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战时期日军侵略广西情报资料辑录及考评——以《末次情报资料》为范围（论文文献综述）
刘燕[1]（2019）在《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活动中的报刊功能转变 ——基于“末次资料”中文部分的内容考察》文中研究说明秉持着“没有情报,就没有胜利”的认知,日本在准备与实施侵华战争时期,为了能够深入掌握信息,曾成立多个情报机构,末次研究所确是其中之一,其负责人是末次政太郎。自1912年起,末次研究所开始在华的情报收集工作,1940年,因末次政太郎病逝,该机构的资料收集工作也截然而止,但其在华期间收集整理的大量剪报资料（“末次资料”）却被保留下来。“末次资料”选题丰富,选材范围极广,来源涉及这一时期的多种中文、日文、英文报刊,内容涉及1912-1940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对于我们进行国情教育以及历史研究将大有裨益,极具史料研究价值。日本对华侵略的意图由来已久,情报收集工作更是根深蒂固。“末次资料”跨度时间长,随着战事的推进和战争局面的不断变化,日本对华情报计划也在应势而变。与其他服务于日本政坛和军部而专门用于情报获取的机构不同,末次政太郎的初始身份是一名在华记者,而在末次资料被关注到之前,我们甚至没有听说过此情报机构的存在。也正因此,笔者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1.末次研究所在成立之初便是为日本军部提供情报资料的吗?2.面对中日两国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转变,其资料的编辑与整理在前后呈现出怎样不同的特点?反映出“资料”本身怎样的作用变化?3.“末次资料”是一份大型剪报资料合辑,同样也可以被视作一种特殊的报刊,它在前后呈现的不同作用分别体现出报刊的什么功能?4.报刊作为当时社会主流的传播媒介,其功能的转变印证了什么?又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为解答上述几个问题,本文主要以“末次资料”中文部分为蓝本,结合中日战争史及中日关系史等相关史料,梳理“末次资料”在前中后期剪报呈现上的不同,并以此为根据,辅以日本政局的变化以及末次政太郎生平相关经历,分析该情报资料前中后期的作用变化及该过程中体现的报刊功能转变。第一章,笔者概括性地介绍日本极具地位的情报文化及其形成的原因,并对中日战争期间在华活动的情报机构进行简单地梳理,对本文主要研究对象“末次资料”的渊源和它所具有的研究价值进行简要描述;第二、三、四章为本文的主体部分,分别从三个时期对“末次资料”进行梳理归纳,第二章通过对资料选题内容、选材来源、编辑方式、文本呈现等方面的分析,结合当时内忧外患的环境及末次政太郎作为记者的身份背景,有效反映了军阀统治时期“末次资料”的主要用途及这一时期所体现出的功能;第三、四章则同样从资料本身出发,结合中日战争进展的实时形势及末次政太郎从记者到“政客”的身份转变,分析“末次资料”分别作为情报载体、宣传工具在末次研究所情报活动中后期所体现的功能变化;结语部分主要立足于“末次资料”的功能转变,概述日本情报机构对中国情报工作的不断深入。从用作信息整合和新闻来源的“资料”转变成与政治军事相勾连,作用于情报的“资料”,末次研究所不断深化对华情报工作,信息获取意图愈发明显,日本幻想通过打响情报战来影响战争的用心昭然若揭。由于技术发展的局限,报刊是当时主流的传播媒介,反观当下,由报纸、杂志等纸媒主导的情报战已经发展成为以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战,由此引发出的信息安全问题更加复杂,同时也愈发重要,侵略势力的目光必将不再止于军事行动上的胜利,深入了解、探索和分析大众传播媒介在不同时期的功能转变也是极有必要的。
张光润[2]（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俞凡,谢小建[3]（2017）在《“皇国”的迷思:近代日本在华记者的情报活动——以末次政太郎及其《末次研究资料》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认为在近代日本侵华的整体战略中,新闻记者以其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在情报工作领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末次政太郎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于1913-1940年间在华活动,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末次研究资料",但长期以来,由于学界对此人生平近乎一无所知,使得这批珍贵的"资料"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文章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梳理,基本还原了末次政太郎其人的生平,并尝试对"资料"进行了初步的解读,同时力图以此人为代表,探究近代日本在华记者走上间谍道路的原因。
李敏[4]（2016）在《有关蒙古自治运动的报道与评论 ——以末次资料为中心》文中指出1933年7月,德王在百灵庙发起蒙古自治运动。消息传出,举国哗然,世界也为之侧目。国内媒体始终关注着蒙古自治运动,一方面随着自治运动的进程,通过报社及时向社会发布了大量的消息,说明事情的原委；另一方面围绕着蒙古自治运动、蒙古民族的现状、民族政策、日本“满蒙政策”等重大问题,发表了大量的社论与评论文章,反映民众的立场,影响政府的决策。在运动爆发之初,各大报纸就表明了民众的反对立场,并向政府和内蒙方面进言,认为内蒙古实行自治对国家和地方来说都没有益处。僵持阶段,各大报纸又分别就处理蒙古民族问题、蒙古自治运动问题和改变以往的对蒙政策等方面向政府建言献策。到了最终解决的时期,各大报纸又纷纷劝解国民政府与内蒙方面,尤其是内蒙方面,缓解其因自治办法而对中央产生的不满。中国报纸因政治立场不同,其报道与评论难免带有主观和片面的色彩,但总体而言目标是一致的,即为了国家的利益,充满了爱国的情怀,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内忧外患中正在凝聚的中华民族意识。