的期望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若再以过去眼光看待轻罪罪犯及其家属,要求对轻罪罪犯剥夺自由,对服刑完毕的轻罪罪犯及其家属歧视疏远,必将导致轻罪罪犯难以复归社会。这不仅不能适应轻罪治理的现实需要,还会带来社会对立的问题。因此,对于刑法功能、轻罪罪犯特征、轻刑功能和轻罪案件诉讼程序模式在认识上的转变,促动了从更新、也更贴近社会生活现实的角度对轻罪制度功能和轻罪案件处理的思考,也成为在我国建构并运行轻罪制度的观念前提。建构轻罪制度既涉及到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落实、刑罚配置的完善、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又涉及到现有轻罪处理制度的完善和现行规范无法通过改进方式解决问题情况下的新制度建构,是一个界分与选择的过程。为实现较为准确甄别轻罪案件和更好的轻罪治理效果的目标,轻罪范围的划分宜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比例原则和经济原则,在我国刑法所划定的犯罪圈基础上进行研究。相较于西方国家确定轻罪范围所采取的法定刑形式确定模式,我国刑法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轻罪的概念和范围,但在立法和司法实践过程中实际上总结了关于轻罪识别和界定的拟定刑模式。这种以法律规定为基础、由司法机关在法律规定框架内运用司法经验进行预判、尊重被告人程序选择权利并通过救济程序进行纠偏的模式,由于兼具法定性和裁量性,更加适宜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衔接,并可以向后观照案件裁判结果即宣告刑,故而更加适应我国现实情况下的轻罪认定和处理需要。在此模式下将依法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的案件作为轻罪案件,更适宜在我国语境下进行轻罪制度建构探讨。通过实践观察发现,我国部分轻罪案件处理出现了事实上的“轻罪不轻”问题。这一问题的产生既有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刑罚配置原因,也有轻罪案件处理程序机制问题以及实施犯罪行为引发的责任体系内部责任叠加的原因。针对轻罪及轻罪被告人的特点,为实现更好的犯罪治理效果,以相对均衡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对我国轻罪刑罚配置进行检视,可以发现短期自由刑的配置仍然处于轻刑体系的核心地位、罚金刑作用发挥不理想、缓刑适用不精准等问题的存在。为实现轻罪刑罚功能的协调发挥,应当提升缓刑适用的精准性、有效配置和适用罚金刑、完善资格刑配置和适用制度及内容。在程序机制配套方面,轻罪治理问题不仅需要实体法上针对轻罪问题作出更科学的刑罚配置,刑事司法上作出更科学的量刑,也需要在刑事诉讼程序上进一步探索建立针对部分轻罪案件的处罚令程序和有条件的轻罪罪犯前科消灭制度。通过建构多元快速的刑事案件处理程序,真正实现刑事案件繁简分流,帮助轻罪罪犯复归社会、消弭社会裂痕。此外,随着法律制度的发展,实施轻罪行为的被告人不仅会因其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还可能要面对来自行政管理部门的处罚、被侵权人要求承担的赔偿责任,以及来自法律规定的机关或组织要求其承担的公共利益损害赔偿责任。环境犯罪领域即为较有代表性的例证。在环境犯罪视域下,被告人可能同时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侵权责任、公益赔偿责任等等。若仅将各种责任进行简单累加,不仅事实上加重了轻罪罪犯责任,难以做到罪责适应,还会因实际上对被告人科处责任过重,引发社会的质疑。因此,在责任体系的完善上应当坚持以犯罪治理为导向的体系化整合,坚持犯罪治理手段和刑罚方法的多元化,积极探索恢复性司法措施的应用,鼓励轻罪被告人自愿承担修复生态环境义务,以更小的刑罚成本和社会成本实现更好的犯罪治理效果。
胡建淼,胡茂杰[8]（2020）在《行政行为两分法的困境和出路——“一般行政处分”概念的引入和重构》文中研究表明世界各国的行政法学体系,尤其是大陆法系,都以行政行为为其理论基石。并且,行政行为都被划分为对应的两大类别,如美国的行政裁决与制定规则,德国的行政处分与法规命令。在中国,从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制定所确立的"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到2014年该法修正后理论界倾向性使用的"行政规定与行政决定",都未能跳出两分法的窠臼。随着理论的深入和实践的深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其实在这两类行为之间存在着中间行为。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行政法学通过设置"一般行政处分"概念走出了困境。我国试图通过以"利害关系"代替"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从"相对人"扩大至"相关人"等方法解决矛盾,但这条路并不畅通,而引入一般行政处分概念则有利于发展完善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
胡贝克[9]（2020）在《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伦理是人际关系的产物,伦理学是研究人的道德行为的学问,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则是伦理学视角下进行文学批评的方法。文学和伦理学对人的共同关注构成了两个学科的交叉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模式。以伦理为批评视角的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旨在通过文本中道德人物面对利益采取的道德行为及其后果,折射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对伦理的认知和道德行为的选择,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文学的“德治”支持,并在为惊悚小说正名的同时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文学的学术研究。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探讨惊悚小说如何通过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及其利益不受侵害的伦理叙事形成其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该选题研究重在小说人物的善恶行为及其相应后果所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伦理学“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观点和以人的行为后果论善恶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观点,阐释其揭露和抨击维多利亚时期社会阴暗面的社会批判和人的本质弱点批判精神,探讨其伦理取向对当代和谐社会构建的德治借鉴意义及其对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促进作用。该选题研究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为认知视角,将惊悚小说置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背景下,从相关伦理学观点出发,探讨人的善恶行为根源和善恶评价准则,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以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为伦理叙事对象而形成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将小说人物置于具体社会环境中分析其伦理取向以及人在本质上存在的弱点;既肯定了惊悚小说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积极意义,同时又找出了其存在的局限性。论文除绪论和结论部分外,在主体部分对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总体论述基础上,分别从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利益形成的人际伦理、性别伦理、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三个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并借助相关文学理论分析了惊悚小说作品形式的创新和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生成机制。绪论分别对研究问题的缘起、国内外研究现况、研究内容及其意义与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框架做了陈述与论证。选题研究认为,惊悚小说的兴起与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背景、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形成、大众读者和专业作家群体的形成、西方伦理学发展史及其现代转向、其他类型小说对惊悚小说的影响具有直接关系。该选题研究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出发,探讨了惊悚小说作品中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物的人性和以“反主流伦理”思维模式下惊悚小说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探讨了该选题研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教诲意义和促进当代大众文化时代通俗文学发展与批评的学术意义。第一章分别从贵族阶级伦理和中产阶级的焦虑、性别伦理与职业精英伦理叙事、惊悚小说伦理取向与和谐社会构建三个方面入手,从总体上论述了惊悚小说的基本伦理取向。研究结果发现,惊悚小说的“反主流”伦理叙事体现出马基雅维里“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和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以后果论善恶的价值判断准则,而惊悚小说作品中崇尚的“善”仅聚焦于特定社会阶层的范畴内,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人类幸福论”的伦理学观相去甚远。第二章分别从财产与伦理、惊悚小说的利益关系叙事、小说的私有财产观三个方面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基于新贵族和中产阶级所崇尚的伦理价值观。研究结果表明,惊悚小说通过不同作品、从不同角度、以“悬疑”和“惊悚”为主要艺术形式,揭示出新贵族和中产阶级对财产和地位的文化焦虑;小说对人物基于贵族财产的道德行为书写形象化地表达出惊悚小说对善恶的判断,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第三章从性别伦理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取向对维持贵族阶级伦理秩序的意义。在分析性别伦理起源的基础上,该议题研究以作品中不同类型的性别人物为例,揭示出贵族阶级男性至上的传统性别伦理取向,论述了男权社会中性别伦理的非公平性,结论是:“性”的差异位于生理的自然属性层面,“性别”则属于社会文化范畴,后者是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叙事所关注的主要层面;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既有神学伦理学的根源,又有历史和经济的影响因素;作品中男性人物的身份决定家庭财产所有权的性别伦理叙事印证了恩格斯基于家庭关系的性别伦理观;而性别越界现象的性别伦理叙事则体现出惊悚小说的“反传统”态度,表达出惊悚小说倡导男女平等的性别伦理取向。第四章分析了维多利亚时期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背景下惊悚小说对法律精英和医学精英维护社会公正的职业伦理取向。惊悚小说既从正面肯定了其维护社会公正的积极作用,又从反面讽刺和抨击了其违背职业伦理及其对社会公正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以逆向思维的方式批判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所谓的“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的理念,进而构建起惊悚小说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第五章从惊悚小说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的创新及其逆主流传统的伦理取向内涵创新。研究中发现,“悬疑”和“惊悚”是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创新的集中体现。此外,故事人物同时又是故事叙述者的叙事方式、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独特性和小说开篇对主题思想的直白表述方式等也均为惊悚小说在作品形式层面的创新;与现实传统伦理观相悖的思维模式和叙事模式形成的深层内涵以及“行善者”与“作恶者”并非泾渭分明的“模糊地带”,体现出惊悚小说在人性反思的内容层面上的创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方法论是惊悚小说作品研究的有力支柱:前者揭示出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的伦理互映关系;后者从惊悚小说文本的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出发,阐释了该类型小说通过不同“类别”的小说人物划分开始,最终形成了惊悚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在伦理层面上的整体性。形式创新形成了该类型小说的文艺美学价值,而深刻的伦理思想内涵则构成了政治伦理的美学价值。新颖的文本形式与伦理内涵的独特表达方式相结合是形成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决定性因素。结论部分在各章分别就不同层面的伦理取向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惊悚小说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的伦理取向虽然与主流伦理相悖,但在法制基础上构建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人与人和睦相处、稳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体现出惊悚小说对构建和谐社会而形成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教化作用。该结论从伦理层面推翻了早期批评界对惊悚小说的负面评价,形成了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的发展与研究的学术意义,同时又对构建当代和谐社会形成了以史为鉴的社会实践意义。惊悚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发现,艾布拉姆斯将“文本”与“世界”设定为单向关系是有一定缺陷的,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两者的关系应是双向的,因而对其做了修正,其修正的意义在于惊悚小说创作源于维多利亚现实世界,而后又以作品的文本形式影响现实世界。该选题研究在充分肯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贡献时,发现惊悚小说又存在某些层面上的局限性:第一,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视而不见,而仅将特定社会阶层作为其伦理反思的场域,其维护的也仅是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伦理秩序和利益,对构建人类和谐社会而言具有一定局限性;第二,惊悚小说对贵族财产的来源描写甚少,似乎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财产都是以合法手段获得的;第三,惊悚小说的幸福观并非出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幸福,而是局限于特定的社会阶层内,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最高善”幸福观相去甚远,因而在伦理的普遍性层面上形成了惊悚小说幸福观的局限性。尽管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存在这些局限性,但总体而论,惊悚小说中惩恶扬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的正向价值还是其主要层面。