英文报纸也对此予以关注,由于没有国家因素的影响,也不受任何约束,因此发表的消息大都以客观的新闻报道为主,几乎没有围绕蒙古自治运动展开的评论,在史料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张祥干[5]（2016）在《清末民初湖北黄陂范氏父子宦学历程考论》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传统绅士,黄陂范轼、范熙壬父子经历清末民初的剧变,他们的案例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近代中国知识群体在社会变革中的主动调整与客观变化,以及个体与国家的互动关系。从家族史、家族学术渊源看,范氏家族属于绅士阶层。在清末的社会危机和生存压力下,范氏父子努力实现思想和心理的调适。他们一生主要的政治活动,展现出他们在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取向。1898年,他们参加新晋举人掀起的集体抗议外国侵略的政治活动,不仅表明绅士群体的政治参与意识增强,而且参与政治的环境大为松动。不论是革新派、新晋的举人,还是保守派,在山东孔庙圣像遭到德国士兵毁坏一事上共同表现出激烈行为,说明列强入侵刺激了绅士阶层集体的文化保护情绪。新政改革之后,传统绅士的参政路径发生变化。范轼在江西参与创办法政学堂,负责江西咨议局议员选举抚州议员复选准备工作。范熙壬的政治经历轨迹清晰地体现了传统绅士参政路径的巨变。进入民国,范熙壬主要以议员身份,以国会为平台参与政治。他在第一届国会中的政治活动和对国会制度、民主共和的态度,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政治文化的转型,即国会制度、国会议员曾短暂被寄予厚望,又很快沦为政治实力派的工具,最终被抛弃,党治主义逐渐取代民主共和。国会制度结束后,范熙壬参与组织国会非常会议,以在京名流身份回武汉参加交涉“汉口惨案”,这些都是资深国会议员竭力发挥国会政治余热和延续自身政治生命的努力。范氏父子的学术研究和思想变迁,显示出国家社会变革对个体学术、思想的影响。随着国家边疆危机的加深,晚清学术界十分重视边疆史地研究,范轼的史学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边疆史地上。范熙壬早年的史学习作侧重史学考证,若干文章体现出经世思想。留学日本以后,他创办《新译界》,宣传宪政和现代法治思想,并努力调和《春秋》经学思想与民主共和之间的关系。经世致用是父子学术研究的共同特点。范轼不同时期的文章,反映出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变革思想。从政治思想上看,范熙壬自清末新政以后迅速深度地“现代化”,启蒙意识、宪政观念、国会制度、民主共和、社会主义等思想和制度体系都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但在文化认同和归属上,他们身上仍然保持着传统绅士的救世思想和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此外,范熙壬深受家庭浓厚佛教风气影响,作为佛教居士,他积极参加并支持清末民国的佛教复兴运动。他以入世的态度出入佛教,在近代有佛教情怀的知识分子中具有代表性。范氏父子一生的政治历程曲折,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在历史剧变中,从传统绅士向现代国家政治人才和知识阶层转型,其间经历了思想的苦闷、坚守和与时俱进。清末国家持续的危机,士大夫身上的文化优越感和政治责任感促使绅士阶层参政兴起。民国政治鼎革之际,绅士-知识阶层政治参与权扩大,在国家政治建构中成为中坚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范氏父子的政治、思想历程在清末民初具有代表性,是国家社会转型中的一个缩影。
张旭杨[6]（2016）在《广西抗战损失研究 ——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文中指出全面抗战爆发后,桂省人民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本文以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结合统计学、计量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及区域理论等交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选取“广西抗战损失研究——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为论题对广西四大城市抗战损失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尝试性探析和回答。全文共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在系统地梳理20世纪30年代至今中国（包括广西）抗战损失史研究状况的基础上作了简评,进而指出本文的选题缘由和意义及所运用之理论和方法,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抗战损失”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部分回顾战前和战时广西四大城市的社会经济成就,主要分为农业、工商业、手工业、交通事业四大部分进行论述,并进一步探析日军入侵与四大城市战前战时社会经济中心转移的关系。第三部分揭露日军入侵四大城市时的罪行,主要通过日军在四大城市的政治统治和七大暴行来反映,并阐述了个人对于日军在四大城市统治、暴行和掠夺的基本认识。第四部分包含三章,意在理清整个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其中第三章梳理桂南沦陷期间四大城市中沦陷的南宁一地的损失,第四章理清广西第二次沦陷期间四大城市的人口和财产损失,第五章在第三、四章的基础上指出战时和战后广西省政府抗战损失调查的缺陷,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最终总结了整个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损失总概况。第五部分评析了四大城市的抗战损失。即在考量四大城市抗战损失的程度、特点、原因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四大城市抗战损失对四大城市乃至广西带来的巨大影响。