何震[10]（2020）在《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纵观世界金融发展历史,金融结构的变迁与包括金融监管制度在内的金融制度密切相关;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和优化受到一定时期金融发展水平即金融结构的影响和制约。金融结构不同,金融市场所引致的金融风险也不同。金融监管的首要目标就是防控金融风险,金融监管的优化历程体现着金融结构的演化。经济学家巴曙松认为,从结构角度看,金融结构决定金融监管的制度和结构。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都是动态发展的,两者在发展的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存在紧密配合与协调发展的关系。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复杂的关系,属于耦合理论研究范畴。运用耦合理论研究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之间的关系具有可行性与创新性。本文力图通过对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的耦合关系进行理论、机理、实证与应用研究,以期对中国金融发展提供一定的政策参考。通过理论分析表明,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金融结构决定金融监管的制度与结构;金融监管优化影响和制约着金融结构演化。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动态耦合关系。在机理研究方面,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可以看作是一个超循环系统,系统内部包括所有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主体;系统外部受经济、社会、法律、文化、意识形态等外部环境的影响。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的演进是受到正在演进过程中金融结构演化子系统、金融监管优化子系统以及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系统的相互作用,从而形成超循环。实证研究发现,资本市场中的股票发行总额、股票市值以及基金规模是金融结构演化对金融监管优化产生约束的主要因素。金融监管优化中的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资本市场的股票交易额和通货膨胀率是金融监管优化制约金融结构演化的主要因素。2002年至2017年中国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度的时序变动表现出明显“W”形态,说明二者耦合具有的阶段性与波动性特征。且二者耦合度总体呈现出下降态势,说明二者存在不良耦合。同时,运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构建金融结构演化约束条件下的金融监管优化变迁动态模型,分析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系统的适应性,发现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的自相关系数均较高,说明二者均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
二、英国:管理引入两分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英国:管理引入两分法（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国家需求层次的理论建构 |
| 一、国家人格化:以人的视角建构国家 |
| (一)国家建构的多维逻辑 |
| (二)国家行为与动机的人格属性 |
| 二、人与国家的需求通约性 |
| (一)人与国家的多元需求 |
| (二)人与国家需求相通约的依据 |
| 三、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国家应用 |
| (一)“需求层次论”的理论内涵 |
| (二)“需求层次论”的应用考量 |
| (三)国家需求视角下的国际合作 |
| (四)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国家需求 |
| 四、国家需求层次的分析框架 |
| (一)国家需求的界定与层次 |
| (二)多层需求的平衡与均衡 |
| 第二章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进展与方向 |
| 一、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历程 |
| (一)主权需求优先的阶段(1949-1978年) |
| (二)发展需求优先的阶段(1979-2018年) |
| (三)多层需求兼顾的新时期(2019年至今) |
| 二、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动因 |
| (一)时代主题判断 |
| (二)改革开放实践 |
| (三)国际规范内化 |
| 三、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方向 |
| (一)由选择自立走向逐步开放 |
| (二)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倡导 |
| (三)由双边互动趋向多方参与 |
| 第三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的挑战 |
| 一、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
| (一)后疫情时代百年变局变数增多 |
| (二)逆全球化下疫情民粹主义兴起 |
| (三)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尚需时间 |
| 二、发展中国家身份引发质疑 |
| (一)中国的身份定位存在分歧 |
| (二)外界混淆中国的需求层次 |
| (三)身份质疑导致行为的误判 |
| 三、新发展格局面临多重国际竞争压力 |
| (一)权力转移下的大国竞争 |
| (二)新兴崛起国群体内竞争 |
| (三)区域强国间的机制竞争 |
| 第四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存在的问题 |
| 一、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 |
| (一)过度聚焦规模与速度 |
| (二)地域差距的不断扩大 |
| (三)跨国利益边界模糊化 |
| 二、国家需求层次的认知失调 |
| (一)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相分隔 |
| (二)国际不同层次需求关注不均 |
| (三)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疏离 |
| 三、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不足 |
| (一)战略设计引发外界疑惑 |
| (二)国际制度话语处于劣势 |
| (三)国际社会交往基础薄弱 |
| 四、实现国家需求缺乏制度保障 |
| (一)国际发展体系规范压力 |
| (二)专业机构管理经验欠缺 |
| (三)多边合作路径选择受限 |
| 第五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路径抉择 |
| 一、明确发展需求优先方针 |
| (一)重视发展质量创新评估 |
| (二)均衡各区域可持续发展 |
| (三)全方位调和海内外利益 |
| (四)增强环境变化中的定力 |
| 二、统合国内外需求层次 |
| (一)发展与国际责任适度关联 |
| (二)国际地位基于主权与发展 |
| (三)现代化需求贯穿于其他需求 |
| (四)坚定发展中国家身份立场 |
| 三、增进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 |