刘杰[7]（2015）在《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债作为一种新的财政收入形式为中国近代政府所长期使用。晚清政府以“息借商款”形式为财政筹募资金开创了中国近代政府发行公债的滥觞。此后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更是多次以公债作为调节财政收支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近代政府公债的运行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支撑。由于近代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特别是完备的金融债券市场的发展相对迟滞,政府大多数时候摒弃“公募法”,采取间接募集法由金融机构特别是华资银行业来负责公债的发行、承募及偿还。以近代金融史长时段演变轨迹来管窥近代公债的发行历程,银行业与公债演进构成了复杂多样的关系。近代政府公债无论是对于政府财政本身功能的拓展还是对银行的经营与制度变迁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是“公债”本身所呈现的问题,“就债论债”居多且多以政府层面和财政角度出发去阐释,对于“公债与金融”这一主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因此,本文更加关注于近代公债“观念”——“行为实践”——“制度变迁”的演进轨迹,力图通过“经营公债”的视角窥视近代银行业在公债发行、整理、政策调整之中的具体行为以及引起的制度变迁。具体则是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分析,从银行业视角,来进一步观察公债政策乃至制度的建立与调适的过程。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角度继而审视近代银政关系以及近代国家信用构建的历史镜像。从“公债”知识传播与观念源流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公债及其制度内涵自清末西学传播热潮之中传入中国。“公债”知识经历了古今词义转换与中外对接历史过程。公债知识在中国的引介、传播对晚清政商界人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近代公债与金融演变轨迹上看,外债与外资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均早于内债与华资银行。在这一独特背景下,清末政府举借外债进一步刺激了外资银行在华的发展。随着晚清政府公债的实践与新式华资银行的成立,早期华资银行正式启动了对政府公债的经营。近代华资银行业经营公债的具体实践受到了国家公债政策、银政制度安排以及近代证券交易市场发展等环境因素的影响。随着国家公债制度以及金融环境的改善,华资银行业在民国时期政府公债承销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债对银行业的影响可以从其对银行业的发展作用角度进行考察。实证分析证明公债对近代银行业资力以及盈利有着直接的影响,但对银行数量的变动并不构成直接影响。在具体经营过程之中,华资银行在政治、市场与行业利益之上与政府展开了复合型博弈。同时经营公债对其本身业务制度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与近代商业性质银行相对应的是,近代中央银行的建立、发展与政府公债亦存在密切的关联。公债成为了国家创立中央银行重要的原始资本来源。中央银行亦获得政府授权经理公债、公开买卖公债以及参与对公债的保管等具体事务。受限于近代中国特殊的金融发展环境,从效应上看,近代中央银行以公债调控金融市场的具体实效较为有限。公债风险是近代华资银行经营公债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计量实证进一步表明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面临着市场与政治的双重风险。银行业对公债经营的风险应对主要是从投资的选择以及内控制度的构建着手。为合理规避公债风险,银行业在调整自身经营、对政府债务政策发声、谋求信用保障之余,其自身亦进行了多层组织搭建与制度设计。近代华资银行业在经营公债之中还积极参与了政府三次公债整理。其中银行公会是公债整理的重要力量,银行公会积极协助银行业与政府进行交涉、同时联络商人团体共同参与公债整理并谋划公债基金的稳固,在公债整理之中发挥着联动作用。从制度变迁角度看,近代华资银行在经营公债过程中直接促进了近代公债法制建设以及国家公债基金制度的建立与演进。银行与政府协商博弈建立了新的公债管理组织,在制度创新上集中体现在银政“债权共同体”的构建。从债权信用角度上看,银行经营公债与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存在紧密关系,对推进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的构建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国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自始终在于对信用秩序的追求。而在其具体经营公债过程之中推进了中国近代国家信用的构建与金融制度的变迁。
毛章清[8]（2013）在《新闻史研究视野下的“末次资料”》文中研究指明末次研究所是近代日本设置在北京的一个情报机构,为日本侵华提供情报服务。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简称"末次资料"）,就是末次研究所于1912年至1940年所收集的中文、英文和日文报纸的剪报资料汇编。由于时间跨度长、选材范围广,"末次资料"具有数量庞大、主题明确、内容丰富,以及选题连贯严谨、观点兼收并蓄的特点,是我国孤本珍贵文献。在新闻史研究的视野下,"末次资料"具有"以报证史"和"以报求理"的双重文献价值。
张士伟[9]（2010）在《近代中法高等教育交流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中法高等教育交流有三种渠道:第一种是法国天主教会组织的高等教育交流,主要以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以天津工商学院和上海震旦大学为依托,以法国近代科学为内容,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校园文化、发展规划、管理机构乃至管理理念、规章制度诸多方面直接引进法国的教育模式。第二种渠道是中国的民间人士、教育界精英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等组织的高等教育交流。他们在法国耳濡目染其教育成就,产生将法国高等教育引入中国的理念,并付诸实践,从组织赴法华工教育开始,历经俭学会、勤工俭学运动,直至建立私立中法大学。第三种是中法两国政府组织的高等教育交流。它既包括中国政府选派的留法生教育,也包括两国政府在中国境内和法国境内合作建立的一些高等院校,如里昂中法大学、巴黎大学中国学院、上海中法工学院等。天主教会、两国政府和民间人士为促进中法高等教育交流而互相援助和促进。1927年,蔡元培以法国的教育管理制度为参照,主持实施了大学区制和大学院制。近代中法高等教育交流在管理体制上、资金投入上、教育模式上都有独特之处。研究中法高等教育交流的历史轨迹,总结中国近代教育家汲取法国先进教育、改变传统教育、建立现代高等教育体制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分析法国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走向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探讨中法高等教育合作的最佳模式,必将为当今中国与外国进行高等教育交流提供一个吸纳与扬弃的参考样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为中外高等教育交流提供可资借鉴和利用的资源。
王红军[10]（2010）在《清末民初思想界的黄远生 ——新闻撰述生涯及生平史实之考辨与补正附：《黄远生年谱》》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黄远生是清末民初一位着名的新闻记者,是通讯文体的奠基人。对于黄远生及其思想,学者们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并出版了不少值得借鉴的成果。然而,上述研究所依赖的材料主要是《远生遗着》,要重建基本史实,还有待发掘黄远生在当时报刊上发表的论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依据笔者搜集的散见于清末民初报刊杂志上的材料,包括黄远生发表的通信在内,辅以其他材料,主要采用实证的方法,对黄远生在清末民初三次学生风潮中的不同态度及原因、与马相伯和李盛铎的交往以及新闻撰述活动进行梳理,尤其关注其新闻撰述生涯,考察他“不偏不倚”思想的产生及实践。重新发掘的新的史料,主要通过笔者重新编写的“黄远生年谱”加以呈现。全文共分八章。第一章为导论,总结前人对黄远生研究的成就,指出有待挖掘的材料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第二章,讨论黄远生在清末民初浔溪公学第二次学生风潮、留日学生取缔风潮和京师大学堂预科生风潮发生时所持的不同态度及其变化的原因,从中展示蔡元培、杜亚泉、马相伯和李盛铎与黄远生之间的亦师亦友的关系。第三章,探讨他何时加入《时报》,在该报发表的通信和反响以及离开《时报》的情况。第四章,探讨他在何种情况下担任《申报》的驻京通信员,在该报发表的通信和反响、通信员业务的中止以及结束的情况。第五章,主要讨论他参与创办《少年中国》周刊的情况、在该刊发表的文章和反响。第六章,主要分析他担任《庸言》报撰述后却很少为该刊撰稿的原因,也涉及他接任主编后对该刊的革新、在该刊发表的文章以及停刊原因。第七章主要探讨他与《亚细亚日报》的关系,起初只是该报的读者和投稿人,后来担任其“评论撰述”,并曾担任该报辩护人的情况。而该报也非常关注他的言论和活动。最终因在变更国体问题上存在分歧,黄远生终止与其合作。第八章,综述黄远生的经历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分析清末民初政治力量结构对其新闻撰述职业及命运的制约。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在清末民初,政治势力的结构是多元的,清政府、袁世凯群体、东南立宪群体、梁启超群体、孙黄革命群体、包括租界在内的外国在华势力等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的国内政治力量版图。不能说这一情况绝对有利于新闻撰述,但它的确提供了可资借助的条件,这是出现报刊史上繁荣时期的政治背景,也是黄远生从事新闻撰述并取得成就的重要条件。到了1915年,国内形成了复辟帝制和反对复辟帝制“两大阵营”,黄远生“不偏不倚”的思想和实践走入困境。
二、抗战时期日军侵略广西情报资料辑录及考评——以《末次情报资料》为范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抗战时期日军侵略广西情报资料辑录及考评——以《末次情报资料》为范围（论文提纲范文）
（1）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活动中的报刊功能转变 ——基于“末次资料”中文部分的内容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关于日本情报文化及在华情报工作的研究 |
| (二) 关于“末次资料”的研究 |
| (三) 关于报刊功能的研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日本情报文化与《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 |
| 第一节 情报与日本 |
| 一、日本的情报文化 |
| 二、末次研究所与战时日本情报机构 |
| 第二节 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概况 |
| 一、《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的历史渊源 |
| 二、《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内容概况 |
| 三、《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史料价值 |
| 第二章 作为新闻来源的“末次资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信息获取功能 |
| 第一节 内忧外患的中国 |
| 一、军阀混战的社会 |
| 二、笼罩在平稳面具下的中日关系 |
| 第二节 身为记者的末次政太郎 |
| 一、早年及来华经历 |
| 二、末次政太郎的记者实践 |
| 第三节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末次资料”特点分析 |
| 一、内容特点:事无巨细、涉猎极广 |
| 二、编辑特点:缺乏规范性 |