| (一)提升发展战略释疑成效 |
| (二)提高多边外交话语效能 |
| (三)积累国际社会互动资源 |
| (四)长效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
| 四、完善国家需求的实现机制 |
| (一)善用国际体系部分规范 |
| (二)健全机构建设全面评估 |
| (三)推进三方合作机制建设 |
| (四)夯实国际竞争的制度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2）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需要进一步完善 |
| 1.1.2 中国的货币政策正处于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的转型 |
| 1.1.3 中国需要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 |
| 1.2 研究目的 |
| 1.2.1 中国如何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 |
| 1.2.2 中国如何构建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思路、方法以及结构安排 |
| 1.4.1 基本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结构安排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 |
| 2.1 有关货币政策框架的研究 |
| 2.1.1 货币政策框架有关概念的厘清 |
| 2.1.2 价格型调控与数量型调控 |
| 2.1.3 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 |
| 2.2. 有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 |
| 2.2.1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2.2.2 中央银行利率调控理论 |
| 2.3 有关全球货币政策框架演进与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研究 |
| 2.3.1 全球货币政策框架的演进 |
| 2.3.2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2.3.3 基准收益率曲线 |
| 2.3.4 利率传导机制 |
| 2.3.5 金融机构市场化定价机制建设 |
| 2.3.6 短端基准利率的选择 |
| 2.3.7 利率调控的具体操作模式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国际实践 |
| 3.1 美国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1.1 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1.2 美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1.3 美国利率调控机制 |
| 3.2 德国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2.1 德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2.2 联邦德国及欧元区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2.3 欧元区利率调控机制 |
| 3.3 印度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3.1 印度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3.2 印度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3.3 印度利率调控机制 |
| 3.4 土耳其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4.1 土耳其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4.2 土耳其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4.3 土耳其利率调控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国际经验 |
| 4.1 货币政策决策及操作日臻成熟 |
| 4.1.1 货币政策决策机制日益科学完善 |
| 4.1.2 操作目标向短端利率收敛 |
| 4.1.3 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成为最主要的政策工具 |
| 4.2 货币政策传导通达有效 |
| 4.2.1 成熟发达的金融市场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保障 |
| 4.2.2 货币市场短端基准利率遴选标准变化显着 |
| 4.3 利率走廊调控模式日趋成熟 |
| 4.3.1 利率走廊上限选择有抵押的政策利率且为匿名制申请 |
| 4.3.2 利率走廊下限选择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相关 |
| 4.3.3 政策利率遴选培育及其关键重要 |
| 4.3.4 利率走廊形态因经济变化而各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的选择 |
| 5.1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 |
| 5.1.1 基准利率含义及分类 |
| 5.1.2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选择偏好 |
| 5.2 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类型选择:基于特定期限业务利率 |
| 5.2.1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及超额准备金利率 |
| 5.2.2 再贷款(再贴现)利率 |
| 5.2.3 公开市场操作利率 |
| 5.2.4 创新性流动管理工具利率 |
| 5.3 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类型选择:基于货币市场利率目标 |
| 5.3.1 基于实际交易的回购利率 |
| 5.3.2 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 |
| 5.4 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基准利率的期限选择 |
| 5.4.1 隔夜利率作为操作目标的理论及其实践 |
| 5.4.2 隔夜利率作为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实证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价格调控模式下的利率传导实证分析 |
| 6.1 中国央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实证分析 |
| 6.1.1 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 |
| 6.1.2 央行特定期限业务操作利率作为中央银行基准利率 |
| 6.2 短端基准利率向债券市场利率传导的实证分析 |
| 6.2.1 基于回归模型Beta值分析 |
| 6.2.2 基于S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信贷市场利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构建 |
| 7.1 存贷款市场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
| 7.1.1 存贷款利率管制的逐步放开 |
| 7.1.2 隐性利率双轨制及其表现形式 |
| 7.2 隐性利率双轨制对市场利率的影响 |
| 7.2.1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7.2.2 平稳性检验 |
| 7.2.3 参数估计结果分析 |