| 第四节 “末次资料”的信息获取功能 |
| 一、对于政治形势的信息获取 |
| 二、对于经济状况的信息获取 |
| 三、对于突发事件的信息获取 |
| 四、对于社会生活的信息获取 |
| 第三章 作为情报载体的“末次资料”: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决策服务功能 |
| 第一节 国内外形势的转变 |
| 一、民族矛盾的激化 |
| 二、国共关系的变化 |
| 三、中共两党对日政策的变化 |
| 第二节 末次政太郎身份的转变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末次资料”特点分析 |
| 一、内容特点:由“广”到“精”、由“局面”到“事件” |
| 二、编辑特点:逐步规范、严谨细致 |
| 第四节 “末次资料”的决策服务功能 |
| 一、政局发展与扶持汪伪的决定 |
| 二、国共战局与日“政治诱降”国民党的决定 |
| 三、内政经济与日本加快侵华步伐 |
| 第四章 作为宣传工具的“末次资料”:战争转折时期的宣传引领功能 |
| 第一节 走向转折的中日战局 |
|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
| 二、日本国内的现实情况 |
| 三、日本对华政策 |
| 第二节 最后三年的“末次资料”特点分析 |
| 一、内容特点:数量骤减、范围缩小 |
| 二、编辑特点:专业规范、主观选材 |
| 第三节 “末次资料”的宣传引领功能 |
| 一、对中日战况的认知引领 |
| 二、对日本在华行动的合理性宣传 |
| 三、对实现侵华战争必胜信念的引领 |
| 第五章 总结与思考 |
| 第一节 “末次资料”的功能转变 |
| 第二节 反思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2）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3）“皇国”的迷思:近代日本在华记者的情报活动——以末次政太郎及其《末次研究资料》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末次政太郎的早年生活 |
| 二、初到北京的末次政太郎及早期的“末次资料” |
| 1. 从形式上来看, 自1925年底开始, “资料”开始变得逐渐正规, 这首先表现在手写批注上。 |
| 2. 对比同期其他日本记者波多野乾一及横田实的剪报记录, 我们不难发现, 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 这些剪报都无法与“资料”相比。 |
| 三、从“九一八”到“七七”的末次政太郎 |
| 四、“七七”后的末次政太郎 |
| 1. 如果说数量上的问题还是延续了“资料”一贯做法的话, [76]那么报纸来源的问题便颇堪玩味。 |
| 2.“资料”中中日文剪报悬殊的比例, 似乎说明末次当时最关注的并非中国的情况, 而是日本国内对中日关系问题的舆论倾向。 |
| 五、结论 |
（4）有关蒙古自治运动的报道与评论 ——以末次资料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前人研究 |
| (三) 资料概况 |
| (四) 创新之处 |
| (五) 两个特别说明的问题 |
| 一、中文报纸的报道与评论 |
| (一) 对自治运动的反应和初期的报道 |
| (二) 中期的报道与评论 |
| (三) 后期的报道与评论 |
| 二、英文报纸的报道 |
| (一) 对自治运动的反应和初期的报道 |
| (二) 中期的报道 |
| (三) 后期的报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清末民初湖北黄陂范氏父子宦学历程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家族史、家学渊源和范轼早期的宦学生涯 |
| 第一节 黄陂范氏家族史 |
| 第二节 家族学术渊源 |
| 第三节 范轼早期的宦学之路 |
| 一、自我形象和身份的建构 |
| 二、下层士人的现实身份 |
| 三、范轼科举的挫折与学幕生涯 |
| 第二章 清末范氏父子的政治参与 |
| 第一节 戊戌变法中的范氏父子 |
| 一、戊戌前后范氏父子的科举事业、国家之危机与知识群体的政治参与 |
| 二、“百日维新”中的政治参与：司员士民上书议政的昙花一现 |
| 第二节 清末新政和立宪中的范熙壬 |
| 一、清末留日热潮中的范熙壬 |
| 二、清末立宪改革中范熙壬的参与 |
| 三、参加地方自治运动和社会团体活动 |
| 第三章 民国初期范熙壬在国会政治中的参与 |
| 第一节 政党竞争和看结果不看过程的议员选举 |
| 第二节 范熙壬在国会制度中的作为 |
| 一、议定《议院法》 |
| 二、议院参政中采取国家主义的原则 |
| 第三节 第一届国会断续中的坚守 |
| 一、宪法期成会：维持第一届国会和宪法的努力 |
| 二、第一届国会的恢复和再次中断 |
| 三、第一届国会的再次恢复和曹锟贿选 |
| 第四节 癸亥政变中的反应和留京反曹锟贿选的中坚人物 |
| 一、癸亥政变的连锁反应 |
| 二、在京津运作反对贿选的中坚人物 |
| 第四章 国会政治结束后范熙壬的政治动向 |
| 第一节 临时执政政府时期挽救国会、维持法统的最后努力 |
| 一、政变之初南北对于法统和国会的态度 |
| 二、拒贿选议员与国会非常会议 |
| 三、国会一时成为重大问题 |
| 四、善后会议的举行和国会非常会议的消亡 |
| 第二节 范熙壬和汉口惨案的处理 |
| 一、“汉口惨案”和萧耀南的高压措施 |
| 二、范熙壬、李书城等七代表回汉交涉 |
| 第五章 范氏父子的学术研究 |
| 第一节 范轼的史地学研究 |
| 一、范轼的史地研究 |
| 二、范轼对湖北地方史地文化的研究和记录 |
| 第二节 范熙壬的学术研究 |
| 一、早年的史学习作 |
| 二、对中国翻译史的研究 |
| 三、范熙壬的经学思想 |
| 第六章 范轼、范熙壬的思想转型 |
| 第一节 范轼的思想转型 |
| 一、《德国兵制中国能否仿行说》：师古而又效西的军事改革方案 |
| 二、《民教相安策》：如何处理西教东传引起的一系列问题 |
| 三、《科场变法议》：科举改革 |
| 四、《论变通泰西上下议院制》：政治改革 |
| 五、《外洋各国报馆有益政事学术论》：以报馆弥补政治的颓敝 |
| 六、《西国赛珍会有益民生国计说》：对博览会的认知 |
| 七、《振兴商务论》：“以商还商”的经济思想 |
| 八、《交邻必先自强说》——以自强为基础的外交思想 |
| 第二节 范熙壬思想的转变 |
| 一、范熙壬在清末的改良思想和教育经历 |
| 二、留日期间形成的精英启蒙思想和宪政思想 |
| 三、民国后的思想动向 |
| 第七章 范熙壬思想转型中的佛教情怀 |
| 第一节 家庭、社会中的佛教氛围和范熙壬佛教情缘 |
| 第二节 佛教复兴与范熙壬的救世情结 |
| 一、范熙壬的听经读经感受 |
| 二、以佛救世的思想和社会活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广西抗战损失研究 ——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中国抗战损失调查与研究史略 |
| (一) 20世纪30-40年代的抗战损失调查与研究 |
| (二) 20世纪50-80年代初的抗战损失研究 |
| (三) 改革开放至今海峡两岸的抗战损失研究 |
| 二、广西抗战损失调查与研究的回顾 |
| 三、改革开放后三十余年间中国及广西抗战损失调查与研究简评 |
| (一) 中国抗战损失研究简评 |
| (二) 广西抗战损失研究简评 |
| 四、选题缘由与本文旨趣 |
| (一) 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 研究方法与原则 |
| 五、研究范围和概念界定 |
| (一) “抗战损失”概念的界定 |
| (二) 时间、地域范围的界定 |
| 第一章 战前、战时四大城市的社会经济 |
| 一、四大城市战前和战时的经济建设成就 |
| (一) 农业 |
| (二) 工商业 |
| (三) 手工业 |
| (四) 交通业 |
| 二、日军入侵与四大城市社会经济中心转移的关系 |
| 第二章 日军在四大城市统治的暴行与掠夺 |
| 一、战时日军在四大城市的政治统治 |
| (一) 伪暴力机构 |
| (二) 伪行政机构——维持会 |
| (三) 日伪及汉奸们的日常“事务” |
| (四) 日伪组织在沦陷区的统治策略 |
| (五) 日伪组织统治造成的危害 |
| 二、日军在四大城市的暴行 |
| (一) 轰炸 |
| (二) 焚烧 |
| (三) 屠杀 |
| (四) 经济抢掠 |
| (五) 性侵犯 |
| (六) 文物古迹的毁灭 |
| (七) 强征劳工 |
| 三、对战时日军在四大城市的统治、暴行与掠夺的基本认识 |
| 第三章 日军第一次入侵四大城市的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 |
| 一、日军第一次入侵四大城市及广西的背景和战争概况 |
| 二、日军第一次入侵四大城市造成的损失 |
| (一) 人口损失 |
| (二) 财产损失 |
| 第四章 日军第二次入侵期间四大城市的人口与财产损失 |
| 一、日军第二次入侵的背景、经过及后果 |
| 二、第二次沦陷期间四大城市的人口损失 |
| 三、第二次沦陷期间四大城市的财产损失 |
| (一) 人民财产损失 |
| (二) 机关团体损失 |
| (三) 公务员役财产损失 |
| (四) 交通事业损失 |
| (五) 工厂、公用事业及矿业损失 |
| (六) 合作社损失 |
| 第五章 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总损失 |
| 一、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人口总损失 |
| (一) 两次沦陷期间四大城市的人口总损失 |
| (二) 空袭造成的人口损失 |
| (三) 士兵伤亡损失 |
| 二、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财产损失 |
| (一) 空袭造成的财产损失 |
| (二) 海关口岸的损失 |
| 第六章 四大城市抗战损失评析 |
| 一、四大城市抗战损失的程度 |
| 二、四大城市抗战损失的特点 |
| 三、四大城市损失的原因 |
| 四、四大城市损失的历史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抗战时期四大城市人口与财产损失增补表 |
| 二、抗战时期四大城市阵亡将士英名录 |
| 读研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评述 |
| 三、本文思路、研究方法及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近代公债知识的引介、传播与华资银行早期公债经营 |
| 一、“公债”新知的引介与传播 |
| (一) 近代以前“公债”涵义及其存在形态 |
| (二) 清末西学中“公债”概念的输入与对接 |
| 二、清末民国政商界对公债与金融关系的认知与实践 |
| (一) 早期洋务派倡导“国际金融市场举债观” |
| (二) 盛宣怀等谋划建立国内公债经理机构 |
| (三) 民国时期新式银行家公债经营理念 |
| 三、晚清国内公债的肇始与华资银行早期公债经营 |
| (一) 晚清政府外债与外资银行业在华的发展 |
| (二) 清末民初华资银行的建立与公债经营的初步展开 |
| 第二章 近代银行业经营政府公债的实践 |
| 一、近代银行经营政府公债的环境 |
| (一) 国家公债制度安排以及政策环境 |
| (二) 近代公债市场的发展及交易网络的构建 |
| 二、民国前期政府公债发行及银行业承购(1912-1937) |
| (一) 北京政府公债发行与银行业承购 |
| (二) 南京国民政府公债发行与银行业承购 |
| 三、近代华资银行业经营公债对国家财政、金融的影响 |
| (一) 扩大了国家财政募债方式及其募债范围 |
| (二) 促进近代国家财政信用的构建与演进 |
| (三) 推进华商证券市场发展及其制度演进 |
| 第三章 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的效应与业务制度的扩展 |
| 一、近代政府公债与银行业发展效应的计量实证分析 |
| (一) 近代华资银行业数量与资力概况 |
| (二) 基于公债与银行关系的回归分析及历史解释 |
| 二、政治、市场与行业利益复合型博弈：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的效应分析 |
| (一) 丰富银行业务范围与扩大获利渠道 |
| (二) 行业利益与政治的互动与博弈：以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公债运行为中心 |
| 三、经营公债与近代银行业务制度的扩展 |
| (一) 公债与近代银行发钞、领券制度 |
| (二) 公债与近代商业银行抵押放款制度 |
| (三) 公债与近代商业银行储蓄、公债贴现制度 |
| 第四章 近代中央银行与政府公债经营及其影响 |
| 一、近代中央银行的建立与政府公债的关系 |
| 二、近代中央银行与政府公债的经营 |
| (一) 中央银行获得授权经理政府公债 |
| (二) 中央银行参与买卖政府公债 |
| (三) 中央银行参与公债的保管、调换以及还本付息 |
| 三、近代中央银行经营公债的影响分析 |