| 7.2.4 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 7.3 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并轨 |
| 7.3.1“贷款基础利率”(LPR)及其改革的主要内容 |
| 7.3.2“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有助于推动贷款利率的“双轨合一” |
| 7.3.3 配套措施持续巩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功能和作用 |
| 7.3.4“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完善成效显着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 |
| 8.1 货币调控方式的转型 |
| 8.1.1 利率调控机制的演进历程 |
| 8.1.2 向货币价格调控转型的必要性 |
| 8.1.3 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面临挑战 |
| 8.2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 |
| 8.2.1 利率走廊的作用机理 |
| 8.2.2 隐性利率走廊的构成要素假设 |
| 8.2.3 隐性利率走廊的运行 |
| 8.3 建立健全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 |
| 8.3.1 统筹兼顾存款类金融机构和货币市场的整体稳定性 |
| 8.3.2 扩大“常备借贷便利”(SLF)的使用范围及完善质押品制度 |
| 8.3.3 适时明确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以此锚定并引导预期 |
| 8.3.4 逐步消化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 |
| 8.3.5 规避监管叠加对利率走廊可信度的冲击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切实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效性以及前瞻性 |
| 9.2.2 持续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 |
| 9.2.3 着力增强配套措施建设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承接外包对中国技能工资差距影响的理论分析和计量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技能工资差距的研究起源与技能劳动力的界定 |
| 1.2.1 技能工资差距的研究起源 |
| 1.2.2 技能劳动力的二分法界定 |
| 1.2.3 技能劳动力的三分法界定 |
| 1.3 国际贸易与技能工资差距的研究现状 |
| 1.3.1 传统贸易与技能工资差距 |
| 1.3.2 外包与技能工资差距 |
| 1.3.3 外包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渠道研究 |
| 1.4 全文章节安排与内容简介 |
| 1.5 论文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承接外包影响技能工资差距的理论基础 |
| 2.1 产业内贸易理论 |
| 2.1.1 相对工资差距 |
| 2.1.2 稳态均衡条件 |
| 2.1.3 进出口交换比率 |
| 2.2 任务贸易理论 |
| 2.2.1 基准模型 |
| 2.2.2 离岸外包对工资影响的分解 |
| 2.3 李嘉图工作任务理论 |
| 2.3.1 基准模型 |
| 2.3.2 稳态均衡条件 |
| 2.3.3 常规任务替代型离岸外包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承接外包、要素市场扭曲改善与技能工资差距 |
| 3.1 理论分析框架 |
| 3.1.1 承接外包与要素市场扭曲改善 |
| 3.1.2 要素市场扭曲改善的行业异质性 |
| 3.2 面板中介效应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3.2.1 面板中介效应模型设定 |
| 3.2.2 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测算 |
| 3.2.3 数据说明与变量选取 |
| 3.3 承接外包影响技能工资差距的要素扭曲改善渠道检验 |
| 3.3.1 面板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 |
| 3.3.2 基于低技术行业与高技术行业的异质性分析 |
| 3.3.3 稳健性检验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承接外包、产品价格变动与技能工资差距 |
| 4.1 扩展的贸易外包模型 |
| 4.1.1 基准模型 |
| 4.1.2 承接外包的引入 |
| 4.2 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
| 4.3 委托工资结构模型及其标准误偏误修正 |
| 4.3.1 委托工资结构模型介绍 |
| 4.3.2 委托工资法的标准误偏误修正 |
| 4.4 承接外包影响技能工资差距的产品价格变动渠道检验 |
| 4.4.1 3SLS回归结果 |
| 4.4.2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承接外包、技术溢出与技能工资差距 |
| 5.1 扩展的李嘉图工作任务模型 |
| 5.1.1 基准模型 |
| 5.1.2 承接外包和常规任务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引入 |
| 5.2 数据说明与职业技能排序 |
| 5.2.1 数据说明与变量选取 |
| 5.2.2 职业技能排序 |
| 5.3 多层线性模型的设定与结果分析 |
| 5.3.1 多层线性模型设定 |
| 5.3.2 分技能职业回归结果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3.4 内生性检验 |
| 5.4 承接外包影响技能工资差距的技术溢出渠道检验 |
| 5.4.1 技术溢出渠道的引入 |
| 5.4.2 承接外包的技术溢出渠道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工资分布视角下承接外包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 |
| 6.1 数据说明与典型化事实 |
| 6.1.1 数据说明与变量选取 |
| 6.1.2 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工资分布变动的典型化事实 |
| 6.2 基于极化指数的承接外包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分析 |
| 6.2.1 承接外包对多极极化指数的影响 |
| 6.2.2 承接外包对两极分化指数的影响 |
| 6.2.3 离岸外包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两极分化指数的影响 |
| 6.2.4 稳健性检验 |
| 6.3 承接外包对技能工资差距影响的组间与组内异质性分析 |
| 6.3.1 组间效应:随机截距多层线性回归 |
| 6.3.2 组内效应:无条件分位数回归 |
| 6.4 承接外包影响技能工资差距变动的作用途径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启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西方政府绩效理念的价值转变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的主要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政府绩效理念及其价值取向概述 |
| 第一节 政府绩效理念与价值取向界定 |
| 一、绩效与政府绩效 |
| 二、政府绩效理念内涵 |
| 三、价值取向理解 |
| 第二节 政府绩效理念与价值取向的关系 |
| 一、价值对绩效评价的规定 |
| 二、绩效对价值实现的保障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西方政府绩效理念发展阶段与价值呈现 |
| 第一节 古典经济理念主导阶段:效率至上 |
| 一、效率至上的理论依据:传统公共行政 |
| 二、效率至上的价值表现:专业化与工具化 |
| 三、效率至上解决的政府问题:规制与经济 |