| 第五章 近代银行业对公债风险的规避与内控制度初步构建 |
| 一、近代银行业对经营公债风险的认识 |
| (一) 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风险的计量分析 |
| (二) 对公债风险认识与研究的不断深入 |
| 二、近代银行业对经营公债风险的规避 |
| (一) 调整投资方向,分散公债风险 |
| (二) 反对借新债还旧债,协商公债承销 |
| (三) 谋求政府信用承诺与保证,筹划公债基金的建立及稳固 |
| 三、多层组织网络的搭建与风险控制制度设计 |
| (一) 银行同业协同经营公债,组织规避风险的联合 |
| (二) 搭建银政共管公债基金管理制度 |
| 第六章 近代银行业与政府公债整理及制度演进 |
| 一、近代政府三次公债整理与银行业的互动 |
| (一) 近代华资银行业与北京政府公债整理 |
| (二) 银行业与南京国民政府两次公债整理 |
| 二、近代银行业同业组织与政府公债整理：以上海银行公会为中心 |
| (一) 积极谋划、参与三次公债整理 |
| (二) 多方谋求整理公债基金稳固 |
| (三) 搭建各界与行业公债整理互信渠道 |
| 三、经营公债与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制度的演进 |
| (一) 银行业与近代政府公债法制建设 |
| (二) 银行业与近代政府公债基金管理制度的演进 |
| (三) 近代国家与民间债权共同体的构建 |
| 结语 |
| 一、近代政府公债与银行业变迁的历史性审视 |
| 二、国家信用、债信秩序与制度变迁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新闻史研究视野下的“末次资料”（论文提纲范文）
| 一、何谓“末次资料” |
| 二、新闻史研究视野下的“末次资料” |
（9）近代中法高等教育交流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1 选题原因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原因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近代中法高等教育交流界说 |
| 1.2.1 高等教育 |
| 1.2.2 教育交流 |
| 1.2.3 时间和地域的界定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中法教育交流的整体研究 |
| 1.3.2 专题研究 |
| 1.4 论文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1章 法国天主教在华高等教育交流 |
| 1.1 法国天主教在华办学概况 |
| 1.1.1 天主教在华学校和师生的数量 |
| 1.1.2 天主教教会学校的地理分布 |
| 1.1.3 法国在华建立高等院校的努力 |
| 1.2 中华的曙光——震旦大学 |
| 1.2.1 第一震旦——太阳升起 |
| 1.2.2 第二震旦——如日中天 |
| 1.2.3 政府接收——薪火相传 |
| 1.3 天津工商学院 |
| 1.3.1 师资队伍的国际化 |
| 1.3.2 院系调整和学科课程的现代化 |
| 1.3.3 丰富的教学设备与教学方法的多样性 |
| 1.3.4 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育管理 |
| 1.3.5 在教会大学史中的特点和作用 |
| 1.4 对法国天主教在华两所大学的比较 |
| 第2章 中法民间高等教育交流——从勤工俭学到中法大学 |
| 2.1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
| 2.1.1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序曲——华工教育 |
| 2.1.2 出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高潮的原因 |
| 2.1.3 最后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命运 |
| 2.1.4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留学方面的突破 |
| 2.1.5 勤工俭学运动与职业教育 |
| 2.1.6 与研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同仁的商榷 |
| 2.2 中法大学 |
| 2.2.1 学术之意义——中法学术教育交流的典范 |
| 2.2.2 组织之意义——学校构成及沿革 |
| 2.2.3 学制之意义——大学区制在中法大学的施行 |
| 第3章 中法政府组织的高等教育交流 |
| 3.1 留法教育 |
| 3.1.1 晚清留法学生及管理 |
| 3.1.2 民国留法学生及管理 |
| 3.2 里昂中法大学 |
| 3.2.1 里昂中法大学的建立 |
| 3.2.2 里昂中法大学的自费生 |
| 3.2.3 里昂中法大学学生的遣返问题 |
| 3.2.4 里昂中法大学与庚子赔款 |
| 3.2.5 留法勤工俭学生与里昂中法大学的关系 |
| 3.2.6 里昂中法大学的消亡 |
| 3.3 中比大学 |
| 3.3.1 中比大学的建立 |
| 3.3.2 中比大学的特点 |
| 3.3.3 中比大学学生争庚款的斗争 |
| 第4章 巴黎大学中国学院 |
| 4.1 巴黎大学中国学院的筹建 |
| 4.2 巴黎大学中国学院的师生和课程 |
| 4.3 在欧美各国普遍筹建中国学院的计划 |
| 4.3.1 叶恭绰与中国学院 |
| 4.3.2 班乐卫与中国学院 |
| 4.3.3 韩汝甲与中国学院 |
| 4.4 社会主义中国的孔子学院走向全世界 |
| 第5章 法国教育管理体制在华试验 |
| 5.1 大学区制和大学院制的理论来源和法国学制的特点 |
| 5.2 蔡元培对大学区制和大学院制的设想 |
| 5.3 大学区制和大学院制的实施背景 |
| 5.3.1 大学区制和大学院制实行的社会思想基础 |
| 5.3.2 教育腐败 |
| 5.3.3 军事甫定，教务停顿，经费困难 |
| 5.3.4 教育独立思潮 |
| 5.4 大学区制和大学院制的实施经过 |
| 5.4.1 大学院剖析 |
| 5.4.2 大学区剖析——以北平大学区为例 |
| 5.5 大学区制和大学院制的废止及失败 |
| 5.5.1 大学区所辖面积太大，大学太多 |
| 5.5.2 经费紧张，顾此失彼 |
| 5.5.3 变通不周，组织不善 |
| 5.5.4 基础不稳，变革太快 |
| 5.6 大学区制和大学院制的成果 |
| 5.6.1 设立研究机构 |
| 5.6.2 废止春秋祀孔典礼 |
| 5.6.3 筹措款项，恢复课业 |
| 5.6.4 召集全国教育会议、取缔及改良私塾、实行义务教育 |
| 5.7 大学区制和大学院制的启示 |
| 第6章 近代中法高等教育交流的特点 |
| 6.1 中法高等教育交流的动因分析 |
| 6.2 中法高等教育交流的基本特点 |
| 6.2.1 宗教、政府和民间力量齐头并进 |
| 6.2.2 在管理体制上，基本上采取中法平等管理的模式 |
| 6.2.3 在资金投入上，前期中法合资，中方经费困难；后期依靠庚款 |
| 6.2.4 在教育模式上，以法国为样板 |
| 6.3 中法高等教育交流的缺陷及教训 |
| 6.4 中法高等教育交流的积极作用 |
| 6.4.1 促进了中法文化的交流 |
| 6.4.2 弥补了我国教育投入的不足 |
| 6.4.3 刺激了我国教育的创新 |
| 6.4.4 引进了一些新专业和新学科 |
| 6.4.5 培养了具有先进教育理念的师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所发和即将发表的论文 |
（10）清末民初思想界的黄远生 ——新闻撰述生涯及生平史实之考辨与补正附：《黄远生年谱》（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以往研究的得失 |
| 四、继续研究的空间、材料及预期思路 |
| 第二章 师友与同道 |
| 第一节 在清末民初三次学生风潮中的成长 |
| 一、浔溪公学风潮:积极参与的弄潮儿 |
| 二、留日学生取缔风潮:内心的远离 |
| 三、京师大学堂预科生风潮:旁观者 |
| 第二节 与马相伯的几次谋面 |
| 一、震旦学院的"师生" |
| 二、宪政活动中的同道 |
| 第三节 与李盛铎的交往 |
| 一、开始交往的时间 |
| 二、加入远东通信社 |
| 三、从事宪政活动 |
| 四、黄远生身后 |
| 第三章 驻京通信员(一) |
| 一、《时报》的创办实际是康梁的"一步棋" |
| 二、进入《时报》 |
| 三、在《时报》上发表的文章及其反响 |
| 四、离开《时报》 |
| 第四章 驻京通信员(二) |
| 一、加入《申报》 |
| 二、在《申报》上发表的通信及其反响 |
| 三、通信员业务的中止 |
| 四、通信余响 |
| 第五章 "总统府之都察院"——《少年中国》周刊 |
| 一、创办背景、原因和动机 |
| 二、创办人、经费来源、创刊前的设计和发行方式 |
| 三、在《少年中国》周刊上发表的文章 |
| 四、出版后的反响 |
| 五、停刊 |
| 第六章 《庸言》报的撰述与主编 |
| 一、挂名的撰述人 |
| 二、新主编 |
| 三、停刊 |
| 第七章 与《亚细亚日报》的恩怨 |
| 一、从读者到撰述人 |
| 二、辩护者 |
| 三、《亚细亚日报》对其言行的回应 |
| 四、分道扬镳 |
| 五、遇刺后的报道 |
| 第八章 结语 |
| 一、清末民初思想界的黄远生 |
| 二、政治力量结构制约着新闻撰述 |
| 三、"中间人"——一个幻象 |
| 附录一:《黄远生年谱》 |
| 例言 |
| 谱前 |
| 1885年 (光绪十一年乙酉) 1岁 |
| 1886年 (光绪十二年丙戌) 2岁 |
| 1900年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16岁 |
| 1901年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17岁 |
| 1902年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18岁 |
| 1903年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19岁 |
| 1904年 (光绪三十年甲辰) 20岁 |
| 1905年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21岁 |
| 1906年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22岁 |
| 1907年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23岁 |
| 1908年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24岁 |
| 1909年 (宣统元年己酉) 25岁 |
| 1910年 (宣统二年庚戌) 26岁 |
| 1911年 (宣统三年辛亥) 27岁 |
| 1912年 (民国元年壬子) 28岁 |
| 1913年 (民国二年癸丑) 29岁 |
| 1914年 (民国三年甲寅) 30岁 |
| 1915年 (民国四年乙卯) 31岁 |
| 谱后 |
| 附录二:《远生遗着》未收篇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抗战时期日军侵略广西情报资料辑录及考评——以《末次情报资料》为范围（论文参考文献）
- [1]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活动中的报刊功能转变 ——基于“末次资料”中文部分的内容考察[D]. 刘燕. 安徽大学, 2019(07)
- [2]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3]“皇国”的迷思:近代日本在华记者的情报活动——以末次政太郎及其《末次研究资料》为中心的考察[J]. 俞凡,谢小建.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7(06)
- [4]有关蒙古自治运动的报道与评论 ——以末次资料为中心[D]. 李敏. 内蒙古大学, 2016(02)
- [5]清末民初湖北黄陂范氏父子宦学历程考论[D]. 张祥干. 华中师范大学, 2016(12)
- [6]广西抗战损失研究 ——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D]. 张旭杨. 广西师范大学, 2016(05)
- [7]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D]. 刘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7)
- [8]新闻史研究视野下的“末次资料”[J]. 毛章清. 新闻春秋, 2013(02)
- [9]近代中法高等教育交流史研究[D]. 张士伟. 河北大学, 2010(07)
- [10]清末民初思想界的黄远生 ——新闻撰述生涯及生平史实之考辨与补正附：《黄远生年谱》[D]. 王红军. 复旦大学, 2010(12)