| 第二节 顾客满意理念创新阶段:服务优先 |
| 一、服务优先的理论依据:新公共管理 |
| 二、服务优先的价值表现:企业家精神 |
| 三、服务优先解决的政府问题:创新与活力 |
| 第三节 公共服务理念回位阶段:公共利益凸显 |
| 一、公共利益的理论依据:公共治理 |
| 二、公共利益的价值表现:多元价值共存 |
| 三、公共利益解决的政府问题:公平与效益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西方政府绩效理念价值转变的特征、规律及启示 |
| 第一节 西方政府绩效理念价值转变的特征 |
| 一、效率内涵的丰富化 |
| 二、价值体系结构化 |
| 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趋向 |
| 第二节 西方政府绩效理念的价值演变规律 |
| 一、依社会环境变迁而转变 |
| 二、在新旧价值观的冲突融合中转变 |
| 三、围绕人的价值呈现而转变 |
| 第三节 西方政府绩效理念的价值转换蕴含的启示 |
| 一、把握历史性与层级性 |
| 二、树立系统思维与辩证思维 |
| 三、注重伦理价值取向的延展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5）我国P2P网贷平台退出的民事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我国P2P网贷平台退出的法律问题分析 |
| 1.1 P2P网贷平台退出存在的主要问题 |
| 1.1.1 财产权益保护不力 |
| 1.1.2 个人信息维护不足 |
| 1.2 产生当前问题的根本原因剖析 |
| 1.2.1 P2P网贷平台退出的民事责任主体不明确 |
| 1.2.2 P2P网贷平台退出的民事责任类型不健全 |
| 第二章 我国P2P网贷平台退出的民事责任主体界定 |
| 2.1 权利救济主体 |
| 2.1.1 出借人 |
| 2.1.2 借款人 |
| 2.1.3 其他受害人 |
| 2.2 责任承担主体 |
| 2.2.1 网贷平台 |
| 2.2.2 平台经营者 |
| 2.2.3 转型后的平台 |
| 第三章 我国P2P网贷平台退出的民事责任类型分析 |
| 3.1 契约责任 |
| 3.1.1 债务清偿责任 |
| 3.1.2 担保责任 |
| 3.1.3 缔约过失责任 |
| 3.2 侵权责任 |
| 3.2.1 侵犯客户资产收益权的侵权责任 |
| 3.2.2 侵害客户个人信息权的侵权责任 |
| 3.2.3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
| 3.3 保护责任 |
| 3.3.1 协助借款人还款的保护责任 |
| 3.3.2 协助出借人追索债务的保护责任 |
| 3.3.3 删除客户个人信息的保护责任 |
| 第四章 退出P2P网贷平台民事责任承担的配套制度展望 |
| 4.1 健全平台退出机制 |
| 4.1.1 明确继受服务主体 |
| 4.1.2 缴纳运营保证金 |
| 4.1.3 完善清偿规则 |
| 4.2 构建投资者保护的组织与基金保障 |
| 4.2.1 投资者权益保护协会的作用与建立 |
| 4.2.2 投资者权益保护基金的功能与设立 |
| 4.3 设计第三方纠纷解决机制 |
| 4.3.1 设立权威调解中心 |
| 4.3.2 构建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从比特币看经济理论中的计算问题——基于计算主义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同意的计算” |
| 二、计算的两层含义:计算I与计算II |
| 三、“拜占庭将军问题”中的共识计算I |
| 四、比特币的社会共识计算II |
| 五、结论与展望 |
（7）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他山之石:何谓“轻罪制度” |
| 第一节 域外轻罪制度概述 |
| 一、大陆法系国家轻罪制度概述 |
| 二、大陆法系国家典型的轻罪与违警罪 |
| (一)侵犯人身的轻罪和违警罪 |
| (二)侵犯财产的轻罪和违警罪 |
| (三)违反社会公共管理秩序的轻罪和违警罪 |
| 三、英美法系国家轻罪制度概述 |
| 四、英美法系国家的典型轻罪 |
| (一)英国 |
| (二)美国 |
| 第二节 域外轻罪处遇机制 |
| 一、大陆法系国家典型轻刑制度 |
| (一)德国罚金制度 |
| (二)俄罗斯部分轻罪刑罚制度 |
| 二、大陆法系国家典型轻罪处理制度 |
| (一)法国轻刑制度 |
| (二)日本资格限制制度 |
| 三、英美法系国家典型轻罪处理制度 |
| (一)英国保护观察制度 |
| (二)美国社区矫正制度 |
| 第三节 域外轻罪处理程序 |
| 一、法国轻罪处理程序 |
| 二、美国轻罪处理程序 |
| 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的必要前提 |
| 第一节 “轻轻重重”刑事政策与轻罪制度 |
| 一、“轻轻重重”刑事政策概述 |
| 二、“轻轻重重”刑事政策对轻罪制度的前提性作用 |
| (一)“轻者更轻”观念与非犯罪化 |
| (二)“轻者更轻”观念与罪刑结构平衡 |
| 第二节 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的政策基础 |
|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概述 |
|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轻轻重重”刑事政策比较 |
|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的前提性作用 |
|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严密刑事法网 |
|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罚宽缓化 |
| 第三节 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的现实基础 |
| 一、犯罪形势变化与轻罪制度建构 |
| (一)新型犯罪表现突出 |
| (二)轻罪案件数量上升 |
| (三)犯罪形势变化对刑法运行的影响 |
| 二、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与轻罪制度建构 |
| 第四节 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的历史基础 |
| 一、“世重世轻”刑事政策 |
| 二、犯罪分类的雏形 |
| 三、轻刑制度 |
| 四、轻刑执行制度 |
| 第五节 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的制度基础 |
|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概述 |
|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 |
| 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横向比较 |
| 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的观念基础 |
| 第一节 刑法功能的再认识 |
| 一、刑法机能与刑法功能 |
| 二、刑法功能转变的动力 |
| 三、刑法功能变化与犯罪圈划定 |
| 第二节 轻罪罪犯的再认识 |
| 一、犯罪结构变化与罪犯 |
| 二、对于轻罪罪犯认识的转变 |
| 第三节 轻刑的再认识 |
| 一、刑罚功能的转变与刑罚现代化 |
| 二、轻刑价值的重塑 |
| 三、轻刑的朝向 |
| 第四节 轻罪诉讼模式的再认识 |
| 一、刑事诉讼合作模式的正当性分析 |
| 二、合作模式下参与沟通的各方 |
| 三、合作模式与我国轻罪诉讼制度改革 |
| 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轻罪范围的本土化界定 |
| 第一节 我国轻罪范围划定原则 |
| 一、轻罪范围的探讨 |
| (一)广义的轻罪范围 |
| (二)狭义的轻罪范围 |
| 二、轻罪范围的划分应坚持罪刑法定原则 |
| 三、轻罪范围的划分应坚持比例原则 |
| 四、轻罪范围的划分应坚持经济原则 |
| 第二节 我国轻罪范围划定标准 |
| 一、轻罪与重罪的界分基础 |
| 二、轻罪与重罪的划分标准 |
| 三、我国语境下轻罪范围的探讨 |
| (一)我国语境下确定轻罪界定标准的困难 |
| (二)我国轻罪范围界定的拟定刑模式 |
| 第三节 我国轻罪范围划定界限 |
| 一、轻罪重罪具体划分界限概说 |
| 二、轻罪范围划分的具体界限 |
| 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轻罪处理制度的实体建构 |
| 第一节 轻刑与轻刑配置 |
| 一、关于轻刑配置的一般分析 |
| 二、轻罪刑罚配置原则 |
| (一)相对均衡原则 |
| (二)成本——效益原则 |
| 第二节 轻罪刑罚配置检讨 |
| 一、短期自由刑配置仍处于核心地位 |
| 二、罚金刑作用不够理想 |
| 三、缓刑适用不够科学 |
| 四、影响刑罚配置因素的司法观察 |
| (一)关于轻刑配置的实践观察 |
| (二)实践观察结果的分析 |
| 第三节 完善轻罪刑罚配置的进路分析 |
| 一、提升罚金刑配置效能 |
| 二、提升缓刑配置精准度 |
| 三、提升资格刑配置规范度 |
| 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轻罪处理制度的程序机制配套 |
| 第一节 我国现行轻罪处理机制反思 |
|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价值被缩减 |
| 二、刑罚执行附随效果问题被忽视 |
| 三、责任叠加问题没有得到重视 |
| 第二节 处罚令程序建构 |
| 一、处罚令制度比较 |
| (一)德国处罚令制度 |
| (二)意大利处罚令制度 |
| (三)日本刑事诉讼简易命令程序 |
| (四)俄罗斯刑事诉讼特别程序 |
| (五)韩国简易命令和即决审判程序 |
| 二、处罚令制度的修正与借鉴 |
| (一)处罚令制度的启发 |
| (二)我国处罚令程序的制度设计 |
| 第三节 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建构 |
| 一、前科消灭制度考察 |
| 二、我国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建构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三、我国轻罪前科消灭的制度选择 |
| 第四节 轻罪责任体系完善的环境犯罪视域管窥 |
| 一、环境犯罪视域的选择理由 |
| 二、环境犯罪视域下轻罪责任体系现状及反思 |
| (一)环境犯罪视域下轻罪责任体系构成 |
| (二)环境犯罪视域下轻罪责任体系检讨 |
| 三、环境犯罪视域下轻罪责任体系的完善 |
| (一)协调责任体系内部关系 |
| (二)完善犯罪治理为核心的轻罪责任体系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8）行政行为两分法的困境和出路——“一般行政处分”概念的引入和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一、行政行为的两分法 |
| （一）行政行为的核心地位和两分法 |
| （二）英美法系与行政行为的两分法 |
| （三）大陆法系与行政行为的两分法 |
| 二、行政行为两分法在中国的演进 |
| （一）作为基石的行政行为及其两分法 |
| （二）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 |
| （三）行政规定与行政决定 |
| 三、行政行为两分法的困境 |
| （一）无法摆脱的困境：客观存在的中间状态 |
| （二）困境出路的初探 |
| 1．把“具体行政行为”改为“行政行为”。 |
| 2．以“行政规定与行政决定”代替“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 |
| 3．从“相对人”到“相关人”。 |
| 4．以“利害关系”代替“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
| 5．从“行政行为类型化”到“合法权益说”。 |
| 四、“一般行政处分”概念的启示 |
| （一）一般行政处分概念的产生 |
| （二）一般行政处分概念的意义 |
| 1．推动行政处分突破了“相对人特定”的束缚。 |
| 2．明确了“对物行政行为”的法律属性。 |
| （三）一般行政处分概念的兴衰 |
| 五、“一般行政处分”概念的引入和重构 |
| （一）我国长期忽视一般行政处分概念的原因 |
| （二）引入一般行政处分概念的法律意义 |
| （三）引入一般行政处分概念的可行性 |
| （四）从“一般行政处分”到“一般行政决定” |
| 1．修正行政规定与行政决定的两分标准 |
| 2．一般行政决定概念的类型化适用 |
| (1）对人的一般行政决定 |
| (2）有关物的公法性质的一般行政决定 |
| (3）有关使用规则的一般行政决定 |
| （五）一般行政决定概念的法制化路径 |
| 六、结语 |
（9）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缘起 |
| 第二节 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选题研究的内容、意义与方法 |
| 第四节 理论框架:文学伦理学批评 |
| 第一章 惊悚小说的总体伦理取向 |
| 第一节 贵族伦理秩序与中产阶级的焦虑 |
| 第二节 性别伦理和职业精英伦理叙事 |
| 第三节 小说伦理取向与和谐社会构建 |
| 第二章 贵族阶级财产引发的伦理取向 |
| 第一节 贵族财产的伦理叙事 |
| 第二节 贵族阶级的私有财产伦理观 |
| 第三节 贵族财产层面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
| 第三章 惊悚小说的性别伦理取向 |
| 第一节 贵族家庭成员的性别伦理观 |
| 第二节 男性人物的性别伦理取向 |
| 第三节 性别伦理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
| 第四章 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 |
| 第一节 法律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 |
| 第二节 医学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 |
| 第三节 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反思 |
| 第五章 作品形式与伦理取向的关系 |
| 第一节 伦理叙事的形式美学创新 |
| 第二节 政治伦理美学价值的生成 |
| 第三节 艺术创新与伦理取向的形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致谢 |
（10）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评述 |
| 1.2.1 金融结构理论 |
| 1.2.2 金融监管理论 |
| 1.2.3 金融结构与金融监管关系研究 |
| 1.2.4 耦合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
| 1.2.5 现有文献的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耦合的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金融结构演化 |
| 2.1.2 金融监管优化 |
| 2.2 相关理论分析 |
| 2.2.1 演化经济学理论 |
| 2.2.2 最优化理论 |
| 2.2.3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
| 2.2.4 自组织理论 |
| 2.3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的动因 |
| 2.3.1 促进经济发展 |
| 2.3.2 防范金融风险 |
| 2.3.3 金融结构演化决定金融监管优化 |
| 2.3.4 金融监管优化主动适应金融结构演化 |
| 2.4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关系的判定 |
| 2.5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系统的自组织特征 |
| 2.5.1 动态开放性 |
| 2.5.2 远离平衡态 |
| 2.5.3 非线性效应 |
| 2.5.4 系统涨落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现象及机理 |
| 3.1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的表现形式 |
| 3.1.1 结构耦合形式 |
| 3.1.2 功能耦合形式 |
| 3.1.3 时空耦合形式 |
| 3.2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的一般规律 |
| 3.2.1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的“互动共生” |
| 3.2.2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的“集散” |
| 3.2.3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的“协同” |
| 3.3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要素 |
| 3.3.1 耦合主体要素 |
| 3.3.2 耦合资源要素 |
| 3.3.3 耦合环境要素 |
| 3.4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的演化模型 |
| 3.4.1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子系统自催化 |
| 3.4.2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子系统交叉催化 |
| 3.4.3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系统超循环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历史变迁与现状 |
| 4.1 中国金融结构演化的发展历程 |
| 4.1.1 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金融结构 |
| 4.1.2 1927-1948年中国金融结构 |
| 4.1.3 1949-1978年中国的金融结构 |
| 4.1.4 1979年以来中国的金融结构 |
| 4.1.5 中国金融结构演化的评价 |
| 4.2 中国金融监管优化的发展历程 |
| 4.2.1 金融监管制度萌芽阶段(1905年-1948年) |
| 4.2.2 高度计划经济下的金融管理阶段(1948年-1984年) |
| 4.2.3 分业监管模式的探索阶段(1984年-1992年) |
| 4.2.4 分业监管模式的建立阶段(1992年-2003年) |
| 4.2.5 分业监管模式的完善阶段(2003年-2017年) |
| 4.2.6 分业监管模式的改革阶段(2017年至今) |
| 4.2.7 中国金融监管优化的评价 |
| 4.3 中国金融结构的现状特征分析 |
| 4.3.1 中国金融机构结构 |
| 4.3.2 中国金融市场结构 |
| 4.3.3 中国金融工具结构 |
| 4.4 中国金融监管现状特征分析 |
| 4.4.1 中央银行的监管 |
| 4.4.2 中国银保监会和中国证监会的监管 |
| 4.4.3 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 |
| 4.5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过程中存在问题 |
| 4.5.1 金融市场化水平偏低 |
| 4.5.2 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偏高 |
| 4.5.3 路径依赖问题明显 |
| 4.5.4 社会信用水平尚显不足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度分析 |
| 5.1 金融结构演化的指标的构建与测度 |
| 5.1.1 金融结构的界定 |
| 5.1.2 金融相关比率(FIR) |
| 5.1.3 中国金融相关比率的测度 |
| 5.1.4 中国金融结构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1.5 中国金融结构演化评价指标体系实证分析 |
| 5.2 中国金融监管优化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度 |
| 5.2.1 宏观审慎监管的量化研究 |
| 5.2.2 中国金融监管优化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2.3 中国金融监管优化指标体系实证分析 |
| 5.3 耦合度的定义与标准 |
| 5.3.1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的耦合度定义 |
| 5.3.2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的耦合标准 |
| 5.4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度模型的构建 |
| 5.4.1 灰色关联分析法 |
| 5.4.2 基于灰色关联度的耦合模型 |
| 5.4.3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度计算方法 |
| 5.5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的实证分析 |
| 5.5.1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度测算及分析 |
| 5.5.2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度结果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适应性分析 |
| 6.1 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理论 |
| 6.1.1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
| 6.1.2 制度变迁理论 |
| 6.1.3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 |
| 6.2 金融结构演化约束条件下金融监管优化的适应性分析 |
| 6.2.1 适应性分析模型设定的基本思路 |
| 6.2.2 金融结构演化约束下的金融监管优化适应性分析动态模型 |
| 6.3 适应性分析动态模型的模拟过程及结果分析 |
| 6.3.1 脉冲响应方程 |
| 6.3.2 参数的极大似然估计(MLE) |
| 6.3.3 适应性分析动态模型的结果分析及相关意见建议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的政策建议 |
| 7.1 发挥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主体协同效应 |
| 7.2 有效整合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资源 |
| 7.3 持续优化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环境 |
| 7.4 加强国际监管合作,发挥耦合示范作用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全文总结 |
| 8.2 创新点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图索引目录 |
| 附录B 表索引目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英国:管理引入两分法（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D]. 王彩霞. 吉林大学, 2021(01)
- [2]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D]. 闫博. 吉林大学, 2021(01)
- [3]承接外包对中国技能工资差距影响的理论分析和计量检验[D]. 刘廷宇. 吉林大学, 2021(01)
- [4]西方政府绩效理念的价值转变探究[D]. 王宇琦.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5]我国P2P网贷平台退出的民事责任研究[D]. 韦长喜. 兰州大学, 2021(12)
- [6]从比特币看经济理论中的计算问题——基于计算主义的思考[J]. 谢志刚. 经济学动态, 2020(12)
- [7]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研究[D]. 杨迪. 吉林大学, 2020(03)
- [8]行政行为两分法的困境和出路——“一般行政处分”概念的引入和重构[J]. 胡建淼,胡茂杰.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06)
- [9]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D]. 胡贝克.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10]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研究[D]. 何震. 新疆大学,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